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1917年的妇女
﹝英国﹞梅根·特鲁德尔（Megan Trudell）
张嘉睿 译
妇女不仅是俄国革命的火种，也是驱动它的引擎。
在1917年国际妇女节当天，彼得格勒维堡区的纺织女工发起罢工，走出车间，数以百计地从一家工厂走到另一家工厂，召唤出其他罢工工人，并参与了与军警的暴力冲突。
缺乏技能、报酬低微、每日在肮脏有害的条件下工作十二或十三小时的妇女们，坚决要求男人们团结一致并行动起来，特别是那些熟练技工和金属工人，他们被认为是这座城市的产业军中最具政治意识和社会力量的。妇女们朝工厂窗户投掷树枝、石头和雪球，强行进入工作场所，呼吁结束战争和让她们的男人从前线回家。
据许多同代人和历史学家说，这些为面包骚动的妇女——为追求纯粹经济目标而用历史悠久且“原始”的方式抗议，行为出自情感而非理论的准备——无意中掀起了推翻沙皇的风暴，接着她们就消失在男性工人和男性主导的政党的庞大队伍背后了。
然而从二月罢工一开始，反战的政治口号就已交织在抗议中了。妇女们的大胆、决心和手段表明她们懂得问题的根源何在、工人团结的必要和把士兵从保卫沙皇政府争取到支持起义上来的迫切需求。托洛茨基后来记述道：
“女工们在工人与士兵的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们比男人们更大胆地靠近封锁线，抓住步枪，恳求且几乎是命令道：‘放下你们的刺刀——加入我们。’士兵们感到激动与惭愧，他们焦躁地互相交换眼色，犹豫不决；有人首先下定了决心，愧疚地把刺刀举过前进的人群的肩膀的上方。”
到二月二十三日终，把守电车场的士兵已被女电车工说服到她们一边了，电车被推倒用作对抗警察的街垒。争取到士兵并非简单地是部队身上愈加沉重的战争负担或抗议具有传染性的“自发性”的结果。自1914年起，纺织女工就与以农民为主的大批彼得格勒士兵相关联了。来自同乡的兵营里的男人们与工厂里的妇女们，相互交谈并建立起了联系，模糊了工人与士兵间的界线，也让女工们对武装支持的必要性有了清楚的理解。
女工坚定地站在以沙皇统治的覆灭为顶点的二月革命的最前线。她们不仅仅是点燃它的“火星”，也是推动它前进的引擎——尽管最初有来自许多男性工人和革命家的疑虑。
二月革命常常被描述为“自发的”，从一种意义上来说没有错：它不是由革命家谋划和执行的。但自发性不等同于缺乏政治意识。这些席卷了彼得格勒各工厂的妇女同时作为工人和不得不排上数小时队来喂养家人的家长的经历，使得对面包的“经济”要求与结束战争的政治要求间的区别土崩瓦解。现实状况把对饥饿与贫穷的责难引向了它的源头——战争和造成战争的政客们。这样的要求非一场地震般的政治大变不能满足。
另外，女性布尔什维克们是罢工的核心，她们数年来都一直在为组织起非熟练女工而艰苦工作，尽管她们自己党内的男人们对组织妇女的态度是：轻则是对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的一种注意力分散，重则是给上层阶级的女权主义者提供插手的可乘之机，把妇女们带离阶级斗争。
革命运动里的许多男人觉得国际妇女节示威是时机不成熟的，女工们应该保持克制直到熟练工人准备好发起决定性行动。是女性党员，党内的少数，主张在维堡区召开女工会议讨论战争和通货膨胀，也是妇女积极分子号召国际妇女节反战示威的。阿纳斯塔斯娅·德维亚特季娜是其中之一，她是名二月革命后为士兵的妻子们建立了联合会的布尔什维克和产业工人。
二月之后的大部分叙述中，妇女作为1917年革命进程的一部分几乎消失了——除了一些杰出的女革命者，像亚历山大·柯伦泰、娜捷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和伊内萨·阿曼德，而她们作为妻子和情人的私生活被提及得与她们的实际活动和理论建树一样多。
