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革命回忆录《黑面包干》之德国革命见闻录
柏林的会面
我们从火车站到库尔特的姊姊爱尔娜家里。库尔特知道，姊姊的独生女儿死了，姊夫在凡尔登附近阵亡了。
大街上聚了许多人。时刻听到一种不习惯的奇怪声音。原来这是木屐板踏在石头路面上的声音。一个缺了腿的瞎子，坐在一辆手推车上，用一只好象喘着气的手风琴奏出一支凄凉的曲子。墙上贴满了标语：黑的，白的，红的，绿的。到处都用大字写着：“‘斯巴达克’把我们引到坟墓里，安定的秩序给我们面包吃！”“要安定的秩序，就不要布尔什维主义！”“不守秩序，就得挨饿！”“不守秩序，就是死亡！”“打倒‘斯巴达克’！”“打倒布尔什维克！”
库尔特的姊姊住在一幢砖砌的大房子里，那房子里住的都是城里的穷人。一些面色苍白、衣服褴褛的孩子，在铺着鹅卵石的天井里无精打彩地玩耍。我们沿着一道又狭又陡的铁栏杆扶梯登上六层楼。一个形容憔悴、手上沾着肥皂沫的女人给我们开了门。姊姊和弟弟总共三年没有见面，但是乍见时彼此都不认识了。
由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库尔特曾警告他的姊姊，叫她向邻居们介绍我的时候，必须说我是他的妻子。爱尔娜把她已故的女儿的外衣和衬衫衬裤找出来给我穿，然后去烧水。当我和库尔特挨次洗澡的时候，她买东西去了。
桌上摆着松软的果酱蛋糕和腊肠，茶杯里斟满了茶。但是，蛋糕是用冻坏了的马铃薯做的，果酱是一些里面加了糖精的粘腻的面糊做的，腊肠是豌豆粉制的，而茶则是用椈树叶泡的。为了购买这些代替品，爱尔娜卖掉了她唯一的金戒指。
我们疲劳到了极点，几乎象死人似的睡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库尔特找他的同志们去了，我留在寓所里。不断地有人揿门铃：她们都是来看“俄国小媳妇儿”的邻居们。
虽然谈话很费力，但是我们仍旧勉强地表达了自已的意思。她们问我，我也问她们。无论我们谈什么，但结果总是转上了她们最关心的那个话题：饥饿。
我们在俄国的时候，已经知道饥饿是怎么一回事！一连几个月，我们每天只吃到八分之一斤的面包，有时候甚至多少天连这八分之一斤的面包都领不到。
但是，我们所受的饥饿，究竟不同于这些德国工人的妻子所说的饥饿。我们是由于战争而挨饿，而她们是为了战争而挨饿。我们的饥饿是一种灾难，我们一直在希望：只要掌握了政权，只要击溃了白匪和武装干涉者，只要搞好了生产，就可以摆脱这种苦难。她们的饥饿是无可避免的。
这饥饿是残酷的战争机器经过了精密的计算制造出来的。多少年前，它就预算到一茎麦穗将来应当怎样长成，每一个当时还没有出生的婴孩将来应当怎样饿死，每一个当时还没有成年的孩子将来应当怎样长成青年，然后也跟着这些青年变成炮灰。
现在，德国的战争机器已经毁坏，但是饥饿的问题仍然存在。社会民主党掌握了政权，非但不接受俄国工人的面包，反而向美国威尔逊总统献媚。现在他们已经在威尔逊面前跪了一个半月，然而威尔逊却很冷静地跟德国人玩捉迷藏游戏。一直到现在为止，他没有给德国人一公分粮食。他并不是请德国人吃许多面包，而是请他们看无数公文，并且在这些公文中表现了令人作呕的虚伪态度，侈谈人道和文化，同时要求德国政府消灭“斯巴达克”，扼杀德国共产党员——必须是这样，美国才送粮食给它。美国必须把这些粮食放在革命的棺材上！
而这正是艾伯特和谢德曼所需要的。他们给德国工人阶级看那根举在工人头顶上、象征饥饿与死亡的鞭子，说：“看呀！你们只能两个里面挑选一个：饥饿，或者革命？你如果是不愿饿死，那末就别去革命！”
天已经黑下来了，库尔特方才回来。我们的那一餐只有一盆淡而无味的清汤，汤里飘着零零落落的几根青菜。饭后我们进城去，整个晚上一直在会场上、工会理事会里和各个组织的委员会里跑来跑去，寻找我们需要联系的人。
这天晚上，我们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有谢德曼的党徒，有独立党人[1]，有斯巴达克派成员。大概，不论在哪一群柏林的工人当中，你都可以见到“社会党”[2]、拥护哈塞的人、以及具有忘我精神的“斯巴达克”战士。
