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一章 哥伦布、印第安人和人类的进步 肤色黄褐的阿拉瓦克族的男男女女们，一个个赤身裸体、满怀好奇地奔出村落，跑到海岛岸边。有的人还跃入大海，想游近这只陌生的大船看个究竟。当哥伦布和他的船员们手提长剑，操着一口陌生的语言一登上海岸，阿拉瓦克族人便带着他们的食品、水和其他礼物跑上前去迎接。在后来的航海日志中，哥伦布写道： 他们……给我们带来了鹦鹉、棉花球、长矛以及其他许多东西，并用这些东西来换我们的玻璃念珠和鹰铃，他们非常乐意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拿来交换……他们手无寸铁，而且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武器，因为当我向他们展示我的长剑时，他们竟然愚蠢地用手去握那利刃，结果可想而知，他们的手被割破了。他们没有铁器。他们的短矛是用竹杆做成的。……用他们作奴仆一定会很不错的。……只要50个人，我们就能把他们全部征服，供我们随心所欲地使用。
巴哈马群岛上的这些土著居民与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非常相像，他们以热情好客、信仰一致而著称（欧洲的观察家们都一再这样说）。这些品质甚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也是很难看到的。此时欧洲正处于教会神权及封建君主的统治之下，标志着西方文明到来的拜金主义开始泛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欧洲的第一批探险家克里斯托夫·哥伦布们动身前往美洲。 哥伦布写道： 当我一到达“印度”，站在它的第一块土地上，站在我自己发现的第一个岛上时，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动手抓了几个当地人，因为他们十有八九了解并且能够把这里的一切都告诉我。
哥伦布想知道的是：哪里有黄金？他是在说服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出资赞助他的远航探险之后才踏上这片土地、这个富饶之邦的。他一直期望的是：在大西洋的彼岸（在印度和亚洲）能够找到黄金和香料。因为在当时，像其他略通科学知识的人一样，哥伦布相信地球是圆的，只要他驾船一直向西，他就一定能够到达远东。 此时西班牙刚实现统一不久，作为一个新兴的现代民族国家，像法国、英国、葡萄牙一样，它的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他们供养着只占这个国家人口的2％、却拥有95％的土地的地主贵族们。西班牙人笃信天主教，他们驱逐犹太人，赶走了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西班牙也在寻找黄金，因为这时黄金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财富象征，它的价值远远超过土地，只要有了它，什么都能买得到。 几个世纪之前，马可·波罗以及其他一些陆路探险者，曾给人们带回无数的奇珍异宝。所以，人们一直相信，亚洲遍地都是黄金，更不用说丝绸和香料了。但是现在，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和东地中海地区，控制了通往亚洲的陆路交通，因此亟需开辟一条海上航线。葡萄牙人当时正驾船绕过非洲的最南端。西班牙人也不甘示弱，决定冒险横穿当时还鲜为人知的大西洋海域。 费迪南国王和伊莎贝尔王后向哥伦布许诺：作为回报，不仅将把此行获得的10％的财物（黄金和香料）赏给他，还要把新发现陆地的统治权赐予他，并授他世袭的海军上将头衔。哥伦布是来自意大利热那亚城的一个商人，同时又是一名纺织工人（他是一个熟练纺工的儿子）和出色的水手。于是他率领三艘帆船（其中最大的一艘叫圣玛利亚号，长约100英尺，上有船员39名）出发了。 哥伦布把世界想象得小了点。其实亚洲比起他的测算还要远上几千海里，因此他根本不可能到达。相反，他注定将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里漂泊下去。然而，他又是那么幸运，当船队航行到整个航程四分之一的时候，一片海图上没有标明的陌生大陆横亘在他的眼前。这就是美洲大陆——它位于欧洲与亚洲之间。此时正是1492年10月初的一天，距他们离开非洲大西洋一侧的加那利群岛正好是33天。当时，他们看到水面上飘浮着许多树枝木杈，天空中有成群的鸟儿在飞翔。这些都表明前方是一片陆地。10月12日，天刚破晓，一位名叫罗德里戈的水手，看到了月光下闪耀着片片银光的白色沙滩，他惊喜地大叫起求。