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2010）
|十一| 原始积累的秘密
《资本论》的第八部分，在语调、内容和方法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开始部分的内容与书中的其他部分的中心假设相反，如在第二章反过来建立的假设，在那里，马克思接受了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原子式的市场交换的理论，在这种市场中，所有商品交换都发生在一个自由制度适当发挥作用的、非强制性的环境中，而自由、平等、产权和边沁规则是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作用的。斯密非常清楚地知道，世界并非真是如此，但是，他将此作为一个便捷的和带有驱动力量的虚构来接受它，并在这种虚构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标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马克思，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将这一点全部揭示出来，就是为了批判其中包含的乌托邦主义。
通过使用这一策略，马克思就能够向我们展示，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中所看到的，我们越接近自由市场活动的政治制度，就会更加明确我们自己面对的两个显著的后果。其中次要的后果是，阻止任何单一力量关注和操纵市场的、分化的、分割的和原子化的结构，将让位于日益集中的资本家势力。竞争通常会产生垄断，而且，竞争越激烈走向集中的速度越快。其主要的后果是，一端是财富大量积聚的产生（特别是在日趋集中的资本家方面），而另一端则是工人阶级日益增长的不幸、困苦和处境恶化的积累。
过去三十年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方案，是以自由的乌托邦主义为基础的，它已经成功地应验了马克思所预测的发展趋势。当然，在具体的地理分布和不同行业层面上，其仍然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在不同境况中已经出现的资本集中程度是令人震惊的，而且人们也存在普遍的共识，即财富的大量积聚只发生在财富分配结构的最顶端，而且虽然世界工人阶级总体处境是停滞或是恶化的，但目前的收入总规模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例如，在美国，处于社会结构顶部百分之一的人口所持有的国民收入和财富的份额，在过去二十年中翻了一番，而处于社会顶部百分之零点一的人口所持有的国民收入和财富的份额，在过去二十年中则翻了三番。首席执行官与其工薪工人中等水平收入的比率，在1970年为30∶1，而仅在过去的短短几年中，平均比率就猛增到350∶1以上。新自由主义在哪里兴风作浪（例如，自1990年前后在墨西哥和印度），哪里就会有若干百万富翁出现在世界福布斯最富有个人名单中。墨西哥人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现在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富翁之一，他之所以能上升到这个位置，就是以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墨西哥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为背景的。
马克思通过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角度去解构他们的观点，获得了这些与直觉相反的结论。但是，他也批判性地借鉴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强大的抽象方法，从而创造性地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动态变化，所以能够揭开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和有关产业后备军生活状况以及其他问题斗争的起源。第一卷的分析可以被理解为是关于“为什么平等地对待不平等其实是最不平等的”的一个复杂和批判性的论述。自由交换和合约解放的意识形态欺骗了我们所有人。这为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的道德优越性和霸权地位提供了基础，并且支持了其合法性和它所提出的人本主义。但是，当人们带着不同的资源禀赋和不同的资产进入这个市场交换的自由和平等的世界时，即使是微小的不平等，在一定时期内，就会被放大并翻番，成为在影响力、财富和权力方面巨大的不平等，更不用说是对阶级地位的重大划分了。马克思对斯密提出的“所有人的福利”源于市场交换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观点进行了毁灭性的颠覆。这可能启发了我们，例如，在以市场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去三十年中，阶级的含义究竟是什么。马克思的要点是对这些作为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的个人解放和自由的观点进行尖锐地批判。在马克思看来，这些观点具有误导性和虚幻性，同时，由于它们具有诱惑力，所以还具有欺骗性。马克思在较早时期已经认识到，劳动者只是在下述双重意义上才是自由的：能够将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任何他们所选择的人，同时，他们必须出卖劳动力以维持生存，因为他们已经从任何以及所有对生产资料的控制中获得了自由并被解放出来！
《资本论》第八部分的内容就是研究工人的这第二种“自由”是如何得到保证的问题。这里，我们被迫面对在资本主义历史起源中出现的偷盗、掠夺、暴力和对权力的滥用，因为这解放了劳动力从而使之成为商品，并替换了早期的生产方式。主导《资本论》前七个部分讨论的假设，带有野蛮的意味。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资本主义基本取决于能够生产出比它自身所具有的价值更多价值的商品，而且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为什么这个自由工人”，马克思早期在《资本论》中就观察到，
在流通领域中同货币占有者相遇，对这个问题货币占有者不感兴趣。他把劳动市场看作是商品市场的一个特殊部门。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货币占有者是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我们则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
原始积累与这种工资劳动的历史起源有关，同时也与资本家阶级手中用于雇佣他们所必需的资产的积累有关。
所以，第八部分研究了劳动力如何成为商品这一核心问题（或者，更普遍地讲，工人阶级是如何形成的）。由洛克和斯密提出的标准的资产阶级版本是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故事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无关紧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
