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内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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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内省

新的希望之光……

　　挫折的主要原因是运动中的一些错误，特别是在战术领域。镇压、野蛮、不人道的折磨等是资本家的第二天性。只要他们的利益不受威胁，这些“绅士”就会很好、很有礼貌；但只要触碰他们非法财富的一个派萨^[1]，他们就变成毒蛇、无情的刽子手、不人道的恶魔，在他们的光荣之路上散播死亡与毁灭。阶级斗争展示了他们的真实本质，任何革命或革命运动都必须武装起来应对它。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现实，而修正主义者则试图将其隐藏起来。资产阶级并没有受到自由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的威胁，这些自由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都竭尽全力使自己看起来（对资产阶级而言）“可敬”，因此统治者在与自由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或类似他们的人打交道时可以负担“文明”、“体面”、“理性”。有些人将这种“体面”与血腥现实混淆。纳萨尔巴里政治威胁他们，使他们以真实颜色出现，抛弃一切精致，脱下一切民主伪装，抛弃一切“体面”，其无情甚至会让希特勒狂喜。
　　在1972年的挫折后，有很多反省。尤其是中组委，试图根据最新经验解决印度革命问题。在这样做时，各种审查被提出，其中之一是由康达帕利·西西拉马耶后来领导的安得拉邦同志提出的自我批评审查。

自我批评审查

　　革命的成败取决于领导革命的政党的政治路线。如果这条路线符合社会发展和革命的规律，那么运动将走向胜利。但如果这条路线不符合这些规律，它将被击败。与印共和印共（马）不同，印共（马列）正确地理解了印度社会的发展规律，当时它们将其描述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和革命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印共（马列）也掌握了革命的基本规律，即需要革命暴力来改变体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表明，迄今为止所有存在过的社会制度都没有和平结束，除非通过暴力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推翻封建秩序而掌权。马克思的著名引言“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被印共和印共（马）抛之脑后。印共（马列）不仅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方法，而且还在实施它。在这样做时，它所采用的方法出现了某些错误。
　　掌握一般的革命规律是不够的；还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对朋友和敌人的阶级理解，对任何特定时刻各派势力的变化的阶级结盟的评估，以及建立革命力量以应对敌人的所需的方法。这些领域的任何错误都有可能导致逆转。而且这里的确出现了一些错误。
　　这些错误被最好地总结在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题为《总结过去，让我们沿着武装斗争道路胜利前进》的文件中。该文件首先列出了印共（马列）的积极方面，然后列出了缺点，最后在此基础上吸取教训。这与印共（马列）的前领导人（如辛格、卡努·桑亚尔、阿希姆·查特吉等）的许多其他批评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只是试图将错误归咎于马宗达，并逃入修正主义阵营。当然，早些时候就有人提出了真正的批评，特别是1970年末萨希塔尔·雷·乔德里提出的批评，但他当时是领导层中唯一的批评声音。不幸的是，几个月后，他死于心脏病。虽然迟来，但马宗达同志本人启动了纠错过程，这可以从他的文章《人民利益是党的利益》看出。这篇文章写于1972年5月，也就是他殉难前两个月。
　　印共（马列）人战文件虽然明确指出积极方面是主要的，但也概述了主要缺点：
　　（i）对时代的错误理解：该文件指出，党错误地估计这个时代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要求不断发动攻击，而没有考虑到革命力量和敌人力量的相对强弱。该文件补充说：“本来应该做的是，在革命中（将战术）基于对矛盾的对立方面的相对优势和弱点进行评估具体评估。”
　　（ii）错误估计国际国内情况：该文件指出，党的八大报告将美国对柬埔寨的干预视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它还说，党错误地估计了我国的局势，因此呼吁人民到处开始武装斗争。该文件补充说，在印度，经济发展不平衡，政治意识和社会文化发展水平各不相同，必须牢记这一点，同时制定斗争策略。
　　（iii）忽视主观因素：没有适当估计革命力量相对于敌人的力量。有一种因斗争的直接成功而得意忘形的倾向。
　　（iv）提出不成熟的口号：高估革命的客观因素导致了许多不成熟的口号和呼声。
　　（v）消灭路线：该文件简明扼要地分析了这点：“斗争的所有形式都从属于具体政治路线，并且受具体政治路线的指导。如果具体政治路线偏离群众路线，斗争的形式就不能不这样……所以为了否定消灭路线，我们必须否定异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政治和组织表现……问题不在于阶级敌人是否会被消灭……相反，问题是，党是否应该接受群众路线……每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党都必须宣传革命暴力可能以各种形式的斗争表现出来；其中之一是消灭阶级敌人。”党早些时候断言，消灭地主是激励无地贫农的唯一手段。本文件正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vi）拒绝其他形式的斗争和组织：在此之前，该党否定了所有群众组织和所有其他形式的斗争，从而将党与群众隔离开来，使同志们更容易成为敌人的目标。正如文件所指出的：“为了对抗以经济主义路线进行群众斗争和以合法和开放的组织形式作为唯一组织形式的长期的修正主义实践，我们党形成了片面和错误的构想，认为斗争的武装形式是斗争的唯一形式，组织的武装形式是组织的唯一形式。”
　　（vii）关于统一战线的错误路径：该文件在对先前立场的评估中说：“统一战线只能在斗争过程中形成……从斗争开始时就开始为之奋斗是工人阶级义不容辞的责任。相反的话是，在一个或几个解放根据地建立之前，不可能形成统一战线……相当于拒绝实践真理，即统一战线对革命胜利至关重要。”
　　（viii）城市的游击斗争：文件说在加尔各答进行城市游击战是错误的……导致巨大的损失。
　　（ix）组织中错误的官僚主义倾向：该文件解释了——官僚方法，缺乏自我批评，缺乏委员会运作，解决分歧的宗派方法，以及最后明确肯定马宗达同志在党之上的个人权威……很大程度损害了运动。该文件还补充说，这是党无法及时纠正错误的主要原因。
　　这些都是运动的主要错误，在以这一分析进行整改的基础上，印共（马列）（人战）继承了纳萨尔巴里的遗产、党的八大的基本路线，并创造了游击区的初级形式。

