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2010）
《资本论》第三部分
|四| 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的生产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观点的发展路径
我想以马克思到目前为止已经阐述的观点为指导，做一个回顾。我将在对他的论述所做的辩证链条（见上图）的帮助下，完成这一工作。将马克思的观点缩减到这种形式，不可否认是对他思想的丰富性的一种不公平的做法，但是我想，将他的观点做成某种认知性的图表是有帮助的，因为这样你就能够更加容易地把控它。
他从单一的商品这一概念开始，在其中嵌入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性。在交换价值背后隐藏的是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意味着一些人想要或需要这种使用价值）定义的单一的价值的概念。价值内化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二重性，使它们通过价值在价值的相对形式和等价形式的二重性中被表示出来，从而在一种交换活动中结合起来。从这一点开始，一种货币商品作为价值的普遍表现而出现。但是，这掩盖了价值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去生产商品的拜物主义的内在的含义，它被理解为在人与社会之间和与物之间的物质关系。在市场上，人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作为人与人而是作为物品的买者与卖者的关系。这里，正如在自由理论中那样，马克思假设了私有财产权、合法的个人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在这种环境下，货币作为价值的代表，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而且是潜在对立的角色，即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但是，最终只存在一种货币，而且这两种角色之间的对立，看起来被一种新的货币关系所化解，即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这使人们关注的焦点从C-M-C的流通形式，变为M-C-M形式。当然，资本的典型概念并不是作为物被定义的，而是作为能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利润）的价值的循环形式而被定义的，即M-C-M+ΔM。这在假设的纯粹市场交换的等价原则与剩余价值生产中所要求的不等价之间，形成了一个矛盾。这一矛盾由于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存在而再次被化解，因为劳动力可以被购买并被出售到市场，而且随后被用来生产价值，这样就可以生产剩余价值。这样，我们最终就获得了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于阶级关系的重大概念。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一个论点的因果关系的链条。它确实需要逐渐地展开，按照不同层次的复杂性分层。作为论点，它从商品中简单的对立，扩展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如何运行的不同方面的越来越深入的理解。这种辩证的扩展持续贯穿全书，例如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出现，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二重概念。而且这种扩展上升到在整个第一卷主要关注剩余价值的生产的领域，而第二卷基本的关注点是在剩余价值的流通和实现上，即两卷之间的宏观的二分法上。在生产和实现之间的对立（矛盾）支持了第三卷中的危机理论。但是我还会继续对此进行表述。
这一认知图帮助我们预见了马克思是如何有机地“生成”了他的观点，并且是通过什么完成了辩证的跳跃的。但是，请记住，这一图表只是一个构架，围绕这一结构，马克思对一种动态的、进化和矛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添加了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分析。
第七章 劳动过程和它实现价值的过程
现在我们离开“喧嚣的”市场环境，即自由、平等、产权和边沁主义的环境，进入劳动过程内部，即某种标志所说的：“非公莫入。”然而，这章内容在某一方面是特别的。在大多数的篇幅中，马克思的论述是果断的，他只是研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和接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形成的概念范畴。例如，价值不是一个普遍的概念，而是在资产阶级时代出现的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亚里士多德就没有提到这一概念，因为他生活在奴隶社会条件下）。但是，在这一章的前十页或更多的篇幅中，马克思开始了一种讨论，它是一般性的，适用于所有可能的生产方式。“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的形式来加以考察”，他谈道，这样就确认了他在前面的一个立场，那就是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然而，我们不应该以一个熟悉的资产阶级的方式解释这些叙述，这种方式假设在“人类和自然”、文化和自然、自然的和人造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之间存在一个明确的区分，而且在其中，历史被当作是在两种独立的力量即人性和自然之间进行的一种规模庞大的斗争。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内部不存在这种明显的区分。劳动过程是完全自然的同时也是完全人性的。它被辩证地解释为一个“物质变换”的过程，在其中不可能将自然从人类中区分出来。
但是，在劳动过程这一单一的概念中，正如在商品的情况中发生的一样，我们马上识别出了一种二重性。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类在与他们周围世界的关系中，是活跃的主体。所以，
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
