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理论机关报《火花（Iskra）》（1931-1941） -> 第三卷第2期 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史大林与中国革命
托洛斯基
事件与文件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是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以后，在近代史上占最重要地位的事件。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共产主义的几个基本潮流发生了冲突。目前共产国际的正式领袖史大林，在中国革命的事变中，表现了他真实的全形。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文件，已经抛散、消失与遗忘了。有些则被人们严密地藏匿起来。
我们要借助于史大林及其亲近助手们的文章和演说，借助于他所授意的共产国际的许多议决案，来重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重要阶段。为此我们要引用案卷处的原有文卷。我们特别要引用一个青年史大林主义者其塔罗夫（Chitarov），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的演词，这个演说是被史大林藏匿起来不公诸于党的。读者们将会自己相信其塔罗夫的供词，有如何惊人的意义，他是一个年青的史大林官僚主义的肩客，一个中国事变的参加者，而现在正是少年共产国际的领袖之一。
为了使事实和引证更为明了，我们以为唤起读者注意一下中国革命中几个最重要的事变，是非常有用的。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第一次政变。
一九二六年八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一个从国民党派来的蒋介石的代表之参加。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蒋介石在上海举行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左派”国民党在武汉〔长沙〕实行反革命的政变。
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宣说：留在“左派”国民党内，是共产党员的责任。
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国共产党采取暴动路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暴动
一九二八年二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宣布在中国采取武装暴动与苏维埃的路线。
一九二八年七月——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放弃把武装暴动作实行的口号。
（一）四个阶级的联盟
史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政策，是建筑在四个阶级联盟之上的。底下是孟雪维克柏林机关报对此种政策的赞扬：
“四月十日（一九二七）马尔丁诺夫在真理报上，极有力的并且……用十分孟雪维克的态度，表示了官方立场之正确，这种立场即是坚认有保持四个阶级联盟之必要；坚认不要急于打倒联盟政府，因为在这政府里面工人们与大资产阶级坐在一起；不能早熟地以‘社会主义的任务’放在它的前面。”（社会主义通信第八号第四页，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三）
与资产阶级联盟的政策，究竟像个什么东西呢？我们且摘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正式机关报中的一段吧：
“一九二七年一月五日，广州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罢工法，在这法律当中，禁止工人携带武器作示威运动；禁止逮捕商人和企业家；禁止没收他们的商品；建立强迫的仲裁委员会，制裁劳资冲突。这个法律包含了许多项目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但是与这些项目并列的还有其它的项目，他们规定在革命战争的时代，只许为防卫的利益所必需的，才有罢工的自由”（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三月一日、第九号第四百零八页）。
在资产阶级放在工人头上的绳索中，还可以找到一些有利于工人的纱线（“项目”）。这个绳圈的缺点，只是在于太紧了，竟超过了“为防卫的利益（中国资产阶级的）”所必需的程度了。这是在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的。谁写的呢？马尔丁诺夫。什么时候写的呢？二月二十〔二十五〕日，离上海大流血仅仅只有六个星期。
（二）史大林心目中的革命前途
史大林对于他的同盟者蒋介石所领导的革命，是怎样估计它的前途呢？底下是他那不名誉的宣言中之最不丢丑的一部分（他那最丢丑的部分，是从未公开刊布过的）：
“中国的革命军（即是蒋介石的军队），是中国工人和农民在求自己的解放斗争中之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广东方面的进展，便表示给帝国主义一个打击，给它在中国的走狗一个打击，并且一般的说来，也就是表示中国一切革命分子得到集会、出版与组织的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第四十六页）。
蒋介石的军队就是工人和农民的军队，它给全体人民以自由，“特别是对于工人”。
那么，为便〔使〕革命成功，需要什么呢？很少：
“青年学生（革命的青年），青年工人，青年农民，假使都随从在国民党的意识和政治的影响之下，那么所有这些人都是推动革命飞速进展的力量”。（同书第五十五页）。
这样一来，共产国际的任务，不是把工人和农民，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而是相反的，把他们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这篇文章，是在蒋介石被史大林武装以后，跨在工农的前面，且“飞速的”走向上海大屠杀的日子写成的。
（三）史大林与蒋介石
自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蒋介石在广州举行政变以后（那时我们的报纸竟默无一言），共产党便已减弱到国民党之可怜的附属品的地位，那时且签订了一个誓约，不批评孙中山主义；这样，蒋介石——这确乎是一件可注意的琐事——便出来主张共产国际容许国民党的加入，他为了准备自己作刽子手，他需要世界共产主义给他作遮饰，而他竟得到了。为蒋介石与胡汉民所领导的国民党，已被共产国际准许其加入（算是一个“同情”的政党）。蒋介石当准备作坚决的反革命行动之时（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同时还很小心的和史大林交换像片。这种友谊的加紧，是借布佈诺夫的旅行去拜望蒋介石完成的，他是中央委员会的分子之一，是史大林的一个代办人。另外一件“琐事”：即是布佈诺夫旅行到广州的时候，正与蒋介三月二十事变同时，布佈诺夫作了什么呢？他教中国共产党顺从并且要保持安静。
在上海的大屠杀之后，共产国际的许多委员会，都在史大林的命令之下，企图否认刽子手蒋介石仍为共产国际之一分子。他们忘记了在政治局里表决时，所有的人都反对那一票（托洛斯基的），而且用调协一致的口气，批准了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他们忘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有国民党的代表邵力子“同志”之参加，而这次会议正是责难左派反对派的。在邵力子所说的许多事情中，有这么几句话：
“蒋介石同志在他对国民党党员的演说中，宣说，假使中国革命不能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那么革命将是不可思议的了。国民党奋斗的目的，不是在中国国民革命之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如同西欧所发生的一样，如同我们看见的一切的国家那样，只有苏联除外……我们都相信，在共产党及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国民党将要完成它的历史的任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纪录（德文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三十日、三〇三到四〇四页）
