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1993）
第4章 时代与进步：依然是一种历史哲学吗？
前面的讨论容易使人觉得马克思哲学本质上向来只有一种先决意义。但是通过哲学的直接出口我们究竟还能找到什么？我们能找到意识形态的评论或者是对拜物教的分析。然而，它们中一个是重返事物本身的先决条件，是对抽象意识的理解，它建立在忘却劳动分工根源的基础之上；另一个则是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搁置商品形态的客观性，以追究其社会构成，并引出价值“实体”：“活劳动”。
这是否表明，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在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理性（或非理性）分析中逐渐衰竭了？很明显，这不是他的想法，意识形态评论或者拜物教评论已经是认识的一部分。它们在社会关系历史性的确认过程中一闪即逝（于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篇中所提出的“人类本质”历史性的计划程式被保留下来）。它们认为：劳动分工、生产力的发展及阶级斗争都作为其相反面表现出来。意识形态中自主的理论觉悟与由商品流通所归纳出的主体和客体的自发性代表有相同的一般形态，即建立一个“自然”的假想，否定历史时代，否定它们自身对暂时条件的依赖，或者至少摆脱这些条件，将其限定在过去。正如《哲学的贫困》（1847年）中所说：“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自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1]
马克思著作中的评论部分也因此而转到与自然的对立，或者说是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这同时也是对历史的反对（葛兰西称之为“绝对历史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论它是否完善，总肩负着一项使命，即思考时代的物质性。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世俗社会，它们自身就有共产主义的要求，正如莱布尼兹所说，它们“孕育着未来”。这一未来就是明天。时代从外表看都是进步的代名词，除非它成为进步的形式上可能性的条件。我们最后必须作一番研究的正是这个问题。
否定之否定
我们会想起一些《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序言中的名句：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2]
我们再来读上几句《资本论》（1867年）中的激动人心的话语：“……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同样毫无疑问，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3]
最后，再引用几句《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上文也已经提及：“……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4]
辩证法的模糊性
从此，如何去怀疑马克思曾是19世纪介于圣西门与于勒·费里（Judes Fcrry）之间的进步观（或称观念学）的典型代表呢？罗伯特·尼斯比特（Robert Nisbet）在其《进步观念史》[5]中写道：“很少有如此荒诞的假定，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今希望将马克思从19世纪的演进主义和进步主义传统中抽取出来。”简单说来，在他看来，进步不是指现代性，也不是自由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更确切地说，“辩证地看”，就是指一方面资本主义使得社会主义变得不可避免，同时社会主义也解决了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
毫无疑问，这是哲学威信扫地的原因之一。哲学如今已成为了“历史物质概念”，马克思的名字与其联系在一起。正如乔治·康吉翰姆（Georges Canguilhem）所说，这是因为我们经历着进步观念的没落期。[6]在这一方面，辩证法的概念占据着一个双重性的基础地位，不论是黑格尔的辩证法（“精神”辩证法），还是马克思的说法（“生产方式”辩证法和社会结构），抑或是后来恩格斯的说法（“自然”辩证法）。某些人认为从进步实证论的观点上来看，它是一个交替出现的过程。进步表现为连续的、一直向上的运动模式——按照奧古斯特·孔德所说，“进步是有序的发展”，他本人也承认欠了启蒙哲学特别是孔多塞的人情——事实上，它否认危机的存在，否认“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存在，也否认“历史暴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其实它也可以被看作是进步观念学的杰出成就（因其不可抵抗的力量），因为它的目标是将所有的“消极方面”集合至一项高级综合，赋予其一定意义，并对其提出“最后的要求”以便为仿佛和它对立的那一方服务。
本章的目的是为了表明：事物并不像一个简单的价值评估的颠倒那样简单。在马克思哲学本身它们便是如此（在这一点上，重要的不是各种观点，而是各种论据和调查）。从突然出现的代表进步的“新词”所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来看，它们也是如此。有意思的是还要将它用作研究该思想固有问题的一个显影仪，或是一个分析仪。
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观
但是，我们应该首先确定，马克思主义作为群众理论、群众运动和群众“信仰”，在进步史观的社会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说一直到我们时代的晚些时候，除了或多或少有些影响的学说之外（并且谁又能说它们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了呢？），还产生丁类似于进步的集体“神化”的某种事物，那么这主要归功于马克思。正是他提出了“底层人民”在历史的发展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他们在推动自身进步的同时，也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如果进步观包含着的不只是一种希望（一种预先确定性），那么这种理论对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抛开它不谈，人们将无从理解20世纪的历史。至少从世界大战的考验开始，正如瓦莱里（Valéry）所说，文明就“明白自身终究会灭亡”，这样历史的自发性就实在难以想象……人们唯有相信历史是由渴求自身解放的群众通过改良或革命的方式而创造的，才能接受该理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服务对象，同时它自身也从未停止过在其内部巩固这种进步的优越性，这一点不应让人感觉惊讶。
在此处讲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仅仅讲社会主义是正确的。社会进步论断（指进步的不可避免性及其实证性）是整个社会主义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既包括“乌托邦社会主义”，也包括“科学社会主义”；既包括圣西门、蒲鲁东，也包括亨利·乔治（其《进步与贫乏》出版于1879年）。但是，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为其提供了一个辩证的版本（可以说是修改了该思想的内容）并确保了其在欧洲及欧洲以外的不同“世界”的重大社会政治运动中广泛流传。
时隔数年之后，葛兰西与瓦尔特·本杰明在内部以不同的方式展开了无情的批判，而且针对的就是这一思想。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经济主义”描述为一种宿命论，通过它，劳动者及其组织树立了一种“附属”世界的思想，他们认为解放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并且，本杰明在其绝笔之作（即写于1940年的《历史哲学论文集》[7]）中谈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该主义企图（顾名思义，它是徒劳的）依靠被压迫者重拾连续累积的思想，这是可以“顺乎潮流”的统治者和 “战胜者”的特性。毋庸置疑，这一描述（它让人想起尼采哲学的表达）毫无悖理之处。
我们再来回忆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进步主义”的三大成就：
首先是德国社会民主的思想，更广泛地讲，可以说是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思想。其内部分歧〔认识论方面：从一开始，它就分为马克思的理论与达尔文的理论相结合的自然主义观念、以康德的思想对马克思思想重新解读的伦理学观念；政治方面：有修正主义者的反对（伯恩斯坦、饶勒斯），也有正统观念的反对（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布里奥拉）〕反而更加衬托出了它们本质上的相同之处：历史发展方向的确定性。
