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二十三章 卡特一塌糊涂的外交重点
高挂在非洲之角上
卡特总统对人权问题抱道德化的看法，布热津斯基则一有机会就坚持反对共产主义，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我们与卡特政府关系的各个方面的关联性在1978年再度强烈地自我展示出来了。它表明美国在极力加大对苏联的限制，从而降低缓和的程度。苏联在国内外的举措于是就完全取决于莫斯科对最高级会谈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谈判的总体进度所抱的希望。这两者向来是我们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它们在1978年上半年下降到了低点，此后开始上升，不过与尼克松和基辛格时期的缓和程度相比差得还很远。但有节制和有选择的缓和这一原则，确实仍然是防止核战争威胁的主导力量。双方都在地区性冲突中上下其手，这样做危险系数固然甚低，但却引起了外交和政治上的严重不和。
至1978年初，地处非洲之角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之间的冲突成了美苏角逐的核心。索马里约有200万游牧民生活在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省，故长期以来索马里要求将该省划入自己的版图。1974年，埃塞俄比亚的海尔·塞拉西[1]皇帝在亚的斯亚贝巴被一个军事集团所推翻。在数年的内乱和争夺之后，陆军上校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2]于1977年2月成为领导人，他还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曾得到苏联军备援助的索马里趁埃塞俄比亚国内动荡不安之机，占领了欧加登省。
莫斯科起初与索马里保持友好关系，于1974年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我们向他们提供武器，而他们则允许苏联船只使用亚丁湾的伯贝拉港和红海南端的入口。美国在埃塞俄比亚的皇帝被推翻之前，一直是其传统的盟国。
菲德尔·卡斯特罗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曾访问这一地区，并试图组织一个进步阵线，亦即将索马里、 埃塞俄比亚和南部也门组成一个联盟。南部也门地处亚丁湾的另一边，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隔海相望。由于索马里坚持不肯归还所占领的欧加登省，使这一尝试未能成功。门格斯图上校在埃塞俄比亚的统治得到了苏联和古巴的支持，从而阻止了索马里军队向埃塞俄比亚境内的进一步推进。所有这些导致超级大国的位置发生荒唐的颠倒；事实上它们不过是相互交换了各自的附庸。
由于苏联转而支持埃塞俄比亚，美国便相应地抓紧停止了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援助，同时指责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新政府侵犯人权。（真正的原因当然是皇帝倒台了，而取代者显然是左翼分子。）此时华盛顿把注意力转向索马里，而且由于索马里在1977年底因莫斯科拒绝提供更多武器而取消了与苏联的条约，美国便更加关注索马里。苏联随之与埃塞俄比亚签订了一个同样的条约。 1977年底，大约2000名古巴军队和1000名苏联军事顾问被派往亚的斯亚贝巴。索马里被迫在欧加登省退却，但仍控制着该省的很大一部分。
从地缘政治学的长远观点来看，非洲这一地区事态的发展对当地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莫斯科的政治领导层就持这种看法。然而，苏联和古巴进驻安哥拉刚刚两年，紧接着又干预非洲另一国家，由古巴部署特遣部队，苏联予以运输和其他后勤援助，于是引起西方尤其是美国一片哗然。人们怀疑苏联已采取一种新的战略，在第三世界对西方实行挑战和迂回包抄。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此事很快成了卡特政府与莫斯科关系中的一个首要问题，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并在卡特政府内部引起严重不和。布热津斯基在表达上述疑意时态度最为咄咄逼人，而他的主要反对者是万斯。万斯在回忆录中解释说，他并不认为苏联在非洲的活动与什么重大的计划有关，它不过是企图利用地方冲突占点便宜，但国内反对苏联和古巴进行干预的政治压力很大，使政府未能把它们当作地方冲突对待。
然而，我们两国关系的各个方面所存在的关联性却要求延缓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和其他一些裁军谈判，并在贸易和高层访问方面施加一些限制。万斯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这样会阻碍产生成果，但关联性的作用在不断增强。