这就是我们最明确地面对马克思关于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辩证形成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能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就不能改变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能改变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每件事，我们就不能改变我们自己。这种辩证关系的单一特性，虽然需要一种对自然的“外部化”和对社会的“内部化”，但它永远不会被替代。这种辩证关系，即通过改变世界而永久地改变自我，反之亦然，是理解人类社会演化和自然本身演化的基础。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人类独有的，蚂蚁是这样，海狸也是这样，所有的有机体都是这样。在地球上的生命的全部历史中都盛行着这种辩证的互动。例如，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在他的盖亚假设中提到，现在支撑我们生存的大气并不总是在那里，但是，它是由曾经以甲烷为生并产生氧气的有机体形成的。有机生命的辩证关系和自然世界的演化，一直处于中心地位。
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他在很多地方提出了一种不同的人类“物种”的观点（可能来自康德的人类学和后来费尔巴哈的关于人类形成的理论）。这一观点在《资本论》的论点中处于次要地位，但是正如在这个例子中一样，它偶尔会产生隐蔽的影响。所以，是什么使我们的劳动成为人类的独特行为？“一只蜘蛛，”他写道，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这是一个重要的论述。马克思谈道，我们会有这样一种想法，然后将它变为现实。所以，总是存在一个“理想的”（精神的）时刻，一个乌托邦的时刻，在人类的生产性活动中所需要的时刻。而且，这一时刻还不是随意的：“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活动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马克思需要，同样我们也需要对此给予密切关注，而且
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对于这些重要段落，需要作出一些直观重要的评论。首先，毫无疑问，马克思在这里反对傅立叶关于劳动过程的观点。傅立叶认为，劳动如果不是单纯玩耍，但也应该是喜悦、耐心和性情的投入。马克思认为真实情况从来都不是这样的。要想将人们的想象从根本上变成现实，实现一个有意识的目的，就需要付出大量艰苦的工作并且自律。第二，在这里，马克思同意精神概念对于有意识的和有目的的活动的重要作用，而且这与他提出的一个其他观点相对立，也就是物质环境决定意识，这经常是由于他本人造成的，那也就是我们所认为的，物质环境如何决定我们的生活。这里他明确地说道，让理想（精神）来调整我们做什么的时刻是不存在的。对于建筑师，我想在这里拿建筑师作为一个比喻，比将它作为一个职业更重要，因为他应该有能力对这个世界进行思考，并且将这个世界按照所想象的样子去进行装点。有些分析家认为，马克思或许简单地忘记了他自己在这一部分中的格言，或者他确实得了精神分裂症，因为存在两种马克思主义：一种是这一段的马克思，他允许对观点和精神活动的自由把玩，另一种是决定论的马克思，他实际上认为，我们的意识和同时我们所想的和所做的，由我们的物质环境决定。我认为，两种看法中没有一个观点是合理的。它不同于在《资本论》中的其他地方，在一部著作的一个中心章节中，为了出版的目的而被小心谨慎地修改（而且后来的修改也是对批判的回应）。马克思会采取这样一种立场，它不会与他理解世界的方法在很深程度上是一致的。如果这些段落出现在他的一本笔记中，或者甚至出现在《大纲》中，那将会是一回事。但是，这出现在《资本论》的论点中，说明这是一个处于核心地位的转型的时刻。所以，它值得我们对此进行严肃的阅读和谨慎的解读。
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辩证理解，直接说明了人类的观念不可能没有任何出处。在某种意义上，观念的出现是完全自然的（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看来，这一观点从根本上是奇怪的）。所以，认为观念来自物质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关系，而且一直带有那种起源的烙印的说法是不奇怪的。我们对世界的精神概念，不能与我们的物质经历、我们对世界的核心参与分开，所以，它们是与那些参与活动相关的。但是，存在（与货币和商品的情况同时存在）一种关于内部关系的不可避免的外部化，而且按照同样的方法，货币的世界（特别是当它被假设为象征性的形式），都可以表现为并“确实是”（见拜物教的观点）与商品世界和它们的使用价值是对立的，所以，我们的精神概念被移入了我们将要重塑的物质世界的外部关系中。这样，当想象被自由放飞时，当事实能够而且确实允许我将建造这个而不是那个，以那样一种方式用自然的力量（包括人类的肌肉），去重塑物质要素，去生产一些新的和不同的东西（例如，在飞轮旁的陶工）时，就存在一种辩证的运动。这是在马克思的观点中捕捉到的，对观念和精神概念的一定程度的开放。通过同样的方式，货币体系会失控并引发金融危机，所以，我们的精神概念（我们意识形态的固化）也会失控并且引发危机。实际上，这正是马克思带有其鲁宾逊漂流记的幻想，和它对虚构的、占有的个人主义和充分发挥作用的市场的庆祝，在全世界资产阶级方面所采取的立场。货币体系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在某些时候被迫回到与社会必要劳动的物质世界关系的意义上。所以，如果我们要想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突出的社会和环境问题，那么，资产阶级的世界的概念，这种仍然与我们存在密切的关系概念，必须让位于对精神概念更恰当的整合。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恰当精神概念的斗争（经常“只不过”被作为上层建筑，虽然应该注意到马克思确实明确了，这是一个王国，在其中我们对问题“变得有意识”，并且可以“通过斗争加以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还有什么原因，使马克思这样强烈地进行斗争，去撰写《资本论》这部巨著？在这种情况下，当马克思提出精神的概念、意识、目的性和使命这些观点时，它们与社会演变和自然转变的动力之间是通过劳动发生联系的，所以这并不是超越常规的。相反，这是基本规律。
马克思还谈道，一项工程（如建造一座房屋）需要艰苦的工作才能完成，而且一旦我们已经开始了一项工程，我们常常会变得被它的限制所囚困。如果想要完成它，我们就必须去满足它的需要，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耐心服从于它的目的性的紧张程度。例如，每次我着手写一本书时，我都是从听起来辉煌且令人兴奋的想法开始的，但是在我完成的时候，感觉就像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一样！这里存在一个更加宽泛的含义，即在马克思的批判意识的核心，存在这样一种观点，所有人类对于他们自己的产品和项目，都能非常轻易地陷入被囚困的状况，更不用说他们对世界的错误思想和概念了。这种批判的意识可以像被应用于资本主义一样，被应用于对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古罗马社会的研究中，马克思将会以最强有力的和最令人信服的方式使用这种批判的意识。