这就是一九二六年秋天第七次全体会议里面的许多事情。跟随在共产国际的委员会之后，“蒋介石同志”，也曾允许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解决一切的任务，可是他仅仅解决了一个：恰恰是用流血手段打碎革命。一九二七年五月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还竟有如下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一切事变，完全证明了第七次全体会议的预言之正确。”
“证明是正确的”，那真是正确得彻底哩！假使这是幽默的话，那无论如何的不是随意的幽默。我们决不可忘记，在这种幽默上面，深深的染了上海工人的血液。
（四）列宁的战略和史大林的战略
列宁规定共产国际对于落后国家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们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以反抗在落后的国家里，企图围绕在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的周围，而用共产主义的外衣。”
为了要实行这个战略，那曾经允诺在中国“不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民党，竟被准许加入共产国际了。
很明显的，列宁也承认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有作暂时联盟的需要，但是同样是很明显的，他主张的联盟，不是与资产阶级的政党联合，以欺骗、陷害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农民与城市小市民），而是与群众自己的组织和集团联盟，以反抗民族资产阶级。那么，列宁所想象的与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联盟，究竟是怎样的方式呢？对于这个，他也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所写的大纲上，予以答复：
“共产国际应当与殖民地及落后国家的民主资产阶级，作暂时的联盟，但是决不应当与它混合，并且一定要无条件的保持无产阶级运动之独立性，纵然无产阶级运动还非常稚弱”。
史大林教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同时准许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其这似乎都是执行第二次大会的决议。所有这些，总括起来都被称为列宁主义。
（五）蒋介石政府好像是驳倒了马克斯的国家学说
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们，在广州第一次政变（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后一年，对于蒋介石政府，是怎样的估计呢？这我们可以从政治局的委员们之公开言论中，看得很清楚。
这里是加里宁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在莫斯科高次纳克工厂的演说：
“中国的一切阶级，自无产阶级到资产阶级，都深恨外国资本的走狗——军阀；而中国一切阶级之视广东政府，则是全中国的国民政府”（新闻报、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
另一个政治局委员鲁兹塔克，几天以后，在电车工人的集会上，也有个演说。真理报的记载是这样：
“鲁兹塔克同志，对中国的情势深加考虑之后，他指出在革命政府的后面，有中国一切的阶级。”（真理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九日）
伏洛细罗夫用同样的精神演说了不止一次。
列宁把马克斯关于国家的学说，从小资产阶级的污秽中清理出来，真是徒劳无功。不肖门徒们在很短的时期以内，竟拿双倍的污秽将它掩盖起来了。
一直到四月五号，史大林在棱柱厅里演说，还坚持共产党应保留在蒋介石的党内，而且他还否认他的同盟者有叛变的危险，他说：“有鲍罗庭在那里警卫着”。然而蒋介石的屠杀正发生在他演说后的一星期。
（六）上海政变是怎样举行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得到了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证据，那即是一个目睹并且参加中国革命的其塔罗夫的演辞，他是一个史大林派，他从中国回来正当联共第十五次大会的前夜，他参加了大会并且有一个报告。但他的演讲中许多最重要的部分，都被史大林从纪录中删去了，可是其塔罗夫本人自己是同意于这种举动的；真实的情形，自然不能公开发表，恐怕它将完全证明反对派对史大林的一切警告之正确啊。我们让其塔罗夫发言吧（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第十六次会议、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
“对中国革命所加的第一次伤害，便是四月十一到十二之上海工人被屠杀。
“关于这个政变，我将较详细地说一下，因为我知道我们党内很少人晓得它。在上海曾经有过二十一天的所谓人民政府的存在，在这政府里面，共产党人占多数。所以我们可以说，上海曾有过二十一天的共产党政府。这个共产党政府表现得十分消极，虽然事实上蒋介石的政变早已在准备着，每天都有爆发的可能。
“这个共产党政府，首先，在很长久的时间中，都没有开始工作，其口实：一方面是说，政府中之资产阶级部分不愿工作而且怠工；另一方面便说，武汉政府并没有承认上海市政府的组成。这个政府的活动，便是颁布了三个命令，而其中之一，说来就是，准备欢迎快到上海的蒋介石。
“在上海这时候，军队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尖锐。很显然的，军队（托洛斯基按：即蒋介石的军官们）已从容的准备了把工人敢上屠场。军队逼近了上海，但停止进军至数天之久，他们不到城里来，因为他们知道工人正与奉军作战，他们希望工人在这个斗争中战死，他们故意延迟进城。后来军队到了上海。但是在这些军队当中，有一师人是同情于工人的——那就是广东军的第一师。师长薛岳颇不见悦于蒋介石，蒋介石知道他同情于群众运动，因为薛岳自身，是来自下层的。他最初是一个连长，到后来才作师长。
“薛岳到我们上海同志那里来，告诉他们，一个军事的政变，已经准备好了，蒋介石把他召到司令部去，给了他一个极冷淡的招待，他决定再不到那里去了，因为他怕被蒋诱杀。蒋介石向薛岳提议，教他带了他的全师，离开上海开到前线去；而薛岳则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希望我们同意他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他已准备留在上海，并且打算与上海工人共同作战，以反抗已经准备了的军事政变。（那时黄埔军两个师长薛岳和严重都很动摇，而薛岳却没有这样的提议——译者注）对于这个提议，我们中国共产党的负责领袖们（陈独秀同志也在内）表示，他们已经知道政变业已准备了，但是他们不愿意与蒋介石作过早的冲突。这样，第一师便调出了上海，而城市即被第二师白崇禧占据了去，两天以后，上海工人便被大屠杀”。
为什么要把这种真实而且生动的陈述，从纪录中删去呢（三十二页）？因为它究竟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而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问题啊！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史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上说：
“反对派是不满意的，因为上海的工人，未曾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决死的战争。它不懂得，革命之在中国，不能够发展得很快。它不懂得，我们不能在不顺利的条件之下，进行决死的斗争。反对派之不懂得在不利的条件下避免决死的斗争（当它能避免的时候），就是表示使革命的敌人，更容易进行他们的工作……”
