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三章 低贱的人，恶劣的生存条件 1676年的时候，即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70年之后、距美国革命的开始还有100年之时，弗吉尼亚这片殖民地正面临着白人边民、奴隶和契约奴叛变的危险。由于当时形势非常严峻，总督一时慌了手脚，在首府詹姆斯敦熊熊燃烧的大火中匆匆逃走。英国得到消息后，决定派出一支1000人的队伍横渡大西洋，力图挽救颓势，继续维持有4万开拓者生活的这片殖民大陆的秩序。这次叛变史称“培根之变”。它的领导人是纳撒尼尔·培根。他因病去世后，起义遭到了镇压。他的助手被处以绞刑。一份王室委员会的报告这样写道： 他蒙骗了最粗俗无知的人（每一个城镇里有三分之二都是这种人），这些人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培根身上。他把总督描述成了一个邪恶、懒散、背信弃义而又无能的人。至于法规和税制，则更被说成是极不公正，并且任意盘剥人民。他大肆叫嚷要进行彻底的纠正。
培根叛变的直接起因是印第安人问题。当时印第安人被封锁在西部边境地区，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威胁，生存空间不断缩小。在詹姆斯敦附近的大片土地纷纷被封赐的情况下，一些受歧视的白人开始向西开拓新的土地，在那里他们遭遇到了印第安人。这些居住在弗吉尼亚边疆的人们此时不知道该去恨谁，因为一方是控制着詹姆斯敦政权的政客和地主贵族们，正是这些人迫使他们不断迁移以至跑到了印第安人的领地中；而另一方，又是彼此仇恨已久的死对头。打还是不打，这种矛盾恰恰表明了这次动乱的特点：到底是反贵族还是反印第安人?目的不明确。从整个过程来看，二者兼而有之。 总督威廉·伯克利以及他在詹姆斯敦的同伙，对印第安人采取调和政策（他们希望一部分印第安人能充当他们的间谍和盟友）。既然他们已经独占了东部的土地，是否愿意让边境的白人居民做一个天然的屏障以换取和平?政府拼命镇压此次起义，看来有着双重的动机：对印第安人，要推行一种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弗吉尼亚的穷白人，则要严加教训：造反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要动用英国本土的军队，用绞刑来震慑他们。 1676年是充满艰辛的一年，“那是真正的不幸和贫困……所有当时的资料都提及，有相当多的人在严重的经济困境中挣扎。”这是威尔科姆·沃斯伯恩说的一段话，他曾根据英国殖民当局的记录，深入研究了培根之变那段历史。 培根本人有不少土地，但与救助穷人比起来，他更热衷于消灭印第安人。可是他又成了反对弗吉尼亚统治者的代言人，并于1676年春被选为“市民会议”的代表。当时，他坚持要组织起一支部队去消灭印第安人。由于他不听官方调遣，威廉·伯克利宣布他为叛军，并要将他擒获。然而却有2000人在詹姆斯敦城内举行游行，表示支持培根。威廉·伯克利不得不作出妥协，但要求培根为此道歉，培根拒绝了，他召集了军队，开始向印第安人发起进攻。 在培根于1676年7月发表的“人民宣言"中，流露出他们这些人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普通的贫苦大众对富人的怨恨和不满；另一方面又搀杂着边疆居民对印第安人的仇恨心情。而这一切皆源于威廉·伯克利推行的政策，如不公正的税收政策，政治上任人唯亲，垄断皮毛贸易，以及不采取措施保护边疆居民不受印第安人的侵犯等。 1676年深秋，29岁的培根因病去世。当时的一位人士说：“他的尸体上布满了蛆虫。” 培根死后不久，叛变就被镇压了，一艘装备有30支枪的军舰在纽约河上巡游，维持着当时的秩序。该船船长汤姆斯·格兰瑟姆，采取手段，软硬兼施，解除了最后一批叛变分子的武装。当他来到叛军的大本营，才发现这是一支由英国人和黑人组成的队伍。他们中有自由民、契约奴，也有黑奴，人数约有400多人。他向他们保证说，只要放下武器，立刻给予自由。