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十一章 冲突消息传遍全世界
1960年5月，整个列宁格勒都在炫耀着自己的新色彩。这一年，鲜红的、带有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的宣传标语旗帜开始有了一些不同平常的竞争对手。一些建筑物被漆成绿色或黄色，而通往莫斯科的铁路沿线的一排排树木也在发芽。苏联第二大城市正在改头换面，准备迎接一位特殊的美国客人。二战期间，其英雄事迹为他赢得苏联人民的尊敬。这位客人就是 6月中旬即将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的现任美国总统德怀特· D. 艾森豪威尔。
然而，没有人会想到，一个美国人会在这个春天来到乌拉尔山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一个村庄。当地时间 5月1日上午 11 点，村民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空中腾起一股橘黄色的烟雾，一顶白色降落伞下似乎吊着一个人。五一节休假在家的 P.E. 阿萨宾被爆炸声吓了一跳，跑上街头，看到村子上方升起一股烟尘，然后又落了下来。他和邻居在谈论这次奇怪的爆炸声，却看到许多村民都向村外跑去。然后，在不到 90 英尺远的地方，看到乘着降落伞的男子向他落下来。“我马上向那边跑，刚刚落地，就抓住了他。”
在当地一家集体农场工作的 V.N. 格林斯基也看到了这个乘着降落伞的神秘客人。听到响声时，他正在地里施肥。“然后，我突然看见空中有什么东西，”格林斯基后来告诉克格勃官员，“看到高空中有一个球形的东西……它离我越来越近，原来那是个降落伞。”
那天还有一些官方目击者。斯维尔德洛夫一处民用机场有两位负责机要通信的克格勃官员。那天上午， V.P. 潘科夫上尉和阿纳尼耶夫中尉也目睹了这一场景。想到这是敌人在空降，他们给当地集体农场主席打电话，要求抓住这个陌生人。不一会儿，两位克格勃官员就骑着摩托车来到附近村庄。
与此同时，村民也拥了过来。起先，他们都以为那是一个苏联人。“你没事吧？”他们问道，还试图帮助他解下降落伞、装有无线电的头盔和飞行服。但这个飞行员或者航天员听不懂他们的话，显然他不是俄国人。人们的好奇一下子就变成了怀疑和恐惧。一个村民看见了插着一把手枪的皮套，降落伞的背带上似乎还有一把芬兰猎刀。一个人还看见，另一个红白颜色的降落伞正从高空落下。村民们用手语问飞行员：“你们有多少人？”这个外国人伸出一个指头。人们松了一口气。村民们决定在官员们到来之前就采取行动。陌生人被推入一辆汽车的后座，这是一辆两缸的“莫斯科人”，把他送到集体农场主席司机的家里。司机可以用农场的汽车把他送到农场总部去见主席。
陌生人被送来时，潘科夫和阿纳尼耶夫已经到达农场总部。一个护士对陌生人做了检查。他的右腿有些擦伤，除了脉搏有些高，他看上去很正常。克格勃官员接手这件事。他们两人没有审讯过空降的外国人，但是，就像克格勃处理每件事情都有程序一样，处理这件事也有程序。村民们带来了他的头盔和服装。头盔上安装着一套无线电装置，这个人一定是飞行员。其服装令人奇怪。衣服内里缝着一小块布，上面有面美国国旗，还有包括俄文在内的各种文字说明：“我是美国人，不会讲你们的话。我需要食物、住处和帮助。我不会伤害你，对你们的人民绝无恶意。如果帮助我，你将会得到回报。”两人填写好这个飞行员的情况，就要把他带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那是最近的一个城市，那里有一个克格勃中心，还有英语翻译。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1]终于见到了一个至少会讲蹩脚英语的人。当被问及姓名时，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仿佛是一个战俘。村民们脱下来的衣服上有好几个口袋，从其中的一个口袋里发现了一根针，克格勃翻译对此很好奇：“这根针有什么用处？”“它只是一根普通的针，可以用来做许多事。”日内瓦公约没有涉及自杀工具。
赫鲁晓夫还不知道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但是，从五一被叫醒的那一刻起，脑子里就一直惦记着 U-2 间谍飞机非法进入苏联领空的事。这天通常是家人陪着第一书记到红场参加传统的游行，今年的例行活动被清晨 5 点马利诺夫斯基打来的电话搅黄了。国防部长报告赫鲁晓夫，不到半小时前，发现一架外国飞机从阿富汗北方进入苏联领空。4月9日的主席团会议上，马利诺夫斯基被严厉指责： U-2 飞机侵犯苏联领空，为什么不打下来？这次，马利诺夫斯基决心不让这架美国间谍飞机再次逃走。他下令停止苏联大部分地区的飞行活动，以便追踪这架飞机。
赫鲁晓夫不想告诉家人这件事，只说要先去克里姆林宫，随后他们再坐车回来。他闷闷不乐，只是埋头吃早饭，一言不发。儿子谢尔盖知道，不能问有什么事。“在我们国家辽阔的土地上，可能会发生许多我们在家里意想不到的事情。”但是，赫鲁晓夫又不能总是掩饰这个秘密。和谢尔盖走向汽车时说道：“他们又飞来了。”“多少架？”谢尔盖问道。“和以前一样——一架。飞得很高。这次是在边界发现的，还是老地方。”
从最初的报告里，赫鲁晓夫得知， U-2 飞机已经接近丘拉塔姆，苏联有 5个洲际导弹发射场，其中的 3个都在这里。出门时儿子问，苏联防空部队是否会抓住这个入侵者，他并不像平时那样乐观。让他愤怒的是美国间谍飞机如何轻易就发现了苏联国防的弱点。“苏联军方将领声称，将会打下它，除非失手。”赫鲁晓夫答道。“你很清楚，那里我们只有一些 T-3 高空截击机。在那个高度，导弹的作用有限。一切都取决于机会。”
赫鲁晓夫的高级轿车向克里姆林宫驶去。仿佛军方要验证其悲观主义的情绪。因为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没有那么多的 T-3 截击机可以紧急起飞，而且鲍尔斯向北行经的地方，防空导弹基地甚至无人值班。但鲍尔斯将要经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却有两个导弹营装备了苏联最新型的萨姆 75 地对空导弹。
苏军指挥部给第一个导弹营下达了开火的命令。两枚导弹准备就绪，其中一枚发射成功，恰巧在 U-2 飞机后部爆炸，导致飞机解体。第二个萨姆导弹营也发射一枚导弹，结果击中一架在低空追击 U-2 飞机的米格 -19 战斗机，飞行员牺牲。鲍尔斯和当地人看见的那顶红白色降落伞就是这个受重伤的飞行员。
听到美国飞行员被活捉的消息时，赫鲁晓夫正站在列宁墓上层的观礼台上看着欢庆五一节的人流。苏联空防司令带着一股自豪，急匆匆来到观礼台。谢尔盖·比留佐夫[2]元帅仍然穿着作战服，而没有穿那套五一节应穿的礼服。这种失礼行为引起观礼台后面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家属的轻微骚动，而观礼台上的高官们则在紧张地捕捉着比留佐夫不同寻常的表情。
听到美国入侵者未能逃脱的消息，赫鲁晓夫异常兴奋，立即命令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把飞行员带到莫斯科。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3]和曾代表苏联参加过纽伦堡战犯审判的检察长鲁登科[4]将亲自指导审讯。鲍尔斯将被关押在令人恐惧的卢比扬卡接受审讯。这里是克格勃的总部，正好位于红场北边。
“比尔·贝利没有回家。”这是 U-2 飞机失踪的暗语，负责这次飞行的中情局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很怕听到这句话。比斯尔相信，至少不用担心苏联人会从这次不幸中获取更多情报。U-2 飞机的外表非常脆弱，飞得很高，如果飞机掉下去，那么飞机机体和飞行员都会被毁灭。就像对艾森豪威尔说的那样，飞行员存活的几率是百万分之一。然而，失去鲍尔斯是一种耻辱。在中情局的四年中，他飞越苏联领空的次数最多。
