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西〕克劳丁《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1975）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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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历史中，人们的行动取得不同于他们所计划完成的结果，不同于他们的直接认识与希望得到的结果。他们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但同时也产生了隐藏于其中的他们没有意识到与不在他们打算之内的某种事物。
——黑格尔 |
随着斯大林的逝世，共产主义运动在历史上进入没落阶段，进入总危机阶段。我们将在这部著作的后两卷中研究这一问题：第二卷研究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到中苏关系破裂这段时期，第三卷研究现阶段。我们将从全面分析斯大林统治下的苏维埃政权的内部矛盾入手来开始研究这个阶段，因为正是由于这位超凡的伟大领袖的逝世，这些矛盾才得以爆发，第一次在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引起了严重的骚动。这种骚动的震波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政权里，在“阵营”外的各国共产党里，在国与国、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上，冲破了思想、政治和组织的堤防。潜在的冲突和离心倾向表现出来了。神话和教条被粉碎了。人们的心里产生了疑问，甚至痛苦。局部的和外围的危机，同苏联中心的危机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总危机。
考虑到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在历史上是从其外围开始的，我们认为第一卷不必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政权的演变作全面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危机首先表现为共产国际在资本主义世界和殖民地世界都遭到了失败；其次，表现为四十年代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没有力量以革命来结束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危机；后来，又表现为同南斯拉夫的破裂和人民民主国家的蜕化（这种蜕化在使人震惊的审判中反映出来）。同时，斯大林政权通过无情摧毁阻挡它的一切障碍，不管是富农的反动顽抗，还是老一辈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反抗，在苏联境内巩固和加强了。这个作为一种不仅历史上完全没有过的，而且马克思的理论也没有预见到的社会制度形成并发展起来了。这种制度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它建立在主要生产资料由一个新型的社会阶级加以利用的基础上，这个阶级是以那些能够在一个满目疮痍、啼饥号寒的国家里担当最有用和最紧迫的任务的人，即组织和管理经济的人员为基础逐渐形成的。至少在一段时期内，这个新的统治阶级主观上认为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体现无产阶级专政，实行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却已成为完全不受劳动群众监督和控制的利用生产资料的真正受益者，并且逐渐在主观上也具有了一个统治阶级的各种特点。
这个诞生在1917年的苏维埃民主的废墟之上的政权，证明它能够发展生产力，使国家摆脱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况，并以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速度进行工业化。像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所承认的，四十年代末，这种社会政治结构已经同生产力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及其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发生冲突。在这种没有任何民主可言的政治制度里，独裁者不是世袭的，而革命的条件又不成熟，于是各集团之间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便成为解决继承问题的唯一方法。这一斗争具有众所周知的残酷无情的特点，这不能全拿个人野心来解释。斗争的基本原因，是因为上面提到的社会政治结构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而且同苏联国内、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与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其他冲突和紧张状态交织在一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就是这种情况下争权斗争的辩证法本身的产物。尽管报告里有故意编造的谎言，但它是对这一制度的本质的无情揭露。一直为共产党人认为是资产阶级和“叛徒”的诽谤的东西，现在由新上任的总书记正式证实是事实了。原来，“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权长时期以来不在劳动人民手里，也不在自称是代表劳动人民的政党手里，而是在一个拥有无上权力的、无处不在的警察机构为之效劳的独裁者手里，他的主要统治方法是在政治上进行罪恶的勾当和对群众施行思想控制。原来，反对南斯拉夫革命这次不光彩的运动是斯大林和他的警察机构一手策划的，像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所进行的那些审判一样。由此可以推知，在人民民主国家里，政权也不是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或自称代表劳动人民的政党手里，甚至也不在本国的独裁者手里，而是掌握在新的俄国独裁者及其秘密警察手里。原来，共产主义运动的总政策不仅不是由参加运动的各党所决定，而且也不是由“领导党”所决定的，因为“领导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党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是由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和他的助手们所任意操纵的，而他们自己又不可避免地为秘密警察所控制。
《秘密报告》承认，或者至少可以从《秘密报告》中推论出如下关键性的事实：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政党、思想意识、政策、经济、文化等等方面，秘密警察掌握着最后决定权。斯大林既是最高领袖，又是这一庞大警察机构的牺牲品。
原来苏维埃政权并不是通过它的实际表现，而是通过它的自我宣扬和它的表面现象，影响着以它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苏维埃政权之所以能把它的教条和模式强加给共产主义运动，并使之屈从于它国内的政策，是因为在世界革命者的心目中，它是第一个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政权，达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顶峰。它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和剥削，并在工业化和教育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而这同旧的沙皇制度比较起来是真正的解放。在一段时期，这种真正的解放所取得的成就（借助于这一政权使“马克思主义”适应这一目的而制造出来的欺骗性理论）掩盖着人的异化、压迫和剥削的新形式，而这种新形式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先进”的资本主义下的旧形式更为退步。历史的运动再一次表现出比最清醒的理论预见所设想的过程要复杂得多，矛盾得多。
对苏维埃制度的演变，对它的表面现象和实际情况的这种看法，贯穿在前面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在历史上最初的种种表现的分析中。出于分析的需要，我们曾经试图说明造成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及使运动遭受挫折和失败的个主要因素，即相信苏维埃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并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革命党的模式来仿效；把它的思想奉为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真理，奉为每个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纲领和政策的基础，使共产国际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世界战略，从属于苏维埃国家的对外政策，等等。
但是，从1953年到1956年发生了许多大事：贝利亚受到谴责，秘密警察的工作方式开始被揭露，柏林工人举行起义，为南斯拉夫“恢复名誉”，赫鲁晓夫作了《秘密报告》，波兰和匈牙利都爆发了十月事件，斯大林帝国主义对别国人民起义第一次进行了武装干涉。这些事件发生之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对苏维埃制度就越来越不像以前那样只看表面，而是看实质了。苏联把斯大林作为替罪羊，用“个人崇拜”解释他的专制政治，又用他的专制解释对他的“个人崇拜”，硬说《秘密报告》里描述的骇人听闻的实际情况丝毫不影响苏维埃制度的“社会主义实质”，也不影响它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质，这种新的理论上的辩解尽管很不高明，居然使许多共产党员感到满意，这就再一次表明，他们的思想脱离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到了何等地步。同时，另一些共产党人认为，这些说法是共产主义运动头一次进行的自我批评，虽然做得还不够，毕竟能为运动的复兴开辟道路。但是，新的现实是不可抗拒的，它所拥有的摧毁教条和神话的巨大力量不是任何主观设置的障碍可以阻挡得住的。以前，各国共产党的挫折、失败和无能，如果无法用“客观因素”来解释的话，总被解释为它们学习苏联模式方面有缺点，“布尔什维克化”不够，与苏共理想的理论水平相比理论水平低等等。现在慢慢有了这样的想法：各国共产党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有弱点，恰恰是因为它们学苏联学得太像了。
这样，苏联共产党的危机就变成了反映每个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一面镜子。因此，本书的第二卷一开头就要对斯大林统治下的苏维埃政权的内部矛盾进行全面分析，一直分析到苏共二十大，这次大会在历史上是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总危机的先兆。
现在，我们提几点看法来结束本卷。我们认为，这几点对于全面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的历史根源，了解这一危机在共产国际期间以及从共产国际解散到斯大林去世这十年中的发展过程是极为重要的。
一、如第二章《理论危机》所示，共产国际的成立，它的政治纲领，它的组织原则，它的战略和策略观点，都受列宁关于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理论的决定性影响。但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事态发展，随即否定了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成熟程度以及当时革命发展趋势的假设。以后历史的整个发展过程越来越清楚地表明，这种否定显示出列宁有关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模式有漏洞，其中的假定是错误的。这清楚地表明，对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问题重新加以考虑，现在已经成为客观的必要了。