但当这些投降的叛乱分子一上船，他立刻命令自己的人把枪口对准他们，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这些可怜的契约奴和黑奴最终还是被送回了他们的主人那里。其余的叛军营地被各个击破，其间抓获的23个叛军首领被处以绞刑。 在弗吉尼亚，各种势力层层盘剥，互相倾轧：印第安人受边境地区的白人掠夺；而这些白人本身又不得不向詹姆斯敦的当权者们交纳税金，接受他们的管制；而整个殖民地又受到英国的盘剥，它按自己制订的价格收购殖民开拓者种植的烟草，仅此一项，英王一年就可获利10万英镑。 从总督自己提供的证据来看，这场叛变得到了绝大多数弗吉尼亚人的支持。一位总督理事会成员报告说，当时城里人投降逃跑的情况“很普遍”。他们“对掌握在英国国王手中的国家已失去了信心，宁愿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在这种追逐政权的欲望驱使下，他们采取了如此大胆的做法。另一位理事会成员理查德·李指出：培根的叛变本来是针对有关印第安人的政策而发起的，但后来“许多人”支持培根的目的却是要“争取平等”。 “平等”就是要求财富上的平等，在美国革命之前的150年间，对于“平等”的要求，蕴藏在所有英国殖民地上无数次的贫穷白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之中。 在培根的叛军队伍中，我们提到了契约奴，他们是来到北美这片大陆上的许多下层贫苦白人中的一部分。在欧洲，城市的当权者们因害怕他们生事，就想把他们赶走了事。16—17世纪，正是英国商业和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时期，为了出产羊毛而发起的圈地运动使城市的赤贫人数大量增加，从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起，通过了有关惩处、关押和流放这一类人的相关法律。 17—18世纪，那些遭受流放、被欺骗、被绑架的穷人，以及那些渴望逃离这片无法生存的土地的穷人，都希望前往美洲。他们于是成为商人、贸易贩子、货运船长直至他们的美洲主人用以牟取暴利的商品。 根据他们所签订的有关契约，这些移民们要在美国为那些庄园主和当权者们劳动5到7年，以还清自己欠下的船费。在出航之前，为了防止逃跑，他们通常还被囚禁起来。1619年创立的弗吉尼亚“市民会议”是美国的第一个市民议会（同一年，首批黑奴被运抵美国），它不仅将契约奴与其主子之间的关系记录在案，还负责强制执行这一合同。就如同任何力量不平等的双方所签订的合同一样，这种实质上不平等的东西不仅被冠以“平等”二字清清楚楚地写在纸上，而且在履行这一合同方面，主人要比奴仆容易得多。 开往美国的商船，一般要航行8到10或12个星期。出于对高额利润的狂热追求，就像运奴船一样，商船上也塞满了契约奴。如果天气恶劣，航行时间一长，这些人就跑出来四下找吃的。一位大约于1750年左右从德国前往美国的音乐家戈特利布·米特尔伯格，这样描述了他的那次航行： 整个航行过程充满了不幸——臭气熏天，乌烟瘴气，哭闹声、呕吐声不绝于耳。还有各种各样的晕船反应：发烧、痢疾、头痛、上火、便秘、起疖子、坏血病、癌病、口腔溃疡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食用过期的高盐食品（尤其是肉类），还有极差的饮水条件……再加上食品短缺、饥饿、缺水、伤风、发烧、潮湿、担惊受怕、凄苦无助，以及其他的许多磨难。……我们的船有一天遇上了大风暴，而此刻船上正有一位即将分娩的妇女，由于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无法顺利地接生，她便被残忍地从舷窗推入了大海。
契约奴可以像黑奴一样被自由出卖。在1771年3月28日的《弗吉尼亚公报》上，有这样一段广告： 刚刚抵达利兹敦的加斯蒂提亚号商船上装有100名契约奴，男女老少俱全……兹定于四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二出售。
