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杰克·伦敦作品选

流浪者

杰克·伦敦

（1905）



说明：本篇选自杰克·伦敦文集《阶级的战争》（1905）。——译者
来源：《杰克·伦敦文集》第12卷（特写、政论、随笔、杂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芝加哥警察总监弗朗西斯·奥尼尔先生谈到流浪者时说：“尽管有最严厉的警察条例，大城市仍然需要给相当数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提供过冬的住所。”请注意“尽管”这个词，它表示他供认，在对付漫无组织的贫困人群时，有组织的政府机构是多么束手无策。警察条例如此严厉，尚且未能奏效，那么，流浪者能使条例难以奏效，必然事出有因。如此看来，调查这些原因，揭示为何无名无姓、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竟然能使大城市政权机构有力的臂膀无能为力，为何那些无足轻重的弱者竟然比举足轻重的强者更有力量，岂不是一件重要之事。
　　对流浪者这一话题，奥尼尔先生经验丰富，几乎称得上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这样谈论自己：“作为一个曾在办公室工作的警官，一个分区警察局长，我有过无数机会研究和分析这一流动人口阶层。他们冬季流入城市寻找庇护，春季又四处流浪，足迹遍及全国。”他接着又说：“我的经验再一次说明，大多数流浪者隶属于一个阶层。东飘西荡，不劳而获是他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从他的话，人们能推导出，社会上存在着一个不劳而食的广大阶层。不仅如此，奥尼尔先生还进一步证实了，这一阶层是被迫不劳而食的。
　　他说：“我惊诧地发现，竟然有如此众多的人，不幸从事着每年只需工作八个月左右的职业，至少有四个月的时间，他们被迫闲荡，就是这些人组成了流浪大军的主体。回想起有一年冬天，我似乎觉得芝加哥很大一部分居民都属于这样的不幸者大军。离我所在的警察分局不远处，冻好的冰正待切割，制冰公司欲招聘帮工。就在制冰公司招聘广告在报上出现的当晚，分局便挤满了无家可归者，他们乞求在分局暂过一晚，以便得到第二天早晨的工作。分局的每个空间都给了这些暂住者，却仍然有许多人无处栖身。”
　　他还说：“但是必须承认，在大批衣衫褴褛，由于冬雪初降而涌入城市寻求温暧的流浪者中，心甘情愿为食宿认真干活的人乃是凤毛麟角。”既然如此众多涌入奥尼尔先生分局准备割冰者尚属“凤毛麟角”，那么，如果所有流浪者都来找个正当活干，老实工人要找个得以维持温饱的活显然会难上加难。假设有人征求那些挤满奥尼尔先生分局想认真干活的人的意见，他肯定能听到同样的回答，在场的每个人都会说，希望次日清晨去向割冰工头要活时，想认真干活的人数少一些。
　　最后，奥尼尔先生说：“芝加哥城善待大批不幸的无家可归者，这使它受到大批人的利用。这种用心良好的慈悲政策，使芝加哥成为不受欢迎的流动人口冬季的朝圣地。”换言之，由于芝加哥慈悲为怀，该城的流浪者已大大超过应有的数目；由于仁爱慷慨，芝加哥受到大批人的利用。由此，我们必然会得出下列结论：如果我们的同胞是流浪者，决不可对其表示仁爱和慷慨。奥尼尔先生是对的，这并非诡辩，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说明这一点。
　　从奥尼尔先生的讲话大致可以推得下列论断：（1）流浪者阵容强大，有组织，社会对其束手无策；（2）流浪者皆是“穷苦寒酸”、“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不幸者；（3）流浪者人数“众多”；（4）极大多数流浪者不情愿干正当工作；（5）那些情愿干正当工作的流浪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找到工作；（6）流浪者是不受欢迎的。
　　最后一个论点需加上一个脚注，即流浪者作为个人是不受欢迎的；作为消极因索却是受欢迎的。流浪者在社会上起的是消极作用，他是经济需要产生的副产品。
　　现在的情况是人浮于事，这一点很容易证明，举例来说，假如十万流浪者突然强烈地想工作，未来会是何种状况？这个问题发人深省。每日每时都有人劝导流浪者“去工作”，现职法官，路上行人，厨房门口的家庭主妇，异口同声劝其去工作。十万流浪者若果真听从劝告，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地去找工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前景会怎样？嘿，到周末时便会有十万工人，由于被流浪汉取而代之而开始倒楣，不得不四处流浪找活干。
　　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曾于不知不觉中令人不安地证明，需要工作的人大大超过需要人的工作①。在她主持的报纸专栏里，她漫不经心地提及，两位企业界人士发现好雇员十分难找，翌日清晨的邮件就给她送来七十五封求职信，到第二星期末，求职者已达二百余人。
　　最近在旧金山发生的案件尤为惊人地证实了这一点。一次同情罢工遍及整个工会联合会属下的工人，成千上万各行各业的人停工了，包括货运马车车夫，运沙卡车司机、搬运工、码头装卸工、货栈工、固定引擎操作工、船上消防队员、服务员、厨师和水手等等，难以一一列举。罢工规模宏大，太平洋沿岸所有海港城市均被卷入，致使从圣迭哥至普吉特海峡的沿海航运全部瘫痪。罢工发生于经济繁荣之际，菲律宾和阿拉斯加已吸收了太平洋沿岸的剩余劳动力；又时值夏季，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正在高峰期，城市里的流动人口几乎倾巢而出。然而，竟然尚有足够的剩余劳动力取代罢工工人，无论是船上厨师，还是固定引擎操作工；无论是运沙卡车司机，还是货栈工；任何工种的闲散工人都唾手可得。这些闲散工人不仅随时应招，而且怀着急不可耐的心情等候应招。他们不惜为了一个工作机会大打出手，许多人被打死，头被打破，医院里塞满受伤的人，辱骂和攻击更是屡屡发生，无计其数。即使如此，仍挡不住被称之为“工贼”的剩余劳动力前往顶替罢工工人。

