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纪德《从苏联归来》及《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1936-1937）
九
然而这点仍是确实的：俄国民众表现快乐。这里我完全同意维德拉克和约翰·邦士所引证的事例。我每读他们的旅行记，都要怀恋不已。因为，我也说过了：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在苏联一样，人民本身，街上所遇见的人（至少青年人），所参观工厂的工人，以及拥挤在休息、文化或娱乐场所的那些群众，是如此笑容满面的。这种外表和可怕的贫困，怎样能够调和呢？——人们知道最大多数人今日是陷于那种贫困之中的。
那些在苏联游历过很多的人，告诉我：维德拉克、邦士和我自己将会懊恼的，倘若我们离开了大中心区和游客大道以外。他们说起了整个的区域，那里一眼就看出穷困状态。此外……
在苏联，贫困是不容易看见的。贫困隐藏起来。人们说它是有罪的。它不引起怜悯，引起慈悲救济，反而惹人轻视。出来给人看的，正是那些牺牲此贫困而获得舒适的人。然而，人们还是看见好多其他的，甚至挨饿的人，他们仍是微笑着，他们的幸福，我说过，乃是由“信任，无知和希望所构成的”。[1]
如果我们在苏联所见的一切都是表现快乐的，那也是因为所有不快乐的人都成了可疑人物，愁苦的人或至少现出愁态的人是极端危险的人物。俄罗斯不是诉苦的地方，要诉苦须到西伯利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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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生产率是相当高的，多残杀些人也不容易见得出来。贫乏愈麻木，就愈加悲惨。那些失踪的人，那些被致使失踪的人，乃是最有价值的人；在物质的出息上也许不是最有价值的，然而恰是他们能不同流合污，能表现与群众有别，而群众之统一，其整齐性，是全靠一种庸俗性维持着的，这庸俗性愈变愈下流了。
在苏联，所谓“反对派”，其实就是自由批评，就是思想自由。斯大林只能容受颂赞；一切不喝彩的人，他都认为仇敌。时常，他把别人提议的改革，当作自己的东西；但倘若他占取了那种观念，那么为使之成为他自有之物的原故，他就先铲除那提出此观念的人。这便是他的做到时时刻刻都“正确”的手段。如此，不久之后，在他周围将只剩下那些不会派他错误的人了，因为他们是没有任何观念的。这就是专制主义之本性：团结在自己周围的，不是有价值的人，而是那些吮痈舔痔者流。
无论为了什么罪案，送了无论哪个劳动者到无论那个法庭去，无论这劳动者如何无辜，倘若上头要处罚他时候，律师起来替他辩护，这律师就要遭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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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那些充军的呢，那些几千几万充军的呢，他们当初不知道，也不愿意，在应当低头的时候低下头来。
我绝不需要，同某日M那样思想：“他妈的！终有一日轮到我……”这些被害的人，我见着了，我听着了，我感觉他们就在我的身边。这是他们的被堵住嘴巴的叫喊，昨晚唤醒了我；这是他们的缄默使得我今日写这几行字。正在想着这些殉道者，我才写下这惹起你们抗议的几句话；倘若我的书能到他们手里，则他们的无言的感激，对于我，是比《真理报》的恭维或咒诅重要得多的。
没有人肯出来为这些被害的人说话。右派报纸至多利用他们来攻击右派所仇恨的制度；至于那些衷心藏着正义和自由观念的人，那些为援救台尔曼而奋斗的人，那些巴比塞，那些罗曼·罗兰，则一声不响；而团结在那些人周围的，是被人蒙住眼睛的无产阶级广大群众。
然而当我气愤起来时，你们便向我解释（而且以马克思之名解释！）说这恶现象是确实的，是不可否认的（我说的不仅是充军，而且是工人生活的贫困，工资的不够或薪水的过分，特权的再得，阶级的巧妙恢复，苏维埃的消失，以及一九一七年所得的东西的逐渐烟消云散等）；你们很聪明地向我解释说，这恶现象是必要的：而你们这些有知识的人，这些用惯了辩证法论证（狡辩）的人，容受了这恶现象，认为是暂时的，是能造成一种更大幸福的。你们有知识的共产党人，你们同意承认有这恶现象存在了，但你们以为宁可对那些人隐藏起来才好，他们知识不如你们，也许会气愤起来的。……
让人家去利用我的著作罢，我不能阻止，即能亦不愿阻止。但对着政党而写些东西，让人家可以利用去，——这我做不到，这是别人的事情。我已经警告过我的共产党新朋友，自从我们发生关系时候起就警告过：我将不是一个叫大家完全放心的新同志，一个一成不变的新同志。
“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者，党应视之为“动摇分子”，可以利用他，但应当时时刻刻留心他，——我曾在什么地方读过这几句话。哦，这是何等的正确！我曾屡次同瓦扬·古久里说这话，但他不肯听。
没有一个政党能够束缚我，能够阻止我去爱真理，去爱真理过于爱党。一到说谎话的时候，我就不惬意了；我的责任就在揭穿谎话。我所依附的乃是真理，党若离开真理，则我立刻离开党。
我很明白（你们也告诉我很多次了）：“在马克思主义观点上”，“真理”是不存在的，至少绝对意义的真理不存在，有的只是相对的真理；但这里所关的正是相对真理啊！你们伪造了的，正是相对真理！我相信，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要想欺骗别人的时候，已经是在欺骗自己了。因为这里，你们所欺骗的，恰正是你们自以为为之服务的：即民众。一面令民众盲目，一面就不是好好替民众服务的。
必须如其实地观看事物，而不应当以希望其所应成就的态度来观看事物。
苏联不是我们所希望于它所应成就的，不是它允许我们的，不是它此时还努力装扮着的；它已经违背了我们的一切希望了。我们若不容许这一切希望落空的话，则应寄托之于其他地方。
但我们的眼光并不从你转移开去，光荣的和痛苦的俄罗斯！假如当初你做了我们的榜样，那么现在——可惜！——你就显示我们：一种革命能陷落于何种沙地之中。
[1] 然而还须提到俄罗斯民族的一种神奇的生活力。“一只猫的生命力”，陀思妥也夫斯基谈论自己说，当他惊异他经过种种难堪的磨难，虽然痛苦，却仍未受挫折的时候。一种对于生命的爱，战胜了一切，即令是由于冷淡或无情，但宁可说最常见的是由于内心的丰饶，娱乐，抒情，一种未为人所解释的，不可解释的快乐之奔放；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以什么方式，无论于什么地方。……我应当说：一种对于幸福之非常的能力和趋向。不顾一切。正为这个原故，陀思妥也夫斯基才是如此足为代表的。也正为这个原故，他才如此深刻地，如此友爱地感动我，而整个俄罗斯民族经过他，同着他一起，来感动我。无疑，没有一个其他的民族，能够如此宽宏地去忍受这样悲剧式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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