所有的人都在激烈地争论，但是我却感到很苦闷，因为我的德语不大好。不但因为我的德语不好，同时因为我听不惯柏林的方言。并且，争论的人还用了许多辞句，你不但需要知道这些辞句原来的意思，还得明白它们比喻的意思。比如，“社会党”大声谈论“土豆片儿汤”。我听了茫然不解，心里想：他们为什么忽然谈起了汤呢？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土豆片儿汤”是他们给独立党人题的绰号。比如，有人骂“和尚”，但这“和尚”并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工会的领袖。又比如，斯巴达克派成员抨击一个拥护谢德曼的人的时候，除了说别的话以外，还骂他不该“用钉子钉兴登堡[3]”。这一来我可弄不懂了，过后人家解释给我听：大战期间，曾经在胜利大街上树立一座俄国松木雕的兴登堡的像。于是每个爱国人士都被邀去买一只钢钉，把它钉在像上。这样就可以让敬仰他的人亲手使雕像变成了钢的。那些钉钉子的人当中，就有谢德曼和他的许多党徒。
假使所有谢德曼的党徒都是象谢德曼本人那样的话，那末事情就要简单和明白得多了！但是，并不如此！这些天里，也不知有多少次，一些严肃和诚恳的老年工人来看库尔特的时候，都亲切地问到苏维埃俄国的情形，并且忿恨地责备德国白党不该对海军师进行血腥镇压，但是，后来却叹息着说：“没有办法嘛，我参加社会民主党已经三十年了，它是我的党，我只好忍耐着，只好等待着，现在不是造反的时候，现在的问题是：不愿意挨锇，就得守秩序！”
在抵达柏林后的不知道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我们来到了—个电业工人区工会组织召开的会上。会议是在一家啤酒店里举行的。大厅里挤满了人。工人们坐在小桌子旁边，有的喝代啤酒，有的从烟斗里喷出代烟叶的烟雾。许多人都站在过道里，或者是坐在窗台上。那些绰号叫“工会和尚”的人，坐在台上，把他们头发斑白的脑袋高耸在主席团的桌子上。他们每个人面前摆了一只杯子，杯子里斟满了啤酒。
会议开始了。首先是由一个“和尚”说话。他讲到威尔逊的行动时只微露愠色，但是讲到斯巴达克派成员的行动时却勃然大怒，并且号召大家克制自己，他说：唯有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才能够保证革命的胜利。他要大家相信：保卫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是必要的，因为，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工作，也就没有面包。将来有一天，时机到了，我们当然要宰了这一口猪，但是，在没有宰它之前，我们非但不可以让它饿死，还应当好好地把它喂肥，好多吃到一些猪油。
他的演说，时刻被听众的喧闹和喊声打断了。
“咱们不可以轻举妄动，”他重复。“俄国的例子应当作为我们的警惕：不要做什么社会主义的实验……”
“《柏林日报》上，还有那些资产阶级的坏蛋，说的就是这一套！”有人在座位上叫喊。
“不，这是爱德华·伯恩施坦[4]和卡尔·考茨基说的，”他回答。“工人们应当记住，德国的经济遭到了战争破坏……”
“你们的谢德曼是支持这个战争的！叫他从政府里滚出去！”
“谢德曼就职，是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批准的……”
“不对，是士兵，不是柏林工人！”
“你们别以为拥护谢德曼的只是少数的人……”
“当然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都拥护他！”接着，一个斯巴达克派成员跑上了台。他急声急气、象年轻人那样暴躁地说，“人民代表”的政府，实际上是人民叛徒的政府。现在，一个德皇的位子上坐了六个独裁者。政府里的成员，从前曾经主张战争，拖延战争，拥护劫掠性的布列斯特和约，容许当局扼死俄国革命，而现在又在扼死德国革命！