在人们的想象中，这里的生活条件应该不错，生活水平应该比较高。但事实却是，一个地方必须安置许多人。正如一位移民在从美国发回的信中所说的：“在欧洲生活比较富裕的人们，最好还是安安稳稳地呆着吧!这里的情况糟透了，到处都是凄惨和不幸的景象，无论是这里的人还是客观条件，都无法与欧洲相比。 饱受拳脚和鞭笞等皮肉之苦已是司空见惯之事。女性契约奴还要不断遭受凌辱。17世纪60年代，弗吉尼亚的一个庄园主被指控强奸了他的两个契约女奴，同时他还遭到了虐待妻子和儿童的指控；直到他死之前，一个契约奴还一直被铐着遭受毒打。这个庄园主受到了法庭的斥责，但不知什么原因，虽然铁证如山，他的强奸罪名最后竟不成—L业。 庄园主们想尽办法禁止契约奴之间进行性生活。他们不让契约女奴结婚，或是发生性关系。因为从他们的利益来考虑，一旦这些女奴怀了孕，就会影响到正常的生产劳动。本杰明·弗兰克林在1736年以“穷人理查德”为名向他的读者提出忠告：“要想让女奴们忠心耿耿，就得让她们身材结实、相貌平平。” 契约奴们有时也会发生叛变，但是像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巴巴多斯岛上发生的那样规模巨大的奴隶暴动，在北美大陆上还没有发生过。 尽管契约奴发生叛变的情况较少，但这样的危险毕竟存在，所以统治者们很感害怕。自从培根叛变发生以后，弗吉尼亚就常驻有两支军队，以防不测。这受到贸易商和种植园主们的拥护。他们在给贸易和种植园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现在的弗吉尼亚，经济衰败，人口众多，民不聊生_o由于许多人缺乏衣服和生活用品，我们很担心在契约奴中出乱子；他们很可能会去洗劫货仓和商船。” 逃跑要比叛变更容易得手。理查德·莫里斯在《早期美国的政府与劳工》一书中写道：“在南部殖民地，契约白奴大批逃跑的事件数不胜数。”在仔细翻阅了17世纪的大量报纸之后，他得出结论说：“17世纪的弗吉尼亚，到处是有关契约奴逃跑的指控和传闻。” 当时为了防范逃跑，采取了非常严密的控制手段。陌生人必须出示护照或相关证件以证明他是自由人。各个殖民地之间达成共识，一旦抓获逃跑的契约奴，将被引渡回其逃跑之地。这一点后来演化成为美国宪法中的一项条款，即“原在一个州劳动和服役……若逃往其他州……将会被遣返。” 有时，契约奴也进行罢工斗争。1663年，马里兰的一位主人向地方法庭控诉说：“他们（奴仆）蛮横地拒绝进行给他们安排的日常劳动。”而奴仆们则称，由于他们每天只能吃到“豆子和面包”，以至于“体力如此虚弱，不能再从事主人交给的工作。”结果是，这些奴仆们被法庭处以30皮鞭的惩罚。 在殖民拓荒时期来到北美沿岸地区的拓荒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沦为了契约奴。在17世纪，主要是英国人，到了18世纪，则以爱尔兰人和德国人为主了。到1755年的时候（当时契约奴约占马里兰总人口的10％），他们终于被越来越多的黑奴取代，并因此获得了自由，结束了他们当奴隶作仆人的时代。 获得自由的这些契约奴白人后来如何呢?有统计资料说他们发了财，成了地主和重要人物。但阿伯特·史密斯在经过仔细研究之后写的《被奴役的殖民者》一书中得出的结论是：殖民地的社会并不民主，也不存在平等；有钱人统治着社会并让别人为他们劳动，他们中很少有人曾经当过契约奴，他们根本不属于那个阶层。 殖民地时期的等级界限之分明，由此可见一斑。贫富之间的差别也越来越悬殊。到了1700年，弗吉尼亚大约有50个富豪家族，他们利用自己众多的种植园，通过剥削黑奴和契约奴的劳动，积累了相当于5万英镑的财富（这一数目在今天看来也很可观）；他们有的进入总督理事会，有的则当上了地方的行政长官。在马里兰，当地的全权统治者是英国国王授权的一个业主。在1650年和1689年间，反对这个业主统治的动乱就有5次之多。 卡尔·布里登博在他有关殖民地城市研究的《荒蛮中的城市》一书中，揭示了一个清晰的阶级划分体系。他发现“早期波士顿的统治者是那些巨富乡绅，他们与牧师一道，在美国这片新大陆上极力维持着母国的那种社会和阶级秩序构成。” 1630年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建立之初，殖民总督约翰·温思罗普就曾公开宣布过他的统治哲学：“不论何时都应有贫富之分，有人尊贵显赫，有人就要低贱卑微。” 