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专题】抗战初期主流左翼谈肃托
托派在香港工运中的阴谋活动
（春江 《中国工人月刊》1940年 创刊号）
录入者按：本文我是一个字都不敢评价的。本人并不是很懂托派史，不敢乱讲。我只敢说，似乎是CCP没有从香港的民族资产阶级那里得到足够的让步，才让托派有在香港活动的空间的，毕竟工人们也不会轻易做出罢工的判断。反殖民斗争下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我没想明白，也不敢乱讲。
在香港，托派在工人组织中积极进行着破坏活动：主要的目的是离间工人团结，挑拨劳资关系，破坏日益开展着的工人抗日运动。为了进行有系统的破坏，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中国托派的总机关上海临委，特地派了组织员王振到香港，专门负责破坏工运的工作。在同年十二月，托派份子先后在弥敦酒店二百十九号、荔园酒家、××工会等的地方，开了几个会，讨论成立“香港总工会”，同原来的工会对抗。同时，在工人队伍中，企图大量的发展他们的组织，这点在他们自己的一个决议上（一九三九、一一、五号的《论目前国内外政治环境的于我们的任务》中，已经讲得很明白，那上面一开头就说：“必须认真的动员同志到工人队伍里面去，准备工人运动与党支部的基础”。在结论上：“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呢”更清楚的写着：“集中力量进行工人运动，组织西南新兴交通工具的工人，在沦陷区与日本工厂内进行我们的工作，准备新党建立的基础，迎接下阶段的斗争”。至于他们发展组织的方法是经常用“左”的一套“理论”和你谈，供给你“新书”看，用吹牛拍马的方法和你拉拢，使你“心悦诚服”的与之接近，然后，一步步的引诱你走上他们的圈套。
现在，请看托洛斯基份子在工人组织中所进行的破坏工作。
托派份子余炳洪、余志雄、金华、谭萍踪、阮英凡、李少芳、黄天白等——他们都是托派港澳的联络员——以“抗日”的面目，混进了××船坞的工人所组织的××社。在一次××社的座谈会上，他们提出“假定香港战事爆发，工人应当怎么？”的问题来讨论，并且表示了他们荒谬的意见：“香港工人不应该立即回国，因为回国后要受到双重的压迫，——即民族资产阶级的和中国共产党的压迫”。同时，托派份子还介绍托洛斯基著的“社会主义能否在一国内完成？”等书籍给工人读。更无耻的是偷窃×社的图章和信封信笺，在外私发文件，破坏××社的名誉。这些破坏活动被群众发觉后，就把他们驱逐了。
托派份子马超凡，用两面派手段，打进香港印刷业工会，还做了“执行委员”。因为有破坏工会的证据，经群众公决把他开除了，马超凡就拉了一些工会委员，开“临时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个“改组工会”的决议；但是因为没有群众所以失败了。以后，马超凡就利用在香港工党党员某某的关系，经过香港政府劳工处的批准，组织了一个“印刷业总工会”，同印刷业工会来对抗，但后来也失败了。
在香港海员中，也发现有托派份子在活动，鼓动失业的海员工人去请愿，提出了许多过左的口号，要求海员工会答复，企图这样破坏海员工会的威信，与引起当局的压迫。更卑鄙的假借八路军代表名义，用钱收买工人，组织“工会”。
为了破坏劳资的合作抗日，他们进行了各种的挑拨。如在冯祥树胶厂的托派份子，煽动女工五百多人起来罢工。
此外，托派份子商隽明打入报贩工会，在工会内进行挑拨，后被群众驱逐。又托派份子何人魂等，在香港、九龙两处，大肆收买小贩，利用小贩买卖名义，进行侦探工作；托派翁佛涵、甘棠等，则在香港橡胶厂工人中，组织所谓“晨钟社”，专事挑拨；并拉拢被汪派之码头工人工会，与汪派“合作”，共同组织“华南反共青年团”。
托派在香港活动阴谋失败后，不惜使用最卑鄙的告密、恐吓等手段。有一次，××社中的托派份子，在座谈会中遭了迎头痛击后，就向当局告密。当时，托派先退席，散会后，有几个社员回家的时候，密探就跟在后面了。还有一次，托派份子江公怀，要求《实报》（已停刊）编辑代写社论，被拒绝后，江就散布：“香港政府说《实报》有赤化嫌疑”来恐吓他。托派在香港工人组织中诸如此类的的阴谋破坏工作，是层出不穷的，但香港工人早就认识了托匪的卑鄙无耻：如在广州发信号，为日寇飞机指示目标；与汉奸汪精卫合作出卖中国，所以托匪在香港工人中的一举一动，工人们不但不会上他的圈套，而且给予坚决的痛击，使其鬼蜮伎俩无所施展。
感谢 马夫蒂·纳比尤·艾林 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