听众中，有拥护这位演说者旳，但也有反对他的。“宁可少点儿也罢，总比一点儿没有的好！”那些反对他的人叫喊。“为了要吃鸡蛋，你就打算杀了母鸡！”
究竟多数的人赞成的是谁，这会儿没法知道。空气越来越紧张了。但是，主席团里的“和尚”突然起了一阵骚动，同时一起凝视着门口。整个大厅震动了。坐在后排的人发出欢呼。大伙儿一起站起，许多人都摘下了帽子，开始把它们向上抛，一面叫喊：“李卜克内西万岁！”“德国无产阶级领袖万岁！”
李卜克内西慢腾腾地走进了大厅。他是一个髙个子和花白头发的人，有着瘦削的面孔和炯炯闪亮的淡蓝眼睛。最近这几年来，他在生活中遭到了接连不断的考验：在前线上，在军事法庭上，在苦役营里，而现在，又在拯救革命的斗争中面临着非常紧张的工作。
李卜克内西严词斥责了出卖和背叛革命的谢德曼党徒，还斥责了考茨基党徒、哈塞党徒、以及他们一流的人物——那些在伪装下进行更危险的叛徒活动的“中间派”。
李卜克内西谈到，工人和士兵在十一月九日掌握了政权，但是很快就丧失了它，因为谢德曼的党徒在软弱无能的独立党人的纵容之下，把政权逐步地归还给了反动的军官们。他要求立即将兴登堡和那些现在实际上把持着士兵苏维埃的德皇军官们撤职，并且加以逮捕。他揭露了艾伯特和谢德曼的阴谋，说明他们不做别的事情，一味地迫害“斯巴达克”，解除工人的武装，和武装反革命匪帮。他列举了明显得不容反驳的事实，证明当局已经组织了白卫军，包括步兵、骑兵、重炮和机关枪部队。白卫军团队，现在驻扎在柏林和波茨坦之间，它们的任务是镇压柏林的革命无产阶级。
“艾伯特—谢德曼的政府，把一口剑刺进了革命的胸膛！”李卜克内西激动地说。“如果反革命胜利了，这些狗就会肆无忌惮地把成千上万的工人枪毙。如果是无产阶级容许艾伯和谢德曼继续执政的话，那末，在最近的将来就会重新恢复最黑暗的反动统治。让这些先生们下地狱吧——德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万岁！”
高踞在主席团里的“和尚”们，企图用喊声来打断李卜克内西的讲话，但是后来他们沉默了，因为觉察到听众们都不同情他们。大厅里，一部分人用暴风雨般的掌声拥护李卜克内西的话，其余的人则被他话中无可反驳的真理说服了，都绷着脸默默地听着。这些诚实的柏林无产者，虽然许多年来一直被谢德曼的谎言迷惑住，然而，阶级的本能终于把他们吸引到李卜克内西和“斯巴达克”的方面。
要使这种内在的倾向变成积极、有效的支待，还需要一段时间。谢德曼的党徒决定不容许德国无产阶级利用这一段时间，就开始寻找借口，要把群众们引上大街，造成流血事件。
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团中央委员会曾经派我以第一届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名义去问候德国青年斯巴达克派成员。所以我现在每天都要向柏林的青年工人演讲两三次。
我常常需要到市内各区去——涅伊凯里纳、潘科瓦、查尔洛腾堡。我觉得很奇怪：这些区里有很多情形都是不同的。哪怕是从悬旗这一点上都可以看出来：那时候，无产阶级所住的各区已经一律悬了红旗，然而在资产阶级所住的西区里仍旧到处挂着黑白红三色的德国皇旗，有的地方甚至可以看到那凶恶的普鲁士的鹰。在那些社会民主党人更多的区里，也悬了不少红旗，但是，许多政府机关的屋顶上，红旗都小得象破布块儿似的，在德国皇旗旁边无精打彩地飘着。
年轻的斯巴达克派成员在各处开会：简陋的啤酒店里，私人住宅里，一些教育机关的房子里。这些年轻的柏林工人，很象我国的青年团员——不过，比较起来，他们不大象莫斯科人，却更象彼得堡人。他们的脸上也是那样轮廓突出，眼光中也是那样充满热情，手上也是那样带着铁屑渗透了皮肤后留下的痕迹。
他们始终很注意地听我说话，向我提出无数的问题，帮助我找一时想不起的字眼，有时候我想入非非地杜撰了一些德语，引得他们哄堂大笑。