关于这些段落，还存在其他一些内容使它们对我来说充满情趣。看来，马克思对于生产过程，不仅附加了创造性的含义，还附加了高贵的含义。我发现他的这个观点非常浪漫。马克思无疑受到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的影响。他的早期作品也受到了浪漫情感和浪漫含义的灌输。而且，在他的后期写作中，当他被这种意识征服时，不难找到浪漫因素的种种表现（甚至异化的概念，从《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到《资本论》中的更具技术性的含义）。但是，在这里他直接说道，凭借想象和带有目的的想法，人类能够以激进的方式改变世界，并且能够意识到他们正在做什么。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也有力量改变他们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考虑我们的目的，变得能够意识到我们如何以及在什么时候干预这个世界，同时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创造性地抓住并持有这种辩证的可能性。所以，在外部化的自然界与我们的关系中，不存在一种中性的转变。我们在“那里之外”所做的事情，对我们在“这里内部”有很大的影响。马克思使我们能够明确地思考辩证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同时对自然意味着什么，在其中我们只是一部分：这就是理解劳动过程的一般的方法。这说明人的天性并不是固有的，而是在不断演变的。
根据我自己对它的理解，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是有争议的。而且存在大量的机会可以对此进行争议。例如，你可以站在傅立叶的立场，或者是马克思主义者，如Tony Negri、John Holloway和Harry Cleaver的立场上，Harry Cleaver的《从政治视角阅读〈资本论〉》一书，对我们之前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研究。但是在这里，你必须凭借对马克思所论述的问题的一定理解来做出妥协，并认识到这就是他的立场，这就是他关于创造性的劳动和变化的世界的潜力的全部究竟是怎样的观点。
所以，劳动过程随后是如何能够作为一个人类存在可能性的一般条件，被赋予它的特性的？马克思区分了三种不同的因素：“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从根本上说，劳动的客体存在于土地、原材料的概念中。但是他很快从这里转移到区分原始的自然和原材料上，那是已经被部分的人类劳动转变、创造和提取的世界的某些方面。在劳动资料中也有一个相似的区分。有些劳动资料可以被直接提供——我们能使用的棍棒、石头，等等。但是，还存在有意识地制造的劳动资料，例如，刀子和斧头。所以，当地球可能是我们“原始的储藏室”和“我们原始的工具房”时，人类长期以来一直根据意识的设计，在成功地转化土地和劳动资料。马克思带有些许赞赏地引用了本·弗兰克林（Ben Franklin）的话，他谈到，“人们”可以被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文集》第五卷，第915页）“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随后，马克思提出了一个片面的观察，对此随后他将给予详细的说明：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文集》第五卷，第286页）
其含义是，我们使用的劳动资料的改变，对我们的社会关系会产生影响，而且反之亦然，随着我们的社会关系的变化，我们的技术也必须要改变。所以，在这里他形成了在技术和社会关系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的观点，而且这一观点在后面的叙述中是重要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就是一种马克思的典型策略，即插入这样一种评论，作为后文即将讨论问题的铺垫。
但是，我们不仅只关注存在争议的工具。物质基础设施条件，也是由人类劳动生产的。虽然并不直接被包含在直接劳动过程中，但它们对于劳动过程的实施来说是必需的。“这类劳动资料中有的已经经过劳动的改造，例如厂房、运河、道路等等”。（《文集》第五卷，第211页）劳动过程不仅依赖于从原始的自然中对材料的提取，也依赖于田野、道路和城市基础设施等人们建设出来的环境（有时将它作为“第二自然”）。
所以，实际的劳动过程本身是怎样的呢？这里，马克思回到一个关于过程和事物之间的关系的思考中。劳动是一个过程：它将某种东西转变成另一种东西。这种转变消灭了一种既已存在的使用价值，并创造了另一种使用价值。更进一步地，“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即运动，“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劳动者纺纱，产品就是纺成品”。过程和事物之间的差别总是存在的。
这就是我经常赞赏的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过程。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要不断地面对过程和事物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生的学习过程最终会通过行为型的事物而被评判，像写论文。但有时这样做是困难的，即如果不能对产生事物的过程进行评价，学生们可能会发现过程是令人惊奇地具有启发性的，并且学到了很多，但是如果他们写的论文很糟糕，那么，他们会得F。他们会说，“但是我从这门课中学到很多！”而我会说，“你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论文，同时说你自己已经学到了一些知识呢？”这个问题是我们所有人经常要面对的。我们在生产事物时会完全搞糟，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
对于马克思来讲，劳动的核心是过程。与资本作为一个流通过程被解释完全一样，劳动作为一种制造的过程而被解释。但这是一个制造使用价值的过程，而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商品的形式，为其他人制造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是否必须被直接使用？不是必须的，因为过去的劳动能够被储存起来用于未来的使用（甚至在原始社会，都经常会保存一些剩余产品，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在我们的世界中，在田野、城市和物质的基础设施中，储存了大量的过去的劳动，而且有些来自很久以前。日常的劳动活动是一回事，而劳动在生产和事物中被储存的方式，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进一步，劳动过程通常同时产生不同的事物。这就是人们所了解的“共同的产品”的问题。喂养牛会生产牛奶、牛肉和牛皮，而喂养羊是为了它们的肉并生产出羊毛，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会提出问题：例如，如何对这些多重联合的产品分别进行估价？其后，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即过去劳动的产品如何与目前的劳动活动相关。这在关于机器的价值问题上，变得尤为重要：“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其含义是
