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个人记述。1956年匈牙利工人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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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个人记述

1956年匈牙利工人的世界

维多·伊什特万〔Vida István〕

“我们曾信仰的一切
全都没了，不见了，消失了。
只为自己觉得不幸的人
是幸运的
是幸福的。”

——奥迪·恩德雷^[1]，《不幸之歌》

　　那时我是马沃格机器厂的工人，厂子就在佩斯的科巴尼奥路上。起义以后，厂子跟附近的几家大工厂合并了，改叫冈茨—马沃格工厂^[2]。这两个名字都能让人想起匈牙利工业的英雄时代。厂子的产品声名远扬，蜚声国际。它生产的机车品质卓越，使马沃格工程师与工人扬名四方。424型蒸汽机车^[3]和孔多式电力机车^[4]就是在这里生产的。从1910年开始，这里生产的机车远销大英帝国，主要销往南非和印度。二战后，市场并未缩减，而匈牙利又迅速与印度重建关系，但是最重要的买家是苏联和中国。我们为他们生产大型、小型、轻型蒸汽机车和内燃机车。所以，在“变革之年”^[5]之后，雇用了大约一万名工人的我们厂，理所当然地在党的“成就展示”中占有突出地位。在建造“工人阶级政权”的过程中，不少政治领袖都来过我们这里，发表过什么“鼓舞人心”的讲话。

　　在五十年代，工厂区的生活根本算不上“好”。“生活标准调整”实在太多了，工人不得不忍气吞声。工人得到的承诺太多了，实现的却太少了。凡是重要的要求——哪怕是以祝愿和哀叹的形式提出来的——最后都变成了旷野中的呼喊，根本没人听。工厂，还有工会（以及全体会员），统统都被“国有化”了，全都受到特务的监视。而修理和维护呢……合理的申诉数不胜数。工厂里的安全与保护措施简直就是一个恶劣的玩笑。工伤事故实在太多了，生产中的致死事件也不少见。按理来说，我们有权穿戴防护设备，可这项权利几乎就没落实过。要是我们不想让自己的便服被满是烟雾、油和垃圾的车间弄坏，就只能从空空的口袋里榨出几个钱，上“跳蚤市场”去买工作服——至少在（领工作服）运动那一天之前，我们只能这么做。领工作服更像是抽奖——许多工作服都太小了，根本不合身，就算拿回家了也没法改。我向有关部门领导提过工作服的问题，还说他或许可以在我们工段的照片上写上“丐帮”二字，领导被我弄得很窘，只好用“客观困难”来给自己解围。

　　工资少得可怜。工钱一个月发两次，一定要等到任务完成了才能发。“兜里有了钱，就想去喝酒”，同一个工段里的人就到附近的酒吧里，痛痛快快地喝上几杯。大家轮流付钱，轮到谁了，谁就得出酒钱。喝完之后，大家又得回去过以往那种寒酸的日子。对很多工人来说，不管是面包、茶、牛奶，还是厂里的伙食，都“不值得他们付出那么多力气”。只有那些从外地过来，在什么大会上讲话的嘉宾——一般都是高级干部或特权知识分子——才敢说什么“工人阶级领导发挥着领导作用”。厂里的管理人员只会提出技术问题。他们只关心生产问题，而那些工人意见很大的问题，可都是雷区啊，他们可不敢碰。党和工会很少开大会。只有行政机关的人员才能在下班后去开会。人人都是工会会员；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体力工人中的党员比例，要比其它工种的高。这种情况从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那时就有了。工人党员基本上都是只交党费，而不会积极参加党的活动。而党的积极分子，都不过是些演员。他们有的在这里，有的在那里，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当然，党员里面也有一些是真心的信徒，但这种人很少见。他们的工友对他们的作用很感激，因为这些狂热的“骨干分子”会替工友们说话，如果他们能够坚持下去的话，有时候甚至还能帮工友们争得一点小小的好处。

