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无产者”派刊物《动力》(1930)

黑格尔哲学的历史意义

——黑格尔的六十周年祭

(普列汉诺夫著,魏芝〔杜畏之〕译)



  六十年以前,在一八三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死去了一个人,这个人毫无疑义的在思想史上要占一个首要位置。在法国人所称为“道德的与政治科学”(Seiences morales et Politiques)这门学问中,没有一个不受黑格尔天才底绝大影响。辩证法、逻辑、历史、法律、美学、哲学史、宗教史,——都因受了黑格尔的推动而换了新面目。

  黑格尔的哲学滋育了并铸成了施特劳斯、鲍威尔、费尔巴哈、费舍尔、韩斯、拉萨尔及马克思与恩格斯诸人的思想。当黑格尔生时他已享了广布世界的荣誉。他死后,在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之间,他的哲学更风靡了一时。以后反动便来了,人们看黑格尔正如莱辛时代门德尔松看斯宾诺莎一样,就是把他看成个“死狗”(马克思语)。知识界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完全消灭了。学术界对黑格尔兴趣的削弱着实可惊:一直到目前,没有一个哲学史的专家会指出或愿意指出黑格尔哲学对各门学问的影响,他们对黑格尔为什么这样呢?下面要讨论一下。现在我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不久的将来,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必然有个新的活跃,特别是对于他底历史哲学。工人运动长足的进步使一般所谓知识阶级对于指导工人运动的学说发生了兴趣,并使这些人注意此种学说的历史根源。

  他们既有兴趣于此,必然会马上找到黑格尔,这时的黑格尔由他们看来已经由“复辟的哲学家”变成最进步思想的鼻祖了。

  因此我们又可以预言,知识阶级对黑格尔的兴趣虽可再度活跃,但是像六十年以前德国人对他的那样深的同情将永远不会再来。反之,资产阶级的学者正在热心的对黑格尔的哲学加以“批评的审查”且许多博士先生们正在准备同这已长眠哲学家的“极端性”及其“逻辑的任意”争斗。

  当然在批评的审查中,越发暴露了资本制度拥护者的底理论之不能立足。俗语说得好“还向真理根上掘”较为有益。无偏见的人假若对黑格尔哲学重新发生了兴趣,便应该根据黑格尔的著作做独立的研究。这当然不十分容易,但是这是收获异常丰富的知识工作。真正追求知识的人在黑格尔那里可以学得很多束西。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把这位伟大的德国思想家底哲学与历史的见解加以评价。普通诸点已被恩格斯在其论文中指出。论文名《费尔巴哈及德国古典哲学之终结》,这篇论文曾在《新时代》上面发表过,后来以单行的小册子出版。但是我们以为他的历史与哲学的见解还有详细研求的必要。

  黑格尔对社会科学的意义在乎他用发展过程的观点去观察社会现象,用发生与消灭的观点去观察事物。很多人都觉得这算不得什么功绩,因为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观察社会现象。但是第一,一直到现下还有许多自命为进化论者的人们不懂得这个观点;第二,在黑格尔的时候,一般从事于社会科学研究者离这观点还要更远。看看当时的社会主义者与经济学家便可知道。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把资产制度看作十分有害的东西,同时把他看作人类误入歧途的偶然产物。经济学家拚命的歌颂这种怪制度,但是也找不到相当的颂辞,在他们看来,这也不过是真理的偶然发现所结出的果实。止于真理与错误的抽象对立了,两种人都不能前进一步,虽然社会主义者底学说中已萌芽着一些较为正确的眼光。

  黑格尔把这真理与错误之抽象的对立看作一件愚蠢的事,谬误的思考往往做出此等蠢事。西哀士说研究经济学史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亚丹斯密以前的经济学家通通宣传一种错误的学说。黑格尔说哲学不过是时代的智慧的表现。

  每一时代的出色的哲学在其时代中都是真理的,因此黑格尔不以陈旧无用而抛弃任何以前哲学系统。反之,他说:“最后的哲学是一切前代哲学底结果,因此应该包含一切哲学的原则。”(见黑氏《百科全书》第十三节)。在此种哲学史眼光的根基上横陈着一个纯粹唯心主义的思想,“精神工作(即哲学思想底工作)的指导者是一个统一的活的精神,其能思想的本质归结到自觉之达到,一旦自觉达到,马上便会超越已经达到的阶段,走向前方。”(见黑氏《百科全书》第十三节)

  但是最彻底的唯物论者不否认每种哲学体系只是当代理智的体现(自然,他只能是也常只是反映该时代的某些方面。但这不会变更事之本质)。以研究经济学史而论,则我们的观点,很显明的,总接近黑格尔比较对西哀士更接近些。西哀士的观点是真理与谬误之抽象的对立,他认为重商或重农学派不是别的,只是人类脑筋中偶然的错误。可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两种学派都是时代的必然产物。

  “假使币制论者和重商学派分析世界商业,以民族劳动支流为财富或货币的唯一来源,那么,我们便应当知道,那时民族生产的最大部分尚在封建生产形式之下,它是直接生产者生存的来源。大部分生产品未变为商品,未变为货币,即是未成为社会生活中之物质流通品;因此这种生产品尚不是抽象劳动的结晶,事实上他决未成为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些被否认的预言家调节资产阶级生产预备期,遂坚持交换价值之美善的形态,以通货(指货币——译者)形态与一切特殊商品对立。(见马克思《经济学批评》德文本一八五九年版一三八—一三九页。)马克思阐释重农学派与重商学派的争论,是那种劳动组成剩余价值(同上三三五)。我们说这个问题对于资产阶级是很富于时代性”的问题,(资产阶级那时正准备要拥有一切),这难道不是这么一回事吗?