他们看到的是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屿[1]，它位于加勒比海之中。本来有言在先：第一个看到大陆的可以获得1万马拉维迪的年金。但是，罗德里戈却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笔钱，它们全都塞进了哥伦布的腰包，因为他当时宣称，还在前一天晚上，他就曾看到过这束亮光。 接下来就是他们靠近海岸时阿拉瓦克族印第安人跃入水中欢迎他们的那一幕了。阿拉瓦克族人居住的村落可以称之为农村公社，这里的农业种植技术比较发达，种有玉米、马铃薯、红薯、木薯等等。他们还会纺线织布，但是他们不会役使马匹和其他能用来劳动的动物。他们没有铁器，但是他们的耳朵上却缀有微小的黄金饰物。 正是这些小小的饰物给他们带来了厄运；哥伦布像押送犯人一样把他们带上船，因为他相信，这些土著凡能带他找到出产黄金的地方。他们先是航行到了今天称之为古巴的地方。继而到达了伊斯帕尼奥拉（今天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所在地，是一座岛屿）。他们在那里的河水中发现了少许黄金颗粒，当地一个印第安人部落的首领还赠送给哥伦布一个黄金面具。这一切都使他们产生了无限的遐想，他们仿佛看到了黄金遍野的诱人景象。 他们从搁浅的圣玛利亚号上拆下船骨，在伊斯帕尼奥拉建起了一座堡垒，这是欧洲人在西半球建立的第一个军事要塞。哥伦布给它起名叫纳维达（圣诞城），并留下了39名船员，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指挥印第安人寻找和储藏黄金。他们还抓获了更多的土著人，并把他们关押在其余的两只船上。在岛上，他们同印第安人打了一仗，原因是印第安人拒绝交换给他们那么多的弓箭。战斗中，两名阿拉瓦克旗人被长剑刺中，流血过多而死。一切结束之后，尼尼亚号和平塔号扬帆起航，朝着亚速尔群岛和西班牙方向驶去。当时天气已逐渐转冷，被押上船的印第安人中开始有人死亡。 在呈送给马德里王室的有关这次探险的报告中，哥伦布极尽夸张之能事。他宣称他已经到达了亚洲（实际是古巴）并在中国（实际是伊斯帕尼奥拉）沿海的一座岛屿上靠岸。他的描述真假掺半： 伊斯帕尼奥拉真是一个人间仙境，这里有崇山峻岭，也有平原牧场，处处富饶而美丽……这里有优良的海港，好得让人难以置信；这里有数不清的河流，而且绝大部分河里都含有金沙。……这里：还盛产香料，有大型的金矿和其他金属矿区。
根据哥伦布的描述，“凡是亲眼所见之人”，无不认为印第安人“心地淳朴，在各自的领地里无拘无束地生活。若有人向其索求物品，从来不予回绝，反而拿出来与大家分享……”在报告的最后，他祈求国王和王后再给他一点小小的资助，作为回报，他将在下一次远航之后给他们带回“要多少有多少的黄金……要多少有多少的奴仆”。他以宗教般的虔诚祈祷说：“永恒的上帝，圣明的主啊!赐福给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人们吧，保佑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 由于哥伦布夸大其词的渲染和重金许诺，在第二次探险开始的时候，他居然拥有了一支包括17艘帆船和1200名船员的庞大船队。他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奴隶与黄金。在加勒比海之中，他们一个岛屿一个岛屿地搜寻，见到印第安人就抓。但是随着欧洲人的企图逐渐昭然若揭，他们开始发现，越来越多的村庄在他们到达之时已是空无一人。到达海地的时候，他们发现，原先留守在纳维达城堡的海员，已经在一场战斗中被印第安人全部杀死了。原因很简单，他们成群结伙地在岛上乱闯，寻找黄金。还掠走土著的儿童和妇女作为劳动力和性奴役的对象。 这一次，哥伦布还是从海地的这个军事基地出发，深入到岛屿内部，一次又一次地探险寻宝，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根本没有什么金矿。迫不得已，他们只好满载着其他一些收获物返回西班牙。1495年，他们继续大规模地从事掠夺贩卖奴隶的活动。约有1500名阿拉瓦克族男女，包括儿童，被抓来关在一起，由西班牙人和猎狗看管着。后来，又从中挑出500名体格健壮者装载上船。这500人中，有200人死于航行途中，其余的一运回西班牙，就被城镇中的神父、主教们拿到市场上出售。他们是这样描写这些被俘的奴隶的：这些奴隶们“从生下来起就一直赤身裸体”，他们像动物一样“不知羞耻”。哥伦布后来还写道：“让我们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源源不断地把这些可以自由买卖的奴隶们运到这里来吧!” 