我身为大使，对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关注非洲这个地区事态的心情是相当熟悉的。我能很有把握地说，克里姆林宫在这个地区没有什么长远的全球计划，万斯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由于对安哥拉的干预并未使其受到重大的国际复杂局势的牵累，莫斯科便毫无顾忌地在其他国家大打出手，开始是在埃塞俄比亚，接下来是在也门以及若干非洲和中东国家，最后登峰造极的是在阿富汗。
上述每一种局面的出现当然都有当地的具体情况，但它们所依据的却是国际大团结这样一种简单而原始的观念，这种观念意味着我们在反帝斗争中尽自己的责任。这些情形通常与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任何关系，而不过是在一些各派争夺权力的国家基于意识形态来干涉其内部事务，但这都无关宏旨。克里姆林宫有些人对我国卷入那些遥远地区的冲突深感荣耀，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就使苏联成了一个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然而这却是一 种轻率浮躁的想法。
了解外交事务的决策机制在克里姆林宫的运作情形，对于理解我们在第三世界那些有时异乎寻常的政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按常规，对当前问题的处理都是先由外交部提出建议。实际上主要是葛罗米柯本人一手操持，而且他的所有建议照例都被悉数采纳。他是公认的权威，尤其是具体跟西方和美国打交道的权威，而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也坚持捍卫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权威地位。总的来说，他是一个谨慎的人，只要不涉及苏联的核心利益，他就反对与美国进行严重对抗。
不过，第三世界并非他最拿手的领域。他认为在那里发生的事件终归不能对苏联和美国的基本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而结果证明他无疑低估了这一点。此外，在传统上，苏联外交部并未真正和第三世界解放运动的领袖们打得火热，与这批人打交道的是党的国际部，其负责人是中央书记鲍里斯·波诺马廖夫。他看不起葛罗米柯，葛罗米柯也不把他放在眼里。
在第三世界的所有这些工作，特别是涉及解放运动的工作，是由政治局很有影响的二号人物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来统筹的，他多年来一直负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和国际活动。在他看来，第三世界的所有斗争都有其意识形态基础，即帝国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团结一致的口号下，他和他在党内的积极追随者设法使政治局介入了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冒险之中。在这方面克格勃给予他支持，因为党在这个领域的联系都是通过克格勃成员来办理的。军方打算送去武器和顾问，但不打算派出苏联军队。
苏联许多职业外交家都反对我们深深地卷入这些遥远地区的 事务，但当这都是以党的名义来进行的时候，还有谁会公开唱对台戏呢？有些外交家，包括我本人在内，曾自行设法在西方通过非正式的谈话来减轻其不利影响。我们对我们的西方同事解释说，所有这些行动都不过是一时冲动，并不一定是什么苏联刻意瓦解西方世界地位的庞大计划的组成部分。但在他们对我们在那些遥远地区的冒险性插手行为深为反感的情形下，这是很难说服人的，而且还在美国引起了甚为消极的反应。
我曾尝试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波诺马廖夫及其他人解释，我们在第三世界的冒险破坏了我们与华盛顿的关系。他们个人的反应都是一成不变的：美国人自己在全球如此活跃，为什么要对我们啧有烦言？