  但黑格尔认为,不但哲学是时代的自然和必然的产物;宗教、法律亦是如此。还要指出的,黑氏认为哲学、宗教、法律、艺术以及技术之间都有密切的关系:“国家制度之一定形式只有在一定宗教之下才能存在,某种哲学与某种艺术亦只有在某种国家制度之下才能成立。”(见《历史哲学》一八四八年版六六页)。此理极明,谁不知道国民生活的各方面和各种表现,相互间都有极密切的联系呢?现在每个小学生都能了解此点。但黑格尔对于国民生活之各方面和各种表现的相互联系,并不像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和学校生徒那样了解法。在一般人看来这种联系只是国民生活之各方面和各种表现的单纯互动。然而这种互动,第一,它本身尚待说明,第二(而且是主要的)互动的总根源尚没有着落。所以互动说是空中的楼阁,正如下面的现象:法律影响宗教,宗教又影响法律;他俩又影响哲学与艺术,而后两者复自相影响而又影响宗教、法律。这种循环的现象是人人所知道的哲理。这样解说某一时代的事物,或许新令我们满意的。但是根本问题还未解决,就是哲学、宗教、艺术、法律诸科学之历史发展,是什么决定的呢?

  以互动来答复,无论如何是说不出什么;或者以某种偶然原因(国民生活中之相互关系),但其中仍无共同点;再不然,求之于人之主观逻辑,此方说菲希特之哲学体系是来源于康德,由菲氏而谢林,由谢林而黑格尔。艺术学派也可用如此逻辑去说明。这自然不无部分的真理,可是等于没有解释。大家知道由某一哲学体系或第一艺术学派转到另一体系或另一派时,有的只要数年,但有的竟经数世纪之久。这种分别从何而来的呢?逻辑的观念就不能解释了。互动说或偶然原因论都是会不能为力的。但“有教育”的人们都毫不动色!他们不深思生活各种关系中的根源,对于那些尚值推敲的“现象”,正是唯一值得用一番科学的思维的地方,他们却停止思索了。黑格尔与此是天壤之别。他说过:“以相互影响的观点分析物之实质,如为人所满意的时候,在了解意义上说这真是可怜极了;这不过是抓住了枯燥的事实;究竟根源何在,却没有找出。相互说的缺点,就在互动是互等的意义,他本身还要研究的,就是说还有最高的第三者存在,他本身不是直接的动力。”(见《百科全书》一五六页)。这就是说,在我们论及国民生活的各方面时,我们应该——不以指出其交互关系为满足——要找出一个新的、更高的解释,亦即是要说明这各种现象之所以存在以及其互动的了然性,究竟由什么来决定。

  这新的更高的解释从何处去找寻呢?

  黑氏之答案是在国民精神的特性中去找。他的观点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一切的历史他以为只是“大精神的阐发与实现”。大精神的进展须经过一些阶段的。每个阶段各异并各有其特殊原则。特殊的国民精神在历史上就是这每阶段中的原则。在精神特性中,就借某地表现人民觉悟与意志及其真实性;宗教、政治制度、道德、法律、习惯以及科学、艺术与技术等都是精神特性的标志。这些局部的特性只有以精神的普遍特性来说明;反之,这普遍特性亦唯有从人民特殊历史事实中才可以找出。(见《哲学史讲演录》“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七九页。)

  由此可见黑格尔对世界史的观点完全是孕育于纯唯心论的胎里。这如黑氏所说的一样,每个人,甚至未进过研究班的人都是看得出的。同样对黑氏历史哲学因其极端唯心论而轻视地加以“批评”的也易于限制。常有一些本身不适宜于任何彻底思想的人——常有一些不满意于唯物论者,而又不满意于唯心论者的人,他且自以便超于极端性为十分满足,但实际上只是混杂唯心论和唯物论于一锅的杂烩。黑格尔哲学之所以有价值的,就在她没有一点折衷主义的分子。如果黑氏哲学之唯心的基础使他感觉太甚;如果她把伟人的天才思想运动过于密切,那末这种情形正使我们要特别注意黑氏哲学;正因为这种情形使黑氏哲学成为无上的教训。唯心论的缺点在黑氏哲学中就有最好的证明。可是同时它正教我们彻底思想,谁要酷爱它的正统学说,他一定从折衷主义中跳将出来。

  我们现在知道世界史决不是“世界精神之发挥与实现”就是这样,我们也不能满意下面流行的论断:某种人民的政治制度影响于其法律,而法律又影响于其立宪制度。我们应当同意于黑格尔,认法律、政治构造都有一共同的来源。这共同来源唯有现代的唯物史观会告诉我们的,我现在所要指出的,只是折衷论的先生们非常地难了解它(唯物史观),只如他们难于明了黑氏唯心观一样!