①“百分之四十三至百分之五十二的求职者需要的是工作而不是救济。”——引自纽约市慈善会组织报告。——作者

　　人们不禁发生疑问：这取代第一支工人队伍的第二支工人队伍从何而来？有一点是肯定的，各工会并未相互背叛；另一点也是肯定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工业并未因工人离职去顶替罢工者而受到丝毫影响；再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农业工人并未成群结队去城里顶替罢工者，值得一提的倒是这些农业工人怨气冲天，因为少数罢工者下乡同他们抢夺非技术性工作。于是根本无从解释这第二支工人队伍的来源。一支剩余劳动力大军原本就存在，即使在公元1901年，美国年鉴上称之为最繁荣的年代，它也从未消失过。①

①据1904年12月6日《芝加哥纪录先驱报》刊载，伊利诺斯州蔡格勒镇的一个煤矿矿主莱特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说：“去劳务市场购买劳动力时，我打算保持充分选择的自由，就像其他市场上的顾客一样。……想得到劳动力不费吹灰之力，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失业者。”——作者

　　剩余劳动力大军的存在既已证实，继而便需证实这支剩余劳动力对经济的必要性。需要剩余劳动力最简单明了的原因就是，生产在上下波动。如果生产处于低潮时，所有人都有工作，那末生产上升时人手必然不足，这种说法似乎幼稚，即使不是幼稚，也是极易解决的问题：低潮时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高潮时使工人超时工作，但是这一点不能成立，主要原因是现在并没有这样做，而我们考虑的是实际情况，不是可能的情况或应该有的情况。
　　对劳动力的需求极其没有规律，并且是周期性的，这可以从两点来谈。第一点谈谈所有大建筑和工程企业的需求。开凿运河或开通铁路需要上万劳动力，如果从常规运转的工业部门抽调这些劳动力，必然会造成损害，因此，无论是开运河还是挖地窖，是需要五千人抑或只是五个人，在现今这般组织的社会，这些人都取自剩余劳动大军。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是社会能源的储备库，这就是需要剩余劳动力存在的理由之一。
　　第二点谈谈收获季节造成的周期性需要。一年到头，劳动力如巨浪般在美国涌来涌去，由少数人播种和管理的作物，成熟后需要大量人手收割，这大量人手必然形成流动人口。晚春时节需采摘浆果，夏季来临需谷物入仓，秋季要采摘蛇麻子，冬季要割冰储存。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工人可能在锡斯基尤摘浆果，在圣克拉拉摘挑子，在圣华金摘葡萄，在洛杉矶摘柑橘，随着季节的变化，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行程达千里。但是，对劳动力需求的髙峰是在夏季，到了冬季，便进入萧条时期。这批流动人口回流入城，勉强度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使警察们伤透脑筋，直到春暖花开，工作重新需要他们。如若每个人都能工作稳定、工资丰富，那么谁去收获作物呢？最后还要谈一点最重要的需要剩余劳动力的原因。剩余劳动力对所有雇佣工人起着制约的作用；它就像厂主手中的一条鞭子，用以胁迫工人老实干活，在工人造反时，强使他们就范；它又是一根刺棒，使工人不得不接受强制性的“自由合同”——工人不时加以反对之物。天底下只有一个原因能使罢工失败，那就是随时都能找到足够的人手顶替罢工者。
　　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条件下，今日工会的力量同行业的技术性成正比，换言之，即同剩余劳动力能向行业施加的压力成正比。一千名挖沟工罢工，找人顶替很容易，因此挖沟工的组织力量很小，甚至等于零；一千名高技术的机械师罢工，找人顶替就较为困难，从而机械师工会就力量强大。挖沟工只能完全听任剩余劳动力摆布，机械师则有对抗的余地。工会欲战无不胜，就必需组成垄断工会，控制该行业的每一个人，管理学徒工，使有技术的工人源源不断，这便是劳工领袖梦寐以求的“劳工托拉斯”。

