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共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北京大学支部机关报《火星报》（1932） -> 第一期
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之批评的批评
——答《时代青年》派
亢铁
（一）谁是“真正的取消派”？
现阶段的中国革命运动，正处在两种极大的障碍当中：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帮助帝国主义军阀地主等加紧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和掠夺；另方面，所谓“革命领导者”（实即革命的断送者！）犯了根本上的错误：他们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他们认为“革命高潮近在眉睫”，现在已迫近“直接行动”的时候，他们认为农民革命运动，能够单独地获得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此取消了那必需的与必然要开展的国民会议运动，而狂呼高叫一切最“漂亮”最“激烈”的革命名词，以发挥他们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
《时代青年》可以说是代表这一般糊涂的以及“官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居然说：全权的普选的国民会议是“腐臭不堪”的东西，而且指正确策略的运用者是“取消派”，是“叛徒”，是“托洛茨基主义”！
本篇就是要给这般“左倾机会主义”深入膏盲的人们一个初步的浅近的答复，并指出他们这些形式的革命家（即拘泥形式，不肯大胆尝试一切形式与方式，来驾驭革命），及真正的取消派（即取消必需的与“必然”要发展的国民会议运动）的错误焦点。
（二）斯大林派对革命“高潮”“高涨”的荒谬估计
只要稍稍留心一些中国革命状况的人，首先就可以感觉到：从共产国际的官僚领袖们一直到中国的一无所知的蠢才们，他们的根本错误之一，就是在不知道怎样去估计革命形势与革命高潮。他们自始至终只知道捡拾一些“经济恐慌”、“失业破产”、“军阀混战”、“红枪会”、“大刀会”等等的浮面现象，或“客观”现象，大吹大擂的去适合他们的“高潮”“高涨”的“决议案”，而根本不知道，也不愿意从那最主要、最根本、而有决定的意义的革命条件——即工农兵贫民群众本身的力量，本身的团结，本身的组织（即主观力量），去估计革命形势与革命高潮。他们在捡拾红枪会、大刀会、土匪、变兵或最最兴高采烈的（当然是应该的）南方数百县散漫的勇敢的农民斗争的统计时，从来不会亦不愿意去这样想一想：即如果全国广大的劳动者——尤其是产业无产阶级——的本身没有团结，没有组织，则休想有革命的力量，来和统治阶级决战，并彻底解放自己；如果全国的无产阶级及一切劳动者的本身是在无团结、无组织、无训练的涣散状态之下，则尽管经济恐慌、军阀混战、财政破产、国民党汪派领导工人武力接受蒋派的工会，或甚至“群众对统治阶级失去了最后的一丝信仰”（？！），尽管他们的“决议案”上贴满了“高潮”、“高涨”、“成熟”、“眉睫”……等等布哈林、斯大林对革命估计的“万灵膏药”，但革命高潮是始终不会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始终是“有待”于人们的努力！
因为他们不懂得主要地从无产阶级及劳动群众的本身即主观力量去估计革命形势，所以自从一九二七年无产阶级被打败以来，共产国际的官僚们竟没有一年，没有一月，甚至没有一天不是把“革命高潮近在眉睫”、“新的革命高潮已可窥见”等等一类的江湖术语来哄骗中国一些无知的孩子们！同时中国的孩子们，亦就呀呀学语，始终是莫明其妙！一当我们说：自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来，统治阶级本身虽不断的发生矛盾与动摇的现象，但整个劳动者——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团结力量、组织力量、斗争力量等等，在这一暂时期间相对的，或比较的说起来，是远及不上统治阶级，因此统治阶级是“相对的稳定”了（相对的即暂时的，与“两阶级间力量相比较”的意思），至于统治阶级的“绝对的稳定”，那只要有了阶级存在，是没有的事。然而这种估计，对于他们简直是和“对牛弹琴”一个样；甚至于报以轻率的讥骂态度与官僚腔调；这是多么可怜呵！
（三）一九二七年到现在中国革命形势的实质究竟怎么样？
如果革命形势之估计，主要的是看劳动阶级本身斗争的团结力量、组织力量和政治训练程度等等，而不是在马路上捡拾一些经济恐慌、失业破产的统计就算了事，那末中国目前的情形是怎样呢？
“农村破产”、“工厂倒闭”、“物价昂贵”、“失业普遍”、“军阀战争”、“财政竭蹶”、“红枪会”、“大刀会”以及灾民、土匪的盛行等等，这些大部分“客观”的作用，无疑的都要影响到革命的加速到来。
“统治阶级……已经在挣扎其动摇、破碎的统治”“中国客观革命形势已经成熟”（？），这些假装激烈的江湖烂调，我们为了便利解决国民会议问题起见，也不妨暂时不加以驳斥和争论。（因为说起来太羞死人了，例如小孩们假装“激烈”地说：“群众已失掉对统治阶级最后一丝的信仰”，而他们所举的事实则是：“即一般的（！！）富农（！！）地主（！！）商人（！？）对统治阶级（？！）亦不见得（？！）怎样赞助”。大概他们还可以和富农、地主重演“四个阶级”以上的联盟，推翻“失去最后一丝信仰”的“统治阶级”！！！）