  黑格尔每当评价任何伟大人民的时候,他发现各方面的知识与伟大的理解;不仅如此,并且下了光荣而深刻的批评,附带地对某人民历史之各方面,也有价值的说明。他引汲我们,并使你忘记了与唯心论者一块,使你承认他那法则:历史是不停留的。承认他严守他的规则:“坚持历史的,经验的地位”。为什么黑格尔要历史的,经验的地位呢?为的是要决定某人民精神的属性。我们已经知道某个民族的精神就是总精神发展中之一阶级;总精神的属性决不是从研究全世界的历史得出的;总精神是原来存在的各方都很完整的一个观念。从这里可以得一个结论,就是当历史同总精神的观念及总精神发展的规律没有冲突的时候“他是不变的”(as it is)。黑格尔站的是历史经验的立场。但是有时历史并不和总精神发展的规律冲突,只简单的走出了原定发展的范围,黑格尔却没有谈过这个问题,他没有注意到。这种对历史的观点好像可以把黑格尔从自相矛盾中救出,实际上却不然。黑格尔并没有摆了自相矛盾。下面是个十分显明的例子。黑格尔用下面的话谈过印度人的宗教观念。

  “爱,天,一言以蔽之,一切精神的存在物在印度人的想象中是没有的,所有他们能想象的东西都以感觉的形态而出现,于是印度人就永远跳不出感觉的范围。因此,他们宗教崇拜的对象不是人工制造的奇怪形象便是自然物。每一个飞鸟,每一个猿猴都可作神祇。印度人不能用理智的眼光去观察任何平常的事物,因为这样观察需要很复杂的反应。”(见黑氏《历史哲学》一九二,一九三节)

  黑格尔根据这些敍述而想着印度人只会从其天然环境中来取得崇拜的对象,因此他结论说印度民族的精神是总精神发展中一个较低的阶段。古代的波斯人崇拜三光即“日、月及五星”以为是“阿尔木斯达的圣像”黑格尔就以为波斯人比印度人高一等。但是我们再来看一看同是这一位黑格尔先生怎样谈到古代埃及人的对动物的崇拜。

  “埃及人的偶像大部份都是动物崇拜。我们近代人是不会崇拜动物的。我们习于以天作神,但不会崇敬动物。但是崇拜日月星辰的民族并不见得比崇拜动物的高一等。反之,埃及人在动物世界中深思了内在的神秘物”。

  同样的都是动物崇拜,但是在黑格尔眼中却发生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看他对印度人及埃及人的论调而知。为什么这样子。难道印度人崇拜动物的调门当真和埃及人不同么?不然。不过因为埃及人的民族精神是直接过渡到希腊的民族精神的,在黑格尔的分类中占有较高的位置,因此黑格尔不情愿把他贬黜到低级民族精神里去,像对印度一样。同样的黑格尔对于印度的等级(Cast)及埃及的等级也执持着完全不同的待遇。据黑格尔的意见,印度的等级是“由天然的差别划定的”,因此印度的个人比支那人还要小视自己,支那的一切人在专制帝王前面保持一种无形的平等。说到埃及的等级呢,他们“都不是固定的而是产生于互相斗争,互相接触中。时常有等级瓦解而又重新树立”。但是就在这里黑格尔也不能说在印度的等级中没有相互斗争相互接触。在这里,同在动物崇拜的问题中一样,黑格尔很可笑的乱用了他的逻辑,在社会生活中完全相同的两个现象,但是黑格尔做了完全不同的结论。不宁唯是,在我们的目光下,唯心论最致命的地方却另有所在,当黑格尔说到历史运动的重心从一个民族转到另一个民族的时候,或是当某个民族的内部状况发生变化的时候,才是他最露破绽的地方。这时必然要谈到过渡或变化的理由,这时黑格尔先生真像十足的唯心论者,只从这个精神的性质中去找答案。他老先生曾自己问过自己,究竟为什么古代的波斯灭亡了而中国同印度却继续存在。下面是他答案的楔子。

  “首先应当扫除一个谬见,以为继续可存在证明一种什么优良点,不可摧毁的山岳不见得胜过容易凋零的玫瑰。”

  这个楔子无论如何不是个答案。再看他下面的议论。

  “在波斯一开头就有了和天然相对立的自由精神的原则,因此使这个存在物萎谢了而走向死灭。在波斯王国中实行着一种和自然分立的原则,因此他比屈服于自然下面的民族要高一等。(指印度与支那。——译者)这里表明了进化的必然性。精神既然发觉了自己便应当自己执行。支那人实际上不过是些死人,印度人则是些自杀的人,自限于婆罗门的教义中在混混沌沌中把自己活活葬送。这里面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进步,因为想要往前运动只有在精神得到独立性时。在波斯的星辰中已开始了精神的思索,这时精神与自然是融和的。……因此在波斯一切事物还是自由的,就是说所有民族都不受压迫,各保有自己的财富,自己的制度,自己的宗教。这一点上波斯同希腊比起来算是个弱点。”

  在这冗长的议论中只有最末几行谈到了波斯王国的内部组织,谈到了在冲突中不如希腊的地方,只有最末几行可以算是解释波斯灭亡史的企图。但是这种解释的企图同黑格尔的唯心史观绝少相似。波斯内部组织的弱点似乎很难同波斯人的星辰发生联系。黑格尔当对于唯心论很忠实的时候,便失掉了解释事实的能力。唯心论者随时随地都遭受这种包围。随手再找来个例子譬如谈希腊内部分解这个问题吧。据黑格尔说希腊是个美与“优美道德习惯”的世界。希腊人是卓绝的忠于祖国的,能干的而且自信的人。但是他们却“不费思索”的完成了他们的伟业。