　　悲哀、幻灭、被践踏的人民。以前，一个搞慈善的资本家曾邀请资本主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索波·埃尔文^[6]参观他的工厂。索波见到了整洁透亮的车间，里面装点着鲜花与图画，洗衣房和更衣室都打扫得闪闪发亮。男女工人都穿着干干净净的工作服或连体服。索波觉得自己参观的简直是一家医院。他对自己见到的一切深感佩服并大加赞赏，可是又补充说：“我觉得，在每一个房间里，我都能看到一条无形的告示——‘厂内不得谈论工资’。”每当我回想起马沃格工人私下讨论的话题时，我都会想起索波·埃尔文的这个故事，特别是那条无形的告示（因为我们厂的条件根本不像“医院”）。那种气氛是压抑的、冷漠的，人人都对政治漠不关心，每个人心里都刻着一条规定：不得说出真心话。幽默还是有的，跟绞刑架有关的段子层出不穷。通往巨大的、震耳欲聋的锻造车间的每一级台阶上，都用粉笔写下的口号：“听力部门”。这种俏皮话一直是工人（主要是体力工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是匈牙利体力工人的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对他们来说，只是一连串的逃避与推脱。

　　俄国买家每星期都来，中国买家久不久来一次。跟他们耍滑头并不难，但我们总会尽量公平地对待他们，把成品或半成品交给他们，除非他们硬要我们无脑赶货。在他们要赶货的时候，他们逼得很紧。但这并不会改变工人对他们的态度。工人还是会对他们以礼相待。工人并不会取笑他们，也不会讨厌他们。工人们怀疑厂里没有给买家最好的条件；毕竟，工人们都很清楚，自己的努力工作，可以让那些比自己更穷的人受益。出于这种同志情谊（也出于其它原因），每个人——哪怕是工程师或别的什么也好——都会友好地直呼其名，无一例外。

　　在全国上下骚动不安的时候，在工厂这个小天地里，却几乎见不到一丝踪迹。1956年初，政治气氛开始缓和，裴多菲俱乐部的作家开始进行批评，但在厂里几乎一点都见不到。就算厂里还有一些躲过了多次“清洗”的社会民主党人或基督教活动家（比如我自己），他们也不会公开发表意见。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斯大林死后，新时期来临的第一个可见的迹象，出现在10月23日下午。那天我一直干到下午六点。跟以往一样，我的工作要求我在几个车间来回窜。整个下午，我发现在几个地方都有人三五成群，窃窃私语。有人在传递纸条。人们在谈那张纸条。大家很快就明白过来了：发生了一些大家完全不习惯的事情。大学生提出了一系列事关民族独立与自由的要求。下午两点来换班的职工把传单带进了厂。还有一个传闻传遍了全镇：大批青年准备游行，宣传自己的要求。大家听了都觉得不可理喻。这一切都太不可思议了，因为大家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自发的游行了。谁是幕后主使？风向要往哪边变了？是哪个大领导要搞掉对手？有不少人耸了耸肩，问题像潮水一样涌来，但是没有人表态。可是大家都很好奇，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了。到了晚上会怎么样呢？谁也想象不出来。在明曾蒂被判刑后，特别是在拉伊克被处死后（后来，杀害他的凶手又给他“平反”），法制化的恐怖镇压肆虐全国，哪怕只是低声反对，都等于自杀^[7]。我的下班时间到了，正准备回家时，工人们的情绪很紧张，很担忧，他们不停地交头接耳，传递着外面传进来的消息。

　　10月24日早上，全国都停工了。这是自发停工。街上爆发了巷战。交通运输都停止了。国家机关和经济管理都瓦解了。……马沃格工厂没有一根烟囱冒烟。权力无边的经理们没有一个上班。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里，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跑哪里去了。我们厂的工人只有几个在车间露了面。除了几个尽责的“监察员”（他们负责保卫建筑物和机器的安全），只有最关键、最重要的技术骨干和技术工人在“工作”。十月底，临时工人代表会成立时，委员基本上就是这批人，起义胜利后，临时工人代表会马上动员工人复工。通过广播，通过口口相传，复工的呼吁慢慢传到了每个人耳中，所以到了11月1日和2日早上，大部分工人都回来上班了。这可不是件小事，你得明白，相当一部分工人不得不“两地通勤”，也就是说，他们每天都要坐火车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上班，下班之后又要坐火车回家。我们厂离约热夫城^[8]和火车东站很近，所以无论工人住在哪个方向，坐火车上班都很方便。（关于“两地通勤者”的艰苦生活，关于那些“有两个家”的人的艰苦生活，可以写一本书。）