可是只要我们不是瞎子或受“官僚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人，谁都可以看得出：自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止，全中国的广大劳动者、工人、农民、兵士、贫民等等革命队伍——尤其是城市无产阶级，并没有健强地广大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行动起来；除了南方一二百县份里一起一伏的农民土地斗争外，全中国广大的劳动者到如今始终没有健强广大的赤色总工会与赤色工会细胞；始终还没有一个广大的、组织力量雄厚的无产阶级政党有力地号召并动员广大群众；始终还没有任何形式的全国工、农、兵、贫民的集合的政治运动，或公开的团结形式。除了南方农村区域内数百县份散漫的农民革命群众而外，全国广大的兵士群众、贫民群众，尤其是主要的革命领导者——工人阶级——，到现在止，并没有一个工农兵贫民等等团结在一个联合战线上的总的或集合的政治斗争，就连一个无产阶级单独方面的比较广大的同盟“性”的罢工斗争，亦尚未见到；所有的断断续续的罢工斗争，极大部分都是属于经济斗争的、防御性的、散漫的、自发的而且极大部分是在黄色领导之下。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问题与国民党的无耻无能及投降出卖刺激了全国劳动者，各地工人运动已多少带上一些“进攻”的倾向，但是因为民族革命的要求尚没有和劳动阶级生活问题在一个总的政治口号之下密切地配合起来、联系起来，所以全国广大的工农群众虽都酝酿着抬头，但实际上极大部分还没有积极起来；在全国的一般情形之下，大部分工人都还涣散着；现存的工会大都（几乎是百分之九十九）是在国民党蒋汪两派的手里；殴打工会领袖，武力接受工会，多还是蒋汪胡数派之间的把战；工人们常被蒙蔽着、愚弄着去拥护马占山，拥护蒋汪合作，拥护汪精卫所号召的“国民救国会议”，而不曾积极起来反对假的“民生”“民族”的口号。工人出版报纸及集会的自由，也是被严格的禁止着，从而无产阶级的训练与教育也就受了大大的限制。全国一般的广大的农民群众更是在涣散的、无组织的、无领导的状态之下；各地的农民协会则几乎完全是在国民党两派及当地的警察、民团及富农地主（即小官僚们的所谓“群众”！）等等之手。除了南方斗争区域以外，全国一般的贫民及兵士之团结、组织、领导，或任何集体的、持久的斗争，更是少见。九一八以来，群众运动的复兴虽有可能走向伟大的工农革命运动的前途，但到目前止，革命的主要队伍还没有充分脱去一九二七年来失败的创伤，还有待于积极的努力去领导、发动和开展。
因此我们看，主要的革命部队是在这般少团结、少组织与少集体行动的状态之下，而第三国际及中国的所谓“官僚领袖”们居然把“革命高潮近在眉睫”、“新的高潮已可窥见”等等的呓语从一九二七年起一直喊到今日！！！并且居然把“革命高潮时期”或“暴动时期”前后的行动纲领、“红军”、“苏维埃”等等，从一九二七年一直到现在，到处拿出来便硬装硬试！！！他们的左倾机会主义（或“冒充的激烈主义”）限定他们根本不知道用适合时机的政治口号，去团结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的群众，推动广大的群众，使革命高潮赶快的到来，使“苏维埃”“红军”的必需条件（即革命高潮，而革命高潮又必须先有群众本身广大团结与集体行动）赶快的成熟。这不仅仅是错误的估计而已，这简直在行动上是取消了当前“准备时期”（“或过渡时期”）的、总的高级的政治口号与政治斗争、国民会议，十足的尽了阻碍革命发展或断送革命的任务（李立三事件及“一二一七”南京惨案事件都是这个的具体事实）！！
（四）“全国的革命高潮”未到来前“总的高级的政治口号”应该是什么？
当然，真理是倔强的，不畏“权势”的，终要出头的。“官僚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吹大擂地假装“激烈”得非凡、“革命”得非凡以后，他们最后仍不得不感觉到革命高潮的主要条件尚未齐备，仍不得不承认革命高潮“尚须有待”于人们的努力——即努力用各种行动口号团结群众、组织群众、训练群众等等。因此，在满篇官气冲鼻的文章里面，他们也不得不写下一段自打自招的供状来：
“无产阶级的先锋在此时的迫切任务，乃是努力使革命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发生适当的配合，在日常斗争中领导各地的劳苦群众，训练他们，组织他们，使他们由部分的经济斗争，走向总的高级的政治斗争，以与现有的苏区联合起来，汇合而为全国的革命高潮。”
这一段话，如果不用官僚们的见解，而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说明，那是完全正确的！！
那就是说。目前中国尚没有“全国的革命高潮”，“尚须有待”于我们的“努力”，尚须有待于我们的团结他们、集合他们、“组织他们”，“使他们由部分的经济斗争走向总的高级的政治斗争”，以与现有的“苏区”联合起来，“汇合而为全国的革命高潮”；然后在革命高潮的开始时期及深入时期的实际行动当中，用“革命手段”成立苏维埃（在初期可作为罢工委员会，进而成为暴动机关，胜利以后即成为政权机关）成立红军。