还有一套应对失败的方案。四年前，比斯尔就虚构了这个故事，以备 U-2 飞机在敌人的国土上丢失时发布。美国宇航局将会发表声明，称一架从事气象研究的 U-2 高空飞机失去联系。比斯尔虚构这个故事时，曾遭到与艾森豪威尔最亲近的两位科学顾问的反对，他们是宝丽来公司的埃德温·兰德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詹姆斯·基利安[5]。在他们看来，美国最好立即承认：非常遗憾，这种高水平的间谍行为是冷战所需要的。然而白宫接受了比斯尔的方案，到1960年，这已经成为标准的操作程序。
计划并未说明，如果飞行员活了下来，到底要怎么做。不可思议的是，这个问题被忽略了。因为在训练中， U-2 飞机的飞行员确实有活下来的。1956年12月，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试验场，因飞行高度太高，一名 U-2 飞机驾驶员得病，其飞机飞行速度失常，机体在高空解体。飞行员设法打开座舱盖，在 28000 英尺的高空被吸出座舱，乘降落伞安全着陆。还有其他几个飞行员因机械故障而成功逃生，但是，他们都不是被击落的。
5月1日下午，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接到电话，得知飞机失踪。他只是被告知， U-2 飞机没有按时回来。艾森豪威尔比任何人都害怕听到此类消息，感觉要完全承担起 U-2 飞机的责任。他分别同意了每个人的方案，从未发现如此轻松地就作出了这个决定。因为考虑到这类飞行是很大的挑衅，所以，艾森豪威尔曾经两次中止此类飞行。在期待已久的峰会召开前夕，又面临着峰会的失败。很难设想这件事有多么不合时宜啊。
即使飞机可能被击落，艾森豪威尔也有理由希望，苏联人不会知道这次飞行的任务。有人向他保证， U-2 飞机非常脆弱，实际上它是滑翔机而不是飞机。因此，飞行员和飞机上的那些敏感设备都会被撞毁。“这种设想很残酷，”艾森豪威尔后来承认，“但是，他们向我保证，那些年轻飞行员执行任务时都会睁大眼睛，他们有强烈的爱国心，富有勇气，而且还要给他们物质奖励。”
5月1日下午，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一到莫斯科，就遭到审讯。他被带进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张长条桌。屋里有 12个人，但只有两人与审讯有关。现场刻板而又令人生畏，但是，鲍尔斯至少会心存感激，因为审讯者没有使用任何酷刑，包括那些不会让人致死却让人愤怒的手段，如用强光照射被审讯者的眼睛。克格勃第一次审讯报告的结论是他“回答了所有的问题”。笔者是首先获准接触这些苏联官方审讯报告的学者。实际上，鲍尔斯并未供出重要内容，对中情局禁止被俘飞行员泄漏的内容更是只字未提。训练时的指示是，一旦被俘，“除有关飞机的一些特定问题外，完全可以告诉他们有关这次任务的真相”。严格遵守指示的鲍尔斯承认，他不是军人，只为中央情报局工作。但他却向审讯者隐瞒了 U-2 飞机的巡航高度、他驾机飞入苏联领空的次数，还有中情局内部上司的姓名。这根针也是他要交代的一件事。现在他承认，这不是一根普通的针，“它有剧毒，扎一下人会马上死。”鲍尔斯补充道，这是特别为他“防备暴行或酷刑而准备的，但是，除了用于自己，他从未打算要针对别人”。这是真话，飞行员执行任务时确实有不带自杀装备的权利，他们也被告知，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它，都是自愿的、非强制性的。鲍尔斯之所以决定在针的问题上打破沉默，因为虽然没有因意外而死在克格勃手里，但处境确实很糟。
两天后，即 5月3日，艰难的审讯开始了。克格勃主席谢列平问鲍尔斯，如何在高空保持无线电联络。这个问题让鲍尔斯烦恼不已。他很清楚， U-2 飞机装备无线电，但是，何时使用无线电，对飞行员有严格要求。当飞机达到巡航高度、准备进入敌国领空时，他们会被要求扳动一下无线电开关，发出一个信号，以示一切顺利。然后，就保持无线电静默，直到降落到一个友好的基地。5月1日，鲍尔斯就执行了这个程序。即使后来听到附近的爆炸声时，他仍然让无线电保持静默。
鲍尔斯担心，如果老老实实回答，又会引出其他问题，那会使苏联人猜到，美国政府并不知道他还活着。鲍尔斯认为，如果克里姆林宫认为华盛顿知道他仍然活着，那么，苏联人不可能杀他。被俘以来，鲍尔斯第一次放弃合作。“我不认为我能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道，“我不感兴趣。”
审讯者推了他一下：“但回答这个问题对你有好处。”鲍尔斯仍然拒绝回答，然后，他想到要利用审讯者对无线电感兴趣这个有利条件，或许能以此来迫使苏联人公开宣布他还活着。因此，可以保证不会被无限期关押或处死而不为国际社会知悉。“我母亲病得很重，”鲍尔斯答道，“如果我不回答这个问题，你们的政府或许会在新闻里报道说，我仍然活着，那将会非常令人愉快。”
鲍尔斯的举动起了作用。谢列平和鲁登科现在都已经相信美国飞行员确实隐藏了一些重要情报。起初，鲍尔斯的 U-2 飞机沿着之字形线路飞行，避开一个萨姆导弹阵地。苏联人怀疑，飞行中中情局一直可以向他发出警告，要小心这个导弹阵地。谢列平和鲁登科要迫使鲍尔斯说出更多的细节：“你何时回答这个问题？”
鲍尔斯小心翼翼地接近目标，决定拖延下去，不再讨论这些交易。“我不知道……”他答道，“不回答似乎比回答对我更有利。”
克格勃主席和检察长对他的顽固都感到束手无策。“我们要求你回答问题。”他们说道。如果达不成交易，或许还要恐吓他。“如果不回答，那么，你不但不会感到有趣，而且还会受到伤害。”鲍尔斯不会放弃。“我宁可不回答。”他说道。
鲍尔斯在卢比扬卡监狱的沉着与华盛顿早先安排好的头条新闻不期而遇。5月3日，美国宇航局发表声明，美国宇航局和空军从事气象合作研究的一架飞机显然在土耳其凡湖地区失事。“在土耳其东部飞行期间，”声明称，“飞行员在紧急频道上报告严重缺氧。”苏联当局一眼就识破这个诡计，但是，它还带来一个副作用——这是中情局长比斯尔从未想到的。联系到“紧急频道”，克格勃更不耐烦，他们要让被俘飞行员说出他所知道的 U-2 飞机的通讯秘密。
尽管对抓获鲍尔斯非常满意，但是这个不受欢迎的美国客人还是在赫鲁晓夫感到难堪的时刻来了。两周后，苏联领导人就要赴巴黎参加期待已久的四国峰会，这是1945年打败纳粹德国以后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四国的聚会。因为一月发表了单边裁军协议，为给即将召开的峰会施加更大影响，赫鲁晓夫已经在开春时节访问法国，要让戴高乐参与此事，以便让北约接受限制核导弹的计划。
在国内，赫鲁晓夫千方百计寻求支持其雄心勃勃的对内对外计划的力量。传统上，苏联人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类似于向苏联全国发表讲话。最高苏维埃会议将在 5月1日召开。几个月来，中央委员会一直在忙于准备赫鲁晓夫关于下一阶段苏联改进生活水平的报告。现在，赫鲁晓夫准备采取冒险措施，而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和福尔采娃在1958年就曾反对过。他准备把周工作时间从 48 小时缩短为 42 小时，增加政府消费品开支。同时，苏联将“废除”所得税，尽管工资税的增加将会弱化减税措施的效果。如果他能和美国就冷战的非军事化达成某种形式的共识，那么，就能保证国内消费品的优先供应。
不知为何，最近几周支持单边裁军政策的人越来越少。3月底 4月初访问法国时，克里姆林宫曾收到一封批评他一月提出的裁军方案的匿名信，写信的人显然是个军官。赫鲁晓夫本可以把这封信压下，而他却把此事当成苏联军官对裁军不满的一个危险信号。因此，他选择要在不满情绪蔓延之前就直接化解。4月3日回国后召开的第一次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大声朗读了这封信。然后，严厉抨击对军官的政治思想工作。军官有不同意见，说明他们并不完全忠诚于党的领导。他要求要改进政治思想工作，要考虑建立一个报告制度，以监控军官的言论。
克里姆林宫领导层至少有一个人支持这封匿名信，他就是伏罗希洛夫元帅。军官们批评赫鲁晓夫的裁军政策，他表示同情。“为了建设民用防空设施而缩减经费，这么做是否合适？” 4月底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伏罗希洛夫无视赫鲁晓夫的裁军预算这样问道。赫鲁晓夫未参加会议，但有人把这番话报告给他。