　　在英国一次大瘟疫之后，劳工们曾经突然发现事浮于人而不是人浮于事，雇主们争相讨好工人代替了工人们争相讨好雇主。工资上升，上升，又上升，直到工人们要求得到他们的全部劳动所得。显而易见，如果劳动者获得全部劳动所得，雇主则必死无疑，当时力量尚小的资本家发现，这种不幸事态已经威胁到自身的存在，于是，为了挽救自己，他们不仅制定了最高工资限度，还限制工人跳槽；粉碎处于萌芽时期的工人组织；惩罚怠工者，并以最野蛮的法律惩处不服从者。这之后，一切又依然如故了。

　　引用这一事例就是为了说明社会需要剩余劳动力。少了这一支劳动力大军，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将变得软弱无力，劳工们将以空前的规模组织起来，一个不漏全部入会，他们将要求得到全部劳动成果，资本主义社会则一点点崩溃下去，而且，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已不能效法大瘟疫之后的那个初期资本主义社会去挽救自己。今非昔比，一小撮主人利用监禁或其他野蛮惩罚驱使大批工人复工的时代已然过去。缺少了剩余劳动力大军，法庭、警察和军队皆无能为力。在这类事情上，法庭、警察和军队的作用只是维持秩序，用剩余劳动力顶替罢工的工人，没有了剩余劳动力，就不会有罢工工人和剩余劳动力在顶替过程中发生的冲突，也就不会有混乱，法庭、警察和军队便没有了用武之地。这岂不等于说，在维持现今社会完整方面，剩余劳动力大军比法庭、警察和军队更为有效。
　　前面已经说明，人总是多于需要人的工作，剩余劳动力大军的存在是经济的需要。为了说明流浪者是这一经济需要的副产品，有必要调查这支剩余劳动力大军的组成成分。有哪些人？为什么会有这些人？他们都干些什么？
　　首先，为了就业工人们必须竞争，其结果不可避免地是适应需要的强者得胜。技术工人因其有技术有效率而保住工作，假如他技术差，不可靠，或行为古怪反复无常，他很快就会被更强的竞争对手所取代。稳定的技术性工作总要摆脱粗笨无能之辈的拖累。一个人是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社会的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的，那些没有能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人就找不到位置。由此推论，一个不称职的电报员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出色的伐木者，但是，当这个电报员误认为自己是个好电报员，不屑一顾其他的职业时，他将无业可就。另一种可能性是，他对其他职业也很无能，于是只能够偶然做做强者的替身。经济不景气之时，他首当其冲被解雇；经济景气之时，他最后一批被雇用。一针见血地说，他将成为剩余劳动大军的一分子。
　　由此得出结论，剩余劳动大军是由适应性差，效率差，或完全没有适应性，没有效率的人组成的。这里面，有许多人努力过，然而失败了，他们因不称职而失去饭碗，譬如，出不了师的铅管工学徒和过于笨拙乏味而保不住饭碗的铅管工；致使火车失事的铁路扳道工；不能使账本上收支平衡的办事员；使马致瘸的铁匠；辩护乏术的律师。总而言之，他们是各行各业的失败者、其中很多人曾在各种性质不同的行业多次失败，败迹昭昭已然不幸，还得雪上加霜地忍受社会的非难，他们有份干的只是一些粗活，任何他们不计手段、不计地点弄得到手的活计。
　　但是，剩余劳动大军的成员不仅是这些人，还有其他种类的人，如虽有技术但行为反复无常的不可靠者；因年老体弱而丧失技术能力者①；也有部分技术精湛效率高的优秀工人，因工矿企业濒临倒闭或灾难临头，被投入这支队伍。这里不妨提一下英国钢铁工人的厄运，美国钢铁业侵入英国，使这些工人大受其害。最后还有那些非技术工人，如砍柴排水者、挖沟者、使用锄头与铁锨者、佣工、装卸工、码头工，一旦两千英里长的沿海地区贸易萧条，或是广大内陆地区收成欠佳，无数非技术工人便会无所事是，或使其他干同类非技术活的工人因多了竞争对手而处境更加艰难。