这一标准版本将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描述为是一个渐进的和平和的过程。但是“在真正的历史上”，马克思提出，实际情况却是：
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惟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
情况就是这样，因为
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原始积累的历史“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它“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马克思的解释与斯密和洛克的观点完全不同，这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第一，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以及高利贷资本，它们只是传统的资本形式，还是它们独立于生产资本、产业资本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之外，仍然发挥着十分活跃的作用？马克思在较早时期也曾观察到，“我们将会发现，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也是派生的形式”，“同时会看到，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的出现早于资本的现代基本形式”。其含义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发生在这样一些阶段，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为生产/产业资本的出现率先开辟了道路。所以，这些资本的早期形式在摧毁封建秩序中所起的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二，这是否意味着，一旦资本主义完成了原始积累，一旦史前阶段结束，而且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马克思在这里所描述的暴力过程就变得不再重要，而且对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来讲也就不再是必要的了？这是一个我将返回来讨论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继续研读时，请记住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中，他放弃在较早时候（在第二章中）提出的全部的市场交换规律，认为市场交换不存在互惠主义，也不存在平等交换。是的，货币积累在那里存在，一种市场也在那里存在，但实际的过程却是另外一回事。这一过程是一个整体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控制而进行的暴力剥夺，这种做法开始是非合法的，但最终就像英国立法中的附加部分那样，通过国家干预而成为合法行为。当然，亚当·斯密不想将国家解释为是一个欺骗大众人口的活跃的主体，所以他当然不会讲述一个在原始积累中，国家暴力曾经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故事。如果资本积累的起源有赖于国家机器和国家权力，那么，为什么现在却宣传自由放任政策是提高国家和个人福利水平的一个基本手段呢？所以，斯密和其他大多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样，都倾向于忽略掉国家在原始积累中所起的作用。但是也存在例外。马克思指出，詹姆斯·斯图亚特坚信国家暴力对于无产阶级化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认为这是一种必须采取的邪恶做法。在迈克尔·佩罗曼（Michael Perelman）的著作《资本主义的诞生》中，提供了一个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如何理解最初或原始积累如何进行的精彩解释。
马克思在第八部分主要关注的是，揭开自16世纪以来原始积累的历史，并探讨这些过程是被如何被启动的。当然，他已经认识到，
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
“典型”是否意味着，英国是一个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模板，而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遵循这一模板？马克思随后否定了这一解释，并且说明了，他把英国当作一个典型，虽然它只是一个特殊和领先的例子。我们必须将再次回到那些有争论的问题。我们如何从这些问题与另一个重要的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闭塞的问题存在的相关性来思考它们：是否必须要经历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的彼岸？
第二十七—三十三章 原始积累
第八部分的章节篇幅相对简短，而且是以一个具有清晰含义的顺序来安排的。我将对这部分内容进行简短的思考，并指出其中的一些重要因素。第二十七章的内容是关于对农业人口的征用，同时，还包括同样重要的关于封建卫道士群体的瓦解过程。对土地的占有是对农民进行剥夺的基本手段，但是，解除封建卫道士所拥有的财产，直到货币力量能够开始在封建秩序内部和封建秩序之上发挥作用（例如，通过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在《大纲》中，马克思的意思更加明确。他在那里写道，货币是如何瓦解传统的联合体的，而且，在瓦解传统的联合体的过程中中，货币成为新的联合体。所以，我们从“联合体”被确定为是一个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结构的世界，转变到一个以货币为主导的联合体的世界。随着商品交换的广泛传播，货币作为社会力量，导致了大型土地资产企业、大规模的农牧企业和相似企业（这是在前面关于货币和一般交换的章节中讨论了很多的一个观点）的出现。如果不进行斗争，传统的共同体就不会屈服，至少在开始的阶段，国家力量曾经试图去保护农民经营的由汤普森（E.P.Thompson）后来所称的“道义经济”，从而对抗最初的货币力量。
但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国家力量逐渐开始屈服了。第一，国家依赖于货币力量，从而其相对于货币力量是脆弱的。第二，货币力量能够通过国家立法具有困难的停止的方法，得以形成或被调动起来。在亨利七世时期，就曾通过了试图阻止货币化和无产阶级化进程的法案。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文集》第五卷，第827页）“在16世纪，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使暴力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动”，而且，从那以后，对传统社会秩序的抵抗开始消失。货币力量的非合法性没有起到摧毁性的引领作用，但联合了货币力量的国家却开始积极地支持无产阶级化的过程。马克思提出，这一趋势由于1688年“光荣革命”的爆发得以巩固，即，
