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里根总统时期：1981—1989
第二十七章 自相矛盾的罗纳德·里根
恢复冷战
罗纳德·里根在总统任内先是恢复了冷战以来最黑暗的日子，然后又给苏美关系带来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大程度的改善。这种矛盾现象使许多人着迷，其中既有学者，也有普通人。但现在依然很难肯定它究竟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产物，还是产生于自觉的行动，抑或只是两国领导人时时摇摆的计划。不过罗纳德·里根本人在这种历史转变中决不是一个傀儡。我认为里根也许不了解细节问题，但他对自己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非常关心外交事务。他是结束冷战的一个主要领导人。
在这位引人注目的新领袖赢得选举的最后胜利并领导美国之后，三位有病的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尤里·安德罗波夫和康士坦丁·契尔年科在里根总统第一届任期内出现了飞快的更替，他们的政策保持了连续性。他们都认识到，核战争无论如何应予避免，哪怕是最小的合作都符合苏美的利益。尽管他们言词上都很革命，但他们憎恨变革，然而，他们对军备限制谈判都表示出兴趣，换句话说，他们想建立一种军事缓和的机制。但政治缓和的恢复暂时似乎毫无希望。
从1981年到1983年，苏联政府不仅在公开讲话中，而且通过我直接参与的私下外交接触表示赞成继续与美国政府对话，但是在里根任职的最初几年我们与之接触的主要结果是，他拒绝开展有建设性的对话，而是寻求军事上的优势，并向苏联发动一场不妥协的新的意识形态上的进攻。伴随着这场运动的是里根宣布对我们这个“邪恶帝国”发动凶猛的讨伐，并运用高技术狂热建造新武器，即所谓“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如果起用，将会打破两个超级大国核武器平衡。里根任职的头五年，五角大楼的预算翻了一番，国家债务也翻了一番。付出这些代价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全球和地区对抗中击败共产主义这一大战略。
我们苏联人认为，里根正走上一条打破两国军事和战略平衡的道路。苏联领导人多年来花了这么多的金钱和精力就是为了维持平衡，他们对里根的行为所做出的特别反应自然是既愤怒又怀疑。他们把他的政策当作是对他们与美国政府费力达成的协议的背叛。莫斯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取得全球平衡。尽管苏联领导人更赞赏用双边协议的形式解决争端，但他们仍决心对里根的政策进行反击。他们把他的行为看成是冒险主义。
前景暗淡，毫无希望。国际关系的紧张仍在加剧，外交变成了公共关系的演习，美苏对话也不过是宣传而已。在里根任职的头五年我是苏联驻美大使，后来我回国担任负责国际事务的中央书记。 在里根任职初期呆在华盛顿的几年是我长期担任大使期间所经历的最困难、最不愉快的时期，我们实际上没有真正开展建设性外交工作的余地。我与白宫长久以来建立的有效的直接联系都中断了。
外交工作的重点放在缓和冲突，防止因冷战复活而造成的紧张演变成一场热战上面。但我必须说明的是，尽管双方都在进行恶毒的攻击，但是我从来没有真正感到恐惧。我们两国的关系由于 1983年9月1日苏联战斗机击落一架南朝鲜客机而降到了最低点。 这次事件造成269位平民丧生，里根竭尽全力利用了这次悲剧事件，使外交活动几乎完全陷于瘫痪状态。
那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甚至一度考虑到甩手不干，回莫斯科去。但与此同时，里根却与勃列日涅夫交换着私人信件，试图以某种不完全的方式在私人水平上保持联系。里根就是这样自相矛盾。
变化出现在里根第一届任职中期，它是由里根的一个独特的个人姿态造成的。1982年11月，总统来到我们使馆，对勃列日涅夫的逝世表示悼念。紧接着，里根又不顾激烈而广泛的抗议，宣布在欧洲部署导弹，此举旨在加强华盛顿和欧洲对付莫斯科的自信心。前面的道路真是艰难而又崎岖，这里既有总统个人的行为因素——他总是左右摇摆，时不时还公开反苏，同时也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经常更迭造成的不稳定局势有关。
由于契尔年科有病，戈尔巴乔夫经常代为主持会议，结果，从 1984年夏天开始，政治局逐渐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所控制。在没有广泛征求意见的情况下，政治局就采取了两个重要行动。第一是重新与美国开始裁军谈判，第二是建议与里根举行最高级会谈。我们并不想与华盛顿立即展开真正的对话。莫斯科仍然怀有强烈的猜疑，认为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的压力，里根政府也不会那样做。美国政府的确也没有与苏联改善关系的周密计划，沉默寡言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与精力充沛地领导着五角大楼的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1]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由于美国已完成了大规模的重新武装，总统不顾前后矛盾，表示要与苏联签署一项协议，以减少核威胁。
里根也渐渐从反对与苏联接触转变为利用这种接触为国内政治目的和特定的外交政策目标服务。他逐渐对树立一个坚强总统与和平调解人的良好政治形象表现出兴趣。不仅如此，他还有意无意地开始考虑与莫斯科实现某种和解的可能性。
在1984年里根连任、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升任总书记后，举行6年来的第一次美苏最高级会谈的设想很快便出现了。戈尔巴乔夫把最高级会谈当作加强他个人的政治威信和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工具。同时举行这样的会谈也可以使他腾出手来更好地准备苏联的下一个五年计划，该计划打算只把少量的资源投入军事而着重发展国民经济。不作这样的调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会越来越困难。
第一次里根—戈尔巴乔夫最高级会谈于1985年11月19日至25 日在日内瓦举行。使双方都感到满意的是，它证明两人——不是作为不可调和的对手，而是作为寻求解决实际问题的领导人——是可以对话的。这次会议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最终导致两国关系发生了剧变。我长期以来一直希望通过缓和恢复并推动合作，如今这一切似乎都已成为现实。我亲身经历了这些戏剧性的事件，下面我来讲一讲都发生了些什么事。
同过去决裂
就任总统后，罗纳德·里根审慎而坚定地开始同过去决裂。总统与他的持激进观点的保守派随从不失时机地履行他们在竞选中所发的誓言，或者说是威胁。他们废弃了缓和，利用一切可能与苏联直接对抗，注重加强军事力量，这就意味着不惜牺牲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建立起来的社会计划而增加军事预算。
军事力量的急剧膨胀破坏了就控制军备竞赛而举行事务性会谈的前景。美国的新领导层把过去苏美在军备控制方面取得的成就当作对美不利的东西一笔勾销，整个推翻了军备控制思想，把它转变成美国扩大自身实力并打破战略平衡的附属品。同苏联进行的任何谈判都要从实力出发，以制约莫斯科在国际上的活动。这至少是苏联领导人通过高级别接触和我作为大使与新任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进行寻求对话的无数次失败尝试后，得出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黑格从观念到行为都是一个标准的军人，除他之外，负责美国裁军政策的最高层人士多是些根本反对他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的人。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署长尤金·罗斯托跟他兄弟沃尔特一样固执己见；军备限制谈判大使爱德华·罗尼[2]将军反对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第二阶段协议，以前他还做过日内瓦裁军谈判五角大楼的代表；负责国际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理查德·珀尔代表五角大楼协调裁军和其他小组的关系，他曾是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的主要外交政策助手，在阻碍与苏联达成协议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