由于俘获到的奴隶死亡太多，哥伦布分给大家的这一额外收益自然也大打折扣，但他不得不兑现曾经许下的诺言：把黄金装满船。在他们的想象中，海地的谢戈省应该有大片的金矿。于是他们下令，所有14岁以上的印第安人，必须在三个月内交出定数量的黄金，每个人在交完之后，要在脖子上套上一个铜圈，作为完成任务的标记。凡脖子上没有铜圈的，将被剁去双手，直至失血过多而死。 想完成这项差事实际上是渺无希望的。即使能从河流中淘得一些，那也仅仅是一些细小的黄金沙粒。所以，印第安人选择了逃跑。而一旦被猎犬追回米，便会遭到杀戮。 面对身着盔甲、腰佩长剑、骑着战马的西班牙殖民者，阿拉瓦克人奋起反抗。而他们一旦被西班牙人抓获，不是被吊死就是被烧死。阿拉瓦克人开始服食有毒的木薯，大规模地自杀。还亲手杀死婴幼儿，以“拯救”他们免遭西班牙人的毒手。在两年的时间里，通过谋杀、残害、自杀等方式，25万阿拉瓦克人中已有一半死掉了。 要找到黄金是不可能了，于是，可供役使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眼里便成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被抓来的印第安人被当作奴隶在庄园里劳作，这就是后来所称的“监护制”。他们的劳动强度超出了常人忍受的范围，结果导致数以万计的人死亡。至1515年，印第安人还有大约5万人。到1550年，就仅剩500人了。而据1650年的一份报告显示，最初的阿拉瓦克人和他们的后裔，此时岛上已经没有了。 有关哥伦布的船队到达该岛之后发生的许多事情，其主要的、也是唯一的消息来源是巴托洛梅·德—拉斯卡塞斯（一个年轻传教士）的讲述。他参与了对古巴的征服活动，并曾一度拥有一个役使印第安人劳作的种植园。但后来他不仅放弃了种植园，而且强烈批评西班牙所犯下的暴行。拉斯卡塞斯抄录了哥伦布的航海日记，并在50多岁的时候开始编写多卷本的《印第安人史》。 在印第安人部落中，妇女享有的优越地位令西班牙人吃惊，拉斯卡塞斯是这样描述他们的两性关系的： 这里没有什么婚姻法：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大家可以随意地选择和抛弃他们的配偶，而用不着为此伤了和气、彼此嫉妒或是相互怨恨。他们的生育繁殖速度快得惊人：怀孕的妇女直到临产前的最后一刻还在劳动，生产时也显得毫无痛苦。第二天下河洗澡之后，她们又像生育之前一样干净和健康。如果厌倦了自己的配偶，她们就会服用药草，引起死胎并使自己流产。并用树叶或是棉布遮住羞处。一般情况下，印第安人对待赤身裸体的态度，就如同我们看惯了一个人的脑袋和双手一样自然。
据拉斯卡塞斯说，印第安人“从不看重黄金和其他人视为珍宝的东西，他们不从事任何商业活动，既不买，也不卖。他们过度依靠其所处的天然环境维持着生存。他们使用自己的物品时特别慷慨大方，他们使用朋友的物品也是如此。希望对方也能同样地慷慨大方……” 至于西班牙人如何对待印第安人，拉斯卡塞斯写道： 无数的证据……证明，温文和善、爱好和平是印第安人的天性……但是我们却做了些什么呢？煽动仇恨、疯狂掠夺，大肆屠杀、糟蹋破坏。对此我们已经习以为常。即使他们偶尔杀死了我们的某一个人，我们也表现得麻木不仁。……而对这真实的一切，我们的海军上将却熟视无睹，对他的手下听之任之。取悦国王之心如此急切。怎能不使他对印第安人犯下滔天的罪行……
要想达到彻底控制的目的，就必然要采取十足的暴力。西班牙殖民者“从不把捅上印第安人十几、二十几刀，或是从他们身上拉下几片肉来一试刀刃的快利，当作一回事。”拉斯卡塞斯讲述了这样一个经历；“有一天，两个所谓的基督教徒遇见两个印第安小男孩，他们每人带着一只鹦鹉。两个基督徒从孩子们手中夺走了鹦鹉，并砍下两个孩子的头来取乐。” 在土著男子被遣送到很远的地方去采矿时，他们的妻于仍被留在田里从事耕种。她们被强迫去开山造田，种植木薯。 夫妻之间八至十个月才能团聚一次，而当这唯一的相见来临时，双方都已是精疲力尽，神情沮丧……他们不再生育。至于新生儿，也因为母亲超负荷劳作和忍饥挨饿造成无奶可喂而早早夭折。也正因为这样，我在古巴的时候，三个月内就看到有7000名儿童死去，甚至一些母亲还在极度绝望之中亲手溺死自己的孩子。……就这样，丈夫们死在矿区，妻子们在劳作中倒毙，孩子们则由于缺奶而夭亡……曾经富庶繁盛、人丁兴旺的小岛，一时间人口锐减，满目萧条。……我亲眼目睹了这些丧失人性的所作所为，现在一提起笔来，仍不寒而栗。