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些土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丝毫不遵守法律成规的情况下完成的。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攫取的国有土地和从教会夺来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没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现今英国寡头政治的贵族领地的基础。
在这一基础上，崭新的和更强有力的阶级联合形成了。“新土地贵族又是新银行巨头这一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当时靠保护关税支持的大手工工场主的自然盟友”。（《文集》第五卷，第832页）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由土地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金融资本家和制造业资本家组成的资产阶级的广泛联合。他们迫使国家机器服从于他们共同的意愿。其结果是，“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手段”。（《文集》第五卷，第832页）
所以，在这一阶段出现的对公共财产的全面偷窃，是以大规模地对公地的圈占的运动为先导的。“对公有地的暴力掠夺大都伴有把耕地转化为牧场的现象，它开始于15世纪末，在16世纪还在继续下去”。这种情况偶尔引发了人们抒发对旧秩序消失的留恋情绪的重要的创作。这就是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和格雷（Gray）所创作的挽歌的世界，它悲叹了对人们所认为的“可爱的英格兰（Merrie England）”的摧毁。马克思选择了对下面的事例进行评论，即在苏格兰高地清扫中出现的引人注目的在一轮又一轮的清扫中剥夺了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的情况，并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后期。他着力描写了萨瑟兰公爵夫人的虚伪，她在通过一个准合法的程序将人们从高地的土地上驱赶出去的同时，“为了表示她对美洲共和国的黑奴的同情，在伦敦隆重欢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比彻·斯托夫人”。
作为总结，马克思写道：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
关于所有那些从土地上被驱逐出去的人将会做什么的问题，马克思在第二十八章进行了探讨。他们通常是没有就业机会的，所以至少在国家的眼里，他们会成为流浪者、乞丐、小偷和抢劫犯。国家机器采用至今仍在延续的办法作为回应：将他们治罪并监禁他们，将他们称为流氓，并采用极端暴力的手段对付他们。“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将工人社会化的暴力转变为资本管制的工具在一开始是显而易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马克思在这里似乎是说，一旦无产阶级已经形成，那么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就会发挥作用，而且公开的暴力会在历史背景中消失，因为人们已经被社会化，作为了劳动力商品的承担者并成为工薪劳动者。但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仍然需要“国家权力”来调节工资水平，以防止出现任何种类的工人集体组织（用反工会的立法和一直被称为的“结社法”，来取缔工人联合会或者甚至是工人的集会）。马克思指出，这对于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自由的政治制度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支持。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
资产阶级的合法性被以这种非常特殊的方法来使用，以限制劳动者潜在的集体力量。
第二十九章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民起源的问题。马克思在这里讲述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即，法警是如何变成了分成制佃农，变成了租地农民，随后向地主交付土地（货币）租的。这种货币化和商品化的过程巩固了一场对于土地的“农业革命”，它保证了资本可以一定的方式来支配土地。资本通过土地、自然所进行的循环，与它通过将劳动者的身体作为可变资本所进行的循环采取了完全相同的方式。正如马克思在第三十章中所提的道德，这场农业革命的影响是双刃的。它不仅解放了大量的劳动，而且还解放了原来在土地上被直接消费的生存手段。它将食物的供给商品化。物品和商品市场在不断增长，部分是因为越来越少的人可以单纯靠他们自身的劳动为生。其结果是市场交换行为的增多的和市场规模的日益扩大。同时，资本不仅在印度，也在英国正在摧毁辅助性的手工工艺和家庭户间的交易，其结果是形成了更强大的和更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在马克思看来，英国自16世纪以来国内市场的增长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使我们从第三十一章开始思考产业资本家的起源问题，是它从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银行法西斯（金融资本）和土地资本的手里接替了它们的主导角色。从最开始，这种接替就与殖民主义、奴隶贸易及在非洲和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密切相关。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将越来越多的货币资本变成产业资本，存在很多障碍。“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限制了以工薪劳动为基础的产业发展，但是，“这些限制随着封建家臣的解散，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而消失”。但是，马克思有先见之明地提出，