美国政府的军备控制建议似乎是专为破坏而不是推进这一进程而提出的。中程导弹“零点方案”规定以我们撤除所有的SS-20 导弹来换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不部署它们的导弹，它根本无视苏联是在以实实在在的东西换取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里根在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中提出的大幅度削减陆基弹道导弹的政策——以削减战略武器会谈取代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强调从限制改为削减，这是一个新变化——对苏联也是不适当的，因为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中有7/10是陆基的，而美国只有2/10。莫斯科与西方许多国家都认为这些建议只是想在公众面前标榜自己，而不是真诚地寻求减少核武器。
美国继续执行促使东欧与苏联分离的政策，并且以一种更直接、更明显的方式追求其目标的实现，就像其在波兰做的那样。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包含有军事合作的因素。美国在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把地区地缘政治与在一条广泛的战线抵制苏联影响联系起来，从卡特的灵活反应政策向积极主动政策转变。美国对政治解决把苏联带进长期消耗战之中的阿富汗危机毫无兴趣。为了抑制古巴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行动，美国对哈瓦那加强了政治和心理压力。当里根和黑格威胁要打击中美洲“不稳定的根源”时，他们指的就是古巴。美国为此在其武装部队内成立了单独的加勒比海指挥部，还进行常规军事调动，古巴反革命组织也加强了活动。
美国同莫斯科的关系在急剧恶化。苏联领导层原指望里根上台后会放弃他在竞选中的反苏态度，采取更明智的立场，但事实证明这些希望都毫无根据。白宫利用一切机会破坏苏联，它执着地把所有的国际事件都看成是同苏联的对抗，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局限于全面的、甚至是纯粹的反苏基础之上。这就是莫斯科得出的总的印象。
当然，美国政府不可能完全忽视战略核武器平衡的规定，也不可能忽视其盟国和本国人民的某种担心，即这种新政策有可能导致与苏联爆发直接对抗的危险。正是这些因素才促使里根和勃列日涅夫通过私人通信进行半心半意的、大都没有结果的对话。里根偶尔写些这样的信表示他的友好感情，他认为这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他好斗的公开立场的影响。这些都是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进行的。与其前任不同，里根政府拒绝使用任何私人渠道。
莫斯科对罗纳德·里根根本就不抱什么幻想。但在其领导集体的思想深处却仍然保留着一种下意识的、微弱的希望，即这个言词强硬的政治家最终会成为一个他们可以和他建立联系的现实主义者。当他们认识到他们在同一个危险的、喜欢对抗且不愿和苏联达成任何协议的人物打交道时，他们的失望变成了真正的担心。至少在里根总统任期的前五年，莫斯科的看法就是这样。
里根的说三道四的做法对克里姆林宫有关国内问题的争论及其领导人的变更所产生的影响，与华盛顿所预期的效果恰恰相反。它加强了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安全机关那些一直迫切要求找出里根政策的对应物的人的力量。罗纳德·里根想方设法要在我们领导人之间设立一道相互敌视的坚固防线。没有人信任他，他的任何建议几乎都很自然地受到怀疑。我们两国关系中这种独特形势，有可能导致种种危险的后果。
当亚历山大·黑格在尼克松时期的白宫工作时我就认识他了。我并不认为他是国务卿的最好人选。他是一个典型的恶霸；他说话的态度富有对抗性；他不愿达成双边协定是人所共知。他把任何事都看成只有黑白两色，不承认还有其他色彩。他的这种判断的绝对化似乎反映了他的军人背景。他更熟悉对抗的环境，而不是不确定的环境，他认为紧张局势的缓和和长期谈判的模糊前景与这种不确定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他把自己当成美国外交政策“代言人”的一人负责制企图导致了他同总统的亲密助手以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的数不清的小冲突。他们当中无人承认新国务卿有权垄断外交政策，渐渐地连总统也反对他了。他不久就被政府内外当成一个爱挑起争论的人物，虽然他的观点与总统本人的观点并没有多大区别。
我不久就发现，新政府的问题在于还有另外一个人在负责苏联事务，他就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理查德·艾伦。他执意不与我们大使馆联系，他不想因此挑起与黑格的公开冲突，因为黑格认为和苏联使馆接触是他的特权。这使得政策上毫无区别可言，因为艾伦对苏联无论如何也是不友好的。
黑格第一批任命的官员中有两个是在东欧呆过的经验丰富的外交官，我对他们都很了解。第一个是沃尔特·斯托塞尔，他曾担任过驻西德、波兰和苏联大使，黑格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服役时与他关系不错。他成了国务院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在国务院排第三位。第二个是劳伦斯·伊格尔伯格[3]，他当时是驻南斯拉夫大使，从前做过亨利·基辛格的助手，他就要被任命为负责欧洲事务的副国务卿。黑格决定不设苏联事务特别顾问一职。
我同黑格的第一次谈话是在参议院批准对他的任命之前，为庆祝新总统就职而举办的一次招待会上进行的。我们一同回顾了他在尼克松手下任职时我们之间的大量私人交往。我指出我们两国的关系曾经是很友好的，莫斯科准备再度进行合作。但黑格却指出，我们的关系不幸正处在困难时期，我们必须努力工作，解决真正重要的问题，消除对彼此在世界各地意图的强烈的怀疑。在他看来这是造成我们两国之间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原因。他说，在他的任命被参议院批准后，这将成为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题目。
在招待会上，我还和温伯格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我与他也是从尼克松时代起就相当熟悉了，他那时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我们的公共教育部长彼得罗夫斯基早先也曾会见过温伯格并很为他着迷。在了解到他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彼得罗夫斯基向莫斯科的每一个人都重复说在里根政府内“有他的一个朋友”。我根据溫伯格从前的经历，认为他会起些均衡作用，但不久我们的幻想就完全破灭了。
我首先对溫伯格的任命表示祝贺，并开玩笑说由于他在公众面前采取了我称之为“相当灵活的立场”，从而证明他已经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官了。他表示反对签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甚至连反弹道导弹协议也反对。他停了一下又说他至少要花6个月时间与专家商谈，才能找到与苏联进行军事谈判的正确方法。我们双方的立场不可能一致，因为我们决定私下再讨论这个问题。我说我准备概述苏联的立场，并解释其背话的动机：.