一开始，有关鲍尔斯的消息还没有刺激赫鲁晓夫，以致他要改变其巴黎峰会策略。苏联领导人仍然坚持一种几乎让人无法理解的信念，即艾森豪威尔本人热爱和平。访美归来数月后的一次新年聚会上，赫鲁晓夫告诉美国驻苏大使：“只要艾森豪威尔能连任一届总统，他能肯定，我们的问题都能解决。”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几乎把美国总统看成他的一个顾问。
直到1959年5月福斯特·杜勒斯病死，赫鲁晓夫还不相信艾森豪威尔总统会走自己的路。艾森豪威尔似乎已经在华盛顿占了优势，赫鲁晓夫就认为，美国总统身边的那些强硬派正在尽其所能来破坏峰会。他还怀疑，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有意下令让 U-2 飞机入侵苏联领空，以破坏艾森豪威尔和他改善双边关系的努力。苏联领导人不想让美国情报局长的阴谋得逞。
赫鲁晓夫既关心艾森豪威尔本人在峰会上的活动，同时也很关注美国代表团的组成。4月，美国总统通知赫鲁晓夫，如果会期延长一周，他不得不访问里斯本，以兑现先前向葡萄牙首相作出的承诺。理查德·尼克松将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峰会。赫鲁晓夫不喜欢尼克松，他把尼克松和福斯特·杜勒斯对待冷战的态度联系了起来。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尼克松而不是艾森豪威尔率领美国代表团，那么美国的兴趣也将会改变。他向法国保证，不打算在巴黎转悠，来会见美国副总统。
赫鲁晓夫要让自己相信，可以利用 U-2 飞机事件来给艾森豪威尔助一臂之力，以对付他周围的那些鹰派。4月28日，利用纪念阿塞拜疆加入苏联 40 周年的机会，他在巴库发表讲话，告诫全世界，最近美国的行为在为破坏峰会作准备。美国飞行员鲍尔斯被捕，让他有了更有力的证据，以此来证明美国政府的那些精神失常行为。赫鲁晓夫计划披露更多 U-2 飞机的消息，以便为难那些强硬的好战分子，不让他们来逼迫艾森豪威尔总统，乃至破坏峰会。
卢比扬卡监狱开始审讯鲍尔斯之际，赫鲁晓夫就决定，要让即将访问的法国首先知道，他对华盛顿有些担心。5月3日，赫鲁晓夫会见了法国驻苏大使莫立斯·德让[6]，就在这一天，美国宣布从事气象研究的飞机失踪。他向大使发出警告，“有理由怀疑一些国家的领导人是否愿意通过讨论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没有披露自己的理由，但借此次谈话，概括了自己的忧虑，即美国有些人无意于实现局势缓和。在 4月30日的一封信中，戴高乐建议，巴黎峰会期间或许应该举行一些闭门会议。因为不想授西方鹰派人物把柄来破坏峰会，在与法国大使的会谈中，赫鲁晓夫不同意举行这些秘密会谈。他认为，秘密会谈不能让国际舆论听到那些反对缓和的声音。他认为，如果那样，峰会“可能会变得毫无价值”。
赫鲁晓夫也向法国方面提到，他将在 5月5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和党的领导集体交换国际局势的看法。“毫无疑问，我的报告将会证实，确实有那么一些人不愿意缓和局势，而想重新回到冷战时代。”他补充道，“现在，还不能透露我谈到的这些证据。”
两天后，就像告诉法国大使的那样，赫鲁晓夫向最高苏维埃披露了一些证据。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发言概括了国内改革方案。他向大会报告， 5月1日，一架负有“侵略挑衅使命，旨在破坏峰会”的美国飞机，因侵犯苏联领空而被击落。赫鲁晓夫认为，这个行为仅仅表明，围绕在艾森豪威尔身边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军国主义分子”正在积聚力量。他也表示了信心：尽管美国总统面临如何控制其政府的艰巨任务，但他仍然想让即将召开的峰会取得成功。苏联领导人把美国中情局新任局长赫脱、助理国务卿 C. 道格拉斯·狄龙[7]和尼克松副总统单独挑了出来，称他们是强硬路线的代表人物。他还谈道，尼克松将代替艾森豪威尔出席巴黎峰会，那就像“把白菜交给山羊来关照”一样。他谈到，裁军和“包括西柏林问题在内的德国问题的和平解决”，都是“这个时代的关键问题”。赫鲁晓夫指出，尽管对巴黎峰会要达成的计划并不抱多大希望，但他仍会出席峰会。
赫鲁晓夫是从一个强权人物的立场来讲这番话的。此前一天，最高苏维埃会议任免了一批领导人，这是赫鲁晓夫借此来扩大其影响力的手段。勃列日涅夫代替伏罗希洛夫，出任最高苏维埃主席——一个只出席各类仪式的虚职，但是，后来勃列日涅夫却利用它来夺权。到 7月，伏罗希洛夫将会退出最高苏维埃。赫鲁晓夫也从最高苏维埃清除了以前拥护自己的两个人——尼古拉·别洛博罗多夫和阿列克谢·基里琴科。他指责前者近年来在开垦哈萨克斯坦“处女地”的农业生产上犯了错误。而后者则在数周前就被新任命为苏联驻捷克大使，但是，他不再能保留其在最高苏维埃的职位。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又把自己三个新盟友增加为主席团正式委员，他们是阿列克谢·柯西金[8]、尼古拉·波德戈尔内[9]和德米特里·波利扬斯基[10]。
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的讲话中，赫鲁晓夫从未提及鲍尔斯。事实上，他一点也没有透露过被击落飞机飞行员的命运。从此时起，赫鲁晓夫宁愿让华盛顿陷入它们自己编织的谎言中。
一个最不可能的情报来源首先向华盛顿透露，鲍尔斯或许还活着。作为苏联富有经验的外交官，雅可布·马立克[11]深受克里姆林宫的信任，不可能会向驻莫斯科的外交官透露任何消息。赫鲁晓夫发表讲话后不久，在埃塞俄比亚使馆的招待会上，或许喝多了，也或许年龄大了，当一个瑞典大使问及飞行员命运时，马立克答道：“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他正在被审讯。”然而还没有人怀疑，美国飞行员还活着。马立克马上意识到犯了错误，试图解释自己的失礼。那天稍后时候向苏联外交部报告这件意外时，他解释道，不担心瑞典大使会把这件事告诉美国人，“毕竟他是中立的”。
出席招待会的美国大使汤普森正好在场，他听到了这次谈话，不再需要瑞典人的报告了。莫斯科时间晚上 7 点，他向美国政府发出第一封电文，称鲍尔斯还活着。汤普森还不是十拿九稳——他不能肯定马立克说的是真话。电文称，鲍尔斯“可能”还活着。
电文发出前的几个小时，艾森豪威尔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研究如何掩盖此事。他谈到了赫鲁晓夫所说的飞机被击落一事，然而，还没有人料到飞行员会活下来或任何与飞机有关的东西会被保存下来。
艾森豪威尔的直觉是继续利用美国宇航局研究气象的说法来掩饰，不用再找其他借口。中情局长赫脱和艾森豪威尔的另一个顾问则要求他授权再发布声明：尽管赫鲁晓夫进行恐吓，美国将会继续坚持其最初的（虚假）说法。“我接受了同事们的建议。”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道。美国继续沿着欺骗国际社会的黑道往前走。国务院官员声称，总统已经授权，就这架飞机为何侵犯苏联领空进行“调查”。国务院同时也声明，赫鲁晓夫提到的那架飞机可能是美国宇航局从事研究的飞机，其“飞行员报告氧气设备发生故障，这完全有可能。它会导致飞行员失去知觉。在自动驾驶仪的操纵下，飞机继续飞行了相当长的一段距离，并意外侵犯了苏联领空”。
当天下午收到汤普森的电报后，美国政府仍然难以相信鲍尔斯还活着。然而，国务院还是灵活地准备了一份询问鲍尔斯消息的外交照会，定于次日送给苏联人。
对华盛顿的这场戏，鲍尔斯一无所知。莫斯科对他的审讯仍在进行，每天 11个小时，一天也不停歇。5月6日，谢列平再次参与审讯，要给鲍尔斯施加更大的压力。5月5日美国的声明称，其飞行员报告氧气设备发生故障，这无意中坚定了克格勃的信念，即 U-2 飞行员一定与其基地保持着联系。谢列平再次提出这个问题，鲍尔斯还是拒绝回答。“保持沉默对你并不利。”克格勃头子说道。
