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晓得川崎宪二郎这个年轻而死于狱中的同志的事情的党员已经很少了。并且对于他的事情晓得清楚的人已经离开党了。我对于他也仅知道一点。他的籍贯、年龄、经历，一点也不知道。从他死后直到今日，谁也没有写过他，并且也没有谈过他。

川崎君大概比我年长二、三岁。我和他初次会见，是一九二二年五月前后在户冢町源兵卫地方的“晓民会”。“晓民会”的中心人物是近藤荣藏、高津正道诸君。它在日本共产党创立以前，是当时存在着若干小组之一。“晓民会”系的人们，大部分后来在党被镇压时脱离了党。作为革命家而献出生命的，仅川崎君一人而已。川崎君是个身体魁梧容貌端正的青年。经常光着和尚头，喜欢在窄袖衣服外面纵令不是雨天也披上件雨衣。据说这种服装在当时从事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人中间非常流行。大杉荣是以爱给人起绰号著名的，高津君被起名为大和尚，川崎君被起名为小和尚。

川崎君对于那时欧洲工会运动{X}（录入者注：原文不清，无法辨认）前问题的统一战线颇感兴趣，曾在市谷富久町的新人会事务所，怂恿黑田寿男君给他谈关于统一战线的话。他听取人家意见时，那种洗耳恭听的态度充分表现出来。

一九二三年一月前后，在户冢町源兵卫地方的《农民运动》社（浦田武雄君是编辑者，我也时常参加编辑会议），当“晓民会”提出失业对策时（不消说，是根据党的方针），有人提倡组织失业者委员会。这在当时欧洲各国的共产党也是成为问题的，但那天会场上的反对空气非常浓厚。在今日的日本，大概谁也不怀疑其必要了。工会发达以后，便能组织多数工人，因而今后在整顿企业的名义下造成大量失业时，这种组织一定会应运而生的。但是那时工会会员的数目，比今日的共产党员还少。没有掌握得住的工厂，在作业场中也只是少数人被组织起来了。由于第一次大战后的经济恐慌（一九二零年）及其后的产业合理化、农村的人口过剩，失业问题非常重要，但失业者委员会这个组织，纵令在当时的日本共产主义者间，似乎还无法成为现实的东西。那时川崎君自始至终屡次发言辩论，对这种失业者委员会频频反对。虽然是那样寒冷的天气，他的黑色西服已被汗水湿透。常盘炭坑来的工人也表示反对。大概是在二月十一日纪元节那天，在芝公园召开了反对失业的工人大会，有数百工人参加了。

其后川崎君的影子就在“晓民会”中看不见了，他为了组织煤矿工人到常盘煤矿当工人去了。{他是个X于XX的人}（录入者注：此句有三字无法辨别），具有{X}（录入者注：原文不清，无法辨别）{啄}（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啄”字）木诗中所说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喊‘到民间去’（В Народ）”那样的热情。然而他并不空喊口号，他自己进而跑到那出水多地热高的煤矿坑内了。那时候共产党人数也少，而且很容易被资本家及官宪发现，以致停留于作业场中的人不多。如果一开始宣传、煽动、组织，便立即被免职。可是在资本家豢养了反动分子，和官宪被资本家完全收买了的煤矿地带，由外面来进行工作是更加困难的。于是他跑进煤矿当起工人来了。

他是个身材高大的青年，但血色并不怎么好。这大概是他努力过度的缘故吧。在五月末，当他在《农民运动》社痛苦地躺着正和浦田君说话的时候，我走到一块了。我惊问他说：“怎么样了？”他答道：“没有什么，肋膜炎。”

不久，第一次共产党事件发生了。他也被收在市谷的未决监中，听说立即便被投入病房。九月一日，大震灾发生了。我曾拜托布施律师调查市谷监狱中同志们的情况，但那天当局任何人也不让会见。过了几天才晓得，川崎君是在监狱的院子里睡在席子上的。那时候滴雨不降，残暑肆虐，甚至发现了患日射病的人。因为又被夜露侵袭，川崎君的病状也急剧恶化了。我从震灾的时候起，时常到堺利彦老人的家中去帮忙。有一天，狱中的老人给他的夫人为子来了一张明信片，夫人对我说：“志贺君！请您看一下！”我接过来一看，原来写着川崎君之死的事情。无论如何，最后好像和堺老见了一面。据说那时间他道：“没有什么话说吗？”他答道：“什么话也没有，让您多受累了。”在那明信片上写着追悼川崎君的诗，头一句便这样说：

“又一个大花蕾降落了！”

这个明信片也许载在《堺利彦全集》之中。我在狱中时曾隐约听说老人出版了全集，但因我出狱以后没有时间逛旧书铺，所以尚未见过这个全集。

川崎君写的东西很少，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记述赤澜会事情的短篇。

　　　　　　　　　 ——一九四七、一零、二七，在大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