温伯格承认，他对这类事没有经验，也相当无知，所以在目前即便与我进行一次预备性会谈也没多大意义，以后则另当别论。至于他的公开声明，他坦率地承认他不过是重复了里根的观点而已。在政府内毫无保留地支持里根在外交政策上的所有声明将成为温伯格的行为特色，只不过他通常使这些声明听上去显得更强硬。
黑格和葛罗米柯第一次正式交换意见时也持同样的调子。1月 24日，黑格写信——通过美国驻莫斯科使馆——警告苏联在波兰和非洲的行动，批评我们在阿富汗的政策。但对裁军的问题，他在信里却只字未提。7天后我转交了葛罗米柯冷冰冰的回信。信中说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值得注意，但他感到“遗憾的是，根据你的信件，这些问题都没得到新政府的注意”。黑格看过信说，经过考虑他认为我们的第一次交往可以“暂停”。
随后，黑格问我个人对美国新政府有何看法。我们见面那天正好赶上里根第一次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那里刚刚发表了一番臭名昭著的讲话，说苏联领导人为了推动世界革命而“保留犯罪、撒谎、欺骗的权力”。我告诉黑格，坦率地讲，我看不出它与持傲慢的说教态度的卡特政府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尽管它的继任者高唱着 “新开端”的调子，但他们仍然踏着卡特的脚印前进，其结局恐怕也会一样的。
“你不能把我们与卡特政府相比，”黑格怒气冲冲地打断我。
“不幸的是，这样的比较符合事实，”我坚持自己的看法。“如果政府真正关心改善两国间的关系，而不是为公开对抗寻找借口，那样的比较自然不太恰当。但针对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和里根对苏联充满敌意的讲话而言，这个比较是恰当的。我们把他的讲话看作是他的政策宣言，我对此只能感到遗憾和震惊。他会怎样和我们打交道呢？里根发表这种前所未有的胡乱讲话无疑将会给苏联领导人留下一种最不友好的印象，我相信会引起他们强烈的愤怒。他那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在一开始就给新政府定下这样的调子呢？”
我承认我对新总统这样猛烈地攻击苏联实在感到迷惑不解。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真想不到可能会有比卡特时代更糟糕的。但不久我就看出来，在意识形态和宣传方面，里根时代更糟糕，而且更加危险。
黑格说里根曾给他打电话说起过新闻发布会的事，并特别强调有关苏联的讲话不是要冒犯莫斯科的任何人，只是表达他自己的深刻信念而已。
我告诉黑格，这种澄清只会使事情更糟。
我就这样结束了与新国务卿的第一次正式会见。与其前任不同——他们都喜欢与我单独交谈——黑格把会谈安排在有两位副国务卿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虽然黑格建议我们于2月5日在参议员珀西[4]家的聚餐会上再见面，那时我们可以比较随便地交谈，但有一点很明显，这就是从前开辟的秘密渠道已经不复存在。相反，我们的第一次正式谈话同他与葛罗米柯首次交换意见时一样，主要集中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如伊朗问题、阿富汗问题、波兰问题等，忽视了诸如裁军之类有可能实现妥协的领域。这就是新政府所采取的路线。第一次正式会谈就使我确信我们面临着艰难岁月。
另外，由于意见交换公开化，报刊上的宣传得到了肯定。这显然是根据黑格的指示，也许还是根据总统的命令进行的。虽然按照外交惯例，外交部长之间的信件往来都是保密的，但白宫还是首先泄露了黑格给葛罗米柯的信件的基本内容。葛罗米柯愤怒地做出报复，他把自己的回信内容也泄露了出去。这样，从一开始，美国新政府的外交就以两国政府的公开指责为特色。
在我第一次拜访黑格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后来弄得人所共知，成为新政府对苏联不妥协的象征。在基辛格和万斯任国务卿期间的大约12年里，我们的秘密通道一直在全速运转。我到国务院拜访他们有时是官方性质的，有时却是私人性质的。当我像其他大使一样公开地通过正门进去，就是官方性质的，而当我乘车通过国务院地下停车场进去时，就是私人性质的。每一次都由国务卿决定我该走哪一条路线。一切都取决于他是否想让新闻界知道我们的会见，或者不让他们知道，但通常都是后者。在每次拜访前，我的助手都会给国务卿的私人助手打电话，从那里得知我是从大门进去，还是经过停车场进去。
我的助手像往常一样打电话问我第一次拜访黑格应走哪一条路线。国务卿的助手冋答，“跟往常一样”。我最近几次去国务院都是走停车场，所以我的助手和司机决定照此办理，没有想到问我这 “往常”指的是哪一条路线。当我们到达停车场时，我们却被引到了正门。坦率地讲，我对这种变化并没有太在意，因为过去也出现过这种变化。我没有向黑格问及此事，他也没有提。但第二天，这一“事件”就被故意透露给了新闻界，并演变成巧妙表达美国对苏态度变化的一个有意的姿态。当我再次见到黑格时就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对这种所谓的“误会”表示歉意，说他的助手应当事先告诉我们新的路线。我那时才明白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场政治表演而已。它并没有增加我对新国务卿的信任。
政治局于2月110在愤怒而激动的气氛中开会，讨论了整个形势。里根总统由于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表的那篇被美国新闻媒介做了详细报道的讲话而受到彻底的一致谴责。在我长期的大使生涯中，苏联领导层的愤怒从来没有这样突然而深入地发泄到一位美国总统身上。这是最高层领导个人关系的一场灾难，虽然里根本人也许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
根据双方的约定，我于2月5日与黑格在参议员珀西家举行的晚餐会上见了面。那天晚上天很冷，还刮着风，天气似乎也在和当时的政治气候遥相呼应。我们的谈话持续到深夜。黑格对自己的原则深信不疑，但他表现得像一个老朋友。尽管他比为尼克松服务时更有发言权，也更自信，但他讲起话来仍然含含糊糊。他显然是想表明自己是政府中主要的外交决策人。
黑格在谈话中清楚地表明，里根保证要无条件地急剧增加军费以“赶上苏联”。我指出，卡特政府在最后一次向国会作证时表示，美国和苏联在战略武器方面已经大体平衡。黑格很不情愿地承认均势的确存在。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按照美国军事专家的意见，如果苏联军备竞赛以这样的规模和势头发展下去的话，假如不采取紧急对应措施，到里根任职末期，苏联就有可能在军事潜力上超过美国。
那么为什么不进行军备谈判以减轻这些忧虑呢？黑格明确表示，它还没有列入新政府议事日程。新政府优先考虑的是执行一个内容广泛的重整军备计划——“然后我们再看看”。
黑格还坦率地表示，尽管“我个人希望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用词应更恰当些，但他不是故意那样做的。不管怎样，他感觉到的和他所要说的都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政府不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同苏联打交道”。公开发表敌对讲话是政府新的苏美关系立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解释说，这意味着里根不能忍受苏联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利用像古巴这样的代理人。里根对古巴在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挑起内战感到特别愤怒。