史大林这一段演说，题名为《反对派的错误》。在上海的悲剧中间，史大林竟找出反对派的错误来。实际上，反对派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上海的具体形势，那即是说，还不知道三月到四月初，情势是仍然那样有利于工人，虽然共产国际的领导是作尽了一切的错误与罪恶。我们就从那纵然隐藏起来的其塔罗夫的报告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时的情势，还是有救的。上海的工人，正取得了政权。他们的一部分已武装起来，而且还有一切的可能，更广大的武装他们。同时蒋介石的军队，一天天的不可靠，其中有一些部分，甚至高级军官，也倾向于工人方面来。但是每个事件和每个人，都被上级命令麻痹了。我们决不应准备决死的斗争反对蒋介石，而应开欢迎大会向他庆祝胜利。因为史大林从莫斯科下了他的绝对的训令：不仅不要抵抗那同盟者蒋介石，而且相反的，你们要向他表示忠诚。怎样表示呢？睡下来并且去死。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五月全会上，史大林在技术的和策略的立场上，仍然为他那不作一次斗争便作惊人投降的政策辩护，这种投降，引导了革命中的无产阶级走上了溃散的途程。半年以后，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史大林竟是默无一言。大会上的代表，延长了其塔罗夫发言的时间，让他有机会完结他的演讲，因为这个报告引起了他们深切的注意。但是史大林想出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其塔罗夫的演讲，从纪录中删去。我们在这里，第一次把这个真实的历史文件，发表出来。
让我们再注意一件有趣的事情：当尽可能把事变的进程涂抹，并把那实际的罪恶隐藏以后，其塔罗夫便挑出陈独秀的责任问题，直到那时为止，史大林派在任何一点上，都是拥护陈独秀以反对反对派的，因为他曾单纯地执行了他们的训令。但是就在那时候，事情已经很明显，陈独秀同志，已将不愿意作缄默的代罪人，他要公开地讨论上海事变之原因。共产国际的一切卑鄙汉，后来把他开除了，并不是因为对革命的错误，而是因他不愿欺骗工人，不愿作史大林的掩饰品。
（七）“注射工农血液”（于国民党）的组织者
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报，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大约是上海政变三个星期以前写道：
“国民党的领导，现在正患着缺乏革命的工农血液之症候，中国共产党必定要帮助注射这种血液，那么，情势将急剧的转变。”
这是怎样一种胡言乱道啊！说国民党是正在“需要工农的血液”。这种“帮助”是用最完全的方法供给的：在四五月里，蒋介石与汪精卫，都得到了工农血液的满足的“注射”了。
论及史大林政策中关于蒋介石的一章时，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一九二七年五月）宣说：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与民族资产阶级联盟的策略，在革命业已衰落的时代，是绝对正确的。仅就北伐而论（！），它已给了这个策略一个历史的证明……”
北伐尽了怎样的作用！？
这里是史大林所经过的道路。北伐竟意外的证明了是对无产阶级的讨伐，证明了他与蒋介石的友谊之正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它一切能作的事情，使中国工人的流血，不能引为教训。
（八）史大林重复他的试验与“左派”国民党联合
其塔罗夫的演说，还删去了底下极可注意的一段：
“在上海政变以后，对于每个人都是很清楚的，中国革命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正从革命中退出。这是人所公认，而且即刻都是这样说的。但是有一件事与此有关的，却没有看到，即是：虽然资产阶级正在退出革命，然而武汉政府，连想还未想到离开资产阶级。不幸我们同志中的大多数，还不明了这种情形，他们对于武汉政府存有许多幻想。他们把武汉政府，几乎当作偶像，以为它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模型”（这一段被删去的演说，在纪录中三十三页）
“在武汉政变以后，很显然的，资产阶级是退出革命了……”
假使事变不是那样悲惨的话，这是令人发噱的事。在蒋介石抛开革命，反对了被史大林解除了武装的工人以后，聪敏的战略家们，最后“懂得了”资产阶级是“退出”革命了。但是史大林既已承认他的朋友蒋介石已经退出，他还命令中国共产党附属于那同样的武汉政府，按照其塔罗夫在十五次大会上的报告，这武汉政府是“连想也没有想到离开资产阶级”的。不幸“我们的同志都未曾懂得这个”。什么同志呢？是胶贴在史大林电报上的鲍罗庭吗？其塔罗夫没有举出任何名字来。中国革命对他是很亲切的，但是他的自保，则对他更为亲切。
这里，我们听史大林怎样说吧：
“蒋介石的政变，表示现在南方将有两个营垒，两个政府，两个军队，两个中心。一个革命的中心在武汉，一个反革命的中心在南京”。
革命的中心之位于何处，不是很明显的吗？在武汉！
“这是表示武汉的革命的国民党，领导着坚决的斗争，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它将在实际上转变为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的机关……”
现在，我们最后知道了工农民主专政究竟像个什么东西了！
史大林继续着说：“因此，在现阶段上，在国民党内部左派分子与共产党员之密切联合的政策，须以特殊的力量与特殊的注意来实行。……没有这样的联合，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问题一二五至一二七页）
没有与反革命的土匪们——“左派”国民党的联合，竟说“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史大林一步一步地——在广州、在上海、在汉口——保证革命胜利的方法。
（九）反对反对派，拥护国民党！
共产国际对于“左派”国民党，是怎样观察的呢？它的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在反对反对派的斗争中，对于这个问题，给了一个明白的答复。
“共产国际以最坚决的态度，拒绝那退出国民党的要求。……中国的国民党，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组织，在这组织里面，无产阶级直接与小资产阶级和农民联合”。
在这样情形之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是十分正确的在国民党里面，看见了史大林的思想“工农两个阶级政党”之实现了。
雷夫斯（Pafes）并不是没有名的人，他最初是拍特鲁拉（Petlura）阁下一个阁员，后来在中国实行了史大林的训令，他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机关报上写道：
“我们俄国的反对派，是大家知道的，也主张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这种观点的拥护，将会引导赞成退出国民党政策的人，走到一九一七年托洛斯基所宣布的那有名的公式去：‘不要沙皇，要一个工人政府’，可是在中国它要改变一个形式才行：‘不要军阀，但要工人政府’。我们没有理由去注意这些坚决主张离开国民党的人”（无产阶级革命五十四页）
史大林——雷夫斯的口号是：“不要工人，但要蒋介石！”“不要农民，但要汪精卫！”“反对反对派，但要拥护国民党！”
（十）史大林再来解除中国工农的武装
在武汉时代，领导的政策是什么？我们且听史大林主义者其塔罗夫关于这个问题的说话吧。底下一段是我们在十五次大会纪录中读到的：
“当整个武汉时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是什么呢？它的政策是在退却的口号之下进行的……
“在退却的口号（在革命时代的，在革命斗争的最紧张时期的）之下，共产党进行它的工作，并且在这个口号之下，向一个个的情势投降而不作一次斗争。以下一些事实都是属于这种投降的：同意把一切工会，一切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的组织，附属于国民党；不得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准许，不作独立的行动；决议自动解除汉口工人纠察队的武装；解散武汉童子团的组织（并无解散童子团的事——译者注）；在国民政府的领土以内，实际上冲毁了一切农民协会；诸如此类。”
