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美] 霍华德·津恩:美国人民的历史

第六章 性别压迫



  如果只读官方正史,那么极有可能忘掉这个国家另一半的人口。最初的探险征服者们都是男人;地主和商人是男人;政治领袖是男人;军队的士兵也是男人。处处都不见女人的身影,妇女们因此也就被忽略掉了。这些都表明了妇女在美国社会中所处的从属地位。
  说到被忽视,她们倒是与黑奴有某些相似之处(而女性奴隶面对的则是双重的压迫)。就像黑人有与众不同的肤色和面部特征一样,妇女的生理特点也成了她们在社会上遭受歧视的根源。她们的身体特征似乎又决定了她们是男人便利的用具。男人们可以任意驱使、盘剥、玩弄她们,而她们同时扮演着奴仆、性伙伴、伴侣以及集生育—教育—监护子女于一身的多重角色。
  由于与儿童有这样亲密而长久的关系,所以她们受到一种特殊的保护,尤其是当她们面对暴力威胁时。只在个别的情况下,可以把她们当作平等的对象来对待。但在多数情况下,她们被看作是一种私人占有物而备受压迫,而且要消除这种现象非常不容易。
  在美国以及其他实行财产公有制的原始社会中,家庭一般复杂而庞大,叔叔、婶婶、祖父、祖母都在一起生活。在对待妇女的问题上,比起现在这个虽产生了“文明”和私有财产,却对妇女进行压迫的白人社会来,那时的社会要平等得多。
  例如:在西南部一个名叫祖尼人的部落中,一个大的氏族家庭是以女性为基础的。丈夫们与妻子的家人生活在一起。而且可以肯定,妇女拥有自己的房屋。土地归氏族家庭所有,妇女有权决定在土地上种植什么。因为妇女生活在自己的家族之中,所以她会更安全。只要愿意,妇女就可以同她的丈夫离婚,而财产归妇女所有。
  如果说这正体现出妇女受到了平等的对待,那也未免有些过分,但这至少说明,妇女在那样的社会里是受人尊重的。在原始公社中,赋予妇女更重要的地位。苏族印第安人的少女成人仪式非常隆重,以至于使每一位少女都为自己感到自豪:

  我的女儿缓步走在平坦的道上,身后的牛群就像飘过草原上空的乌云一般,黑压压的一片紧随而来。……我的女儿,你要恭谨谦逊、和蔼矜持。如果作为一个妇女的自豪感不在了,妇女的美德丢掉了,春天也许还会再来,但是牛儿们就只会自顾啃食青草去了。要坚强些,像你脚下的大地一样,要有一颗坚强、热情的心。如果他们的妇女是坚强的,并且受到了尊重,那么,没有一个家族会走下坡路。

  在当时的条件下,来到美国的白人定居者为妇女预设了各种各样的境遇。在全部是由男子组成的第一批探险移民到达的地方,随后运送而来的妇女被当作性奴役的对象、生儿育女的工具以及生活伴侣。在第一批黑奴被带到弗吉尼亚的1619年,有90名妇女也乘坐一艘轮船到达了詹姆斯敦。“这些招人喜欢的人,年轻而单纯……她们自愿被卖给殖民者做妻子,而价格就是她们来到这里所需的路费”。
  早期的许多妇女是以契约奴的形式来到美洲大陆的,她们中有许多还是十几岁的小女孩。她们的生活与奴隶们相差无几,只有当这种契约关系解除之后,她们的生活才有可能好转。她们必须听男主人和女主人的话,她们常常受到主人的性虐待。按照《美国的劳动妇女》一书的作者巴克森德尔、戈登和雷弗比的说法:“她们待遇很低,而且常常受到残酷粗鲁的虐待,吃不上好的食物,还不允许私存财物。”
  1756年,伊丽莎白·斯普里格斯给她的父亲写信,讲述了她所受到的奴役:“我们这些不幸的英国人在此遭受的磨难,远不是您在英国所能想象得到的,作为其中不幸的一员,我没日没夜地苦干……甚至连一只母狗的快乐都没有……”。
  当然,如此恶劣的状况必然会引起反抗。例如,康涅狄格州最高法庭于1645年判定:“该苏珊C.由于其对女主人犯有反叛行为,特批准将其投人监狱并罚服苦役,给以粗糙的饮食……”。
  在将黑奴运往美国的过程中,不管你能想象到多么可怕的场景,对于女黑奴来说,其处境之悲惨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每一次运送的黑奴当中,女黑人都要占三分之一。贩奴商报告说:

  我亲眼看到,被链条锁着的一名孕妇在就要奄奄一息的时候,还要把孩子生下来。而醉醺醺的押运员对死去的人视而不见,也不去搬走她们的尸体……在填鸭式地装满奴隶的货舱中,在大家汗气腾腾的包围下,妇女们艰难地产下她们的孩子……刚被带上船、锁在甲板上时,她还是一个年轻的黑人女子,没过多久,她就变得神情呆滞了。

  一位名叫琳达·布伦特的妇女逃脱了奴隶制的枷锁,她向人们讲述了妇女们面临的另一种困境:

  现在,我已经15岁了——对于一个当奴隶的小女孩来说,这是生活中最艰难的一段时期。我的主人开始对我口出污言秽语,虽然我还小,但我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主人时刻出现在我的面前,提醒我是属于他的。他指天对地地发誓说他一定会让我屈服于他。如果我哪天工作不太疲劳,跑到外面去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他立刻就会尾随而至。即使我去母亲的坟前看看,他也会跟着。本来我心轻无事,可是现在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使我变得忧心忡忡。

  即使是那些自由的白人妇女,那些既不是契约奴,也不是奴隶,而只是以早期移民者妻子的身份来到这里的妇女们,也面临着她们的特殊困境。有18名已婚妇女乘五月花号前往美国,在到达大陆之前的航行途中,有三人怀了身孕,其中一人产下了一名死婴。生孩子,晕船使得妇女们疲惫不堪。等到春天来临之时,这18人中只有4人活了下来。
  所有的妇女都背负着从英国带来的沉重的思想负担。1632年,英国政府将有关法律归纳在一份文件中,并冠名“关于妇女权利的法律提案”。其中写道:“在我们所说的结婚这一结合过程中,彼此被栓在了一起,男人和他的妻子确确实实成为了一个人,但这只是从表面上看是如此。她的那个新的自我,也是她的上司,她的伙伴,她的主人……”
  朱丽叶·斯普鲁伊尔描述了移民时期妇女的法律地位:“丈夫对妻子的控制超出了对她进行惩罚的权力范围。……但并没有给权力可以让他永久地虐待并致其死亡……”
  至于财产,“除了绝对属于他妻子个人的财产,以及她必要的维持生活的财物外,丈夫拿走了本来属于妻子的一切收入。妻子劳动得来的工资报酬他全部拿走……这样做的结果是,妻子很自然地成了丈夫所拥有的劳工中的一员,她属于她的丈夫。”
  如果一个妇女没有结婚就有了小孩,那就构成一种犯罪行为。在殖民地法庭的记录中,到处可见就“私生子”问题传讯这类妇女留下的口供。而孩子的父亲则可以逍遥法外,不会受到任何影响。1747年,殖民地的一家刊物,连续登载一位名叫波利·贝克的小姐在新英格兰州波士顿附近的康涅狄格接受法庭审判时的谈话记录,当时她正由于私生子问题而遭到第五次起诉。

  坦率地说,我认为施加于我的这项法律本身很不合理,对我来说,它又尤其严厉。……我看不出我到底触犯了法律中的哪一条。我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为这个世界增添了5个鲜活的生命,我用自己的劳动精心地抚养他们,而没有给镇上增加任何负担,要不是繁重的苛捐杂税,我是可以做得更好的。任何人都没有一点点理由来指责我,除非是那些法官大人们,他们因为我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损失了一笔结婚费。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