也就是说：苏维埃以及红军等等的阶级口号或“革命手段”，只有在“真正的革命高潮时期”（斯大林还加上了一个“胜利有保障”的学究式的条件！）才能作为“行动口号”，都只有在大罢工、大骚动或暴动（及其以后）的过程当中，才能实现起来。前乎此（即前乎有广大团结，前乎有广大的集体行动之时），则“苏维埃”、“红军”最多只是一种宣传口号及宣传的作用，因为他既然没有大罢工、暴动及工农兵贫民此起彼伏的总政治斗争等的物质根据来借以实现，更不能在平时作为“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像总工会、抗日会、市民大会、国民大会等等那样来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因此在革命高潮未到来以前，如尚没有大罢工、大骚动，尤其是在还没有建设起健强广大的赤色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还没有广大劳动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前锋周围等等的至少限度的形势以前，一切团结广大群众（工人、农民、兵士、贫民等）、组织广大群众、动员广大群众的主要任务，绝对无法由“苏维埃”、“红军”等“革命高潮时期”的口号来担任，而不得不是属于另一种的，“非革命高潮时期”的政治口号与行动口号，——（部分的以至于总的高级的政治口号或政治斗争）——来担任。
可是官僚马克思主义者只会搬出一些空洞的原则，再也不会进一步地了解或解说每一个口号与每一个所谓“斗争”的具体内容的，他们只会背几下“在日常斗争中领导各地的劳苦群众，训练他们，组织他们，使他们由部分的经济斗争走向总的高级的政治斗争，以与现在的苏区联系起来，汇合而为全国的革命高潮”，而不知道在革命高潮未曾到来或未曾“汇合”起来以前，这一“总的高级的政治斗争”，除了是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斗争，还有什么！！！？
让他们把糊涂的头脑静下来听我进一步地解说吧：很明显的，如果工人争取组织工会、争取集会、争取罢工等等部分的政治要求，而工人群众得因此在工会、罢工、集会中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如果农民争取组织农民协会、争取农民自卫军等等，而农民得因此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如果贫民争取组织贫民协会、争取一切集会等等，而贫民得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如果兵士争取组织士兵委员会，参加一切市民大会或民众团体等等，而士兵群众得因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那末争取工农兵贫民都要有得参加的会议，即全权国民会议，就是说广大的工农兵贫民们就有机会在一个共同的团体之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因为争取普选的国民会议，就等于说：争取一切工、农、兵、贫民大团结的机会，大团结的政治自由！）
同样地，如果工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最低限度工资额、劳动保护法等等部分的要求，而工人群众得能够在这些共同要求之下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如果农民争取没收土地、争取废除重税重租等部分的要求，而农民群众得以在共同的要求之下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如果兵士争取分配土地、废除肉刑等部分的斗争，而士兵群众得以在一个共同的要求之下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如果贫民作废除消费税（如油盐）、义务教育、普及教育部分之斗争，而贫民群众得以在一个共同要求之下团结起来、行动起来；那末争取全权的国民会议，就必然成为工人、农民、兵士、贫民等的共同斗争目标，他们得在这个共同斗争目标或要求之下，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因为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第一是要求将“全”部政“权”交还人民，每一个工农兵贫民都在内。他不是沙皇或蒋介石所要召集的国民会议，而是列宁或德国李卜克内西所要召集的“立宪会议”即“国民会议”，第二是他绝对地要解决民族一切及工农兵贫民的生活问题的）。
再则，如果争取反帝国主义自由、争取与苏联联合、争取中国境内各小民族有自决权等等偏于民族问题的斗争，那末，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就是汇合民族斗争与生活斗争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一个总的政治斗争，因为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是摆明的要解决民族独立、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等等问题的。