这里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描写得极其明白，它的领导，实际上是帮助“民族”资产阶级，冲散人民的暴动，并且消灭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最好战士。
但是这明白的描写，是很奸诈的，上面的引证之印在纪录上，是在用几行虚点代替删节的那段以后。底下是被史大林匿藏起来的一节：
“在这个时候，有一些负责同志，中国同志和非中国同志，发明了所谓退却理论。他们宣说：反动正从各方面向我们进迫，所以我们必须即刻退却，借以保留合法工作的可能；假使我们退却，我们将能保持此种可能，假使我们进行防卫斗争或企图进攻，那我们将失去一切。”
正当武汉的反革命，开始击破工人和农民的日子（一九二七年五月末），史大林当着左派国民党的面前，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说（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土地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础和内容。汉口的国民党及汉口政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中心”（纪录德文版第七十一页）
一个工人，用书面提出问题，问为什么在武汉不建立苏维埃，史大林答复道：
“很明显的，谁要在现在，要求在武汉区域，即刻建立工人代表苏维埃，那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之国民党阶段，也就是冒险把中国革命放在一个极困难的地位”。
正是，在一个“极困难”的地位！史大林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和学生谈话中说：
“在中国，一般的说来，工农代表苏维埃是不是应当建立呢？是的，应当的，绝对应当的。可是它的建立，要在武汉革命政府强固以后，要在土地革命展开了以后，要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土地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
在这样情形之下，史大林从没有想到，在武汉政府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没有加强他们的地位以前，可以经过苏维埃，加强工人和农民的地位。
俄国少数派的机关报，在那个时候，论及那有名的史大林大纲（这大纲是辩护他的武汉政策的）说：
“在本质上说，从史大林大纲中申引出来的“路线”，是很少可疵议的。尽可能的保留在国民党内黏贴在它的左翼和武汉政府之上到最后可能的一分钟；‘避免在不顺利的条件之下作决死的斗争’；不发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因此不‘给中国人民的仇敌以新的武器，来反对革命，来制造新的谣言，说中国进行的革命不是民族革命，而是人工移植莫斯科的苏维埃’——实际上还有比这个更聪敏的政策吗？……”（社会主义的通信第九期（一五一）第一页）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底开会，就是当武汉已经开始摧毁工农组织的时候，关于中国部分，还作了如下的决议：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唤起中国共产党注意：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加强和发展一切工农群众的组织……在这些组织里面，必须进行一种煽动，教他们加入国民党，要把国民党转变为革命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之有力的群众组织”。
“加入国民党”，即是表示把自己的头，自愿的送上杀场。上海血的教训，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让它空空的过去。共产党员，如同从前一样，已经被驱使得变成赶牛人，天天为资产阶级刽子手的政党（国民党）赶牛，并且变成了汪精卫和他的伙伴们之“工农血液”的供给者。
（十一）史大林主义者试验内阁主义
虽然有俄国克伦斯基政府的经验和左派反对派的抗议，但是史大林还实行他的国民党政策，而且试验内阁主义：两个共产党员参加了资产阶级的政府，一个作工人部长，一个作农民部长——真是抵押品的典型的位置呀！——在共产国际的训令之下，为保全联合战线，竟破坏了阶级斗争。这样的指令，是经常的从莫斯科用电报拍到中国，一直到一九二七年八月。
我们且听其塔罗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五次大会上，于代表听众之前，怎样形容共产党的“内阁主义”，在实际中的情形吧：
“你们知道，在政府中有两个共产党员的部长”底下的演辞，便从纪录中删去了：
“后来，他们（共产党员的部长）便不与其它的一切部长们聚会了，他们不出头露面了，可是在他们的部里，位置了上百的官员。当这两个部长活动的时期，甚至连一个简单的法令，使工农地位较优的法令也没有颁布。这种应受责难的行动，还不算稀奇，还有更可责难更可耻的结束。这两个部长，一个说生病，一个说要到外国去，便以此等理由，请求免职。他们的辞职，竟没有一个政治的宣言，在这宣言里面，他们应该说：你们是反革命者，你们是奸贼，你们是叛徒，我们再不愿与你们在一起了。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作，一个宣说他确实病了；而谭平山则甚至写道，他无法纳广大的农民运动于正轨，所以他请求准许他辞职。我们能够想象还有比这个更大的羞耻吗？一个共产党员的部长，竟声明他不能纳农民运动于正轨，那么谁能呢？军人能够，没有别人。这是公开的承认武汉政府对农民运动之严酷的压迫”。
这就是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原形。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当史大林的演说和论文，在一切人的心中还非常新鲜的时候，其塔罗夫的报告，竟不能印出来，虽然其塔罗夫（年纪轻轻，但却非常伶俐！）为了他自己的福利，并没有对莫斯科的领袖们之领导中国的内阁主义说一句话，甚至说到鲍罗庭的时候，仅仅用“某些非中国同志”来代替。
谭平山抱怨说他无法把农民运动纳入正轨，其塔罗夫对这抱怨虚伪地发怒。可是其塔罗夫势必知道这正是史大林放在谭平山面前的工作。谭平山在一九二六年年底，来到莫斯科接受训令，并且向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报告，说他是怎样努力对付“托洛斯基主义者”，那即是说对付那些要求退出国民党而组织工农的共产党员们。史大林打电报给谭平山，训令他约束农民运动，其目的是在不要反抗蒋介石与资产阶级的军事参谋部。同时史大林却谴责反对派……说我们轻视农民。
第八次全体会议，甚至还通过了一个特别的决议，题名为“对于托洛斯基与乌岳维奇两同志在共产国际全体会议上演说之决议……
“托洛斯基同志……在全体会议上要求，用苏维埃的形式，立即建立两重政权，并即刻采取打倒左派国民党政府的路线。这种在形式上（！）是极左的（！！），可是在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要求，不过是旧的托洛斯基主义的立场之重复！是要跳过革命中之小资产阶级的农民阶段”。
这里我们看见反托洛斯基主义之赤裸裸的本质了。它是：拥护资产阶级，反对工人与农民的革命。
（十二）领袖与群众
一切工人阶级的组织，都被“领袖们”利用，用它去约束、压制和破坏革命群众的斗争。底下是其塔罗夫的陈述：
“劳动大会（在武汉开的）一天天的拖延下去，并且当它最后集会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企图，想把它用作为抵抗的组织。反之，在大会最后的一天，它还决议在国民政府公署之前，举行群众游行，其目的是表示他们对于政府之忠诚。（罗佐夫斯基插言：我在那里用我的演说警告了他们）”
罗夫佐斯基简直不知羞耻，那时他在那里活动。他还“警告”中国的工会会员，其实中国的工会会员，就是被他用半生不熟的话语弄得混乱不堪的，罗佐夫斯基在这里算是成功了，他在中国看不见任何东西，不懂任何东西，不能预见任何东西。这个“领袖”从中国回来写道：
“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已经变成支配的力量”（工人的中国第六页）