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作自己的躯体加以同化，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使命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而这些新使用价值，新产品或者可以作为生活资料进入个人消费领域，或者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
所以，与活劳动的结合，唤醒了凝结在过去产品中的死劳动的价值。这一点与生产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重要区分相关。生产性消费是过去的劳动，它在一个当前的劳动过程中被消费，以制造全新的使用价值；个人消费是人们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中的消费。
“劳动过程，”马克思在一段总结性的段落中提出，“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请再次注意在马克思的分析中，物质变换的互动的观点是多么重要），“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
在这几页中，马克思所做的是，对劳动过程提供一种不依赖于任何社会形式的，去除了任何特别的社会含义的，一般的、物质的剖析和描述。我可以在其所有的物质细节中，描述一个人正在挖一道沟渠，包括这一活动本身体现在铁锨中的与过去劳动的关系，但是我不能在这一描述中，区分劳动者是一位疯狂的贵族，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锻炼身体，还是一位农民，或是一个奴隶，或是一位工薪劳动者，甚或是一名罪犯。所以，存在一种将劳动过程当作纯粹的物质过程的方法，而实际上人们并不了解任何镶嵌在其中的社会关系，也不会参照在其中的，可以说，是在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产生的意识形态的和精神的概念。仍然存在的是去思考资本主义是如何有差异地使用这些一般的能力和力量的。
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
“我们再回头来谈我们那位未来的资本家吧。我们离开他时，他已经在商品市场上购买了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那就是，生产的手段——“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然而，在劳动力作为商品被买入和卖出中，两个条件附加在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上。第一个是“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那就是说，当我开始与资本家接触时，资本家有权指导我的工作并安排我的任务。现在，如果工作内容对劳动者的生命和四肢来说是有危险的，那么他们可能对这一工作产生争议，即使这样，仍然存在一个普遍的原则，即劳动者将获得货币以维持生存，反过来，资本家也可以指挥劳动者去做这做那。在合同期间，劳动力是一种属于资本家的商品。第二个条件是，在合同期间，无论劳动者生产什么，其产品都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劳动者。即使我是那个制造商品、并将我的具体劳动和价值嵌入其中的人，产品也不属于我。这是对洛克派观点的一个有意思的违背，洛克派的观点是，那些通过将他们的劳动与土地结合以创造出价值的人，对创造出的价值拥有私有产权。总的来说，我想你可以看到，这两个条件，相当于劳动者与附着在劳动和产品上的创造性的潜力的完全分离（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没有使用这个词）。“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作活的酵母”——我们再次遇到了《大纲》中作为一种活动的劳动的“”——“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
然而，这两个条件保证了资本家这样安排生产：
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购买它们，他已在商品市场上预付了宝贵的货币——的价值总和。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
所以，资本家将“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放到一起，以创造出一种新的统一体。这是资本家必须做的，这是资本家的有意识的目标，因为利润的来源依赖于剩余价值，而资本家的角色就是寻求利润。
“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文集》第五卷，第227页）马克思说道，
商品交换的各个规律也丝毫没有违反。等价物换等价物。作为买者，资本家对每一种商品——棉花、纱锭和劳动力——都按其价值支付。然后他做了任何别的商品购买者所做的事情。他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
通过这样做，他就能够生产出比开始购买的时候，具有更高价值的商品，所以，这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整个过程”，马克思总结到，包括“货币转化为资本”，通过这种方法，它“既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又不在流通领域中进行”。材料和劳动力是以它们本身的价值水平从市场上购买的，但是却被投放到工作中，以便在生产过程中，在市场之外所生产的商品中凝结更多的价值。被“履行的”条件是那些在第五章结尾论述的条件：即货币所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取出的价值必须大于他投入的价值”。结果看起来是神奇的，因为不仅是资本看起来能够下金蛋，而且
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对象性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的劲头开始去“劳动”。[这里马克思引用了浮士德]
流通的形式看起来像是这样：
让我们更密切地观察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同步骤。资本家必须去购买生产手段（MP）：原材料、机器、半成品，所有过去劳动的产品（凝结的价值）。资本家必须按照交换的规则，以它们的价值为标准，支付这些商品。如果需要一个纱锭，那么体现在纱锭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决定了其价值。如果某人使用了金制纱锭，这就不是社会必需的。为了保证劳动过程的运转，资本家需要在市场上获得足够的生产手段。对劳动力的采购所能保证的，是通过劳动过程（P），使这些“死的”生产手段复活。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形式，由运动形式转为对象性形式。一小时终了时，纺纱运动就表现为一定量的棉纱，于是一定量的劳动，即一个劳动小时，对象化在棉花中。我们说劳动小时，也就是纺纱工人的生命力在一小时内的耗费，因为在这里，纺纱劳动只有作为劳动力的耗费，而不是作为纺纱这种特殊劳动才具有意义。