1508年，拉斯卡塞斯到达伊斯帕尼奥扎时，他写道“这个岛上，包括印第安人在内，共有6万人，也就是说，从1494年到1508年间，由于战争、贩卖奴隶和开采金矿而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300万，这真让我们的后人无法想象。” 500年前欧洲人侵略美洲大陆印第安土著居民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它是一部征服史，一部奴役史，也是一部死亡史。但在美国儿童的历史教科书里，它却被美化成一次不流血的英雄冒险行动，并把它一代又一代地灌输给孩子们。它还被冠以“哥伦布日”的美名加以庆祝。只是到最近一些年，我们才看到这种情况发生了些许的变化。 上过小学和中学之后，人们也仅仅是偶尔获得其他一些略带暗示性的背景知识。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塞缪尔·埃里奥特·莫里森是研究哥伦布的权威。他著有多卷本的哥伦布传记。他本人就是一名水手，曾追寻哥伦布当年的航行路线横穿大西洋。在那本写于1954年的名著《水手克里斯托夫·哥伦布》中，他向人们讲述了这场奴役和屠杀是如何发生的：“是哥伦布一手开创了这种残忍的政策。他的后继者继承了他的作法，其结果就是大规模的种族灭绝。” 但紧接着这段话，他笔锋一转，开始讲述起一个伟大的浪漫故事来。在该书的最后一段，莫里森总结了他对哥伦布的看法： 他虽有缺点和不足，但瑕不掩瑜。他身上有许多伟大的品质：如不屈不挠的意击；对上帝无限虔诚，把漂洋过海传播基督福音当作自己的使命；面对冷漠、贫困、灰心失望而倔强固守。而在他所有的特点中，最出色、最本质的就是他那炉火纯青的航海技术。
有人可能会对这段历史撒谎，有人则可能把那些会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干脆略去不谈。但莫里森没有这样做，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真实的哥伦布。他没有忘记大屠杀的历史，相反，在这一问题上，他使用了他所能用的最激烈的言辞：种族灭绝。但他也有他自己的做法：对事实真相一笔带过，对他认为更重要的其他情况则大加笔墨。不管是粉饰过去，还是遮掩事实真相，这些做法一旦被读者看破，就有可能引起读者对作者的反感和不满，如果先直陈其事，然后再把它淹没在大量的其他情节之中。这就好像是在心平气和地告诉读者：是的。是发生过大屠杀，但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对作出最后的评判来说无足轻重，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来说，它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 对历史学家们来说，确实存在着对某些历史事实进行轻重取舍的问题，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就像绘制地图的人一样，为了绘制一张特定用途的地图，他们必须首先把地球的形状扭转、摊平，然后从纷繁复杂的地理学信息中，挑选出符合特定需要的那些信息，制成这样或那样的地图。 我所说的并不是反对进行取舍、加以简化或者加以强调等。对绘图者和历史学家们来说，这些都是必须的。绘图者所作的扭曲，只不过是为了满足那些需要地图的人的一般性目的而作的一些必要的技术处理；但历史学家们的“扭曲”就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了，它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涉及到一个各种兴趣彼此冲突的世界。所以，不管历史学家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他所作的任何一种带选择性的强调，都是在支持某些特定的兴趣，不管这种兴趣与经济、种族有关，还是与国家和性别有关。 此外，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兴趣，它不像绘图者做技术处理那样明显和张扬。例如：“这是一张为远洋航行设计的麦卡托式投影地图——要是为了得到近距离的地区航线，你最好使用别的地图。”历史却不是这样，历史学家们竭尽所能为所有读者呈现的，是大家共同感兴趣的历史。 为突出哥伦布及其后继者作为航海家和新大陆发现者的英雄主义精神，而淡化他们的大屠杀行为，这并不是出于技术上的必要，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选择。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不自觉地在为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辩护。我的观点并不是说，在谈及历史的时候，我们必须非难、审判或是谴责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哥伦布，这一切都为时已晚，作为一种学者式的道德声讨已毫无作用。