无产阶级的头，已经被挟在蒋介石的铁铐之上，罗佐夫斯基还说出这样的话。由此可见赤色职工国际的总书记，是怎样的欺骗了全世界的工人。在中国工人被冲散以后（由于各种“总书记”的帮助），罗佐夫斯基竟嘲弄中国工会的会员，说那些“卑怯者”受到警告了，你们知道，这种警告，就是那最勇敢的罗佐夫斯基之豪勇的演说。在这小小的插话里面，可以看出现在“领袖们”的技巧，看出他们的整个机构，及他们的全部道德！
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力量，确实是无可匹比的。我们已经看见，虽然有了三年的错误，可是那时上海的情势，还是有救的，如果我们把蒋介石不当作人民的解放者，而当作势不两立的仇敌来迎接。更有进者，甚至在上海政变以后，共产党员还仍然能在各省加强自己的力量。不过他们是受命要服从“左派”国民党的。其塔罗夫对于左派国民党所举行的第二次反革命中之最辉煌的一页，加以如下的叙述：
“武汉方面的政变，发生于五月二十一到二十二日。……这个政变，是在不可信的情形之下发生的。在长沙，军队有一千七百人，而农民的武装队则占大多数，集合在长沙的周围，有两万人。虽然有这样的优势，可是军事领袖终究握住了政权，枪杀了所有活动的农民，解散了一切革命组织，并且建立了它的专政，这完全因为长沙和武汉的领袖们之懦怯、犹疑和退让的政策所致。农民们听到了长沙政变的消息，他们便自己准备起来，打算围攻长沙。这个进攻，是决定在五月二十一日。农民从各方面调动他们多数的队伍，向长沙进发。很明显的，他们不要很大的努力，便可取得长沙城。可是正当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来一封信，陈独秀在这封信上教他们或可避免公开的冲突，把问题转移到武汉来解决。（并没有这封信，事实上中央特派员及湖南省委书记，在马日事变突发前并未报告中央委员会，而逃走了。——译者注）湖南省委根据这封信，便下了一道命令，通知农民武装队退却，不要向前进展；但是这个命令，没有送到某两个分队，这两个分队，便向长沙进发，结果是被军队消灭了”（记录三十四页）。
事情的进展，在其它各省，都很相似。在鲍罗庭的领导之下——“鲍罗庭是在警卫着！”——中国共产党员，都奉命维谨地执行了史大林的训令：不与民主革命的上层领袖左派国民党决裂。长沙的投降，是于五月三十一日举行的，那就是说在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委会决议后几天以内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是完全遵从了这些决议。
领袖们确实尽了一切可能，毁灭了群众的兴起！
在同一演说当中，其塔罗夫说：
“我以为我有责任宣说，虽然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犯了很长久的空前的机会主义错误……可是我们决不应责备党的群众，教他们负机会主义之责……我深信（我曾看见过许多共产国际的支部）没有另一个支部，能像中国支部那样献身于共产主义，能像中国同志在为主义的斗争中那样英勇。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员，都没有中国同志的英勇”（记录三十六页）
无疑的，革命的中国工人和农民，在斗争中已经表现了特别的自我牺牲。他们与革命一道，被机会主义的领导冲毁了。这种领导，不是广州、上海和武汉的领袖，而是那从莫斯科发号施令的人。这将是历史的定评！
（十三）广州暴动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国共产党开了非常会议，它惩责那以前执行莫斯科训令的领导，为机会主义政策，即是惩责它的一切过去，并且决定准备一个武装暴动。史大林的特派密使们，当苏联共产党开第十五次大会的时候，正在广州准备一个武装暴动，其目的是在表示史大林在中国策略上之政治的胜利，借以遮掩他对俄国反对派的放逐。
在革命潮流已退落，而城市群众还非常销沉的时候，广州“苏维埃”的暴动，竟急促的组成了，工人们的行动，是英勇的，但领导者的冒险主义是罪恶的。广州无产阶级之新的溃灭，消息传到之时，正是十五次大会开会之日。在同样的情形之下，当史大林击碎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之时，也正是他昨日的同盟者蒋介石打毁中国共产党员之日。
起草新的清单单，又是需要的了，这即是说要再一次把责任移转到执行者身上去。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真理报写道：
“许多省军，都一致的向红色广州进攻，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最大的最长久的缺点，正在于在反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即分化运动太不充分”
“最长久的缺点”！这是不是说，去分化国民党的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呢？若是的，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刊物，于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即上海流血的一个半月以前写道：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觉悟的工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不应进行分解革命军的策略，这〔因〕为资产阶级的影响，在那里还相当强固……”（共产国际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第十九页）
史大林于一九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共产国际全体执委会上，有如下的演说——而这几句话是他在任何时机常常重复的——：
“在中国，不是徒手的人民，反对旧的统治的军队，而是武装的人民，用革命军形式反对后者。在中国，是一个武装的革命，反抗一个武装的反革命”
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天和秋天，国民党的军队，被描画为武装的人民。但是当这些军队击碎广州暴动的时候，真理报又宣说，中国共产党之“最长久（！）的缺点”，是在于他们的无能去分化“反动的军队”，在广州暴动的前夜，这同一的军队还被称为“革命的民众”。
真是一些无耻的骗子们！在真正的革命者当中，可曾见过像这类的事情吗？
（十四）盲动主义时期
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开会，那是在广州暴动一个多月以后。它是怎样估计中国的情势呢？这里是它的决议之确切的字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它的一切支部，应当把这个工作当作自己的责任，即：与那些诋毁中国革命业已经完结的社会民主党和托洛斯基主义者斗争”
这是怎样一种奸诈同时又是可怜的狡猾手段啊！社会民主党以为蒋介石的胜利，实际上就是民族革命的胜利（那昏乱的乌尔班士，也迷糊于这同样的立场）。左派反对派则认为蒋介石的胜利，即是民族革命的失败。
反对派从没有说过且也从不能说，中国革命是整个的完结了。那被消灭，被混乱，被欺骗和摧毁的，只是第二次中国革命（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仅仅这个，已足够表示领导绅士们之成就了！
我们曾确认从一九二七年秋天开始，革命的退潮，已摆在中国的面前，无产阶级是向后退却，而反革命则已奏凯旋。史大林的立场是怎样呢？
他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七日，在真理报上写道：
“中国共产党正趋向于武装暴动，中国整个的情势，照事实说来，采取这个路线是正确的……经验的证明，中国共产党必须集中它一切努力于日常的工作，并且要广泛的好好的作武装暴动的准备”。
共产国际第九次全体执委会，在盲动主义上，作了含糊两可的官僚主义的保留，来批准这种冒险主义的路线。这种保留的目的是很明显的：预先掘些洞穴，让那些“领袖们”要作新的退却之时好爬进去。
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的决议，是轻浮而且罪恶的，它是：新的冒险，新的散战，打破党与群众的关系，失去地位，把最好的革命分子葬送在冒险主义的火坑里，摧毁党的尚存战士。从一九二七年中国党的八七会议，到一九二八年七月八日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在这整个时期，是彻底的渗透了盲动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就是史大林派的领导，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之最后的一些打击。