  祖国对于希腊人是万分必要的,没有祖国,希腊人不能生活。只有到后来的哲人派才谈到原则,才有了主观的思索,才有了道德的自觉,才有了每人应当不违背自己信念的学说。从此时起,上面所谓“优美的道德习惯”就开始解体了,“内心世界的自解脱”招来了希腊的衰亡。这所谓内心世界的一面便是思维。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现象,就是思想力成了腐化的原则。可以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已较日光直射的启明派为深刻。启明派说一切民族的思想的进展都毫无疑问的直接的导向进步。但是还有问题没有闹清楚究竟这“内心世界的自解脱”又从何而来。黑格尔的唯心哲学答道:“精神只能很暂时的停留在优美道德习惯的观点上。”但是这又称不得是个答案,而只是把这问题翻译成为黑格尔唯心论的哲学用语而已。黑格尔自己也觉到这一点了,于是急急忙忙的加上了一句说话腐化的原则首先出现于外部的政治发展上,如希腊各国的交互战争,及各城中的党派斗争上。在这里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立足地。党派的斗争据黑格尔自己说是希腊经济发展的结果,换句话说政党的斗争不过是希腊各城经济矛盾的表现。如果我们记得伯罗奔尼撒战争,根据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这战争不过是普遍全希腊的阶级战争而已。从这里不难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希腊分解的原因应向经济史中去找。这样子黑格尔所说的简直是唯物的历史观,虽然他把希腊的阶级战争只当作分解原则的现象。用黑格尔的名词来说可以说唯物论是唯心论的真髓。这种出人意表的事情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触目皆是。最大的唯心论者好像是生来专为唯物论打扫场子的。说到中世纪的城市的时候,他放弃了对唯心论的忠实,把这历史看作一方面是市民反教会反贵族的斗争,一方面是市民中不同层级的斗争,“殷富的市民与平民的斗争”。黑格尔也会谈过宗教改革,他一开始只云天雾地的谈他的总精神,但是谈到后来突然跳出唯心论者圈子对新教的传播做出下面的结论。

  在奥大利、在巴瓦利、在波希米宗教改革得到很大的进步,虽然说是真理一入人心有力难以拔出,但是到了最后,宗教改革还是在枪剑与狡狯的下面失败了。斯拉夫民族是个农业民族,农业造成了主人与奴属。在农业中自然有最大的作用,一切人为的努力及主观的活动在这项事业中都没有好大作用。因此斯拉夫人很慢而且很难走到主观的自觉及总的觉悟,因此他们不能够参与这个解放运动。

  在这些话中黑格尔很干脆的告诉我们想寻找某个民族的宗教观点的来源及其一切解放运动的原因,必需向这个民族的经济活动中去找。这还不够。黑格尔又用他的唯心论的观点去解释国家说:“国家是道德观念及道德精神的实现;这精神自己发觉了自己的最清楚最实在的意志,这意志能思想自己知道自己并且能够执行他所知道的他所想的”。这样说来黑格尔所谓国家并不是别的,不过是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已。

  黑格尔说:“真正的国家真正的政府只有什么时候才可树立起来呢?只有当有不同的阶级存在的时候,只有当财富与贫困都已十分显著的时候,只有当大多的人用平常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的时候”。(见黑氏《法律哲学》第二五七节)

  据黑格尔说婚姻的历史起源也与人类的经济史有密切的联系。

  一切国家的真正起源及最初基础同婚姻制度的成立一样是起于农业的。因为农业建立了私有财产,从野蛮人的不稳定的生活引到私有权的稳定,保证了个人需要的满足,同时用婚姻制度限制了两性的爱,把性的关系变成了长期的结合。简单的需要的满足变成了家庭的负担及家庭财产之据有。(见《历史哲学》导言第一〇六节)

  这种例子我们可引得很多,但是篇幅有限所以我们再只说一个问题就是黑格尔所谓“世界史的地理基础”这一问题。

  究竟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的历史发展有何种意义,在黑格尔前在黑格尔后都有不少的人谈到这个问题。但是不论是在前或是在后所有的研究者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就是他们只是注意到了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心理的影响或是对于生理的影响,完全忘记了他们对于社会生产力之状态的影响及透过生产力状态而对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及其一切思想结构的影响。除了特殊的不谈,一般的说来黑格尔是跳过了这个大错误。据黑格尔的意见,地理环境有三种不同的类别:(一)无水的贫瘠的高原及其附带的广大的原野及平原;(二)被大河穿过的低原;(三)沿海地,和海洋有直接的关系。

  在第一种,牧畜占优势;在第二种,农业;在第三种商业及手工业。根据这种根本的差异,在这些地方居住的人口也产生了不同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贫瘠的高原居住的人如蒙古人,过的是族长制度的游牧生活。严格的说来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不过时常聚积较大的人群,如风暴一样侵入文明国家,在去后遗留下空虚与破毁而已。文化生活开始于土地肥沃的河谷里,如中国、印度、巴比伦与埃及便是这样的河谷,于是在这些国家中兴起了伟大的帝国,形成了庞大的国家。这是因为这里有农业,这是个人生存的根本,一年四季的节气有规律的更替,产生了正确的职业;这里出现了土地私有制,及其有关系的法律关系”。但是住在低谷的农业人民也以其太迟缓太固执于本地太闭塞见称,他不善于利用自然环境中的一切以帮助他们的交通及关系。在沿海各国中的人民便没有这个缺点。海不隔人而联人。所以滨海各国的文化及人类觉悟之发展达到了发展的最高阶没。找例子不必跑远路,拉到古代希腊便够了。

  读者大概知道一八八九年出版的梅奇尼考夫的书的吧。(梅奇尼考夫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一个天才的俄国地理学者,曾在法国作了多年的地理教员,后来死在法国。普列汉诺夫所指的书最初即以法文而出版,书名《伟大的历史河流》。——译者)梅奇尼考夫当然是倾向唯心论的。但是他这本书却大体上是站在唯物论的观点上。但是这位唯物论者(地理学上的)在解释地理环境的历史意义的时候却完完全全和唯心论者黑格尔的观点相同。