鲍尔斯首次被问及 U-2 飞机无线电功能时，他声称自己的母亲身体不好。他相信，母亲如果知道儿子还活着，她就能被挽救过来。这次谢列平决定直接向他提出一个建议：“如果你如实回答这个问题，那么我们会允许你给你母亲写信。”鲍尔斯拒绝放弃他这张牌，他认为这是最后一张王牌，“我给我母亲写一封信，如果她收到回信，我将回答你们所有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正式“询问”鲍尔斯的情况，还有内部人雅可布·马立克的泄密，这两件事促使赫鲁晓夫最后向外界披露：鲍尔斯还活着，已被监禁。5月7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的闭幕式上，赫鲁晓夫把发生在五一节那天的事，细致入微地告诉了与会人员和全世界。面对一阵阵“羞耻、羞耻”的喊声，赫鲁晓夫展示了一些照片，据说是来自鲍尔斯的胶卷。又伴随着“强盗、强盗”的阵阵呼声，他出示了浸过毒液、供 U-2 飞机飞行员自杀使用的那根针。赫鲁晓夫还展示了鲍尔斯随身携带的外币和黄金，那是逃跑时用来行贿的。对中情局小心翼翼的做法，他嘲笑道：“这些东西在大气层还有用吗？或许飞行员还想飞得更高，要飞到火星去，准备勾引火星女郎吗？”
鲍尔斯还活着的消息让华盛顿不知所措。艾森豪威尔既吃惊又愤怒。赫鲁晓夫的讲话提及 U-2 飞机的许多细节，特别是那些高度机密的细节，如飞机实际是从巴基斯坦的一个秘密机场而不是土耳其起飞的。艾森豪威尔估计，“飞机一打下来，鲍尔斯就全招了。”
面对赫鲁晓夫披露的消息，美国驻苏大使主张承认这是一次间谍行为，但是却声称，并非总统本人亲自授权。
华盛顿最初采纳了汤普森大使的建议。在最近一次对赫鲁晓夫的回应中，美国政府正式承认， U-2 飞机负有搜集情报的使命，但是，此次行动并未被授权，“总统下令询问的结果是，就当局所关切的事而言，已经证实，并未授权进行任何像赫鲁晓夫所描述的那种飞行任务。”就像艾森豪威尔政府所期望的那样，世界各地的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声明，仿佛艾森豪威尔总统自己并未授权对苏联搜集情报，这样，就给人们一种印象，这是中情局的单独行为，联邦政府的某些坏人也参与其中。
华盛顿的盟友们非常关心此次意外事件对即将召开的峰会会带来哪些影响。英法两国领导人都公开表示支持艾森豪威尔总统，但私下却严厉批评后者。“美国人做了件天大的蠢事。”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在日记上坦言。他一直想开巴黎峰会，确实有理由发火。他认为，大国间面对面的会谈可以以一种积极性的方式来塑造一种高尚的政治。对于如何平衡间谍行为和外交行为的问题，他并不陌生。英国借用美国间谍飞机，参与了对苏联的空中侦察飞行，这是高度机密。峰会召开前数周，麦克米伦已经暂停这种侦察，并被告知，美国也会这么做。
麦克米伦想把因美国人出错而造成的后果降到最小。他给艾森豪威尔带话，这件事情上，华盛顿应该学学英国。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坚决否认从事任何间谍活动。事实上，英国对外情报机构——秘密情报局（ SIS ）并不是一个公开设立的机构。麦克米伦想让艾森豪威尔一言不发。
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满意美国政府对 U-2 飞机事件进展所做的解释。同样，他也不喜欢美国驻苏大使和英国首相的建议——他并未涉及此事。美国飞机未经授权而侵犯苏联领空，这是一种战争行为，他如何能让全世界都接受这种说法？在核时代，仅仅是那些载有氢弹的飞机就能让数百万人丧生。因此，未经授权的飞行行为是不可原谅的。
艾森豪威尔下令国务院更正这个说法。5月9日，美国国务卿赫脱收回先前的说法——飞行未经授权。赫脱声明，这种行为虽然有违国际法，但在现实的冷战世界里，是非常必要的。美国政府新的立场是，总统曾授权进行这样的侦察飞行，但并未具体授权此次飞行。1955年苏联人拒绝接受艾森豪威尔总统开放天空的计划，结果之一就是启用 U-2 飞机计划。赫脱并未提及美国公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他们向艾森豪威尔施加压力，在峰会之前，要他冒险进行 U-2 飞机的侦察飞行。而国际舆论和苏联人对赫脱声明的理解是，美国决心继续其穿越苏联领空飞行的行为。
尽管赫鲁晓夫发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声明，但克格勃还要千方百计让鲍尔斯说话。为了给鲍尔斯施加压力，他未被告诉，全世界都知道他还活着。鲍尔斯一再重申，除非他公开出现在法庭或者有证据表明其父母知道他还活着，否则不会说出 U-2 飞机的无线电性能。但是，两天后，谢列平知道，他将不得不改变策略。5月10日，他们让鲍尔斯看了 5月8日《真理报》和《纽约时报》的头版消息，它们都报道了赫鲁晓夫的声明，即美国飞行员还活着。翻译读了《真理报》上赫鲁晓夫的话：“我们还抓到了飞行员，他还活着，活蹦乱跳的。”他还读了一些美国地方报纸的报道，其中一篇引用了鲍尔斯父亲的话：“我准备亲自向赫鲁晓夫先生请求，要他公平对待我的儿子。这是一个矿工对另一个矿工说的话，肯定他会听我的。”这一下子打破了审讯室的紧张气氛。看到父亲的话，鲍尔斯哭了。鲍尔斯说他准备回答问题，从审讯一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审讯者。虽然他仍然不打算把实情全都告诉克格勃，但是，现在他认为可以冒次险，说一些半真半假的话。如果克格勃在审讯中杀了他，那会成为国际丑闻。“从我起飞到被击落，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无线电联系。”他这么说道，却把所有 U-2 飞行员在进入苏联领空前都要发出无线电信号这件事小心地掩盖起来。“只有在降落前半个小时，我才能和基地取得联系。”他补充道，“实际上， U-2 飞机无线电的有效范围只有 400 ～ 500 英里。”其实， U-2 飞机无线电的通信范围要大得多，这就是为何要保持无线电静默的原因。但是，苏联并不需要知道这个事实。
“被击落时，你没有发出无线电信号？”谢列平一点也不相信他的话。
“我没有机会来发出任何形式的信号。”鲍尔斯答道。
“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们？”谢列平问道。
“如果你们知道我没有和基地联系过，中情局就不会知道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鲍尔斯解释道，“那么，或许你们就不会公布，我还活着，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他的真实回答意外地唤起这位克格勃首脑的坦诚。“这件事与你无关。”谢列平说道，“这是美国实施的一种侵略行为。”然后解释道，他认为鲍尔斯的飞行是一种蓄意的挑衅行为，以逃避几天后召开的四国首脑峰会。“为什么没有派其他人？”谢列平问道。
鲍尔斯的回答很简短，还带着爱国主义情绪。“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派我来。可能有些理由吧。”然后，他又说出了一个理由，这和后来艾森豪威尔第一次公开表示支持这次飞行的理由一样。鲍尔斯回忆，有一次，他曾在报纸上看到，人们担心苏联准备进攻美国。当审讯人员解释道，很难分辨出间谍飞机和携带有核武器的轰炸机时，鲍尔斯说道，他拒绝接受那种美国政府正在采取不必要的冒险行为的说法，美国政府需要这种情报。
尽管赫脱国务卿发表了声明，但是，赫鲁晓夫仍然认为 U-2 飞机的侦察飞行一直被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反对派所操纵。如果艾森豪威尔自己承认，间谍飞机是他授权派出的，那么，或许赫鲁晓夫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这并未发生。赫鲁晓夫试图在1960年推进其冷战非军事化政策。苏联空军参谋长康斯坦丁 - 韦尔希宁[12]元帅仍在做访美的准备工作。他将于 5月14日前往华盛顿，要访问五角大楼。出于同样的考虑，赫鲁晓夫让外交部长继续为巴黎峰会做好准备。他不想再修改 4月初以来审核过的峰会方案。