每次开完了会以后，他们都围住我。毎个人都要再三地向我表示革命者之间的团结与友谊，要我代表他们把这些话传达给苏维埃俄罗斯的革命青年。
在这些日子里，我会见了罗莎·卢森堡，也就是德国工人称为“赤色的罗莎”的。罗莎转托了几位同志来邀我去看她，说出了一个座落在宪涅别尔格区里的寓所的地址。这未必是她本人的寓所，可能是她朋友住的地方。
我比约定的时间稍微到得早了一点儿。罗莎还没有回来。我正在翻一本歌德的作品，这时候传来了短促和轻微的铃声——仿佛是一只飞鸟碰了碰门铃的电钮。
罗莎把高统套鞋脱在外室里，戴着帽子，穿着皮大衣，跑进了屋子，唤我到她跟前去。我还是小孩的时候，她就认识我了，并且非常爱我的母亲。我和她最后的一次会见，大约是在七年前，那时候我们一起在德国海滨避暑。那些天里，天气晴朗，我们从早到晚都在黄色的沙滩上躺着，或者是在田野里漫步，采了花朵就给收在标本集里。
这些愉快的日子的回忆，仅仅在一剎那间给我们心中带来了温暧。罗莎要见我，主要的是为了要尽量多知道一些有关俄国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情形。她向我问到列宁，问到他的健康情况，还提出了一大串问题，有的是关于十月革命期间的，有的是关于内战时期里各个战线的，她满脸通红地听着我说话，接着又向我提出问题。
非常可惜，那天晚上老是我一个人说话，罗莎只提出问题。因此，除了罗莎对她最知已的朋友李奥·尤季歇斯说的那几句话以外，我并没有记下什么话来。我告诉罗莎：革命后成立的人民法院，在第一批判决的案子里，把一个赶大车的马夫判了五天强迫劳动，因为他毒打他的马匹，当时罗莎就苦笑着说：
“李奥，你还记得布烈斯拉夫监狱里的水牛吗？”
后来，又过了多年，我读到了罗莎的狱中信札，才明白她所讲的水牛是怎么一回事情。
“啊，莎涅奇卡，”罗莎在写给卡尔的妻子莎菲雅·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里说，“我在这里，为了一件事情感到非常痛苦。我有时候去散步的那个院子里，常常驶进来一些军用大车，车上满载着口袋或者旧的军服和衬衫，军服和衬衫上往往染有血迹，——它们在这里卸下了，分配到各个牢房里，缝补好了，然后再装上车，去分发给士兵们。不多几天以前，来了这样一辆大车，它不是马拉的，而是水牛拉的……是罗马尼亚的水牛，是战利品……它们遭到了残酷的鞭打，因此，‘战败者受苦’那一句成语对它们是完全适用的……再说，前几天，这样一辆装满了口袋的大军要驶进院子：车上的口袋堆得极髙，几匹水牛怎么也没法把它拉过大门的门槛。押车的兵士是一个非常粗暴的年轻人，于是就用皮鞭的粗柄打它们，女禁子动气了，问他怎么一点儿都不可怜牲口。‘人们也不可怜我们嘛，’他恶狠狠地冷笑着回答，接着就更使劲地打那些牲口。最后，水牛总算把车拉进了大门，但是，其中有一匹身上已经流下血来了……
“莎涅奇卡，水牛皮是以厚与结实著名的，常常被人用在成语里，但是，现在居然被打破了。卸货的时候，这些牲口站在那里，筋疲力尽，一声不响。有一匹水牛，就是流血的那一匹，有着乌黑的嘴脸和柔顺的黑眼睛，很象一个哭过了的小孩。说真的，象一个小孩受到了严厉的责罚，却不知道为了什么，不知道怎样才可以避免这种痛苦和粗暴的虐待……我站在牲口跟前，它瞅着我，我的眼泪流下来了——这泪是对它表示同情而流的。人们哪怕是为了自己最亲爱的弟兄的苦难感到痛苦，也不会比我这样由于觉得自己无能、必须默默地忍受着悲哀更痛苦了。罗马尼亚的那些空敞的、碧绿的、长满了多汁的草的牧场，离开得多么遥远啊，它们都消失了，都一去不返了！那里的阳光多么灿烂，风多么清新，鸟儿的歌声多么悦耳，牧人的呼唤多么动听啊！然而这里却是黑暗可怕的城市，空气闷塞的牲口棚，令人恶心的腐草，跟草夹杂在一起的发霉的麦秸，陌生和可怕的人——受到鞭打，血从毫无掩蔽的伤口里流出来……啊，我那可怜的水牛，我那可怜的亲爱的弟兄，我们俩站在这里，这样软弱，这样柔顺，被痛苦、软弱和悲哀的心情连结在一起……这时候，囚犯们都认真地在大车旁边忙碌，卸下那些沉重的袋子，把它们搬进监狱。而那个兵士却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跨着大步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笑嘻嘻地小声儿吹口哨……于是，我眼前就掠过了整个战争的影子……”