换句话说，被并入这种纺纱活动的是抽象劳动，它的价值是以凝结在纱线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式被加入的。结果是
由经验确定的一定的产品量，现在只不过代表一定量的劳动，代表一定量凝固的劳动时间。它们只是一小时、两小时、一天的社会劳动的化身。
更进一步，“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过程的进行中，即在棉花转化为棉纱时，消耗的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但是在一天的结束，如果所有事情都进展顺利，资本家就会神奇地发现，他们自己拥有了剩余价值。“我们的资本家愣住了，”马克思采用浓重讽刺的口吻写道。产品的价值不应该“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预付的价值没有增殖？如果按照等价交换的规律，剩余价值从哪里来？“通向地狱的道路”马克思用同样讽刺的口吻写道，“是由良好的意图铺成的”。
所以，资本家在寻找更加高尚的理由来解释剩余价值。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节欲。资本家节制当前的欲望，并将他们的储蓄用于投资。他们不期待从他们的节欲中获得某些回报吗？这是一个关于在资本主义的产生中，新教伦理作用的长期争论的主题。第二，资本家为人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如果资本家不利用他们的货币进行投资，就不存在就业。可怜的工人们！资本家通过投资他们的货币，而带给他们恩惠。难道资本家不值得对此获得一些回报吗？这是一个十分普通又显而易见，而且相当有说服力的论点——投资不创造工作岗位吗？我过去曾一直与我的母亲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她说，“但是，我们当然需要资本家！”那我就会说，“为什么，为什么？”她就会说，“如果没有资本家，谁会雇用工人？”她不能想象可能还存在其他雇用人们的方式。“资本家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她会说，“而且我们将他们维持在我们身边并且友善地对待他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们不雇用劳动者，世界将会变成一个可怕的地方，看看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什么！”第三个观点是，资本家说他们自己工作很努力。是他们创建了生产过程，负责管理日常事务，投入他们自己的劳动时间，并且承担了所有经营风险。是的，确实有许多资本家在工作，而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工作还很努力，但是当他们工作的时候，他们通常支付给自己双份的报酬，例如，他们会付给自己以他们投资上的回报率为标准的回报，而且他们还会按照经理的工资标准给自己发放报酬。他们会按照首席执行官的标准付给自己报酬，此外，他们还持有股票期权。
马克思将所有这些解释都当作托辞和欺骗的伎俩：
他用一大套冗长无味的空话愚弄了我们。为此他不费一文钱。他把这一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目的雇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他自己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对于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话，虽然并不总是深思熟虑，但对于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他始终是一清二楚的。
资本家可能真的会节俭和节欲，而且他们可能有时也会像他们的工人表达一种慈悲的态度（例如，在经济情况糟糕的时候，他们会不顾一切地试图去维持工人在就业队伍中的工作力量）。马克思的观点是，资本家不可能靠诉诸美德、道德或慈善手段，来维持整个系统的运转，资本家的个人行为，从慈善行为到邪恶贪婪之间的差别，与资本家为了成为资本家而必须做什么无关，也就是说，十分简单的，获得剩余价值。更进一步，他们的角色是确定的，正如马克思将在后面指出的，通过“竞争的强制规律”，促使所有的资本家都做出相似的行为，不管他们是好人或是众所周知的资本家。
随后出现了解释剩余价值问题的全部答案。你支付劳动力价值，回想一下，它是由在一定生活水平下，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商品的价值决定的。劳动者出卖劳动力商品，获得货币，然后获得生存所必需的一系列商品。但是它将占用劳动者每天中的几个小时，去再生产等值的劳动力。所以，“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每天的价值创造，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回想一下，劳动处于C-M-C循环中，而资本处于M-C-M+ΔM的循环中。
维持一个工人24小时的生活只需要半个工作日，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劳动力能制造棉纱或皮靴的有用属性，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劳动必须以有用的形式耗费，才能形成价值。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这就是资本家希望劳动力提供的独特的服务。在这里，他是按照商品交换的各个永恒规律行事的。事实上，劳动力的卖者，和任何别的商品的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
在劳动所获得的价值和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之间，存在一个关键的区别。剩余价值是在一个工作日中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价值，和劳动者从劳动力作为商品出让给资本家所得到的价值，二者之间的差异的结果。简单地说，劳动者被支付给劳动力价值，仅仅如此。资本家随后将它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投入生产，即他们不仅再生产他们自己劳动力的价值，他们还生产剩余价值。劳动力对于资本家的使用价值是，它是一种能够生产价值，同时也能生产使用价值的商品。