我正巧曾参加多次讨论安哥拉、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问题的政治局会议，因此我可以说，苏联甚至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过美国的不满。政治局认为这些不满与美国合法的切身利益完全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不把它们看成是和华盛顿的关系中的主要因素。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战略价值也未在政治局进行过积极的讨论，它们和苏联隔得实在过于遥远。但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和乌斯季诺夫为首的我国一些高级将领却玩弄这种想法：我们的旗帜在那些遥远的地区飘扬，便意味着对美国的蔑视，这使他们感到兴高采烈。有一种理论认为，所有这些多少证明苏联已是一个必须加以认真对待的世界强国，勃列日涅夫对这一说法引以为荣，我怀疑那些高级将领私下里利用他的这种虚荣心玩什么花样。这有助于解释勃列日涅夫为什么偶尔支持我们的某些冒险行动，而苏斯洛夫则为这些行动在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提供证明。不过，只有当确切无疑地知道这些冒险不会导致和美国的直接对抗时，勃列日涅夫才会表示支持。
万斯在1月14日和我的一次私人谈话中提出了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的冲突问题。我告诉他，莫斯科不接受美国关于苏联卷入的说法，也不同意美国提出的和平解决方案，索马里军队必须撤出埃塞俄比亚。与此同时，美国的反苏集团和新闻界则日益急切地把我们在非洲之角的活动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及其他问题联系起来。在3月2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到这种联系时，卡特总统加以否定，但他又说是苏联的行为使之与其他政策产生了联系。 3月17日，卡特在韦克福里斯特大学发表讲话谈到，由于苏联有着一种插手地区冲突的“卑鄙嗜好”，美国有必要对自己的军事战略作“一次重要的重新估价”。
我们使馆曾提醒莫斯科，华盛顿乃是从全球观点来看待这类事情的，即便并无确切理由这样做，故非洲之角的局势看起来开始有点像1975年安哥拉的事件，“为各式各样的反对我们两国良好关系的人提供了弹药，使这种关系处于炮火攻击之下”。我们的报告还指出，古巴在这个地区的投入对美国人来说仍然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情。使馆向莫斯科建议说，可试着从对苏美关系的潜在损害这面棱镜来看非洲。但莫斯科仍旧认为美国的反应不过是在我们之间持续的意识形态斗争框架内的又一系列宣传攻势而已，因而加以贬斥。
在1月31日我与万斯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谈中，这一不同的方式变得格外突出。他有点紧张不安地说，一些苏联战舰和登陆艇在红海集结，这就动摇了他自己关于和莫斯科保持良好关系的主张。 他补充道：“我要直率地告诉你，总统身边有些人对他说，苏联最近的行动乃是对总统个人的直接挑战，是在试探他是否坚定有力，他应当向俄国人表明，他不可以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
我知道，万斯对美国舆论的警觉完全是有根有据的。但我唯一能真心诚意做的事情就是对他解释说，莫斯科并非一心要试探总统的意志。我试着用一种极为私人的方式告诉他事情的意识形态的一面，但这当然无济于事。显而易见，我们两国在这一地区卷入了一场真正的冲突，或许我们的卷入可用以促成问题的解决。可是我们应当如何下手呢。
曾有过一次尝试。1978年1月，葛罗米柯正式倡议由美苏对非洲之角的局势进行联合调停，但卡特政府对这一提议嗤之以鼻，因为这会使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出现合法化，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就作过这样的解释。他在这里听起来有点像亨利·基辛格，后者曾用同样的说法来反对苏联参与一次解决中东问题的行动。苏联还曾提议重开中断了的关于在印度洋地区限制军备的谈判，但也为卡特政府所拒绝。还有更多失去的机会将会凑在一起。
在与万斯会谈1个月之后，我又跟布热津斯基讨论了非洲的种种问题。他的千言万语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那就是卡特感到越来越不安。他反复强调，苏联和古巴军队在埃塞俄比亚的出现对西方利益构成威胁，危及中东与美国、西欧之间的各条石油运输通道的安全。他说它们有可能被“切断”。
我问他何以认为苏联真能切断石油运输线。它会攻击和打沉美国的运油船吗？那将构成一种直接的战争行为。白宫果真抱有这种荒谬的想法吗？布热津斯基承认，虽然白宫并未给这种说法提供多少凭证，但这一过于简单化的观念却在国会和美国媒体中广泛流传。我们没有再作争论，但他仍然清楚地表明，我国在这个地区的出现是不受欢迎的。