但是，聚集于共产国际周围的力量只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才有限度地承认这种客观必要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革命的失败被看成是暂时的事情，而且主要归因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叛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预见不论是正统的经典提法还是列宁的解释，都并不因此就被否定。与此同时，处于资本主义体系关键地区边缘的一个落后的、半资本主义半封建国家中革命所取得的初步胜利，则被说成是对经过列宁解说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绝对证明，达到了最高限度的科学精确性。苏维埃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切实可行的模式，而列宁的战略和策略又是所有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样板，只需使之同它们各自的国情结合就行了。而且甚至这种结合，也只部分地取决于各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也就是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享有最后决定权。总之，俄国革命理论成了全世界所有地区的革命理论，只需要稍许作些调整就行了。
共产国际由于掌握了这种“普遍真理”，就以“布尔什维克的不妥协精神”来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其他倾向和派别。它不仅把它们拒之于门外，而且极力使得同它们进行合作或讨论都不可能。随着国际性内战的幻影逐步消失，苏联与资本主义各国之间一定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逐步建立起来，工人运动内部的内战气氛就逐步产生了。共产国际本来可以在俄国革命者与西方工人运动活动家之间促进经验和思想的富有成效的交流。但是，它却成了一道屏障，把改良主义倾向隔绝在外，这是很不利的，因为这些倾向掌握了大部分的无产阶级，只有真正同这些群众保持联系，才谈得上对改良主义进行扎扎实实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不仅如此，这道屏障还把无政府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类型的革命倾向，甚至一些具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根子的倾向，例如卢森堡主义，意大利的“新秩序派”，以及其他一些在社会民主党左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倾向也隔绝在外。罗莎·卢森堡对俄国革命和以布尔什维克党作党的模式的批评是富有远见的；她警告说坚持要把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模式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将给运动带来严重后果，她不幸而言中了。但是，她的批评和警告，如同她关于在德国形势下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的思想以及葛兰西最初的理论著作一样，都要么en bloc（整个地）被抛弃了，要么被束之高阁。
结果，历史的真正的运动对列宁的革命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提出来的令人困惑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回答。更加糟糕的是，人们甚至一直不承认有这些问题。令人眼花缭乱的十月革命，有助于掩盖已经暴露出来的理论危机。对无产阶级第一次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自然流露的热情，使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丧失了或者大大减弱了自己批判的能力，例外的情况极少。在共产国际内部，特别是在有关党的性质与接受俄国领导的问题上，新正统的确立却并非没有遭到反抗。然而，由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特别是列宁享有威望，由于这“世界党”的组织制度把特殊的权力赋予其领导机构，这种反抗也就比较容易地被克服了。列宁一逝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思想很快蜕化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没有过先例的教条主义，成了一种异己思想，代表了在斯大林的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新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为这种利益服务。
二、对资本主义的一成不变的看法，是这种新的正统思想的基础之一。它认为资本主义充满了灾难性危机，基本上是一种经济主义的观点。
二十年代，共产国际与布尔什维克党都还有一定程度的思想和讨论的自由，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提出的问题，刺激着苏联的理论家们去进行重要的讨论和研究。对殖民地问题也在共产国际内部进行了研讨，尽管自由的程度差一些。显然，这两方面尤其是第一方面的问题，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几乎没有接触过的问题。对这两个问题像对其他领域的问题一样，研讨一直进行着，直到斯大林强制推行使得思想僵化的思想统一时才停止下来。但是，就资本主义问题而言，那就甚至没有经过这个富有创造性的阶段。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发现都已经由马克思作出了，至于垄断和帝国主义，重要发现则已经由列宁作出了，这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还有一种倾向使得情况更加糟糕，这就是用经济主义和“灾变论”的观点对马克思的遗产和列宁的分析作出教条主义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对生产力的发展成了不可克服的障碍。因此，这种制度的经济机制在较短期间内就注定要崩溃，从而引起革命，而且革命很可能是由一次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某些表述和分析似乎假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不能逾越的结构上的极限。例如，他说：“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1]但是，从总体来看，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是不容许人们用经济主义和“灾变论”来加以解释的。然而，在第二国际时期，早期的考茨基正统派与左派的理论，都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了这样的解释。
列宁的分析尽管在某些方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也没有完全摆脱这种传统的影响。例如，列宁把帝国主义说成是寄生的、腐朽的、衰亡的资本主义时，特别是他把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概括为“垂死的资本主义”时[2]，难道他不是继承了马克思似乎预言过的思想，认为资本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已经达到了同“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极限吗？帝国主义战争只不过是这一事实以“灾变”形式表现出来而已。难道不正是列宁的这种理论观点使他认为世界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甚至认为世界革命已经随着俄国革命开始了吗？列宁在这段时期的许许多多说法，特别是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列宁参加了这几次代表大会或者认可了大会的活动），都证实了这种看法。第四次代表大会重申了第三次大会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描述，对这种描述它作了如下简略介绍：
“根据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估计，第三次代表大会十分明确地断定：资本主义在完成其发展生产力的使命后，不仅同现代历史发展的要求，而且同人类生存最起码的条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今天资本主义处于衰落的阶段。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
[3]
“统治阶级已完全不能继续操纵各国人民的命运……金融资本已不能重建毁坏了的经济……不可能在旧基础上恢复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总危机影响着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流通……不仅不可能恢复自由竞争，而且不可能恢复托拉斯、卡特尔等的统治。”
第二次大会断言：“欧洲即将崩溃，而且整个世界也将随之而崩溃。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这是无法挽救的。”[4]按照第三次大会的说法，“生产力发展的曲线即将从目前的虚假的最高点往下降。发展只是短暂的，而且带有投机的性质。”如果真有可能恢复资本主义的稳定，那也是“在采取使经济枯竭和野蛮残暴的手段的情况下才能做到。与这种情况相比，欧洲目前的情况可以视为处于幸福的高峰……更高的生活水准同资本主义制度目前的状况是根本不相容的。”[5]资本主义世界正在进行垂死的挣扎，而且在又一次摇摇晃晃地走向世界战争。列宁的国际对资本主义的看法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的基本矛盾，已经达到了同这一制度继续存在下去完全不相容的地步。这就是这个阶段赋与“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这一概念的具体内容。
当然，在列宁的著作中能够找到似与这种观点相反的说法，只要无产阶级还不能给资产阶级以coup de grace（致命的打击），资产阶级就总能找到生路；资本主义的腐朽并不意味着某一个经济部门或者某一个国家的生产就不能发展了，虽然在其他的经济部门或者其他的国家生产已不能发展。这种波动可用“不平衡发展规律”来解释。但是，在列宁看来，这种矛盾是最明显不过的了。所有这些波动都在假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出现的最后阶段发生，而且不管怎样波动，基本矛盾都只会激化。因此，第三次大会就说：
“无疑，当今时代的标志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曲线虽有暂时的上升，但总的趋势总是趋于下降的，而革命的曲线则虽有某些波动，总的趋势一直是上升的……这种升降起落的情况在资本主义的临终时期将一直存在，如同在它的青年和成年时期一直存在那样。”
[6]
“帝国主义时期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时期。1914—18年的世界大战以及由此肇始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表明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业已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成熟；资本主义社会的外壳已成为人类进一步发展的不能容忍的桎梏……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已接近于最后崩溃。”
[8]
前述列宁思想中经济主义的与“灾变论”的因素，由于其革命理论包含的内容广泛而不显突出，政治因素、党和阶级斗争在他的革命理论中间显然总是居于第一位的。他采取辩证的方法研究问题，总是根据对具体情况进行的具体分析，随时纠正自己的看法来适应政治行动的要求，因而那些因素受到了控制（尽管列宁的看法的某些重要特征，包含着有损于他的辩证方法的倾向）。对此我将在以后进行讨论。当列宁主义成为共产国际的一套理论教条与实践准则的时候，它的每一部分就开始独立存在，而不再被看成是辩证统一体的一个部分了。经济主义的与“灾变论”的因素也是如此。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被说得仿佛是超越阶级斗争的，它们成了不可避免地决定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力量”。尤其是在运用利润率递减的“规律”与工人阶级越来越贫困化的“规律”时，就完全不顾马克思曾经指出要予以注意的相反的倾向。在共产国际的分析中，到处套用不平衡发展规律来作论证。它既可以用来“证明”苏联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又可以用来充分解释某一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尽管资本主义已处于“垂死”阶段），或另一国家的停滞。它在什么时刻都可用来挑选出“最薄弱的环节”，指出新战争的危险，预卜敌人的联盟。
在纳粹胜利之前，这种经济主义的“灾变论”的观点，在理论方面（“理论”的贬义）一直执行着使共产国际的基本战略前提同实际形势一致起来的任务。按照这一前提，世界革命即将重新得到发展。