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

　　将现存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为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一场持续斗争。初期革命运动的步伐超过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发展速度。此外，通过与修正主义者的长期联系而获得的非无产阶级特征增加了对运动的破坏和分裂。自我批评路径的缺乏使得一些“领导人”从一种观点转向另一种完全相反的观点，而不是试图分析早期的观点为什么是错误的。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语义学充斥着1972年之后的时期。这与个人主义、基于个性的宗派主义、小圈子心态等一起，增加了团体的分裂——当然，每个人都声称他们是正确的。毛主席毫无疑问反对这一切，但理论上接受毛主席是一回事，在实践中吸收他的教导是另一回事。
　　毛主席曾说：“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当时宗派主义根深蒂固，存在高度固执己见的观点，不容忍另一种观点，不愿意向别人学习，甚至不从实践和现实中学习……这一切都增加了裂痕和分裂，以及迟钝或至少迟缓了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的能力。
　　在1972年，安得拉邦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简短的自我批评审查，尽管被马宗达同志接受了，但他不久之后就被捕和殉难，使得该批评无法得到（全党的）认可。尽管中组委包含了印共（马列）中的许多最好元素，但这些在1975年以精心设计的形式呈现给当时的中组委的观点，甚至无法团结其他单位。即使这不被接受，也没有其他观点可以达成共同的一致。结果，第一个中组委在1977年逐渐消失。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无产阶级运动的必备武器。它为打击“左”右倾的所有形式提供了思想基础，是打击修正主义特别是现代修正主义的最有力武器。今天，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挫折，甚至强大的中国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时，潜伏在环境中的修正主义的危险始终存在。没有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没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因此，毛派的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科学是绝对根本的。

注释：

^[1] 派萨（paisa），印度货币单位，等于百分之一卢比。——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