富商建起了豪宅大院；“贵人”们出门都要乘车坐轿，还可以让人给他们画肖像，戴假发，他们吃的是山珍海味，喝的是玉液琼浆。1678年，一份来自迪尔菲尔德镇的请求书送到了马萨诸塞最高法庭：“我们荣幸地通告阁下，在该镇中心有一块土地，位置好，土壤肥沃，面积大（约近该镇面积的一半），请求将该地划属8个或9个业主所有……” 殖民时期的纽约就像是一个封建王国。荷兰人沿哈得逊河建立起了大庄园主制度。拥有大量地产的富人们完全控制着承租人的生活。1689年，许多贫苦人参加了由雅各布·莱斯勒领导的农民暴动。莱斯勒后来被绞死。分封土地的活动继续进行。在本杰明·弗莱彻担任总督期间，纽约四分之三的土地被赏赐给30个人。他把50万英亩土地分给他的一位朋友，但每年却只向其象征性地收取30先令的报酬。 1700年，纽约城圣公会的委员们要求公共委员会提供资金，因为“穷人的哀泣以及救助贫穷的行动实施不力，使得到处都是一片悲凉景象。”18世纪30年代，随着“无家可归、流浪街头”的人数不断增加，要求社会采取措施进行收容和控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1737年，在一封寄给彼得·曾格主办的《纽约日报》的信中这样描述街头的流浪儿：“他们骨瘦如柴，衣不遮体，蓬头垢面……他们小的4岁，大的也不过14岁，整日在街头流浪。……他们被驱赶着去当学徒，可能是4年、5年，甚至6年……” 18世纪，殖民地人口发展很快，除了来自英格兰的定居者外，苏格兰一爱尔兰以及德国的移民们也源源不断地涌入。黑奴也越来越多。1690年他们只占总人口的8％，而到1770年时，就占到了21％。1700年当时的总人口是25万，1760年增加到160万。农业持续发展，小手工业逐步兴起，航运及贸易业不断扩大。当时最大的几个城市——波士顿、纽约、费城、查理斯敦，规模也在成倍地扩大。 整个大发展时期，上等人聚敛了更多的财富并且垄断了政治大权。在波士顿，到1770年的时候，当地1％的上层贵族占有44％的财富。 各地的穷人们不断进行斗争，其目的再简单不过，就是为了有一口饭吃，有一件衣服来御寒。 18世纪30年代，所有的城市都建立了贫民避难所，这里不仅收容老人、寡妇、残疾人、孤儿，而且还有失业者、退伍军人。在18世纪中叶的纽约，刚来的移民挤在贫民避难所里，容纳100人的贫民避难所里常常挤有400多人。1748年，一位费城人写道：“今年冬天流落街头的人出奇地多”。1757年波士顿的官方报道提到：“穷人太多了，……以致于每天分给他们的面包显得太少，许多人都得不到。” 看来在传统的历史书中，我们过分强调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侵略的外部斗争，以及大革命时期的空前团结，以致掩盖了那里的阶级斗争情况。所以说，这个国家不是什么“生来自由”的，而是生来就有奴隶和自由人、主子和奴仆、佃农和地主、穷人和富人之分的。结果，正如盖利·纳什所说，殖民地政府“不断遭到猛烈的、有时是暴力的”反抗。“17世纪最后25年，社会持续动荡，在马萨诸塞、纽约、马里兰、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现存的政权纷纷被推翻了。” 白人自由职业者境况虽然好于奴隶和契约奴，但他们也对上等人把持社会财富和权力的现象感到不满。1713年，波士顿发生严重的食品短缺，上至马萨诸塞州国民议会，下至普通选民都对当政者敲响了警钟。“食品短缺”已使“物价飞涨，必须采取措施，让保证穷人过冬的必需品的价格降下来。”当时一位名叫安德鲁·贝尔彻的富商，为了获取高额利润，正向加勒比地区出口粮食。5月19日，波士顿200名贫民发动暴动，袭击了贝尔彻的商船，砸碎货舱抢粮，而当副总督欲进行干涉时，愤怒的人群开枪将其击倒。 1730年，波士顿的物价由于富商的操纵居高不下，愤怒的人们拆毁了位于多克广场的公共集市。就如一位保守派作家抱怨的：“到处都议论纷纷，发泄对政府和富人们的不满。”游行示威的人们警告说，如果敢逮捕谁，“500名‘神圣同盟’成员将捣毁其他为富商们设立的交易集市。”结果此次动乱没有人遭到逮捕。 