但是，实际的形势却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明显地缓和了，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有惊人的发展，共产国际的成员和影响的急剧下降，都反映出这一点。按照经济主义的“灾变论”的看法，这种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可以解释成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这一现象的下面，“经济规律”的运动依旧在把资本主义无情地推向“最后危机”的边缘。这就加强了对俄国革命前途的信心，说明了共产国际存在的必要。共产国际这个极端集中的半军事化的世界党，原是准备领导即将来临的世界革命战争的。
三、可以预料建立在经济主义与“灾变论”之上的对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所固有的机械的方法论，对共产国际就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斗争的战略与策略所进行的讨论，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共产国际其所以无力影响像英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心脏地区的无产阶级，这无疑是一个主要原因。这也说明了共产国际为什么对另一个关键地区德国的具有决定性的无产阶级力量没有吸引力，尽管它在德国已经取得了稳固的立足点，而德国资本主义经过1918年的失败与革命风暴的袭击又很衰弱。换句话说，它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没有共同的语言，找不到适合他们需要的行动方式与组织方式，其根源就在这里。
这种经济主义的“灾变论”的看法，也大大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共产国际把法西斯现象看成是资本主义不治之症的表现，是它的“垂死”挣扎，把新政也看成是企图克服资本主义结构中的矛盾的另一种徒劳的尝试。如前所述，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这种看法引出了一条实行多年的极左宗派主义路线，而在此之后，又在理论上美化了在人民阵线时期开始实行、到“大同盟”时期达到了顶峰的阶级合作路线。经济灾难即将到来的理论，支配共产主义运动一直到斯大林统治的结束，而且此后也没有消失。1952年斯大林的“经济论著”，是想赋与这种看法以理论形式的又一次尝试。
这些理论要点，构成了共产国际策略的永久不变的主要特征。首先，它们赋予争取满足“基本”经济需要的斗争以重大意义。第三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策略提纲中的下述段落，概括了这种斗争的意义：
“目前时期之所以具有革命性质，本质上是因为无产阶级的最起码的生活条件，都是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不相容的，因此，为争取满足最起码的需要的斗争，就具有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性质。”
[9]
实际上，社会民主党在1929年以前一直是经济斗争的主要受益者，而参加共产国际的成员则甚至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年代里还在大大减少。[10]只有法国党在采用人民阵线政策之后，捷克党在一个短时期里，意大利党在1945年之后，在这方面同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竞争能稍有进展，而且这也是在它们自己采取改良主义的观点之后才作到的。但是，这个经验并不证明，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经济斗争对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行动无关紧要。这只是表明，这个斗争并不如经济主义的“灾变论”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它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不仅完全可以同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相容，而且甚至是一种促使它的技术与结构得到发展与改善的重要力量。要超过这个限度，那就需要有一定程度的阶级觉悟和革命的政治觉悟，而这单靠争取满足“最起码的要求”的斗争是不能达到的，因为这一斗争的胜利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改良主义的幻想。经济斗争要取得另一种结果，就得成为政治和思想斗争的一部分。政治和思想斗争之所以必要，因为某些或新或旧的矛盾与问题，随着争取“一片面包”的斗争逐渐丧失原来的尖锐性而日益在群众当中变得重要起来。主要从经济角度把资本主义视为处于“垂死阶段”的看法，却使人们对这种种问题估计不足。这些问题的核心无非就是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
自从资产阶级民主允许工人组织合法存在、使罢工合法化、实行普选等等的时候开始，工人群众就把这种民主视为他们斗争的果实。过去乃至现在都可以用革命的方式来运用资产阶级民主，但是无论在思想和政治方面还是在日常经济斗争中，它又是改良主义的一个主要根源。要消除这种影响，不能只是抽象地谴责这种民主是形式民主了事，而要切实地为争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真正民主进行斗争。
共产国际不仅低估了这个问题，而且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对这个问题基本上采取了抽象的、否定的态度。它在纲领上把资产阶级民主同苏维埃式的无产阶级民主进行对比。但是，它所推崇的这种独特的模式，很难激起在改良主义（或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中与社会民主党中成长起来的工人群众的热情，而他们自己的组织又一直在——当然不总是抱着赞同的态度——告诉他们有关“苏维埃民主”的发展情况。西方的工人群众很难理解，为什么工会的军事化，（既对资产阶级，也对无产阶级）取消政治自由权利，以及等级森严的实行泰罗制的生产组织，反而代表一种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优越的民主形式，后者至少还给了工人某些合法的机会来维护自己的生活水平。共产国际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改变路线之前，只要认为某个具体国家出现了革命形势，总是立即就号召建立“苏维埃”。但是，这种抽象的行政命令式的建议，同受到传统经验限制的群众运动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毫无联系，因而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次收到过具体的效果。要使行动取得效果，就得采取一种不同的政治战略，就得在群众斗争的各个领域内，特别是在工作场所与工会内，经常努力去发扬各种形式的无产阶级民主。共产党自己在联系群众与制定政策的方式上，在党的组织结构方面，就得成为这种新型民主的体现者。
然而，对共产国际来说，由于它的理论和组织基础，由于它狭隘地拒绝了欧洲的经验，拒绝了欧洲那种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实际斗争过程中趋向于大大发展无产阶级民主的运动，上述那种政治战略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出于保卫苏联和反对法西斯主义的需要，采取了保卫民主的立场，可惜保卫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正因为如此，各国共产党才得以同工人群众重新建立联系，而且很少的几个党因此而成了在工人阶级中占统治地位的党。然而，后来在“大同盟”的格局下得到加强和发展的新改良主义倾向也发轫于此。
上述把资本主义看成为处于“垂死阶段”的观点以及按此对法西斯主义所作的解释，也成了听任各党滑向资产阶级民主、议会主义与合法主义的借口。现在是这样来论证的：资本主义要存在下去，就不能保持资产阶级民主；因此，保卫资产阶级民主也同保卫群众切身的经济利益一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整个制度的灭亡。
四、二十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正统观念由于加进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而得到“丰富”。这个学说与经济主义的“灾变论”观点异曲同工，就是要使人们对俄国革命的前途和世界革命的不可避免增强信念，尽管实际上它是斯大林派怀疑后者的一种表现。这种怀疑表现在斯大林力图使俄国革命不依赖于世界革命这种理论，尽管它“到头来”还保留了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的观点。
这个理论宣称，即使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发生革命，俄国也可以完全建成社会主义，但这种革命仍是必要的，它可以使俄国“完全的社会主义”免受任何外来的攻击，为它的安全提供最后的保证。共产国际的文件，就是根据这个观点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学说同对世界革命的期待结合了起来（到1934年转弯子之后，文件中才不提这种期待了）。可是，这个新的因素修正了马克思和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的某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在此只是概括地谈谈几点主要的修正：
（1）斯大林的学说假定社会主义能够在一个单独的地区内完全建成，而不一定非得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不可。这种假定同马克思认为十分重要的有关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的假定（这是马克思的基本方法）是有矛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斯大林宣称甚至共产主义也可以在苏联建成。这两者都是抽象的判断，缺乏任何严肃的理论基础，而是以一种权威的方式强加于人的。相反，据认为在斯大林时代已经建成的“完全的社会主义”的实际证据，证明的恰恰是马克思的论点。但是，我们将不在这里讨论这一问题的实质；除了第二章中作过的研讨之外，斯大林在这方面的修正将在第二卷中去谈。
（2）马克思和列宁认为，世界革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取得重大进展。据他们看来，发生在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各种类型的革命，可能十分重要，有助于这一体系的关键地区的无产阶级取得革命的胜利；但是，只有革命在关键地区获得了最后胜利，才能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创造出必需的经济与政治条件。（有关外围地区的革命在世界革命发展中所起的作用的完整的理论，是列宁根据俄国革命与第一批殖民地革命的经验首次提出来的，但是马克思也有关于这方面的分析，得到的结论是相同的。）
列宁逝世之前，对俄国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一直是这么分析的，也就是说，不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的革命结合起来，苏联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就不可能完成，不可能建成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苏联的任务就是尽力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尽力对上述无产阶级提供各种援助，帮助它们去取得政权。
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使战略思想产生了根本改变。按照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说法，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成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火车头……世界历史的最重要的因素……无产阶级的国际解放的主要因素”。苏联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成了决定世界革命进程的“新的根本矛盾”。换句话说，就像波诺马廖夫最近说的，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国际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线”，是它“最重要的国际任务”。[11]也就是说，共产国际的首要任务不再是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进行推翻它的革命斗争，而是保卫苏维埃国家，使它免遭一切外来的攻击而建设“完全的社会主义”。