当然，还有许多微妙之处需要考虑。例如，我们从前一章看到，劳动力价值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量，而是由于物质需要、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阶级斗争状况和其他所有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所以，瑞典的劳动力价值与泰国的或中国的劳动力价值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是，马克思为了简化分析，在这里他假定劳动力的价值是一个固定的数值。而且在一个既定的社会中的一个既定的时间上，我们可以大致地说出劳动力的价值水平。这保证了马克思能够假设，资本家将支付全部的劳动力价值（虽然他们会在实践中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支付给他们的工人更少的工资），并且还会使用它，而不管全部的价值是多少，通过挤出在劳动所获得的和劳动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异，去生产剩余价值。这一差异是可以获得的，因为资本家控制了（a）劳动者在工厂里做什么和（b）产品。但是，在这一观点内部的背后，还存在另一个马克思还没有明确分析的变量：劳动者在一天中出卖的劳动时间是多长？如果劳动者在六小时中生产出了与他们的劳动力相当的价值，那么，很简单地，资本家只有通过让他们出卖更多的工时才能获得剩余价值。如果工作日是十小时，那么资本家就获得了相当于四个小时的剩余价值。这就保证了资本家在不以任何方式违背交换规律的情况下，获取了剩余价值。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提醒自己关于马克思的议题的二重性。他希望在此展示的是，即使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中，在那里人们完全遵守所有的交换规则，资本家仍然有办法从劳动者身上获取剩余价值。自由的乌托邦最终变得不那么乌托邦了，而是支持劳动者的潜在的反乌托邦了。马克思并不是说，工资水平的决定机制实际上是这样发挥作用的，而是说，这些古典的自由政治经济学（而且这种倾向持续到了我们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在支持资本的过程中被严重地歪曲了。自由、平等、产权和边沁主义的世界只是一种掩饰，一个骗局，是为了保证在不违反交换规律的情况下，从劳动者身上获得剩余价值。
马克思已经开始形成了他的基本理论，即剩余价值来自劳动在劳动力作为商品时所获得的价值，和劳动者在资本的指挥下在劳动过程中所生产的价值之间的差异，这马上提出了一系列的警告。他观察到，例如，“劳动只是在生产使用价值所耗费的时间是社会必要时间的限度内才被计算”，而且这取决于在“正常的条件”下劳动力的作用。这引起了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正常水平？劳动力，更应该具有“正常性质”，这再次给什么是正常水平的问题留出了空间，除非我们认为，这会由于不同专业而有所不同，而且，它意味着拥有“必须具有在该专业占统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劳动也必须
以通常的平均的紧张程度，以社会上通常的强度来耗费。资本家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一点，正如他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不让有一分钟不劳动而白白浪费掉一样。
由于它在后面作为劳动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突然出现，在此，对“一般的强度”问题的非正式引入是重要的，因为“时间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在所有这些过程中，资本家在交换规律下“坚持他们的权利”，（《文集》第五卷，第271页）并充分使用已经购买的商品，也在充分行使处罚那些不与他的期望充分合作的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使劳动不被浪费，也就是
因为浪费了的材料或劳动资料是多耗费的对象化劳动量，不被计算，不加入形成价值的产品中。
我们在这里不仅看到的是已经被描绘出的，包含了资本对劳动过程控制的图景，而且正是通过对这些控制手段的实行，在劳动过程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什么的问题，变得更加清晰明确了。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二重性！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马克思再次区分了资本主义一般形式和资本主义特殊形式的商品生产，它们都利用商品生产去获得剩余价值，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同种类的统一体。
最后，他回到了如何解释在劳动过程中，技能差异的影响这一令人担忧的问题。技能劳动被当作“比重较高的劳动”的简单劳动。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劳动，相应地，“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然而，在脚注中，他指出，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有一部分是基于单纯的错觉，或者至少是基于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他指出，这存在很长的历史，马克思曾经简短地暗示过，但是仍可对此做一些说明。例如，我在我自己的著作《第二帝国巴黎》中发现，对“技能”的定义存在很大的性别特性。任何女人可以做的工作都被认为是非技能的，所以，当妇女开始进入一个行业时，其影响是将此行业的劳动非技能化。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一些手工艺群体对妇女就业的敌意，以及普鲁东对妇女不属于工作场所而应该待在家里的主张。妇女就业的问题随后成为19世纪60年代在第一国际内部产生对立的一个主要来源。然而，这无助于解决如何解释被严格训练过的劳动，需要以高成本加以生产和维持的问题。马克思通过假设“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较高级的劳动总是要化为社会的平均劳动，例如一日较高级的劳动化为x日简单的劳动。因此，假定资本使用的工人是从事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再次绕开了这一棘手的问题。回答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一系列的困难，那就是众所周知的从技能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的问题。但是，我在这里也会把它绕过去，为你留下一个将来要去检验的问号。
关于奴隶和工薪劳动之间关系的长篇幅脚注，值得我们对此做一些评论。当这两种劳动体系相互碰撞并变得具有竞争性时，其产生的影响是特别有害的。在市场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的竞争性鞭挞下，奴隶制会变得更加残忍，同时，相反地，奴隶制也对工资和工作条件施加了强大的负面压力。任何在奴隶主和奴隶之间曾经存在过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能将会被摧毁。当然，奴隶制度的内涵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但是，马克思所意味的价值的生产却不是这样。它需要一种不同的劳动过程。在一个纯粹的奴隶体系中，不存在抽象劳动。这就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不能提出劳动价值论，因为这一理论只在自由劳动的情况下才起作用。记住，对于马克思来讲，价值不是普遍的概念，而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工薪劳动的一个特殊概念。
