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文思与罗丽丹的中国缘（单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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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文思与罗丽丹的中国缘

单万里

　　文革时期由外国人来华拍摄，并产生广泛国际影响的两部纪录片，一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二是伊文思和罗丽丹的《愚公移山》。后者是历时五年制作的长达12小时的12集系列片，记录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仅从每集的片名即可略见一斑：《京剧排练》（30分钟），《北京杂技团练功》（18分钟），《球的故事》（19分钟），《秦教授》（12分钟），《一位妇女，一个家庭》（110分钟），《手工艺艺人》（15分钟），《上海第三医药商店》（75分钟），《上海电机厂》（131分钟），《上海印象》（60分钟），《渔村》（104分钟），《大庆油田》（84分钟），《一座军营》（56分钟）。即使这些影片在我国上映之初，也没有多少人看过，更不用说今天的年轻人了。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中央电视台近期播出的六集电视系列纪录片《伊文思眼中的中国》（邵振堂导演），将使新老国人有机会看到《愚公移山》（以及伊文思和罗丽丹在中国拍摄的所有影片）的某些片断。关于《愚公移山》及两位导演的话题，本文也只能撷取其中的某些片断。

悠悠故乡情

　　在世界纪录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呢？可以用这样几句话进行简单概括。首先，他是一位纪录电影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先驱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其次，他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和诗人，这位“飞翔的荷兰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其他国家度过的，而且主要是在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以摄影机为武器声援它们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在这些国家获得独立之后，又热情讴歌它们的建设成就。第三，他是一位电影教育家，为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培养了大批电影工作者，而且他与弟子的关系超越师生之谊而升华到朋友之情。最后，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从1938年拍摄《四万万人民》到1988年完成《风的故事》，他与中国的交往长达半世纪之久，亲切地把中国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伊文思1960年代中期以后的作品都是与玛斯琳·罗丽丹合作完成的，此后他的每一次中国之行都与罗丽丹形影相随。罗丽丹曾经在开创现代纪录电影先河的法国电影导演让·鲁什拍摄《夏日纪事》（1960）中担当过重要角色，亲自拍摄过反映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的纪录片《阿尔及利亚零年》（1962），正是在制作此片的过程中她与伊文思相遇，并且从此成为伊文思的合作伙伴和生活伴侣，她与伊文思的结合也为传统纪录电影融入了现代风格。1971年6月，伊文思和罗丽丹应中国政府之邀来到北京，带着几部关于法国1968年五月事件的影片。周恩来一见到伊文思就问：“你怎么没带摄影机来啊？应该在这儿拍几部影片。”伊文思顿时感到不知所措，虽然他与周恩来已有几十年的交情，但没想到周恩来会向他提出一个如此直截了当的提议。周恩来补充说：“反正你还要回来的，你和玛斯琳利用这段时间参观参观中国，把你们带的片子留下，我们来看看。”
　　那时，封闭已久的中国正在向世界发出某些开放的信号。伊文思和罗丽丹在中国参观期间，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正在秘密进行美中之间的穿梭外交。伊文思和罗丽丹一直在中国呆到9月份，他们一边参观一边思考在中国拍片的事情。尽管他们还不清楚到底想拍一部什么样的影片，但是伊文思认为：“不管怎么说，中国显然需要一部影片，我甚至感到这部影片是必不可少的。那时，中国在国外的声誉降至最低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持续不断的混乱，除了使人困惑不解之外，还给稳重和有责任感的中国形象抹了黑，西方新闻界更是乱上添乱。”向来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的伊文思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需要重整旗鼓”，也深切领会了周恩来的建议，于是准备拍摄一部有关中国的影片以“正视听”。
　　将影片拍成什么样子呢？对伊文思和罗丽丹来说这是一个崭新的探索。当时，他们没有明确目标。当然，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但在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度里发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千姿百态，许多问题他们都很不了解。伊文思忧虑的是如何确保影片的独立性，他的想法与周恩来不谋而合，周恩来想要的是一部关于中国的影片，只须以中国做主题。正是出于保证独立性的考虑，当伊文思提出与中国合拍这部影片时，遭到周恩来的拒绝。伊文思与罗而丹回到法国后开始了一系列准备工作，除了寻找经费、筹划制片等活动之外，还在法国多次举办有关中国的报告会，收集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听众提出的二百多个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归纳整理，他们逐步了解到了“人们对中国的疑问所在，以及他们对政治、哲学、社会、文化及至古老的黄祸论等诸方面的知识与无知，定见与偏见”。