反过来，一种暴行，如果对于社会的进步是必须的，那么不管其代价是多么的惨重，人们还是容易接受的，就像为挽救西方文明美国向广岛扔下原子弹、出兵和轰炸越南，苏联为挽救社会主义而镇压喀琅斯塔德起义、出兵干涉匈牙利，以及美苏为挽救全人类而进行核扩散一样。这样的历史悲剧仍在不停地上演，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人们学会使用大量其他不相关的事实，来淹没和淡化这些东西，其效果就像把密封好的核废料埋入地下一样。 这样来看待英雄人物（立国之父们）和他们的牺牲品（阿拉瓦克人等），即把征服和屠杀放在历史进步的进程中来看待，从而平静地加以接受，仅仅是对待历史的态度和方法的一个方面。在这里，是从统治者、征服者、外交家、领导人的视点来叙述历史。像哥伦布等人一样，华盛顿、杰克逊、林肯、戚尔逊、罗斯福、肯尼迪、国会议员、最高法院的高级大法官，似乎理应受到普遍的肯定和认可；他们似乎就代表了整个国家。在这方面还有一种伪饰之词，就是认为真有这样的一个“美利坚合众国”，虽然它偶尔也会发生冲突和争执，但基本上是一个代表着全体人民一致利益的共同体。宪法、领土扩张、国会通过的法案、法庭的裁决、资本主义的发展、文化教育和大众媒体宣传，似乎就体现着这个国家的一致利益。 “历史就是国家的记录”，这是亨利·基辛格在他的第一本著作《一个恢复的世界》中写的一句话。他是从奥地利和英格兰领导人的角度出发，论述19世纪欧洲的历史，他完全忽略了饱受他们这些政客所制定的政策之苦的千百万大众的感受。在他们看来，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那种欧洲式的“和平”，在少数几个领导人的外交政策下“恢复”了。但在英国工人眼里，在法国农民眼里，任亚非人民眼里。在世界上流社会之外的世界各地妇女和儿童眼里，它是一个充满着侵略、暴力、饥饿和剥削的世界，一个没有复元的世界，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 在记述美国历史的时候，我的出发点与上述作法截然相反。也就是说，我不承认国家的记录就是我们本身的历史。国家并不是一个共同体，而且从来就不曾是一个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就像一个家族的历史所呈现出来的那样。都揭示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奴隶主和奴隶之间、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种族和性别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尖锐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经常爆发，但大多数都被平息下去了）。在这样一个充满了冲突的世界、一个充满了无辜的牺牲者和凶残的刽子手的世界里，善于思考的人们所应该做的，就是像阿尔伯特·加缪[2]所说的那样，不要站在刽子手的一边。 因此，对于历史叙述加以选择和强调，不可避免地要对站在哪一边作出选择。对我来说，我更愿意尽可能地向人们讲述阿拉瓦克人眼中的美洲发现史；奴隶眼中的宪法；彻罗基人眼中的安德鲁·杰克逊；纽约的爱尔兰后裔眼中的美国内战；开小差的爱尔兰裔逃兵眼中的墨西哥战争；罗厄耳纺织女工眼中的工业制度的兴起；古巴人眼中的美西战争：吕宋岛上的黑人士兵眼中的征服菲律宾之战，南部农民眼中的“镀金时代”[3]；社会主义者眼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平主义者眼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哈莱姆黑人眼中的“新政”；战后拉丁美洲“皮恩人”[4]眼中的美利坚帝国等等。任何一十人，不管他（她）怎样努力，他所“看到”的其他人眼里的历史总是有限的。 我的目的不是一味地去为死者哀悼，痛斥刽子手。为历史流太多的泪、投入太多的恨，只会削弱我们对于今天所怀有的道德激情，而且，是非的界限本身并不总是十分明确，也许从长远来看，压迫者本身也是可怜的牺牲品。若是从近一些看（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真还没有几个轮回），许多历史的牺牲品也在自暴自弃、自甘堕落，他们也受到压迫他们的文化的腐蚀，常常转而去对付其他的牺牲品。政府力图通过政治、文化手段把人民笼络在它所称的具有共同利益的国家这张大网之中。在理解了这些复杂性之后，本书仍将对政府的这种企图持怀疑态度。我将尽力不去描述，当他们被这一制度的闷罐车关压挤塞在一起时，这些牺牲品互相之间的倾轧有多么残酷。我也不想把他们的悲惨遭遇浪漫化。