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四
你们铺张太甚，才使得我的信任心，我的钦佩和欢喜，如此深刻而悲哀地下降了。我所非难于苏联的，也绝不在于它没有得到更好的成绩。（现在人们向我解释说：苏联是不能很快得到更好的成绩的，我应当明白这点；苏联是从我想象不到的更低的基础上出发的；现在无数工人所过的贫困生活，乃是旧制度下无数被压迫者所企慕不到的。我相信人们稍微夸张了一点。）不是的：我特别非难于苏联的，乃在于它骗我们说：那里的工人地位是足以令人欣羡的。我所非难我们国内的共产党人的（呵，我说的不是受欺的同志，而是那些知道情况或至少应当知道的同志），乃在于他们无意或有意对工人们说谎，——有意的，即是有政治作用的。
苏联工人粘着于其工厂，正如农村劳动者粘着于其集体农场或苏维埃农场一样，亦如伊克松粘着于其轮子一样。但若他为了某种缘由——因为他希望别处能稍好一点（能少坏一点）——要调换工作的话，那他就要当心！他就有到处找不到工作的危险。即使没有调换城市，只离开工厂，他也要无屋可居（他住屋本也不是免费的），他的住所是如此难得，有工作才有租屋之权利。工人离开工作，就要被扣留一大部分的工资；集体农民离开工作，就要失去他的集体化劳动的一切出息。反之，劳动者是不能违抗他调之命令的。他不能自由去留于他所喜欢的地方，于一种爱情或一种友谊召唤他或挽留他的地方。[1]
他若不是党员，则已入党的同伴要欺压他。入党，求党收容（这不是容易的事，除了有人帮忙之外，还须有完全正统思想和善于卑躬屈节），乃是“成功”的首先而不可缺少的条件。
既经进党之后，就难得出来，[2]而不立刻丧失他的地位，他的位置，以及从前工作所获得之一切利益，而不受一切人的欺压和猜忌。因为，你为什么离开党呢，在那里面是很好的，党给你许多利益，只要求你服从一切，再不要有自己的思想？为什么要有思想呢（尤其要有自己的思想呢），既然说过了一切都进行得很好的？有自己的思想，这马上就要成为“反革命分子”。那时就有资格到西伯利亚去了。[3]
有一种绝妙的高升手段，就是告密。告密使你得到警察的欢心，警察立刻保护你，但同时利用你；因为人家开始了一次，再没有什么名誉或友谊能够拦阻的：必须前进。此外，这本是容易调练的事，而当了侦探是无人敢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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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政党机关报若是要揭发某人阴私时候，那一定是找这人的仇敌来做这个卑鄙工作。在苏联则是找这人的最亲密的朋友来做的。人们不是请求做，而是责令做。最好的罪证，便是那种愈否认而愈加有力的。这朋友也必须疏远那个人们要陷害而他供给证据的那个人。（要陷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尔诺夫时，人们就去找他们的过去好友皮达可夫和拉狄克；先败坏这两人的名誉，然后再枪毙他们。）若是拒绝做这卑鄙工作，那么自己同要救护的朋友都不免于难了。
结果，人们什么都不敢信任。小孩子天真的言辞会葬送你。人们再不敢在小孩子面前说话了。每个人监视着，自己监视着，被人监视着。再没有一个自由说话的人了，除非在床上，同自己老婆，倘若认为老婆是靠得住的话。X开玩笑说：这个原因就够解释结婚为什么变成如此常见的了。自由同居，究竟是没有结婚那样令人放心的。你试想想看：人们看见十年以前说的话，被人告发出来，也要治罪！一整日，甚至日日，挨过如此不可忍受的束缚之后，得在枕头上倾吐心腹，这种需要是一日比一日更加迫切了。
为避免别人告发，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先发制人。何况听到了可疑的话而不立刻报告出来，是要坐牢或充军的。侦探告密，成为公民道德一部分。人们从最幼少的时代就习练起，能够“告密”的孩子是有福的！
要能进入这个波尔塞伏城小天堂之内，一个悔罪的旧时强盗是不够资格的，还须将同谋的伙伴交出来。给予告密的这个奖赏，本是格别乌办案的一种手段。
基洛夫暗杀案发生至今，警察还在收紧他们的罗网。青年们将请愿书交付于爱弥儿·魏发仑（当他战前不久在俄国旅行时候），这事维德拉克很钦佩而且叙述得很动人，但今天是一定办不到的；同样，“母亲”（高尔基一部很好的小说中人物）和她的儿子的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随你的便）活动，在今日也是不可能的；昨日人们到处得到帮忙、赞助、保护、庇藏，今日所得的只有监视和告密罢了。