茫茫心头怨

　　1972年3月，伊文思和罗丽丹再度来到北京，准备开始影片摄制工作。虽然拥有共和国总理的官方批示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有效协助，拍摄过程仍旧困难重重。困难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创作观念的差异，二是有关领导的干预。创作观念的问题似乎不难解决，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中方创作人员的工作得到了伊文思和罗丽丹的高度赞赏，而来自有关领导的生硬干预却让伊文思和罗丽丹大伤脑筋。这里所说的有关领导，既包括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也包括摄制组所到之处的地方负责人。江青在伊文思和罗丽丹1971年访华期间曾经三次接见他们，多次陪同他们观看样板戏，向他们倾诉自己的经历，并且暗示他们为她拍摄一部名为《红都女皇》的影片。伊文思和罗丽丹无声地拒绝了为她树碑立传的请求，结果是他们在拍摄《愚公移山》过程中遇到了来自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及其爪牙的百般阻挠，而且江青在对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中国》发动批判运动期间，甚至要求伊文思和罗丽丹明确表态，两位世界级的电影导演对此一拖了之。
　　伊文思在一本回忆录中，记述了拍摄《愚公移山》期间的心头之怨（本文中的引语，除特别标明外均出自罗伯特·戴斯唐克与伊文思《尤里斯·伊文思：一种目光的记忆》，法国BFB出版社1982年版，其中与中国有关的部分已由胡濒先生译成中文）。比如，摄制组首先被带到大寨村，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大寨是完美的典型，但在伊文思眼里：“这里的一切太井然有序，太完美无缺，太呆板生硬，让人感到很不舒服。”这样的地方恰恰是伊文思试图极力避免拍摄的。然而，作为早在1938年就来中国拍片、对中国有着相当了解的伊文思还是在那里作了短暂逗留，拍了一些素材之后随即转道北京。可是，在清华大学的拍片经历同样使他不满，比如当伊文思问大学生们上大学之前做什么工作时，所有人都回答自己是工人，“这怎么可能？”伊文思感到失望。当他问这些学生对知识分子从事农业生产的态度时，所有人都称颂体力劳动，对插秧、养猪之类的农活齐声称道，伊文思明白：“这都是文化大革命式的生搬硬套的口号，它同我们想拍的东西风马牛不相及。”
　　在新疆的经历更是让伊文思和罗丽丹啼笑皆非。地方负责人总是把摄制组置于既成事实之中，告诉他们哪儿能拍，哪儿不能拍，哪些场面绝对要拍。伊文思非常清楚，这些都是为摄制组安排的陈规俗套，与他期望表现的中国南辕北辙。在喀什的经历简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伊文思称之为“喀什的噩梦”。那里的一切都被安排得井井有条，以至于曾经在好莱坞工作过的伊文思都不相信华纳或者环球公司能为他提供如此出色的排演场面：“早晨七点，十字路口与整条街上都拥入了成百名的男女，他们服装鲜艳，笑容可掬，小学生们穿戴一新，第二天如此，第三天仍旧如此……在一个商店里的排演场面可谓达到了顶点，安居乐业的居民们围着琳琅满目的柜台来回走动，自由自在地挑选商品。”摄制组所到之处，至少有五六部官方汽车开道，而且地方领导人还为摄制组选定拍摄角度。这些素材没有编入《愚公移山》，而在大寨和清华大学拍摄的素材被扔进了垃圾堆。
　　对于拍摄过程中遇到的这类困难，伊文思早就有思想准备。周恩来对，他说过：“用不着遮遮掩掩，中国是个穷国，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地域辽阔也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我们不能打肿脸充胖子，那是自欺欺人，到头来倒霉的还是自己。”他又补充道：“用不着去拍一部粉饰太平的影片，中国是什么样儿，你就按什么样儿拍。”周恩来是针对伊文思将要遇到的那些念念不忘美化现实的地方领导人说这番话的，他还提醒伊文思和罗丽丹要当心美化现实这个头号敌人：“只有打好这一仗，你们才能拍出一部好影片来。”伊文思心里非常明白，美化现实的事本来不足为怪：“人，不管他是原始人还是文明人，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黑人、白人或者黄种人，总是要在客人来访把大门前打扫一番。美化现实也是1971年的中国的情况。”然而凡事总有限度，超出限度就令人难以接受了。另一方面，将真实视为纪录电影的生命的伊文思恐怕也不会有丑化现实的想法：“要我背着中国，拍摄一部反华、反社会主义、反我自己信仰的影片，我是不会干的。”