再就地方性说，亦是这样：如果某地方民众起来争取召集市民大会、争取民众法庭等等，而作地方性的即部分的斗争（这些都是所谓“民主”的或“各阶级联合的”斗争！），那末，争取全部政权交给人民（每一个工农兵贫民都在内）及其代表（即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又必然的成为革命高潮未到来前的总的高级的政治斗争！
总之，上面种种解说，绝对无辩难地指示出：在革命高潮未到来以前，所谓“总的高级的政治斗争”，不得不是那个“腐臭得不堪”的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
（五）解答对国民会议策略的几个通常的怀疑问题
上文已经把从国民会议到革命高潮的重要关系述说了一下，现在让我们来答复几个常有的怀疑问题吧：
A．在革命高潮未到来以前，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维埃”“红军”作为“总的高级的政治斗争”吗？
这在上面已经答复得很清楚明白了。这是绝对不能的；这是倒因为果，等于把车放在马的前面。“苏维埃”“红军”是大罢工、大骚动或暴动的开始及其深入的过程当中，才能实现，才能成为行动口号；前乎此，他们只好是一种宣传的口号，因为他们绝对不能在没有革命高潮条件之前，用来作为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之用。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止，全中国广大劳苦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还极度的缺乏团结、组织与领导，更谈不上革命高潮的立刻到来；因此，在目前团结中国劳动阶级、组织中国劳动阶级、动员中国劳动阶级（以准备第三次中国革命之到来，并在革命高潮之开始及其深入的过程当中组织苏维埃与红军等等），不但必须也只有是争取组织工会自由、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土地归农民、反帝国主义、联合苏联等或大或小的然而都是所谓“部分的”斗争，而同时必须更加紧争取总的高级的要求，即召集普选全权的，包含解决八小时问题、土地问题、反帝国主义等问题的国民代表会议。至于宣传“苏维埃”“红军”的前途及其作用，那当然是可以而且应该加紧的。
B．中国南方已经有“五六省（！？）苏区与红军的存在与不平衡发展”（《时代青年》第七期），莫非我们还要去争取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吗？
这些话都是错误得严重，荒谬得刺目。目前全中国广大的劳动群众，尤其是产业无产阶级，在“专制”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种种压迫与束缚之下，在散漫无团结的状态之下，革命高潮既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显然的，现在他们极度地需要也只有是争取革命高潮的先决条件——即需要健强地广大地结合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他们不能像小孩们那样闲情逸致在墙壁上写一大堆“红军”“苏维埃”的粉笔字，来画饼充饥；他们更不能等待南方几百十县份的农民游击军队来代替他们——尤其是代替产业无产阶级——做救世军，攻打天下；恰恰相反，农民是绝对不能单独成功革命的，南方农村区域的一起一伏的革命火焰，只有在无产阶级本身从生产基础上挺身起来，准备或实行夺取中外资产阶级的工厂、银行、货栈、交通机关、军政机关及重要的宣传机关（如《中央日报》、《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等，推翻旧社会（资本制度及封建残余）的主要基础的时候，才是说“与现有的苏区配合起来，汇合而为全国革命高潮”，才有广大的胜利的前途。
不然，在无产阶级尤其是城市无产阶级本身没有挺身起来以前，即没有挺身起来或没有充分在行动上准备实行夺取工厂、银行、交通机关、军政机关等等的情形以前，南方的农民革命游击队，与农民漂浮的薄弱的“苏维埃”幌子，除了能够刺激鼓励城市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工农兵贫民而外，永远也不要梦想南方一隅的农民军队会打下武汉、南昌、长沙等等重要城市或海口，“而得到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永远也不要梦想：农民革命游击队能把产业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汇合为全国的革命高潮”！！
让那些口号革命家去听听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呼声吧；无产阶级正在说：“快快地把我们结合起来、组织起来吧！我们被束缚得太严紧了，被压迫得太涣散了！少叫些不合时机的口号，多做些实际工作呵！红军、苏维埃当然是我们唯一的救星，可是在现在他除了在南方有农民运动区域中能够‘试验’而外（‘红军’、‘苏维埃’策略的错误是另一回事），是无法来团结我们全国的劳苦群众，组织我们全国的劳苦群众，我们也没有方法忽地跳起来成立一个健全广大的总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忽地跳起来做到一个工农兵贫民群众的广大团结，忽地跳起来一致行动，爆发一个革命高潮，实行苏维埃、红军！假如你们说争取工会自由、罢工自由、召集市民大会等等以可“部分的”团结我们、动员我们，那末现在让我们来一个工农兵贫民学生都得参加的国民大会吧！任何形式、方式与名义，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团结革命力量、推动革命力量的总斗争的实际效用就好了。”