我记得有人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是：穷人的哭诉并不一定总是正确的，但要是听不到他们的哭诉，你就永远不知道公平是什么。 我的初衷并不是要为人民的斗争臆想出一个胜利的结局，但是考虑到如果历史的记述一味地简单定位于陈述失败，揭历史的短处。那么，历史学家们将会深陷失败论的怪圈而不能自拔。历史上，人民曾充分展示过他们的能力，曾奋起抵抗过，也曾团结斗争过，偶尔也曾获得过胜利。但这些历史片断，有的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却都被掩盖起来了。我认为，一部历史，如果它既不愿否认过去，又想创造性地预期一个可能的将来，那它就不仅要再现这些历史片断，而且要着重揭示各种新的可能性。我相信，也许只是一种希望：我们宁愿在这些过去偶现的片刻同情和怜悯中，而不是多少个世纪绵延不断的战火中，去寻找我们的未来。 以上就是我对美国历史的一点拙见。读者也许希望继续以上的叙述，以求充分地了解： 哥伦布对巴哈马岛上的阿拉瓦克人干了什么？科蒂斯对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干了些什么？皮萨罗对秘鲁的印加人干了些什么？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英国殖民者对波瓦坦人和佩科特人干了些什么？ 早期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黄金、奴隶以及农产品的需求达到了一种近似疯狂的程度；偿还为进行探险而发行的股票和债券要用它；支付西欧君主专制的庞大官僚机构的开销需要它；脱胎于封建制度的新型货币经济的增长需要它；进行卡尔·马克思后来所称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也需要它。而这正是此后500年来一个涵盖技术、商业、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复杂巨大而又长盛不衰的世界体系的开端，这个开端充满了野蛮和暴力。 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是英国人在美国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定居点，它的位置恰好处于一个名叫波瓦坦的酋长所属的印第安人部落的领地内。波瓦坦人对英国人在此定居表现得很平静，没有采取攻击行动。1610年冬，英国人经历了他们的“饥荒时代”，为了有口饭吃，许多人逃亡到了印第安人部落。第一年夏天，殖民政府的统治者传话给印第安人，要求他们归还那些逃跑者。据英国人的说法，波瓦坦人“以傲慢不屑的话”作了答复。英国人派兵前往“报复”，他们袭击了一个印第安人的定居点，杀死十五六名印第安人，放火烧掉了他们的房子，割光了村庄周围的谷物，并把部落中的女王和她的几个孩子强掳上船。在船上，这些孩子们被扔来扔去，“脑浆迸流到海水中”，女王也在饱受凌辱后被刺死。 12年后，印第安人看到英国定居者的人数越来越多．已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所以决定把这些英国人彻底消灭干净。他们四处出击，大肆屠杀，347名英国人死于非命。至此以后，双方的战争全面化、公开化了。 既不能用做奴隶，又不想与他们在一块土地上平等共存，于是英国人便决定灭绝印第安人。按照历史学家埃德蒙·摩根的说法：“在大屠杀发生后的两三年内，英国人为当年的死难者多次对印第安人进行报复。” 在白人来到弗吉尼亚的第一年，即1607年，波瓦坦曾给一个据说是位先知的约翰·史密斯[5]发出一封申诉信。此事是否属实，尚存怀疑。但足，就算不存在这样一封发出第一声申诉的信件，印第安人的呼声也确实很多，其精神也确是如此： 我曾亲眼目睹了两代人的死亡……比起我们部落中的任何一个人来，我对于和平与战争有着更深刻的理解。为什么通过友善的方式就能得到的东西，你们却要诉诸武力？我们为你们提供了食品，你们为什么却要置我们于死地而后快呢？战争使你们得到了什么？你们为什么要嫉妒我们？我们手无寸铁，如果你们能以诚相待．我们必然也会有求必应，我们并不是头脑简单到不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也愿意美美地吃肉．舒舒服服地睡觉，与妻儿平平安安地生活，笑迎我们的英国客人，也愿意用自己的东西与他们交换铜器、斧头。我们谁也不愿过逃亡的生活，住在阴冷的树林里，吃的是橡子、树根之类难以下咽的东西。整日衣食无着，内心惶惶。