　　所以我们都来了。先是一部分人，然后全部人慢慢都过来了。我们先点名。有谁来了？有谁没来？没来的出什么事了？大家都觉得，自己就好像受了高压电击，正在慢慢苏醒过来。确实死了几个人。我们这个部门的经理和工人，还有其它车间的，都过来了，讲了自己的经历。谁都经历了什么事？在哪里经历的？具体过程是什么样的？他们都看见了或听见了什么事情？在大家介绍自己的见闻时，仍然能够感受到差不多十年的精神冲击造成的影响。大家发现，没有一个人积极参加了街头游行或巷战。所有人都对此闭口不谈，好像还在担心起义没有胜利。（空洞的胜利。苏军只撤出了布达佩斯，没有撤出匈牙利。）首先，不能不说，在这个阶段，大家不是用嘴说话，而是用眼神、表情和动作来说话。到处都能听到松了一口气的喘气声，人人脸上兴高采烈，但是大家还比较怕羞，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立场，或者不敢表达自己的真实意见。我们继续躲在昨天的布景后面……但是，大家都有一种共识。所有人全都一致批判斯大林—拉科西—格罗，并且全都支持纳吉·伊姆雷，全都赞成多党制（只要这种制度能允许给共产党投反对票）。没有人对苏军在布达佩斯街头干涉起义感到惊讶。但是苏军居然撤退了，这倒让大家感到惊讶了！牺牲的青年、工人和学生，全都被奉为匈牙利人民的英雄——卡达尔的人后来也把这些人奉为英雄，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许多人都亲眼目睹了拉倒斯大林像的戏剧性场面，目睹了取下共产党的红星标志的杂耍般的场面^[9]。播音员塞佩西·杰尔吉^[10]由于在关键时刻要求人民“安分守己”而声名狼藉。大家特别痛恨国家保安局，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觉得，向人民开枪的内卫部队应当受到法庭审判，而不是被私刑处死（有些内卫部队士兵确实被私刑处死了）。不少人都认为，处死国家保安局和党的干部的人，不是真正的自由战士，而是挑拨分子，有人收买了他们，让他们枪杀国家保安局和党的干部，给我们的民族运动抹黑，并逼迫苏联进一步进行武装干涉。拉科西时期被彻底批倒批臭了。大家已经受够了所谓的“工人阶级政权代表”。经过认真的思考，怀着严肃的心情，工人决定，用自己的生产性劳动，为第二次解放（这次是真正的解放）出力。

　　过了几个星期、几个月，官方媒体大肆篡改事实，把历次革命中最理智的这次革命，污蔑为“反革命”，然而，当时根本见不到一丝反革命的迹象。在一片乐观的气氛中，仇恨是非常罕见的。不管谁做了错事，都会受到公正的惩罚。不管谁犯了错，都应当先退下来，好好反省反省。当然，常常有人说，自由欧洲电台提供了不少重要的消息。但是，爆发起义的原因，难道是自由欧洲电台？是反犹主义？是因为我们要请回私人资本家和大地主？是因为我们要让霍尔蒂复辟？大家根本没有这种幻想，在匈牙利工人的心中，只有一种渴望——我们要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11月3日是周六，还是有不少人来上班了。机器还没运转，但工人正在为了重开生产而做准备，忙着让一切恢复正常。他们想在周六就把任务完成，这样到了11月5日（周一）就不会手忙脚乱。他们当中没有人会想到，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人民和国家已经遭到了背叛，全国陷入了血腥的“黑色星期日”。

　　11月4日，苏联再次进行武装干涉，这次是大规模干涉，从4日到11日这一个星期里，人民对美好未来的期盼被粉碎了。巷战再次爆发了，许多手无寸铁的路人倒在了侵略者枪下，就像田野上的兔子一样。我们埋葬死者。我们看护和掩护伤者。在那一星期里，我们的生活就这样周而复始，根本谈不上和平生产。到了下一周，工人稀稀拉拉地回来上班时，工厂门前的科巴尼奥大街上挤满了苏联坦克。它们的炮管全都指向厂里的主要建筑物，每辆坦克顶上都挂着红旗。我们沉默地从坦克前面走进大门。大家一句话都没说。每个人都很害怕，他们刚刚从噩梦中醒来，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摆脱噩梦。我穿上深蓝色的连体工作服，走过好几个车间，看看生产重启的效果怎么样，虽然我心里不太情愿。厂房里没有苏联士兵。在院子里，在车间里，在大厅里，有时候连一点声音都听不见。工人们几乎全都穿着便服，站在那里，低声交头接耳，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冰冷的沉默气氛，简直就像葬礼。在一个大车间里发生了一件事，简直就像莫达奇^[11]的戏剧：一个青年工人站在一台大型轧钢机的背后，身边围着一大群男女工友。他正在向工友们解释，就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明白不过的事情似的：