（注：关于中国南方农民问题，他们的发展如何，前途如何？能不能有真正的红军、苏维埃，甚至是“五六省”的（？！）以及现在“红军”策略的错误等等，当另文述及）
C．“中国的劳苦群众对统治阶级已失去了最后一丝的信仰，他们不要什么国民会议，我们又为什么要把他们拉进宪法的阶段去走一遭呢。”
这完全是昏话。对统治阶级失去最后一丝（？）的信仰是一回事，争取工农兵贫民求得团结的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又是另一回事。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不是俄国沙皇的国民会议，而是列宁以及世界布尔塞维克所号召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其功用与争取彻底民主的言论集会绝对自由一个样；争取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丝毫不妨碍同时打倒“统治阶级”。（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充分的告诉了我们：一九〇五年大革命开始时主要的两个口号是八小时制与召集国民会议；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时各有十来个重要的口号，其中都有“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第二，小官僚们说中国一般群众已不要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那是蒋介石、汪精卫和我们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要（也不敢要）这个！！可是广大的全国劳动者在无团结、无组织、无集体行动、无政治锻炼、无生活保障的今日，既然不能用从天上飞下一批红军、苏维埃来团结他们、组织他们，那末，如果有一个总的斗争目标、总的行动口号、总的团结方式，号召召集一个能够人人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并有全权来解决反帝国主义、八小时制、没收土地、废止军人专权等民族问题与生活问题的国民大会，谁说不要！？第三，就使某部分劳动者（世界各国都有过，德国盲动主义者曾领导过几万工人！）受了盲动主义的冲动，急于要有苏维埃、红军，可是这种左倾幼稚病是绝端有损害的；我们绝对需要向他们解释革命的形势与前途及整个策略路线，指示出目前争取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这一类的运动的必要与必然。因此就使他们不要，他们也不得不要！
D．“殖民地中国是不会有国民会议的民主运动的”（瞿秋白在一九二八年就是如此，当时还得到斯大林等“大革命家”之默许！）
这种是什么“估计”？！
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是任何国家资产阶级统治下所不会有的，何待于中国，但是一般的国民会议运动，那是世界各国都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用说，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国家如爱尔兰、印度、埃及、澳大利亚哪一个没有？！）自从瞿秋白“瞎说霸道”以后，恰恰相反，国民会议运动在中国已成为具体的事实，只有瞎子才不看见蒋介石御用的国民会议与国难会议，只有瞎子才看不见改组派国家主义派号召假民主的国民救国会议与国民代表会，才看不见第三党的号召普选的平民的国民会议等等事实！只有糊涂的官僚马克思主义者才会忽略了改组派、国家主义派、第三党等在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群众中的影响（例如上海、北平、天津各地几百个黄色工会领导下的工人直接间接的都受了改组派及第三党的欺骗，去拥护汪精卫、孙科等假的民主的国民救国会议等等）！我们预先断言：在不久的将来，群众运动愈向前发展，则不但一般中等资产阶级及上层小资产阶级为了解决矛盾（如应付各军阀专政等）起见必然要在国民会议运动里面奔跑，不但一般农民群众、贫民群众，必然要（注意：是不得不要！）热烈的参加这一运动，就是广大的工人阶级也必然的要（在散漫无团结等等的状态之下是不得不然的！）参加国民会议运动！同时统治阶级受各派在野政系及一般群众的压迫，也必然要迫得一步一步的（当然是不会彻底的）实现国民会议要求（如“五五”国民会议、国难会议、国民代表大会等），如果放弃了这一“总的高级的斗争”而不去设法参加并领导，那才是十足的取消派的行为！如果不放弃而更要领导这一必然到来的广大群众斗争，那末，无产阶级前卫必须提出“普选平等直接不记名投票的全权国民会议”的斗争口号；不放弃现阶段已经开始而且必然要发展的最广大的群众运动，揭破一切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对民主斗争的不彻底，夺取革命领导权，并准备在革命高潮一开始，就实现我们的苏维埃代表会议形式。