在卡特政府内部忧虑不安的情绪变得日益强烈。3月24日，万斯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苏美关系已“进入一个不稳定的阶段”。 卡特决定要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进行秘密接触。可口可乐公司的保罗·奥斯汀曾悄悄告诉我，他曾飞往古巴为卡特执行秘密使命，见到了古巴领导人，并以总统的名义告诉他，古巴在国外的行动使美国难以继续华盛顿和哈瓦那之间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卡恃一直坚持以此为他的一个目标。卡特捎去的信息说，妨碍正常化的主要绊脚石乃是古巴在非洲特别是埃塞俄比亚的军事行动。卡斯特罗要他告诉卡特总统，决不会有一个古巴士兵越过索马里边界。我后来从万斯那里获知，菲德尔当时断然拒绝就非洲问题对美国人作出任何承诺，宣称他将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莫斯科和华盛顿在所谓非洲事务上几乎完全徒劳地花费了如此巨大的精力，我现在回想起来不禁十分吃惊。20年后没有人（除了历史学家）还会记得这些事情。甚至当1992年乔治·布什派美国海军陆战队赴索马里参加联合国部队救援那里的饥民时，只有新闻界少数几个人评论说，索马里当时盛行的无政府状态的种子极有可能是15年前超级大国插手时种下的，而美国政府中则没有一个人提及此事。若干国家的内部纷争都粘在了冷战这张网上，索马里只是其中之一，其他国家还有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等，所以这些国家由于和两个超级大国牵扯在一起，结果都变得每况愈下。
我们卷入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冲突，涉足安哥拉的战争，这都是十分严重的错误。我们向这些地区提供军事装备，古巴部队在那里进行活动，特别是我们通过我们的空运把他们送到那里，这些就使美国人确信，莫斯科已发动一场反对他们的斗争，以便在非洲实行控制。我当然知道，某些空运是通过国防部而由我们的使馆武官当场安排的，外交部很少知情。美国就此事发表了许多正式声明，在批评我们的人中，有不少本来是对我们怀有良好愿望的。
缓和变得一团糟
克里姆林宫虽然对威胁缓和的因素感到担忧，但还是低估了这些因素。政治局在5月初开了一次特别会议，讨论美国日益强烈的攻击问题。我参加了讨论，想要描绘一幅苏美关系的客观图景，特别是介绍美国人是如何看待苏联的行动的。要说服政治局是殊为不易的，因为意识形态的偏见依然十分强烈。
政治局的成员坚定不移地相信，旧的殖民帝国正在崩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普遍衰弱，这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历史进程。苏斯洛夫在勃列日涅夫的支持下宣称，这些都不是我们促成的，因为它们乃是“历史的必然”。我们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无论何时只要可能就应当支持这一进程，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想刻意瓦解甚或伤害美国的利益，这丝毫不涉及两国政府和两个国家的关系。这就是苏联最高领导层进行官方推理的咒文。当然，那些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人，诸如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和柯西金等人，知道局面并非如此简单，但当触及到我党意识形态的核心时，他们通常宁可不发表强烈的反对意见。
话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很有意思地注意到，那次会议的最后决定并不是调整或纠正我们在第三世界或人权领域的行动，而是“改进”对我们的观点与行动的“解释”，“更为积极地捍卫我们的立场”。那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并没有什么错，错的仅只是我们的宣传。
勃列日涅夫企图使苏联在缓和问题上的立场免受西方日益强烈的批评，公开否认关于苏联在第三世界进行干涉的指责，并争辩说，在缓和与苏联和“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自由的各国”的关系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之处。他同时还为缓和辩护，认为它是苏美关系的基础。勃列日涅夫在说出他的看法时信心十足，这固然是没有疑问的，但我们和美国的争执，的确是源于苏美两国对缓和的看法上存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导致对苏联在一些地区冲突中的活动的解释发生更大歧义。对克里姆林宫领导层来说，缓和同样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现在尤其如此，因为莫斯科已被公认为平等的核超级大国，并在全球发挥作用。但在美国公众看来，苏联对第三世界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政策，完全是毫无道理和侵略性的。这是一种怒气冲冲的看法，克里姆林宫仍然十分明显地低估了这种看法的力量。