  在美国和英国都很流行的一本期刊《观众》上,对父亲在家庭中的地位是这样阐述的:“在男人的脑子里、没有什么比权力和统治欲更令其感到满足的了……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家长,在家中,我既是一个国王,又是一个牧师。”
  伦敦出版的一本畅销“袖珍书”在18世纪的殖民地也是风靡一时,书名就叫《给女儿的忠告》:“你必须清楚地把下列事实看作是一个普遍的基础,即在两性关系上存在着不平等,而这是为了让这个世界生活得更好些。男人们,他们应该是立法者,因为他们拥有上帝赐给他们的更多的智慧……”
  为了反对这种充满强权味道的说教,妇女们也在积极地进行反抗和斗争,但这种斗争面临着许多不利条件:她们每天都在主子的监视下生活;彼此间又被隔离开来,因此没有机会交流,加深理解,以便团结一致反对压迫者。
  安妮·哈钦森是一个虔诚信奉基督教的妇女,13个孩子的母亲,她还会使用草药给人治病。早在马萨诸塞殖民地时期,她就公然与教会神父们对抗。她坚持认为,她以及其他许多普通人,都可以对《圣经》作出她们自己的解释。
  她曾两次受审:教会把她看作异端,政府则指控她蔑视权威。在对她进行民事审判期间,她正怀有身孕,而且还患有疾病,但是法官却不允许她坐着受审,直到支持不住眼看就要跌倒了,才勉强同意让她坐下来。在对她进行宗教审判时,她遭到连续数星期的审问,其间她又一次病倒,但她却以其对《圣经》的精辟理解和异常雄辩的口才,同审问她的人针锋相对,毫无俱色。最后她被要求写出忏悔书,但是审问她的人仍不满意,他们说:“从她的表情上,丝毫看不致到忏悔之意。”
  她遭到了放逐。当她于1638年动身前往罗得岛的时候,全家35人与她同行。在到达长岛的时候,因受骗而失去土地的印第安人把她当成是殖民掠夺者的同伙,于是,她及其家人全部被杀死。20年后,一位当年曾经为她说过公道话,名叫玛丽·戴尔的妇女返回马萨诸塞后,竟被殖民政府处以绞刑。同时受刑的还有另外两个贵格派的信徒,他们的罪名是“谋反、煽动叛乱、行为放纵”。
  尽管在南部和西部边疆地区的特殊条件下,妇女偶尔也有可能参与公众事务,但从总体上来说,妇女公开参与公众事务的机会和情形几乎没有。
  独立战争时期,由于战争的需要,妇女开始出现在公众事务中。她们成立了爱国组织,举行反英活动,发表支持独立的文章。1777年,与“波士顿茶团”遥相呼应的妇女组织“咖啡党”成立了,阿比盖尔·亚当斯在给她丈夫约翰的信中写道:

  有一个很出名的富商,生性十分吝啬(还是一个单身汉)。他的店铺里有一大桶咖啡,该委员会想以低于6先令一磅的价钱买下来,被他拒绝了。于是一群妇女,有人说有100人,也有人说100多人,聚集在一起,赶着一辆二轮马车,拿着许多箱子,直奔富商的货仓。她们要他交出钥匙,他不给,于是一位妇女揪着他的胯子把他扔进了马车里。他看没有办法,只得交出钥匙,妇女们掀翻了马车把他放了出来。她们打开仓库,把咖啡装入箱子,然后扬长而去。……周围聚集了一大群好奇的男人,他们看着这一幕,一个个目瞪口呆。

  一位女历史学家最近指出:在美国大革命时期,工人阶级中的妇女们所作的贡献,长期以来一直被忽略了。她们不像那些领导人的时髦妻子那样(比如多丽·马德森、玛莎·华盛顿、阿比盖尔·亚当斯),玛格丽特·科尔宾(绰号叫“胜猫”)、德博拉· 桑普森·加尼特和莫利·皮彻,都是一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出身低贱的妇女,但历史学家们却把她们说成是有教养的贵妇。在战争的后几年,贫苦的妇女组织起来,到军队的驻地帮忙并一起参加战斗,后来地们竟被污蔑为妓女。而玛莎·华盛顿就因为曾去福治谷看望过他的丈夫,便被大书特书,给予了很特殊的地位。
  关于妇女在战争期间所起的推动作用都有所记录,但它们几乎都千篇一律地在为享有特权的妇女唱赞歌。因为她们有某种特殊身份和地位,可以较为随意地发表言论,有更多的机会标榜自己,或是让别人来为自己树碑立传。甚至是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的1776年3月,阿比盖尔·亚当斯就曾给丈夫写信说:

  我认为,在新法律条文中,你一定不要提出丈夫手中拥有无限的权力。……千万记住,一旦有了权力,所有的男人就都成了暴君,加果你们不给女士们以特殊的关怀和照顾,势必会激起众怒,导致发生叛乱。何况,我们也不能保证我们自己会遵守那些并没有表达我们声音的法律。

  然而,杰斐逊以美国的妇女将“无比聪慧,她们不会对政治皱一下眉头”的论据,来强调他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论断。独立革命后,除了新泽西州之外,没有一个新的州宪法给予妇女参加投票的权利,即使是新泽西州,也于1807年废除了这项权利。纽约的宪法还特别规定,剥夺妇女使用“male”[1]一词的权利。
  处于工人阶层的妇女,没有办法记述她们处在这种从属地位时所怀有的反抗情绪。在生育子女时,她们不仅要承受巨大的痛苦,而且还要在家庭中不停地劳作。到《独立宣言》发表的时候,费城有4000名妇女和儿童,依据当时的“生产”制度,在家里为工厂纺纱,有的妇女还经营着小商店、小酒铺以及其他许多贸易行当。
  独立战争期间以及之后,要求妇女有平等权利的思想日渐形成并传播开来。托马斯·潘恩为争取妇女的平等权利而奔走呼号。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是英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的《维护妇女权利》一书在独立战争之后不久就在美国重印出版。该书写道:“我希望说服妇女们去争取获得力量——包括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力量……”
  在美国独立战争到美国南北战争这一段时期,美国社会的众多基本成份正在不断发生变形和转化,不可避免会引起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在工业化以前的美国,边疆社会出于对妇女的实际需要,必然会采取一些平等的措施,把妇女安排到一些重要的岗位上工作。比如:出版发行报纸、管理制革厂、经营小旅馆、安排到技术性强的工种中等等。1795年,缅因州一家农场中,一位名叫玛莎·穆尔·巴拉德的老奶奶,度过了她25年的助产士的职业生涯,在这25年间,经她之手接生的婴儿达1000名之多。
  现在,妇女们正走出家门,投入到工业化的生活中来。同时,对妇女们来说,也有一种强大的压力企图让她们继续呆在家里,这样便于对她们进行控制。最初由男士提出的“妇女地位”的思想,被许多妇女所接受。但重要的是,要将其发展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在社会、学校和家庭中用它来对妇女进行教育,在越来越变化不定的情况下,使她们依然能呆在她们的位置上。他们希望妇女都能虔信宗教,温柔顺从。一位女性作家写道:妇女们所需要的正是宗教,没有了它,她们就会感到不安,不愉快。
  忠贞将是妇女的特殊美德。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女性就要坚守这种美德了。教女孩子学会顺从,就是为将来俯首听命于她们名正言顺的第一个丈夫做准备。巴芭拉·韦尔特这样写道:

  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况:假如有一个美国女子长得楚楚动人,一个健康的男子如果与她同处一屋,他就有可能控制不住自己。而同样是这个女孩,她刚刚离开父母的庇护,初涉于大千世界,她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心颤不已……她需要以服从来克制自己。这两种情形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社会强加给她们的贞操带,直到确定谁是她的丈夫之前,到她的少女时代正式结束之前,都不允许打开这个沉重的枷锁。