新的工场手工业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旧城市及其行会制度控制的内陆地区。因此，在英国，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对这些新的工业培养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英国的产业资本主义是在我们现在所称的未开垦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像诺里奇和布里斯托这样的组团城镇是被高度组织的，而且，在政治层面上很难被接管，同时也不易打破其行会的力量。而在农村未开垦的土地上，则不存在任何阻挠你的调控力量——不存在城镇资产阶级，也没有任何行会组织。所以，英国出现的大部分的工业化都发生在原来的村庄，如曼彻斯特（所有加工棉花的乡镇，最初都只是小村庄而已）。利兹和伯明翰也都是从小的交易村庄开始起步的。这与世界其他地方出现的某些产业化的形式是有所不同的，虽然在其他地方也存在资本喜欢转移到它所能够到达的任何未开垦的土地的情况。当日本的汽车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转移到英国时，就回避了英国存在工会组织密度较高的地区，而转移到了为了新兴发展而开放的区域，在那里，公司可以从空白开始，并建立它们想建立的东西（当然是在撒切尔反工会政府的协助下进行的）。在美国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找到国家调控和工会组织薄弱的地区，一直是决定资本主义地理考虑和空间定位动态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殖民体系和奴隶交易的作用也不能被忽视，因为正是借助这些手段，资产阶级不仅回避了而且也颠覆了封建主义的统治力量。这里存在一种强势的观点，将18世纪早期发生在西印度地区的奴隶移植，作为大规模劳动组织运行中的一个先期阶段，这种运行机制后期再次出现于英国的工厂体系中。“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他们用尽所有策略以攫取殖民地人民的财富。“在1769年到1770年间”，例如，“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但是，所有这些方法
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但是，如果不能认识到国家负债和公共信用体系作为货币力量能够开始去控制国家权力手段的重要性，我们就不能理解国家作为一个殖民体系的组织力量和推动者的这种至关重要的作用。16世纪以来的，在货币力量和国家力量之间的联合，是以一种“现代税收制度”和国际信用体系的增长为标志的。“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将这一体系普遍化，并开始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殖民体系保证“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而且“在这里转化为资本”，同时，“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大工业是以希律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
这种“掠夺”的出现，是由于需要在远离现有的城镇区域找到并调动足够的劳动力。马克思引用了约翰·菲尔登的话，“特别需要手指细小而灵巧的儿童。于是，从伦敦、伯明翰等地的教区贫民习艺所招收学徒〈！〉之风盛行一时”，并将他们运送到兰开夏郡郊区的北部。马克思继续他自己的论述，“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采用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化为一种商业性的剥削制度”，由此刺激了奴隶贸易的发展，这种情况在英国变得日益普遍。“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
需要很大的努力才能
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
马克思总结道，如果说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马克思在第三十二章中提出，占有过程就像攫取过程一样残忍和痛苦。不经过斗争封建主义就不会瓦解。“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封建主义
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
这一前史“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是一种“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的体系。但是，一旦这种体系开始运转，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就采用了其自身独有的逻辑，其中包括资本的集中。
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
这些现象迅速发展，正如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由此也引发了工人阶级的反抗：
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在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文集》第五卷，第874页）和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之间，终究存在巨大的差别。
这种对爆发革命的阻碍的呼唤，是《共产党宣言》的表述方式，它被重新用于论述《资本论》中的政治。这是一段具有政治性和辩护性的叙述，受到了某种革命精神的激励，它肯定应该为《资本论》的最后章节提供一个令人惊奇的、深层的分析。是什么把我们带到了《资本论》的最后一章？这是一个令人好奇的章节，这一章通过提出一系列对殖民化的反思去掉了在前面章节中出现的救世主式的修辞和语气。而且，这一章并没有叙述真实的殖民历史和反殖民地革命斗争的前景（大量被殖民的人们对殖民宗主国的占有）。这是一个名叫韦克菲尔德的人所提出的殖民化的理论。因为试图绑架一位富家女，在纽盖特监狱服刑期间写成的关于殖民化的著作，所以他在任何时期都几乎不能被列入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的行列。在纽盖特监狱服刑时，韦克菲尔德发现自己处于即将被运送到澳大利亚的一群犯人中，而且这件事明确地促使他思考在整个事件中澳大利亚的角色。他没有产生关于在澳大利亚真正将要发生什么的想法，但是，他看到了马克思所考虑的大量人口输入的一些现象，因为这等于是对亚当·斯密观点的一个破坏性的反证。韦克菲尔德只是简单地认识到，你可以把世界上所有的资本带到澳大利亚——货币、劳动的工具、所有的材料——但是，如果你不能找到任何为你工作的“自由的”（在双重意义上的）劳动者，你就不能成为一名资本家。