第八和第九章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率
在随后的两章中，马克思试图去澄清和巩固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对于这一理论，恩格斯在他为《资本论》第二卷所写的导言中提到，“好像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这些章节的内容并不复杂，所以，我会相当简略地带过它们。
马克思首先对他所称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做了区分。不变资本是已经凝结在商品中的过去劳动，它在目前的劳动过程中被用作生产手段。生产手段的价值是既定的，所以问题是，当它被结合进新的劳动过程中时，这一价值发生了什么变化？马克思认为，这一价值被简单地转移到新商品中去了。这一价值由于生产原料、机器等产业的生产率而不同，之所以将这一资本叫做“不变”，并不指它的价值是固定的。马克思想在这里发出的信号是，经过劳动过程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将会被凝结在新商品中。价值会像它经过劳动过程时一样保持不变。
由于特定环境的不同，实际的价值转移过程是复杂的。棉花进入一件衬衣，而且在这个例子中，棉花最终物理地成为衬衣的实体，所以，说棉花的价值被结合进了衬衣才是合理的。但是生产衬衣所使用的能量并没有在衬衣中被终止。而且你当然不喜欢机器中的一小部分在衬衣中被终止。所以，在物质转换和价值流动之间存在一种区分。两种流动过程是不同的，因为棉花是一种物理的、物质的使用价值，而价值是非物质的和社会的（虽然如此，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它也是客观的）。就像机器和其他劳动手段一样，原材料中也包含了一定数量的过去的价值。所有这些积累的过去的价值，被由活劳动重新唤醒的死劳动的形式带入了一个新的生产过程。所以，实际上，劳动者保存了已经凝结在原材料、部分制造的产品、机器和其他物品中的价值，并且通过使用它们（在生产性消费中）做到这一点。马克思将指出大量的事实，即劳动者是无偿为资本家作这些贡献的。
这些过去的价值和它们所凝结的价值不会、也不能创造任何新东西。它们只是简单地被使用和保存。例如，机器不能创造价值。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因为持拜物观点的人通常认为，机器是价值的一个来源。但是在马克思的论述框架中，它们绝对不是价值的来源。所发生的事情是，机器的价值在劳动过程中被转移到商品中去。但是对于机器，存在一个问题，因为一台机器可能会使用二十年，而且你会用它生产大量的衬衣，所以问题是，每件衬衣上的机器的价值是多少？解释从机器到衬衣上的价值的流动状态最简单的方法是，例如，对于一台使用二十年的机器而言，每年机器价值的二十分之一将转移到那一年生产的衬衣上。劳动过程通过将它们转移到将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上，来保留所有的这些价值。这一情况可以发生，请注意，只是因为价值是非物质但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能够对它进行这种社会性的解释。
随后，还存在可变资本，即出让的、用于雇佣的劳动者的价值。它是如何流动的，会产生什么后果？死劳动被活劳动重新唤醒，并被转移到新商品的价值里。这是马克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你可以直接看到它的政治意义。劳动者可以简单地通过拒绝和不变资本一起工作，就能拥有摧毁不变资本（例如，机器）的力量。如果劳动被“收回”（而且“生产性消费”停止），那么，从机器到最终产品的资本的转换就会停止，随后不变资本的价值就会降低或全部损失。显然，这潜在地加强了劳动者的力量，而且劳动者发挥这一作用的程度，取决于他们会从这样的行为中得到的相应回报。总之，如果资本家因为他们给劳动者带来了就业，就认为他们有权力占有剩余价值，那么，为什么劳动者不能认为他们也可以占有剩余价值呢？因为没有他们的努力，所有由资本家持有的不变资本价值将会一文不值。
劳动者还通过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凝结在产品中来增加价值。但是，他们创造的价值包括两个部分。第一，劳动者必须生产足够的价值以抵消他们本身被雇佣的成本。这就是说，当被转换到货币形式时，能够允许一个给定的地点和时间、以一个给定的生活水平，再生产劳动力。劳动者用他们的货币购买他们所想要的、需要的或希望得到的商品，以维持生存。在这种情况下，可变资本从文字上看，是通过劳动者的身体在C-M-C流通过程中的循环，这一循环过程通过个人消费和社会再生产，再生产出活的劳动者。可变资本的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是一种超过一定生活水平下再生产劳动者所要求的价值的生产。这种剩余价值生产并再生产了资本家。实际上，马克思提出了一种剩余价值生产的价值增殖理论。
商品的总价值是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组成的（c+v+s）。如果资本家想获得剩余价值，那么可变部分就需要被控制。毕竟，机器不会去罢工，而且机器也不会以暴躁的方式行事（虽然它们有时会显得喜怒无常）。在劳动过程中，活跃的因素是可变资本。这是活的劳动被应用于生产的“形式之火”。马克思想通过警示工人阶级，他们在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关系中的真正地位，来面对这种蓄意的拜物化。
所以资本循环的整个过程被确定了，而且也提出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定义。“那部分资本”，他以一个总结的形式写道，
转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我把它称为不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不变资本。
相反，转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转化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资本。
这把我们带到第九章，马克思在那里以一种更加结构性的方式，使用了他所刚刚定义的范畴，并检验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他又采用了计算的方法。从表面上看，他在寻找对劳动力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但是，也存在他提出的一些比率的指标，都是有意思的。例如，他考虑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c/v。这一比率是衡量劳动生产率的生产手段的价值，是指能够转移的劳动力的单一价值单位。这一比率越高，劳动越有效率。然后，他考虑了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率，s/v。这一比率衡量对劳动力的剥削率。剩余价值量是可以生产的劳动力的单一的价值单位。这一比率越高，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越严重。最后，是利润率，它是剩余价值和所使用的总价值（不变资本加上可变资本）之间的比率，s/（c+v）。