  1851年,当阿米莉亚·布卢默在她的妇女杂志上向其同胞宣传一种短小的裙衫,以摆脱传统服装的累赘之感时,她的提议受到了当时流行的妇女文学作品的攻击。其中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女孩很喜欢“布卢默”样式的女装,可是她的老师告诉她说:“这些服装是社会主义和农民激进分子的野蛮狂乱精神的体现,在我们这里时下很流行这些东西。”
  妇女的工作就是保护家庭和睦、信守宗教、照顾起居、做饭、清扫房间、做针线活、护理花草,妇女不应该读太多的书,而且有些书不能读。
  1808年,纽约流行着一种说教:“作为丈夫的妻子……顾问和朋友,许多责任都由女性承担起来,那该是多么重要而有趣的呀!她们每日的钻研会使丈夫们减轻忧虑,可以抚慰他们的忧伤,增加他们的欢乐……”
  自从妇女承担起教育子女的任务以来,社会尤其强调妇女应该具有爱国的品质。一本妇女杂志举办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征文的题目是:一个美国妇女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出她的爱国主义之情。
  在家庭生活中将妇女捧得很高,这实际上是一种安抚性的策略,其主要思想就是“男女有别但地位平等”,即给予妇女与男人同等重要的工作,但是这工作又是有所区别、有所不同的。在这种“平等”背后深藏的一个事实是:妇女无权选择其配偶,一旦婚姻关系建立起来,她的一生就被决定了。婚姻是一条锁链,而孩子带给妇女的则是双重束缚。
  对“女人优良品性的崇拜”并不能完全掩盖妇女所处的明显的从属地位。她们没有选举权,不能拥有财产,当与男人做同样工作的时候,她得到的报酬只是男性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妇女不允许从事医学和法律事业,不许上大学,不许在政府部门任职。
  把所有妇女都归为一类(让她们在同样的家庭圈子里成长),从而创造出一种按性别分类的方法.模糊了阶级界线。但是,总有某种力量在时刻提出有关阶级的问题。1789年,塞缪尔·司勒特在新英格兰引进了工业纺纱机。这时,确确实实需要年轻的女孩来当“纺纱工”,进厂操作纺纱机。1814年,马萨诸塞的沃尔瑟姆引进了动力织布机。现在,在一间房子里就可以进行把棉花纤维织成布匹的全部工艺操作。新的纺织厂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在厂里工作的80%到90%是女工,她们的年龄大多是在15 到30岁之间。
  最早发生的工业罢工事件中,有许多就出在19世纪30年代的这些纺织工厂中。妇女的日平均工资在1836年还不到37美分。成千上万的工人日平均工资只有25美分,可一天工作时间却长达12至16个小时。在罗得岛的波塔基特,1824年爆发了第一次著名的工厂大罢工。202名女工与男工们联合起来,反对削减工资、延长劳动时间。但是,这一次还是男女分别召开罢工会议。4年后,在新罕布什尔的多佛市,女工们独立组织了罢工运动。
  1834年,在马萨诸塞州的洛厄尔,当一名妇女遭到解雇的时候,其他的女工都停下了她们手中的工作,其中一名女工爬到镇供水塔上发表了演说,这场演说被当地的报纸称为“热情似火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式演说”。该演说提出了要争取妇女权利的口号,揭露了“金钱贵族统治”的黑暗。它在听众中间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工人们决定不顾一切来追求自己的权利,哪怕为之去献身。
  在罢工浪潮中,有几次妇女都是手持石头木棍,砸开了纺织厂的木制大门,捣毁了织布机,使生产陷入了瘫痪状态。
  凯瑟琳·比彻是那个时代的一位妇女改革家,她描述了当时工厂里的工作制度:

  我在寒冬之际来到这里干活,每天早上5点钟,我们便被催工的铃声叫醒了。……然后是吃饭时间,仅有半个小时,其中打饭时往返所用的时间也要从这半个小时里扣。吃完饭,便回到车间,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整个工作时间都是在车间里度过的,而在容纳有40至80个工人不等的一个车间里,本来清新宜人的空气被一盏盏油灯熏得污浊不堪……空中飘满了从千百万架梳棉机、纺锭和织布机中喷出来的棉絮碎片。

  上层妇女的生活又怎样呢?弗朗西斯·特罗克罗普,一位英国妇女在其《美国的家庭习惯》一书中写道:

  请允许我给您讲述费城一位上流社会小姐一天的生活情况吧……起床之后,她首先要花一个小时精心地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然后绷着脸,一声不吭地来到客厅。她的黑人奴仆给她端来了早餐……应地的要求,20分钟之后,她的马车将会到来,而在此之前,她会呆在卧室里,抖抖雪白的围裙并把它叠好,捋顺她的长裙……带上她精致的帽子……然后走下楼来,此时,黑人车夫正好向她的黑人仆人报告说马车已经准备好了。小姐上了车,说一声:到多卡斯总会。