　　“你们没看见工厂门前的坦克吗？坦克不开走，我们就不干活。”

　　大家全都赞成。人群里又有一个人说：

　　“不光要撤出科巴尼奥大街，更要撤出整个匈牙利。”

　　（“说得对！”——暴风雨一般的掌声）

　　他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自己该靠什么吃饭，他们只知道苏军必须回家，因为在苏军回家之前，他们绝不会换上工作服。“社会的领导力量”虽然身无分文、手无寸铁、又被全世界抛弃了，但他们凭着这股劲头，挺身而出，勇敢地面对强权的枪炮。过了几个钟头，临时工人代表会通知工人开会，准备把新形势介绍给大家听：就在这一天，政府颁布法令，承认了工人代表会，并规定了工人代表会的选举程序。工人代表会的发言人说，以后管理工厂的不是领导任命的“工人经理”，而是由工人选举产生的机关，或是由这个机关任命的代理人。有好几个人请求发言。他们想知道苏军会不会撤离。因为只要俄国军队还在占领匈牙利，他们就不会上工。

　　工人代表会发言人说：

　　“今天早上，驻扎在工厂门前的坦克师的师长带着一个军官代表团过来找工人代表会，质问我们为什么还不重开生产。我们的答复，就跟工友们刚才说的一模一样。苏联军官回答说，他们干预匈牙利、驻扎在匈牙利，都是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胜利果实。我们回答道：有谁请你们来了？——因为匈牙利合法政府抗议苏军入侵。苏联军官回答说：工农政府是人民的真正代表；是他们请我们来的。我们对此解释说：这个所谓的政府根本不能代表人民，因为人民根本不信任它。苏联军官听完我们的解释，向我们保证：他们将会请示上级下达更详尽的指示。在他们获得更详尽的指示之前，我们也应当请示上级，而坦克将会继续驻扎在科巴尼奥大街上保卫公共秩序。”

　　来开会的人沉着地听完了报告。但是，几个发言人一再强调：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不可能重开生产。

　　工人代表会发言人在作总结时说：

　　“我们得记住，他们已经血腥镇压了匈牙利人民革命。西方列强也是他们的帮凶。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我们必须尽量挽救还能挽救的一切。工人阶级一直是财富的生产者，它必须尽量在工厂与经济生活的管理中发挥作用。它同样要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对外要尽量保持独立，对内要尽量保持自由。”

　　最后，我们按照那段时间的惯例，在会议结束高唱国歌。我马上就明白了那一刻的历史意义。产业工人举起了阶级与民族的旗帜，因为他们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在起义被血腥镇压后，这一切就发生在一个被束了手脚的国家里。这次运动是反革命吗？它不是由旧右翼发动的，不是由以前那个已经声名狼藉的统治阶级发动的。真相是：它是由左翼发动的——发动它的是对现实幻灭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受够了谎言的青年，是遭受着超资本主义剥削的无产阶级。是他们发动了这次运动。工人阶级并不知道前方有什么在等着自己，它只知道一件事——以前那种日子过不下去了。工人不想请回旧主人；也不想给自己找个新主人。在他们面前，浮现出了某种形式的工人自治与工厂自治。1956年革命基本上是一次左派革命，但它不是宗派主义的。它具有自由主义精神或“天主教”精神，因为非左派也被认为是同胞。它就像是坦齐奇、科苏特和塞切尼的子孙结成的联盟^[12]。