黑格还把莫斯科关心波兰发生的事与美国关心中美洲的事情相提并论。如果莫斯科甘愿冒因镇压波兰团结运动而引发世界危机的风险，“我也想告诉你，如果有必要，美国也准备在我们这一地区采取坚决的行动，古巴和所有其他国家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他的话是否意味着里根政府对与我们进行任何建设性对话都不感兴趣，它会放弃任何外交手段而把希望完全倾注在军备竞赛上吗？他们真的相信这种好战的方式行得通吗？黑格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对话，但要花时间准备，同时他把达成一致的可能性与“苏联总的行为”联系起来，美国政府将对苏联的行为做出评价。我拒绝接受这种看法，并解释说我们两国的关系史表明，这种做法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只能导致永久对抗。
黑格的谈话明显是有意向我们施压，根本就不打算寻求达成一致。美国政府仍然认为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尤其是在裁军问题上出现积极的变化不符合它的利益。正如黑格所说，当美国人民被要求为军事开支的急剧增长做出相当大的牺牲的时候，美国政府当然不愿把“错误的信号”传递给他们。
我邀请斯托塞尔来我家吃饭，决定与他就形势作进一步探讨。我们从1952年起就保持着友好关系，那时我还只是驻华盛顿使馆的一位参赞，他是美国国务院苏联处处长。现在他是副国务卿。多年来在作为朋友和专家而进行的交往、谈话和讨论中，我们之间已建立起相互信任，即使在两国处于对立状态时也是如此，因此我们谈得相当坦率。
他的一些陈述非常值得注意。根据斯托塞尔所说，里根对苏联有一种非常特别的看法，他真诚地相信他的政治权力来自美国人民对他的反苏立场以及大力呼吁重整军备的支持，他认为重整军备据称可以贏得世界对美国的尊敬。这一切使得像他本人那样的专家都很难主动提出专家建议，他们只能听从来自上面的指示。国务院没人确切地知道能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做些什么：是拟订一份全新的协议？是改变字句？还是进行修正呢？苏美关系中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是如此，他们只是在应付了事。
他感到在里根把他的军事计划递交国会之际，我们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至少要停顿6到8个月。他说，我们这些专家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一点一滴地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开展两国政府间的对话，并为将来的部长会谈作准备。我同意他的建议。但目前里根仍像他在竞选中那样发表反苏言论。只不过他现在所谈的题目是古巴、左派对萨尔瓦多的威胁以及为“自由波兰”而进行的斗争。
勃列日涅夫的突破尝试及其失败
2月中旬，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26次代表大会。大会召开前，政治局就外交政策，尤其是我国与华盛顿新政府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我汇报了我第一次与其高级代表进行的接触的情况，葛罗米柯做了极富批评性的报告。政治局对新总统及其政策表示忧虑，甚至惊恐。我们该怎么办呢？
政治局最后决定仍然遵循缓和的路线，希望里根能逐渐变得“更有理智”。在党代会期间，苏联领导层又提出了新的外交政策倡议，希望能改善局面，扭转紧张局势上升的势头。党代会后，由于没有秘密渠道可以用来探讨这些思想，政治局决定通过勃列日涅夫给里根的私人通信来进行。
3月6日，勃列日涅夫发出第一封非正式信件，这实际上是一封邀请信。它邀请里根就一系列具体建议开展对话，这些建议包括欧洲安全与合作的赫尔辛基会议所设想的建立信任机制以防止突然袭击等问题。勃列日涅夫建议把提前通知举行演习和类似活动扩大到苏联领土和西欧，甚至扩大到远东。他还建议重新开始削减核武器谈判，讨论解决中东问题和两伊战争的办法，举行联合国安理会最高级会议。这封信的基调可以从信的开头提出的设想和结论中体现出来。它设想“军事战略平衡客观上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结论建议美国新政府考虑苏联的设想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对话”加以探讨。虽然有些要求也许提得太过分了，同时美国政府也不可能接受其中的每一项建议，但是信件本身包含有大量的积极因素，如果华盛顿愿意，足可以供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进一步对话使用。
由于这项计划的梗概在我们的党代会公开提了出来，所以西方对此作了广泛宣传。美国国内的反应明显不一致。理查德·尼克松在纽约邀我进餐时对此予以好评，说勃列日涅夫不与里根进行公开辩论是对的。里根正受好斗情绪的支配，他已经为来自莫斯科的批评做好准备，所以他准备反击。最高级会谈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尼克松认为，从长远来说，这项建议会起积极作用，但他劝我们不要操之过急：“我斗胆向你们提出一些个人忠告，我劝你们在下次对话中，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不要固执地逼迫里根举行最高级会谈。不要把事情做过头了。”
里根在勃列日涅夫讲话后不久就与尼克松进行了电话交谈。 使尼克松大为吃惊的是，里根的一个助手向他暗示，苏联的和解建议是总统本人强硬立场的结果。里根本人怀疑勃列日涅夫建议举行最高级会谈是因为他比较有经验，因此能够击败总统，尤其是里根现在对许多问题的细节并不了解。但尼克松试图以他自己与勃列日涅夫的多次最高级会谈来说服里根。然而里根似乎已被自己的部下说服，认为自己的政策是正确的。尼克松建议我们“再教育一下”里根，但让我们不要着急，因为他还没有准备好。
几天后，我在企业家肯德尔为庆祝自己的60岁生日而举办的晚餐会上见到了温伯格。我问国防部长本人对勃列日涅夫的建议有何想法，他回答说，国务院对此正在研究。“但是，”他又补充道，“坦率而大胆地讲，我预料在里根政府时期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会有很大的改善。”
当被问及是什么原因使他做出这样的回答时，温伯格踌躇了一会儿，然后脱口而出：“莫斯科认为它可以以对待卡特的方式对待里根。但里根要证明这样做的效果会适得其反。”
我要他更具体地谈一谈那些向里根提出这种奇怪思想的人以及背后的原因。温伯格敷衍了事地做了解释。他再次谈到苏联试图用对付卡特的方式来考验里根的陈旧说法。然而，他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只是说苏联领导人在最高级会谈中巧妙地赢了卡特，让他同意了有利于苏联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