依依愚公帮

　　伊文思和罗丽丹的拍片活动陷入僵局，他们甚至感到非常绝望。另一方面，深谙中国文化的伊文思明白，此时只有真诚而耐心地等待事情出现转机，就像中国的古老寓言《愚公移山》中的愚公那样。也许是他的真诚和耐心感动了上苍，后来事情果然出现了转机。从新疆回到北京之后，摄制组进行了人员调整。伊文思和罗丽丹已经基本上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拍片了。此后，摄制组在广阔的中国大地安营扎寨，长期而深入地观察不同地区与不同社团的生活。值得一提的是，伊文思觉得要拍摄全面反映中国的影片还应该去西藏，并且多次提出去西藏拍片的请求。但是，考虑到伊文思年事已高而且患有哮喘病，中央有关部门没有批准他的请求，伊文思非常不安地对他的翻译说：“陆，去问问你们的中央，党中央他是要一个活着的不革命的伊文思，还是要一个死了的革命的伊文思？”（见纪录片《伊文思眼中的中国》第五集，陆颂和的回忆），向来将生死置于度外的伊文思所说的这番话应该是肺腑之言。
　　1974年中期，伊文思和罗丽丹一回到法国就开始剪辑120小时的素材。1975年初，他们带着剪辑完成的7集影片来到北京，一是想为其他几集补拍一些镜头，二是打算将完成的影片放给与他们一起工作过的朋友和拍摄对象观看，这些影片在北京组织了几场放映，可是他们拍摄过的人没有看到。在北京的放映中有一场是带有生死定夺性质的，那位芭蕾舞演员出身的文化部负责人对这些影片提出了多达61条的修改意见。比如，不应该把颂扬毛泽东的乐曲《东方红》与下雨的画面接在一起：要把公园里推儿童车的小脚女人的镜头剪掉，或者用解说词说明这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有两个提破箱子的人吵架，让人觉得他们像是做小买卖的，建议剪掉；表现黄浦江的清晨的镜头发灰，会让人联想到污染……如果看完所有影片，修改意见恐怕要多达上百条。伊文思辩护说：“如果影片中的解说词有历史陈述方面的错误，或是统计方面的错误，我们可以纠正。”
　　伊文思在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当我们为自己辩护时，朋友们，同事们前来为我们打气，他们要求我们不必理睬那些要求，建议我们带着影片尽快离开。他们说：‘时局还在变。’而当时我们对中国的内幕毫无所知。此次中国之行，经历不愉快的三个星期逗留之后，我们最终收拾行装动身回国。出发那天，四十多位朋友来到机场为我们送行。全体摄制组成员都来了。他们在北京成了‘愚公帮’，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如此动人的告别场面，怎能想到这个场面竟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四十多个送行的人一直走到不能再往前走一步的地方，他们聚集在舷梯下，双臂紧紧地拥抱我们，和我们告别，大多数人落下眼泪，我们也无法控制自己，大家都清楚，他们将再度面临大狱，我们再也不能相见了。这就是中国之行给我留下的最后一个印象：四十双目光，四十双高举的双臂，一片摇动飞舞的手绢，机舱门就这么关上了。我们带回了《愚公移山》——这部当权者不愿看到的记录中国的影片。”当然，这里所说的“当权者”应该主要是指“四人帮”。无论如何，影片《愚公移山》可谓生逢其时，如果是在1973年或1974年完成和放映的话，恐怕也要像安东尼奥尼的《中国》那样遭到全国人民的批判。幸运的是，这部影片直到1976年春天才开始在国外上映，那时的“四人帮”已经快要遭到全国人民的批判了，也就顾不上批判这部影片了。历史有时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

