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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1917年俄罗斯的农村革命
﹝英国﹞莎拉·巴德考克（Sarah Badcock）
星原、田七 译、田七 校
在1917年,俄罗斯农村的普通民众直接行动起来去重塑他们的世界。
农民在1917年改变了政治格局：他们决定性地影响了政客们对国家问题的回应；作为粮食的生产者，他们控制与决定粮食的供应；全副武装的农民充当士兵，投入到推翻旧政权与建立新政权的运动中；同时，作为俄罗斯城市居民的大多数，他们在城市起义中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是，当我们谈论农民革命时，通常是指关于农村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上的斗争。而且尽管在1917年，俄罗斯有80％以上的人口不居住在城市，但学者们经常忽视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参与和经历，而把重点放在城市工人与知识分子上。
俄国农村起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打消了我们对农民行动的性质的任何错误臆测。它们还揭示了革命的非凡创造力和变革性。
我们不能粗糙地定义农民暴动。农民暴动在1917年间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空间上扩散时，在俄国广袤的领土上显示出多种多样的地方特色。
通常，不同的土地品质和地域文化塑造了这些起义的不同形式。尽管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农民对地主的暴力袭击和对农村私有土地（estate）的强行没收，但许多农村斗争却在和平地展开。暴力对抗固然最受后人关注，但对当时人而言却意味着巨大的行动风险。大多数俄罗斯农民采取了和平而有分寸的行动，尽管那些财产被重新分配的人未必会作如是观。
一些农民悄悄地开始反抗：他们推开了地主牧场的入口大门，，让村里的牲畜进去里面放牧。一些农村社区伪造了“官方”文件，赋予它们对地方上资源的永久使用权。而在一些更为“明目张胆”的起义中，一些村民共同合作来采伐附近森林的木材。
不幸的是，我们尚未能完全了解农村工人投身1917年革命的各种方式。而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是一揽子的革命策略，行动和目标，而这些都将在革命后的俄罗斯国家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现代性的到来
“农民”一词通常是指在农村地区生活和工作的人；但是在俄国，它也同时是一个法律范畴——soslovie（阶层）——而这甚至反映在个人通行证上。俄罗斯农民可以住在城市地区，以打工或经商为生，也可以当兵。
二十世纪初，现代性在俄国农村产生，与以父权制、东正教和社区生活为核心的农民生活的传统元素共存，同时也在改变后者。
父权制的权力结构确保了成年男性对家庭和社区的主宰权，俄罗斯东正教信仰在许多居民的社会、文化和精神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地的集体管理制度在许多地区依然存在——这不仅促进了对资源的集体利用，也强化了父权制的社会结构。所有这些特点使得俄罗斯农村地区带有某种地方主义，而农村政治更强调地方利益，而更少地关注全国性问题。
现代性以多种方式挑战了这些传统模式。在1861年农奴解放后，农村的初等教育建设加速了，使年轻一代学会了读写。同时，数百万人口季节性地迁移到城市中心，又把大都市的思想和习俗带回农村，包括世俗主义和消费文化。
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和地方法院为农村人口提供了与国家沟通的新方式，他们对此充满热情。1905年革命后，农民参加全国大选，并极力为其所在地区的候选人开展竞选。
最终，1914年的战争动员预示着在应征从军并奔赴俄罗斯帝国各地的农村民众中将会发生重大变化——当中有些怀有爱国主义狂热，而其他人则极为不情愿。
与自己村庄以外的世界的这些联系意味着：到1917年，农民群体不再像在前现代时期那样孤立地生活着。他们以多种方式与当局与国际发生联系。识字率的提高使农民能够参与国家和地区的政治议程，而在城市中心的经验则激发了年轻人去挑战男性长辈的父权统治。
革命的形式
“水属于你们，光属于你们，土地属于你们，森林也属于你们。”
1917年6月，一个水手兼鼓动者在喀山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讲的这些话，反映了革命农民愿望的最基本要素。自1917年起，人们经常重申这个明确的表述：土地和森林应该像空气和水一样属于需要它们的人。
在农奴制曾经盛行的地区，曾为农奴的农民对于不平等的人身解放条款怀有深深的不满。在农民与当地地主有敌对关系的地区，土地征收最有可能变得暴力。
我们对农村革命的形式和剧烈程度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那些取材于地主抱怨而编写的所谓骚乱报告。这些报告告诉我们：骚乱在俄罗斯土壤最肥沃的地区爆发得最频繁；此外，农奴制此前越是盛行的地区，其上发生的骚乱、对独立地主的暴力攻击事件和对地主土地的强制征收的数目就越是频繁。但是，这些统计数据并未能呈现农村起义的完整情况，因为它们仅记录了特定类型的行动。
尽管暴力袭击和强制重新分配土地常常被抽出来作为俄国农民革命的例证，但这些行动根本不是典型的情形。实际上到1917年，只有一小部分耕地仍属于精英阶层。在一些地区，例如维亚特卡（Viatka），大都没有贵族地主，因此对土地所有权的诉求并不存在。
二月革命使得俄国农民逐渐提出自己的诉求，并逐步开展自己的行动。但是农村革命者为实现平等而奋斗的具体行动取决于当地的土地使用情形和土地所有制。这些行动大多数都没有涉及暴力或强行没收。相反，农村社区在试图保护自身免受潜在的镇压之时，挑战并打破了私有制准则的限制。
例如，Aryshkadza村的农民只是宣布：他们需要用当地地主的田地来耕种自己的冬季谷物；播种需要一天时间，而当天地主的雇工可以放一天假并离开，腾出位置来让村民们用这一天来播种。
此外，我们不应该将这些农民的革命行动视为一种阶级现象，因为农民没有形成自为一体的阶级。换言之，虽然农民确实将自己定义为农村劳动者（这塑造了他们的世界观和行动）——在某些农民革命行动中，农村社区居民联合起来反抗地主，这确实看似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但是在其他许多情形下，是相邻的农村社区之间或邻里之间在土地使用的问题上产生争执。
例如，村民们经常盯上那些宁愿在自己独立的农舍而非集体土地上耕作的农民，并强令他们回归到社区的集体耕作中。通常是整个村庄一起发动袭击，以迫使个体农民及其土地重新回归农村社区。村民之间有着不同的财富与权势水平，个人在当地的财富与权势地位终究会有沉浮。
同时，中央政府支持土地私有者的控诉，命令农村社区尊重私有财产——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故而在1917年我们能发现对私有财产权的不断升级的逾越情形。
谁领导了农村革命?