改造过的社会阶梯，从上至下，最荣显的就是最有奴隶性的，最卑鄙的，最谄谀的，最下流的。所有那些敢抬起头来的人，一个个不是被杀死了，便是被充军了。红军[4]也许能够稍微避免一点？我们是这样希望；因为倘若不然，则这些英勇的和值得我们敬爱的人们就只剩下了一些刽子手，一些投机获得者和一些牺牲品了。
于是乎苏维埃工人，若不是在受恩宠的一辈之中，就会成为被迫害、挨饥寒、受压迫、遭践踏的可怜人物，他们再也不敢抗议了，再也不敢高声诉苦了，——那么，此时他们再去发明一个上帝，而且在祈祷之中寻觅出路，这难道是奇怪的么？他们还能向什么人类力量呼告呢？……
我们在报纸上读到，最近一次庆祝圣诞节时，教堂都充满了人，——这事情是没有什么令我们惊异的。拿“鸦片”来麻醉被欺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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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才发现，在斑鸠笼角上，这斑鸠是从巢上掉下来的，我在这里（顾维位尔地方）养着已经有三个月了，——我刚才发现，我喂鸟的麦粒中有两颗已经发芽了，在最靠近笼内小水槽的地方，槽内的水有时溢出一点到外面来，以此供给这些迷失在笼底和笼边夹缝内的麦粒以必需的水分；这两粒麦子忽然（换一句话说，是我忽然看见的）各自伸出一把淡绿色的薄薄的刺刀，已经有四五公分长了。这本来是很自然的，却使我沉落于惊异之中，以致好长久时间我没有思想其他的事情。这不错：人们数算麦粒，称它们的重量，它们在那儿，柔顺地滚动着，差不多球形的坚硬的和可以翻来复去的。忽然，你看，这些麦子中的一粒向你证明：它也是一个活物！于是乎那凭靠在鸟笼横棍上的管理者大大错愕起来，——他从未曾想到这个事情。
然而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5]在我看来，似乎很奇怪地缺乏这种幽默，能够使麦粒柔软以至于生芽。固然，这里是无所用其感情的：凡应由正义解决的事情，就不当求助于慈悲心。怜悯贫困，为贫困而流泪，这就是支持而非阻止贫困。（此外，革命所需要的火药，也不应当弄潮湿的。）
人们所称为“心”的那个事物，因为没有用场而注定要“消亡”[6]了。由此生出某种“无情”，有点太过于轻易学得的“无情”：某种因普遍大改善（或期待普遍大改善）而产出的特有的贫乏。……这种观察将使我牵涉太远了；我保留着。
[1] “国家有主权支配经济过程中物质元素，同样它也以独裁的态度支配人力元素。劳动者再不能自由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于他们所愿卖的地方，也不能照他们的意思出卖了；他们没有权利在苏联境内自由流通（国内护照！）；罢工权被剥夺去，意图违抗斯达汉诺夫运动方法者都要受最严厉的制裁。”鲁相·劳拉：《俄国经济之一瞥》（《真人》杂志，第三十八号，一九三七年二月）
[2] 反之却时常为了“清党”原故而被开除。那时就要走西伯利亚道路了。
[3] 伊逢说得很好：“入党，就是同时替政权，替祖国和替自己私人利益服务。”完全的调和，而且是幸福攸关的。
[4] 我看见过好多海军人员（在塞瓦斯托波尔），军官和普通水兵。他们和平民间以及他们相互间之关系似乎是亲密而简单的，以致我为之感动。报纸上宣传一个故事，说我在莫斯科一个大饭馆中，看见几个军官进来时，全体顾客都站立起来而且很尊敬的行军礼；——这个谣言造得如此荒谬，我认为没有否认之必要。
[5]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表现一种异乎寻常的宽宏大度，但尤其表现一种迫切的正义要求。
[6] 这字眼，我是从马克思主义字汇中借用来的，同列宁一样，他说道（见《国家与革命》）：“‘消亡’这个动词下得非常得当，因为一方面可以表示过程之缓慢，他方面又可以表示其自发性。”（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五一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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