其次是苏联共产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的思想，阿尔都塞称之为“第二国际身后的报复”[8]。它也引起了相关的争论：斯大林时代的经济唯意志论；后斯大林时代渐渐转向治理现状的马克思主义，它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两个时而会有利益冲突的圈子。此处最为重要的是分析当时极度紧张的形势，后者使得苏联共产主义的思想所表现出的特点（该特点可以解释其相当一部分影响）介于一种抵抗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计划（即重新建立它所破坏的集体生活方式）和一种超现实或者说是超越这一现实性的计划之间，后一计划将在人类的未来通过一次“飞跃的前进”实现（按照列宁于1920年所提出的口号，这里不仅仅是“苏维埃和电气化”，还包括新人类的乌托邦和宇宙探索）。
最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思想，该思想形成于第三世界内部，非殖民化后，通过外界实施于第三世界。在这一点上，重要的是存在着一种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变体和一种非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变体。但是二者之间的界限并不确定：确切地说，这是知识和政治的一种持久竞争。成为20世纪一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郊区”（从中国经由阿尔及利亚或莫桑比克至古巴）的发展计划的同时，在其改良主义和革命主义变体、希望和灾难的伴随下，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其与杜尔哥（Turgot）、亚当·斯密及圣西门的启蒙思想所创立的进步主义经济主义的共同的本质之间的深刻联系。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解决方案”体现了既有真实成分、又有想象成分的挑战，如果没有这些，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就不会表现为社会发展的替代理论。当货币自由主义及其对立面，即“人道主义干预”完全占统治地位之时，这一点就很明显了。
即便是以一种含蓄的方式来谈，重新回顾这一段历史也相当重要，因为它教我们辩证地对进步进行批判，至少不再对眼前的全部事实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从时间看，马克思哲学进步主义的最后一大成就是一种出自落后状态的具有国家干涉主义、理性主义、民众主义特征的思想，这一事实应当使得我们打消轻率地从欧洲，更广些说，是从“中心”（或者“北方”）宣告“进步幻想之末日”的念头。仿佛在何地、何时、通过谁来研究合理性、生产力水平、发达程度等问题又都要由我们来确定一般，人类不断进步并希望终有一天会看到个人发展与集体利益能协调一致，这一切在工人运动史中的作用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9]
本杰明
瓦尔特·本杰明1892年出生于柏林，1940年卒于波港（因担心被佛朗哥政府警察引渡给纳粹德国，遂自杀身亡）。瓦尔特·本杰明常常被误认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代表人物本应是阿多诺、霍克海默及早期的马尔库塞，还有后来的哈贝马斯），其实对于该学派来说，他只是一个多疑并且被误解的“同路人”。本杰明青年时代深受1908年《对暴力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参见《神话与暴力》（Mythe et Violence），1971年由Denoël／Lettres nouvelles出版社于巴黎出版〕的作者乔治·索雷尔和卡夫卡的影响，另外，他还是犹太神秘主义史学家和理论家格尔绍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的密友。后来，通过立陶宛女革命家阿斯亚·拉西斯，他转而信仰共产主义，并且，数年內与布莱希特关系密切，二人共同承担战斗文学的计划。其博士论文《德国浪漫主义中的艺术批评概念》（Le Concept de critique esthétique dans le romantisme allemand，1919年译成法语，1986年由Flammarion出版社于巴黎出版）及之后所著的《德国巴洛克悲剧的起源》（Les Origines du drame baroque allemand）没有使他获得教授的资格，而纳粹的当权却使他的处境日益危险。那时他的主要工作是为一部有关第二帝国时期巴黎风格街廊的历史、哲学和美学著作写一些摘录和随笔〔其中的一些大大启发了他后来的成熟作品《波德莱尔》（Baudelaire），此书已被译成法文，由巴黎的Payot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主要研究幻想与理性的结合，而这正是现代日常性的表现〔瓦尔特·本杰明所著的《巴黎：19世纪的都城和风景画册》（Paris capitale du XIXe siècle，le livre de passages），由J．拉科斯特（J．Lacoste）译成法文，巴黎Cerf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也请参考克里斯蒂娜·比西-格卢克斯曼（Christine Buci-Glucksmann）所著的《从波德莱尔到本杰明的巴洛克理性》（La Raison baroque de Baudelaire de Baudelaire à Benjamin），由巴黎Galilée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参考苏姗·比克-莫尔斯（Susan Buck-Morss）所著的《对瓦尔特·本杰明和拱廊工程的辩证认识》（The Dialectics of Seeing Walter Benjamin and the Arcades Project），由美国剑桥MIT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与苏联拉开距离后，面对着纳粹的悲剧性背景，本杰明针对进步观的批判——尤其是在其1940年完成的《历史哲学论集》（Thèses sur le concept d’histoire）中——转向关于“现在”（Jetztzeit）的一种政治性、宗教性思考，这也是历史上毁灭与救世相冲突的中断时刻。
历史的完整性
进步批判即将要被“后现代”[10]哲学变得有些平庸，它依然包含着别的圈套。它常常以一种历史主义的语言宣告：作为对主要表现的批判，它用一个“变体词”来代替另一个。然而，这些未加区分的概念不能不令人怀疑。严格地说，从启蒙哲学到社会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一个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的概念，或者一个进步的变体词？这是最不确定的事。在这一点上，任何讨论都不足以代替对进步观构成部分的分析，它们之间是不会自动相聚的。
18世纪末期所产生的进步观首先表现为一些关于历史完整性的理论（或思想），一种时空曲线模式，它导致了各种不同的替代物。历史的完整性可以在其各“阶段”的区别中、在其前后延续的“逻辑”中把握，或者，它也可以从影响社会关系全体性以及人类命运的某一特殊时刻（危机、革命或颠覆）的决定性特征中把握。同样，历史也可以看作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它的特征是单向性〔“修正主义”之父伯恩斯坦说过一句名言：“最终目的（Endziel）什么都不是，运动才是一切”[11]〕。或者相反的，它也可以被定义为引向某一字眼的一个过程：这个字眼就是同质且平衡的“稳定国家”〔正如古诺（Cournot）和斯图亚特·穆勒（Stuart Mill）所说〕，或者是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绝不仅是黑格尔的理论，尽管这些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者社会主义者对消除紧张和不平等的最终革命有着相同的设想。
但是，特别是这些将历史认作一种目的论的不同方式要求两种相互独立的论断联合起来。一种论断提出了时间的不可逆性和线性的特点，这就意味着要抛弃任何关于宇宙时间和循环或随机政治历史的观点（或者将其看作是神化或形而上学）。我们应当随即注意到：不可逆性并不一定是向上的方向，或许是从“能的退降”这一物理模型中获得认识，19世纪的相当一部分理论家由此得以在保持先决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反对没落进步观〔我们可以想起戈宾诺（Gobineau）所著的《人种种族之不平等》，该书1853年出版，后被援引以依照“阶级斗争”模式建立起“种族斗争”模式〕。谈到不可逆性时离不开另一个观点：技术或道德进步观（或者两者的持久联合）。改进并不仅仅意味着从少到多或者从最差到最好的转变，也包括着对优势和不利因素的一种积极“总结”，今天我们称之为最佳状态〔我们可以想起莱布尼兹的“可能世界之最佳”模式重返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传统的方式：从边沁（Bentham）把效用定义为尽可能多的个人的最大限度的满足程度，到今天罗尔斯（Rawls）[12]提出的“差别原则”，即能够改善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的处境的不平等才是公正的〕。
最后是把历史作为进步的表现，重申可以通过一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来进行，特别是在这一点上，强调教育的观点可以与进步观从内部紧密相连。这样，我们就谈到了传统进步理论的第4个构成部分，从某种意思上说，在政治上它最为重要，但是在哲学上它又是问题最多的：它认为转变是一种自我的转变，一种孕育主题[13]自律的自我繁殖。归根结底，在这一展望中，包括对自然力的控制及对地球资源的征服都应该被考虑到，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说，工业和自然科学是“由人类主要力量打开的书籍”。因此，实践（paraxis）的问题又重新出现，除这一点以外，这里不仅要考虑个人转变，而且还有集体转变。从定义上看，这是一个世俗的概念，或者至少反对把历史进程的表现看作是神灵意志的结果。但是这一观点并不一定无法与自然“计划”或自然“经济”目的论模式的各种颠倒进行调和。困难的是如何从内部来思考它，也就是说，不以外界力量或外部原则来干涉它。