E．现在国民会议运动还没有广大开展，我们何必喊叫这个口号呢？
不，真正的布尔塞维克在很早很早就估计出运动发展的必然方向，并很早很早的就抓住这个发展的倾向；不然，等到运动来了，我们才手忙脚乱去参加，那是尾巴主义、机会主义、更是取消主义！谁见得远，做得早，谁就得到最后的胜利！
F．统治阶级只召集了一个打折扣的国民会议，那末我们也去参加吗？
当然要去参加！任何资产阶级统治者决不会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真正的立宪会议，只有在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所参加的国民会议没有一个不是打折扣的！我们要在国民会议运动中发动群众罢工示威等等争取选举时的宣传自由——争取无选举的人得到选举权，争取选举劳苦群众自己的代表，争取全部政权归普选的国民会议，争取（如果选上一些代表参加任何打折扣的国民会议）在国会内坚决提出普选平民直接不记名投票法的国民会议及彻底解决反帝国主义、没收土地、实行八小时制的问题，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团结广大劳苦阶级，宣传并鼓动广大群众起来反抗“不执行民主任务的中国统治阶级”，因此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而已。
G．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是不可能的，岂不是空喊口号吗？
第一，为什么要顾到将来可能不可能的问题？我们只要问：今日无团结、无组织的广大劳动者需不需要有一个总的、集合的政治斗争，推动第三次革命加速的到来？在必需的与必然要来到的国民会议运动当中，需不需要用彻底的（百分之百的）民主纲领去争取革命领导权？如果说需要，如果说他能在现时期中，做到团结群众、领导群众的话，那末，将来在革命高潮时期，就成立了苏维埃，就是不去实现这个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是丝毫无足轻重的。
第二，为什么知道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是不可能？！如果无产阶级因号召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团结群众，推动群众在一个总的目标之下，而爆发了革命高潮，那末，在革命高潮中所成立的苏维埃临时政府，亦不妨如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那样的由无产阶级临时苏维埃政府召集一下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当然召集了以后，仍得用武力或由到会多数工农的表决来解散他），显然的这不是不可能的事。但就是可能，我们终要比较好的制度，即苏维埃代表大会。
H．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是所谓“全民”的口号或是“各阶级联盟”的会议，因此那是“要不得”！
关于这点，叫他们问问自己：要求“言论集会绝对自由”不也是要求大家自由，不也是“各阶级”的和“全民的”吗？他们不免马上回答说：争取言论集会绝对自由，外表上虽似大家（包含资本家）有自由，谁都不许“非法的”侵犯谁，可是实际上用这个“全民的”“绝对自由”的口号只是为的争取劳苦群众的自由。那末，我们亦可以同样地答复这些昏虫们说：号召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外表虽似大家都有选举，都有政治活动之权利，是“各阶级的”，可是事实上，只是为的争取工农兵贫民的政治活动的权利与广大劳苦群众团结的机会！（如果这点还不明了，多读几遍列宁的《农民与革命》、《左倾幼稚病》、《两个策略》等书好了！）
I．“陈独秀们认为现在的资产阶级已经不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任务，但他们居然喊出‘各阶级联合’的‘全权的革命的国民大会’的口号。”
这完全表示斯大林官僚教育的破产！国民会议口号是一种准备时期中暂时期间的战略或手段，“无产阶级革命”是整个历史中某一总阶段的关键。第三次中国工农革命高潮到来时，无疑的中国城乡资本家、军阀地主是必然要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极端反动地来阻碍中国革命之发展，因此在第三次中国革命高潮中必然只有同时推翻中国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统治一起，然后革命才能成功。国民会议口号只是汇合各种部分的斗争，成为全国的革命高潮或汇合革命力量的一种手段（即战略）。由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推动高潮的到来，在革命高潮中推翻资产阶级及帝国主义的统治并建立苏维埃红军，这完全是辩证的过程。德国、法国、英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不革命”了，但无产阶级政党也居然号召“各阶级联合”的国民会议，孩子们可以明白了吧？！