　　① 试图同这冷漠无情的世界抗争而一无所获的二名又沮丧又疲惫的老人，今天下午被带去见警事法官麦克休，以便考虑是否能使他们至少在春季之前这段时期中得到赡养。
　　“乔治·韦斯特莱克是第一个受到法官体谅的人。韦斯特莱克现年七十二岁，被指控为习惯性醉酒，法官判其入地方监狱服刑，实际上，他很可能一辈子从未尝过醉酒的滋味。给他判刑是地方当局的一种仁慈行为，因为在地方监狱里他将吃饱睡好。
　　“六十九岁的乔·科特以和韦斯特莱克相仿的罪名被判入狱九十六天。他说，如果有机会他愿意去采木区伐木。然而警察当局明白。这种工作不久就会要了他的命。”——摘自1904年12月7日蒙大拿州的《比尤特矿工》。
　　“我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因为我已活到了退休年龄，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地。请按下列地址通知我的妻子：纽约西一百二十九街二百二十二号。在遗书中总结了自己轻生的原由之后；五十六岁的詹姆斯·霍兰德今天在斯塔福德饭店自己的房间里用枪击穿了自己的左太阳穴——《纽约先驱报》——作者

　　劳工世界总是在进行不断的过滤，从剩余劳动大军中筛选出优良者，各种罢工和工业纠纷使工人队伍大改组，一些优秀工人浮现出来，另一些同样优秀或略差的工人则沉了下去。有技术的罢工者总是希望顶他们位置的工贼技术差，不太可能成为技术工人，然而，每一次罢工都证实了潜能的存在。普尔门铁路罢工之后，数千名铁路工人苦恼地发现，接替他们撂下的活计的人同他们自己一样能干。
　　但是，这里必须考虑一件事，在现存制度下，如果最弱者和最不适应者竟然同最优秀者一样强大，一样适应社会，而最优秀者相应说来更强大更适应社会，那么，情况依旧不变，依然会有一支就业工人队伍，一支剩余劳动力队伍。事物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能力标准。
　　现在来看流浪者。如果能断定一个人成为流浪者是因为总得有人成为流浪者，那么结论便不言而喻：他若脱离“流浪之路”，成为一个能干的普通工人，某个能力平平的普通劳工就不得不走上“流浪之路”。每一处偏僻的角角落落都挤满了剩余劳动力，冬雪初飘，流浪者被迫涌入城市，秩序大乱，需要严厉的警察条例加以管理。
　　流浪者分属两类人：或属失去希望的工人，或属失去希望的罪犯。经调查，证明这些罪犯的前身往往就是失去希望的工人，或是这些工人的后代。由此可见，流浪者即失去希望的工人。既然人浮于事，有人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希望，那么，这个失去希望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呢？
　　工业部门里，职位愈低条件愈差。技术要求愈高，技艺愈精湛的行业，生存能力愈强，在竞争中承受的压力较小，竞争也没有那么卑鄙野蛮。吹玻璃行业的需要和吹玻璃工人的比例小于挖沟行业的需要和挖沟工人的比例。再说，一个玻璃工人罢工，必需有另一个玻璃工人去顶替。而一个挖沟工人罢工，任何一个罢工者或是失业都能顶替，因此，技术性行业的工人比较独立自主，有较大的行动余地，他们可以同雇主磋商，提要求维护自己的权益；相反，非技术工人对自己的权益则毫无发言权，雇工条款的制定不关他们的事，他们只有接受“自由合同”的份儿，要干就签，不干就拉倒。像他们一样的人有的是，他们无足轻重，他们是剩余劳动力大军的成员，只能满足于干一天吃一天的生活。