卡特政府对缓和同样有自己的看法，只不过更为暧昧不清而已。卡特政府的观点有点过于简单化，认为缓和是基于由合作与较量所构成的这一公式的；万斯倾向于寻求新的合作领域，而布热津斯基则更注意较量的一面。国务卿认为，对于华盛顿和莫斯科有关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冲突的分歧，不可作出过高的估计，以免掩盖苏美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尤其是限制战略武器的问题。与此相对照，在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看来，几乎苏联的所有政治行动都是反对美国利益的阴谋诡计，因而更倾向于主张斗争，而不是合作。
在我的外交同伴中间，上述意见分歧乃是公开的秘密。许多消息是从白宫本身泄露出来的，大部分是通过布热津斯基的支持者的渠道。外国的大使们于是不禁感到十分好奇，这几个人品质和观点如此不同，卡特总统如何可能使用他们，并听取他们的建议。这是否可以解释卡特的外交政策何以摇摆不定和缺乏固定的重心呢？但是，到底什么是他自己的立场呢？
由于卡特又恢复了同中国的关系，他打这张牌，希望能对苏联施加压力，因而问题并未变得更为明了。布热津斯基积极促成这一局面，他被派遣到北京执行外交使命，希望这能引起莫斯科的注意，并使其怀疑变得牢固。而这恰恰是万斯所不想做的。
在5月21日至23日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时，苏中关系正处于重要的关头。当时北京刚刚拒绝苏联关于开始两国边界纠纷谈判的动议。在苏中边界发生了多次冲突。勃列日涅夫和乌斯季诺夫曾到过苏联的远东地区边境，视察并加强那里的防卫力量。布热津斯基在北京进行的谈判涉及美国的战略计划和技术援助，涉及在非洲和其他地区开展合作以对抗苏联政策的种种计划，对此他显然表现得兴致勃勃。他走得很远，甚至公开抨击“北极熊”。
莫斯科对此不可能视而不见，勃列日涅夫公开抨击打中国这张牌来对付我们的“可笑”做法，说这是“一种短视而危险的政策”。尽管如此，莫斯科还是决定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5月27日，葛罗米柯在华盛顿会见了卡特，提出了苏联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的若干重大让步，同意冻结苏联重型导弹所携带的弹头数量（每枚 SS-18导弹所携带的弹头不超过10个，而不是它实际所能携带的20 至30个）。他们审议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草案。他们取得了某些进展，但仍未能完成这一草案。
不幸的是，卡特提出讨论苏联的人权和古巴插手非洲的问题，这很尖锐而又毫无成果。葛罗米柯一向以克制谨慎而闻名，但在回到使馆后，他简洁而强烈地指责卡特顽固纠缠于那些我们认为属于苏联内部事务的问题。
5月27日，葛罗米柯还与万斯进行了长时间的单独会谈。双方不用宣传腔调，而是坦率和会意地一致认为，苏美关系走进了一条危险的死胡同。我后来得知，万斯两天后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敦促卡特反思苏美关系，因为他的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实际持两种不同的看法。他提醒说，总统从某些资深官员（他指的是布热津斯基）那里得到的建议，如果做得过头，就会引起苏联强硬的逆反行动。例如，人权攻势可能促使苏联更为严厉地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到那时行政当局又将做什么呢？他批评用中国牌来对付我们，但他认为美国在第三世界掌握着“几乎所有的牌”，因而行政当局应当更具自信。不过他反对把苏联在第三世界的行为和“我们自己的根本利益”相关的问题联系起来，譬如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在我看来，这份备忘录体现了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预防美国外交政策的消极转向，因为万斯预见到，如果布热津斯基的意见占上风，就会发生那样的事情。然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却利用每天向卡特作简要汇报的机会，继续促成一种更强硬的政策，借助我们的双边关系来增加对苏联的压力。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14名成员给卡特写信，要求他结束因政府内部意见分歧而引起的混乱状况。卡特于是决定发表一项关于苏美关系的政策声明。他私下里请布热津斯基和万斯分别起草他的演说稿，最后的定稿由卡特本人准备。6月7日他在自己的母校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发表了这次演说。这个演说把缓和与对抗、常识与好斗言辞、万斯的意见和布热津斯基的观点奇异地揉合在一起。
