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恩南部之行使我的生活开始了新的篇章，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先讲一些我从一九七六年末到一九八六年六月流亡期间的一些经历。到一九八六年，我在法国已经住了十年，就像我前文所讲的，这十年的生活中主要的活动是工作和学习，但其他方面的经历也很丰富，因为朱丽埃塔、何塞、曼纽埃尔和我去了法国和欧洲的许多地方。我们结识了很多朋友，在工作中、在大学中以及在我们住过的地方和很多人打过交道，也结识了一些终生的朋友。在法国南部的那些小镇，我和芬纳医生等其他朋友一起积极组织了几个国际大赦组织的小组。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来支持和保护许多国家的囚犯。有一次会议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次会议是我们和国际大赦组织以及一位曾经在苏联的古拉格监狱服过刑的苏联妇女共同组织的。了解其他人的经历，了解另外一种现实生活，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我特别想说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涉及我与左派革命组织之间的关系，因为这种经历对评估政治和历史的发展过程有很大的帮助。我一九七六年底到了巴黎，一九七七年初，我们开始四处找房子，找工作，办理大学入学手续，跑遍了整个巴黎和巴黎周边地区，同时，我试图重新建立和革命者的联系，他们正在组织流亡者的左派革命组织活动。
事实上，在被关押的三年中，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左派革命组织基层组织在特木科监狱中是根本不存在的。我认为当时我们主要是想把难友们组织起来，这和我们与任何政党之间的关系无关。
或者可以说，我们把分享衣服、食物以及共同劳动作为基本的、主要的工作，这样做增强了难友之间的联系：这些事情已经超过了政党政治的范围，主要是因为各个政党当时都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可能有一些组织自称为左派革命组织支部或者共产党支部。宗派主义确实可能存在，这妨碍了我们组织成为一个团结的力量，但并没有阻止难友们共同劳动。
我流亡到国外之后，了解到左派革命组织仍旧在努力重新组织起来，于是我就和住在巴黎的几个革命者取得了联系，其中包括费坎多，后来我也和古提亚雷兹、加图、佩拉多和佩恩取得了联系。
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间，我和这些人保持着联系，并思考如何对一九七三年军事政变前后的经历进行评价和反思，这样我们就能发现我们所犯的错误，开拓眼界，重新建立一个和一九七三年之前的组织不同的新组织。这在一九七三年之后更加迫切，因为事实多次证明，这个政党惟一能做的就是带领我们大家撞南墙。
我认为左派革命组织作为一个革命政党掀起了一场浩大的革命运动，改变了智利社会，但在一九七四年米盖尔·恩里克兹死后，这个政党受到了重大的挫折，已经完全无法重新站立起来了。军事独裁政府打垮了我们，但这并不是件坏事。
我记得一九七三年政变之前不久，在“坦克政变”事件之后，大约是那年的六月或七月，我们几个地区的书记一起计划组织一次起义，要赶在军事政变之前，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们正在准备军事政变，而且我们预见到军事独裁政府将给智利带来巨大的灾难。
在南方，我们有能力组织一次起义，我们可以得到农民、工人、青年、贫困地区的人们、学生、甚至包括部分军队的支持，我们已经和他们建立了联系。我想，如果我们和其他地区的人民联合起来，就有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预防或阻止军事政变的发生。
但是我们没有对这次起义进行周密的计划。我记得我们从来没有在左派革命组织的会议中认认真真地讨论过这件事。我个人认为那应该是一次“先发制人的起义”，不能和军队产生正面冲突。此外，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基层官兵甚至是中高层军官的同情，我认为当时我们仍旧能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可能对那些军事政变的组织者造成突然袭击，使他们在全体智利人民面前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然后我们计划组织一个由广泛的政党联盟支持的公民投票，迫使那些推举这些政变领导人的人放弃他们的计划。
现在所有的这一切都过去了，有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先发制人的起义是空想或是危险的事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的确可能会防止那次军事政变的发生，使几千名智利人免于丧命，使更多的人免于流亡。不管怎么说，那是我们之中有些人考虑过的一种假设。但我们无法改变历史。
未能举行起义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圣地亚哥地区的工人大部分都受共产党控制，他们不会参加起义，这样，我们的运动在权力最集中的首都影响反而会最薄弱。
就在这种犹犹豫豫中，军事政变发生了，摧毁了一切。我们在政变发生之后和一九七四年试图重新把组织建立起来，但都无济于事。