  在洛厄尔,妇女劳工改革会出版了一系列“工厂小册子”。在第一本标题为《一个操作工的工厂生活》的小册子中谈到:纺织工厂的女工不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都不比奴隶强到哪里去,其处境甚至还不如奴隶。在如此残酷的劳工制度下,她们变成了奴隶,她要从早上5点一直干到晚上7点,中间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喘口气——她们实际上就是奴隶,主人的意志和要求必须服从。
  大约在那个时候,《纽约先驱论坛报》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700名妇女引人注目地召开大会”,主张彻底“改变她们受压迫、受虐待的劳动状况”。《先驱论坛报》发表评论说:“我们非常怀疑她们所希望的一切是否能够实现……所有各方面的努力到头来会是一场空。”
  由于中等阶层的妇女被拒斥在高等教育之外,她们逐渐垄断了小校教育这一职业。作为教师,她们能更多地读书,彼此更多地进行交流,教育本身成了破坏传统思维方式的工具。她们开始向报纸和杂志写文章投稿,开始出版妇女问题的专著。在1780年至1840年间,能够读书识字的妇女人数翻了一番。妇女也成了卫生改革者,她们举行活动,反对在对待性行为上和妇女卖淫问题上所采取的双重标准。她们参加宗教组织,甚至一部分最为坚决和强硬者加入到了废奴运动的行列中。所以,到了旗帜鲜明的妇女运动开始出现的19世纪40年代,妇女已经成了运动中有经验的组织者、煽动者和鼓吹者。
  1819年,埃玛·威拉德向纽约立法机关发表演说,她指出,妇女教育“一直把目标放在如何使她们能更有效地展示其年轻漂亮的魅力”。这种做法所导致的后果是,“男人的喜好,不论它是什么样的,都已成为塑造妇女的标准”。理智和宗教告诉我,“我们也是一个基本的存在……我们并不是男人的附属物。”
  1821年,威拉德建立了特洛伊女子学院,这是第一个得到承认的从事女子教育的学院。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她写到了当她给她的学生讲授有关人体知识的时候,人们所受到的震动:“来到学校听课的30岁出头的年轻母亲们感到如此的震惊……为了不让女孩子们太感害羞,保持她们的庄重,避免太多的不安,凡是绘有人体的那些页码,全被用厚纸粘贴覆盖住了。”
  妇女极力争取进入男子技校就读。伊丽莎白·布莱克威尔于1849年获得了她的医学学位,但她也是历经曲折,直到最后才获得了日内瓦学院的承认。后来,她建立了“纽约医务所”,为贫穷妇女和儿童看病,“给贫穷的妇女提供一个能够向女性医生咨询的机会”。在她的第一份年度报告中,她写道:

  我所参加的第一次医疗会诊可以说是一次很奇特的经历。当时,有一位严重的肺炎患者,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我叫了一位心肠很好,有很高医术的医生与我一起会诊。……这是一位男医生。在看过病人之后,这位医生与找一同走进了休息室,他显得有些激动,在屋子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这个病例太奇怪了,我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我听了他的话,又惊奇,又迷惑,因为诊断的结果很清楚,是肺炎,而且没有什么超乎寻常的危险。最后我才明白,他的困惑不在于病人,而在于我的性别。他困惑的是,同一位女医生一道会诊是否恰当。

  奥伯林大学首开招收女生的先河,但是进入神学院就读的该校第一位女学生安托瓦妮特·布朗,却发现她的名字不在班级名单之列。她于1850年毕业。奥伯林大学还有一位被称为“顽固抵抗者”的人,她叫露茜·斯通,她积极投身于和平社会和废奴运动之中。她给有色人种的学生上课,组织女子辩论俱乐部。她曾被学校选中撰写毕业典礼的演讲稿,但写成后要由男生来念,于是她拒绝写稿。
  1847年,马萨诸塞加德纳镇的一所教堂里,露茜·斯通开始进行有关妇女权利的演讲报告。她的哥哥是该教堂的一位牧师。她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不过她长得很瘦小,体重约有100磅。当她为美国废奴协会发表演讲时,不时有冷水朝她扑面而来,有时横空飞出的书本也会把她打个趔趄,还少不了众人群起进行围攻。
  当她与亨利·布莱克威尔结婚的时候,他们手挽着手向大家宣布;