J．最糊涂的就是他们常把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与统治阶级欺骗民众的假“国民会议”在名义上与意义上混合起来，到处散布政客式的卑鄙的谣言！
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之应用，在名义上、在方式上、在形式上都可变通的用不着去死守，像死守斯大林、布哈林官僚决议案那样！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可以叫做普选的全权的国民大会，或国民代表会议，可以叫做国民代表大会，可以叫做“立宪会议”（即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前后所用的名词），可以叫做人民代表者会议或人民代表会议（列宁多年所用的），可以叫做人人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及解决中国一切根本问题的民众代表会议等等。当我们向民众演说：民众们，让全国工农兵贫民妇女设法团结起来呵！起来！要求一个全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工农兵贫民妇女都要有代表参加；打倒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给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反对“国难会议”，反对“国民救国会议”！这就是国民会议口号之一种运用。另一种运用就是：劳苦群众们！大家在国民大会口号之下总团结起来，准备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成立苏维埃红军！这是和蒋介石或第三党的“国民会议”相同吗？只有最卑鄙的小政客才是这么说！
K．形式主义者又以为在现在南方的“苏维埃区”里是不能也不准去号召国民会议的；如果去号召，就断定他是富农、AB团之流！
这除了以卑鄙辱骂代替政治理论之外，而且根本是淡薄的、形式的见解；要知道在“苏区”里号召“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不但不会给以任何损失，反而会加强并扩大“苏区”或农民土地斗争的范围。这就是因为农民的小生产经济的地位使得他们常常动摇于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之间，全世界的农民斗争史无例外的告诉我们：农民受了严厉的压迫及假的民主主义的麻醉是必然的要动摇到资产阶级那方面去的；因此，无产阶级要取得农民的巩固信仰与联盟，就必须切实的和农民一块儿号召彻底的民主主义（即百分之百的民主主义，如彻底废除苛捐杂税、没收土地归贫农、言论集会绝对自由、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等）才可以使农民不为资产阶级的威胁利诱所动摇。因此？无产阶级应该在“苏区”广大农民中间号召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要挟全国统治阶级立即召集，如果统治阶级坚决不肯召集，或只召集了一个打折扣的国民会议，或“苏区”农民代表在国民会议内所提出的“没收土地”及“追认已没收的土地”等问题得不到解决，则农民更会对资产阶级统治者增加愤恨与仇视，更会回过头来拥护现有的“苏区”与“红军”，更会拚命扩大土地斗争与农民武装。至于工农的总政治口号——国民会议——得因此一致起来，那更是扩大革命的必要前提。只有形式主义者才会拒绝布尔塞维克的正确策略！只有形式主义者才是真正削弱并断送南方革命农民应有的发展！
（六）俄国一九〇五年列宁为什么中途放弃国民会议口号？
最后我们又有明确了解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事实的必要，因为《时代青年》糊涂虫认为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形势和目前中国革命形势一个样，至少是差不多；而当时列宁对国民会议口号是中途改变号召态度为反对态度的（列宁号召国民会议从十九世纪末年起，一直到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其间就只一九〇五年革命高潮到来时的这一次是停止号召国民会议的），因之中国的“官僚革命家”也要反对国民会议口号！可是，可怜的是：他们并不会（实是不敢）把一九〇五年的具体情形拿到太阳底下来给大家看看，而只会拿出一块一九〇五年列宁抵制国民会议的空洞招牌，胡说一顿！他们这种“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鬼符，只好去欺骗开始“左倾”的青年，但在第二秒钟里，他们在“左倾青年”的面前，就要表示完全破产！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形吧：