　　“尽量挽救还能挽救的一切”——到了十一月中旬，依然相信匈牙利能够获得芬兰人民被允许拥有的那种自由的人，在厂里几乎一个都不剩了，但还有不少人觉得，像南斯拉夫那样的地位，还是有可能获得的。卡达尔的11月4日宣言，还有《人民自由报》的头条社论，都把撤离苏军当作一个基本要点。他们猜测：要是工人代表会能维护秩序和保障生产，要是在政府里放上几个莫斯科信任的人，也许苏军就会撤离，这样起码还能实现一种独立的“匈牙利民族共产主义”（至少还能从大火里救回一些东西）。大家争论的只是做事的先后顺序：先让占领军撤军？还是先让局势恢复正常？当工人阶级代表同苏军当局或卡达尔·雅诺什谈判时，他们面前浮现出了一种前景：把两个基本要点调和起来——同时地、逐步地实现局势的正常化与苏军撤离。大多数人都很清楚，谈判只是做戏，而戏台明显有利于对方，所以谈判只不过是正在开动机器、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镇压一切抵抗的那个强邻的把戏。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坚持下去，他们并不想轻易认输。

　　“工人经理”和管理层还是没有露面。工人代表会依然掌握着全部权力与责任。卡达尔政府为了向工人示好，发布了准许自由选举工人代表会的法令，在那几天里，常设的工人代表会^[13]实际上掌握了全权。在大多数工厂，也包括马沃格在内，选举使临时工人代表会合法化了。我们举行了不记名投票。在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如此公正、诚实的选举既是空前的又是绝后的。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次投票是多么和平、多么严肃，几乎是庄严的。任何人都能想到，工人阶级——按照意识形态，它是统治阶级——坚定而团结的表现，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影响。必须让莫斯科看到匈牙利工人的真实立场。在卡达尔试图让苏联做出一点让步的时候，必须用坚决的信任来给他撑腰。（据说，当时他曾对一个工人代表团说过一句悄悄话——“背后有人正在用机枪瞄准我，你们没看见吗？”）同时，必须正告世界舆论：人民斗争已经危在旦夕。这样应该能把自由世界的工人、联合国、第三世界各民族发动起来。莫斯科不可能无视它们。

　　作为局势正常化的第一步，我们复工了，但还是不太情愿。苏联军官差不多天天都在向我们呼吁，叫我们跟工人代表会委员“对话”。大会小会一个接着一个。会议议程上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工厂的范围。最最重要的问题是停止逮捕和报复，因为“工农政府”不是早就在自己的纲领中明确宣布，要实行全面大赦，并且保证不会报复任何人吗？很少有人谈起工资问题和原料问题。就算10月23日的事业已经失败了，我们至少还得坚持落实11月4日的承诺。（随着奴性的消退，对诺言的信任又重新增长了。）工人对自由世界还抱有期待吗？他们从来不指望自由世界能帮上多少忙，但他们确实没有想到自由世界能做的居然这么少。也许他们曾对世界舆论的同情抱有一丝期待，希望世界舆论能够对莫斯科产生一点影响。

　　就在这段时间里，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成立了，它代表了整个首都的全体工厂工人。苏军司令部和卡达尔政府都承认它是谈判对象。在政治上可以说它是广泛代表匈牙利人民的机关，这个作用可以从这一事实看出来：它号召在11月21日的群众大会上选举全国工人代表会。如果能选出全国工人代表会，它就会逐渐形成匈牙利人民的民主组织，同占领军及其傀儡作斗争。但是，由于苏军的阻挠，这次大会没能开成，全国工人代表会也从来没能成立。猫捉老鼠的游戏就快收场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纳吉·伊姆雷和他的伙伴中了圈套，被绑走了，成了俘虏，并被强行带离了匈牙利。全国工人举行了抗议罢工。在马沃格工厂（其它工厂也一样），罢工是通过不记名投票决定的。气氛是苦涩却冷静的。投票的有六千多人，结果是六千票赞成，十八票反对。没有人问那十八个人是谁。没有人说什么“叛徒不得好死！”。没有调查，甚至没有一句指责。少数人有权坚持自己的意见，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这证明了选举的纯洁性，证明了民主的气氛。（这就是“五六年精神”，哪怕是在革命垂死挣扎的最后几天，这种精神依然生机勃勃。）