一种进化论吗？
19世纪的理论家们将现代社会置于两个历史时间当中：一边是被“革命”（工业的、政治的甚至是宗教的）抛到现代性的史前历史、过去；另一边是不稳定和现时的紧张可以预感的或近或远的未来。这样做的同时，理论家们致力于寻找历史“改变”或历史“转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通过引进进化论的模式解决了这一问题。用康吉翰姆的话来说，进化论就是19世纪杰出的“科学意识形态”：即科研计划和社会及理论虚构（可直达完全性的“无意识的需要”[14]）之间交流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19世纪的人不可能不是进化论者，除非再次提出一个替代科学的理论。这一点，即便是写出“进步只是一种现代思想，即一种错误思想”（在1888年《反基督徒》中）的尼采也无法避免！
但这也表明，进化论是包含遵循惯例和反抗既立秩序这对矛盾的知识因素。将所有的进化论者相提并论，按照黑格尔的话来说，这就无异于井底之蛙，只看到思想史上一个漫长的“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相反，重要的是它们彼此间的区别之处，它们相互对立之处大概在于异端的那些方面。阶级斗争不等于种族斗争，同样，黑格尔、傅立叶及马克思的辩证法既不是“区分”斯宾塞的递增定律（由简单演变至复杂），也不是由海克尔（Haeckcl）强加于受生物进化论启示的各种人类学学科发展中演变的关于个人发展的“概述”定律。
现在我们可以将目光重新投向马克思。他的进化图表的特殊对象是被认作由自身“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结构”的历史。前文我们已经谈过，马克思相信存在着一条生产方式的演进线，它按照一种内在标准将全部社会归类：该标准就是社会化程度，即个人以集体的方式控制他们自身生存条件的能力。这条演进线是单向的，我们不仅可以借助它来确定提前和落后（不管是各种社会之间，还是在政治历史的进程中），并且它还在历史的各种“开端”和“结局”之间建立了一种必要的联系（即便这一结局，也就是共产主义，已被设想为另一段历史的开端）。
这些观念已经传遍全球，而马克思已经找到了令人震撼的表述来对其加以展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传统只是在进行注释。前文我已回顾其中某些表述，它们之间的对比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的演进观念离不开历史合理性的论断，或者说，如果要追求历史的形式、趋势和形势的可理解性，马克思的演进观念就离不开历史合理性的论断。
因果模式（辩证法Ⅰ）
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所指出，这一论断首先表现为一种历史因果模式的形式。它本身并不是一种认识，而是一种研究和解释的方案，它被以表示性质的术语甚至是以隐喻的方式表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生活”与“自我意识”，它们都不是实实在在的事物，都是有待具体应用的范畴。其中一些直接出自历史学及政治经济学，然而另一些则是从哲学传统中引入。在解释现实的方式中，该因果模式的重要性堪与其他理论革新相比肩：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物质（“惯性力”）与真空理论，达尔文的个体变异性与“自然选择”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器官”的要求学说……
对于此处我们所谈的形式，要注意到该模式蕴含着一种令人几乎难以忍受的压力。因为它认为历史进程完全取决于一种先存目的论[15]，然而同时，它也肯定只有物质生活中的矛盾才是变革的动力，“这在科学上可以证明”。因此，它总是不断地被从各种存在分歧的解释中抽取出来，并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史上持久的恢复对象，对于这点我们就不应感到意外了。
对于这个一般模式，我们将会看到：对《资本论》的发展至少带来了一种更高程度的复杂性，甚至若干矫正。事实上，它在递减的一般性的三个层次上阐述了社会关系的“进步”或“发展”。
前文已经提及，首先存在一条连续生产关系（亚细亚的、奴隶制的、封建的或领主制的、资产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的进步线，它为各种具体社会结构的继承提供了一条可理解的原则。很明显，这一层次最具目的论性质：它来自于黑格尔及历史上其他哲学家排列世界历史各个时代的方式（“东方专制主义”变成了“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世界”变成了“奴隶制生产方式”，等等），除“唯物主义颠覆”之外，别无其他改变。同时它也最具决定论性质：不仅是因其直线性，还因为它将历史不可逆的时间建立在一种人类劳动生产力连续发展的规律之上。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这里指的是一种总体上的确定性，不排除细节上有停顿、停滞甚至是后退的可能。
在这个层次上，阶级斗争既不会作为解释的原则，也不会作为总体结论介入。与每一种生产方式对应的是某种占有形式，某种生产力发展方式以及国家和经济关系的发展方式，因此就形成一定的阶级斗争形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方式不同于封建领主与农奴或佃农之间的斗争[16]，至少，共产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最终结果和过程不外乎是这一进程的结果之一。我们又回到了前文阐述商品拜物教时谈及的比较分析了，只不过现在是按时间顺序排列而已。
最终决定论
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标准阐述，尽管它看上去仅仅是个提纲。马克思主义者对它写了数千页的评论。我们习惯了从字面上寻找“最终决定”的意义，然而恩格斯后来的解释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认为经济因素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1890年9月21日《给布洛赫的信》，选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著的《哲学研究》，巴黎，Sciales出版社，1974）。然而这两篇文章的评论以及其后继者却认为恩格斯的理论没有与经济主义甚至技术主义划清界限，因为这些“偏差”使我们不断地回到马克思的多层次的社会实践决定论当中。显然，“最终决定论”使整个社会（“社会形态”）与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辩证化了，然而它最终只会以更加绝对的方式引出历史发展的目的论。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阿尔都塞在写到“单独的一个最终决定时刻永远不会到来”的同时，决定用复因决定的概念代替相互作用的概念和从上层建筑回到经济基础的概念，因为复因决定的概念解释了唯物辩证法提出的“社会整体”无法克服的复杂性（《矛盾和复囚决定》）。
阶级斗争的迫切要求
然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希望把讨论集中于一个更科学的问题之上，他这样做不无道理，因为他曾经质疑革命的必要性。这就涉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矛盾”和该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要求的形式。在这一点，必须仔仔细细地阅读马克思的文章。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以及马克思自己的著作如《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传播的表达法应该被抛弃了，这些表达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圣西门传统的影响。显然，问题不在于把资产阶级财产的固定性与生产力的进步性对立起来〔同样后来的凯恩斯和熊彼特（Schumpeter）也把企业家、工业家与金融投机者对立起来〕，而在于两种趋势之间越来越激烈的矛盾：生产社会化（技术的集中、合理化和普及）的趋势和劳动力分散的矛盾，极度剥削和工人阶级安全无保障的矛盾。这样，阶级斗争就在矛盾激化到经济无法运行的时候完全介入到矛盾的解决过程中来。只有建立在无产阶级的“苦难”、“压迫”和“愤怒”基础上的斗争才能“夺回被夺走的财富”，达到“否定之否定”，即重新占有他们在一刻不停的资本增殖运动中被剥夺的力量。这一点尤显重要，因为马克思谈到了必要性，甚至认为这种必要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这种必要性不是从外部强加在无产阶级身上的，而是构成无产阶级自身活动和解放自己实践的一部分。马克思含蓄地运用了法国革命的模式，更加强调斗争过程的政治性，除此之外，要“破除”的统治不是来自君主制的政权，而是来自社会生产体系中资本的权利。尽管资本压迫人民，但决不会脱离到人民“之外”。是它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这个类比是简单的，但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最后，马克思花了大量的精力分析发展的第三层次，这一更加特别的层次就是生产方式本身的改变，或者说积累运动。《资本论》的主要部分研究丁“绝对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17]，争取日工作时间的斗争以及工业革命的不同阶段（手工业、机器工业、大工业），然而马克思感兴趣的不是简单的量化结果（金钱和生产资本的不断积累），而是工人技能、生产纪律、雇员和资产阶级领导者之间的对抗，就业率和失业率（所以还包括求职者之间的竞争）等等的变化方式。这里的阶级斗争将以更加特殊的方式介入，同时作用于两方面。在资本主义一边，所有的“剩余价值生产方法”都是要压榨“必要劳动”和工人自主性。在无产阶级一边，他们对剥削的反抗使资本不断地寻找新的增殖方法。这样，阶级斗争本身就成了积累的因素之一，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缩短日工作时间带来的是更加“科学的”劳动组织方式和技术的革新：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资本论》第一卷，第三和第四部分）。阶级斗争甚至还从第三个方面介入，即国家方面，这种斗争是阶级之间力量的对比，矛盾的激化使阶级斗争通过越来越有机的社会调节介入到劳动过程当中。[18]