在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之下，一九〇五年由一月三日至□日，“几乎所有圣彼得堡的工人都罢工了，人数不下十五万”，“莫斯科在一月九日以后的十天罢工中，有百分之廿五的工人参加。罢工的范围几乎包括了俄国的大工业中心。很多的地方都发生了工人同警察及军队的冲突”。工人罢工“运动扩张到非常广大的范围”，“当时工人所提出来的要求与口号中，最主要的是有两个：一个是……八小时工作制，一个是……要求立宪会议（即国民会议）”。工人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一月九号的流血，不但没有镇压住，而且更扩大了他；白浮斯涅出斯基地方的夏季大罢工，参加了五万以上的工人，延长到六十九天。“当工人在城市中被禁止而不能开会的时候，他们全聚集到城外面去。好几万群众在那边聚集着，听他们的政治指导者社会民主党人（即列宁派）的演讲”。至十月时，革命更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形势更为紧张，举行了全俄总同盟的罢工。仅铁路工人一部分就有七十五万多工人（没有一个工业中心、大企业，没有一个大工厂不来参加这一次十月全国总同盟罢工的）。（《俄国革命全史》）
大家看！在这种情形之下，在由号召八小时工作制及国民会议等要求出发而到了革命高潮的这种情形之下；沙皇的“国民会议当然不能阻止革命潮流之高涨”，无产阶级当然应该提出“苏维埃”口号，指挥同盟大罢工，指挥暴动，成立苏维埃政权。
可是观察观察目前中国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工、农、兵、贫民的本身！不用说没有全国政治同盟罢工，连部分的政治罢工亦绝少发生，至于健强的广大的赤色总工会及工会细胞，健强广大的、无产阶级基础雄厚的无产政党，以及工、农、兵、贫民共同结合或联合战线的团体与组织等等的缺少，更是不可讳言的事实。如果在这时候企图以“自己心理的愿望”，抵制那在革命高潮未到来前唯一能够（也只有是他才能够）团结全国群众、组织全国群众、动员全国群众的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政治斗争，而高喊不合时期的“苏维埃”、“红军”等口号？那不是真正的取消派还是什么？
真的！“愈无耻的叛徒，愈善于断章取义地旁行左证来拥护他们的骗局。但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光烛下，在群众斗争的实践上（应该具体的说：在明了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史实之后，在必然会证验的八小时制、没收土地、反帝国主义及国民会议这四个运动当中），一切的取消主义机会主义的魑魅魍魉终于要原形毕露的！”这就是小官僚们对斯大林、布哈林及自己判决了死刑！
七、结论：国民会议运动在中国目前之必要与必然
现在让我们来做一个结论：
1、中国第三次革命高潮到来时，只有用武装力量推翻资本家军阀地主及帝国主义一起，才能彻底完成民族革命及土地革命的任务；只有在革命高潮的开始及其深入的当中，才能成立苏维埃以至于红军；但要把各方面部分的斗争汇合而为总的政治斗争，那除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没有别的。
2、商品经济的向前发展，货币流通的扩大，中外资本在国内的日渐增加，军阀法西斯专政的强横，群众运动之抬头，……这种种必然的要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会议运动逐渐地开展。广大的劳苦群众将要为了要求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而广大地集合起来、行动起来，像为了反帝国主义与争取一切自由运动那个样。谁的眼光远大，谁把这个总斗争发动得早，谁就是忠实的革命者，谁就是革命的最后的胜利者！
目前我们的总的政治任务，就应该是：
1、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统一中国！
2、普遍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3、没收土地归贫农！拥护南方土地革命！
4、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国民大会，解决中国当前的重要问题：
a．保证民族完全独立——全国人民武装驱逐帝国主义军队出境，没收帝国主义财产等；
b．保证国家统一——撤废国民党专政，各派系军阀受国民会议制裁，言论集会等绝对自由；
c．确定八小时工作制、劳动保护法等；
d．没收土地归贫农，彻底废除苛捐杂税；
e．改善兵士待遇、军队民主化等；
f．改善贫民生活——救济灾民、难民、贫民，普及义务教育等；
g．联合苏联；中国各小民族平等自决。
世界革命及中国革命的领导已经逐渐回复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斯大林派革命理论的贫乏与政治路线的破产，一天一天成为彰明昭著的事实。同时，中国的工人运动及总政治斗争——国民会议运动也已逐渐开展，走向第三次革命，让我们中国广大劳动群众，在国民会议口号之下团结起来集合起来，准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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