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自序
三年以前，我宣布过我对于苏联的爱和钦佩。那里正在进行一种空前的实验，这实验使得我们的希望之心大为高涨，我们期待由此造成巨大的进步，造成一种力量足以牵引全人类前进。为参与这个改革，是值得活下去的，——我想，——而且值得牺牲自己生命去赞助的。在我们的心和我们的精神里面，我们都坚决向往苏联的光荣的未来，亦即是文化的未来；这话，我们三番四覆地说过了。我们愿意还能再说这话。
在未到苏联去以前，那里若干新近的决议，似乎表明方向在转变，业已使得我们疑虑不安。
那时我写过如下的话（一九三五年十月）：
正因为人们对于苏联的攻击是愚蠢和下流的，所以今天我们才用顽强的力量去拥护苏联。等到将来我们停止这个拥护时候，那些狂吠者恰正要开始称赞苏联；因为将来他们所称赞的必定是苏联的妥协，苏联的屈服，以及那些足以使别人说出“你们看呀！”这类话的事情，但是由此苏联也就离开了它当初所追求的目的了。但愿我们的目光，始终注定这个目的，即使将来有上述的情形，也能不从苏联转移开去。（《法兰西新评论》，一九三六年三月）
然而未曾更广泛考察以前，我还是保持信任态度，宁愿怀疑我自己的判断，所以到莫斯科四天以后，于高尔基下葬那天在红场演说时，我仍旧宣告：“文化的命运，在我们精神中，是与苏联本身命运相联系的。我们拥护苏联！”
我时常说过：凡要始终一贯坚持自己的意见，往往会发生不诚实的危险；我认为当着多数人的信念和自己的信念成了问题时候，尤其需要诚实。
倘若当初是我弄错了，那么最好的事情便是赶快承认我的错误；因为在这里，我对于那些受这错误所牵引的人，是负有责任的。在这事情里头，顾不到所谓“自我尊严”，而且我本也很少所谓“自我尊严”。在我的眼睛看来，这里头有些事情比我自身还更重要，甚至比苏联还更重要：这就是人类，它的命运，它的文化。
然而当初果真是我弄错的么？凡是留心这一年多以来苏联的发展的人，将会判定究竟是我转变了，还是苏联转变了。这里所说的“苏联”，我是指治理苏联的人而言的。
别的比我更内行的人，将要说：这个方向转变是否表面上的；而我们所视为的一种背离，是否先前某种设施的必然结果。
苏联“正在建设当中”，这话须得不断地提起来说。由此，到这个在诞生中的巨大国土做一次旅行，才有非常的意义：似乎人们在那里参与未来时代的分娩一般。
那里有好的事情也有坏的事情；我应当说：有最好的事情也有最坏的事情。最好的事情时常是依靠巨大的努力然后获得的。努力，并非无论何时何处都能获得所愿的事物。有时人们可以想：还未得到。有时最坏的事情伴随最好的事情而来，而且多过一倍，人们几乎可以说：最坏的事情乃是最好的事情的结果。于是人们从最光明走到最黑暗，突如其来地，使人仓皇失措地。时常有这类事情，即是：旅行家根据先定的判断，或者只见到这一方面，或者只见到那一方面。苏联的朋友往往拒绝看那坏的方面，至少拒绝承认这一方面；以致关于苏联的实话往往被人带着恨说出来，而谎言则被人带着爱说出来。
我的精神却是这样的：对于我所愿意永远称赞的人，我总更加严厉些。凡一味恭维的人，乃为不善表示其爱；所以，我认为说话时，不装假，不姑息，则贡献给苏联以及它所代表我们的事业的，还更重大些。以下我的批评，恰正是为了我对于苏联及其奇妙成就之钦佩而发的，也是为了我们所期待于它而发的，尤其是为了它允许我们去希望而发的。
苏联过去对于我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它不仅是一个选取的祖国，还是一个向导，一个榜样。我们所梦想的，所敢希望的，我们的意志和力量所倾赴的，在那里实现出来了。总之，那是一个国土，那里乌托邦正在转化为现实。巨大的成就早已充塞了我们的希冀的心。最困难的事情，好像已经做过了：我们正在欢天喜地用一切受苦的民众名义，同它结立一种盟契，一同冒险前进。
我们感觉到息息相关至于何种地步呢，以致到了倾跌的时候？然而这个倾跌观念已经是不能容许的了。
若是某些默契的诺言没有实现，那应当归罪于谁呢？应该由原初理想负责么？或者毋宁归咎于后来的背离自身，后来的失信、从权等等，无论这些有多少理由可以辩护？
这书里，我表白我个人的感想，关于苏联自己带着喜悦和应有的骄傲显示给我们看的事物，以及关于此外的我所能够看到的事物。苏联的成就，大部分都是可以钦佩的。若干国土早已呈现幸福的笑容。我从前在刚果旅行时候，总要离开总督差派的汽车，而设法去同一切事情和任何人物发生直接的关系，以增进我的知识；那些赞许我这办法的人，难道要责备我，说我到苏联来不当有这种顾虑，说我不当不让人家蒙蔽了么？
我不抹杀这个事实，即是敌党将从我这书获得表面的便宜，在他们看来“爱秩序心，是与暴君的趣味相混同的”。[1]倘若我的信念不是始终坚定而未动摇的，我将为此踌躇不愿出版甚至写下我这本书。然而我始终确信：一方面苏联终归要克服我所指出的重大错误，他方面，——这是更重要的，——一个国家单独的错误也决不会败坏一种国际的大同的事业之真理。谎言，以至于知而不言，似乎是便利的，继续说谎下去也是便利的，然而如此也就太便利于敌人了；反之，真理无论如何痛苦，它伤人，只为的要医好他。
[1] 见托克维尔：《美洲民主政治·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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