简单地说，韦克菲尔德“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当时，在澳大利亚找到劳动者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很容易获得土地，这能够支持他们作为独立的生产者而生存。唯一一个能够保证劳动供给从而能够保护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方法是，由国家介入并且对土地制定一个保护价格。这一保护价格的水平必须足够高，以保证每个刚到澳大利亚的人，必须首先作为工薪劳动者去工作，直到他们能够储蓄足够的资本来获得对土地的占有。韦克菲尔德认为，美国的土地体系（安居法案）过于开放和自由，这使美国的劳动价格过高（正如我们在较前面的部分所看到的，它导致了美国会更快地采纳节省劳动的技术创新）。韦克菲尔德正确地预见到，如果资本主义要在美国生存，那么美国就必须倒退到使用资本主义前史阶段的残忍策略。处于边缘的“自由劳动”和企业（特别是铁路）利益对土地政策日益增强的控制之间的斗争，以及城市中对作为工薪劳动者的移民人口的限制，是积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我们感兴趣的只是”，马克思写道，
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政府应当对处女地规定出一种不以供求规律为转移的价格，即人为的价格，迫使移民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转化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较长时期的雇佣劳动。
马克思谈到，这就是韦克菲尔德殖民化计划的“重大的秘密”，但是，它也揭示了原始积累的重大的秘密。这些计划确实对英国议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也确实影响了殖民的土地政策。“韦克菲尔德先生制定的这个专门用于殖民地的‘原始积累’方法，英国政府采用了好些年”。
马克思利用这一殖民的理论，反证了亚当·斯密提出的初始或原始积累理论。但是，在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些问题，它们可能与作为一部著作的《资本论》的整体论述和结构有深入的相关性。在第二版的前言中，马克思谈到了他与黑格尔的关系。他提出，“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他指的是他的长篇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从黑格尔论述的第二百五十个段落开始了对他的批判。而之前段落中的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令人惊奇的。在事先没有作任何警示或进行理论化的情况下，黑格尔展开了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讨论。在第二十五章中，马克思谈到，在一端，是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端，是由工人阶级占有的悲惨的、劳苦的和恶化的积累。
为什么一种人们可能称之为“内在的辩证法”，会带来越来越大程度的社会的不平等。更进一步说，正如黑格尔在他的一个补充的段落中所说的，这种以阶级斗争为基础而形成的内在的辩证法，会导致公民社会去寻求一种殖民的和帝国主义的活动的“外在的辩证法”来加以缓解。黑格尔是否相信这将会解决内在的问题不得而知，但是马克思却非常清楚答案是否定的。《资本论》的倒数第二章关注于将占有者的占有，作为内在的辩证法的一个终极的结果，它不能与殖民的实践相对立，因为这一实践只是在一个更广泛的范围上重新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对于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矛盾，不存在任何殖民的解决方法，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没有极端的空间的方法来解决内部的矛盾。我们现在所称的全球化，正如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提醒的，只是一个临时性的解决方法，它通过将它们规划到一个更大的和更宏观的地理范围来“解决”此时此地的问题。
评论
我们需要对由马克思提出的对原始积累的阐释存在不同的问题进行评论。首先是，认识并且欣赏马克思阐释的创新性和先进性是重要的。在此之前，没有人真正以这样一种系统和有序的方法做这件事。但是，由于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经常出现这种创新性的阐释，这有些夸大而且也掩盖了一系列的问题。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已经做了大量的关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的研究。他们可能达成的共识是，也许马克思所讲述的故事在某地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在这种历史地理条件的环境中，确实曾经出现过大量的极端暴力的阶段和事件。而且，殖民的体系的作用，包括殖民的土地、劳动和税收政策的演进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是，也曾经存在原始积累是相对平和的情况。出于就业可能性的考虑，和由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更好的生活前景，人们更愿意受其吸引而离开土地，而不是被迫离开土地。所以，因为城市工资水平相对较高，人们从生活可怕和不稳定的乡村向城市的自愿迁移是普遍存在的（甚至也没有出现马克思所说的那些强制的剥夺过程，在这方面存在大量的历史证据）。所以，原始积累的历史在其细节上远远比马克思所叙述的更加细微和复杂。另外，它还存在被马克思所忽视的关于动态变化的重要方面。例如，因为原始积累通常要求激烈地剥夺妇女的权力，要求降低她们对财产和动产的所有权身份，并进一步加强家长式的社会关系，所以人们现在高度重视性别因素的重要性。但是马克思确实大体描述了工业和农业革命，无产阶级化、商品化和货币化过程的总体轮廓，这些是形成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须的条件。他的解释给所有未来的讨论设定了一个基准，而且由于这个原因，可以说提供了一种创造性的干预。他也强烈地提醒我们，正是原始的暴力和尖锐的斗争形成了资本主义，这种原始的暴力是资产阶级日后试图去忽视和忘记的，但我们今天仍生活在它所遗留的阴影中。
在《资本论》全部内容以及他许多其他的著作中，马克思倾向于将原始积累的过程追溯到资本主义的史前时期。一旦史前的状况由原始积累的过程来解释了，那么，“经济关系的沉默的强制”就起作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政治谋划，就是警示我们，这些沉默的强制是如何操纵我们的，而它们通常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并且隐藏在随时围绕着我们的、拜物教的掩饰的背后。正如我在较早的地方所提出的，它向我们显示了为什么没有任何事情比对不平等的平等对待更不平等的了；人们所设想的在物品的市场交换中的平等是如何欺骗我们持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资产阶级关于私有产权和利润率的教义，是如何使现实看似是我们所有人都被赋予了人权；对个人解放和自由的幻想是如何从市场自由和自由贸易中产生的（而且我们是如何和为什么以这些幻想为基础而行动的，甚至为此进行政治斗争）。