  黑格尔用地理环境的影响去解释原始社会中不平的原因。黑氏曾指出在梭伦以前的阿提加(希腊之一部包括雅典等城市。——译者)他的阶层的不同(他所谓阶层是指着住在山地上,平原上或海滨上的较富较贫的人们)便根据于地域的差异。当然,不成问题的,地域之不同及执业之不同必然对原始社会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可惜近代的研究者对于这一点都不曾注过意。

  黑格尔并没有很用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上的问题,但是他那异人的天才,在这里和在别处一样,帮助他去抓住了现象的最根本最实在的方面。黑格尔比一切现代的经济学者连李嘉图也在内,都要更清楚的了解在一个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中,一方面是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必然伴着贫乏的增加。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特别是在法律哲学中都很切实的谈到了这个问题。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这种历史的辩证,降低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程度,以致他们不能照常的去满足自己的要求,同时又把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必然在国民社会中产生一个现象就是缺乏财富(虽然一方面财富过剩)就是说没有十足地去清除过多的贫困及人口中的贱民。

  因此这个国民社会(这里黑格尔指的是英国)必然不得已而走出自己的本来范围而去寻找新市场,于是转眼光于世界贸易及殖民政策。在黑格尔的同时代入中只有傅立叶有这样清晰的眼光,这样透彻的了解了资产阶级经济关系的辩证法。

  读者或者已经注意到,无产阶级在黑格尔眼中只一种贱民或下等人没有能力能够享受国民社会中的精神特权。黑格尔没有注意到现代的无产阶级和古代的无产阶级(譬如罗马的)有了很大的差别。他不晓得在近代社会中放在工人身上的压迫时常引起这个阶级反抗行动,他不知道在现代社会中无产阶级在智力关系方面已经追过了资产阶级。但是这些东西连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也不知道,他们眼中的无产阶级也不过是命运凄惨很直得怜悯的下流人而已。并不会自动做什么事情。只有科学的社会主义才会了解近代无产阶级的伟大的历史意义。

  总结以上,唯心论者的黑格尔除了用唯心论的观点之外不会用别的观点来看历史。他用尽了一切天才的力量,用尽了一切辩证法的大法力想为唯心史观多多少少添一些科学味儿。但是他的企图失败了。他自己好像也不满意他的收获,他于是不得不从唯心论底云雾弥漫的极峰上跳到经济关系的具体地面上。当每次黑格尔乞灵于经济的时候,经济总要把他从唯心论的泥途中拔出。经济的发展成为决定历史发展整个行程的路标。

  于是科学更进一步的趋向便由此决定了。黑格尔死后,哲学过渡到唯物论的完成不只是十八世纪原始的玄学的唯物论的简单的反映。在我们所研究的历史解释的问题中唯物论就不得不乞灵于经济假若不如此,则不但为不能比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进步,反而开了倒车了。

  唯物论对自然的了解还不是唯物对历史的了解。前世纪的唯物论者(指十八世纪的。——译者)用唯心论者的眼睛而且是最幼稚的唯心论的眼睛去看历史。当他们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时候,他们总是打算着用思想史去解释去说明全部历史。他们从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希腊哲学家。——译者)的名言“理性支配世界”一语中引申出来说人类理智支配历史。人类历史中不幸的几页,据他们说是理智发生错误的结果。如果某国的人民还很耐心的忍受专制政体,这不过因为他们还不了解自由的好处。如果某国人民迷信,这是因为他被那按照自己利益而虚构个宗教的祭师欺骗了。如果人类还受战争的苦,这是因为他没有能够明白战争的损失及害处。够了!前世纪初叶那出色的思想家维科已经说过:“观念的行程决定于事物的行程。”但是唯物论者却想得相反:社会事物的行程决定于观念的行程;至于观念的本身则决定于……什么形式逻辑的法则及知识的积蓄。

  黑格尔的绝对唯心论比这些幼稚的唯物论者走得要远得多了。当黑格尔重复阿那克萨戈拉的话说理性支配世界的时候,在他口中的意思绝对不是人类思想支配世界。自然就是理性的体系,但并不是说自然就有意识。“太阳系的运动依照着不变的规律而进行;这规律就是太阳系的理性。但是不问太阳或是依此规律环绕太阳而运行的行星都觉不到这规律。”(《历史哲学》第十五,十六节)

  人是有意识的,他可以树立一个自己行动的固定目标。但是并不能因此而说人要怎样,历史便会怎样进行。但是每一个人活动的结果往往有个不变的方面,而这不变的方面往往造成了历史的最切要的性质,就是总精神的实现。

  “在世界史中,从人类行动中往往引出他们所不要追求的东西。他们所以如此行动,是因为他们的利益要求他们如此,但是结果却得到新东西;虽然这是他们行动的结果,但是却不是他们意识中,他们计划中的东西。”(《历史哲学》三十五节)国家、民族及个人追求其私人的利益,追求其特殊目的。

  在这方面说来,他们毫无疑问的都是自觉的、思想的行动者。但是他们都自觉的去追求其私人目的(他们也常常有某种一般的对于善及正义的追求)却不自觉的实现了总精神的目的。

  凯撒追求在罗马的独裁,这是他个人的目的;但是独裁却是当时历史的必需;因此当凯撒实现了其私人的目的时,又替总精神卖了气力。因此,每个历史上的行动者,不论是个人或是一个整个民族不过是精神底盲目的工具而已。精神要驱使这些脚色为自己而工作,他把工作的一小部份以私人目的的形式而分配给他们,他用情欲的鞭子去鞭策他们,没有情欲什么历史上的大事都不会完成的。