妇女在那些沙皇制度废墟上出现的行政机关里基本是缺席的。只有少之又少的女性成为了村议会代表、立宪会议代表或苏维埃代表。工厂委员会的选举是由男人主导的，甚至在女工占多数的部门他们也被指定为代表。原因是互相关联的两个层面：妇女仍然承担着在贫困情况下喂养家庭的任务，她们也缺少自信、教育以及时间来挺身而出或维持高水平的政治活动。数世纪来俄国妇女的生活方式与受压迫的现实状况限制了她们的政治参与度匹配政治意识上无可置疑的提升的能力。
1917年前俄国主要是个农业社会；沙皇的绝对权威被教会奉为神圣并加以稳固，这反映在家庭的风俗习惯中。婚姻的结合与分离受宗教控制；妇女在法律上只有从属地位，被看作是私有财产且贱于人类。俄罗斯俗语里就包含着这种情绪：“我以为我看见了两个人，但只有一个人和他老婆。”
家庭里男权就是一切，而妇女被认为应在残暴行径中消极被动，从父亲手上传到丈夫手上，常常是受默许的暴力的受害者。农妇和女工在田间和工厂面临着令人精疲力竭的艰苦工作，另外还有抚养孩子和家务责任的可观负担，那时候生孩子困难又危险，避孕还不存在，新生儿死亡率高。
尽管如此，妇女在1917年的政治参与也不是从零开始的。俄国是一个矛盾体：伴随着大多数人民忍受的极度贫穷、镇压和暴政，俄国经济在1905年前数十年间繁荣增长。大量的现代化工厂制造出武器和纺织品，铁路连接起快速发展的城镇，来自欧洲的投资与技术使钢铁和石油产量大幅增长。
这些剧烈的经济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年代里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转变：为贫困所迫又受雇主怂恿，越来越多农妇被吸引进城市工厂，大机器的使用创造了更多非技术岗位，雇主对“顺从的”工人的喜爱使从事于亚麻、丝、棉、毛、瓷器和纸品生产的妇女大量增加。
妇女已参加过1896年的纺织厂罢工、日俄战争前抗议征兵的示威以及——关键性地参与了——1905年革命，在此期间，纺织厂、烟草厂和糖厂的非熟练女工们与家政工和洗衣工一道，发起罢工并尝试建立自己的工会，作为大规模起义的一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对女工经济和政治份量的增加有决定性意义。战争撕裂了家庭，颠倒了妇女的生活。前线夺走了数百万男人，他们或死或伤，迫使妇女自己来耕种土地、领导家庭和加入城市产业军。妇女在1914年占劳动力的26.6%，到1917年则将近一半（43.4%）。甚至技术行业内女性的参与比例也有戏剧性的增长。1914年妇女只占金属工人的3%，到1917年这个数字已增至18%。
二月革命后的双重政权局面中，妇女的反抗并没有消失，而是融入了见证工人的支持从政府流向苏维埃，到了九月又在苏维埃内从温和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领导流向布尔什维克的过程中。
男女工人对推翻沙皇后生活即会改善的期望被政府和苏维埃领袖的继续战争给击碎了。到五月，反战抗议已迫使第一届临时政府解散，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苏维埃领袖们与自由主义者组建了联合政府——仍然要致力于战争。工人的幻想破灭导致了进一步的罢工，它再一次由妇女发起。属于一个工会的大约四万洗衣女工在布尔什维克索菲娅·冈察斯卡娅的领导下，罢工要求更多工资、八小时工作日和改善工作条件：工作时更好的卫生、产妇津贴（当时女工隐瞒怀孕直至在工厂的地板上分娩是很常见的），以及终结性骚扰。如历史学家珍·麦克德米得（Jane McDermid）和安娜·希尔耶（Anna Hillyer）描述道：
“冈察斯卡娅曾经与工会中的其他女性积极分子一起，去到一家又一家的洗衣店里说服女性加入罢工。她们会把桶装满冷水来浇灭炉子。在一家洗衣店里，店主用一根撬棍攻击了冈察斯卡娅；纺织女工们从后面拉住他冈察斯卡娅才得救的。”
在八月，面对科尔尼洛夫粉碎革命的企图，妇女们团结起来捍卫彼得格勒，修筑街垒、组织医疗救护；在十月，布尔什维克党里的妇女们参与了医疗救护的提供，以及各地区之间的重要通讯，某些还负责了协调彼得格勒各个区域的起义，甚至赤卫队里也有女性成员。麦克德米得和希尔耶还描述了十月中布尔什维克女性参与的另一项活动：