卡特在开头说，我们两国之间的缓和乃是和平的基本要素，应当对它作出清楚的界定，使之真正对双方都有利。卡特颂扬美国的民主理想和原则，同时攻击苏联的整个制度，尖锐批评苏联的人权政策。他说：“我们要扩大和苏联的协作，但同样也要和新兴国家协作，和东欧国家协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协作。在世界上那些尚未实行真正的自决和多数人统治原则的地区，我们尤为致力于达到这两项目标。”他在结束演说时托出了主题：“苏联既可以选择对抗，也可以选择合作。美国已做好面对任何一种选择的充分准备。” 总统内心的确切想法究竟是什么，这一点并不十分明确。美国新闻界把这次演说描绘成对苏联领导人的一次挑战。苏联和美国许多人得到的印象则是，卡特所倒向的政策并非缓和，而是对抗。苏联的《真理报》发表一篇经政治局同意的文章，说总统的演说显示了布热津斯基那咄咄逼人的一手，带有重开冷战的危险。
就在演说后的第二天，万斯吞吞吐吐地告诉我，总统希望莫斯科能够平心静气地对待他的演说。我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依我之见，这个演说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平心静气。万斯在接下来的坦率交谈中说，在最近几周的整个辩论和总统对苏联的公开态度中，有一个心理上的背景，那就是卡特十分担心，不仅仅在莫斯科，而且在他自己的国家，人们不把他看成一个坚定果断的总统。他的这种担忧的部分根据在于，他在民意测验中的支持率下降得很厉害，而且公众对他作为总统的表现普遍反应消极。万斯说，这种优柔寡断、犹疑不定的政客形象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他未能说服国会通过他的若干重要法案，由于他同意对战略武器最高限额作很少一点的削减，由于他在是否部署中子弹——一种只致人死命而不毁坏财物的新发明——的问题上说了不少套话。这与他在总统任期开始时所唱的高调形成鲜明对照。他在国内事务方面的声誉也受到严重损害，因为他在批准巴拿马运河条约的斗争中损失了大量个人政治资本。而且万斯还说，卡特认为，他这种软弱和倒霉的总统形象，乃是导致“莫斯科的强硬挑战”的原因。于是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怀疑，莫斯科在盘算趁机从中渔利。
大致与此同时，政治局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听取勃列日涅夫的讲话。他在讲话中警告说，国际局势严重恶化，他认为责任在于卡特政府的“日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包括总统本人和他的亲密同事，特别是布热津斯基的尖锐的反苏言论。他说，各种反苏派和军事工业联合体通常合而为一，卡特似乎正受到这一联合体的影响，但他同时也想打出恢复冷战的旗帜，以争取再度当选总统。勃列日涅夫声称，这一方针还影响了美国对北约、非洲和中国的政策，他建议按这种思路写一篇严肃的长文，在苏联的所有报纸上刊出，同时为华约各国政府起草一项声明，指责北约理事会最近的一次会议加剧军备竞赛。政治局表示同意。
在此同时，从国会传来了新的警告信号。参议员弗兰克·丘奇[3]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是个很有势力的人物，后来做了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他告诉我，“在最近两三个月里，行政当局试图挫败国会对各种政治问题的反对时，实际上无一不是打出了反苏这张王牌”。 丘奇说，行政当局的所有立论都建立在苏联实行扩张主义这种陈腐说法上，他指出，白宫而不是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依赖原始的反共主义，这还是第一次。
“我告诉你这些的原因是，”丘奇说，“白宫在国会制造的气氛致使参议员中间对苏联的怀疑和沙文主义情绪日益强烈。在参议院，围绕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阴云正在集聚。行政当局如果不采取紧急步骤，参议院可能不会批准这个协议。”他说，最好是把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条约的表决推迟到1978年国会选举以后，以便让苏美关系稳定下来。果不其然，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霍华德·贝克[4]在7月间公开要求中止和苏联的所有谈判。他说，从战略上看，苏联在非洲的干涉比限制战略核武器更为重要。
陷入僵局
在这一年余下的日子里，我们两国的关系每况愈下。实际上，不论是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是中东问题，不论是对古巴的惊恐还是利用中国对付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日益纠结在误解和怀疑这张网里，同时卡特政府内部的纷争又使事情变得更糟，我们是无法摆脱这种纷争的池鱼之殃的。