　　12月6日，马沃格工人代表会主席被抓走了。直到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抗议之后，我们才辗转得知这个消息，因为就在我们的主席被抓走的同时，治安部队采取了“行政措施”，抓走了两百多个工人代表会委员。控制着武装力量的那些人开动了绞肉机。12月11日，布达佩斯中央工人代表会主席拉茨·山多尔和执行书记波利·山多尔应邀去国会谈判，一到那里就被捕了。我们只能举行表决，是否要从那一天开始罢工。逮捕经过合法民主程序选出的工人领袖，标志着对工人的“斩首”。对此我们必须全力抗议。工人们再次冷静了下来。投票结果仍是一致的。但是他们的心情已经开始低落了。占领军正在拧紧11月4日的螺丝。他们要拧得更紧。原定于12月11日—12日举行的总罢工，成了匈牙利工人阶级最后一次展示自己的强大力量的机会。接下来，就在12月13日，政府下令，不仅要处死罢工工人，还要处死煽动罢工的人。工人们慢慢回到了车间。我们手上的牌全都打出去了。接下来又会变成什么样呢？一切都回到了10月23日以前的老样子。充满欢乐与悲伤的日子，再次被沉默淹没了。许诺、安心、气馁、威胁、失望——这就是人们的心理历程。这出大戏收场了。

　　厂里没有人敢询问失踪的工人代表会主席的下落。工人代表会都已经自身难保了；它的活动越来越服从上级领导的指示，它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小，最后到了1957年，它被正式解散了。我的大部分工友都借助日复一日的平庸生活来逃避：用工作来遗忘，不再想起过去。这是一种治疗心理创伤的真正的“工作疗法”。（对了，卡达尔解释说，工人阶级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到底是什么。）有的人终日浑浑噩噩，他们的旧脑袋装不下新思想。有的人永远消失了。他们不是去了快乐的猎场，就是出国了。到了1956年年底，百分之二的人口离开了匈牙利。这从马沃格的外表上也能看出来。能拿退休金的都退休了。他们再也不用为这些事操心了；对他们来说，现在不管拿多少钱都一样，只要能让他们摆脱这种糟心的、“不像样”的生活。欢乐的日子结束了，但是人们还在用叹息和手势来表达感情，可是愿意表达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的人越来越少了。再也没有人相信领导的大话了，虚伪和奴性重新大行其道。有几个忠于党的信徒，在革命期间投靠了另一边，他们现在也几乎不出声了，但他们有另外的理由。他们又想悄悄地重新投靠党，可是改组后的党已经用不上这些老面孔了。（这也是心理治疗的一个方面。）暂时还没有人提交入党申请。这件事甚至连提都不能提。可是“党”并没有放弃；它争辩，它承诺，它威胁。在几个车间里，党选好了哪些人要倒霉，哪些人要吸收。每个团体又得重新拥有自己的“党的避雷针”。有几个“机灵鬼”看见这是个好机会，便抢先削尖脑袋钻进了党。既然人民的大冒险失败了，那么他们至少还能给自己捞点好处。一开始大家还鄙视他们，但没过多久，大家都不在乎了。大家各顾各的吧，要是他们能接受，那就祝他们好运吧。……

　　在这个所谓的“冰箱社会主义”（Frigidaire socialism）时期，对共同体的冷漠，变成了一种公然的信仰和人民普遍接受的习俗。你管好自己就行——别人的事你少管。由于这种心态，导致了某种东西大行其道，到了20年后的今天，就连哨兵都无法承受了^[14]。

　　在工资和病假工资上弄虚作假的做法，已经快要结束了。媷“社会财产”羊毛的办法越来越多，贪污受贿、麻痹大意、玩忽职守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这些“过路鸟儿”都是谁？大约四分之一的工人每天从一个工厂跑到另一个工厂，他们只关心自己有没有好处，对身边的工友漠不关心。“搞私活的”都是什么人？工人在业余时间基本上都要做点私活，这样才能保持身心活力。对他们来说，工厂发的工资，仅仅是“对于他们来到工厂上班的奖励”。这些人以前也有，但在1956年以后数量才开始激增。如果严格遵循现行法律，每个成年人（还有一部分青年）都过着犯罪生活。执法标准不断降低，因为监狱和劳改营早已经人满为患。（当然，这对“政治犯”例外；对“政治犯”的执法标准越来越高。）赫伯特·马尔库塞批评私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说他们已经与资产阶级融合了。他要是见到了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融合”过程，他又会怎么说呢？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个“融合”必须通过由这种制度孕育的罪恶才能完成——工人不是跟资产阶级融合，而是变成了半无产者化的小资产阶级。以前有句俗话（在今天仍不过时）：干活的人没空去挣钱。想必这就是现在的匈牙利产业工人享受不到社会财富的原因吧。难道他们还要为了二十年前的罪过而受罚吗？