“七月的那几天之后，在临时政府试图解除工人武装时，电车员A·E·罗迪奥诺娃在她的库房里藏了42只步枪和其它武器。十月里，她负责确保两辆装有机枪的电车离站赶赴冬宫的风暴。她必须保证十月二十五日晚至二十六日电车服务的运行，以协助夺权和检查全城赤卫队的岗哨。”
革命的轨迹扩大了饱受战争之苦、日益呼唤和平的劳动妇女，与继续支持着流血死亡的女权主义者的裂隙。对于提倡法律和教育平等与社会改良的大多数自由主义上层阶级女权主义者来说，这些好处能通过向新政府、向战争努力证明自己的忠诚来赢得。显示爱国主义是在谈判桌上赢得一席之地的一部分。
二月革命曾使女权主义者争取普选权的运动再次兴起，七月份对其的承认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进步。但对绝大多数妇女，投票权几乎改变不了她们的生活，短缺、长时间工作和维系家庭的斗争仍然是生活的主宰。就像柯伦泰曾在1908写到的：
“不论女权主义者的要求表面上有多激进，决不能不看到这个事实，即由于她们的阶级地位，女权主义者不可能为现今社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变而斗争，而没有这种改变妇女的解放就无法完成。”
对于绝大多数工人阶级与农民妇女，压迫与平等的问题不是产生于抽象领域的，而是具体地出现在为改善自己以及自己的男人和孩子们生活的斗争中的。有些人变得政治上更加明确且更加自信了，常常是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成员，这是由于她们自己反对战争和政客的集体行动——以反对饥饿、战争与要求土地所有权为中心的行动。罗伯特·瑟维斯论述道：
“随着社会混乱和经济破产在晚秋达到顶峰，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纲领稳步显示出它越来越能吸引工人、士兵和农民。但仅是这样还不会有十月革命。”
女工、农妇和士兵的妻子与她们的男同胞们一样充分体会到了这点。没有彼得格勒大部分是妇女的非熟练工人群众支持，十月起义就不会成功。
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并非盲目，而是，用托洛茨基的话说，数百万工人，男人和女人的“意识上小心谨慎又充满痛苦的发展”的结果。到十月，其它所有道路都已经尝试过了：临时政府和孟什维克背叛了他们，示威游行带来了镇压或满足不了他们对更好生活的希望的有限收获，而且至关重要的是，科尔尼洛夫政变的企图使利害关系清楚起来——前进或被粉碎。一位工人曾这样表述：“布尔什维克总是说：‘说服你的不会是我们，而是生活本身。’现在布尔什维克胜利了，因为生活证明了他们策略是对的。”
认真对待了妇女问题是布尔什维克的功绩。尽管从今天的观点看妇女代表严重不足，为组织和发展女工仍然进行了严肃的努力。布尔什维克在联系妇女上做的比其它社会主义党派都更多的事实并不就一定是由于对妇女权利做出了更大的承诺。
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都明白与工人阶级中的妇女建立良好关系的必要，但布尔什维克能将为男女平等的斗争整合进基于反对政府和战争的阶级活动的战略里，而牵扯进继续战争与同特权阶层和雇主的交易的党派，不能比报道妇女罢工和谈论政治权利做得更多，却没有实际的办法来解决妇女生活中的现实压力。
布尔什维克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妇女的组织与政治化的任务——部分是因为从二月的爆炸性开端中得到的教训，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女性成员的坚韧不拔。