温伯格的进一步论证可以简单概括如下：如果里根同意举行最高级会谈，那他想要得到保证，即会谈后苏联军队将不入侵波兰，这样的事在卡特与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会面后几个月便在阿富汗发生了。里根不允许自己成为人们讥笑的对象，人们曾这样嘲笑过他前任的天真。
我告诉温伯格，他的推理完全站不住脚。“拿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来说，哪一方也没有使对方上当。请你准确地告诉我究竟是哪些地方出了毛病？”
温伯格说他还没有仔细研究这一问题，但政府正在进行审查。 我指出，在审查条约之前就说它不恰当或对它不满意，或者一心只想证明它是不可接受的，这样做至少也可以说是不正常的。我还指出，我可以保证没人有入侵波兰的打算。
与温伯格谈话给我的印象总的说来是悲哀的，他对我们的简单态度和他的无能成为里根政府当时的一种特色。总统形象的塑造者很喜欢他在诸如波兰之类的问题上针对苏联发表的富有挑战性的公开声明。唐纳德·肯德尔告诉我黑格对此也没多加考虑，虽然国务卿仍旧认为警告可以在国内产生有用的印象，即政府能够阻止苏联做这些事（尤其是在苏联根本不打算这样做的时候）。但温伯格却在跟着白宫讲这些意在塑造一个强硬总统形象的话。另外，温伯格自己也很喜欢抛头露面，他对记者发布的大量反苏演说有助于实现他的这一目的。这些讲话连黑格都很烦，他讨厌温伯格干涉他认为完全属于国务院职责范围的事。
我与里根的下一次会见是在华盛顿一年一度举行的著名的烧烤晚会上。我是被邀请的不多几位大使之一。这样的晚会通常都有来自政府、国会、国务院、五角大楼、商界及新闻界的大约500名头面人物参加。在这些晚会上，包括总统在内的著名政治人物通常都是人们的笑柄。那就是说，他们要被放在烤架上“烧烤”。总统与反对派领导人和其他一些人相互说些笑话，第一夫人南希·里根[5]在一群化装记者对她昂贵的服装挑毛病时露出吃惊状。即使对一个美国观众来说，这也是不寻常的。此外还有许多拙劣的滑稽表演和其他娱乐节目。这是某种外国人不熟悉的奇怪而典型的美国政治表演。
我与总统只是在中间休息时进行了简短的交谈。我们互致问候，他表示希望能与我进行详细交谈，并说尼克松曾向他提出过这样的建议。我回答说愿意在他方便时与他会面。他向我保证说无论如何他都要那样做，只是得稍晚一些，以便在考察与苏联关系后能使会谈真正取得成果。他还开玩笑地说了一句他很难在同样的基础上与大使竞争，因为大使已经历了好几位美国总统，对所有的问题都熟透了。
里根从医院给勃列日涅夫写信
我请沃尔特·安嫩伯格[6]和他的妻子勒诺[7]吃饭。他们是里根夫妇在加利福尼亚最亲密的朋友。沃尔特·安嫩伯格是美国前驻英大使；他妻子则是首席礼宾官。她是一位迷人的妇女，曾因在机场向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行屈膝礼而受到新闻界的攻击。她被指责向王权低头，虽然美国新闻界和读者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多少外国君王来访的消息，更不用说从大不列颠来的了。
安嫩伯格说他相信里根最终甚至会在他的助手之前认识到他将不得不调整他的对苏政策。他断定“在这一点上，里根并非不可救药”。但他补充说这需要时间，尤其是总统从3月底的一次暗杀企图中死里逃生后已形成了一股慰问浪潮，里根正把它变成一种政治资本，使他能在华盛顿和全国更孚众望（勃列日涅夫以个人名义向他发了慰问电，黑格后来为此向我道谢）。安嫩伯格以他特有的正式语气说，此次受伤很可能会拖延总统对外部世界进行“深思的过程”。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与参议员保罗·拉克索尔特[8]的私人会谈。 他是总统的密友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志同道合者。里根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他在毗邻的内华达州任州长。拉克索尔特提醒说，我们也许忘了要改变里根这样一个年届70、对苏联又持根深蒂固的怀疑态度的老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他又说总统的观点在慢慢发生着变化，他已逐渐认识到同莫斯科展开对话将是必不可少的，他甚至已经开始给勃列日涅夫写私人信件了，这与他的个性是完全不相符的。这件事本身并不太重要，也不可能给莫斯科带来多大影响，但拉克索尔特说这是里根理解现实世界的真正的心理上的进步。应当记住，他写信的时候一只胳臂还被吊着，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他的助手还劝他不要写这封信。“但我支持里根，”他说。拉克索尔特还补充说，如果苏联领导人最终发现里根是一个愿意达成协议的伙伴，那他们不应感到惊奇。
在伤病恢复期，里根果然拿起了笔。4月25日，黑格带给我的不是一封，而是两封里根写的信。第一封是对3月6日勃列日涅夫信件的正式答复，黑格告诉我，这是由国务院起草的，另一封则是里根亲手写的，没有用打字机打。美国总统在信里说，他“与苏联领导人有一些相同看法”。黑格是在接到正式答复的同时又从里根本人那里拿到这封信的。他相信里根是想避开他从前任那里继承下来的一些具体问题，从更广周、更富理性的意义上考察苏美关系。
这封信被政府当作最高机密，因为总统的密友认为这封信写得太幼稚了。但是这封信很值得注意，因为它是里根在其总统任内的前期，在没有助手帮助或国务院正式建议文件的情况下，由他自己亲手起草的为数不多的几份外交政策文献之一。在此后几年中他将把这封信当成他一贯倡导对苏友好关系的证据，并以此来回答那些指责他改变了对苏态度的人。
这封信回忆了勃列日涅夫在圣克门蒂拜访尼克松时他们之间第一次会面时的情景，并且说“人类的和平与善意似乎就在唾手可得之间”，当时勃列日涅夫拉着里根的手向他保证要致力于和平事业。在唤起普通人对自己的人身自由和安全的希望的同时，里根有些怀疑两国政府会不会“让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哲学、政府政策阻止我们去考虑人民真正关心的日常生活问题”。
我在读总统的信时发现，它受到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具有的善意的传统思想的激励。他乞灵于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那一段历史。那个时候苏联还没有原子弹，并且受到战争的彻底破坏，但美国当时并没有利用自己的优势，虽然没人能阻止它这样做。但是，总统指出，苏联后来的政策似乎变了。如果我们能改变那一切，两国是能够合作的。
勃列日涅夫的回答一个月后才送达。他也回顾了他们在尼克松的卡萨·帕西费科别墅的会见，也回顾了缓和以及军备控制政策。“现在，为什么这一进程运转不灵了呢？为什么停止甚至逆转呢？”勃列日涅夫写道。他不同意里根的看法，他说当美国实现了“美国领导人所说的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时，苏联一直在恪守其战时的承诺，但近年来两国关系却变得越来越糟。“但我要传递给你的主要信息是，我们不是在寻求任何平衡，对贵国的合法利益苏联不存在任何企图，”勃列日涅夫写道，“我们在寻求另外的东西，这就是和平与合作，寻求在苏美之间建立一种相互信任与友好的感情。”
这是他们在最初交往中发出的最重要的信息。黑格仔细地读了信，但委婉地拒绝在总统看到它之前发表评论。