一直到第六次大会上，共产国际的领导者才承认：
“广州暴动，在客观上说来，已经是革命退潮时期之‘退兵一战’”（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七日）
啊！是“客观的”！那么主观的呢？那暴动的自觉的制造者——领袖们呢？这是掩饰的承认广州暴动之冒险性质。不管怎样狡辩，共产国际在反对派的意见提出一年以后，尤其重要的是在连续的惨败以后，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已与武汉时代同时终止，它不能经过冒险主义来恢复。在第六次大会上，中国代表张飞荣（译音）报告说：
“广州暴动的失败，给了中国无产阶级一个更重的打击，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在这样连续败北的情形之下完结了。在工业的中心地，工人运动已经感觉到消沉的气象。”（真理报一九二八年七月十七日第一百六十四号）
事实——是一个刚强的东西！这也不得不被第六次大会所承认了。武装暴动的口号，已经取消了。现在所剩下的事情，不过是“第二次中国革命”的名称（一九二五——一九二七），把所谓“第一阶段”与将来第二阶段，用一个无限定的时期来划分开。这是企图用术语，来拯救特权，最少也企图拯救一部分。
（十五）第六次大会以后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苏（译音）某，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说：
“只有托洛斯基主义的叛徒们和中国的陈独秀主义者，说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独立（？）发展（？）的前途和稳定（？）”
我们且不理这种谩骂，这些不幸的人，假使他们不从事辱骂反对派，便永不能住到洛格斯大厦里去（莫斯科的洛格斯旅馆，是共产国际的许多外国和俄国的官僚们的住所——托洛斯基注），这是他们唯一的财源。谭平山在他投降敌人以前，也曾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体执委会上，用同样态度，大骂过“托洛斯基主义者”。他们那罕有的赤裸裸的无耻，便是企图嫁罪于我们左派反对派，把“民族资产阶级”理想化，并认为它能“独立的发展”。史大林的仆从们，如同他们的领袖一样，都在怒不可遏了，因为第六次大会以后的时候，又显示了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去了解环境的变迁和将来发展的方向。
在广州暴动失败以后，有一个时期，正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指导中国共产党，走向武装暴动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路线，曾表示了相反的意见如下：
现在，情势将要转到相反的方向；工人群众将要从政治舞台上，暂时退却下来；党将要衰弱下去，纵然有农民暴动的持续。军阀战争之减弱与无产阶级罢工暴动等之减弱，同时将不可避免的把国家导入于经济生活之某种初步的进程，其结果，将要引起多多少少的商业与工业的活跃，纵然是非常微弱。这种活跃将要恢复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并且将容许共产党，在正确的策略之下，再来建立它的关系与影响，那么这种关系已经在更高的基础上建立了，则工人的暴动将与农民的战争连接起来。这就是我们被他们叫作“取消主义”的内容。
在谩骂以外，苏某对于中国最近两年来的事情，还说了什么呢？首先他说：
“一九二八年，在中国工业与商业上，可以看到一个相当的恢复”
他继续又说：
“在一九二八年，有四十万工人罢工；一九二九年，罢工的人数，已经达到七十五万；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工人运动是更较巩固而且很快的发展”
很显然的，我们必须十分谨慎的去相信共产国际所发表的数字，自然苏某的数字也包含在内。我们且不管那夸张数字的可能，苏某的报告，正完全证实了我们在一九二七年与一九二八年初的预言。
不幸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却从正相反对的出发点，预计问题。武装暴动的口号，仅仅在第六次大会上，即是在一九二八年年中，才停止使用。但是在这种纯粹否定的决议以外，党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指向。经济恢复的可能，从没有被党考虑一下。罢工运动发展到很大的范围，但它是与党分离的。假使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是那样愚蠢，说反对派是取消主义，并且能及时了解情势，如我们一样，那么中国共产党将显然的强固起来了，首先是在工会运动中，这还有一点怀疑吗？让我们回忆一下第二次革命中之最高潮时代吧，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在共产党影响之下，有两百八十万工人组织在工会里。但是现在，按照苏某的报告，共有六万人，这还是全中国的数目！
（十六）苏维埃与革命的阶级性
按照史大林的意见，苏维埃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是什么呢？在轮到苏维埃的阶段时，什么地方是指定给它的呢？它与哪一个阶级的统治有密切的关系呢？
当北伐的时候和武汉时代，我们听见史大林说，苏维埃只有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才可建立。正因为如此，政治局完全跟随在史大林之后，倔强的拒绝了反对派所提出的苏维埃口号。
“苏维埃的口号，不表示别的，只是要即刻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并且组织无产阶级的权力”。（摘引政治局对反对派政纲的书面答复、一九二七年四月）
在五月二十四日，那时正是上海政变之后，武汉叛变之时，史大林证明苏维埃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能并立的，他这样说：
“但是假使他们有了工人代表苏维埃，则工人将不停留在这上面。他们将要向共产党说（而且他们将是对的），假使我们是苏维埃，而苏维埃是政权机关，那么我们不能压迫资产阶级一点吗？不能没收他们“一点”吗？假使有工农代表苏维埃的存在，而不采取没收资产阶级的路线，则共产党人将变成一些吹牛家。在现在，在革命的现阶段上，采取这种路线是可能与应该的吗？不，我们不应该”。
在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国民党将变成什么呢？史大林对于这个，都计算好了。在他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向学生演讲中（我们已经引经过的），他回答说：
“我以为在建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且准备中国的十月革命之时，中国共产党将要改变现在这种在国民党内的同盟，而变为与它作党外的同盟”。
我们这些伟大的战略家，预见了一切的事情——的确的，他们预见了一切的事情，可是除掉阶级斗争，——甚至关于过渡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史大林还热心的供给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同盟者，这同盟者即是那同一国民党。为了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共产党还只准许与国民党作党外联合，而还不与他打破联盟。与资产阶级联盟，是为准备“中国的十月革命”之最好的条件。所有这些，都被称为列宁主义。
无论怎样，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史大林对于苏维埃问题的立论，是非常确定的，他把建立苏维埃与即刻没收资产阶级财产连在一起。在那时候，他确实需要这种“急进主义”，他并不是拥护没收资产阶级的财产，反之正是保护资产阶级避免没收。这种有定见的立论，无论如何是很清楚的：苏维埃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与独占的机关。这就是苏联共产党政治局的立场，这就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立场。