（3）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看法，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国际组织从其本质来说，不可能从属于任何一国的民族利益。共产国际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被认为是完全从属于世界革命斗争的利益与需要的力量，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单位，而不是凌驾于其上的力量。（红军初期宣誓效忠于国际。）实际上，如本书分析的过程中所示，共产国际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苏联的领导人，而且尽管列宁、托洛茨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具有真诚的国际主义思想，理论还是逐渐脱离了实际。但是，列宁看到了这种从属关系、这种同他的全部国际主义思想相抵触的关系有其内在的危险；这从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讲话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次大会上，他批评关于国际的任务的决议“太俄国化”了。
到了斯大林时代，这种从属关系不仅在实践中加强了，而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学说还给它提供了理论基础。一旦一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被规定为世界革命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线，一旦保卫这一目标免受外来威胁成了国际的首要任务，国际的活动就自然理应由直接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人来掌握了。
（4）整个说来，斯大林的修正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比起它处于经济主义的“灾变论”影响之下来，宿命论的色彩甚至更加浓厚了。按照这种新观点看来，如果说“垂死的”资本主义不能保证生产力长期有较大的发展，而另一方面苏联的生产力又能无限制地增长，为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那么即使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还不能进行革命，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最终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时刻，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到来的。最后，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像成熟的果子一样，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树上掉落下来。
五、一方面，这种既乐观而又虚幻的看法成了共产国际战略的基础；另一方面，在对待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上，一种不同的、同时也非常现实的看法，不知不觉地产生了。
马克思（还有列宁）认为，由于世界经济的布局、先进的生产力的性质以及国际关系体制的现状，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胜利，同其他同类型的国家的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是不相容的，因此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殊死的斗争。这种预测无疑是具有充足的理由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如果1918年德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了，那会发生什么情况。难道协约国会甘心只对它进行规模类似于对俄国革命进行的那种干涉吗？难道它们不会最大限度地动员经济和军事力量来摧垮那次革命？布尔什维克起初对俄国革命的命运就是这样看的，而协约国的干涉似乎也证明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在他们打败本国反革命与外国干涉之后，紧接着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和平共处的局面，他们最初对此是有些怀疑和惊讶的，而上述看法就是这种反应的根源。这种看法也是他们对随时可能发生规模大得多的新干涉的担心的根源。国际工人阶级的动员与其他的政冶因素，只是这种干涉未能实现的部分原因。沙皇俄国在世界经济中远不如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那么重要，这才无疑是真正的原因。资本主义机制失掉了这个“部件”，完全可以运行无阻，而且从这里甚至还可以得到好处，因为从此就有机会来同初登世界舞台的新的巨大的国家企业进行贸易。
另一方面，各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接受一个在国境之外“煽动”社会主义革命的苏维埃俄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俄国不仅对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运动提供理论、政治与物质援助，而且通过建立一种在劳动人民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解放方面真正取得进步的社会制度，为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榜样，这是各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列宁以及他的同志们不相信同资本主义世界可能长期共处，部分原因就在于此；据他们看来，苏维埃俄国首先是全世界革命的动力。
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指出过，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引起了看法的根本改变。这个理论使得苏联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双方不能共存的因素，有可能消除，因为它断言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不再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了。当然，要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苏联领导就得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退到实行“民族社会主义”。而且这种“民族社会主义”还必须不再成为上面提到的那种富有感染力的榜样。
国际资产阶级根据苏维埃国家及其政策的演变来改变它对苏联的态度。苏联的工业化不仅不损害资产阶级的根本的经济利益，甚至还可以为它开辟财源。此外，破坏苏维埃民主与限制工人的政治与工会权利，绐资产阶级与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提供了很好的论据，它们可以用来使苏维埃政权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乃至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身，在大多数工人的心目中威信扫地。随着这个演变过程确立下来，随着苏联对西方大部分工人运动越来越不成其为鼓舞人心的榜样，资产阶级政客和理论家们就集中全力去促使苏联领导人放弃其在国外鼓动革命的权利。1927年年终，布哈林模仿张伯伦说出下面的话，把国际资产阶级的口吻学得维妙维肖：“我们一点也不反对同你们做生意，可是请你们把共产国际收起来行吗？”[12]
希特勒上台之前，苏联领导人一直拒绝国际资产阶级的这一要求。新的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形成。斯大林派在内部争权的斗争中，在完成其主要经济目标、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与工业化的斗争中，需要以世界革命的理论来作幌子。另外，只要同受凡尔赛条约拖累的德国暗中结盟的关系还存在，苏联领导人认为他们的边界是比较安全的，虽然他们出于内外政策的需要叫嚷存在着侵略的威胁。因此，他们就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说成是世界革命的动力，而共产国际则是其主要工具。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对世界革命的提法，是世界革命理论经过修正后的最条理化也最教条化的表述。根据这种理论去进行实践，在资本主义世界与殖民地世界都是完全行不通的。它在中国造成了灾难，在德国最后也造成了灾难，但至少使神圣的火种继续在燃烧。这些年代是斯大林统治的共产国际的英雄的、极端宗派主义的年代。
1934年是历史性的转变关头。在苏联，这是大恐怖的年代，它巩固了斯大林的独裁政权，新的统治阶级也就随之而形成了。在国外，结盟的对象变换了。面临希特勒的威胁，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成了苏联的潜在的盟友。1935年签订了法苏条约，这是苏维埃国家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军事条约。缔结新的联盟需要作出让步，而按斯大林以后所采取的政策来看，他不仅限于作出策略上的让步。他越走越远，不惜损害世界革命运动的利益，把需要作出的牺牲——以及不需要作出的牺牲——全部奉献在已经同新的特权阶级的利益合为一体的“苏联利益”的祭坛之上。第一步，是把世界革命的理论搁置起来。第六次代表大会庄严宣布过的纲领，为一个反法西斯、和平、民主的一般纲领所代替。（不再指明是哪一种类型的民主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不再说成是世界革命的动力，而是成了世界民主的动力与和平的最后保障。“民主”欧洲成了苏联潜在的盟友，再也没有比这时候在欧洲出现无产阶级革命更不合时宜的了。
因此，当1936年无产阶级革命在西班牙爆发而且似乎还在法国酝酿着的时候，共产国际就一直设法把西班牙革命拉向后退，把它纳入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并且堵塞法国革命得以实现的任何可能。反法西斯与防止战争威胁的斗争在1936年时有可能转上革命的方向，而上述作法就是甚至不加探索就摒弃了这种可能的转变。苏联对西班牙共和国的援助，像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伟大运动一样，限于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新方向所容许的范围之内。早在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就考虑过解散共产国际，但还是把它保留下来协助执行新的人民阵线政策——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转向改良主义的大转变。它的革命威望还可以用来掩饰这种放弃革命的作法，用来控制主观上还没有放弃革命的力量。就斯大林集团来说，放弃革命是一种自觉的行动，但就共产国际的绝大多数成员与组织者来说，还不是这样。
苏德条约签订之后，苏联又可笑地把而今内容已丧失殆尽的旧法宝捧了出来，而这只不过是能起到掩饰斯大林想同纳粹德国达成永久性协议的目的的作用而已。经过这一段短暂插曲之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放弃共产主义运动原来的革命目标的作法，在“大同盟”的年代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解散共产国际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标志。共产国际之所以被解散，并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是由于它已经不适于组织和领导国际革命斗争了，尽管实际上它是这样。这是1943年决议所提出的理由，而真正的原因却是对革命已经是没有兴趣了。共产国际之所以被解散，并不是由于这是打败德国的必要条件，而是由于这是斯大林的国家及其资本主义盟国瓜分世界的必要条件。解散它，不是为了使各共产党便于在各自的国家里进行革命活动，而是为了使它们便于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内进行改良主义的活动。解散它，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处于危机之中，而是因为它尽管出现了危机，但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
根据一些其权威性无可怀疑的文件证明，从斯大林同其他两个大国开始谈判时起，除开几个当时已经开始反对莫斯科的领导的党之外，各国共产党的全部政策，就是由斯大林抱定的把欧洲和世界划分为“势力范围”的宗旨决定的。各国共产党这就必须预先就放弃把反法西斯战争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何尝试，而这种做法本身就决定了各国党的政策不是鼓励而是阻挠这种可能性的出现。它们对于联盟的看法，对于新的反法西斯政权的性质以及建立这种政权的途径的看法，都倾向于把最先进的抵抗力量置于反法西斯的民族资产阶级与苏联的“英勇的盟友”的政治与思想控制之下。