我在这些技术化的问题上费了很多笔墨，目的是使读者明白马克思的历史哲学问题不应该被视为笼统的宣言，而应该从分析的层次去理解，而这也是最大限度解释马克思的观点所要求的。简单地说，马克思应该被视为理论家，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黑格尔的意识形态有着相同的价值。阅读《资本论》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但我仍愿意说出我的看法：正是对这三个层次的分析，从一切社会形态的发展主线到生产活动中的日常矛盾，构成了马克思对历史解释的合理性的理解。用更专业的哲学语言说，马克思越来越少地采用已有的解释模式，而越来越多地构建一种没有先例的合理性。这一合理性不是机械的合理性，也不是哲学或生物进化的合理性，同样也不是关于冲突和战略的正统理论的合理性，尽管在某些时候它可以大量运用以上这些参考。阶级斗争的条件和方式是不断变化的，它本身就是自己的模式。
这就是我们赋予辩证法的第一层意义，也正是适用于解释阶级斗争如何决定性地介入历史的逻辑和形式。在这方面，阿尔都塞是对的，他强调了变化，而马克思强调的是辩证法的形式，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形式（不论是涉及现象学中“主人与仆人”之间的矛盾还是逻辑学中“主体与客体的分化”）。这些形式对阿尔都塞并非丝毫没有关系（相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与它们关系密切，因为他总是不断地研究着这些形式），但正如列宁所说，他只不过颠倒了思辨的“形式”与对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之间的关系。具体情况并不能阐明预先存在的辩证时刻，它本身就是辩证过程和发展形式，并且这一系列是可以被认为是开放的。这至少是马克思研究的意义所在。
历史的“坏的方面”
但是推翻该观点只会更加使该项合理性方案再次遭遇各种困难，甚至悖谬。在谈论“进步观”与“辩证法”的各种关系如何最终确立于马克思哲学之中以前，我们应该从中得出其意义。
在此，有一句惊人的表述可以作为我们的向导：“坏的方面推动历史前进。”[19]这句话是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用来反驳蒲鲁东时说的，蒲鲁东试图研究每一社会类别或社会形态中的“好的方面”，认为是它推动了正义的进步。但是该表述没有用于最初的目的，它转而反对其作者：马克思的理论本身在马克思生前就遇到这样一个事实：坏的方面推动历史，这一坏的方面是历史无法预见的，并且它质疑历史作为必然性代表的身份和确定性，历史可以从这些事实中得出如下结论：历史是前进的，而且它不像麦克白眼中的生活，“犹如痴人说梦，充满喧嚣与疯狂，却毫无意义”。
马克思讽刺蒲鲁东的时候，拒绝使用乐观和说教性质的历史观，归根结底，这一历史观是遵循惯例的。蒲鲁东在“经济矛盾”的演变、社会公平的建立这两个问题上是采纳黑格尔模式的第一人。其关于公平发展的思想基于以下观点：团结与自由的价值由它们代表的普遍性所决定。马克思（于1846年）提醒他：历史不是由“好的方面”创造的，也就是说创造历史的既非其固有力量和杰出的人文主义理想，更非信仰的力量和道德教育，而是“坏的方面的痛楚”、各种利益的冲突及所有危机和革命带来的暴力。它既不是一部权利的史诗，也不是一出各阶级内战的悲剧，即便内战并不一定表现为军事形式。这是严格符合黑格尔精神的证明，蒲鲁东及改良主义的其他发言人在这一点上根本没有正确理解。
基于这一事实，该证明也只能再次提出我们的问题。归根结底，再没有比这里所说的“坏的方面”辩证法更符合一种确定结果的观点。因为毫无疑问，如同黑格尔的哲学一样，它的功能是进行证明，证明历史发展的理性结局（人们称之为解决或调和、综合）足够强大，可以从其对立面即“非理性”（暴力、狂热、悲剧）通过，并削弱或消耗其对立面。“证明”这一辩证法力量和普遍性的，正是它在将战争、苦难和不公平转化为和平、繁荣和公正的因素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力。除了一篇冗长的关于神正论的文章（按其自己的话说，即莱布尼兹思想的复活）之外，如今我们还可以读到黑格尔其他的东西，即历史中的“痛苦”总是个别而相对的，而它所准备的实证结果却是普遍而绝对的，难道我们不应将这归功于马克思所提出的转化方式吗？难道不更应归功于辩证法中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历史地经历其局限的方式吗？
在批判运动的顶点，我们可以发现本杰明在《历史哲学提纲》中的表述（第九论）：“这就是历史天使所必定具有的外表。他的脸转向过去，一系列的事件呈现出来，而他只看得到一场独一无二的大灾难，它不停地摧毁，又不停地抛弃。天使想停留下来，唤醒所有的战败者和死去的人。可是一阵风暴自天堂突然袭来，困住他的双翼，风暴是如此强烈，天使再不能合上翅膀。风暴不断地将天使刮向他曾坚决脱离的未来，然而直到天界，在他眼前的，还是无尽的废墟。这风暴，就是我们所说的进步。”
历史不仅由“坏的方面”推动向前，它还从“坏的方面”出发，即从统治和灭亡的坏的方面出发。除“通俗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之外，这是另一段需要透彻理解的文字，它是一次特别针对黑格尔的关于历史哲学的课程导言中该段文字的莫大讽刺，后者将以往文明的灭亡描述为精神进步的条件，也就是他们的原则[20]中保留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建立在继续并推广这一运动的致命的幻想上，一直以来，其目的不是为了解放被压迫者，而是为了建立秩序和法律。剩下的，只有一个美好的前景，这就是希望在时代中发生一次不可预见的停顿和中断，一次“变异的救世主般的中止”的希望，后者“将某一特定时代从历史进程中窃出”（第十七论），并给予被统治者和战败者们一个难得的机会，使得他们可以赋予自己的分散的、默默无闻的斗争以重大意义。这一前景还是革命性的，但它己不再具有辩证法性质，它通过其自身工作，彻底放弃了实践的观点，或者放弃了把解放看成转变的观点。
在黑格尔的“坏的方面”和本杰明的“坏的方面”之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是否存在一条联系道路呢？假设以历史的角度看情况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没有马克思（并且不存在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差别），这样的一种对黑格尔的批判就不会产生，这种研究可以考察理论表述在多大程度上符和历史独特性。但是，这一问题不能脱离互相交错的各个历史事件来单独讨论。
现实矛盾（辩证法Ⅱ）
我在上文已经提到，马克思至少两次遇到历史的“坏的方面”，分别是在1848年和1871年。我曾提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本论》中的理论同时也是一个拖延了很久的答复，它说明得非常精彩，但是由于1848年革命的失败，由于本应“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自身瓦解了，马克思并没有完成这本著作。于是·在《资本论>）中读到来自于历史观内部的对于进步的批判是否令人吃惊呢？
除了以傅立叶的精神来反对其所建立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破坏图表外（实践中，与“合理性”对应的是人类资源和生命的“巨大消耗”），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几乎从未使用过“进步，进程”（fortschritt，fortgang）这个词。因此颇具讽刺意味：只要“生产力的社会化”和人的“非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持的进步言论就只是故弄玄虚的空谈。只有通过逆转趋势，树立反趋势，这一矛盾才可能解决或缓解。
这样，第二个方面就显示出来：马克思感兴趣的不是进步，而是过程或进程，他特别规定了它们的辩证概念。[21]进步不是已知的，也不是计划好的，它只能是来自于构成过程的对抗发展的结果，因此它一直与这些结果相关。然而，过程既非一个道德概念（唯灵论的），也非一个经济学概念（自然主义的），它是一个逻辑和政治上的概念。在黑格尔哲学以外，这个过程因为构筑在重返矛盾不可调和的观点基础上，所以更加符合逻辑；它越是应当去它表面的对立面及其劳动和经济生活领域寻找其“现实条件”，这个过程就越是政治化。
如果使用一个马克思多次使用的数学比喻，我们就可以换一种说法：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既不是几何曲线的总体形态（即积分），也不是微分（即“加速度”效果），其力量对比一直起作用并决定着演进的方向。“劳动力”就是以这种方式个别地更是群体地反抗和希望摆脱资本逻辑强加于它的纯商品地位的方式。该逻辑的最佳表述是马克思称之为劳动力的真实服从或“真实归入”的东西，与之相对应的是由劳动合同所限制[22]的仅仅是形式上的“归入”：即一种完全取决于资本需要（具有职业资格或失去职业资格，失业或剩余劳动，被迫的清贫或被迫消费等情况，视情况而定）的劳动者的存在。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一极限是不可能达到的。换句话说，马克思的分析逐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物质不可能性的因素，即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集权制”相冲突的不可压缩的最低极限，群体劳动者的革命实践由此而再现。