利润率与剥削率不同。后者关注的是，在一定生活标准下，作为再生产他们自己的价值的回报，劳动者为资本家出让了多少额外的劳动。当然，你可以明显地发现，利润率总是低于剥削率。如果你对高剥削率有抱怨的话，那么，资本家就会向你出示他们的账本，来证明他们的利润率是低的。所以，随后你就会对资本家感到抱歉，并忘记高的剥削率！使用的不变资本越多，利润率越低（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一个低水平的利润率可以和一个高水平的剥削率并存。在《资本论》第二卷，这将是一个重要的观点。资本家自己是以利润率为基础进行工作的，而且他们倾向于按照哪里利润率最高就在哪里去分配他们的资本的原则行事。其结果是造成了一种利润率平均化的趋势（由竞争驱动的）。如果我对某地投资形势进行研究，而且我认为我可以在那里获得更高的利润率，我就会把我的资本带到那里。但是，那不必然导致我是从剥削率最大化的角度去做好的决定，而这正是资本家应该感兴趣的关键因素。实际上，这是这个体系的拜物教吸引资本家的地方。即使资本家已经意识到了所有的这些问题，他们对此也无能为力。竞争驱使他们以利润率而不是剥削率为基础做出决定。如果他们到银行去借钱，银行是以利润率为基础做出决定的，而不是剥削率。
当然，不仅剩余价值同直接产生它并由它来表示其价值变化的那部分资本的比率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因此我们将在第三册中详细讨论后一比率。
在第三卷，马克思试图说明，这是驱使资本主义进入利润率下降的周期性危机的机制之一。对这一点我不能比马克思说的更多，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强调的所有问题是，你应该认真注意，存在利润率s/（c+v）和剥削率s/v之间的区别。对于马克思和工人们来讲，剥削率才是真正重要的。更进一步，要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就需要对剥削率进行分析，而不是利润率。所以这是马克思在这一章关注的内容。他谈道，剥削率可以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研究。你可以把它当作剩余劳动（被资本家占有的）和必要劳动（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需要的劳动）之间的关系，当作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关系，或者更正式地说，用于购买劳动力的价值与生产的总价值减去付给劳动力的价值的比率。然而问题是，当所有这些比率都起作用时，在实践中我们却没有办法观察它们。这不像在工作日中，当劳动者已经再生产了v（或者花了必要的时间去生产v）时，钟就响了，这样他们就知道，此后他们就是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了（或将他们的时间免费献给资本家）。劳动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以一个其价值由c+v+s组成的商品为重点。由于肉眼看不到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的不同要素，马克思将继续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你可能不喜欢，那就是，这种分析模式实际上精确地产生了一种更好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它超越了市场的拜物教。资产阶级已经从市场的角度，创造了足够好的科学，但是他们不能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理解这一体系是如何运行的，而且他们所做的事情，也只是想掩盖真相。他们享有既得利益，会对工人说，劳动只是你带到市场上的生产的一个因素，那是你的贡献，为此你将得到一个在当前工资水平下的合理回报。他们不可能承认，劳动在自然的改造中是随象赋形、流动的、富于创造性的，它处于任何生产方式的核心，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人能想象资本家会为他们生产的所有价值而表扬工人，当然也包括支撑资本家利润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以一段有趣的批判结束这一章，他批判了一种典型的对劳动领域的资产阶级的表述。批判从这里开始
1836年的一个早晨，以经济学识和文体优美著称的纳索·威·西尼尔，这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克劳伦的人，从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他在牛津教授政治经济学，现在被召到这里来学习政治经济学。
在浅显而且不是十分有效的《1833年工厂法案》中已经显示，国家机器至少在原则上准备好了为法定劳动工时立法，曼彻斯特的产业家们对于限定工作日时长到“文明的”十小时而来的政治动荡感到不安。在一本详细论述的小册子中，西尼尔认为，工人在前八个小时必须做的是，生产与被消耗的所有生产手段相当的价值（在马克思的表述中，是不变资本）。所以，西尼尔没有这样的概念，即工人可能转移了已经凝结在商品中的价值，并且他持有一种可笑的观点，即工人必须积极地再生产那些价值。后三个小时被用来再生产被雇佣的劳动力的价值（可变资本），而资本家的利润（剩余价值）只是在最后的一个小时才被生产出来。所以，十二小时工作日是资本家获得利润的绝对的基本条件。如果工作日的长度从十二个小时被缩短到十一个小时，那么，所有的利润都将消失，产业也会停止运行。马克思对此的回应是严厉的：“这位教授先生竟把这种东西叫作‘分析’！”他提出。“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是一种庸俗的经济理论，它只是为增进制造商的利益而设计的。
然而，西尼尔采取了一种可笑的方式，确认了马克思自己的理论。对资本家来说，工人的时间是至关重要的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迫切地需要第十二个小时的原因。对工人时间要求的斗争取决于利润的来源，这正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所假定的。这再次证实了马克思将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的关联性。那么，关于临时劳动的社会必要是怎样的呢？资本家不仅必须要控制劳动过程、产品和劳动者的时间，而且还必须努力去控制临时性本身的社会属性。西尼尔认识到了这一基本的事实，而且，马克思也使用他的批判工具和他与工人阶级一致的立场，将西尼尔论点的糟粕变成一个启发性的瞬间。这样，对西尼尔最后一小时的批判，发挥了双重的重要性。一方面，它保证了马克思能够描写这样一位经济学家陷入的深度，他们试图在其中为资本家阶级创建一个辩护性的理论，而另一方面，它巧妙地将马克思置于这样一个地位，即他研究了由西尼尔的迷局所揭示的基本真相：对时间的要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斗争的中心向量。所以，对西尼尔最后一小时观点的审视，为转到下一章做了一个圆满的转变，所有这些内容都有关于资本家的工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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