然而，赫鲁晓夫也开始疑惑起来，把艾森豪威尔当成伙伴是正确选择吗？两天后，他和空军元帅比留佐夫一同去看了 U-2 飞机残骸，他无法确定艾森豪威尔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 U-2 间谍飞机的侦察飞行。苏联人把 U-2 飞机的残骸放在高尔基公园，供公众参观。面对参观的记者，赫鲁晓夫对用心良好而承受着强硬派压力的艾森豪威尔总统表示了怜悯。他把赫脱国务卿单独挑了出来进行攻击：“没有一种犯罪感，也没有为这种侵略行为而感到羞耻，他还在为这些强硬派辩护，还说将来还会继续这种行为。”但是，赫鲁晓夫第一次发现，出于义愤，他很难做到这一点，即不向艾森豪威尔发起攻击。“得知美国总统批准了这次行动，我感到非常惊讶。”当被问及 5月9日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是否影响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时，他回答道。他仍然说，召开一次成功的峰会很重要，并且提及艾森豪威尔即将对苏联的访问。但是，话里已经有了新的尝试，“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情感。我有过希望，他们失信了……你们一定知道，我们俄国人做事很彻底：玩的时候，我们会玩；战斗的时候，我们就全身心地投入战斗。”
次日即 5月12日，主席团开会讨论巴黎峰会的有关指示和提案，赫鲁晓夫和苏联代表团将带着它们参加会议。这次会议似乎没有录音。之后的谣言是，主席团就赫鲁晓夫是否应当参加这次会议产生意见分歧。但是，米高扬的回忆中并没有把这次会议当成是赫鲁晓夫和外交部斗争的一个片断；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推翻之际，反对他的决议案中也没有提及此事。然而，人所共知的是，主席团批准了葛罗米柯准备了一个月的一揽子提议案和会谈指示草案。
的确，给赫鲁晓夫的授权是，对巴黎峰会上的具体事情要表现出灵活性。如果西方伙伴对谈判议程拒绝表态，他将会让这种灵活性落空。参加巴黎峰会的目标就是要促成和那些西方权威决策人物的讨论。对于美国代表团，会议指示中既有愉快的因素，也有令人不快的内容。赫鲁晓夫将要提醒美国总统，在他访美期间他们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果的会谈，“美国和苏联的会谈，”他得这么说，“已经对国际局势产生良好影响。苏联希望，会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以便最终确立我们两国的总体关系和良好的合作。”
赫鲁晓夫还要对美国人提出一项要求：克里姆林宫期待美国采取措施，今后停止一切侵犯苏联领空的行为。“苏联人民希望不仅要和美国人民和平相处，还要友好相处。”终止 U-2 间谍飞机的侦察飞行是前提条件。
那些要让峰会取得成功的努力也有了结果。给柏林的指示表明，就如何取得峰会的成果，达成初步的共识。在讨论巴黎峰会的提议时，主席团没有提出任何后退的余地。相反，它却决定，“对这个问题的谈判应当遵循一种方式：要让西方国家相信，苏联决心要制定对德和平条约，以便彻底肃清战争遗留问题，特别是占领西柏林的体制。”苏联代表团将会向西方提出一个为期两年的临时协定。就像赫鲁晓夫和外交部所设想的那样，临时协定不是让四大国在一个更加平静的环境中谈判的手段，而是要实现赫鲁晓夫1958年的设想，临时协定只是把这个过程推迟了两年。
至于裁军，苏联人也有许多提议。要实现全面和彻底的裁军，第一阶段的工作是销毁核运载装置。对于裁军核查问题，赫鲁晓夫准备开放某种形式的现场核查，由外国观察家来核查洲际导弹和洲际轰炸机的销毁情况。虽然计划还很模糊，但它们也不会马上被西方大国所拒绝。有些东西确实来自这些计划。
去巴黎前的那些天，艾森豪威尔考虑过赫鲁晓夫可能要在峰会上提出的计划。4月初以来，美国已经认定，苏联领导人或许会利用这次会议来解释其临时协定的含义，赫鲁晓夫与戴高乐的会谈中提到过这个协定。5月9日，苏联人向法国人提交了其最后的建议，它们立即被译成英语，送给总统。法国也向其北约盟国简要通报了情况：苏联对法国提出的削减核武器运载工具的计划颇有兴趣。4月底和 5月初的北约会议上，西方大国讨论这个计划的实际意义。所有与会国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美国代表团。赫脱国务卿称，法国对计划感兴趣，让“西方颇为尴尬”。他认为苏联人将会找到作弊的办法，即让一整套相互裁军的概念因为缺乏一种细致的核查制度而难以实行。
艾森豪威尔对巴黎峰会的结果既不感到乐观也不感到悲观。和新任国务卿不同，对核裁军，艾森豪威尔并不是简单加以拒绝，而是准备继续要求实施核查，他不知道赫鲁晓夫是否会同意这个建议。艾森豪威尔没有看到柏林问题有多大的谈判余地，只是想让苏联人接受现状。可能边界会有所变化，或许也会涉及盟军削减西柏林驻军的问题。经艾森豪威尔批准，国务院已经开始提起德国人的自决问题，而不是德国的重新统一。换句话说，如果苏联人认为德国需要进行一场变革，那么，应该是全体德国公民投票决定，至少也是全体柏林居民来投票。美国确信，无论哪种方式，德国人民都将会投票支持资本主义，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U-2 间谍飞机事件让艾森豪威尔不能专心于峰会准备工作。他并没有对那些来自英国，还有驻莫斯科的苏联问题专家的意见进行分析，而是一心想着重新确立他对全美安全所拥有的领导权。在回忆录中，艾森豪威尔争辩道，他认为有义务为这次事件承担责任，“否认我在整个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他写道，“将会向世人宣布，美国政府有些部门不负责任，完全无视总统的领导权。”二战期间，作为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曾作出过一些艰难的、有争议的决定，是否要在诺曼底登陆，是否要向巴顿将军的第三军提供汽油，或在进军柏林的竞赛中打败俄国人，在这些问题的决策上，他从未逃避过自己的责任。
5月1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澄清了人们对他授权鲍尔斯从事侦察活动的疑问。艾森豪威尔不喜欢开记者招待会，似乎他也从未轻松开过一场记者招待会，所有的记者招待会都被纠缠在他自己的话语中。有时，这也是有意而为之。1955年，一场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艾森豪威尔让其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放心：“不要担心，吉姆……我只是想把他们搞糊涂。”有时候，他也会无意中出错。而现在—— 5月11日，艾森豪威尔的讲话却显得异常清晰：“没有一个人想再经历一次珍珠港事件。”因为苏联的一切都处于秘密状态，美国不得不采取间谍手段，这并非“令人愉快，但却必不可少”。否则，美国何以了解那些军队的动向？而他们“有能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突然袭击”。在国际事务中，艾森豪威尔不想让一切都处于保密状态，因为他知道，保密和安全是一对矛盾。出于这个原因，他在1955年的日内瓦会议上提议要开放天空，还想在巴黎峰会上向赫鲁晓夫重申这个提议。与此同时，他也不打算为间谍行为道歉。
10年后，作为养老金领取者，赫鲁晓夫回忆道，当得知白宫拒绝否认因授权鲍尔斯从事间谍行动而承担责任时，他简直气坏了。“只要艾森豪威尔总统与 U-2 间谍事件无关，”赫鲁晓夫回忆道，“我们就能继续加强苏美关系的政策，我访问美国，和艾森豪威尔总统举行会谈，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了这个政策。”
艾森豪威尔的声明把赫鲁晓夫逼到了墙角。扩大苏联的声望，换句话说，赢得美国的尊重，这和建设社会主义、在欧洲实现局势缓和，以及和西方国家从事贸易活动一样，都十分重要。然而，美国总统的话突然间让缓和局势和为苏联赢得声望两个目标变得似乎势不两立。“就是这位美国总统在为那些无耻的、令人无法接受的行为辩解！我们本来还要在巴黎和他谈判呢。”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
