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1956年匈牙利工人代表会(摘译)

对大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的一次参观(11月底)



  我们现在只能获得第五手或第六手的“新闻”,在这个时期,关于大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的生命中的一天的报道,尽管姗姗来迟,却一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这篇报道是根据个人印象编写的。它是一篇“墙上虫子”式[1]的报道。在秋雨连绵的十一月,当大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不愿意同代表匈牙利报纸的匈牙利记者谈话时,《人民自由报》的一位记者却由于走了好运——可以说是“隐姓埋名”地——参加了这个笼罩在神秘中的机关的整整一天的活动。没有哪个西方记者能成功做到这一点。

  1、我们会与工会合作

  那一天,在奥卡茨佛大街的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总部的豪华会议厅里,大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正在举行常务会议。在会议厅中间的巨型圆桌旁,代表会的委员们——代表着各个市区——坐在一流的、包有皮革的座椅里。在两侧的墙边各摆着一排椅子,来自外省的工人代表会的代表与观察员坐在这些椅子上。

  会议开始后,几名委员就他们在前一天同自由工会全国联合会领导层的谈判作了汇报。一位谈判代表说:“我们同意加什帕尔·山多尔的意见:我们应当携手合作,支持工人阶级的要求。”“我们讨论了代表的问题;他们会派联络员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要派一名委员到他们那里去。这会保障我们双方的密切合作。我们还同意就这个问题和其它许多问题继续谈判。”

  2、我们要同工会理事会决裂

  听取这个汇报之后,会议陷入了喧哗之中。一些代表开始历数工会领袖的过往经历,并表示他们不信任这些工会领袖。他们要求大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应当认为工会理事会“已不复存在”。

  “可是,朋友们,”——一位谈判代表声嘶力竭地叫喊——“我们不能自食其言!你们昨天还让我们去同工会领导层谈判——难道你们要让我们马上就宣布我们的谈判伙伴‘已不复存在’?……”可惜的是,头脑比较清醒的委员的努力没有收到成效。

  他们当中喊得最大声的人宣称,一个接一个的工会正在脱离工会理事会;大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目前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加快这个瓦解过程。然后,“他们应当接手工会的工作”并宣布举行新的选举,选出新的领导层。(于是,在这些大嗓门的影响下,大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它除了通过自己的存在,把集中起来的权力抓到手里之外,什么都没有做——通过表决,决定瓦解工会的中央机关。)

  3、我们应当阻止工人党的重建

  毫无头绪也毫无纪律的争论继续进行,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会议程序看起来非常简单,几乎算是“清教徒式的”。会议主席是23岁的拉茨·山多尔,他表现得相当随便:有时他坐在椅子上,然后又在会议室里转来转去,从刚刚抵达的信使手中接过一些报告,然后又到角落里跟某些人私下交谈。其他人也表现得同样随意,他们打断别人滔滔不绝的讲话,与邻座的人聊天,或者干脆扯到完全不同的问题上去。代表会的这些委员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他们竭力使会议保持混乱无序的状态。会议结束时——讨论了15—20项议程——变成了表决机器。

  经过没完没了的、乱成一团的争论之后,这些人已经筋疲力尽,此时要让他们给任何东西投赞成票,简直易如反掌。我注意到有几个代表会委员——他们显然已经忘记了在几个小时以前的争论中,自己赞成的是什么——给一些他们曾在讨论过程中强烈反对过的提案投了赞成票。

  他们只花了几分钟进行争论,就决定不允许工人党在工厂内建立组织。他们还决定不让武装部队进入工厂。

  4、我们要出版自己的报纸,如有必要就出版地下报纸

  下一项议题,是政府没有对他们出版报纸的请求作出答复。他们不愿再等下去了:他们一定要出版大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的报纸——如有必要,就出版地下报纸。

  开会过程中,代表会的房东——布达佩斯有轨电车公司的经理寄来了一封信,信中指出,为了恢复公共交通,请求代表会另找住处。会议主席拉茨·山多尔大声念完这封信后,把它丢到一边:“我们代表会还要容忍这个经理到什么时候?”随后他建议,中央工人代表会应向政府提出要求,让中央工人代表会利用农业部大楼办公。

  5、我们明天应当拒绝同政府谈判

  在这个问题上,又发生了新的争执。“我们不承认政府——而且我们正在同政府斗争……那我们怎么能向政府提要求呢?”

  政府打来的电话,给争执火上浇油:为了继续进行谈判,总理只能在第二天才能会见中央工人代表会的代表团。有些人气势汹汹地朝拉茨大喊:“给他打电话,就说我们明天再也不会跟他们谈判了!”

  此时,中央工人代表会副主席科洛乔伊·杰尔吉(他总是表现得很理智)站了起来,支走了一直在给会议做记录的秘书,然后对代表们说:“看在他X的耶稣的份上!”(他用了一个在文明人听来很刺耳的词),“咱们先得弄清楚,咱们到底想要啥!政府承认我们是谈判伙伴;我们既然跟政府谈判了,也就等于承认了政府。急躁和轻率不会产生任何效果。我建议咱们明天继续谈判。我认为,咱们应当抵制罢工的号召。咱们应当恢复生产,让政府解决好它分内的事。要是有谁觉得我这话不中听——瞧,这就是我的地址,我会敞开上衣——要是你们喜欢,就尽管朝这里开枪好了!”

  6、每周进行一次“警告性”罢工

  这个冷静的建议获胜了:他们决定不中断谈判。但是,后来又有一些人提出,应当举行“警告性”罢工,“每周一次,每次一天或一小时”,“吓一吓”政府。此时又是科洛乔伊站了出来,让鼓噪这种不负责任的提议的喧嚣声冷静了下来。但是,很明显的是,这个真诚、聪明、好心的技术专家(他是切佩尔植物油厂的工人代表会主席)和几个明智的同事属于少数派,把他们凝聚起来的是他们的建设性意见。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未能阻止一系列极具挑衅性的提案获得通过。他们当中有一人建议,大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应当成立一个专家委员会,负责为代表会起草经济政策,但他们未能使这个建议获得通过。那些只想“搞政治”和制造混乱的人粗暴地压下了这个理智的建议,大喊:“咱们有更好的事要做!”

  总的来说,这次会议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对一些非常重大的事情做出了决定。另一方面,他们花了好几个小时来讨论中央工人代表会的组织与未来的行政管理:应该有多少个主席和代表,应该成立什么部门,谁有权签署文件,需要什么的办公室和设备,等等。换句话说,一切都很好,除了最重要的问题:经济生活与生产的问题。

  或许,对这一切已经无需更多的评论。在十一月月底,所谓的大布达佩斯工人代表会容纳了各种矛盾的意见与行动,生动地证明了它的不统一;它充满了错误,因而是危险的——这就是它的真面目。

舍贝什季恩·蒂波尔(Sebestyén Tibor)
《人民自由报》,1956年12月29日





[1] 原文为“fly on the wall”,意为在不受注意的情况下观察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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