《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到：劳动者的斗争是“与其存在”同时展开的。并且《资本论》表明一个劳动者群体的存在就是该斗争的最初时刻，不论是在工场或企业中，还是在其他地方，或者在城市、政治中（但无论如何，总是在这两个空间之内，从一个到另一个）。“工资形式”的先决条件是将劳动者看作是个体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将其劳动力作为一种价值有高有低的商品来交易，来对劳动力进行“约束”和“使之有责任心”。而群体是生产本身的一个不断再生的条件。事实上，始终存在着两个劳动者的群体，它们互相交织，由相同（或近似相同）的个体构成，但是却互不相容。一个是资本群体，另一个是无产阶级群体。后者诞生于对资本主义集体化的反抗过程，如果没有无产者群体，资本主义独裁者也就不可能存在。
倾向历史性
这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第二层意义，它使第一层意义更加明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基础是革命的——不能不改变。问题在于向哪个方向改变。马克思说这个改变是不断被延迟的不可能性。不是精神上的不可能性，也不是一种“概念之间的矛盾”，而是我们所说的现实的矛盾，区别于纯粹形式上的矛盾（在定义上自相矛盾的抽象概念）和简单的现实对立（在几个方向相反的外力作用下，我们可以计算出结果，找到平衡点[23]）。马克思辩证法的独到之处在于使我们确信“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极端情况下”，矛盾都不是表面现象。矛盾并非康德的无法社会化的社会性所说的自然的“诡计”，也不是如黑格尔的异化所指的理性的“诡计”。劳动力将一刻不停地转化成商品并进入资本主义形式（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就是资本本身，就如“社会关系”一样）之中。然而，这一过程包含了一个既作用于个人又作用于集体的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一对立又一次看似与我们毫无关系）。正是这个物质的不可能性使扭转资本主义的趋势在任何时候都成为必要。
这样，矛盾、时间性、社会化三个问题就丝毫不能分离了。我们能看出其意义所在，这也正是自狄尔泰（Dilthcy）和海德格尔以来的传统哲学所说的历史性理论。人类历史进程曾被想当然地看成是被一个唯一的“思想”或唯一的伟大历史记叙集合起来的整体，然而建立在这样的历史进程观之上的终极目的或意义的问题已经被每一个现在随时提出的因果关系问题或历史力量的相互作用问题取代了。在这方面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自斯宾诺莎的努力以来，历史性问题（或者说对运动、不稳定性和从现状到变化的趋向的分析）第一次在实践领域而非在意识领域被提出来，第一次从生产和生产条件出发而非从理论或精神生活出发被提出来。然而，与唯心主义提出的警告相反，这不是要将自然决定论限制到历史因果论上，更不是要用自然决定论代替历史因果论。就像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一样，我们又一次超脱了主观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交替，但这一次是坦率地站在唯物主义一边的，至少是站在内在性的一边。这里，矛盾就成为比实践更加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矛盾是包含实践的）。
但是，一个历史性概念如“现实的矛盾”（这个问题当今也有几种不同的发展倾向）是如何与“历史整体性”的理论（由发展的各个时期以及连续的革命构成）共存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变得更加矛盾。然而在1871年，马克思重新碰到了历史的“坏的方面”，就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其结果是他放弃了他正在进行的工作。从此他一刻不停地研究，但没能完成，没能做出任何“结论”。事实上，根本就不会有结论。
然而这一形势带来的质疑却值得研究。我们至少知道其中两项质疑。第一项同时由两个事件引起：在共产国际巴枯宁反对“马克思主义专政”，马克思反对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于1875年为德国社会主义者统一大会所写的《行动纲领》。这导致了后来马克思主义中所谓的“过渡”问题。第二项是随后来自俄国的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家的质疑，他们在“农村公社”的未来问题上质疑马克思。这一质疑提出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这两项质疑都没有怀疑因果论，但二者都使马克思和马克思辩证法与时间描述的关系发生了动摇。
经济主义的真理（辩证法Ⅲ）
在巴黎公社被镇压和共产国际解散（宣布于1876年，但事实上于1872年的海牙会议上就解散了）之后的几年里，尽管马克思竭力宣传“无产阶级政治”，甚至把它作为《资本论》的科学基础，“无产阶级政治”在“工人运动”或“革命运动”意识形态中还是没有稳固的一席之地。那时居主导地位的是议会的或反议会的修正主义和工联主义。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形成，都以德国的社会民主原则为自己的原则。在拉萨尔（Lassalle），马克思的老对手，和马克思一样也是1848年革命的领导者）去世及德意志帝国建立后，在马克思的学生李卜克内西与倍倍尔的推动下，他们在哥达（Gotha）召开了会议。马克思阅读了这些受“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的行动纲领，发现围绕“人民国家”（Volksstaat）的思想建立起来的科学社会主义事实上把全部劳动产品再分配的空想与“国家宗教”联系起来，后者甚至不排除民族主义。马克思不久前刚刚受到巴枯宁的激烈抨击，巴枯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有两大专政计划：领导人对军人的“科学性”专政（政党以国家为榜样，并把国家作为斗争对象），工人对其他被剥削阶级（尤其是农民）的“社会性”专政，于是有了工业国对农业国如俄国的专政。这样一来马克思在他的支持者和他的反对者之间腹背受敌[24]……马克思主义为革命阶级提供了摆脱要么加入资产阶级政治的“民主”要么加入反政治的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联主义）的两难境地的方法，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是否存在的疑问此时又突然显现出来。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已经提前回答了这个问题。除了从历史运动本身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外，再没有别的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了。他以巴黎公社发明的直接民主为例，这个“工人阶级最终找到的政府形式”（《法兰西内战》）成为他定义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但马克思的这一回答并不能使我们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工人和军人都追随了别的意识形态或别的“体系”，为什么在资产阶级国家面前必须有一个组织或机构来教育他们，使他们遵守纪律。总之，我们距离能带来共产主义的“普遍阶级”还很遥远……
国家的消亡
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对巴枯宁和哥达纲领的评注都没有直接回答，但引入了“过渡”这一概念作为间接回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彼此的革命性变革放错了位置，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政治过渡时期，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专制。”[25]在不久前，他划清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阶段”：第一阶段中总是充斥着商品交换，社会劳动的组织原则体现在工资形式上；第二阶段里“个体对社会分工奴化的依附终将消亡”，并且“工作不仅只是生存的手段，还将成为第一生活需要”，这会“彻底超越贵族权利的界线”按“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调节社会关系。所有这些迹象都预示着向共产主义过渡中表现出的国家衰退，甚至可以说：预言了一个历史时刻（不管其时间长短）的到来，以国家消亡为内容的人民政治即将展开。