当成年男子被强行要求到海军服役时，波士顿人还发起了反对强行征募的暴动。他们包围了总督府，殴打了行政司法长官并扣押了副行政司法长，袭击了最高法院。由于军队没有听从调遣去镇压暴动，总督落荒而逃。一个商人团体公开谴责这是一场“由水手、契约奴、黑奴和其他一些卑贱之人组织的暴乱活动。” 18世纪40和50年代，新泽西的贫农由于耕地问题与地主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农民们不仅“占据”耕地，还发起抗租斗争。1745年，一位名叫塞缪尔·鲍德温的贫农（他给自己长期耕种的土地冠以一个印第安人使用的名称）因为抗租而遭逮捕，并被投进了纽瓦克监狱。一个同时代的人这样描述所发生的一切：“大多数人都认为地主要毁灭他们……于是他们闯进监狱，打开牢门救出了鲍德温。” 在此期间，英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18世纪初的安妮女王之战、18世纪30年代的乔治王之战）。一些商人趁机大发战争财。但对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战争意味着高税收、失业和贫穷。马萨诸塞州流传着一本匿名的小册子，它愤怒地描述了乔治王之战后的颓败景象：“人人脸上都流．露着不满，嘴里诅咒着贫穷（富人除外）。一些在战争中发家的人，却饱食无忧，终日沉浸于追逐权力、名誉和金钱之中。”“难怪有人能造得起大船、宫殿，买得起农场、马车，整日沽名钓誉、纸醉金迷。”小册子的作者还称这些人是“不论在哪里，都是害群之马、人民的天敌。” 1747年，被强迫征召当海员的人在波士顿发生了动乱。他们先是反对征募政策，继而把矛头指向了一位名叫托马斯·哈钦森的富商，此人同时也是一位殖民政府官员。他支持总督动用武力镇压动乱，并在马萨诸塞亲手制订了一项货币计划，这项计划明显对穷人不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烧毁了哈钦森的房屋，示威的人们一边大声责骂哈钦森，一边高喊“烧掉它!” 到大革命前夜的18世纪60年代，富有的精英控制北美大陆英国殖民地已达150年之久，他们已经深谙统治之道。虽然他们的恐惧也与日俱增，但他们已学会了各种各样的应付手段。 除了印第安人和奴隶暴动等问题外，统治者们还不得不考虑贫穷白人（契约奴、佃农、城市贫民、破产者、纳税人、士兵和海员）的阶级义忿所带来的危险。一个世纪过去了，到了18世纪中叶，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暴力冲突和暴力威胁不断增多，殖民地的统治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 遭到歧视的几种力量如印第安人、奴隶、白人贫民，他们一旦联合起来怎么办?即使是在17世纪，当时黑人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但就像艾伯特·史密斯所说的那样：“契约奴与黑奴和印第安人联合起来，推翻少数统治者，这种可怕情况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培根之变给他们的启示是：以激怒边疆地区的白人为代价，对人数日益减少的印第安人进行安抚，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最好的办法是，对印第安人发动战争，以获得白人的支持，从而转嫁矛盾，让白人贫民与印第安人交手，统治者们从中坐收渔利，以维持他们的地位。 有没有黑奴和印第安人联手反对白人的可能性呢?在卡罗来纳州，白人的数量远远少于黑奴和印第安人。18世纪50年代，该地区约有2．5万白人，而黑奴有4万人，各族印第安人（包括克里克族、彻罗基族和奇卡索族）一共有6万人。 卡罗来纳州的白人统治者们意识到，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正如他们中有人所指出的那样：“要切断印第安人和黑人之间的联系，以免本来人数就占优势的那些家伙们给我们造成巨大的威胁，这样我们就可以对他们各个击破。”