　　工作报酬也同技术高低成正比。技术行业里的好手由于劳动力竞争不激烈而得到丰富的报酬，同劳动力竞争激烈的非技术行业里的不幸者相比，他们简直就是国王。技术平平的工人大部分时间被迫游手好闲，即使被雇用，也不得不接受微薄的报酬。一些日子得到一美元的日工资，另一些日子根本得不到工资。这种情况是难以维持家庭和送孩子上学的。更有甚者，除了雇主的沉重压力和从同类口中夺食的竞争之外，有技术有组织的工人也使他们的处境雪上加霜。工会会员通常不相互挖墙脚，然而，在罢工期间或工作难找之时，他们会屈尊将就去夺普通劳工的饭碗，这被认为“公平合理”。他们还真能夺到，原因很简单，一个劲道十足的机械工或电器工人暂时去铲煤，定能比一个营养不良无精打采的劳工干得好。
　　于是，不适应竞争、能力低下、技术平平的工人是一无希望了。能力低下和技术平平使他们像牛羊般无力自卫，处境更为悲惨，他们每况愈下，最后落到社会最底层，成了一群可怜的沉默不语的牲畜。他们像牲畜般地活着；像牲畜般地繁衍后代；像牲畜般地死去。这些生来平庸的家伙，既没有聪明的头脑和强壮的体格，又不能吃苦耐劳，他们是怎么过的呢？在一无盼头充满绝望的贫民窟里，他们流血流汗受尽压榨。身心虚弱令人丧失力量，阴湿的住处、恶臭的空气、催人作呕的食物叫人丧失勇气和希望。他们落到这般地步固然是因为生来就无能只配如此，但是，龌龊下流的环境，辘辘饥肠的煎熬又怎么能使人昂起头挺起腰板呢？
　　平庸者是毫无希望的。平庸是一种罪孽。贫穷是失败造成的恶果，贫穷造就出罪犯和流浪汉——两者都是失败者和失去希望的工人。贫穷是个地狱，那儿，无知在日益恶化，恶行在销肌蚀骨；那儿，人的肌体、精神和道德发育不全受到扼杀。
　　为了不被指责为轻率地夸大事实，可从两方面引用权威性的证据来说明平庸低能的工人的工作与周薪，以及他们的居住情况。
　　1901年2月28日的《纽约太阳报》报道，美国烟草公司在纽约市开办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将生产方头雪茄烟以同其他拒绝参加该托拉斯的工厂竞争，该托拉斯公开招聘女工，大量需要工作的男工和童工聚集在其办公楼前，致使警察不得不动用警棍驱散人群，付给女工的周薪是二点五美元，其中六十美分用于往返车费①。

① 1904年11月16日《旧金山检查者》载文报道一起用消防龙头驱散三百名拥挤在码头上争相要为一艘船卸货的人群。为了得到二三个小时的工作，这些人争先恐后激动异常，成了名副其实的暴民，不得不加以驱散。——作者

　　内利·梅森·奥滕小姐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系的一个学生，她最近对芝加哥成衣业作过一次详细调查，其调查结果发表于《美国社会学杂志》，并受到《文学文摘》的评介，她发现，有的妇女一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十小时，其周薪为四十美分（即每小时三分之二美分）；许多妇女每周收入低于一美元，况且还不是每周都能工作。奥滕小姐对部分成衣工人所作的调查从下列表格可得到最好的总结：