……我们一直谈到很晚。谈话要结束的时候，罗莎表示渴望到苏维埃俄国去。
“我要去，一定要去，在最近的几个月里去，我真需要见见列宁，我真需要跟他淡一谈！”她颠来倒去地说。
后来，我要走了。我们彼此告别。罗莎站在门口，精神饱满，一双美丽的黑眼晴瞅着我。
“再见，不会隔多久的，”她说。
再也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看见她！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天，人们给那次起义时受到血腥镇压、在柏林巷战中牺牲了的革命的海军师水兵举行葬礼。在革命后的七个星期中，这是第三次在柏林埋葬革命烈士。但是，现在躺在赤色棺材里的是社会民主党的政府命令打死的人。
那是一个阴冷的十二月天。当我们到达集合地点的时候，那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人们从四面八方汇合到这里。只看见许多红旗和宣传画。
送殡的行列，向腓特烈斯加伊恩（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的烈士的墓地）出发。这条路经过资产阶级的住宅区。那里屋顶上都挑衅般飘着黑白红的三色旗。装着烈士尸体的棺材，被放在几辆高髙的柩车上，柩车都由复着黑色马被的黑马拖着。
“打倒艾伯特和谢德曼！”这句口号被写在许多宣传画上，送殡的人清晰地喊着。
人行道上挤满了看热闹的资产阶级。他们都在破口大骂，不但骂那些躺在棺材里的人，还骂那些跟在棺材后面的人。仿佛连空气都变得沉重了——它充满了仇恨！
新年快到了。尽管大伙儿在那些日子里都感到焦虑不安，但是一些斯巴达克派成员——库尔特的同志们——仍旧决定要一起来迎接新年。大家合伙办晚餐，每人尽量想办法带来一些食物——有的带来一点马铃薯，有的带来几只芜菁，有的带来一包橡子咖啡[5]。有一位同志，居然弄到了一瓶地道的摩塞尔葡萄酒[6]。
葡萄酒已经喝光了，简单的晚餐也已经吃完了，这时候大伙儿才谈到在这里聚会的人所关心的问题：德国革命的前途。
怎么办呢？怎样才能够不让革命运动急遽地走下坡路呢？怎样才能够把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呢？怎样才能够使那些彷徨无主的人明白过来呢？怎样才能够把那些叛徒从工人运动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呢？怎样才能够把工人阶级中的多数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呢？
有些人认为，政治宣传是很重要的。（“我们必须深入群众，使毎一个德国工人都听见我们说的话”。）有些人提议，我们必须竭力展开经济斗争。（“必须把重点放在工人和他们阶级敌人直接发生冲突的地方。让他们直接去跟资产阶级作斗争”。）有些人希望发挥群众的革命主动精神。（“运动应当不是由上而下的，而是由下而上的。应当让群众发表自已的意见”。）
独立党人的情形，尤其使我们感到不安。这个党的领导人，实质上都是和谢德曼的党徒没有分别的，只要说明这一点就够了：卡尔·考茨基和修正主义的老祖宗爱德华·伯恩施坦，都是这个党里的成员。这个党里还有许多爱说空话的家伙，以及立场不稳、宣传“左派”谬论的骑士。结果是独立党人旳政策表现了经常的动摇，而这些动摇则是由于既不敢过分地靠拢斯巴达克派成员，又不敢过分地靠拢谢德曼的党徒所造成的。然而，在独立党人当中，同时也有不少正直的革命工人，他们都是暂时被―些偏见蒙蔽住了。