5月12日主席团批准他的指示之前，赫鲁晓夫或许就已经知道了艾森豪威尔的声明，但是，他没有让这个声明来改变自己为峰会精心制订的策略。赫鲁晓夫的态度即将发生变化，第一个征兆就是在次日发布声明，称韦尔希宁元帅将推迟访美。但是，直到 5月14日——赫鲁晓夫要去巴黎的这一天，他才向同事们披露，艾森豪威尔承认 U-2 间谍飞机事件与其有关，这让他深感不安。
在伏努科沃机场，赫鲁晓夫匆忙叫来马利诺夫斯基和葛罗米柯，要他们和前来送行的主席团委员们召开一次临时会议。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助手——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13]回忆，会议就在离专机不远的一个由玻璃隔开的休息室召开。一登上飞往巴黎的伊尔 -18 专机，赫鲁晓夫就声明，他实际上已经抛开了准备好的发言稿。手下都聚在身旁，他说想让人重写次日的发言稿。手下马上要重写发言稿，一到巴黎，就能发回莫斯科，以得到主席团其他委员的正式批准。赫鲁晓夫坚持要让美国道歉，作为他参加峰会的交换。如果美国不道歉，苏联代表团就离开巴黎，而不会透露有关裁军和柏林问题的任何提议。
代表团住进巴黎的苏联大使馆，也不显得慌乱。新发言稿需要尽快完成并得到批准，然后，再译为法语和英语。葛罗米柯的副手向那些还有时间听他说话的人抱怨道：“形势太严峻了，形势太严峻了。”赫鲁晓夫现在准备以牺牲峰会的代价来让美国人就 U-2 间谍飞机一事道歉。他想让艾森豪威尔自食其言，不再为其空中侦察狡辩：“一个主权国家不能让美国总统凭借一纸背信弃义的声明就脱身。”他也期待美国去惩罚那些“直接参与这种蓄意侵犯苏联领空的罪犯”，而且美国还要声明，“今后将不再侵犯苏联领空。”赫鲁晓夫仍然相信，艾伦·杜勒斯是唯一要对事件负责任的人。他对艾森豪威尔的所有要求就是要他承认这一点。在斟酌这个新立场时，赫鲁晓夫也想知道，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迫使艾森豪威尔道歉。之后的想法是：“坦率地说，他把主人的桌子弄得一团糟，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向他献殷勤。”赫鲁晓夫还威胁要收回向艾森豪威尔发出的 6月访苏的邀请。“我们满脑子都是些激烈的想法。”赫鲁晓夫后来说道。
次日上午，赫鲁晓夫给其主人——法国总统戴高乐一份 6 页长的声明，其中就有要求艾森豪威尔总统道歉的内容。显然，他想让法国领导人向其美国同伴施加压力，作出让步，以便会谈能继续下去。赫鲁晓夫强调，在国际政治中，美国人在寻求一种双重标准，“美国不止一次声明，如果苏联飞机侵犯美国领空，美国将对苏联发动一场核战争。然而，当美国侵犯苏联领空时，为什么他们不会有同样的想法？这就是他们所宣称的单边权力？”
赫鲁晓夫期待着戴高乐会抱有同情心，因为后者也反感美国的强权。就像 2月在主席团会议上所做的解释一样，当首次提出利用法国的策略时，赫鲁晓夫就明白，最终，单单法国一国的立场不能决定局势是否会得到缓和。然而，他还是要尽力把戴高乐拉到阵营里来，最终的计划就是把苏联的裁军计划和法国销毁核武器运载工具的提议结合起来。峰会在巴黎召开，戴高乐自然不想让它失败。然而，尽管有充分的理由要保证峰会成功，但法国总统还是不想让赫鲁晓夫从中受益。听取了苏联领导人的新要求后，法国总统没有表示出一丝同情。戴高乐说，有关间谍和 U-2 飞机的所有事情都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事。他不想让赫鲁晓夫忽略这个大前提。戴高乐还提醒他，峰会将要解决大的国际政治问题。如果苏联人认为他们一定要离开巴黎，那非常遗憾，但是，到底怎么做，取决于他们。和戴高乐会谈后，赫鲁晓夫又会见了麦克米伦。他警告后者，如果美国人不承认自己的错误，那么，峰会就会有麻烦。英国首相也希望赫鲁晓夫不要让 U-2 飞机事件破坏此次会议，因为这是改善国际关系的重要机会。
5月15日，艾森豪威尔抵达巴黎，得知赫鲁晓夫在紧急关头坚持要美国道歉的要求。下午两点半和六点，美国总统分别会见法英两国领导人，和他们探讨苏联人提出这个要求的意义。即使不能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他也要坚决反对向苏联人道歉。然而，他并不认为这件事会发生。和其西方盟友一样，他也希望赫鲁晓夫放弃要求，否则，峰会就会流产。柏林问题上是否有所突破，与会者都不抱多大希望。他们一致认为，临时协定明确为期两年，相当于苏联提出了新的最后通牒，不能接受。但是，三国领导人还是认为，裁军方面可以取得一定进展，因而要劝说赫鲁晓夫留下来。
虽然美、英、法三国都相信，裁军问题最适宜和赫鲁晓夫进行讨论，但是，如何回应赫鲁晓夫销毁轰炸机和导弹的诉求，其意见却并不一致。就像赫鲁晓夫设想的那样，法国同情苏联的立场。戴高乐不仅看到有可能达成军备控制协议，限制发展核武器运载工具，而且也认为，协议将消除赫鲁晓夫对柏林实施的威胁政策，在和法美领导人的私下会谈中，麦克米伦为赫鲁晓夫说了不少好话，他也担心峰会破裂。和戴高乐不同，麦克米伦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就授权 U-2 飞机侦察一事向苏联道歉。
5月16日，星期一上午，期待已久的峰会终于召开。法国精心挑选了会议地点。但是，头一天发生的事还是给会议蒙上一层阴影。领导人及其顾问们被陪同来到爱丽舍宫二楼。赫鲁晓夫一进来就和麦克米伦握手，但却对艾森豪威尔和美国代表团视而不见。对赫鲁晓夫来说，这只是一种信号，“噢，我们看见你们了。”
赫鲁晓夫第一个发言。与以往不同，他深怕脱稿发言，一直照本宣科。发言持续 45 分钟之久。“在这样的形势下，我清楚，我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每个字都要准确……”他重申了头天晚上对法国和英国提出的三项要求。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赫鲁晓夫发誓要离开巴黎，不再邀请艾森豪威尔 6月访苏。
赫鲁晓夫认为，艾森豪威尔可以接受这些要求。他还要让自己相信，当发言被译成英文时，一直在听发言的艾森豪威尔还掉过头和赫脱说道：“为什么不呢？我们为什么不先表示道歉呢？”赫鲁晓夫相信他听到了这句话，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人，还把它写进回忆录。艾森豪威尔和查尔斯·波伦坐在一起，他们都否认有这回事。这非常有趣，从侧面反映了赫鲁晓夫的心理：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证据，包括艾森豪威尔自己的声明，但他还是不愿相信艾森豪威尔赞成 U-2 间谍飞机侵犯苏联领空。
对赫鲁晓夫的讲话，艾森豪威尔还没有做好准备。尽管他不打算道歉，但还是发誓要保证满足赫鲁晓夫的一项要求，不再飞越苏联领空。他还要作出其他承诺。就像峰会前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那样，他要重启1955年提出的开放天空计划。这一次他的建议是，在联合国的控制下，用飞机——不是苏联飞机，也不是美国的 U-2 飞机，来履行核查任务，并希望这个提议能被莫斯科接受。
艾森豪威尔还不知道，赫鲁晓夫多么憎恨向外国飞机开放领空的想法。美国国务院和中情局都未告诉他，1957年10月朱可夫元帅被解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坚持要让赫鲁晓夫同意开放天空的计划。苏联处于战略劣势，允许美国核查苏联的战略部队，对赫鲁晓夫重新改组苏联、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冒险计划极其不利。如果美国知道苏联处于劣势，那么，赫鲁晓夫又怎么能把资金投入民用产业呢。美国人担心，他已经拥有或者即将拥有 150 枚洲际弹道导弹，而实际上他只有 4 枚，还想在1960年再略微增加一些。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已经遥遥领先，且拥有 12 枚洲际弹道导弹。
艾森豪威尔讲完后，出现了难堪的时刻。“没有人知道要做什么。”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然后，美国代表团离开，那天的会议也结束了。从那一刻开始，赫鲁晓夫的动机和行为变得愈加古怪。把宝全部押在艾森豪威尔身上，而一旦清楚艾森豪威尔不会道歉时，赫鲁晓夫就束手无策了。
