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疯狂迫害下的牺牲者
1 尾崎秀实的死 |
十一月一日得到从岐阜来的明信片，知道了你的消息。你的身体患的是什么毛病，必须找医生早点治好。听说你精神好，我很安心，一个人能自己生活下去，实在令人觉得有望。我们当以为是毋须焦虑的呢。父亲搭便船回到台湾的消息令人感到悲壮。带着衰老的身体，冒险跑到将成为战场的台湾，我是很想劝阻的，我想他老人家或许是想到留在台北的孩子们，才那样不顾危险而去的吧。想到人心的可怜的爱情，真令人悲痛．总之我首先祝他老人家平安到达。如果接到半路回家的消息，请通知我。人到将死的年龄还不能在故乡得到温暖而安定下来，可见生活于温暖的人情才是故乡。父亲这次也许是对故乡感到幻灭了吧。近来常有空袭警报，希望你鼓起勇气对付内外的困难。天气也渐渐冷了。今年薪炭格外不足，想必冷得很吧。我也准备提起勇气和寒冷相抗。尾崎秀实在早晨七八点钟的时候写了这从监狱发出的第三十六次明信片之后不久，大约过了三十分钟的光景，看守就把尾崎的房门打开叫着说“出来吧”。
英子 十一月七日
——三六号——实
“他的行动决不像街上传说的间谍行动，实在是为防止战争的一贯的大努力，关于他的犯罪事实虽然举出有六十余件，但大部分都是分析政治情势的论文，这些论文如果在承认言论自由的国家大致都不成问题。”第二个疑问是在尾崎被捕之后两天，近卫内阁就垮台，东条内阁代而登场。尾崎事件难道不可以看做是军国主义者打倒近卫内阁以便发动日美战争的手段吗？这两者之间也许不过是偶然的巧合，然而对于尾崎事件——近卫内阁总辞职，军国主义者有很大的政治作用是不难想象的。
“我在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前，总是每周一次在报章上，每月在几份杂志上写政论一类文章，后来渐渐不能写了，到战争中不得不完全保持沉默。为什么弄到这样呢，那就是因为报章杂志不登载我的稿子的缘故。但是并没有什么官员向我本人说哪篇文稿不好，叫我不要写那一类的事。一切都通过杂志记者或新闻记者向我进行间接射击，有时候发表了我的论文的杂志编辑接到情报局军人打来的电话，怒吼着问哪一个国贼记者向马场征稿，叫他来接电话，如果这方面回答说征稿并非由个人随意决定，而是由编辑会议决定，他就会说叫有关系的记者都来情报局来。结果是这个杂志的记者四五个人一道跑到情报局，解释道歉才了事……”上面把当时军部官僚痛恶自由主义执笔家的情形描写得非常逼真。面对言论的干涉和压迫采取直接暴力形式的，乃是从无谋而强行发动的战争日趋不利的时候开始……一九四四年一月日本进步杂志《中央公论》和《改造》的编辑十余人（连那些文章的作者也包括在内）全体被捕，两社也随之解散。《中央公论》和《改造》两杂志多年在日本思想界尽着指导的作用，为知识阶级所爱读，所以这种处置实在表示军部官僚己进一步把从来的面纱去掉，赤裸裸地露出了本来的狂暴和野蛮性。而被他们选做这个阴谋计划的口实的，乃是《改造》一九四二年七、八两月号所载的细川嘉六的论文《世界的动向与日本》，还有被称为“泊事件”的由当局制造的事件。
“这篇论文是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我因为想为突入太平洋战争的日本，将来如何才能不陷于悲惨境地而渡过难关，才为忧国之至情所驱使而执笔写那篇文章。”而当局对此则说：“论文里面的辩证法，生产力等字样，完全是红色论调。”并且在“知道谁看了也不会认这篇论文有共产主义色彩之后，于是就把我的朋友们捉了来，要从我的朋友们口中取得‘细川左倾’的话。”当局满以为抓到了阴谋计划的口实，当然不会听任何有理的抗辩，于是事件就那么渐次“扩大”了。
十八日该报：“在敌人之对日谋略及恶宣传最近愈为阴险执拗，思想战之重要性益行加强之际，国内尚有自由主义残余存在，识者间已认为此际应一扫这种敌性要素，此时大日本出版文化协会机关报《日本读书新闻》九月十四日载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战争与读书》一文，对检阅组织率直表示所见，要求其扩大强化，且揭发《改造》九月号卷头论文细川嘉六所写之《世界的动向与日本》，斥其为‘共产主义之宣传’，颇受各方注意，认为该文对于今后之检阅方针将成为重要指示。”于是发行己有一个月之久的《改造》杂志八、九月两号到了九月被禁止发卖，细川于该月十四日被捕。如细川所说，当局看到那篇论文因找不出什么共产主义的主张，于是把他的朋友们抓了来，制造了所谓“泊事件”，泊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
二十日该报：“杂志书籍出版事业乃文化之有力要素，对国民思想之动向有重要关系，无待喋喋．乃《改造》杂志竟两次揭载细川嘉六氏论文，细川氏之思想如何，已无须详述，而《改造》编辑对于非当时之认识不足亦于此可见。关于本问题之发展，极堪注目。（中略）……认为一面应确立适当之指导的检阅方针，同时应对从事杂志书籍出版事业者全部施以根本的再训练和改组，改变其根本思想，使其浸透日本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