《新视界》^[15]
1976年第4期

^[1] 奥迪·恩德雷（Ady Endre，1877年11月22日——1919年1月27日），匈牙利诗人。

^[2] 1959年1月1日，冈茨工厂与马沃格工厂合并为冈茨—马沃格机车、车厢与机器厂（Ganz–MÁVAG Mozdony-, Vagon- és Gépgyár）。

^[3] 424型蒸汽机车（MÁV class 424）是匈牙利生产的一种著名蒸汽机车车型，它在1924—1958年间一共生产了514台。

^[4] 孔多式电力机车是指采用了“电力机车之父”孔多·卡尔曼（Kandó Kálmán，1869年7月10日——1931年1月13日）的设计的电力机车，主要有V40型等型号。

^[5] 所谓“变革之年”是指1948年，共产党在这一年里夺取了全部政权，取缔了跟它竞争的所有政党，并将全部工业国有化，开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这些成就似乎为“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基础。——原注

^[6] 索波·埃尔文（Szabó Ervin，1877年8月23日——1918年9月30日），本名施莱辛格·萨穆埃尔·阿尔明（Schlesinger Sámuel Ármin），生于一个贫困的犹太家庭，1899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获法学学位。从1900年开始，他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匈牙利文报纸《人民之声报》（Népszava）写文章。1900年进入布达佩斯市图书馆工作，1911年担任布达佩斯市图书馆馆长。1906年担任匈牙利社会科学学会（Társadalomtudományi Társaság）副主席。他曾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大量著作译为匈牙利语。在一战期间，他积极参加了反战运动。

^[7] 1949年，共产党利用特务恐怖、作秀公审、强迫劳改和司法谋杀等手段，清洗了真真假假的各种政治反对派。匈牙利天主教会领袖、红衣主教明曾蒂·约热夫因坚决反对共产党政权，而被判处无期徒刑。二战以前和二战期间的匈牙利共产党地下党领袖拉伊克·拉斯洛被打成“铁托分子”和“帝国主义特务”，在斯大林式作秀公审中被判处死刑。——原注

^[8] 约热夫城（Józsefváros）是布达佩斯的第八区。

^[9] 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红星作为共产党政权的标志，被安放在大多数公共建筑物上。它们成了深受人民仇恨的政权的象征，所以，拆除这些标志，是革命中第一个受人民欢迎的行动。——原注

^[10] 塞佩西·杰尔吉（Szépesi György，1922年2月5日——2018年7月25日），原姓弗里德兰德尔（Friedländer），生于布达佩斯一个犹太家庭。曾当过篮球运动员。匈牙利解放后，从1945年4月开始担任电台播音员。曾担任过多届奥运会与足球世界杯的解说员。1962—2000年任匈牙利奥运委员会委员，1978—1986年任匈牙利足球协会主席，1982—1994年任国际足球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

^[11] 莫达奇·伊姆雷（Madách Imre，1823—1864），剧作家，著有名作《人的悲剧》（Az ember tragédiája），这是一部与歌德的《浮士德》齐名的哲学剧，它已经成为了一部民族经典，并且被誉为最伟大的匈牙利文学作品之一。——原注

^[12] 坦齐奇·米哈伊（Táncsics Mihály，1799—1844）、科苏特·拉约什（1802—1894）和塞切尼·伊什特万（Széchenyi István，1791—1860）是匈牙利三大民族英雄，他们全都积极参加了十九世纪匈牙利民族摆脱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塞切尼是一个鼓吹通过改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贵族，但与领导了1848年革命的科苏特·拉约什相比，他的名声就有些逊色了——科苏特更加激进、更受人民欢迎。坦齐奇·米哈伊是革命民主派与社会主义思想家，他与初生时期的工人结合相结合，因此经常被共产党奉为先驱。——原注

^[13] 工人代表会最早是在革命期间，或是在11月4日的第二次苏军干涉后立即成立的，它们成立的时候，形势很混乱，只有来到工厂里的一小部分工人参加了它们的选举。因此，它们自称为临时工人代表会。工厂里的形势稍微恢复正常后，按照政府法令和全国工会理事会的规定，重新举行了由可以参加选举的全体工人参加的选举，成立了常设工人代表会。——原注

^[14] 原文直译如此，不知何意。

^[15] 《新视界》（Új Látóhatár）是匈牙利流亡者的文学与政治刊物，1950年创刊，1989年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