不久前，“斯巴达克”也是独立党人中的一派，独立党老是束手缚脚地妨碍着他们的行动。但是，现在绝大多数的斯巴达克派成员都极力主张立即成立独立自主的共产党。
“独立党人虽然也爱说空话，但是有一点是跟谢德曼党徒不同的：谢德曼的党徒打人的时候是打嘴巴，而这些家伙打人的时候是挥冷拳！”有几位同志说。
这些参加庆祝新年晚会的人，对实际斗争的问题有着很多不同的看法，他们有许多争情都不明白，把许多论点都给弄错和误解了。但是，他们被一条基本的原则团结在一起：下决心把斗争进行到底，对未来抱着坚定的信心。有一位同志套用路德[7]著名的句子说：
“社会主义德国一定会胜利！‘我坚持这个论点，不可能有其它的看法！’”
钟的时针移近两点了，这时候有人照约定的那样敲门：先接着敲了两下，稍停又敲了一下。一个我不认识的同志进来了，大伙儿都管他叫华特尔。
“亲爱的朋友们！”他说。“德国无产阶级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斯巴达克’的拥护者，在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决议，成立了德国共产党。”
如果这里都是我们这些青年人的话，可能我们会欢呼起来的。但是，这里还坐着另一些人，他们昨天刚从德皇统治下的地下斗争中出来，知道明天也许又要转入更艰苦的地下斗争。他们彼此伸出了手，在桌子上空紧握着。他们开始象在劳役营里那样唱《国际歌》：闭着嘴唇，哼着歌词。国际工人阶级的颂歌中这些庄严的、勉强可以听出的声音，这些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声音，充满了多么惊人的力量，多么强烈的忿怒和希望啊！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才散。一个腿有点儿瘸的人，沿着宽阔和荒凉的大街，向我们这面跑过来。他一只手里提着一桶浆糊，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卷浅绿色的招贴纸。他从这一幢房子跑到那一幢房子，很灵活地在招贴纸上刷了浆糊，把它贴在墙上。
库尔特用电筒照亮，我们看到了“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告德国人民书》，它俨然是未来的希特勒的口气：
布鲁特斯，你睡着了！
醒醒吧！
[8]
醒醒吧德国人民！
当心那威胁着你的危险——
布尔什维主义！
……
大家一起反对“斯巴达克”！
德国人民，你们醒醒吧！
[1] 指“中间派”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
[2] 指社会民主党人，
[3] 兴登堡（1847—1934），德国元帅，一九二五和一九三二年两度担任德国总统，狂热的保皇党，反动分子。兴登堡是反苏武装干涉的组织者之一。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兴登堡把政权正式交给希特勒。
[4]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极端机会主义派和第二国际的首领，修正主义者。
[5] 用橡实焙制的咖啡代替品。
[6] 徳国摩塞尔河附近出产的一种葡萄酒。
[7]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的领袖。他受窝牧会议审问时，曾发表意见，最后的几句是：“我坚持这个论点，不可能有其它的看法。上帝保佑我，阿门！”
[8] 这是凯撒的敌人加修斯警告布鲁特斯时，在一封密信里所写的话。见莎±比亚的《凯撒大将》第一幕第三场和第二幕第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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