因此，法律规定自由的黑人不允许到印第安人的领地中去。而在与印第安人的协约中，又立有明确的条款，要求印第安人必须遣返逃跑到他们那里去的黑奴。南卡罗来纳总督利特尔顿于1738年写道：“政府总会有办法让印第安人对黑人感到厌恶的。” 黑人经常逃往印第安人的村落里。克里克族人和彻罗基族人将他们藏起来，这样一共庇护了数百人。这些黑人逐渐融入了印第安人的生活，他们在这里娶妻生子。但好景不长，由于有严酷的奴隶法，加之印第安人受到诱骗参与了对奴隶动乱的镇压，使得这一局面得以控制。 贫穷的白人与黑人联合的可能性也使富有的白人种植园主们慌恐不安。要是像一些理论家说的那样，生来就有种族矛盾的话，控制起来也许会容易一些。但是异性之间彼此吸引力很强大，可以跨越不同种族间的界限。1743年，南卡罗来纳州查理斯顿一位著名的法官极力谴责说：．“现在，我们这里的人随便同黑奴以及其他奴隶中的年轻女子进行交谈的行为太普遍了，而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 培根之变给弗吉尼亚统治者带来的最大恐惧，就是担心黑奴和白人契约奴联合起来。早在那些年，黑奴、白奴就和契约奴一道叛逃，有关禁止这种行为的法律以及当时的法庭记录，都证明确实发生过这样的情况。1682年，一封来自南部殖民地的信件抱怨说：“白人对黑奴不加管束，也不去镇压他们的叛乱……”1721年的一份呈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在南卡罗来纳，“最近，黑奴一直在密谋策划，并且在一次新的叛乱中差点大功告成……有鉴于此，今后十分有必要……通过一些新的法律来安抚白人契约奴。” 正是出于这种恐惧，英国议会于1717年做出决定，对罪犯处以流放到新大陆（美国）的惩罚。至此之后，约有数万名罪犯被押送到弗吉尼亚、马里兰以及其他的殖民地。 种族主义越来越流行起来。埃德蒙·摩根在深入研究弗吉尼亚奴隶制度的基础上，指出种族主义之所以大行其道，并不是什么“天生”的黑白之别的产物，而是源于阶级偏见与歧视，是一种现实的进行控制的工具。“如果希望落空的自由民们同绝望中的奴隶们联合起事的话，其后果将比培根之变所带来的更为严重。其实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即使不公开讲，人们也会渐渐认识到，那就是实行种族主义，即通过设立一道种族主义的屏障，从而把危险的自由白人与危险的黑奴分离开来。” 随着殖民地的发展，在美国历史上出现了另外一种直接有效的统治措施，它对于统治者们保持其地位起了关键作用。我们都知道，除了巨富与赤贫之外，还出现了一个由小种植园主、自耕农、城市手工业工人（为商人和种植园主工作以谋取微薄的报酬）等人组成的中间阶层。它在整个社会各阶层中，构成了一个反黑奴、反印第安人和赤贫白人的缓冲带。 在富人统治波士顿时期，这些中间阶层往往被委以一些政治性任务，如“测量员”、“看守员”之类。奥勃雷·兰德发现，在马里兰，那些小种植园主们虽然不像巨富那样，是殖民社会的“受益者”，但他们也以自己的种植园主身份引以为荣，他们毕竟也是“受人尊敬的公民”。 1756年的一份《宾夕法尼亚杂志》写道：“本州绝大多数是中间阶层人士，目前所占比例相当高。他们主要是勤劳的农民、工匠和小商贩……。”如果把他们称为“人民”，那就等于忘掉了黑奴、契约奴和印第安人。而在这个国家范围内用“中间阶层”一词来给他们下定义则比较真实准确。正像理查德·霍夫斯达塔特所说的那样：“它是……一个绝大多数受上层阶级统治的中间阶层。” 上层阶级为既保持统治而又不损害其自身的财富和权力，需要对中间阶层做出必要的让步，并且要以牺牲奴隶、印第安人和贫穷白人的利益为代价。这样做能使中间阶层保持顺从。18世纪60和70年代，为了使这种顺从建立在比许以物质利益更强有力的基础上，统治阶层找到了一种特别适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许以他们自由和平等，这一条足以使大多数白人不赞成暴力反抗英国政府，而且不会提出废除奴隶制和种族不平等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