  这里对于人并不是一个不自觉的神秘主义。人们的行动总是不断的反映在其自己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反映并不能决定历史运动。事物的行程并不决定于观念的行程而决定于别的不依赖于人的意思,超乎人类自觉范围的东西。

  人类自随心愿的偶然性不得不让位于规律性,就是说要让位于必然性。这就是绝对唯心论比起法国启明派原始的唯心论高明的地方。绝对唯心论同原始唯心论比起来正如一神教同拜物教比起来一样。拜物教在自然中并找不到什么规律性,他们以为事物的行程每一分钟都会因鬼怪的干涉而破坏。一神教则以为自然的法规是由上帝来创造的,但是他又承认(至少当他已发展到较高的阶级而和神迹绝缘时)这些事物的行程只由这些一次创造出来的规律来决定。完全同样,绝对唯心论者,他们在人类心愿以外去找历史运动的解释,想对历史现象作个规律的解释,但是想完成这个解释必须肃清一切精神底假设,因为这种假设在历史现象的说明中完全不中用。

  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论者对历史行程的观点是说人类理智支配历史,他们的结论必然是:从今以后我们可用开明的理智及哲学使一切事物井井然有次有序。但是,别致的很,绝对唯心论者黑格尔却把哲学的作用看得有限得很可怜得很。

  在《历史哲学》的序言中说:“至于说到世界应当怎样这个问题,则哲学总是后出的。只有当实际已经完成其形成的过程而有了固定的外形时,世界思想的哲学才会出现。”

  “当哲学在实际的灰色粉底上用灰色的颜料开始描画时,他已经消逝了,他的青春已经不能再归,这一点我们应当认识。敏尼而瓦的猫头鹰只有到黄昏以后才可飞出来”。

  在这里黑格尔又跑得太远了。当然我们完全同意说,哲学不能使死去而且腐败了的社会制度复活,但是我们要问问黑先生当一个新的社会制度从旧的中蜕化出来时我们可以不可以把这新社会的一般特点指出呢?哲学应在现象的发展过程中去观察现象。但是发展过程是有两方面的生长与死灭。在时间上这两个方面是可以分开的。但是在自然中特别是在历史中,发展的过程在每时每刻都是个两重的过程:消灭了旧的同时在旧的废墟上又产生了新的。哲学只认识是什么样,而不认识根据某某的意见应当怎样。究竟在每时每刻是什么样呢?只是旧底死亡新底孕育。如果哲学只认识旧的,则知识必然是片面的,不能完成其认识现实的任务。但是黑格尔对有认识能力的理性的全能是相信的,这又和黑氏的信念矛盾了。

  最新的唯物论是不含这许多偏激性的。这唯物论根据其本世纪的现状及过去能够论定将要发生什么。但是不要忘记了,发生这个观念和应当如何的观念是完全异趣的。对于我们将要发生什么是死亡了的过去之必然结果。如果我们知道将要发生的是这而不是那,这是因为社会发展的客观过程,这发展引我们去认识将要发生的东西。总而言之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思想同围绕着我们的生活对立起来。

  但是黑格尔所批驳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完全不是这样看法。他们以为思想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变更生活发展的自然行程。因此他们就不必要研究,不要注意这行程了。他们对于应当如何的观念并不根据于实际周遭之研究而组成,反之是根据于正义或常态的社会制度底论断。其实呢这些论断说的还都是现存的周围的实际(往往是他的反面)。如果根据这些论断则等于承认现存的实际而不加以批评而不加以研究。这等于观察一个物体而不直眼去看他却从一个凸光镜子中去看他的影子。如此,错误及失望是免不了的。这些人越是忘记了他们应当如何的观念是从其周围实际中产生出来,他们越是迷信,可以用这些观念为武器而随心所欲的与实际周旋,同时,他们所追求的和他们所达到的两个地方的距离越是辽远了。隔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和法国启明派所梦想的理性的国度中间的是多么长的距离啊!这些忽略了实际的人物们其本身仍是摆脱不掉实际规律的束缚,他们只是不懂得这些规律或是不会利用这些规律以完成其自己的目的而已。因此他们的目的便永远不能达到。启明派的观点不多不少只不过自由与必然底抽象对立而已。

  蓦然看来好像是如果承认了必然支配历史,则人的自由活动不是没位置了么。这个大大的错误已经被德国的唯心哲学纠正过了。谢林已经说过如果正确的观察一下则自由就是必然,而必然也就是自由。黑格尔更彻底的把这自由与必然中间的矛盾解决了。他说,只有我们认识了自然底及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的时候,只有屈服在他们底下只有依靠在他们身上,我们才可以自由。不论在哲学的领域内或社会科学的领域内这都是个伟大的发明。但是只有近代的辩证唯物论才能充分的应用这个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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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论对历史的解释或说明是运用辩证的思想方法的。在黑格尔以前本来就有辩证法。但是黑格尔用起辩证法来是一切前代人所赶不上的。在天才的唯心论者的手中辩证法成了认识一切现实的最有力的武器。黑格尔说:“辩证法是一切科学研究的神髓,他是能够帮助科学的内容去获得永远联系及必然的唯一的原则。他摆脱了一切抽象的定义及世俗的观念,而抓着了具体。事情的真相不是一个东西完了便算完了,而是应当毁灭,并且依据其原有的内在的本性而变到相反的方面”。(见黑氏《百科全书》第八十一节)在黑格尔忠实于辩证法的时候,无论如何他是个较高级的进步的思想家。“我们说一切事物都逃不出辩证法的罗网;辩证法是笼罩万有的伟大的力量,他可以摧毁一切。”因此黑格尔那话说得很对,他说对辩证法的清楚的了解及正式的学得是万分重要的事情。辩证的方法是德国唯心论传给其继承者现代唯物论的最重要的科学的武器。