里根试图与勃列日涅夫展开私人对话。如果他真想做到这一 点，那他失败了。苏联领导层也许低估了里根做出这一举动的心理因素：在疗养伤口的时候，里根平生第一次给苏联和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写了一封亲笔信。勃列日涅夫的回信（里根在回忆录中称之为“冷冰冰的答复”）以标准的论战形式强调了他们的分歧，而没有强调发展他们的个人关系的必要性。这种调子不可能在他们个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里根的信实际上也没有起到多大的帮助作用，虽然他显然是在坦率表达他个人的信念。我认为，两个人之所以未能调整好进行对话的波段，其主要原因是时机尚不成熟，里根本人写那封信也是出于一时冲动，没有真正考虑在对苏政策上作些具体的改变。尽管此后他们各自的外交部在既定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又为他们起草了许多信件，但他们的私人通信实际上停止了。最高层之间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白宫还把里根的信件中带有偏见的内容泄露给了新闻界，这就使他们之间的联系毫无保密性可言。
在这个困难时期还曾出现过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变化，这就是我接替吉列尔莫·塞维利亚—萨卡萨[9]成为驻华盛顿外交使团的团长。塞维利亚—萨卡萨从1943年以来一直是尼加拉瓜驻美大使，而1943年我们驻华盛顿的大使是葛罗米柯。塞维利亚—萨卡萨是一个性情快乐的人，他对每个人都很友好。他既从不为日常公务所累，也不担心升迁问题，因为他是尼加拉瓜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10]的儿子，美国与索摩查有着长期的友好关系，他本人实际上是美国的政治工具。塞维利亚—萨卡萨乐于出席华盛顿各使馆出于礼仪请他参加的各种活动，直到尼加拉瓜发生革命剥夺了他的大使职务为止。这场革命也使我成了外交使团团长，因为我在华盛顿服务的期限仅次于塞维利亚—萨卡萨。里根政府自然是谴责尼加拉瓜革命的。
我马上就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我根本没有时间出席华盛顿各使馆举行的招待会，那时大约有150家使馆，每一家至少每年得举行一次国庆招待会，还有其他一些场合也要求外交使团团长参加，如每当国家元首到达华盛顿时在白宫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等。这又导致了第二个问题。有一些国家同苏联关系不友好，或者根本没有外交关系，这虽然不影响我的外交使团团长的地位，但我在仪式上有时总感到不相宜。更糟的是，里根总统在欢迎讲话中几乎总免不了要批评苏联，批评它的政策及意识形态，这已成为他的仪式中的一部分。但是绝对没有必要让苏联大使听了一遍又一遍。
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完全知道这种情况的敏感性，所以每当华盛顿有对苏不友好的国家元首来访或国务院知道里根会在欢迎讲话中谴责苏联时，我们就安排在资历上仅次于我的瑞典大使威廉·瓦克梅斯特[11]代我去参加。我们合作得很好。我还目睹了许多有趣的事，其中有教皇约翰·保罗二世[12]对华盛顿的一次不能说不重要的访问。教皇使节为外交官举行了一次招待会，然后聚集在一个大厅里的大使们应邀一个一个地走进一个较小的接待厅，我们在那里受到教皇的接见。
作为团长我是第一个进去的。我知道这位波兰出身的教皇精通俄语，我就用英语问他愿用哪一种语言交谈。教皇提议他自己说波兰话，我说俄语。过了一会儿，他出乎意料地问我是否介意他把我当作一个伟大国家的大使来祝福，这样他就可以祈盼我寻求世界和平的努力获得成功（他知道所有的苏联大使一定是共产党员，因此从形式上说也都是无神论者）。我回答说我很乐意接受他的祝福，尤其是在从事他所提到的伟大事业的时候。因此，我相信我是我们外交历史上接受教皇祝福的唯一一位苏联大使。
莫斯科日益增加的烦恼
了解那个时候苏联领导人的心理状态是很重要的。缓和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已成为苏联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打上了勃列日涅夫本人的烙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是在缓和时代上升到权力的高位的。在苏联，对缓和——无论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的价值都没有什么争论。对莫斯科而言，它不仅仅意味着降低两国关系的紧张程度，而且使苏联领导人感到他们取得了同美国平等的而且受到国际承认的永久超级大国地位。他们希望这一进程是不可逆转的。
然而，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突然面对着一位新总统——罗纳德·里根，他想把这一切都扫除干净。最令他们沮丧的是里根对 苏政策的两个特征：一个是他重获军事优势的明确决心；另一个是他决心发动一场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战争，在苏联国内及其盟国之间制造混乱。美国舆论总体上认为里根是清白的，甚至对他表示支持。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同事发觉他们正面临着全新的形势和一个令人烦恼的人物，他顽强地推行着一条使他们极不舒服、让他们感到震惊的路线。当他们不情愿地得出只要里根掌权，缓和即不可能再恢复的结论，克里姆林宫内部就会倾向于对他进行反击，而不是拉拢他。
当葛罗米柯和黑格9月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会面时，双方重申了他们在前两次会面中的立场，虽然他们也同意就欧洲导弹问题进行谈判，并同意于次年1月再次举行会谈。葛罗米柯因为没有收到去白宫的邀请，尤其是他还带着政治局的特别指示，要亲自向新总统阐明我们的外交观点，他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而非常愤怒。
与此相反，里根最近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在发送的当天就被公诸于众。这封信是9月22日发送的，信中重申了白宫对苏美关系的立场。白宫和美国驻苏使馆试图断章取义地表示华盛顿正努力发展与莫斯科的良好关系，而不是相反，出于愤怒，政治局也把勃列日涅夫的信件公之于众，但它更愤怒的是里根政府把高层领导人的通信用于宣传目的。
然而，政治局决定勃列日涅夫还是应该回复里根的信，就当没有发生过泄露事件似的。我在10月16日把勃列日涅夫的回信交给了黑格。这封信欢迎里根明确表示要与苏联保持稳定牢固的关系，但它断然拒绝总统指责苏联在古巴、安哥拉、柬埔寨等地或在其他地方搞的活动是两国间良好关系的障碍。勃列日涅夫在信中说，把那些活动同两国关系的改善连在一起只会导致“蓄意的僵持”。此外他也不同意里根有关苏联新闻界的反美运动是恶化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之一的说法。
“如果谁有权抱怨猖獗的敌对活动的话，那就是苏联。这只要看一看针对所谓的苏联威胁而不停进行的宣传就行了。是什么原因使您，美国总统先生，在前一天的公开声明中说苏联把它的政策建立在它会赢得一场核战争的信念之上的呢？除非有人故意蒙蔽您，否则您一定知道我的声明：核战争对整个人类将是一场灾难。”