在这些迹象中，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马克思主义传统）酝酿了从“过渡时期”到“没有阶级”的社会的各阶段或各状态演变的理论萌芽，该理论推出的社会主义定义从而达到顶点，社会主义有别于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已经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体制本身的发展而日益黯淡下去。有别于权力的合法功能（马克思称之为“辩护论”），这种用法已经自然地被纳入变化的框架。我不认为这是马克思本人所注意到的，因为“社会生产方式”的思想与共产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原则完全矛盾，而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后革命时期的所有群众国家思想，却重新犯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批评过的错误，这一点亨利·列斐伏尔有过论述。[26]反之，很显然，这里被称作时期或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空间也即纯粹政治空间。所有这些词汇只体现了“革命实践的回归”，只不过此次是变革时代有组织的活动而已。这个时代仿佛要对外开放和自我膨胀，要在旧的物质条件下（列宁后来用透彻的话语称之为“国家或非国家”，明确地阐明了问题的性质，而不是给出答案），在过去和现实中由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取代。同样，与冒进态度和逐步成熟观都不同的是，马克思窥视到所谓“过渡”乃是历史上的“非现代性”自己的政治表象，但这一概念却一直被他归为“暂时性”之列。
俄罗斯公社
马克思在几年后给俄罗斯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代表们的书信使我们可以公开实施比较。马克思在刚刚与巴枯宁的“发达工业国家对落后国家准备实施霸权”的论调斗争后（我们还记得他在《资本论》第一版的前言中写到：发达工业国家“将自己的前途演示给了”落后国家），就又不得不去解决《资本论》在俄罗斯读者中引发的两派争论：一派是倾向法则的拥护者（资本被劳动者剥夺后，小业主的财产又被资本剥夺），他本人将该法则解释为“历史的必然命运”，因而得出结论认为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另一派则将“农村合作公社”视为今天被称为“非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认为这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马克思于1877年第一次在原则中作出回答[27]，1881年又应“劳动解放”团体负责人维·伊·查苏利奇（Vera Zassoulitch）的要求重新回答。我们知道他写了4页纸，而给维·伊·查苏利奇寄去的只是简明扼要的答复。[28]所有这些文章的思想是相同的，令人惊讶的是不管对错这一思想没有任何模糊之处；而同样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撰写时并不困难，但并不轻易承认观点出自他本人之手。[29]
首先，《资本论》中的倾向法则不能脱离历史环境：“只有将纯理论和俄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才能对它进行讨论……很多人相信在俄国解散公社财产有历史必要性，可他们绝对无法用我分析西欧必然的进程的方法去进行论证，他们需要提供些新的论据，要给出和我完全不同的才行。”
其次，农村公社（这一称谓是沙皇政府在1861年取消农奴制后确定的）内部非商品经济和服务市场的生产二者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一个内在二元论），这个矛盾完全有可能被国家及资本主义体制所加剧或操纵，从而导致农村公社的解体（也就是部分农民变为经营者，其他人成为农业、工业无产者），如果该进程不中止：“就需要来一场革命，来挽救俄国公社。”
最后。也是第三点，团体的形式（不是靠血缘维系的自由人的社会团体）经历特殊的进化（“历史上前无古人、独一无二的情况”）后保留下来，是对古代的仿效：但这种仿古可以为“俄国的复兴”服务，也就是服务于共产主义社会建设，在曾贯穿西方资本主义的“对抗”、“危机”、“冲突”和“混乱”中建设经济，俄国可以从周围借鉴方法，靠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实现现代化。
这些著述所建议的是历史发展的多种具体途径，然而这一思想离不开抽象的假设：认为历史上在不同的社会构成中存在多种现代“时期”，一些时期表现为逐步的发展，而在另一些时期则能实现从最古老到最新的急速跨越。正如阿尔都塞后来所说的那样，这种“多途径决定”是历史特殊性，不会遵循预先确定的路线，而是取决于同一环境下毫不相干的历史政治诸因素对生产方式的发展趋势所作出的反应方式。
反进化论吗？
这样在外来问题的压力下（可能也是来自人们对他本人的某些话的正确性以及对“马克思主义者们”如何运用这些话的怀疑），情况急转直下，马克思的经济主义从它的对立面诞生了：从所有反进化论假设中诞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这一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第三时期。可是怎么能够忽视在对巴枯宁、倍倍尔和维·伊·查苏利奇的回答中存在的统一性呢？每个回答都是其他回答的互逆命题：在这里，当出现政治裂变后，新情况总要去旧条件中去探索道路，在那里，旧的东西要跳跃到最新事物中，对“反潮流”的成果加以利用。
马克思本人的这些话语是私人的，几乎是秘密的，有时是修正过的，因此并非完全统一，首先和《资本论》中真正的矛盾分析不统一，而且他20年前在《政治经济学》中结合普遍历史发展的唯一主线介绍他的因果性图式时，所使用过的某些词汇也与他今天的某些话语有出入，对此我们又怎么能够忽视呢？马克思写道：“一个社会，在它所能包容的所有生产力量发展之前，是绝不会消散的……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永远只提出些自己有能力解决的问题……”现在“……对于我的批判这些却远远不够，应该把我对西欧资本主义的形成史变成普遍的历史哲学理论，运用到所有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状况如何）以便最后形成经济，在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使人类最全面地发展。可是我得向社会变革道歉，（同时我又感到既非常荣幸，又非常耻辱）……类似惊人的事件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把结果搞得一团糟（不管受雇佣者们是否壮大）。在研究了每次进化并对其进行比较后，我们就能很快发现这一现象的关键，这是某个妄图超越历史的普遍万能理论所无法做到的。”[30]“一般的”资本主义也不存在，有的只是各种资本主义交流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历史资本主义”[31]，同样，普遍的历史也不存在，存在的只有特殊的历史性。
我们或许不能就此澄清问题：如此的校正难道不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吗？当然，它首先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得到体现，该书的前言把“超级组织的混乱”描写成为“经济基础变化”的恶果。“环境”、“替代”、“二元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概念促使我们想到：国家和意识形态反过来又会作用于经济，甚至在特定的条件下成为“基础”的基础，那么这些概念又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没有任何一位理论家能够在一有新发现时就重新改写自我：或是因为缺少力量，或是因为没有这份愿望，或是因为抽不出时间……这种工作得由他人代劳，这里倒有必要说明一下，“意识对行为的反作用”，经济主义的真正意义（也就是说经济的趋势只能通过它的反面来实现：意识形态、“世界观”，包括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些恰恰是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研究的思路。的确，历经百年后，当历史灰暗的一面重新摆在我们面前时，马克思主义者们依旧还在那里苦苦埋头研究。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85年）和马克思长达40年的合作使他们无法共同进行二元论分析（“善良的辩证法主义者”马克思和“冷酷的唯物主义者”恩格斯），但我们并不会因此否认两人聪明才智合作的独创性，这也不会影响我们去衡量恩格斯给马克思主义问题带来的变革的意义。恩格斯主要是在1844年发表意见的，当时他发表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把雇佣制批判为人类本性的异变，在这一问题上，他比马克思同一时期以及1875年以后的观点还要全面。
事实上是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描述，是他将革命策略、形势分析和政治经济批判融合起来。对我们来说，最有意思的是《反杜林论》（1878年）中意识形态的重新使用，恩格斯首先围绕权利和精神“永恒的真理”给认识论下了定义，随后出版的《自然辩证法》〔参考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Dialectique de la nature），巴黎，Editions Sociales出版社，1952〕中这个定义实际上走向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反面：与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历史的观点迥异，认识论结合到思想史中，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矛盾为主线，由多种条件决定形而上学思維方式（恩格斯曾称之为“知性”）和辩证法思维方式二者的矛盾（恩格斯曾称之为“理性”）。现在大学哲学研究中应该使马克思具有科学性，但是这一计划却因为其內部的悖谬被搁置了，而且主要问题还在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说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神秘性，恩格斯更倾向于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说法，因为这样可以回避“唯物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后期的文章〔《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8年）；《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1894—1895年）；以及和考茨基于1886年共同完成的《法学家的社会主义》（Socialisme de juristes）一文〕着重讨论的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关于世界的主导观念的更迭问题，也即从一种宗教思想发展到世俗思想（主要是法律思想），以及由此引出的阶级斗争基础上的世界政治观，大众和国家关系中群众信仰的形成等问题。这样，历史唯物主义就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列宁是哲学家吗？