但是，尽管如此，尽管斯大林一再妥协并且把他的总路线强加于共产主义运动，革命在南斯拉夫与希腊毕竟已成事实，而且在法国与意大利也有可能发生。到了希特勒的军队无可挽回地崩溃的最后阶段，欧洲的军事优势明确地转到了苏军方面。抵抗运动的左翼的影响达到了最高峰，吸引了绝大部分无产阶级与很大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苏军在欧洲居于优势与抵抗运动的左翼占据统治地位，这两个因素的结合，造成了至少有可能在工人阶级与左翼小资产阶级势力领导下建立先进的反法西斯基地的条件。
当这种机会真正来到时——这可能是遍及欧洲的革命发展的最初阶段——，从莫斯科发出并且几乎得到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支持的指示，是要完全放弃这种机会，遏制运动的发展，并以最不切实际的幻想来期待“三巨头”可能作出的决议；这些指示巩固了英美在西南欧的权力，承认了戴高乐派在法国与天主教民主党人在意大利的权力。而例如在希腊，当革命的发展超出可能性的范围而成为现实时，斯大林就毫不犹豫地听任英国去进行武装干涉来打垮起义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仅对丘吉尔作出了人所共知的妥协，而且还压希共领导投降）。
结果，在欧洲，变反法西斯战争为革命，只在南斯拉夫得到了实现。南共领导从一开始就将此作为自己的目的，而且一直顶住莫斯科的压力按照这个政策行事。这种转变也在苏军占领的国家发生了，因为在这些国家废除旧制度，是建立苏联国防屏障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类革命却使民族独立得而复失，而且政权并没有交给人民，甚至也没有交给共产党——它们在这些国家里大都居于极少数的地位——，而是交给了顺从莫斯科的一小撮人。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地区共产党的路线，同样也要适应“大同盟”的政策。拉丁美洲各国党必须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印共必须同英帝国主义合作。而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如果毛派领导集团按照斯大林的要求，学法国或意大利的样，采取了同蒋介石实行“民族团结”的政策的话，那就不会有中国革命了。
苏联成了一个世界大国，一个超级大国，把它的战略边界推进到了欧洲的心脏地带，而且资本主义国家也承认这是不可改变的现状而加以尊重。苏联在这个基础上巩固了这种新的现状，寻找同另一个超级大国作出全球性安排的途径，就成了它的国际政策的主要目标。“冷战”只不过是寻求过程中由于美帝妄图掌握世界领导权而造成的一个危险阶段而已。它并不表明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反帝和革命的转变。成立共产党情报局也是如此，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便于控制卫星国，便于动员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对白宫施加压力的工具，使它接受克里姆林宫所寻求的妥协。
在东方，伟大的中国革命开辟了第三世界反抗的时代，而在西方，如果说社会主义一词在共产主义运动中还通行的话，社会主义的前景也只停留在理论上，被推到遥远而靠不住的将来去了。两种制度之间的“经济竞赛”，成了使社会主义到来的决定性因素，而苏联式的“共产主义”是注定要获得胜利的桂冠的。革命成了一种扰乱安宁的，几乎是不受欢迎的前景了，主要的任务，是保持Pax Sovieto—Americana（苏美强制下的和平）。在理论方面，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变成了一套死板的教条和陈旧的公式；在政治方面，它变成了一种具有改良主义内容的狭隘的经验主义。这样，到斯大林统治的末期，共产主义运动在抛弃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抛弃革命理论和实践方面，比起老的社会民主党正统派来前进了一大步，可以把上世纪末伯恩斯坦的说法接过来了：“社会民主党应该有勇气摆脱过去的说法，自觉地表现出它的真实面貌——一个民主的、社会改良的党。”
但是，现在出现的改良主义，具有一些不同于老的改良主义的重要特征。首先，它的出现主要是由共产国际必须服从苏联的对外政策一事来决定的，是由共产国际因此而必须担负的保卫苏联的任务来决定的。在人民阵线时期，这个任务的要求同反法西斯斗争的需要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个条件：按照斯大林领导集团对保卫苏联的看法来看，这个斗争对苏联的盟国或者潜在的盟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得构成威胁。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必须按阶级合作的精神去从事反法西斯斗争。这种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依然存在，因为即使是在“冷战”时期，争取同美国及其仆从国就长期的安排达成协议，仍然是斯大林的政策的主要目标。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主要特征同每个国家国内新改良主义政策的要求越来越发生矛盾。
其次，各国党现在开始从事的改良主义的实践，如同前一阶段“超级革命”的政策一样，靠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战后，就是“数国或社会主义阵营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靠着斯大林去世之前一直保持着的经济主义的“灾变论”的观点，依然能同社会主义的前景协调起来。以后，对这种社会主义的信心，因《秘密报告》、对“审判”的揭发、匈牙利起义、波兰十月事件等等而受到了致命打击。资本主义处于生产力发展的最后极限的图景，也因欧洲、美国与日本的资本主义的惊人发展而受到严重破坏。共产党的新改良主义由于其理论基础遭到如此严重的震撼，现在就开始去寻求一种接近于传统的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了。
第三，新改良主义在其所声称要追求的社会样板方面不同于传统的改良主义，这种样板依旧是斯大林的俄国社会。因此，任何同共产党结盟的团体，所有对这种“社会主义”的到来作出了贡献的人们，都作为不同于共产党的派别、集团或政党，在为自己挖掘坟墓。人民阵线时期的莫斯科审判，战后人民民主国家的审判，成了使可能的同路人经常却步不前的事件。在斯大林时期，这是各国党的新路线最容易遭到非议的方面。二十大以后越来越看得清楚，不抛弃斯大林的那种“社会主义”模式，新改良主义的政策就会是没有出路的。
新改良主义不同于老的改良主义的最后一个特征，就是作为它的中流砥柱的党属另一种类型。当开始转向新改良主义时，共产国际各支部通过“布尔什维克化”和一次次清洗，在思想上与组织上达到了高度的一致，为此第七次代表大会对这些党表示祝贺，认为这是它们“成熟”的表现。这使得它们能够走上新路而不致发生严重的问题，能“同化”抵抗运动时期与解放时期入党的新党员。共产党的组织制度使得这种新改良主义在某些方面更得以通行无阻，再加上思想上的清一色，就使得要为争取一条革命路线而进行党内斗争，比在社会民主党内更加困难了。但是，共产党的这些特点，特别是思想上的清一色和没有党内民主，也同新路线所包含的联盟政策发生矛盾。
总之，在本书所研究的时期中已经看得见而以后又向前推进了的“共产主义”新改良主义的发展，具有向传统的改良主义靠拢的特征。这种倾向是最能说明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标志之一。
六、第二章已经试图阐明，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客观出发点是这样一个情况：共产国际成立时，同列宁所设想的相反，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形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而国际却是按要在这种条件不存在的情况下去进行革命设计出来的。（必须指出，这里“客观条件”一词包括这一时期西方无产阶级的一般觉悟水平；不包括这一点，这个词就只有经济方面的涵义了。还须指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社会的革命处于“不发达状态”的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帝国主义战争这资本主义制度的最显著的总危机现象，尽管给群众带来了莫大的苦难，却只是很轻微地影响了改良主义对工人运动的控制，这是已为经验所证明的事实。）设想共产国际应当是立即对世界资本主义展开进攻的总部和先头部队，但它面临的却是一个与此大不相同的任务，即在没有革命形势的情况下把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到革命政策方面来。从逻辑上讲，执行这个任务，国际需要彻底改组，但如上所述，这一点甚至没有考虑过。要解释这个情况，只提总结第一点中指出的因素，即十月革命的崇高威望，是不够的。我们应当首先从列宁关于党的观点以及他的观点与马克思的观点之间的不同点谈起。
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系统的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但是他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同他首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后在第一国际或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进行的富有战斗性的活动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统一体。马克思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看法，是他把共产主义革命视为工人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的必然发展。据马克思看来，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超凡的领袖，阴谋集团，政党——能够代替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成熟”。共产主义革命要么将由工人阶级来进行，要么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注定的地位迫使它进行阶级斗争，也只有通过这一斗争的实践，它才能成熟起来。斗争的经验告诉无产者需要组织起来，需要团结一致。它向他们指出他们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敌人，并且逐步把他们从一群单个的人，从“自在的阶级”，改造成意识到他们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根本对抗的“自为的阶级”。“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并且“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13]的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阐明的理论，有助于促进这种意识的觉醒，但并不是产生这种意识的原因。据马克思看来，是革命行动创造阶级意识，而阶级意识又反过来推动革命行动，并使它明确起来。同一活动的这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点中所阐明的那种辩证的相互影响。
马克思亲身感受到了1848年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努力失败之后革命精神的衰退，并且目睹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他深知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阶级，其“成熟”的过程并非直线发展，相反是充满了矛盾，其间有进有退，有希望有失望，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与新生的无产阶级思想不断在进行斗争。但是，马克思认为，由于资本主义矛盾的性质的影响，这个过程终将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阶级成熟起来。正如他1860年所指出的，他认为这个过程才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过程。而他所说的无产阶级政党，是“指按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是“在现代社会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14]的党，其中包括无产阶级“自我活动”所采取的（政治、文化、工会等）一切形式。换句话说，马克思把无产阶级组成革命政党看成是组成为阶级，而不是组成一个不同于阶级的实体，当然更不是超乎阶级之上的实体。这种观点不能按通常的涵义说成是“自发倾向”，因为虽然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处的客观地位，决定了这个过程是自发产生的，但是阶级意识势必因其本身的性质而变得越来越重要。这就决定了阶级意识行将越来越对以后的阶段起决定作用，并且通过把以后的阶段的目标以及达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手段规定得越来越明确，而赋予这些阶段以有组织的性质。