但是于一九二七年年底，在广州举行了一个武装暴动，这个暴动是被认为有苏维埃性质的。共产党员得到了政权，他们宣布了许多方法，都是带有纯粹社会主义性质的（土地、银行、房屋、工业企业概归国有等），这可以说我们是面对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了。然而不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对于广州暴动曾作了一个综结。其结论是什么呢？
“今年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这个革命还没有完成……若企图跳过革命中之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同时又估计中国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它与一九〇五年托洛斯基所犯的错误一样”
但是在这个决议的十个月以前（一九二七年四月），政治局曾宣说这同一苏维埃的口号（不是托洛斯基主义，而是苏维埃口号！），是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阶段而不能允许的。可是现在，当用尽了国民党的一切变化以后，当需要批准苏维埃口号之时，我们又听说，只有托洛斯基主义者，才能把苏维埃口号与无产阶级专政联在一起。这表现了史大林当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之时，曾经是个“托洛斯基主义者”，虽然是绕了别的道路。
真的，共产国际的纲领，在这个问题上，也做了一个决然的转变，在殖民地的国家之最重要的任务中，纲领上说“建立工农民主专政，须在苏维埃的基础上”，这真是不可思议啊！昨天还认为不能与民主革命并立的苏维埃，今天却宣说苏维埃是民主革命的基础了。在这种翻筋斗的把戏当中，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一点理论的解释来，一切的事情，都是在严厉的行政方法之下进行的。
史大林在哪一方面是错的呢？是当他宣说苏维埃不能与民主革命并立的时候呢？还是当他宣说苏维埃是民主革命基础的时候呢？在这两个时候他都是错的。因为史大林不懂得民主专政的意义，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也不懂得它们相互间的关系，和苏维埃在它们相互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他在苏联共产党第十六次大会上，对这个问题，虽然只说了几句话，可是这次表现得最为明显了。
（十七）在十六次大会上的中国问题
史大林在他那十点钟长报告当中，（不管他是怎样〔不〕愿意这样做）不能把中国革命问题完全置诸不理。可是他恰好对它只说了五句话。那几句话是什么！真如拉丁人所说的“言简而意骇”。他避免一切尖锐之点，不敢作一般的概论，更不作具体的预言。史大林在这五句话当中，完备了一切的错误留给他将来去完成。
史大林说：“若以为帝国主义者的恶行，就这样过去而没有受到处罚，那真是可笑的。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已经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来答复了他们。听人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我以为假使这是真的，那么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毫无疑义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完全的瓜分和衰亡”（真理报一九三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若以为……那真是可笑的”，这就是后来一切结论的基础。假使帝国主义者的恶行，不可避免的激起了回答，而且这回答是用苏维埃和红军的形式，那么帝国主义者怎样还仍旧生存在世界上呢？
“听人说，中国已经成立了一个苏维埃政府”。这里“听人说”是表示什么呢？谁说的呢？并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说了什么呢？它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呀，它的代表在大会上曾经发言的呀。这是不是说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与共产党无关而且连知道也不知道呢？那么谁在领导这个政府呢？谁是它里面的分子呢？是哪一个政党领有这个政权呢？史大林不仅不能给一个回答，而且他连提也不提这个问题。
“我以为假使（！）那是真的，那么（！）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中国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还一点不知道，而中国革命的最高领袖，对于这个政府的政治面目，竟不能给我们一个报告，在这样事实之下，还说没有一点惊奇，那么世上还留下什么事情去教人惊奇啊！
“毫无疑问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挽救中国免于瓜分与衰亡”。是哪一种苏维埃呢？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见各种各样的苏维埃了：一方面有蔡里特利的苏维埃，奥托·鲍威尔和谢德曼的苏维埃；另一方面则是布尔塞维克的苏维埃。蔡里特利的苏维埃，不能挽救俄国免于瓜分和衰亡。反之他们的全部政策，是向着转变俄国为协约国殖民地的方面走的。只有布尔塞维克党人，才把苏维埃变为一种武器，解放了劳动群众。中国的苏维埃是哪一种苏维埃呢？假使中国共产党对它不能说出什么来，那就是表示前者不是在领导后者。那么谁是领导者呢？它是与共产党隔离的，它的领导者，仅仅是一些偶然的中间分子和“第三党”的人们；总之，那些第二种与第三种的国民党残余分子，能来领导苏维埃，而且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
仅仅在昨天，史大林还以为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前，要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是“可笑的”。现在他似乎相信（假使他的五句话，究竟有一些意义的话）在民主革命当中，苏维埃甚至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也能挽救国家。
说到一个苏维埃政府，而不说无产阶级专政，那就是欺骗工人，而且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农民。可是说到无产阶级专政，而不说共产党的领导作用，那就是再一次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一个陷阱，来陷害无产阶级。无论怎样讲，中国共产党现在是极其微弱的。它的党员之工人成分，只有几千人了。在赤色工会里面的工人，大概有五万人。在这些情形之下，若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即刻的任务，那是显然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南部，广大的农民运动正自动的发展起来，这里面有许多游击队参加。十月革命的影响，虽然有了多年的不肖门徒领导，可是对于中国，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农民们把他们的运动，叫做“苏维埃”，并且把他们的游击队叫作“红军”。这又表示了那时史大林的庸俗之深刻，当他出来反对苏维埃的时候，他说我们决不能用“人工的苏维埃化”，把中国人民群众吓走了。只有蒋介石能被苏维埃吓走，工人与农民是不怕苏维埃的，在一九一七年以后，苏维埃对于工人和农民，已经变成了他们解放的象征。中国的农民，很明显的，对于苏维埃的口号，寄托不少的幻想。他们是可恕的。但是那些领导的尾巴主义者，把自己限制在卑怯的含糊两可的概念中，而寄托许多幻想于中国的农民，不向无产阶级解释事变的真实意义，这是可恕的吗？