从“辩证唯物主义”被确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起（尽管其“缔造者”的遗体已经用香料处理过陈列在莫斯科红场的纪念馆），列宁的思想——被千万评论家从他的四十七卷《列宁全集》中节选的部分——就变成了哲学之外的东西：成为唯一的参考和唯一正确的说法。今天的研究活动却是反方向的〔最近有位评论家认为那是心理病理学个案——多米尼克·考拉（Dominique Colas）：《列宁主义》（Le L’éninisms），巴黎，PUF出版社，1982〕，的确，在他所处的环境和经济中去研究列宁的观点还需要很长时间。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两位在各方面都难以达成共识的法国哲学家分析过列宁和哲学的关系，他们的研究方法非常灵活，亨利·列斐伏尔〔《认识列宁的思想》（Pour Connaitre la pensée de Lénine），巴黎，Bordas出版社，1957；以及他与诺伯特·古德曼（Norbert Guterman）合著的《黑格尔的辩证法手册》（Cahiers sur la dialectique de Hegel），巴黎，NRF出版社，1938〕依靠的是1915—1916年列宁未发表的著作，当时列宁阅读的是古典哲学家的作品，主要是黑格尔的，还有克劳赛维茨的，他按辩证的思维方式把战争当成一个过程，是政治矛盾的延续（参考《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路易·阿尔都塞〔《列宁和哲学》（Lénineet la pholosophie），巴黎，Maspero出版社，1969〕和多米尼克·勒古（Dominique Lecourt）〔《危机及其问题》（Une crise et son et enjeu），巴黎，Maspero出版社，1973〕也先后参与研究，阿尔都塞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Matéialisme et empiriscriticisme）中（1908，《列宁全集》，第十四卷）探询哲学的现实概念，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界线，认为科学和政治互相决定。
不过，列宁还思考了其他一些哲学问题，最有意思的大概是以下这些：
（1）重新整理《怎么办？》中（1902，《列宁全集》，第五卷）尝试探讨过的“普遍阶级”的无产阶级思想，反对“革命随意性”的观点，认为民主革命应由知识分子领导。1905年革命后，有人引用罗莎·卢森堡的反驳，向他发难：《民众罢工：政党和工会》（Gréve de masse，parti et syndicat），第一卷，巴黎，Petite collection Maspero出版杜，1976]
（2）另一个极端上，对社会革命矛盾的理论研究工作（“国家”和“非国家”，雇佣工作和自由工作）从最初的空想主义〔《革命状况》（L’Etat de la Révolution），1917，《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发展到最近对合作制的思考（1923，《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同样可以参考：罗伯特·林哈特（Robert Linhart）：《列宁，农民，泰勒》（Lénine，les paysans，Taylor），巴黎，Seuil出版社，1976；莫什·列文（Moshe Lewin）：《列宁最后的斗争》（Le Dernier Combat de Lénine），巴黎，Editions de Minuit出版社，1978。
[1] 卡尔·马克思回击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而著的《哲学的贫困》，第二章《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第一节《方法》“第七个即最后…个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第四卷，153—1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2]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第十三卷·8—9页。
[3]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中文一版·第一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第九节《工厂立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530—534页。
[4]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中文一版，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831—832页。
[5] 纽约，Basic Books 出版社，1980。
[6] 乔治·康吉翰姆在《形而上学与精神杂志》（Revue de métaphisique et de morule）1987年第4期上发表有《进步观念的没落期》（La décadence de lidée de progrès）一文。
[7] 瓦尔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历史哲学论文集》（Sur le concept d'histoire），译文收录于巴黎Gallimard出版社2000年版的《作品集Ⅲ》中。参见迈克尔·洛威（Michael Löwy）的评论：《瓦尔特·本杰明——火警》（Walter Benjamin．Avertissement d‘incendie），巴黎，PUF出版社，2001。
[8] 阿尔都塞：《答约翰·勒韦斯》（Réponse à John Lewis），巴黎，Maspero出版社，1973。
[9] 关于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用进化论的语言来阐述的，参见让·罗贝林（Jean Robclin）：《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化》（Marrisme et socialisation）·巴黎，Méridiens／Klincksieck出版社，1989。关于19世纪和20世纪的未来社会主义者的描写，参见马克·昂热诺（Marc Angenot）：《集体乌托邦》（L ‘Utopie collectiviste），巴黎，PUF出版社，1993。
[10] 参见让-佛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所著的《后现代条件》（La Condition post-moderne）。
[11] 爱德华·伯恩斯坦（Édouard Bernstein）；《社会主义的预先假设》（Les Présumés du socialisme），法译本由巴黎Seuil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
[12]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1972）1980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第十三节的法译本由巴黎Seuil出版杜出版。
[13] “所有被称作人类历史的东西不过是人类通过劳动繁衍后代，改造自然罢了”[卡尔·马克思1844年手稿（《经济学与哲学手稿》），99页，由E．鲍提若里（E．Bottigelli）翻译并引进，巴黎，Socialcs出版社，1962]。
[14] 康吉翰姆的《什么是科学的意识形态？》（Qu’est-ce qu’une idéologie scien tifique？）一文发表于《生命科学史中的意识形态与理性》（Idéologie et rationalité dans l’histoire des sciences de la vie）一书，巴黎，Librairie Vrin出版社，1977。在达尔文前后关于进化论的优秀著作是康吉翰姆、拉帕萨德（Lapassade）、毕格马（Piquemal）和于曼（Ulmann）所著的《十九世纪从发展到进化》（Du développement à l’évolution au XXe siècle），1985年由巴黎PUF出版社再版；参见伊维特·孔里（Yvcttc Conry）编著的《从达尔文到达尔文主义：科学与意识形态》（De Darwin au darwinisme cience et idéologie），巴黎，Librairie Vrin出版社，1983。
[15]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选自《{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第十三卷，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16] 参见《资本论》，中文一版，第一卷，第八章《工作日》，第二节《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263—271页。