据马克思看来，工人阶级政党在一般的意义上说，就像工会和工人阶级的其他组织形式一样，是无产阶级政党（按大历史意义上来讲的党）的部分而暂时的表现——用他的话来说是“插曲”。[15]马克思把工会的任务看得很重要——尽管他也尖锐地批评工会的“经济主义”倾向——，而他多次对工人阶级的政党表示过保留意见。1869年他写道：“所有政党都毫无例外地只能一时激起工人群众的热忱，而工会则永远赢得群众的支持。只有工会才能形成真正的工人政党并给资本的权力设下障碍”。[16]这种评论和其他类似的评论，并不包含低估阶级斗争的政治方面的意思——马克思一直都在号召工会使它们的活动具有政治性并考虑政权问题。马克思不过是提醒人们不要使阶级斗争的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同明显的政治方面脱离开来，他提醒人们要反对政治集团的一种自然的倾向，即脱离开自己的阶级，而按照自己集团的观点和利益来领导阶级，塑造阶级。
马克思在作为一个战斗员进行活动的过程中，曾经有几次同这种倾向作斗争。1850年，他抨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一些盟员，他们“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并且“极端轻视对工人进行关于阶级利益的教育”，专心于“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马克思继续尖刻地写道，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的邪说歪念和狭隘的固定观念”。[17]1873年，他批评巴枯宁分子认为自己是“革命思想的特权代表人物”，自己任命自己为“总参谋部”，通过阴谋和独裁手段，把“无非是教条主义和盲目服从的”、“耶苏会”那种“perinde ac cadaver（你要像死尸一样）”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强加于国际[18]。187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抨击了德国社会党领导集团中开始出现的机会主义倾向，特别是抨击了他们的“工人阶级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19]。
还能举出好些事例来，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反对任何“左的”或者“右的”集团企图取代真正的工人运动，把政策或者理论强加给运动。马克思从来不把共产党人的活动，也就是同意他的理论观点的人的活动，看成是像列宁所说的，处于工人阶级之外，享有领导特权的党的活动。《共产党宣言》宣称：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不提出任何宗派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不是“特殊政党”，而是工人阶级运动的“一部分”，是其“最坚决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也就是说他们“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20]
当然，这种理论方面“优越的地方”，这种“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的地位，本身就有可能、甚至倾向于脱离整个阶级，有可能同共产党人不是一个“特殊政党”、不按“宗派原则”来塑造运动这第一项原则相抵触。提出共产党人具有这种“优越”地位的理论，要求进行一定水平的科学研究，而这是无产阶级本身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所做不到的；除极少的例外，这只能由统治阶级中的与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来提出。因此，上述危险就更加大了。这是使“科学”有可能对无产阶级运动实行控制的根源，而理论家作为一个集团，因此也有比较大的机会来垄断真正的控制权。正是为了妨止出现这种危险，马克思才坚持要有真正民主的党组织，领导人要由党员选举并经常予以监督，而且要对任何崇拜权威或者领袖的作法进行斗争。马克思在同巴枯宁分子的论战中，明确表示他反对任何具有独裁的内部结构与官方正统理论的、等级森严的组织。他主张应容许国际及其各支部内存在理论上与政治上的不同观点，维护在报刊、会议和代表大会上充分的辩论自由。[21]与此同时，他反对在科学研究中强加任何“党的”准则[22]。科学不能把它的结论强加给工人阶级运动，而具体体现工人阶级运动的各机构也不能作为权威凌驾于科学之上。
总之，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观点，是极为开放、灵活而可以变通的，也是民主的，不过这是就民主的最不正式却又最为激进的意义上来说的。这种观点在某一具体时刻的具体表现，应该是由“按大历史意义来讲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形式来决定的。据马克思看来，阶级才是在历史活动中与在革命中真正起作用的力量。无产阶级政党决不可能代替阶级来起这种作用；它应该是阶级的工具并在阶级的掌握之下。每当党所采取的具体形式——不管是共产主义者协会还是第一国际——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要同阶级的现实的运动发生矛盾时，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建议取消它。政党不是列宁所认为的那种阶级的“领导者”；它是对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科学的理解（其本身必须按实际运动的发展而经常校正）与无产阶级的自主行动之间，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协调者。它的任务不是把阶级的领导权接过来，而是帮助阶级自己去进行领导。罗莎·卢森堡在同列宁辩论时真实地反映了马克思的思想，她说：“社会民主主义并不是人为地同工人阶级的组织联系起来的；它就是工人阶级的实际的运动”。[23]
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垄断和帝国主义阶段，工人运动内部的发展似乎与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发展成为革命阶级的过程是相抵触的。资本主义在无产阶级斗争的压力下，表现出它还有大大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条件的能力。反资本主义的觉悟以往的那种发展势头似乎是消失了，或者甚至反转过来，让一种和解与改良主义的精神取代了，这种精神在大部分工人阶级中传播开了。理论上的修正主义既是这种倾向的反映，又是这种倾向的泉源。它崇拜工人阶级运动的自发性，说放弃革命是有道理的。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对此的反应就是宣扬“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作用，把这种理论说成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意识的来源。考茨基有过一个著名的说法：“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并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产生出来的东西”。[24]这祌说法按字面上去理解，是同马克思的观点不一致的。（意味深长的是，考茨基并没有引一段马克思的话来支持这种说法。鉴于这个问题以及他提出这一说法的那一段文字是很关键的，如果真有那么一段话，那考茨基是一定会引用的。）“按照字面上去理解”这一限定语是需要的，因为读一读其中有这两句的那一大段话，可以看出来考茨基用“社会主义意识”这个词，是作为“社会主义学说”，也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论的同义词来用的。列宁在《怎么办？》中把考茨基的含混的说法接过来。他自己的立论本来就概念混乱，加上他还把考茨基的这种说法作为他的关于革命政党的理论的基础，这就更加糟糕了。
列宁之所以有这种看法，不仅是由于他写《怎么办？》时把考茨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权威，而且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及其传播的历史，以及列宁制订有关党的理论时的政治形势，也都推动他向这个方向发展。在这段时期里，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俄国获得立足点，而且在“民意派”失败之后正在寻找新道路的青年革命知识分子当中获得了许多皈依的信徒（民意派是标志着俄国无产阶级经过1896年的罢工首次真正登上政治舞台的运动）。正像前一时期民粹派知识分子认为俄国农民是他们的群众基础一样，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像1843年的青年马克思——，把迟迟发展起来的俄国资本主义开始制造出来的工人，看成是他们的新哲学的“物质的武器”。他们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到工人当中去，因为阶级斗争的实践甚至连处于萌芽状态的社会主义意识也来不及唤醒。据列宁看来，这种经验证实了考茨基的理论。列宁甚至强调了这个理论的唯心主义的背景，说：“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从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中自然和必然地产生出来的”。[25]
另外，按照列宁对政治和社会形势的看法——一种不久便为1905年革命事件所证实的看法——，革命力量特别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便成了一件紧迫的事情。在这种形势下，为“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强烈主张的“自发性的崇拜”，据他看来简直就是犯罪。列宁还深信他掌握了打开俄国革命之门的马克思主义的钥匙。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对偏离了他心目中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哪怕只一毫米的任何意见，都那么猛烈而不容情地进行攻击。这也有助于说明，为什么他倾向于极其重视理论和组织的作用，而对自发性的任何迁就则一律予以谴责。
据列宁看来，“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就有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倾向”，因为阶级斗争只能产生“工联主义”，而
“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向，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
[26]
与此相反，在列宁的著作中，无产阶级似乎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与资产阶级理论家之间的思想斗争争夺的对象。即使它达到了也是一种起作用的力量的程度，它还是倾向于“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列宁也认为需要有一种有力的工具，能使革命理论的武器保持锋利用来既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也反对为工人阶级运动自发地分泌出来的思想，从而扭转这种自发倾向。这是要把著名的列宁主义箴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党”付诸实施的工具。《怎么办？》一文中所说的这句话联系上下文来看，确切内容是：革命运动必须建立在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守护者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事先创造出来的理论、原则、政策和计划的基础上。列宁心目中的党，就是这种有力的工具。列宁为了对付对自发性的崇拜，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意识的传播者、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及革命的决定性的工具的概念。