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观点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即，曾经发生的原始积累一旦结束，它就不再是真正重要的了。在近期，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评论家都已经提出建议，我们需要严肃对待贯穿资本主义历史地理的原始积累的持续性。罗莎·卢森堡在近一个世纪前，就曾坚定地将这一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她坚持提出，资本主义是在两种不同的剥削形式基础上存在的。
其一是商品市场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场所——工厂、矿山及农场。若单从这一方面看，资本积累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它的最重要的阶段，是资本家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交易。但是，这两个阶段（即商品市场和生产场所），只限于等价物的交换，并停留在商品交换的限度内。在这里，至少在形式上和平、财产和平等占支配地位。至于在资本积累的进程中，所有权如何变为对他人财产的掠夺，商品交换如何变为剥削，平等如何变为阶级支配，这些问题则有待于科学分析上锐利的辩证法才能加以阐明。[她认为，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突出贡献。]
这确实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前七个部分中所精彩地揭示的内容。“资本积累另一方面”，她写道，
涉及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它的主要方法是殖民政策，国际借款制度，势力范围政策和战争。在这里是完全赤裸裸的暴露出公开的暴力、欺诈、压迫和掠夺。要想从这些乱纷纷的政治上暴力和权力的掠夺中，探求出经济过程的严密规律，那是需要费一点力气的。
她坚持认为，在这两个剥削和积累的体系之间，存在一种“有机的链接”。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是以这种动态关系为中心的，即持续的原始积累和贯穿于《资本论》所描述的扩大再生产体系的积累动力之间的动态关系。她提出，马克思将原始积累限制在某个上古的时点、某段资本主义的史前时期是错误的。如果它不参与新一轮的、主要是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手段的原始积累，那么，资本主义应该在很早以前就消失了。
从直觉上说，可以有很多理由认为卢森堡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虽然我们不必完全追随她所得出的特别结论。从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的特别过程开始，即，对农村和农民的剥夺；殖民的、新殖民的和帝国主义的剥削政策；利用国家权力重新向资本家阶级分配资产；对公共财产的圈占；国家土地和资产的私有化；一个国际的金融和信用体系；更不用说国家负债的萌芽，以及甚至是通过买卖人口（特别是妇女）这类阴暗的奴隶制的延续——所有这些现象仍然存在于我们周围，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们还没有淡出历史舞台，相反，与信用体系的情况相同，对公共财产的圈占和私有化现象，却已经变得日益突出了。
当我们将关注点从英国的“古典”状况转到世界舞台上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现状时，持续性问题甚至变得更为重要了。卢森堡引用了针对中国的所谓的“鸦片战争”，作为在她记忆中的关于这些过程的一个事例。对于英国商品来说，印度是最大的外国市场之一，而且，印度人能够通过向英国提供原材料，支付那些商品的部分费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但是，这对于英国来说还不够。所以，印度的鸦片被越来越多地在中国出售，以换回白银，而白银随后能够被用于支付英国的商品。当中国政府寻求在总体上控制对外贸易、特别是鸦片贸易时，英国舰队沿长江顺流而上，并且在一场短暂的遭遇战中，使中国舰队全军覆灭，从而迫使中国政府开放了通商口岸。卢森堡提出，只有通过诸如此类的帝国主义手段，才能够保证长期的资本积累和资本实现。根据卢森堡的研究，原始积累的持续主要发生在外围地区，即那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地区之外的区域。在所有这种地方，殖民的和帝国主义的做法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围地区的作用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出现了去殖民化的现象，同时，原始积累的实践不仅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和分化，而且，在资本主导的核心地区也变得更加突出了。例如，我们可以考察当代中国的情况。中国经历过其独特的、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发展历程，当时与外界几乎没有联系。但是在1978年，邓小平开始在中国推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并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农业体制改革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革命的相应收获，而且从对土地的脱离中也释放了大量的劳动和剩余产品。毫无疑问，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正在发生着等同于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的一些事情。而且，卢森堡很可能对近些年中国的开放对于稳定全球资本主义的协助程度给予关注，并且提出，这新一轮的原始积累对于资本主义的生存来讲是基础性的。然而，中国新情况的发生，并不是由国外帝国主义的干预造成的，而是由中国政府启动的，是在中国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选择的一条增加国民财富的道路。这种发展路径要求在农村耕地人口外，形成一个大量的、低收入的城市无产阶级，他们的流动基本受到国外资本的控制，只能流向外国资本所选择的地区和城市。那些地方将会雇佣这些无产阶级，并通过全球贸易关系网的发展以出售并实现商品的价值，甚至在国内市场开始繁荣的时候也是如此。关注中国未开垦土地的角色也是有意思的。正像曼彻斯特在几十年间从一个小城镇演变成一个巨大的产业中心一样，自1980年以后，深圳的发展轨迹也是如此。除了原始暴力的程度有所缓和外（有些人会说，它们被有效地掩盖了），中国的发展模式与马克思的描述没有很大区别，而且，国家和政党的权力一直是十分重要的。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一个致力于“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的资本主义体系的持续扩张中所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所以很难绕开如下结论：（a）与原始积累相似的某些东西，仍然是活生生的，而且也正处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动态变化中，同时，（b）它将持续存在，而且可能正是资本主义存在的基础性的因素。