勃列日涅夫在信中试图通过同意黑格和葛罗米柯就限制欧洲核武器问题举行谈判来挽救局势。黑格没做任何评论，但答应把信转给里根。里根在10月2日已经宣布了一项长期的军备扩张计划，准备最大程度地增加强大的战略武器生产，其幅度要比历届总统计划的都要大，提供的资金也更多。它包括生产100架B-1战略轰炸机，发展“隐形”轰炸机和威力更大的三叉戟核潜艇，生产100枚MX级洲际弹道导弹，改进指挥、控制和通讯系统。这些项目有些已在卡特时期讨论过，但真正命令将其投入生产并大肆张扬的是里根。里根当着新闻界的面签署的这项军备扩张计划是美国军事和政治原则向包括可能发生有限核战争的假设转变的一个重要部分。
苏联领导层感到它日益受到里根政府发动的运动的攻击，这场运动试图使其错误地指责苏联认为自己能够打一切核战争并取得胜利合法化。10月20日，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对富有挑战性的不停指责应作何反应。出于愤怒，克里姆林宫决定把它的立场通过答《真理报》记者问的形式公诸于众。政治局批准的答记者问文本如下：
问：里根总统最近说，根据对苏联领导人的私下谈话所做的判断，苏联认为它可以打赢一场核战争。他以此证明他的加速发展核军备的方针是合理的。您对美国总统的这段话有何评论？
答：里根先生说他知道苏联领导人私下说了些什么，那就让他凭良心作答吧……谈到正题、我只能说……如果有人想发动一场有望取胜的核战争，那他一定是自取灭亡的疯子。不管其军事力量多么强大，也不管他想选择何种方式发动核战争，他都不会达到目的。惩罚将不可避免地随后而至。这就是我们的原则立场。如果美国总统也作出一个明确的、毫不含糊的声明，把核攻击的思想当作犯罪而抛弃，那将是件好事。
里根总统自然没有发表这样的声明。他的好战立场引起许多国家的日益忧虑，美国的邻国更是如此。墨西哥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13]愿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之间进行调停，但里根拒绝了他。经过几次努力后，墨西哥人于11月23日在墨西哥城安排黑格与卡斯特罗的长期同事、副总理卡罗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14]会面。双方对会谈都保守秘密，对我们或墨西哥人都没有说什么。我是从墨西哥驻华盛顿大使乌戈·马加因[15]那里得知这件事的。
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也不断损害着我们的关系。11月中旬黑格告诉我，里根本人对夏兰斯基和萨哈罗夫很感兴趣。他说，他们的案子如果得到积极的处理的话，可以对我们两国的关系产生建设性的影响。虽然他们时不时为了宣传目的打这张牌，但里根和黑格都没有对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权利发表意见（相比之下，卡特就这样做了）。我们大使馆曾接到卡特、万斯和其他政治人物打来的电话，询问有关萨哈罗夫和其妻子被送到医院接受治疗的报道。我们报告了莫斯科并得到答复；“据我们所知，他们的病并不严重。”这就是全部的答复。
我们仍然定期提醒莫斯科注意审判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对美国公众舆论及苏美关系的严重的负面影响，但莫斯科根本不予理睬。勃列日涅夫政权仍然相信西方围绕持不同政见者的运动是一场意在搞垮苏联的意识形态战争。对里根个人的愤怒也是他们固执己见的另一个原因。
12月13日，我请比利·格雷厄姆到使馆进餐。这位著名的传教士曾试图搞到一张出席下一年春天在莫斯科就和平与裁军问题而召开的宗教会议的邀请信，我帮他弄到了他在大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讲，受到热烈欢迎。格雷厄姆告诉我，他刚应总统之邀在白宫度过了一个晚上，并与总统和他的妻子做了一次长谈。他认识里根的妻子已有15年了。在谈话中，他提请总统注意，尼克松由于在与苏联和中国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的进展而被载入史册，他认为里根也可以作为一个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苏美关系朝正常化方向转变的伟大总统而名垂青史。格雷厄姆尤其赞成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他指出，日益增长的核威胁在美国激起了宗教感情的波涛。
我问他里根的反应。他想了想之后回答说：“我相信总统正沿着正确的轨道行进。”很显然里根对格雷厄姆的建议不太热心，但也没有直接拒绝。我问他，根据他的看法，谁对总统最有影响。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里根的妻子南希。他把她描绘成一个相当有智慧但又相当保守的妇女，她似乎希望她丈夫在美国历史上，包括在苏美关系中留下一个杰出的记录。
我也喜欢那样，但里根在他任职的头一年肯定不是这样一个人。
[1] 卡斯帕·维拉德·“卡普”·温伯格（Caspar Willard "Cap" Weinberger，1917年8月18日——2006年3月28日），1941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41—1945年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1945—1947年任旧金山联邦法院法官法律助理。1947年起开始担任律师。1953—1959年任加利福尼亚州众议院议员。1962—1964年任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主席。1967—1968年任加利福尼亚州政府组织和经济委员会主席。1968—1970年任加利福尼亚州财政部长。1969—1970年任贸易委员会主席。1972—1973年任管理和预算办公厅主任。1973—1975年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长。1975—1980年任柏克德公司副总裁兼总法律顾问。1981—1987年任国防部长。1989—1993年任《福布斯》杂志主编。1993年以后担任福布斯公司主席。2006年去世。
[2] 爱德华·莱昂·罗尼（Edward Leon Rowny，1917年4月3日——2017年12月17日），出身于一个波兰移民家庭。早年毕业于美国大学。二战期间曾在意大利和日本作战。1950—1953年期间参加朝鲜战争，担任麦克阿瑟的发言人，并一手策划了仁川登陆。60年代参加了越南战争。1971—1973年任北约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71—1979年任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美方代表。1981—1991年任总统军备控制特别顾问。1992年退休。2003—2007年任美国波兰顾问委员会副主席。2007—2017年任美国波兰顾问委员会主席。2017年去世。