  我们认为我们有责任对我们的行为作出解释,对我们来说,我们这样做并不是暗示我们将自愿维护现行婚姻法的尊严,也不是许诺愿意服从现行的婚姻法,更不是放弃承认妻子是一个独立的合理存在着的人,同时却赋予丈夫一种有害的、不合人性的优越权力……

  露茜·斯通是第一位在结婚之后没有改掉自己姓氏的女性。她是“斯通太太”。当她以政府中并没有她的代表为由拒绝交纳税款的时候,官方拿走了她所有的家庭用品,甚至包括婴儿的摇篮。
  阿米莉亚·布卢默是纽约一家小镇的女邮政局长,在她设计出女式灯笼裤系列服装之后,女权运动者们接受了它,并用它取代了旧式的鲸骨式紧身胸衣、束腹装以及裙装。约翰·陶德牧师(在他的一本畅销书中,他向年轻人提出了关于手淫的忠告:“它会使思想极大地堕落”)对当时妇女的这种新服饰评论说:

  有些女人想变成假小子,就穿上灯笼裤。让我用一句话来告诉你们,为什么绝对不允许这样做:穿长裙、褶裙的妇女才美丽动人,她们的步履是那么高贵典雅。……如果她一旦跑起来,她的迷人之处就消失了。……而脱掉长裙,穿上裤子,显露出肢体来,高贵优雅和神秘的感觉就会荡然无存。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运动(废奴、禁酒、改革服饰、改善监狱生活条件)之后,妇女们变得经验丰富,勇敢果毅了。她们要改变自已的命运。安吉利娜·格里姆凯是一位南部的白人妇女,她成长为一名激进的演说家,反对奴隶制斗争的组织者。对于革新运动会带来怎样的未来,她有自己的看法:

  让我们首先唤起整个国家拯救男女奴隶于水火,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然后……就比较容易拉千百万妇女一把,使她们能够真正站立起来。换句话说,就好比是把她们从小姑娘转变为成熟的妇女。

  萨拉·格里姆凯是安吉利娜的妹妹,她写道:

  在我生命中的前一部分,我大部分时间是在花花世界里飞舞着的蝴蝶中度过的。这个阶层的妇女,按照我的经历和观察,我可以实在地说:“她们受到的教育少得可怜;对于婚姻,她们受到的教导是:这是一件必须做的事,它是通往体面生活的唯一一条林荫大道。

  她接着写道:

  我对我的兄弟们的所有请求就是,请他们把他们的脚从我们的脖子上挪开,让我们昂首站在上帝赐予我们的土地上。……对我来说,十分清楚的是,却果男人们无论做什么从道德上讲总是对的话,那么,我们女人无论作什么,从道德上讲也应该是对的。

  萨拉·格里姆凯的文章咄咄逼人,而安吉利娜则是一个雄辩的演说家。她曾经在波士顿剧院一连6个晚上高声发表演说。她是第一个(1838年)向马萨诸塞立法委员会发表反奴隶制请愿演说的妇女。她的谈话矛头直指许多人。一位来自塞勒姆的议员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检查一下马萨诸塞州议会厅的地基,看看它是否还能承受得住让格里姆凯小姐再发表一篇演说!”
  揭露其他的问题是为说明妇女的处境做准备。这就是多萝西娅·迪克斯于1843年对马萨诸塞州立法院发表的演说,她讲述了她在波士顿地区的监狱和救济院所看到的一切:

  让我来告诉你们我所看到的一切吧!那些细节常常会令人痛苦不堪,令人无比震惊……各位先生们,我现在要提醒你们注意的是,在我们这个共和国里,目前许多的精神错乱者被关在笼子里、私室里、地窖中和畜棚里。他们戴着手铐脚缭,全身赤裸。人们肆意地用棍棒击打他们,想用严刑迫使他们屈从。