女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比如柯伦泰、克鲁普斯卡娅、阿曼德、康科尔迪娅·萨摩瓦洛娃和维拉·斯卢茨卡娅，还有其她人，一直都在争辩说党应该为组织女工和发展她们的政治教育做出特别努力。她们奋力使男同志们相信非熟练女工极其重要而不是革命的一个消极、守旧、“落后”的障碍。于1914年首次发行又于1917年五月重启的布尔什维克报纸《拉波特尼察》（《女工报》）刊载了文章阐述托儿所、育婴室和为妇女设立工作场所保护法规的重要性，并且反复强调对平等和对在所有工人间讨论“妇女问题”的需要。
妇女在二月的角色和她们作为彼得格勒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持久重要性改变了许多男性布尔什维克认为关注妇女问题就是向女权主义让步，和革命将由最有技术和政治意识的（男性）工人领导的观念。虽说如此，这仍是场艰苦漫长的战斗；当柯伦泰四月份向党提议设立妇女部门时，她基本是孤立的，尽管她得到了列宁的支持，而他的四月提纲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内也没有收获更多热情——相似地，柯伦泰是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仅有的支持者。
但接下来的几个月，清楚表明列宁坚持将革命推向直至苏维埃政权的论点与柯伦泰对女工的重要性的把握都源自革命的现实动态，并能驱动它前进。现在，布尔什维克不止有《女工报》一家报纸争论道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威胁着阶级团结，而党致力于让妇女在工厂委员会里得到代表，向男性工人间把女工当作一种威胁的态度发起挑战，并为了给妇女投票而同男工人争论——特别是女性占大多数的行业——也为了向作为工友、代表和同志的妇女们表达尊敬。
十月革命的六周后，婚姻方式被代以民事登记，离婚可由任一方提起。这些措施在一年后的《家庭法》里得到详细阐述，它使妇女在法律前享有平等。宗教约束被废除，一举拔除了数世纪来约定俗成的压迫；离婚能被任一方无条件取得；妇女有了对自己的金钱的权利且伴侣中任一方不对另一方的财产享有权利。私生子女的概念被铲除——如果一个女性不知道谁是父亲，她之前的所有性伴侣则都有对孩子的集体责任。俄国成为第一个使自愿堕胎合法化的国家。
1917年革命由妇女发起和塑造，并且在这一年中，视妇女低人一等，把妇女看作财产，认为妇女消极、落后、保守、缺乏自信和弱小等许多旧观念，因为妇女的行动和政治奉献，如果不是被扫除了，也是遭到了挑战。
但俄国革命没有废除男权统治和解放妇女——内战造成的灾难性匮乏和之后苏维埃政府的蜕变使其成了不可能。不平等还在继续。几乎没有妇女占有有实权的位置，被选举进管理机构的也寥寥无几，而在十月后的极端困境里性别歧视的观念没法简单地消失。
革命期间，妇女既没能与男人们同等地参与，也没有同样显著地为更高水平的政治进程做出贡献，但她们在生活的约束之中打破了世人的预期并塑造了革命的进程。正如麦克德米得和希尔耶所言：
“确实，男女劳工间的分歧依然存在，但比起下结论说妇女对男权统治的挑战已经失败，我们更应该想到她们怎样在她们的传统框架内巧妙地运动以及这对革命进程有什么意义。”
妇女对1917年革命是不可或缺的，她们与男人一道创造了历史——不是作为消极的观众或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因素，而是勇敢的参与者，她们的战斗因其表达的对根深蒂固的压迫的拒斥而更富有意义。透过的妇女的眼睛来看革命，能让我们对依然是于妇女生活最具变革作用的历史时刻有更丰富的理解。
2017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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