当清教徒们到达新英格兰的时候，他们踏上的也不是什么处女地，而同样是属于印第安部落的领地。 佩科特族印第安人当时生活在现在称之为康涅狄格的南部地区以及罗得岛。清教徒们想把印第安人从那里赶走，并霸占那里的土地。因此一场战争在所难免。双方之间互相展开大屠杀。在战争中，英国人采取了当年艾尔南·科蒂斯及其后继者使用过的战争策略（该策略在20世纪的今天变得更加系统化了），即故意向对方的非战斗人员发起攻击，以达到震慑敌人的目的。 于是，英国人放火烧毁了印第安人的村庄。威廉·布拉德福德在他当时写就的《普刺茅斯种植园史》一书中，描述了约翰·梅森对佩科特人的村庄所进行的破坏活动： 印第安人刚从熊熊烈火中逃出来．就被刀剑杀死了，有的甚至被剁成了碎片，凭借手中的利剑侥幸活下来并且得逃生的人屈指可数。据说，他们在这次浩劫中大约有400人丧生。在大火中活活被烧死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
弗吉尔·沃格尔在其1972年所著的《这是我们的国家》一书的脚注中写道：“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目前生活在康涅狄格的佩科特族印第安人仅有21人。” 一段时期里英国人曾试图缓和这种战争手段，但最终还是采取了灭绝人性的暴力。在哥伦布到达北美的时候，居住在墨西哥北部的印第安人有1000万之多，可是战争的结果，却使得这一数字目前已不足100万了。还有许多印第安人死于欧洲人带来的疾病。 在英国人入侵北美的背后、在他们对印第安人进行大屠杀的背后，深藏的是他们的虚伪和狡诈，而这种虚伪和狡诈正是建立在财产私有制基础上的文明所产生出的特别强大的动力。这是一种道德上模棱两可的动力。空间、土地，确实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一旦条件有限，满足不了他们的欲望，处在那样一个充满了弱肉强食竞争和冲突的历史年代中，这种正常的渴求和欲望就会转变成为一场对整个人类的大屠杀。 从哥伦布到科蒂斯，到皮萨罗[6]和清教徒，难道人类必须付出流血的代价，必须通过欺诈的手段．才能换取人类社会从蛮荒走向文明吗？ 如果人类为了进步而确实需要作出一定的牺牲，那就应该让那些被牺牲的人自己作出他们的选择，难道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也是不必要的吗？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决定放弃一些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但是为了一个完全还不清楚的或是还没有显现出来的进步，就像一个小孩，当我们还不知道他是有病还是健康的，是活的还是已经死了，不能因为他是别人的孩子，就把他扔进火海，即使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也没有权利这样做。 除了世上这些理由，我们还不能肯定的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些遭受毁灭的就一定是低级的、落后的呢？当哥伦布的船队靠岸的时候．是谁跑过去，纵身跃入大海去迎接他们？又是谁从森林中钻了出来，盯着这些第一批来到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的科蒂斯和皮萨罗，并且目送他们穿过村庄?哥伦布把他们称之为印第安人，是因为他误算了地球的大小。而在这里，在这本书中．我们也称其为印第安人，实在是有一些不情愿．因为它太容易让人想到罪恶的侵略者所强加到他们头上的枷锁。 在哥伦布到达美洲大陆的时候，这里广袤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着7500万各族人民，其中在北美大约有2500万。由于土壤和气候各异，形成了千差万别的部落文化，当时他们大约有近两千种不同的语言，当地居民有着高超的农业种植技术，他们会种玉米，而这些作物不经人工种植培育，收割去皮。是不会自然生长出来并供人们食用的。他们聪颖的才智使他们学会了栽培各种各样的水果和蔬菜的技术，例如：花生、可可、烟草、橡胶等等。 正是依靠他们自身的聪明才智，在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农业向前发展的同时，印第安人的农业生产也在不断地发展着进步着。 在许多印第安人部落还保持着在野外采集食物和游猎的原始公社生活的同时，另外一些部落的人已经开始择地而居了。在他们定居的地方，有充足的食物，人口稠密，男女分工日益细致，还要把剩余的食物进贡给首领或用来祭祀。人们有了更多的闲暇来从事艺术、社会活动和修建房屋。 从阿迪朗达克到大湖，即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和上纽约之间的地区，居住着势力最为强大的来自东北方的部落——易洛魁人。