苏联对人权的践踏使我们的讨论变得更加迷雾重重。有两个联合国的苏联雇员在5月份被捕，其罪名是从事间谍活动，6个月后被判处50年监禁。卡特政府想以此交换被监禁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为此我和万斯、布热津斯基进行了好几次不愉快的会谈。这些讨论花费了许多时间，弄僵了使馆和国务院之间的工作关系，更糟的是恶化了我们两国政府的关系。万斯作出了一个友好的姿态，提议用两个联合国雇员交换被控从事间谍活动的夏兰斯基。这样他们都会免于受审。我个人支持这个主意，并向莫斯科提出了建议。万斯的苏联事务顾问马歇尔·舒尔曼告诉我，这次交换是卡特总统出的点子。但莫斯科马上表示拒绝。这一毫不让步的决定使我感到困惑，因为对双方来说，这个交易都是走出僵局的合理途径。唯一可能的解释乃是苏联领导层对卡特个人怀有强烈的不满。
随着夏兰斯基和金兹堡的审判日益临近，万斯于6月7日再次找到我，对这两个审判在我们双边关系中意味着什么表示深切关注。他还表示，他将于7月12日至13日在日内瓦会见葛罗米柯，莫斯科计划就在这个时候进行审判，他个人对此感到遗憾。如果审判不推迟一两个星期，他在国内将被置于十分微妙的地位，卡特可能不会同意他在这种情势下会见葛罗米柯。他在第二天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审判“只会影响我们两国关系的气氛”。
两天后舒尔曼告诉我，卡特是同意这次会面的，但他计划就审判发表一个更为强烈的声明。同时还要宣布，他的科学问题助手弗兰克·普雷斯[5]将取消一次已计划好的对苏联的访问。普雷斯此前已提醒我，“高层决定”已经作出，如果夏兰斯基受审，他就拒绝我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的访问邀请。舒尔曼说，图恩[6]大使已从莫斯科发回电报，主张取消万斯和葛罗米柯的会谈。这封电报在总统的办公室里就引发了一场争论。在场的多数人打算支持图恩。万斯死活不同意取消会谈，而布热津斯基则建议推迟。卡特本人在两可之间。万斯宣称，如果总统取消这次会谈，那么卡特和勃列日涅夫的最高级会谈就会无限延期，至此事情才决定下来。
然而，一系列不够重大的和科技的访问与接触被取消了。7月底，卡特总统的母亲访问了梵蒂冈，向教皇保罗六世[7]转交了她儿子的一封个人信件，信中呼吁罗马天主教会在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权斗争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总之，在卡特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之间日益强烈的敌视中，我们两国的关系陷入了更深的僵局，且不说卡特自己的下属意见不一和彼此争权夺力也对此产生了影响。
当葛罗米柯和万斯于12月21日至23日在日内瓦会晤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延迟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协议的完成。万斯带着卡特的指示，要在监控导弹试验的遥测信息以有助于证实是否遵守协议的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万斯在和葛罗米柯讨论这个问题后，试图根据葛罗米柯提出的妥协调整美国的立场。他随即向华盛顿发了电报。第二天，万斯正和葛罗米柯在我国代表团驻地会谈时接到了布热津斯基打来的电话。由于使用的是普通的公开电话线路，我们无意中得知了他们通话的全部细节。布热津斯基告诉万斯，卡特决意坚持他的决定，并将在最高级会谈时向勃列日涅夫重申。他补充说，他得到了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和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的支持。万斯两度试图为他的妥协方案辩解，但纯属徒劳。当时的整个场面使我们甚感尴尬，因为布热津斯基好像在给国务卿下达严厉的指示。
[1] 海尔·塞拉西一世（阿姆哈拉语：ቀዳማዊ ኃይለ ሥላሴ，英语：Haile Selassie I，1892年7月23日——1975年8月27日），原名里·塔法里·马康南（Lij Tafari Makonnen）。埃塞俄比亚帝国末代皇帝。1906—1907年任萨拉尔县长。1907—1910年任西达摩省长。1910—1916年任哈拉尔总督。1916—1930年任摄政王。1930—1936年、1941—1974年任埃塞俄比亚帝国皇帝。1936年埃塞俄比亚被意大利吞并后流亡英国。1941年回国，并消灭了意大利侵略军。1974年被推翻下台，软禁在皇宫中。1975年被暗杀身亡。