如果说，列宁对党的看法的基本理论原则——党应该是在阶级的外面产生的社会主义意识的传播者——是从考茨基那里借用来的，那么，他的组织原则就是部分地根据他所钦佩的“七十年代革命家所拥有的那种我们大家应当奉为模范的出色的组织”引申出来的。这是一个来源；还有，我们行将看到，就是来源于德国。据列宁看来，社会民主党人有“建立像土地自由派所拥有的那种良好的组织或者建立更好得多的革命家组织的责任。”[28]列宁的确仿效了这个榜样，但是对此又加以改进了。他的中心人物也是职业革命家，除了很少的例外，他们也像七十年代的职业革命家一样，是知识分子出身。尽管列宁坚持认为有必要使受了教育的先进工人脱产，把他们培养成职业革命家，但这收效甚微，就领导集团来说尤其如此。（在十月革命时，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有一名工人中委。）鉴于党对进入领导集团所要求的理论水平与俄国无产阶级的平均文化水平，这是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党的一般组织结构，同样是以七十年代民粹派的一套组织作蓝本的。列宁采用普列汉诺夫的分析，描绘那种组织说：“当时有组织严密、纪律良好的中央机关，在它周围有它所成立的各种组织，而在这些组织以外是一片混乱和无政府状态。”[29]列宁建议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具有同样的组织形式：一个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机关，而在它周围并从属于它的是“非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整个组织必须是高度集中、等级森严和纪律良好的。列宁为了不让人们对他所设想的那种组织发生任何疑问，使用了军事语言：“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军事化的代办员组织。”“我们的计划策略……是主张用全力来集合、组织和动员常备军的”。这个“军队”的任务是“正确地包围敌人的堡垒”并准备进攻；当进攻的时刻来到，这支军队应该“不被群众所扰乱，而走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30]
在组织原则方面，列宁所设想的那种组织很像他所描绘的敌人的组织，即“十分集中的、连极琐碎的事情都由统一的意志来指挥的纯粹军事组织”[31]。政治警察是敌人的组织的一个主要工具，列宁认为工人群众是不能同政治警察作有效的斗争的，因为“为了同政治警察作斗争，就需要有特别的品质，需要有职业革命家”……其所受的专门训练“不亚于我国警察”。[32]
这种态度很容易给人一个印象，列宁想把渗透着沙皇政治制度的官僚专制原则移植到党组织中来。在本世纪初年俄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中，这种印象如此强烈，以致其中的许多人——从普列汉诺夫到托洛茨基都就此同列宁直接进行过论战。但是，列宁基于他对社会民主党既没有中央领导又没有计划、马马虎虎地工作的那段时期所作的分析，能够以颠扑不破的论据来作出答复。他很容易说明，在沙皇警察统治下，党内是不可能实行民主的，而他所主张的那种组织，倒的确是很适合在沙皇制度下进行革命斗争的某些具体要求的。由非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附属组织支持的职业革命家的组织，是一种有效的工具，能够用来把列宁所制订的政治方针带到自发运动中去，带到不定型的工人组织中去、带到学生运动和农民中间去，并且使这“一片混乱”初步组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这种有效的工具还能够使整个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服从掌握着理论和意识、具有明确的计划和目标的党的领导。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列宁尽管遭到一些重要人物反对，但仍得到了一大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
除此以外，列宁具有革命天才和对具体形势进行详尽分析的能力，因而当1905年的革命表明群众的自发的运动并非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投到资产阶级的羽翼下去”，而能够表现出巨大的革命首创精神时，他对《怎么办？》中的准则和思想作出修改。列宁在他1905年和以后的著作中，都强调这种首创精神的重大意义。1905年11月，列宁甚至说“工人阶级本能地、自发地倾向社会民主主义”[33]（但是，这种语言在以后就少见了，而列宁也没有去更正他认为自发的运动只能产生工联意识并趋向于为资产阶级所控制的观点）。随着革命从政府方面争得有限的政治自由，列宁提出要对党的内部组织实行一定的民主化，塔墨尔福斯代表会议通过了“民主集中制”原则。但是，决议的实际效果受到了政治形势很大的限制。
把这种修改看成是列宁在《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和这段时期其他著作中所提出的关于党的观点的根本修正，那是错误的。党与阶级之间的基本的关系依然没有变。党仍旧应理解为考茨基所赋予而列宁从未反对过的那种意义上的理论真理与意识的掌握者。没有从最强烈和最直接的意义上来说的党的领导，阶级就不成其为革命的阶级；只有党把社会主义意识灌输给了阶级并从政治上教育了它，它才可能成为革命的阶级。是由党来控制阶级，而不是由阶级来控制党；每当阶级偏离了党为它所规定的道路时，党就来代替阶级，即使阶级不承认党是自己的代表，党也总是阶级的真正的代表。换句话说，党处于无产阶级之外这种关系的性质并没有变。就党取得统治权来说，党是处于阶级之外的。领导权不是从阶级本身取得，而是从一种在阶级之外提出来的理论推导出来的。党同阶级联系的方式，也说明它是处于阶级之外的，一些通常的说法就反映出这一点，比如说：党要变得不可战胜，就得“依靠”阶级，同阶级“建立联系”，把阶级“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等等。列宁坚持必须把党和工人阶级群众性组织特别是工会区别开来，这种区别也反映了党处于阶级之外的性质。区别产生于从属的关系。一切群众组织都必须处于党的领导之下，接受党的权力。据列宁看来，苏维埃不置于党的领导下，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工人阶级权力机构。换句话说，党是革命中起作用的中心力量，阶级的活动充其量也不过是第二位的。
其次，党的组织概念的基本因素也没有变。按照列宁对“民主集中制”的看法来说，“集中”总是先于“民主”的（斯大林的蜕化则在于他完全取消了民主），因为集中是同列宁认为对领导机关必不可少的非常权力，同过分强调领袖人物以及他们的稳定性与他们的权力的重要性联系在一起的。领袖人物因此就能够——大都在正常的情况下——制约基层与下级机关行使“民主权利”了。列宁对那些使得工人“不信任一切从旁给予他们政治知识和革命经验的人”的“蛊惑人心的人”表示愤慨，并拿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例子来作论据：
“德国人的政治认识和政治经验已经足以使他们懂得：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
[34]
列宁并不认为他的关于组织的观点，实质上反映了俄国的特殊情况，尽管他的观点确实受这些情况的影响，它的某些特色基本上就是由于同政治警察作斗争而造成的。在这个问题上，他又追随考茨基，说马克思主义正统学说与修正主义之间在组织问题上的基本分歧，可以归结为“拿官僚主义和民主主义Versus（相比）”这个公式（“官僚主义”在这里指的是基于党员有分工地从事党的各种不同的活动的集中的、等级制的、职业化地组织起来的组织。）
“拿官僚主义和民主主义Versus，这也就是拿集中制和自治制相比，也就是拿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组织原则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原则Versus。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在那些狂想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机关对于部分的权力和权限。”
[35]
归根到底，列宁所主张的党的结构和工作方式，只不过是把党视为从外部支配阶级的力量的这种看法在组织问题上的体现而已。这种结构和工作方式，是一种手段，使党——事实上是领导集团——不仅在制订具体的政策并将其付诸实施方面，而且在制订出正统的理论方面，都享有独立性并保持决定权。因此，党光有自己的、不同于阶级组织的组织还是不够的，因为那种组织不得不同群众发生联系，从而必将受到外界的影响。此外，党组织还必须对“自发”思想有所戒备。为此，决定权必须集中于一个很小而又特别“坚强”的核心手中，而在这个核心中，这种权力又要集中在一位领袖的手上，因为只有他，才能使这个核心紧密地团结起来。早在1904年，托洛茨基就很好地总结出了对党的这种看法的逻辑：党会代替阶级，中央委员会代替党，而领袖又会代替中央委员会。[36]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使得列宁的党的理论成了经典学说，而德国斯巴达克派与意大利的工人委员会的失败，又使接近于马克思的思想的罗莎·卢森堡与葛兰西的思想失去了威信。共产国际完全是按照列宁的理论建立起来的。它所具有的超国家的性质，加重了它与同样是按列宁主义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党的关系中处于各党之外的特点。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中央机构（国际的执行委员会、代表和教导员网等），对每个成员国的工人阶级运动说来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世界。每一个国家支部的职业革命家，必须效忠于中央机构作为其工作的一部分，这也就使得他们比起布尔什维克的职业革命家来，更是大大地脱离了本国的工人阶级。
共产国际各支部建立的方式也加强了这种倾向。布尔什维克党是按照本国革命运动的特点而建立的，它具有自主的政治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基础，而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则多少是脱离了本国的革命传统和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同俄国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决裂，是进行了长期复杂的思想政治斗争的结果，而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同西方的机会主义决裂，采取的却是以对成员加入提出《二十一条纲领》作为标志的、官僚主义的独裁方式。
力图在工人运动中站稳脚跟的各个新党之所以碰到特大的困难，在多数情况下根源就在这里。如果说它们终于存在下来，而某几个党党员数量还不少，那是因为它们体现了能够吸引最激进的那部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因为它们分享了十月革命的威望，而且——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得到了苏联的经济支援。但是，后面的这两个因素也助长了每个支部对设立在莫斯科的操纵机构的依赖性，因为它控制着财政大权，并声称忠于它也就是忠于十月革命。
此外，共产国际中的布尔什维克领导核心，认为其理论权威比起1903年布尔什维克派来，更加不成问题，因为这种权威是为1917年的伟大胜利所证实了的。世界的现实的运动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组织不接受他们的思想，事态的发展进程又驳斥了列宁有关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成熟程度的理论模式，但这都动摇不了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对历史进行科学解释的钥匙的信念，据他们看来，事态的发展进程，只不过是暂时表面上偏离了理论预测而已，而共产国际的战略、内部结构与工作规程，却是按这种理论预测来设计的。没有必要来改造这个新机构，恰恰相反，应该不惜一切代价把它的思想意识的纯洁性和组织结构坚持下来，坚持到不久的将来，世界革命就定会以理论预示过的形式重新前进。因此，一切争取从莫斯科中心取得某种程度的政治与组织独立的运动——在初期，共产国际的一些支部发生过很多这样的运动——，都受到了“以布尔什维克不妥协精神”进行的抵制。关于世界革命的新的正统观点要求保持“世界党”的组织形式，而这种组织形式又反过来为新的正统观点提供了理想的保障，使它免受外界当时的公开敌对态度的影响。这样，列宁的党的模式中所固有的那种党处于阶级之外的性质、党取代阶级的倾向、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和等级制等，就越来越得到了强调。结果，共产囯际就越来越跟现实世界脱节了。
七、共产国际中争取自主的各集团，很自然地把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斯大林的派别看做同盟者。反对派宣布反对官僚主义，要求尊重“列宁主义准则”，恢复无产阶级民主等。因此，列宁逝世之后，布尔什维克党内斯大林及其同盟者反对托洛茨基派与其他反对派的斗争，很自然地是同共产国际内部反对各种离心倾向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并不排除而是恰恰需要同某一方建立暂时的联盟，来挫败在一定时期出现的最危险的倾向。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左”反“右”的斗争，并不总是同国际的某个支部的反“左”反“右”的斗争恰好合拍。所谓的“左”和“右”掩盖了斗争的真正性质；斗争虽然往往与既定的政治立场联系在一起，其实只是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集中过程与离心倾向之间的冲突的表现而已。赢得自主，是制订出任何对现实可能发生影响的政策——不管是革命的还是改良的政策——的必要前提。莫斯科命令实行的政策，是一种不痛不痒的政策：它既不是革命的又不是改良的，而是抽象的、不起作用的政策。