关于领导农民革命的个人和团体，我们只有零碎的证据。委员会、苏维埃和工会在许多村庄都夺取了领导权，发布了有关土地使用与管理的指令。这些组织为农民的行动提供了制度性的基础。
其中的一些组织，如农民代表苏维埃（建立起从国家到地方各级的网络）和临时政府也设立了土地和物资委员会（land and provisions committee）。但是，这些地方性的机构只有直接响应其选民的要求的前提下，方可保有其权力。正如Sotnursk村委会对其地区当局的提醒，“我们选举了你们。你们必须听我们的！”
一系列证据表明，只有融入农民社区的人才有机会掌握权力。所谓的乡村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农业专家和神职人员——被系统性地排除在民选职位之外，通常不会出现在农村革命的记述中。选举记录表明村民偏爱识字的、头脑清醒的、明智的、可靠的而属于农民群体的候选人。但是，农民革命行动的多样性意味着我们不能给农民革命的领导者贴上雷同的身份标签——某些地方的农村革命由整个村庄社区发起，一些领导者是妇女，而一些领导者则是占少数的较富裕的村民。
二月革命改变了普通士兵的地位和权力，他们成为了革命运动的武装保护者。逃兵、休假的士兵和在后方的驻军都在乡村政治中扮演着活跃的角色。他们是外来者中与村庄最为亲近的群体（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归类的话），因而能够领导农民起义。
由于士兵们本就经历过暴力，他们在暴力中得到锻炼，并且为（战争）暴力行动接受训练，因此有士兵参加的农村革命活动更有可能变成暴力化。有时，会有农村社区整个地投入到袭击行动中。例如在1917年5月，一群士兵在村庄妇女及其子女的引导下，迫使纳塔利娅·内拉托娃（Natalia Neratova）离开她的土地。
革命开始时，政党政治在农民活动中仍然扮演着极为次要的角色。维克多·切尔诺夫（Viktor Chernov）的社会革命党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在俄罗斯中央腹地）形成强大的社会基础——这在1917年11月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得到证明：在全国范围内，社会革命党赢得了37％的选票，而布尔什维克获得了23％的选票。但是这些数字掩盖了前者在某些地区占统治的情形：它在俄国北部地区赢得了76％的选票，在中部黑土地区赢得了75％的选票。
该党利用了其作为农民党的形象及其在地方上的强大吸引力来争取选票，但并未领导农村革命。只有当党内激进主义者为所在地的农村社区的诉求与动机代言时，他们方能在村庄中担任领导角色。
城乡分离
俄国农村革命暴露了从国家到地方的各级当局的无权力状态。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都没有应对农民的关切与诉求。它们要求农村居民耐心等候立宪会议来实施土地的重新分配。
大多数农民无视这类要求，而中央政府也无力阻止前者的行动。自1917年起，地方当局开始认为农村革命源自于（农民群体的）误解，因而调解与教育可以遏制社会骚乱。到了当年夏天，农村社区自觉的、果敢的而无需依赖中央规划帮助的行动打消了这类看法。
地方当局日益依赖于武装力量来控制农村地区。少数更有洞察力的领导者试图先发制人地下命令将私有土地归并到农村社区，而控制住农民。但农村起义的势头依然不减，因为没有任何中央或地方政权能够推行任何政策。
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列宁迅速颁布《土地法令》——要求将所有私有土地归农民使用。讽刺的是，这份法令表明了中央政府的重要性。列宁的土地法令预示了对农村经济控制权的争夺——这是俄国内战的关键特点。
俄国农村革命的历史依旧在发掘中，而对它的了解有助于对我们更详细地观察1917年的俄国。
2017年8月23日
莎拉·巴德考克（Sarah Badcock）是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历史学副教授，专门研究沙俄时代和革命时期的俄罗斯以及刑罚的历史。
原文链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8/1917-peasant-revolutions-russia-serfs-bolshevi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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