到巴黎之后，我开始和几个左派革命组织的领导取得联系，当时的形势非常关键，因为有的人想立刻回到智利参加游击队的活动。有的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应该建立一个社会阵线。实际的问题是，人们都希望继续向前推进，而没有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认真的反思。此外，当时没有一个领导人物能够代替米盖尔·恩里克兹的地位，所以大家不能团结一致，意见产生了分歧，并且产生了不同的派别（有些在欧洲城市，有些在古巴，有些在其他拉美国家），没有任何一派这样说：“首先让我们好好反思一下过去。”
我和当时负责巴黎地区的组织工作的人见过面，发现他们实际上绝对不可能和任何人进行任何对话，因为他们的态度就像是说，“我们之中那些没有进监狱的人现在都成了领导了。至于那些进了监狱，但还没有死的人，他们肯定是通过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和军方进行了合作。”谈话的时候，我们这些在狱中受尽了折磨的人被他们看成是有罪的。显然，他们这种态度造成的分歧是很难克服的。
就这样，一场以莫须有为罪名的政治迫害开始了，他们说“这是你的错；不，这是你的错；和他比起来，你的错误更严重；比起别人来，他的错误更严重。”这种做法造成了大家之间的分裂，不可能再进行任何友好的、客观的分析。
时间在那种气氛中慢慢流逝，而我必须得找个住处、找个工作；与此同时，左派革命组织继续变得完全异域化了，完全脱离了欧洲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左派革命组织的领导不断在讲，“我们要回去，我们要回去。”
不仅在国外的人们之间产生了分歧，他们和国内的人也发生了分歧。一个身在国外的人曾经说，“在国内的人不是领导，因为我们对问题的看法更全面。”左派革命组织产生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任何反对独裁统治而不首先谋求一个稳固的组织、不事先对产生的问题进行冷静的反思的抵抗运动经常产生的问题。
我记得有人告诉我：
“你需要和巴黎这里的一个组织进行联系，然后你要立即回去并‘投身进去’。”他们就是这么说话的。
“投身进去？投身到什么之中去？”
“投身到和军事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去。”
“我们应该怎么干呢？和谁一起干？我们的新的社会政策是什么？文化政策呢？其实，还有军事政策呢？我们第一步做什么？”
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确定下来。当时，我和那些来自南方的积极分子总在进行讨论。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我和佩恩之间的谈话。以前，佩恩、弗莱柯。阿里尔和我是考汀地区的三位主要领导。佩恩负责这个地区的军事事务，他特别热衷于在智利南部的奈尔图姆山区成立一个游击队根据地。
“佩恩，”我跟他说，“组织游击队就相当于在脖子上套上一根绳子直接跳进虎口，因为军队会进行周密的部署，对游击队进行围剿。游击队根据地不能反映当前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至少不能反映智利或智利南方的情况。”
佩恩说：
“你说得不对，现在的问题是你想放弃斗争。你已经不再是我的领导了，我现在已经有了几个人，我会把队伍组织起来，然后回到南方去进行斗争。”
实际上，他当时确实正在和欧洲几个城市的一些人开展工作，准备在智利南方的奈尔图姆山区成立一支游击队。
我记得他带着几个准备和他组织游击队的同伴到我在埃利希的家里。我有南方一些地区的幻灯片，我放给他们看，我记得我跟他们说过，这样做将会犯很大的错误，但我没有任何权威能说服他们。
我当时的主要精力放在工作、学习和建立家庭上。他们则苦心积虑地准备在智利南方组建游击队。我记得当时佩恩不管去哪里都带着一本武元甲写的《人民战争》。
“是啊，这是本非常有意思的书，非常重要，”我跟他说，“但你要研究越南的社会、政治和历史环境，哪里能进行解放战争，哪些地方和智利不一样”。我接着说，“甚至切·格瓦拉也一样，他从非洲回来以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到在玻利维亚开展工作的时候，也不能组织游击队，因为需要考虑到玻利维亚、拉丁美洲、甚至在整个世界的历史条件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
在我看来，游击队不可能生存下去。其实不光我这么看。但有些人确实希望回去组建游击队，和皮诺切特、和军队展开游击战。
那些同伴去了南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通过阿根廷进入智利，有些人直接就回去了。结果，他们都牺牲了，或者说大多数人都牺牲了，包括佩恩。
我对一九七七至一九七八年发生的所有事情进行了认真的反思，最后觉得左派革命组织没有未来。我奇怪自己怎么可能退出左派革命组织，这个我朝夕与共的政党。我记得那时候有一首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很奇怪，一些不经意的、不寻常的事情有时候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可能超过任何书本或理论分析的影响。我真的很喜欢乔治·布尔森的《为理念献身》这首歌。
Mourir pour des idées，lidée est excellente·
Moi jai faille mourir de ne l'avoir pas eue，
Car tous ceux qui lavaient，multinlde accablante，
En hurlant a la mort sont tombes desstls·
Ils ont su me convaincre et ma muse insolence，
AbJurant ses erreurs，se rallia a leur foi
Avec un soup？ on de réserve toutefois：
Mourons pour des idées，daccord，mais de mort lente，