而这却正是“布尔什维克化”一词的涵义。后来，争取自主的努力终于被压服了，这就确保共产国际完全从属于斯大林派，而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又从思想上对此进行了辩解。共产国际与各国革命斗争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因此而更加尖锐了。（本书）关于共产国际的解散一章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用以为解散辩解的论点，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国际是遇上了“民族因素”而告失败的。但是，这种承认只涉及共产国际的组织方面，而对于这种组织方面的特征原是列宁关于世界党的思想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于从这种概念产生的共产国际与“民族因素”之间的矛盾随着共产国际成为斯大林的国家的百依百顺的工具而更加明显地趋于尖锐的问题，却竭力避免谈及。
主张取消共产国际的人们以共产国际与各国革命运动的需要之间存在着矛盾为理由，来维护他们不赞成有任何形式的国际革命组织的主张。但是，共产国际的经验其实并不说明民族需要与体现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之间，在理论上或实践中存在矛盾。这说明，遭受失败的只是共产国际的形式，即从外部强加于国际无产阶级的、从属于某个民族国家的需要的形式而已。这种形式的失败证实：必须承认国际革命运动的多样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才能自然而然地在（理论、政治、组织）各方面表现出来。因此，前面提到过的马克思关于第一国际的想法，是非常恰当的。
共产国际沦为一个异化了的、起异化作用的机构，一个为在苏维埃民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的统治阶级服务的机构，是通过不断清除在国际内部引起冲突的集团、思想与人物来实现的。这一过程却不能把国际早期的所有党员都“重新教育过来”，这就是它的党员锐减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些同化不了的党员要么被开除出党，要么自动脱党。新党员入党时环境更加闭塞，也更能受到同化，但他们当中也还免不了有人要被淘汰。这就是共产国际所有机构的成员更迭频繁大起大落的原因。
1921年至1928年间，共产国际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党员，这就是说，几经折腾之后，早期的党员绝大部分脱离了国际或者被开除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各国党的领导人。以后吸收的党员中能够留下来的，就是那种在思想的异化方面以及对教条与领袖的坚信不疑方面的功夫都是“炉火纯青”的人物（他们还几乎都具有坚决的牺牲与好斗的精神）。临到转向反法西斯斗争时，共产国际已经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宗派”的一切特征了。马克思本人的描述，指的是宣扬互助论的蒲鲁东分子、拉萨尔分子和巴枯宁分子，他把他们叫做“企图借反对真正的工人运动来表现自己”[37]的宗派。然而，在国际内部，这些特征明显得多；共产国际的内部组织在维护教条，崇拜权威与机械的纪律，以及热中于保密等方面，都大大前进了。
就是这个宗派吸收并且教育了在反法西斯的年代里涌入国际的年青人，他们像以往入党的人一样，把国际看成是十月革命的旗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保卫者。这批新党员加入国际时，对法西斯满怀仇恨，对新社会满腔热忱，而随着一个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新社会似乎正在古老俄国的废墟上逐渐建成。这些新共产党员的特征，除开敌视法西斯之外，还表现为他们对凡贴有苏联标签的事物都毫无批判精神，忽视理论——因为所有重要问题都由“上面”解决了——，忽视像党的行话所说的“实践”。而那些对理论有兴趣的人，从斯大林的著作获得基本的营养。谁都是通过斯大林的著作来学习列宁的思想的。马克思则落到后面老远，排到第三位去了。在抵抗运动、解放、“民族团结”、“冷战”的年代里，在各人民民主国家，中层干部和许多领导人都出自这一代人。这是了解共产国际解散后多数共产党的态度要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
鉴于上述种种情况，三十年代绝大多数的共产党人完全接受关于莫斯科审判的官方说法，也就不足为怪了。斯大林的大恐怖阶段，恰好也是大张旗鼓地宣传苏联新宪法的时期，这进一步坚定了他们的态度。斯大林宣称，新宪法“明文规定了一件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即苏联已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已在完成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和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38]就在大恐怖席卷苏联社会的时刻，斯大林仍把那个社会描绘成自由的处所，它的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人身不可侵犯，住宅不可侵犯和通讯秘密……以及选举制度的完全民主化”。
所有这些自由权利都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它们建立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没有人剥削人的现象来使之名存实亡。按照斯大林的宣传，这种完美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消灭布尔什维克老一辈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事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因为正如历史所揭示的，所有革命都有叛徒。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出的（像斯大林分子的科学术语所说的），“魔鬼”“法西斯走狗”与“外国侦探机关”的代理人数量最多，这又有什么奇怪呢？十月革命的英雄一旦成了“人民公敌”，用斯大林本人的话来说，也就变成“白卫侏儒小丑”和“蜉蝣”了[39]。据世界共产党人看来，只有职业诽谤家、资产阶级或者法西斯代理人，才会对斯大林的说法产生疑问。不仅是共产党人这么看，就是虽不赞同苏维埃政权的某些方面但仍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广大工人和反法西斯群众，也是这么看的。难道社会主义能同托洛茨基分子、资产阶级自由派、社会民主党人和形形色色的反革命分子所谴责的那些弥天大谎和滔天罪行相容吗？共产党人岂止是相信斯大林对历次审判的说法而已，这种说法简直就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基本部分。由于有了斯大林这位天才领袖，由于有了他那可靠的警惕性和智慧，工人阶级运动才得以理解马克思所没有预见到的新现象——阶级敌人为了阻止社会主义胜利前进不惜采取种种万恶的手段——，从而丰富了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在冷战的年代里重又出现了这种现象，各人民民主国家的许多共产党领导干部，同样变成了新的“魔鬼”和帝国主义所有侦探机关的代理人。用上述思想造就的共产党人训练有素，不仅能够“理解”这种现象，而且还能就此向在对希特勒胜利的热潮中入党的新党员作“解说工作”。
斯大林分子的党其所以对一代代的革命者具有使之异化的巨大力量，奥秘在于它体现了一个大神话。这个神话产生于十月革命这一本世纪无与伦比地激起了无产阶级群众和所有进步力量的希望与幻想的事件。据说，苏联正在建立第一个不是人剥削人的、而是真正的平等与自由的社会。另一神话也就随之而来，说什么斯大林分子的党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可取代的旗手。因此，尽管斯大林分子的党的危机首先在共产国际然后在各国党内早已暴露出来（本书对其过程作过分析），但是，只有捅破了神话，危机才会进入决定性阶段。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重大历史意义就在这里。赫鲁晓夫的报告开始了共产主义运动总危机阶段，这将是下一卷要研讨的主题。
注释
[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31页。
[2] 《列宁选集》第2卷第843页。
[3] 《1922年11月7日至1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与提纲》，伦敦，英国共产党编，第23—24页。
[4] 《1919—1923年共产国际前四次代表大会的宣言、提纲与决议》，巴黎，1969年，第19、20、25、31、74页。
[5] 《1921年7月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伦敦，英国共产党编，第81、90、91页。参见注4引用书第87、91、94页。
[6] 同注5英共所编书，第95—96页。
[7] 珍妮·德格拉斯编《共产国际文件（1919—1943）》，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65年，第2卷，第114页。
[8] 同注7，第2卷第472，481页。
[9] 同注4，第100页。
[10] 除苏联之外，共产国际的成员1928年为445,300人，1931年降为318,176人。见本书第3章。
[11] 关于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说法，见第2章注56。波诺马廖夫的话，系从1969年2月份《国际新闻评论》上纪念共产国际周年的文章中引出。
[12] 见第2章注74。
[13]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8、481页，这种思想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了。《宣言》在描述了无产阶级转变为自觉的阶级的过程之后接着说：“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共产党宣言》第33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1页。
[16] 科斯塔斯·帕帕约恩鲁：《马克思主义者》第223页所引马克思致哈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没有收进这封信，理由是这信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所篡改了（见中文版第16卷第8681页）。但是，并没有关于马克思曾经否认登载在《人民国家报》上的这信是他写的记录。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21—322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85—386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柏林，1962年，第19卷第161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36—37页。
[21] 见本书上册108—109页上的引语。
[22] 1884年8月11日，恩格斯致拉法格的一封信中，说明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态度：“您把经济学上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理想’强加给马克思，马克思是会提出抗议的。你是‘科学家’，你就没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学的结论，如果你又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你就为实现这些科学结论而战斗。但是，如果你有理想，你就不能成为科学家，因为你已经有了先入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98页）。
[23] 罗莎·卢森堡：《集中与民主》，载《马克思主义与专政》的小册子，巴黎，1948年，第21页。
[24] 列宁在《怎么办？》中所引，载《列宁全集》第5卷第351页。
[25] 《列宁全集》第5卷第34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
[26] 同上，第352页。
[27] 同上，第364页。
[28] 同上，第444—445页。
[29] 同上，第7卷第245页。
[30] 同上，第5卷第487、482、483页，
[31] 《列宁全集》第5卷第460页。
[32] 同上，第420，436页。
[33] 同上，第30卷第13页。
[34] 同上，第5卷第433、432页。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用不同的话讲了同样的思想：“现在，我们已经成为有组织的政党，这也就是说造成了一种权力，思想威信变成了权力威信，党的下级机关应该服从党的上级机关”（同上，第7卷第360页）。
[35] 同上，第7卷第391页。
[36] 参见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巴黎，1970年，第121页。
[37] 引文见米克尔·洛伊：《青年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巴黎马伯乐书店，1970年，第175页。
[38]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3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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