赫鲁晓夫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一封异乎寻常的电报，总结了这次会议。他为自己辩解，并装出一副虚假、乐观的腔调：“就像这里已经发生的一样，形势再次证明，我们采取的路线是明智的。尽管北约盟国想保护美国的颜面，但还在极力争取我们参加峰会。”这是真话，法英确实想让苏联继续谈判。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为他争取艾森豪威尔的道歉。赫鲁晓夫的电报似乎在说，有可能成功，但是，他确实认为这难以预料。
午餐后，最不愿意看到峰会破裂的麦克米伦来到苏联大使馆，拜会了赫鲁晓夫，要求后者留下来。“我不能说天空中没有一片乌云，但是，如果我们能在这里再等两三天，为扩大会议的议题建立起基础，那么，这次会议将会被推迟，当我们离开时，会有一种会议还要继续下去的感觉。”这是麦克米伦的主张。他也要试图淡化 U-2 间谍飞机事件对苏联声誉的影响。和戴高乐一样，麦克米伦也提醒赫鲁晓夫，所有国家之间都互有间谍行为。“每个大使馆都隐藏着窃听器，”麦克米伦说道，“我们每天都会发现它们，但到了晚上，它们又物归原处。到处都有窃听器，甚至装在墨水池里……我能让你看看这些东西。”他们还谈到苏联使馆的会见大厅，他和赫鲁晓夫就是那儿会面的。为了加深对方的印象，麦克米伦又补充道：“甚至这间屋子里都有窃听器。所以，我们都不要当伪君子。”
麦克米伦恳求赫鲁晓夫为找到一个解决办法而留在巴黎，继续参与这些重要的讨论。“作为一个朋友，我希望重视我对你说的话……我重复一次，作为一个朋友，我希望你不要急于求成，只要往前走，就会步入下个阶段。”
赫鲁晓夫表明自己看到了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他再次向麦克米伦重申了自己的坚定信念：艾森豪威尔实际上并不应该为 U-2 间谍飞机事件负责，要负责的是艾伦·杜勒斯。中情局长向总统施压，促成这次事件，艾森豪威尔现在是在保护杜勒斯。赫鲁晓夫要求华盛顿承认，这是一种极其无礼的、错误的行为，“苏联不是古巴，也不是关塔那摩，更不是巴拿马或爱尔兰。”会谈结束之际，赫鲁晓夫似乎对次日的会议还抱有适度的乐观。他感谢麦克米伦来这里讨论峰会事宜，然后又变得忧伤起来，“我希望你做做艾森豪威尔的工作。”这次谈话里只有一条主线，那就是，对赫鲁晓夫来说，参加这次峰会有多么难，“现在我不信任艾森豪威尔。”赫鲁晓夫就是这么一个人，他常常会陷入那些强烈的假设之中而不能自拔。他已经看见一个影响极大的设想就这么破灭了。
从 5月17日起，赫鲁晓夫仿佛已经作出决定，他和苏联代表团不得不离开巴黎。甚至在麦克米伦来看赫鲁晓夫之前，后者就在苏联使馆前面的人行道上安排了一场临时记者招待会。他说，他很快就要离开法国。就在一天前，他还向戴高乐保证，不会发表任何公开声明。然后，在记者和使馆车辆的簇拥下，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前往马恩战场遗址。一战期间，在沙俄军队服役的马利诺夫斯基曾驻扎在巴黎郊外。他想带赫鲁晓夫看看自己曾经住过的一个小村庄。
苏联人去了马恩，而西方领导人却聚集在一起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艾森豪威尔再次告诉麦克米伦和戴高乐，他不能接受苏联的最后通牒。为挽救峰会，戴高乐做了最后的努力。他建议，邀请赫鲁晓夫在当天下午 3 点再次赴会。并向苏联大使馆发出邀请信。
整个上午，赫鲁晓夫都在尽情享受着田原风光。马利诺夫斯基前房东的儿子用酒和奶酪招待苏联代表团。马利诺夫斯基和赫鲁晓夫喝起酒来，国防部长讲起了以前的故事。“我有个印象，”赫鲁晓夫后来说道，“那个老妇人（已故前房东的妻子）不想再回忆过去，她的脸上有一种漠然的表情。”酒喝得时间太长，以至于马利诺夫斯基也开始谈起他所认识的女人。“马利诺夫斯基喜欢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赫鲁晓夫观察到。故事内容越来越吸引人，当地法国人也加入其中，人越来越多。尽管过了 40年，马利诺夫斯基还能讲一些法语，确实是个奇迹。
代表团玩得尽兴，下午早早就回到苏联大使馆。最晚在下午 2 点，似乎赫鲁晓夫就见到了那封赴会的邀请信。赫鲁晓夫既没有回信，更不要说赴会或给戴高乐、麦克米伦打电话了。对他来说，会议已经结束了。要知道，那个时候，赫鲁晓夫有多么伤心。不过，他发给克里姆林宫的电报内容却很清楚：“那种能让我们留下来的变化并未发生。因此，我们决定离开巴黎。”下午 2 ： 15 ，赫鲁晓夫还向主席团建议，让东德向他发出邀请，请他回国途中在东柏林发表讲话。他想重申自己解决德国问题的决心。艾森豪威尔在 U-2 间谍飞机事件上羞辱了赫鲁晓夫，这是后者对前者的报复。
对于那天还在等待他作出决定的三国领导人，赫鲁晓夫一点也不想和他们打交道。他派出一个低级别的外交官给法国带去一封信：“如果会议要讨论昨天已经讨论过的事情，那么，赴会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不要在下午 5 点之前开会，因为赫鲁晓夫还没有吃午饭。然而，如果要讨论其他问题，那么，赫鲁晓夫先生就不准备参加了。”这是在撒谎。“赫鲁晓夫先生”已经决定不参加任何会议。那天晚上，赫鲁晓夫转告法国：次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后，他将离开巴黎。
当艾森豪威尔听到赫鲁晓夫拒绝赴会时，非常生气，以至于都无法说出苏联领导人的名字。在他口里，赫鲁晓夫变成了“这个人”。戴高乐也对赫鲁晓夫感到厌倦，他不辞而别到马恩，这是法国领导人最不愿意忍受的乡巴佬行为。麦克米伦知道，不要强迫美国人来接受赫鲁晓夫的条件。此时，他也非常失望。“我曾对这次峰会寄予很大的期望，为此，作了两年准备，现在就像一座火山一样，一下子全毁掉了！这是一种耻辱，也是一场悲剧，真是不可思议……”在许多场合，麦克米伦都指责过他的老朋友艾森豪威尔，说他在峰会召开前的几周内没有作出准确的判断。
世界各地的报纸纷纷报道峰会破裂的消息，把它当成一场灾难。尽管发生了 U-2 飞机事件，但峰会召开前数周，人们的期望值都很高。现在，峰会未取得任何结果，人们同样感到非常失望。
在莫斯科，克格勃告诉鲍尔斯，他入侵苏联的行为导致了峰会的破裂。鲍尔斯答道，不要错误地把他想象成有某种右翼倾向的傻瓜，阴谋破坏美苏关系。“在我看来，无论谁下令让我飞行，他都不想破坏这次峰会。如果他们知道飞行会导致峰会破裂，那么，他们就不会这么做了。”当被要求谴责美国“反动分子”的这种入侵行为时，鲍尔斯礼貌地拒绝了：“如果我认为这些飞行对保护美国安全的是必要的，我就不会谴责他们。”
对峰会的破裂，华盛顿方面也有自己的看法。汤米·汤普森和查尔斯·波伦两位苏联问题观察家长期从事苏联问题的研究，在他们的引导下，美国政府开始认为，赫鲁晓夫在利用 U-2 间谍飞机事件作为其退出峰会的借口。华盛顿有许多人仍然不能理解赫鲁晓夫一月提出的单方面裁减军队这一声明的政治含义。他们认为，赫鲁晓夫的缓和策略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所以，他需要在巴黎峰会上取得柏林问题的突破，以稳定其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位。西方不会考虑反对柏林自由化的意见，并且坚持要在西柏林驻军。到 4月，这个态势越来越明显。因此，赫鲁晓夫要找到一个借口，以此来取消峰会。而命运不济的鲍尔斯就给了他这个机会。
对于巴黎发生的一切，艾森豪威尔似乎认同这个观点。峰会破裂之后的那天，他在写给哥伦比亚总统阿尔韦托·列拉斯·卡马戈[14]的一封信里这样解释其原因：“我不甚了解苏联，这只不过是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个而已。来巴黎之前，赫鲁晓夫先生大概已经得出结论，要在这次峰会上取得进展，要么令人讨厌，要么就不可能。因此，甚至在峰会破裂之前，他就发动了这场精心策划的进攻，以确保这次会议的失败，还要保证让西方，特别是美国来承担失败的责任。”