Daccord，mais de mort lente·
为理念献身，这是多么崇高的理念！
我差点儿为没有理念丧生，
因为那些有理念的人，气势凌人的群氓，
骑在我身上叫喊，说我应该去死。
他们终于让我信服，
连我高傲的缪斯也承认，
我曾经错了，应当投入他们的事业，
只有少许保留，
让我为理念献身，好哇，
但让我们慢慢去死，
好哇，但让我们慢慢死。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仍旧会弹着吉它唱起这首歌。它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从根本上说，它是关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一种深邃的思考。我认识到生和死远远要超越政党的政治活动，如果你想获得真正的自由，你必须看到新的、历史性的、人类的现实。
我记得有一次我打开我们在埃利希家里浴室的窗户，看到窗外的树林，我全身心地感到一种真正的自由。
从那之后，我和那些革命者失去了联系。一九八七年我在阿根廷的时候，我住在佩拉多·马里诺家附近，在那里我又碰到了几个革命者，于是我又重新开始做了一些工作。佩拉多·马里诺在沿着自己的政治路线前进，他想对左派革命组织施加影响，左派革命组织这个时候已经是垂死中挣扎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段时间里，我和安得列·帕斯卡尔建立了深深的友谊。我告诉他，担任左派革命组织的书记完全是象征性的，这个党在智利政治活动中已经没有任何地位了。我不知道这是否对他有所帮助。不管怎样，我明确地告诉了他我对政党的地位，尤其是左派革命组织的地位的看法。
后来，我在一九八八到一九九二年之间回到智利的时候，我见到一些革命者，他们仍然在试图重新将左派革命组织的队伍组织起来，结果反而导致一部分党员转而加入了社会党，另外有人干脆就退出了。我们这些保持独立的人在一九八九年开始的第一次过渡期内做了一些新的工作。我们工作的中心是促进工会自治和社会自治，我们组织了一些公开的讨论会，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而不仅限于参加政治活动的人，参与任何社会活动的人都可以参加讨论。一部分革命者和一部分共产主义者，抱着很强的宗派主义的态度，也参加了这些活动。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有更多的人希望能表达自己坚定的愿望，去为一个更公正的、团结的、负责任的、人道的社会而努力奋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吸纳了新的、可以使我们继续斗争下去的各种社会、历史和方法方面的因素。
我现在来谈谈和我的流放有关的另外一件事。流放是一种很不寻常的，同时也是非常矛盾的一种经历，是一个混合体。从一方面来说，它是积极的，能给人带来很多正面的影响，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它又是消极的，是毁灭性的。流放和坐牢是完全不同的：流放是一种慢慢的腐蚀。比方说，我和朱丽埃塔建立了家庭，我们有了小何塞和小曼纽埃尔，最初的几年中，我们生活中充满了爱，充实、安定。但没过多久，流放的生活开始使我们的关系恶化，但这并非完全是因为流放的原因，因为其他的夫妻之间也会越来越冷淡并最后分手。朱丽埃塔从来没有能够真正地接受流放生活，对她来说，流放的生活实在是难以忍受。我无法再激起她对我的爱，于是我们分手了。与此同时，在流放生活刚开始不久，我遇到了热纳维耶芙，我们在一九八四年生下了小伊斯塔，一九八九年在智利的时候又生了小加布里埃尔。
就这样，我和朱丽埃塔离了婚，然后和热纳维耶芙结了婚。我和热纳维耶芙的婚姻对我来说是一种崭新的、丰富的、前所未有的、美妙的生活。我的工作也是这样。当然，我有当工人的经历，虽然辛苦，但却让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如果我说流亡对我是一种腐蚀性的伤害，是因为虽然我可以尽可能地平静下来，四处走走，学法语，工作，但我始终渴望回国。回国的渴望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我甚至因此未能注意到早春开放的满树的樱花。
而且，我慢慢地开始把智利理想化：在智利，天从来不会下雨，智利的环境很美，智利的三明治要大得多，智利馅饼非常好吃，等等，等等，智利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而我在流亡中见到的都是不好的，都是灰暗的。可这一切我又怎么向我的朋友和父母解释呢？
“我想告诉你们，”我这么跟他们说，“我想回智利。”
“你为什么要回来？”他们问，“我们生活在独裁统治之下，你生活在法国，一切不是都很好吗？那儿到处都那么干净，所有的地方都有暖气。你一边学习，一边还能到处旅游。”
很难跟他们解释流亡生活中涉及的方方面面，我惟一知道的就是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从一九八三年起，我开始在国际援助中心的开发部工作，到了一九八四年，我开始到处旅行，有一段时间，我每天下午在巴黎第八大学做政治经济学的助教，我开始筹划怎么能够回去。我认识了一位名叫路易·阿尔伯特·桑切斯的阿根廷人，还有一位名叫古斯塔夫·阿柯的乌拉圭人，我们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我们商量：“咱们组建一个小组，来研究科恩南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就这么定了。”
幸运的是，我和国际援助中心的工作经历和我在天主教反饥饿和发展委员会建立的联系，尤其是我们和人类进步基金会建立的联系，最终使我能够回到拉丁美洲，从那开始，生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