恋恋中国缘

　　1976年3月初开始，《愚公移山》被编排成放映时间大致相当的若干影片组合，在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四家艺术影院同时上映，仅仅在法国的映期就长达六个月。由于满足了西方人了解封闭已久的中国的渴望，意大利、西德、荷兰、芬兰、美国、加拿大、巴西以及许多其他国家也争相购买拷贝和电视播映权，播映后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和评论家的广泛好评。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愚公移山》在西方博得的喝彩是短暂的随着1976年10月中国政局发坐巨变，这部影片突然被撤出西方的电影院和电视台。有人开始怀疑这部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影片的真实性，有人开始指责它是一部中国制造的官方影片，善良的人认为伊文思和罗丽丹被中国人欺骗了，不友好的人则认为他们帮助中国人欺骗西方。
　　这种情况使伊文思和罗丽丹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甚至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在欧洲找不到工作。可是，伊文思在生前丝毫没有向他的中国朋友们提过这件事，直到1998年罗丽丹来北京参加“纪念伊文思诞辰一百周年研讨会”时才有所披露：“当时我与伊文思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影片发行的同时，要不要向观众讲述我们在中国所经历的事情？最终我们决定不说自己在中国所遭受的待遇，因为如果说了，我们就好像和那些偏激地批评中国的人站在一起了。现在想来，如果当时说出‘四人帮’当权时我们所受到的部分当权者的某种待遇，这样也许对中国会更好，可能我们的一些中国朋友正需要国外有一些揭露‘四人帮’的声音。如果在《愚公移山》发行的时候，我们采取的是这样的态度，我们就不会在十年之中得不到工作了，也不会有那么多记者对伊文思说那么多难听的话。”
　　纵然茫茫心头怨，依旧恋恋中国缘。拍摄完成《愚公移山》之后，伊文思和罗丽丹在1980年代中期来华拍摄了《风的故事》。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位欧洲老艺术家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这位老艺术家不是别人，正是伊文思。影片的序幕部分，少年伊文思那句“妈妈，我要去中国！”的呼喊，道出了这位艺术家自幼向往中国的心声。这部影片成了世界上最后一位纪录电影之父的最后杰作。伊文思的“中国缘”，可以说是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体现，是他在20世纪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不断抉择的必然结果。伊文思一生中面临无数次抉择：“1917年前后他认识了苏联，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选择了共产主义；1938年他在燃遍抗日战争烽火的中国，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选择了共产党，并把它介绍给世界；1946年化在作为殖民一方的祖国荷兰和作为被殖民一方的印度尼西亚之间选择了印度尼西亚，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奔走呐喊；1960年代，他又在中苏大论战中毅然站在中国一边……”（引自胡濒《一所流动的“‘直接电影’学校”》，载《世界电影》1999年01期）伊文思抉择的标准是，始终站在被压迫的人民的一边，始终坚信人类的美好理想一定会实现。
　　2002年11月18日，是伊文思一百零四周年诞辰纪念日，笔者为在法国举办中国电影展事宜飞赴巴黎，希望在伊文思墓前献上一束鲜花，看望罗丽丹，虽然赶不上带去登载此文的刊物，但是至少可以告诉她，中国的电影人仍在怀念伊文思，中国的电视台仍在介绍伊文思与她合作拍摄的《愚公移山》。今天，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就像到邻家串门一样容易，然而谁能忘记在封闭锁国的艰难日子里，向世界介绍中国的《愚公移山》呢？

（原刊于《书城》杂志2003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