  但是唯物论不能以唯心的形式而应用辩证法。要用他首先就要揭去他神秘主义的面幕。

  一切唯物论者中最伟大的是卡尔·马克思。他的天才丝毫不见逊于黑格尔,他是这位大哲学家的真正继承者,只有他才有全权来说他的方法是和黑格尔的方法完全对立的。“对于黑格尔,他的逻辑的过程(他名之曰观念)变成了独立的主观,是一切实际的主宰。对于我则刚好相反:观念物不过是在人类脑筋中泡制过的物质物而已。”(《资本论》序言)

  因为马克思所以唯物哲学才能成为完整的调协的彻底的宇宙观。我们知道前一世纪(十八世纪。——译者)的唯物论在历史领域内还是些十分幼稚的唯心论者。马克思把唯心论从他最后的避难所中赶出去。正如黑格尔一样,他把人类历史看成一个有规律的过程,并不依赖人类的自愿;正如黑格尔一样他在发生与消灭的过程中去观察现象;正如黑格尔一样,他不以历史现象玄学的无结果的说明自满,最后也正如黑格尔一样,他在努力去寻找社会生活中一切动力及互动力的总的唯一的根源。但是他并没有在绝对精神中找到这个根源,却在经济发展中找到了。同样的经济发展,黑格尔也时常向他乞灵,当唯心论在他那样有力而巧妙的手中也变成了不中用的兵器时。但是那在黑格尔手中不过是偶然的天才的谜语,到了马克思就变成了严格的科学的研究了。”

  近代辩证唯物论谈到人类不自觉的制造历史这个真理时要比唯心论高明多了。据他的观点历史行程最后不决定于人类意志而决定于物质生产物的发展。唯物论也晓得猫头鹰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飞翔,但是这个鸟儿的飞起,正如别的事物一样并没有什么奇怪。唯心论者所找到的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近代唯物论把他应用到历史中去。当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人类背后活动而未出现于人类意识中时,人类总是不自觉的在制造也应该制造全部历史。我们既然晓得了这动力,我们既然研究了行动的规律,则人们便可以用自己的手去操运这动力及规律以达到其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最大的功绩在乎他发现了这个动力,并且对于这动力的行动作了很精细的科学的研究。据一般俗人的意见近代辩证唯物论把人都变成了机器,但是实际上他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发现了到自由与自觉活动之领域去的道路。但是想达到这个领域只有根本改变了现在的社会活动才有可能。这些俗人们觉悟到了或是预觉到了这一点。因此唯物的历史解释简直使这些俗人们不舒服不好过;因此没有一个俗人能够也不愿管全部了解或接受马克思的理论。黑格尔把无产阶级看作暴民。但是对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是个伟大的力量是未来的担负者。只有一个无产阶级能够接受马克思的学说(不讲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克思的理论已经一天天的深入于无产阶级心中。

  各国的庸俗学者都在喧嚷,说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除了《资本论》以外没有什么了不得作品。第一,这不正确,第二,这即令正确也不能证明什么?当某种思想一天天取得了更多的广大的信徒的时候,当他在一个整个的社会阶级面前展开了一幅新的宽泛的远景的时候,难道我们可以说这思想停顿了么?

  黑格尔谈起雅典人,简直发了狂;雅典人前面排演过了索福克勒斯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在雅典人前伯里克利卖弄过他的妙舌,从雅典人中间“走出些人物可为百代的古典榜样”。我们不难晓得黑格尔狂热的原因。这里我们首先应当指出雅典人是个奴隶所有者民族。比利克利斯的面孔并不是向着奴隶,许多伟大的艺术创作都不是为奴隶而设。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的面孔已转向劳动者,我们可用发狂的热情去看待现代的工人阶级;最深刻的思想家已转向工人阶级,最天才的演说家已向工人阶级弄舌了。只有现代,科学与工人才最后结得了紧密的不可撕破的结合——这结合正是世界史中最伟大最有收获的时代之开端。

  有时有人说辩证法的观点同进化论的观点差不好多。当然这两个方法是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我们面前存在着一个十分深刻十分重要的发展,他是颇不利于进化论的学说的。近代进化论者在他们的学说还混杂了不少的保守主义的糟粕。他们总是想证明,不论在自然中或在历史中是没有跃进的。另一方面辩证法深切的知道,不论在自然中,在人类思想中和在历史中,跃进都是必然的。同时,在任何时候,变化都是依照着一个不断的过程而进行,这一点辩证法并不否认。他只在努力说明在许多条件之下,循循渐进不得不引到跃进。