[3] 劳伦斯·西德尼·伊格尔伯格（Lawrence Sidney Eagleburger，1930年8月1日——2011年6月4日），美国外交家。1952—1954年期间服役于美国陆军。1957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61—1965年任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雇员。1969—1971年任国家安全顾问助理。1971—1973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77—1981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81—1982年任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1982—1984年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1989—1992年任副国务卿兼南斯拉夫事务顾问。1992—1993年任国务卿。此后曾任大屠杀时代保险索赔国际委员会主席、国际政策论坛董事会主席、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顾问委员会委员等。2011年去世。
[4] 查尔斯·哈廷·珀西（Charles Harting Percy，1919年9月27日——2011年9月17日），美国商人。1941年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42—1945年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1967—1985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81—1985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2011年去世。
[5] 南希·戴维斯·里根（Nancy Davis Reagan，1921年7月6日——2016年3月6日），美国电影演员，罗纳德·里根的妻子。1967—1975年任加利福尼亚州第一夫人。1981—1989年任美国第一夫人。
[6] 沃尔特·休伯特·安嫩伯格（Walter Hubert Annenberg，1908年3月13日——2002年10月1日），美国商人、慈善家、外交家。1969—1974年任驻英国大使。
[7] 莱昂诺尔·科恩·安嫩伯格（Leonore Cohn Annenberg，1918年2月20日——2009年3月12日），美国商人、慈善家、外交官，沃尔特·休伯特·安嫩伯格的第二任妻子。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40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1981—1982年任礼宾司司长。2002—2009年任安嫩伯格基金会主席兼总裁。2009年去世。
[8] 保罗·多米尼克·拉克索尔特（Paul Dominique Laxalt，1922年8月2日——2018年8月6日），出身于一个巴斯克人家庭。二战期间服役，参加了莱特岛战役。1951—1955年任内华达州奥姆斯比县地方检察官。1963—1967年任内华达州副州长。1967—1971年任内华达州州长。1974—1987年任参议院议员。1983—1987年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1987年退休。2018年去世。
[9] 吉列尔莫·塞维利亚·萨卡萨（Guillermo Sevilla Sacasa，1908年9月11日——1997年12月16日），尼加拉瓜外交家，独裁者阿纳斯塔西奥·索摩查的儿子。1943—1979年任尼加拉瓜驻美国大使。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后被解除一切职务，流亡美国。1997年死于美国。
[10] 阿纳斯塔西奥·“塔奇托”·索摩查·德瓦伊莱（Anastasio "Tachito" Somoza Debayle，1925年12月5日——1980年9月17日），尼加拉瓜独裁者。1946年毕业于美国军事学院。1946—1979年任国民警卫队司令。1967—1972年、1974—1979年任总统，在任期间继续推行独裁统治。1979年在尼加拉瓜革命中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推翻下台，流亡巴拉圭。1980年在巴拉圭被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派去的暗杀队暗杀身亡。
[11] 威廉·汉斯·弗雷德里克·瓦克梅斯特伯爵（Count Wilhelm Hans Fredrik Wachtmeister，1923年4月29日——2012年2月3日），瑞典外交家。1946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2—1955年任外交部二秘。1955—1958年任驻莫斯科大使馆一秘。1958—196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私人助理。1965—1966年任外交部政治司副司长。1966—1967年任驻阿尔及利亚大使。1968—1974年任外交部政治司司长。1974—1989年任驻美国大使。1986—1989年任驻美国外交使团团长。1989—1994年任沃尔沃公司董事长顾问。1993—1995年任瑞典裔美国人商会主席。2012年去世。
[12] 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1920年5月18日——2005年4月2日），原名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Karol Józef Wojtyła），1978—2005年任梵蒂冈教皇。
[13] 何塞·吉列尔莫·阿贝·洛佩斯·波蒂略·帕切科（José Guillermo Abel López Portillo y Pacheco，1920年6月16日——2004年2月17日），墨西哥作家、律师、政治家。出身于政治世家。1959年加入革命制度党。1972—1973年任联邦电力委员会主任。1973—1975年任财政和公共信贷部长。1976—1982年任总统，在任期间鼓吹经济民族主义。2004年去世。
[14] 卡罗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罗德里格斯（Carlos Rafael Rodríguez Rodríguez，1913年5月23日——1997年12月8日），古巴革命家。1933—1937年任西恩富戈斯市长。1937年加入古巴共产党。1942年参加巴蒂斯塔内阁。1953年反对“七·二六起义”。1958年起参加“七·二六运动”。古巴革命胜利后，于1962—1965年任国家土地改革研究所所长。此后曾任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古巴副总理、副总统等职务。
[15] 胡戈·B.马加因·格里森（Hugo B. Margáin Gleason，1913年2月13日——1997年9月11日），墨西哥外交家、经济学家。早年参加了革命制度党。1964—1970年、1976—1982年任驻美国大使。1970—1973年任财政部长。1973—1976年任驻英国大使。1982—1988年任参议院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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