史大林说“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那意思即是中国农民，没有工业中心的参加，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能建立一个苏维埃政府而没有一点惊奇。但是我们说，在这种情形之下，苏维埃政府之实现，是绝对不可能的。不仅布尔塞维克的苏维埃，就是崔勒特里的政府，或者半政权的苏维埃，也只有在城市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若以为农民能够独立地建立他们的苏维埃，那就是表示相信奇迹。要建立一个农民的红军，那是同样的奇迹。农民的游击队，在俄国革命中，起了伟大的革命作用，可是它是在城市中已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和有了集中的无产阶级的红军之下，完成它的作用的。因为现时中国工人运动之薄弱，而尤其薄弱的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若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中国目前的任务，那是难以说到的。这是为什么史大林不顾他过去一切的言论，紧随在农民暴动之后，被迫的把农民苏维埃和农民红军，与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接合起来的原因。这种专政的领导，对于共产党是一个太重的工作，它让给某些别的政党，或者可以说让给一个未知的革命党。因为史大林阻碍了中国工人和农民，不去引导他们的斗争到无产阶级专政，所以现在一定要有一些人，把苏维埃政府拿在手上，当作资产阶级民主专政的机关，以帮助史大林。史大林送给了我们五句话算是五个论证，作为这种新的前途之发动力。那就是：（一）“若以为……那真是可笑的”；（二）“听人说”；（三）“假使那是真的”；（四）“这里面没有一点惊奇”；（五）“毫无意义的”。这里就是那行政的论据之最权威与显赫的地方！我们预先警告：在这种整个的可耻的计谋之下，中国无产阶级将要再一次付出重大的牺牲。
（十八）史大林“错误”的性质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错误。在人类思想的各种范畴内，有时会发生重大的错误，其来源或因考察对象之不足，或因事实材料不充足，或因事件的因素过于复杂难以思考，如此等等。在这些错误之中，我们可以说气象学家在预报天气上的许多错误，是政治范围里面一种整个的连续的错误之模型。一个有学问的敏于理解的气象学家的错误，比较一个经验的天气预测，对于科学是有用得多，纵然后者有时也偶然的被事实所证明。但若一个有学问的地理学家，一个极地探险队的领袖，他的出发点，是认为地球是位于三个鲸鱼上面的，那我们将要说他什么呢？然而史大林的许多错误，几乎完全属于这个范畴。史大林从没有昂扬到能把马克斯主义当作方法，他只是很条文式地利用一些“类似马克斯主义”的公式，他在实际行动上便以最粗鲁的经验主义的偏见作他的出发点。但这正是事情发展的辩证法：那许多偏见，在革命低落时代，却变成了史大林之主要的力量。也正是那些偏见，使他演出了他主观上不愿有的作用。那笨重的官僚制度，从取得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分离出来，它攀缘在史大林的经验主义之上，因为他是贪求权位的，因为他在原则方面是完全的犬儒主义，所以使他成为它的领袖，造成史大林的神话，而这神话正是官僚制度自身的节日传奇。这就是为什么和怎么样发生下面这种现象的解释：那些顽强而绝对中庸的人，在革命高涨时代，只占在三四等作用的地位，可是在革命退潮时代，在世界资产阶级稳定时代，在社会民主党复生时候，在共产国际之衰弱与苏维埃官僚制度在广大的范围内向保守方面堕落时候，却被聘来当主角了。
法国人常说一个人：“他的缺点乃是他的优点”。说到史大林，那正可以说：“他的缺点，证明了对他有利的”。阶级斗争的轮齿，陷进了他那理论的贫乏，政治的顺应性和他的精神的紊乱上面去，简言之即陷进了他的许多缺点中去，使他不能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使他变成了小资产阶级从十月革命、马克斯主义和布尔塞维克主义脱离出去的时代的政治家。
中国革命是史大林的新作用之考验，可是从相反的方面，由于在苏联取得了政权，由于那些放弃国际革命的阶层之帮助，更由于间接的但是非常实际的敌人之帮助，史大林自动地变成了共产国际的领袖，并且也只有由于这些，又成了中国革命的领袖。官僚机构之幕后的保守的英雄，在大革命潮流的事变中，也必须表现出他的方法和性质。在这个潮流当中，史大林的作用，表现得悲惨的自相矛盾。他教中国工人附属于资产阶级，制止土地革命，拥护反动将军，解除工人武装，阻止苏维埃实现并且消灭那些已经实现的，作了这些以后，史大林还完成了蔡里特利仅仅企图在俄国完成的历史任务。其不同之点是：蔡里特利在公开的舞台上活动，他受到布尔塞维克的反对以后，就企图把被镣铐欺骗的工人阶级，贩卖给资产阶级，他必须即刻并且当场负担这种责任的。至于史大林在中国的活动，自始即是藏在幕后的，他被一个有权的机关所掩护，而且悬挂着布尔塞维克旗帜。蔡里特利借资产阶级来镇压布尔塞维克的权力以支持自己。而史大林则由自己把这种压迫施诸布尔塞维克列宁派（反对派）。资产阶级的镇压，被革命高潮所打碎。史大林的镇压，则被革命退潮所抚育。这就是为什么史大林能够用纯粹的孟塞维克政策，在中国革命中，一直试验到底的原因，亦即是说试验到最悲惨的失败之原因。
史大林的政策，最近有了一个左倾的突变，这是什么一回事呢？在这个阶段里面（这个向左盘旋和它所有的意义加起来，将构成历史上一个阶段），只有那些非常短视的人们，不了解人类觉悟的辩证法与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之关系，才会看出它与以前史大林的政策，有一种矛盾。革命的衰弱与它的上涨一样，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革命退落时的经验主义的领袖，在一定的时候，势必要惊恐自己之身临叛变的深渊，当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时候，他正是被他自己的政策，赶到这深渊边缘，而且他是被无产阶级的敌人和半敌人所利用的。哥德说“你以为你自己在动，其实你是被推着走了”，这里正是这样。因为官僚机关之走向退化，不是一个平衡的进程，因为群众当中的革命倾向还非常强固，所以从特尔米多政变的深渊之边缘，转变到左边来，即刻就有充足的拥护和保持的力量。这个转变，带有一种恐慌的跳跃性质，这正是因为这个经验主义者，不能预见任何事情，直等到他临近峭壁悬崖的时候，他才知道。这种向左跳跃的观念，还是左派反对派替他准备的。左派反对派被迫只能利他的一些零碎的工作，以适合于一个经验主义者。但是这种左倾主义之尖锐的爆发，并不改变官僚制度在演进上的基本进程，也不改变史大林自身的性质。
史大林之缺乏理论的准备，缺乏广大的观察力和创造的理想力——若没有这些特点，便不能在广大的范围上进行独立的工作——就完全解释了为什么列宁曾估计史大林是一个实际工作的助理人，并且他向党提议，把史大林从总书记位置除去，这已经是很明白的说，这个位置，一定要带有独立的重要意义。列宁从没有把史大林当作政治的领袖看。
史大林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他自身是常常而且不变的保持着机会主义的立场。假使说史大林与列宁没有什么重大的理论或政治的冲突，如同布哈林、卡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甚至赖可夫那样，那不过是因为史大林从来不曾坚持他的原则的意见，并且在每次发生不同意见时候，总是保持静默，退到旁边，在那里等待。但是因为如此，列宁常常与史大林有实际的组织、道德上的冲突，这些冲突常常是很尖锐的，正因为史大林的那许多缺点；列宁对于那些缺点，在他的“遗嘱”上，虽然在形式上批评得很谨慎，可是在本质上是非常无情的。
在以上所述的以外，我们还要说明一个事实：列宁曾与一群共同工作者，手携着手的进行工作，那些共同工作者，每人对于工作，都增加了知识，都有个人的创造力，都有卓越的天才。可是史大林的周围，则围绕着一些十足的庸俗人物，特别是在他清除右派以后，他们缺乏任何一点国际的观察力，而且对于世界工人运动中之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能产生一点独立的意见来。
同时，官僚机关的权威，自从列宁死后，就变得极其巨大。史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正是利用那巨大机关的权力，以造成那理论、政治、和民族限制的混合品之结果。史大林已经证明他自己不能学习了。他在第十六次大会上对中国问题所说的五句话，是澈头澈尾的渗透了他那系统的机会主义，这个机会主义，是在中国人民斗争以前的一切阶段上，统治着史大林政策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负责人，现在正在我们眼前，准备绞杀中国第三次革命，当它开始的时候。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普林基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