但是，这种情况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存在。攫取自然资源的暴力（特别是遍布整个非洲）持续出现，而且在拉丁美洲和整个东南亚，对农业人口的剥削仍然发生在我们身边。上述任何现象都从未消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形势已进一步恶化，并造成了激烈的对抗。例如，在印度，将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是为了给在空旷的田野上建设“经济特区”让路，在那里，工业企业可以在一片拥有特权的地区内开展经营活动。在兰迪格兰地区的西孟加拉邦，为让位于工业的发展，而对抵抗驱逐的农民的屠杀，可以作为一个“经典的”原始积累案例，而这种情况在17世纪的英国也出现过。更进一步说，当马克思谈到作为原始积累历史中重要方面的国债和新生信用体系时，他谈论的是一些具有不寻常增长速度的事情，这些事情从那时起就作为一种中枢神经系统调控资本的流动。华尔街和金融机构（信用卡公司）所采取的掠夺性策略，是通过其他手段获得原始积累的指征。所以，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掠夺性行为都没有消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已经被丰富到了一个在马克思本身所处的时代不能想象的程度。
但是，在我们的时代，通过采取类似原始积累的方法，使统治阶级变得更富裕，而同时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准的手段变得更加细化和恶劣了。例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即将倒闭之时，它得到了审判企业倒闭法庭的许可，即，它必须摆脱其所有应该承担的退休金的义务，以保证其可以继续作为一个可生存的企业而存在。所有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雇员突然得知他们都失去了退休金，而退休后只能依赖于一个国家的保险基金生活，这一保险基金的支付水平远远低于退休金水平。已经退休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雇员被迫重新回到无产阶级的行列。在对一位前联合航空公司雇员进行的采访中，他回答到，“是的，你们知道，我现在六十七岁了，而且我原以为，我会以每年八万美元的退休收入生活得很幸福，而现在，我只得到了三万五千美元补偿。所以，我必须重返职场，为自己找一份工作以维持生存。”这里，一个重大而有意思的问题是，所有那些与退休金相当的钱到哪里去了？也许这并非巧合，当全美国很多工人阶级被剥夺了他们的养老金、保健和其他福利权利时，华尔街的管理层和CEO们的收入，从更加总体的情况来看，正在急剧增长到令人不可置信的极高水平。
我们可以举出另一个例子，思考始于20世纪70年代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私有化浪潮。在许多国家出现供水、教育和保健领域的私有化时，这些曾经作为公共物品被提供的服务已经明显地被转变为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了（例如，形成了所有类型的新型的市场）。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几乎一成不变地都是以一个保证资本家在极短过程中获得巨额利润的价格出售的），就是也已经被迫放弃了对企业增长和投资决策的公共控制。实际上，这是对公共物品圈占的一种特别形式，在许多情况下，这是由国家精心安排的（正如较早一轮的原始积累那样）。其结果就是将资产和权利从大众手中夺走。而且，在夺走的同时，在天平的另一端，正在发生着这些财富的大量集中。
在《新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我都提到，阶级的力量目前正在通过这些过程得到日益巩固。由于把它们称为原始或初始积累似乎有些奇怪，所以我倾向于将这些过程称为通过剥夺手段而进行的积累。我认为，这种过程的部分情况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特别是通过采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策略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抢劫，如果只是凭借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内部发生的剥夺，特别是在那些具有强大社会民主国家工具的地区，积累的水平就不会那么高。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化，已经将所有那些情况都改变了。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已经越来越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内部被内化了，虽然这一现象已在全球体系中被广泛传播并被日益深化了。我们不应该将原始积累（人们可能理所当然被地认为是中国的那种情况），或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就像它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由私有化波浪的推动所发生的那样）只是当作是资本主义史前阶段存在的现象。这种情况仍在继续，而且在近期阶段，它已经以全球资本主义正在努力巩固其自身阶级力量的方式得以复兴，并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而且这种积累手段几乎无所不包，从剥夺人们获得土地和得到生计的权利，到取消过去通过工人阶级运动尖锐的阶级斗争很难赢得的权利（例如，获得退休金、教育和保健福利的权利）。亚马逊流域的橡胶工人领袖，Chico Menders，由于维护一种反抗寻求将土地资本化的、牲畜大农场主、大豆生产者和伐木工的生活方式而被杀害。兰迪格兰地区的农民由于抵抗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生的土地接管的事件而被杀害。在巴西，失去土地工人的运动（NST）和萨帕塔主义者，都曾经为了维护他们对资源丰富的、而且不仅是资本所觊觎的同时也是资本所缺乏的环境的自治权利和自我决定的权利进行过斗争。但是，我们随后还要考虑，在美国，新近诞生的私募股权基金是如何将公共企业私有化的，它在将重组的企业重新抛回市场、并以获巨额利润为目的将它们出手之前，使它们在资产运作上造成失误，并尽他们所能多地解雇雇员（这就是为什么私募股权基金的首席执行官能够赚取奇高奖金数额的原因）。