  赖特·弗朗西斯是一位作家,同时又是一位为奴隶解放、节制生育、两性自由而战的斗士。她是1842年从苏格兰移民美国的。她主张所有的儿童只要受过两年以上州立寄宿学校的教育,都可以接受免费的公立学校的教育。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尔·傅立叶说过:人类的进步有赖于妇女的解放进步。赖特在美国宣传这一思想时说:

  我敢断言,直到妇女在社会上占有了一定的地位,直到这个社会里一切好的观念、思想和感情都能同样地分享给她们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出现很微弱的进展。……男人将会在妇女所处的层次上上下浮动……直到一方的权力被取消,另一方的恐惧和屈从不存在了……双方都恢复到初生时的那一刻——他们才是平等的。

  妇女在为全国实现废除奴隶制的斗争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她们聚集起来,成千上万地到国会去请愿。在此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事件,推动妇女运动从争取自身平等权发展为与反对奴隶制运动相结合。1840年,“世界废奴协会大会”在伦敦召开。在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投票表决的结果是妇女不允许参加大会,但是同意让她们参加内部会议。妇女在会议厅的走廊里静坐以示抗议。加里森·威廉·劳埃德,一位废奴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加入了妇女的静坐抗议活动。
  也就在那时,斯坦顿·卡迪·伊丽莎白遇到柳克丽霞·莫特以及其他一些人,她们在一起制定了召开历史上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的计划。1848年,在纽约州的塞尼卡福尔斯召开了这次大会。这里是斯坦顿·伊丽莎白生活的地方。她身为一位母亲,一名家庭主妇,非常不满自身的生活状况。她说:“妇女不被当人看,一个妻子的角色就代替了一切。”后来她还写道:

  我亲身经历世界废奴协会大会,我了解妇女的法律地位,我到处都能看到她们所受的压迫,我们的灵魂在哭泣。……我不知道我该做些什么,从哪儿开始做起——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召开公众大会,进行抗议和讨论。

  《塞尼卡镇信使报》四处散发一份声明,号召于6月19日、20日召开一次大会以讨论“妇女权利”问题。有300多名妇女和同样多的男士赶来参加。大会结束之际.发表了一份由68名妇女和32名男士签名的《原则宣言》。它使用了《独立宣言》的语言和风格:

  在人类发展进程中,作为家庭的一部分,地球上人类生命中的一员,女人有必要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完全不同于迄今为止她们所扮演的那个角色。……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造物主”赋予某些不可让渡的权刀,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男性对女性反复进行伤害和侵犯的历史,其直接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压迫妇女的完全意义上的暴政。为了证明以上论断,让事实还世界一个公道吧!

  接下来就是一连串的据实陈情,然后是一系列的决议。
  塞尼卡福尔斯女权运动之后不久,紧随而来的是全国范围内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其中有这样一件事:1851年,一位奴隶出身、上了年纪的纽约黑人妇女正在侧耳聆听一群牧师的高谈阔论,她看上去又高又瘦,穿着一套灰色的裙衫,头戴一顶白色无沿帽。她名叫索杰娜·特鲁丝。她听着听着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满怀种族义愤和性别义愤,严词反驳说:

  “你们这些男人说什么女人需要的就是帮她一把,把她们扶上车.搀她们跨过沟渠……可是,从来就没有人扶我上车,或是搀我跨过泥坑,也从来没给过我其他的任何帮助。难道我不是个女人吗?
  看看我的臂膀吧!我拉过犁,我种过地,我收过仓,可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在我干活的时候站出来帮我一把。难道我不是个女人吗?
  我干的活同男人干的一样多,在我能得到食物的时候,我吃的与男人一样多,可我还要受人责打。难道我不是女人吗?
  我生过13个孩子,看着他们一个个都被卖做奴隶,做母亲的怎能不悲痛欲绝,但没有人同情我,除了上帝。难道我不是女人吗?”

  就这样,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妇女开始了她们的反抗,反抗那些想把她们禁锢在“女人圈内”的企图。她们投身于各种运动中去,为囚犯、为精神错乱者、为黑奴、也为所有的妇女争取权利。
  与此同时,伴随着政府和资本力量的不断增长,寻求土地、拓展疆域的欲望也随之极度地膨胀起来。



[1] male:意为“男的”、“公的”、“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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