[17] 在最近的翻译中，“剩余价值”一词代替了传统的接近于“plus-value”的译法，但在德语中准确的对应词语是mehrwert，因为马克思创造这个新词汇是用来表示资本的增殖的，而资本的增殖来自工人的剩余劳动（德语是meharbertt，英语是surplus value/surplus labour）。
[18] 参见《资本论》，中文一版，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九节：《工厂立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527—550页）。最推崇马克思这一思想的是意大利的“opcraiste”学派。参见马里奥·特隆迪（Mari。Ttronti）：《工人和资本》（Ouvriers et capital），由克里斯蒂安·布尔古瓦（Christian Bourgois）翻译成法文,1977年出版于巴黎；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反对国家的工人阶级》（Lu classe ouvrière vontre l’Etat），巴黎，Galilée出版社，1978。同时请参考尼考斯·布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政权与社会阶层》（Pouvoir politique et class sociales）,巴黎，Maspert，出版社，1968]与拉尔夫·米里班（Ralph Miliband）（《马克思主义与政治》，牛津，1977）关于阶级在斗争中的“国家的相对独立性”的争论。
“opcraistc”学派，或称“工人主义”学派，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在意大利出现的一场理论、政治运动中。当时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论战使工人运动一·度陷入危机，此时，工人主义学派提出回归到工人阶级，反对先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后进行工人斗争，而强调首先进行工人斗争，该学派认为工人阶级既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发动机，又可能在加强自身力量的同时打破现有政治体制。——译者注。
[19] 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结果总是坏的方面占优势。正是坏的方面引起斗争，产生形成历史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一版，第四卷，154页。
[20] “我们走在一片废墟当中……这里是否定的范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那些最"高贵最美丽的东西是如何被推上了历史的祭台的……在生死之间，理性看到了人类劳动的成果……”[黑格尔：《历史中的理性》（La raisonde l’histoire），《10／18》文集,5l、68页，巴黎，UDE出版社，1986]。
[21] “‘过程’一词含有发展之意，在欧洲长期以来属于法律词汇。在法国，先是谨慎地考虑了它的拉丁文形式processus。然后渐渐地摆脱了这种学究式的外表，首先是在化学和生理学书籍中，然后在一些哲学书籍中，最后终于获得了现在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德语和法语的日常语言中，过程一词常常被用于法律领域。”（Le Capital，livre I，Chap．V，《Procès de travail et procès de valorization》，note de Marx pour I’édition française，op.cit.，p.200．）
[22] Le Capital，livre I，Chap．XIV：《Survaleur absolue et relative》．同样参见《资本论未出版的一章》，罗歇·当热维尔（Roger Dangeville）出品，巴黎，UGE出版社，《10／18》文集，1971。
[23] 思考“现实的矛盾”的可能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试金石。参见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形式逻辑学和辩证逻辑学》(Logique formeile et logique dialectique)），第三版，巴黎，Sociales出版社，1982；皮埃尔·雷蒙德（Pierrc Raymond）：《辩证唯物主义与逻辑学》（Materialisme dialectiqu et logique），巴黎，Maspero，出版社，1977。这种可能是备受争议的。尤其是卢西奥·科莱蒂（Lucip Coeeetti）在《马克思主义的没落》（Le déclin du marrisme）一书中的《辩证矛盾和非矛盾》（Contradiction dialectique et non-contradiction”）一文，巴黎，PUF出版社，1984。他的新理论甚至成了阿尔都塞的研究对象。
[24] 主要的文献是马克思在巴枯宁发表于1873年的《国家主义和无政府状态》和1875年的《德国工人党行动纲领》上的批注。在《国家主义和无政府状态》上的批注直到20世纪才与马克思的其他手稿一起出版（主要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十八卷，597—642页，柏林，Dietz Verlag出版社，1964）。而在《德国工人党行动纲领》上的批注则被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相互传阅（马克思后来表示将这些批注公之于世毫无用处，因为信仰社会主义的工人们已经从行动纲领中读出了文字以外的东西，即革命基础），20年后恩格斯在自己的《爱尔福特纲领的批判》（1892年）中引用了这些批注。
[25] 《德国工人党纲领旁注》（Gloses marginales au programme du Parti ouvrier allemand），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哥达和爱尔福特纲领的批判》（Critique de prugrammes de Gotha et d’Erfurt），34页，巴黎，Sociales出版社，1950。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参见我写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词典》（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e）一文，同前书，以及让·罗布兰（Jcan Robelin）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化》（Marxisme et socialisation），同前书。
[26] 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vbre）：《论国家》（De l’Etat），第二卷，《从黑格尔到毛泽东的马克思国家理论》（Théorie marxiste de l’Etat de Hegel à Mao），巴黎，UGE出版社，《10／18》文集，1976。
[27] 指致《祖国纪事》（Les Annales de la patrie）杂志编辑部的信《给米海洛夫斯基的信》（Lettrc à Mikhailovski），该文可以在莫里斯·高德里耶（Maurice Godlier）编的文集《前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选>（Sur les sociétés précapitalistes,Textes choisis de Marx，Engels.Lénine）中找到：349页，引用部分，巴黎，社会出版社，1970。
[28] “亲爱的女公民，最近10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使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出处同上，318—342页）我们注意到所有这些信都是用法文写的，马克思已经学会阅读俄文，但还不能使用俄文写作。
[29] 同时，恩格斯在阅读了史学家乔治·莫雷（Georg Maurer）关于德国旧团体的著作后也给出了类似的评价[参考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L‘Origine de la famille，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et de l’Etat），323页引用部分，巴黎，Editions Sociales出版社，1975]，这些著作还受摩尔根的《古代社会》（Ancien Sociely）（1877）[法文翻译本由拉乌尔·马卡里于斯（Raoul Makarius）翻译，巴黎，Anthropos出版社，1985]中的人类学进化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对该书作者非常钦佩。
[30] 《给米海洛夫斯基的信》。
[31]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Wallersein）：《历史资本主义》（Le Capitalisme historiqre），巴黎，La Découverte出版社，Repères丛书，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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