存在大量的、反对不同形式的通过剥夺而进行积累的斗争的事例。例如，反对生物剽窃和对遗传学材料和密码设立专利的尝试的斗争，反对利用国家的主导力量为资本主义发展清路的斗争，反对在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大都市出现的富人化和无家可归的现象，反对在美国为了强迫农民家庭离开土地来为农业联合企业让路的、信用体系所采取的毁灭性的方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通过剥夺手段进行积累的许多做法仍然正在发生，但它们至少在表面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在工作场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对活劳动剥削的方法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两种积累过程之间还存在共性和互补性，在我看来，正如卢森堡所正确提出的，是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对剩余价值的攫取毕竟是通过剥夺的手段而进行积累的一个特别形式，因为它与异化相同，是在劳动过程中对劳动者生产价值能力的占有和剥夺。更进一步说，为了使这种积累形式能够持续增长，需要找到将潜在的过剩人口调动起来成为劳动者并开发更多的土地和资源作为资本家发展的生产资料的方法。正如已发生在印度和中国的情况那样，例如，通过将农业生产者从土地上驱赶出去来建设“经济特区”，是资本主义发展可持续性的一个必要的先期行为，这就像对所谓的城市居民贫民窟的清理对开发商的资本扩张及其在城市的经营行为是必需的一样。这种通过国家的主导力量或一些相应的合法措施侵占土地的做法，在近期已经成为一种被广泛传播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首尔的开发商和建筑利益集团曾经不顾一切地获得城市土地，并且开始了对所有人口的剥夺行为，这些人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移民到了城市，并且在他们没有使用权的土地上修建了他们自己的住房。建筑公司雇用了一大批壮汉闯入这些居住区，毁掉了这些房子，他们用大锤将房屋和屋内所有财物都毁坏殆尽。在20世纪90年代，你会徜徉于彻底被毁掉的首尔居住区，并会被间或出现的大众强烈的反抗活动所触动。
所以，马克思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扩大再生产是积累和剩余价值生产得以实现的机制，如果不能首先实现剥夺的必要条件，它就不能继续，也就是在其自身的权限内仍然将资产直接分配到资产阶级手中。和卢森堡一样，我也认为，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是不能被忽视的，那些剥夺人们享受退休金权利的做法，剥夺人们拥有公共财产权利的做法，剥夺人们享受社会保障权利的做法（社会保障是一种对全体美国人来讲公共的财产资源），教育变得越来越商品化，更不用说将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和掠夺环境的做法，对于我们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积累动力都是重要的。更进一步讲，公共财产资源的转变，比如，将教育转变成一种商品，将大学变成新自由主义的社团机构（带来了大量的关于教授什么和怎样教授的问题），都会带来重大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后果，与此同时，这也是资本主义动态变化的标志和信号，它在扩大赚取利润和攫取利润地盘的斗争中，已经留下了将被颠覆的标记。
在马克思所描述的原始积累的历史中，曾经发生过各类反对强制驱逐和剥夺的暴力斗争。例如，在英国曾经爆发了广泛传播的平均主义者和掘地者运动就是一场暴力的抵抗运动。如果说，在17世纪和18世纪，阶级斗争的基本形式是对剥夺的抵抗，而不是对在工作场所发生的剥削的抵抗是毫不夸张的。在世界的许多地方，目前的状况仍是如此。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个既定的地方和时间，哪种形式的阶级斗争形成了或者将会形成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的核心。如果说，总体来看，全球资本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带来经济增长上一直不是十分成功，那么，阶级力量的进一步巩固已经提出要求，要向通过剥夺而进行积累的方向进行更加强势的转折。可能正是通过这种手段，社会上层阶级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通过占有手段而进行积累机制的复兴，特别是以信用体系和金融占有作用的扩大为标志的复兴，会在最后一轮导致了美国数百万人由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而失去了他们的家园。更多的这种资产上的损失集中发生在更加贫困的居住区，对居住在较为古老的城市，像克利夫兰、巴尔的摩的妇女和非裔美国人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影响。而与此同时，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家们可以在繁荣时期通过这种运作变得非常富有，甚至即使在由于金融困难而失去工作时，他们仍然可以赚得巨额奖金。上百万人房屋资产的损失和华尔街巨额收益的再分配效应，是以掠夺行为和合法抢劫为特点的、典型的通过剥夺手段而进行积累的现代明证。
我认为，反对通过剥夺手段进行积累的政治斗争，与更传统的无产阶级运动同样重要。但是，这些传统的无产阶级运动和与他们相关联的政党并不关注针对剥夺而进行的斗争，他们通常认为这种斗争是次要的，而不是特定的无产阶级运动，因为，他们关注的是消费、环境、资产价值和其他类似的问题。另一方面，“世界社会论坛”的参与者，事先远远充斥着对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的抵抗情绪，而且通常采取一种对以阶级为基础的工人运动的政治敌对的立场，他们是以这种运动没有认真对待“世界社会论坛”的参与者所关注的问题为根据的。例如，在巴西，“无土地工人运动”（MST）是一个主要关注通过剥夺而进行积累问题的组织，与以城市为根基的工人党（PT）之间就存在着某些程度的紧张对立关系，这个工人党由卢拉领导，并且带有更多强调工人阶级利益观的意识形态。所以，两者之间更紧密联合的问题，就值得在实践和理论上加以思考。如果卢森堡是正确的，正如我所相信的那样，即，认为在两种形式的积累之间存在某种有机联系，那么，我们就应该做好设想在两种形式的抵抗之间存在某种有机联系的准备。一种反向的力量掩盖了这种“被剥夺”，无论他们是在劳动过程中被剥夺，还是被剥夺了生计、他们的资产或他们的权利，都需要一个按照不同原则的、对集体政治的重新设想。我认为，马克思将这些形式的斗争局限于资本主义的史前阶段是错误的。正如毛泽东一样，葛兰西肯定明白跨越这两种不同范围的、对阶级联合的构建的重要性。那种原始积累的政治而且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的扩大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史前阶段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当然，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取决于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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