工 种平均个人周薪平均受雇周平均年收入
女（童）服裁缝$0.942437
裤子精整工1.3127.5842.41
家庭主妇和裤子精整工 1.5830.2147.49
女 缝 工2.0332.7864.1
裤子裁缝230.7775.61
其 他 工2.772981.8
裁 缝6.2231.96211.92
平 均$2.4831.18476.74


　　沃尔特·A·威科夫是工人问题的权威，与流浪汉问题的权威乔赛亚·弗林特齐名，他提供了芝加哥的情况：“许多由于冬季缺吃少穿的艰苦生活而变得虚弱不堪的人，已不能胜任劳动的需要，一些需要添加人手的老板，由于求职者体力不足，只好将其拒之门外。有这样一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忘怀：一天清晨，我在一间工厂门外无意间听到一个求职者和老板的对话，我知道那个求职者是个俄国犹太人，他家有老母、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需要赡养，整个冬季他断断续续地在一家工资低、劳动条件恶劣的小制衣店工作①，勉强维持全家的生活，困难的寒冷季节刚过，他又陷入寻找工作的绝境。

　　① 在这些小制衣店内，人们俯身于缝纫机上，在7月溽暑中每日连续不断地工作十一至十二小时，他们用足踩动机器，常常由于赶活而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
　　制衣工作的季节性意味着，一年中有少数几个月需要进行令人丧气的非人劳动，剩下的大部分时间则是同样令人丧气的无事可做。
　　肺病——经济租房的流行病，也是服装业的职业传染病——使许多人丧命；营养不良及疲劳过度又使更多的人丧命。——作者

　　“老板刚想答应雇用他干一些非技术活，看见他那形销骨立的模样就犹豫起来。老板让他露出胳膊，他卷起上衣和褴褛的法兰绒衬衣的袖子，露出光胳膊。这是一条瘦骨嶙嶙〔峋〕、青筋暴露、皮肤灰白、几乎没有一点肌肉的胳膊。更为可怜的是，他使劲曲起前臂，使二头肌隐约鼓起，徒然地表现自己有力气，老板咒骂了一声，轻蔑地笑笑把他打发走了。我瞧着他逐渐走远，等待着他的是饥饿难忍的一家老小，他心底的那份绝望只有人才能体会，却没有任何人类的语言能表其一二。”