  据黑格尔说,乌托邦也有值得同情的历史意义,因为他发觉了现代社会所含有的矛盾。辩证法唯物论对于乌托邦也给以同样的估价。但是几个改革家的乌托邦计划并不能决定正在生长着的工人运动,倒是生产法则与交换法则决定了这运动。因此现在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已经和前几世纪的空想家相反;他们现在的活动已经不是改革家的活动,不过是冀图停止历史车轮的运转而已。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个最特别的现象就是向乌托邦追求的不是那些空想的改革家倒是他们的敌人。这些空想家现存的丑恶的实际之辩护者时常想骗自己骗别人说什么现存的实际本身是包括很多优点的,因此我们的任务不过是把他的丑恶及污浊的地方排除了便算了事。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不得不把黑格尔关于宗教改革的一段议论引来看看,他说“宗教改革是教会腐化的结果”。但是腐化并不是个偶然的现象,他不简单是当道与权门滥用职权的结果。在这里有人就说,根本是很好的,事物的本身是完美的,只坏在情欲及个人利益,总而言之,人们的偶然意志往往要利用财物以满足自己的个人的欲求;因此我们把“偶然”排除了便没有什么事了。……这种观点太姑息事物了,推开了罪恶的责任。当然偶然滥用些小事物,这是局部问题没有什么。但是,现在完全是两回事。现在我们说的是在大的总的物体——教会中犯了大的总的罪恶。”(《历史哲学》第四九七,四九八节)很清楚的,有些人,当我们说到要根本改变某事某物的本身的时候,专门喜欢援引些偶然的局部的罪恶以粉饰,黑格尔对这些人的同情是很少的。黑格尔哲学中一贯的勇敢的彻底的精神对于这些人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怪物。

  也曾有个时候,在维新者的营垒中跳起来一些人来反对黑格尔。他们对当时的普鲁士实际的腐儒的见解使他反对这位大哲。这些黑格尔的反对派大大的错了:他们没有能够在这反动的桃子中找到维新的核。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厌恶黑格尔的人们,他们的动机是善良的,因此我们对他还应当表示尊敬。在我们这个时候大家都已承认了黑格尔是个资产阶级的代表学者,因为大家都明白了或是很本能的觉到了黑格尔哲学中的革新精神了。因此大家对黑格尔的功绩都不愿意谈到了。大家都喜欢把康德与黑格尔对立起来。差不多所有教授讲师都以传扬康德的哲学系统为莫大职责。我们也愿意以康德的所有还给康德,我们也不去批驳康德的功绩。但是资产阶级学者所崇拜的并不是康德哲学的优点,而是他的弱点是他的批评主义,这实在太合我们齿冷。康德哲学系统中所包含的二元论正是现在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家所最颠倒的地方。二元论在道德问题中正是个最方便的家伙。在二元论的助力之下可以建造一个最完备的理想。他可以令你远行不归,大胆的游心于“较好的世界”中,但是他并不令你思索究竟怎样把这理想体化而成为实际。怎样好呢?譬如在理想中你可以全部消灭现存的阶级,你可以扫除了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剥削,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去作阶级国家的辩护人。据这些人想,理想好像是不会实现而成为实际,黑格尔以此为对人类理性的莫大诬蔑。“一切合理的都是实际的,一切实际的都是合理的。”他这句话曾引起了很大的误会,不但是德国,在外国也一样,特别是俄国。误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很清楚的懂得,黑格尔所谓理性与实际是什么意义。但是无论如何,即加以字面的平常的庸俗的解释也好,这句话的前一半“一切合理的都是实际的”依然会有很触目的革新的内容。把这话应用到历史上,依然变更不了他的意义,他必然是一种坚不可摇的信念,认为一切合理的不能停留“在非人间”而应转变到实际。如果没有这种前途光明的信念则一切改革者的思想都会失去了实际的意义。据黑格尔,历史不过是世界精神(即理性)在某时某代的表现或实现。用这种观点怎样解释社会形式的不断更替呢?只有这样才可解释,说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浑沌会变理性,恶会变作善”,理性也会变到相反的方向,变成浑沌,这种理性也不是什么值得尊敬的事情。当凯撒攫取国家政权的时候,他破坏了罗马的宪法。表面上看来这种毁坏当然是一种犯罪的行动。凯撒的反对党也可以自己把自己看作法权的保障者,因为他自己站在合法的地位上说话。但是他们所拥护的法律其实“只是一种形式的法律,失去了活的精神被神祇所摈弃”。因此为破坏此法律而生的犯罪,不过是形式的犯罪;因此想替凯撒破坏罗马宪法作辩护也是十分容易的事情。

  关于苏格拉底(他是被判为统治道德的敌人),黑格尔有下面的话:“苏格拉底是个英雄,因为他自觉的认识并且自觉的说出了一个较高的原则。更高的原则有绝对的法权,一切世界史中的英雄都持着这种意见,穿过这些英雄才走出来新世界。新的原则和现存的原则是矛盾的,因此新原则好像是个破坏者。因为这些原故,所以许多英雄才用暴力去破坏法律。他们的个体会灭亡的,但是他们的原则(也许有时会改变外形),是会继续活动而掘倒现存的原则的”。这里已经说得相当的清楚了。更要清楚了,假若我们注意到,黑格尔承认出现于全世界的历史舞台者不仅是英雄们而且有很多民族,他们才真是新的世界历史原则的担负者。在这个时候,历史的活动场所被这些民族的十分宽泛的权利所占领了。“这些民族正是世界精神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担负者,他们有绝对的权利。别的民族的权利却被剥夺了。但是这些民族的日子过去了。他们已经不能那样的去参加世界史”。

  我们知道在现在这个时候,新的世界历史原则的担负者已经不是某一个别的民族,而是一个固定的社会阶级。我们还可以依照黑格尔的精神说一句,一切别的社会阶级对这个阶级的关系,假若他们参预世界史,他们一定会给他帮助的。

  向着伟大的历史目标的,在一切前面都不屈不挠的,永进不息的追求——这是伟大的德国唯心哲学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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