[2] 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Mengistu Haile Mariam，1937年5月21日—— ），1964年入伍。1974年参加埃塞俄比亚革命。1975—1977年任埃塞俄比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77—1987年任革命委员会主席，期间逐渐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1984年创立埃塞俄比亚工人党，并于1984—1991年担任总书记。1987年创立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并于1987—1991年任总统。1990年抛弃共产主义。1991年被推翻下台，流亡津巴布韦。
[3] 弗兰克·福雷斯特·丘奇三世（Frank Forrester Church III，1924年7月25日——1984年4月7日），1942—1946年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曾在缅甸作战。1950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57—1981年任参议院议员。1976年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主党内初选中败给了卡特。1981年以后从事法律研究工作。1984年去世。
[4] 小霍华德·亨利·贝克（Howard Henry Baker Jr.，1925年11月15日——2014年6月26日），美国外交官。出身于政治世家。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49年毕业于田纳西大学。1967—1985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73—1974年任水门事件委员会委员，1977—1979年、1980—1981年任少数党领袖，1977—1979年、1980—1985年任共和党会议领袖，1981—1985年任多数党领袖。1980年参加总统选举，但在共和党艾奥瓦州预选失利后退选。1984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87—1988年任白宫办公厅主任。2001—2005年任驻日本大使。2005—2011年任国际选举系统基金会董事会成员。2007年参与创立两党政策中心。2014年去世。
[5] 弗兰克·普雷斯（Frank Press，1924年12月4日——2020年1月29日），美国地球物理学家。1949年毕业于纽约城市学院。1957—1965年任加州理工学院地震实验室主任，期间参与建造月球地震仪，用于“阿波罗11号”登月活动。1965—1976年任麻省理工学院地球与行星科学系主任。1976—1981年任总统特别顾问。1977—1981年任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厅主任。1981—1993年任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兼国家研究理事会主席。1996年创办休伦咨询集团（WAG），协助成立了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2020年去世。
[6] 马尔科姆·图恩（Malcolm Toon，1916年7月4日——2009年2月12日），美国外交官。出身于一个苏格兰移民家庭。1942—1946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参加了太平洋战争。1946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69—1971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71—1975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75—1976年任驻以色列大使。1977—1979年任驻苏联大使。苏联解体后，曾领导美俄战俘军事行动联合委员会。2009年去世。
[7] 保罗六世（Paul VI，1897年9月26日——1978年8月6日），原名乔瓦尼·巴蒂斯塔·恩利科·安东尼奥·玛丽亚·蒙蒂尼（Giovanni Battista Enrico Antonio Maria Montini），1916年起开始担任神父。1920年晋铎。1923—1931年任教廷驻华沙大使馆秘书。1933年起进入国务院工作。1944—1954年任副国务卿。1955—1958年任米兰大主教。1958—1963年任枢机主教。1963—1978年任梵蒂冈教皇。1978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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