　　关于居住情况，雅各布·里斯先生指出，在纽约以斯坦顿街、休斯顿街、阿托尼街、里奇街为界的一块居住区，面积为二百乘三百英尺，拥挤着二千二百四十四人。
　　以六十一街、六十二街、阿姆斯特丹大街、西区大街为界的一块居住区里拥挤着四千众生，等于一个宽敞的新英格兰村庄的全部人口。
　　贝伦兹博士在谈到以卡纳尔街、赫斯特街、埃尔德里奇街、福赛斯街为界的居住区时说：“人们发现，在一间高度为五英尺半、面积为九十六平方英尺的房间里，有九个人睡觉做饭……在另一间黑洞洞的地下室——一间没有任何隔断的大统间——里，住着二对夫妇、一个十四岁的少女、二个单身男人、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二个女人和四个分别为九岁、十岁、十一岁和十五岁的男孩，总共住了十四个人。”
　　在这里，人性堕落变质。身受其害的居民以冷酷的嘲弄口吻称之为“租赁房腐烂症”。一份立法机关的报告则说：“在这里，婴儿的生命蓓蕾初绽，转眼间（未满周岁！）便凋零夭折；年轻人一无青春的风采，在放荡与堕落中身染恶疾、道德败坏。”
　　这些男人和女人落到这般地步，是因为他们不幸生于寒门，或者说不幸生于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用制度的需要来衡量，他们是一无可取的弱者，等待他们的是医院和穷人义冢。对那些没有希望爬上工业社会上层的平庸工人来说，他们代表着一种惨淡的前景。一个意识到自己失败的工人，一个看清严酷的现实、知道自己没有能耐另谋高就的工人发现，他面前有几条路可供选择。例如，他可以降到社会最底层，活得像个牲畜；如果他稍有能力，底层社会会使他不想工作，心底里涌起反叛的愿望，决定去当一个罪犯或一个流浪汉。
　　如果他经历过严酷的生存竞争，他就会懂得“大路”的诱惑是什么滋味。他曾在丢了饭碗但尚未泄气时无奈地走上“大路”，从一个大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大城市寻找工作，他曾在满眼青翠的乡间游荡、开怀大笑，仰面躺着倾听小鸟的啭鸣，不为工厂上下班的汽笛和大老板的厉声号令而烦恼。
　　最最重要的是，他活下来了，这才是关键！他没有饿死，他不但无忧无虑快快活活，而且活得有滋有味！这种闲着却仍然活着的经验使他对生活有了新的观念。他对工人生活的无奈与悲惨体验越多，“大路”对他的诱惑就越大，终于，他以挑战者的姿态面对社会，抵制一切工作，加入流浪王国的流浪队伍，成为今日世界的吉普赛人。
　　话说回来，流浪者通常并非来自贫民窟，他们出身略好，甚至好得多，他们尽管自认失败，却拒绝接受命运的惩罚，因此他们逃离贫民窟，投入流浪阵营。一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或是完全如牛马般忍辱负重，没有些微反抗意识，或是受老板们资产阶级道德观念的束缚，不敢这般去做。可是，底层社会令人沮丧的环境与邪恶却源源不绝地孕育出罪犯，这些人宁愿做吞食同类的猛兽，不愿做温驯辛劳的牲畜，其中一部分连罪犯也当不好的无能之辈慑于执法力量之强大，转而投身流浪阵营。
　　这些灰心丧气的工人和灰心丧气的罪犯自动退出职业竞争，工业不需要他们，没有一家工厂因劳动力缺乏而倒闭，没有一条铁路因人手不够而无法竣工，妇女们仍然为了一星期一美元的工资心甘情愿地操劳，男人和孩童仍然在工厂门口吵闹着争夺工作的机会，没有一个人想念这些灰心丧气的人们，他们自动离去，反倒使其余剩下来的人日子好过些。
　　情况就是这样：由于人浮于事，势必产生一支剩余劳动力大军，这支剩余劳动力大军是经济的需要，缺了它，现今的社会便会解体。这支剩余劳动力大军是由成群平庸无能、不适应环境者和那些不能满足工业制度的需要者组成的，其成员为了抢夺工作机会而进行着残酷的不择手段的斗争，在底层社会，这种斗争更为邪恶与野蛮。斗争必然使部分人失去希望成了牺牲品，这部分人就是罪犯和流浪者。流浪者同剩余劳动大军不同，它不是经济的必需，然而，它是一种经济必需产生的副产品。
　　“大路”是社会的安全阀之一，通过它，社会机体的废物得以排泄，被排泄便是流浪者所起的负作用。现今的社会体制使许多人的生命成为废物，这些废物必须得到清除。诚然，用氯仿和电刑加以处理将是最简便最仁慈的清除办法，但是，统治者的伦理道德只允许把人变成废物，却不允许以人道的方式清除这些废物。这种自相矛盾说明，理论上的伦理道德与工业的需要是无法调和的。
　　于是，流浪者只有自我清除了。清除自我还不够！既然他显然不能适应现存的一切，根据物种相传的原理，就有必要使其绝种，使其断子绝孙，使其扮演20世纪阉人的角色。他确实扮演了阉人的角色，他不能生育后代，同街头妓女的命运一样，他命该不育，要不是社会让他们分道扬镳，他们原本可成为一对。
　　尽管他们的死亡令人遗憾，他们却是命定必死，因此当飘泊不定的流浪者的身躯倒在公路上妨碍交通，或堵塞厨房门外的台阶时，不要埋怨他们，我们不仅赞同这种形式的消亡，而且要促使它的实现。我们尽可以严格执行警察条例，但千万不要劝流浪者去工作，那不仅太刻薄而且是虚伪的假话，因为我们明明知道没有工作给他干。作为我们社会经济和工业犯罪，或者说既定进程的替罪羊，我们应该肯定他的作用，让我们说一句公道话，他只是产品，社会的产品，身不由己罢了。

（陈颖卓 译）
录入者：路人韦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