在易洛魁人的村庄里，土地归部落公有，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狩猎，收获的东西大伙儿平分。 妇女在易洛魁人社会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她们普遍受到尊敬，因为男子常出猎在外，她们掌管着收获庄稼以及村庄的公共事务。 正如加利·B·纳什在他对美国早期人民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红白黑》一书中提到的那样：“这里的权力是男女共享，而欧洲社会那种男尊女卑、男性统治社会的思想在这里被嗤之以鼻。” 易洛魁人的儿童在接受本部落的文化熏陶，逐步养成团结协作的良好习惯的同时，他们也被教导要具有独立精神、不屈服于权势。 所有这些，都同由第一批殖民者带来的欧洲人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欧洲，那是一个贫富悬殊的世界，一个受到神权统治、政府统治、男性统治的世界。加利·B·纳什对易洛魁人的文化作了这样的描述。 在欧洲人到达之前，在伍得兰的东北部地区——易洛魁人的居住地上，看不到什么法律规则，这里没有警察，没有法官。没有陪审团，更没有什么法庭和监狱。而在欧洲，这一整套的东西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这里，人们的行为确实是受到严格的约束，遵守一些约定俗成的习俗。尽管他们以享有高度的个人自治为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孰是孰非作出严格的评判……如果有谁偷了别人的食物。或是在战争中临阵退缩的话，那么所有的人都会为他深感羞耻，他会被从公共生活中驱逐出去，直到他以行动来赎清自己的罪责，直到人们都认可他确已改邪归正为止。
这种生活方式不是易洛魁人独有的，其他许多印第安部落也是如此。 因此，哥伦布及其后继者们所来到的并不是什么蛮荒之地，而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这里有些地方人口虽同欧洲一样众多，但其文化构成却更纷繁复杂。人们以比欧洲人更平等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在这里，男人、女人、儿童和大自然相互之间的关系或许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更显得和谐。 他们虽不懂得使用语言文字，但他们却将他们的法律、文化和历史铭刻在自己的记忆之中，以一种比欧洲人更加复杂的语言将其代代传承下去，而与这些复杂的口头语言相伴随的是载歌载舞以及各种庆典活动，他们更关注人性的进步、意志的磨练，更强调独立自主与灵活应变，既热情奔放又克制有节，更看中彼此之间的伙伴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 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之间，美国的一位学者约翰·科利尔，曾在美目的西南部地区同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他谈到了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精神。他说：“如果我们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那这个世界就将是一个永远也不会衰竭的世外桃源，就会出现一个永恒持久的太平盛世。” 这样说虽然未免有些神话或浪漫的色彩，但即使把这个神话的种种不完美性都考虑进去，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扪心自问：在那个时代里，人类的进步为什么要以种族的灭绝为代价？在陈述历史时，又为什么总要站在西方文明统治者和征服者的思想立场上？ [1] 即瓦特岛或今称圣萨尔瓦岛。——译者注（以下凡未注明者，均为译者） [2] 阿尔伯特·加缪（1913-1980）：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3] 指美内战后的十年，据马克·吐温的同名小说而得名。 [4] Peons，拉美人的劳工、雇工。 [5] 约翰·史密斯（1580-1631），英国殖民者，著有《弗吉尼亚、新英格兰的萨摩群岛通史》。 [6] 皮萨罗（1512？-1548），西班牙在南美殖民地的征服者和探险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