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并未找到峰会失败的真正原因。赫鲁晓夫并不想让巴黎峰会破裂。他和艾森豪威尔同样都希望峰会能在一段时间内使国际紧张局势得以缓和。和艾森豪威尔一样，为了达到改善关系的目的，赫鲁晓夫确实也投入了政治资本，还有其个人的声誉。1959年12月以来，为实现缓和他做了许多努力。直到 5月15日，鲍尔斯被俘后两周，这位苏联领导人仍然不愿意放弃这些努力。
然而，缓和并未实现。1960年也没有成为冷战的转折点。就像克格勃宣称的那样，峰会的失败要完全归咎于这次间谍行动？绝不是。从美国和苏联在巴黎峰会上的各自计划来看，要想在柏林问题上取得突破是不可能的，裁军同样如此。西方不愿放弃它对西柏林的保护，1958年11月以来，赫鲁晓夫对西柏林的看法就没有改变过。而在裁军问题上，赫鲁晓夫的看法却非常灵活。但他似乎过于害怕美国的实力和意图，以至于不愿意承认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建立现场核查和空中核查的制度，而华盛顿则需要以此来克服其对莫斯科的极端不信任。然而，在峰会上苏联将会被一视同仁，这种动机缓解了这位精明的苏联领导人的恐惧感。但是， U-2 飞机事件的后果却让这一点变得不为人所知。
U-2 飞机事件的启示是，在超级大国的对抗中，名声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两位领导人都任由其个人的声誉来作出1960年最重要的决定。关键时刻，两个人都没有忍气吞声；若此，就会淡化被关押在卢比扬卡监狱的美国飞行员事件。然而，这不能归咎于伟大或者渺小的错误。这是一场有关间谍飞机的心理战争，而不是一场传统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超级大国最有效的防卫就是在战争发生前吓倒对手。因此，每个领导人的声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巴黎峰会后两个月，赫鲁晓夫再次提醒华盛顿：声誉很重要。虽然终止了 U-2 飞机的侦察活动，但是美国仍在继续派出侦察飞机沿苏联边界飞行。7月1日，苏联空军击落一架 RB-47 间谍飞机，这架飞机从位于英国的一处美国军事基地起飞，在巴伦支海执行侦察任务。美国情报机构的结论是，这架飞机从来都是在离苏联领空 30 英里的空域飞行。而苏联人则辩称，情况与此相反。4 名飞行员死亡，两个活下来的飞行员成了苏联人的俘虏。和鲍尔斯一样，他们也被关入苏联监狱。苏联人也拒绝把这两名飞行员交给联合国的调查小组。
1960年8月，鲍尔斯被判处 3年监禁，另加 7年劳教。1962年2月，因用于交换化名为鲁道夫·埃布尔[15]的苏联间谍威廉·菲舍尔，鲍尔斯被释放。虽然美国政府谈判过释放鲍尔斯的问题，但他回国后还是让人疑虑重重。美国人和杜勒斯的继任者、新任中情局长约翰·麦科恩[16]都认为，在克格勃审讯之下，鲍尔斯有不忠行为。麦科恩在中情局成立调查委员会，由联邦法官贾奇·巴雷特牵头，对鲍尔斯的行为展开调查。像普雷迪曼调查委员会一样，这个调查也严格保密。这不仅剥夺了鲍尔斯洗刷名誉的机会，而且也让他失去了赢得公众赞誉的机会。克格勃的审讯记录一直被保密，直到此书公开出版才得以披露。
尽管 U-2 间谍飞机事件让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的尊敬大打折扣，但他无意全面放弃和西方实现缓和的意图。峰会破裂几周后，他指示苏联驻日内瓦的代表提交裁军计划，这原本是他要在巴黎峰会上披露的那个计划。1960年6月7日苏联正式提议，全面和彻底裁军的首要措施是销毁所有战略导弹和战略轰炸机。更重要的是苏联人同意，“所有的裁军措施，自始至终都要在国际社会的严格监督下实施”。
赫鲁晓夫也发出一个信号，他对柏林问题仍然有耐心。他还设想，要召开一次大国领导人会议以达成一项协议。短期内，他不愿再冒引发另一场柏林危机的风险，他的对策是等待时机，直到1961年1月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上台。在剩下的这段时间内，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什么期待。
赫鲁晓夫没有预料到，在三个发展中国家——世界上三个不同的地区发生的一些偶然事件，却使苏美竞争暂停 6个月的愿望也化为泡影。
[1] 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Francis Gary Powers，1929年8月17日——1977年8月1日），美国飞行员。1950年加入美国空军。1956年被中央情报局招募。1960年驾驶U-2飞机飞越苏联领空时被击落，旋即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62年通过交换囚犯而获释回到美国。此后曾在洛克希德公司担任试飞员。1977年因飞机失事身亡。
[2] 谢尔盖·谢苗诺维奇·比留佐夫（Сергей Семёнович Бирюзόв，1905年8月5日（或1904年8月8日）——1964年10月19日），1917年入伍。1922年加入红军。卫国战争期间曾参加斯摩棱斯克战役、莫斯科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顿巴斯行动、解放克里米亚战役、雅西—基希讷乌行动、解放贝尔格莱德战役。1946—1947年任南方阵线副总司令兼保加利亚联合控制委员会副主席。1947—1953年任滨海边疆区军区司令兼远东军区第一副司令。1953—1954年任中央部队总司令。1954—1962年任苏联空军第一副总司令。1955—1962年任苏联空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6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1963年任战略导弹部队总司令。1963—1964年任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兼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64年因飞机失事遇难。
[3]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Шелепин，1918年8月18日——1994年8月24日），1934年加入共青团。1940年参加苏芬战争，同年加入联共（布）。1943—1949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49—1952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2—1958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8—1961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61—1967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起义。1962—1965年任苏维埃监察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副主席。1964年参与推翻了赫鲁晓夫。政变成功后企图与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竞争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1967—1975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75年遭到勃列日涅夫打压。1975—1984年任苏联国家职业教育委员会副主席。1984年被勒令退休。
[4] 罗曼·安德烈耶维奇·鲁登科（Роман Андреевич Руденко，1907年8月7日——1981年1月23日），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7—1938年任顿涅茨克地区检察官。1938—1940年任斯大林地区检察官。1942—1944年任乌克兰副总检察长。1944—1953年任乌克兰总检察长。1945—1946年任纽伦堡审判苏联首席检察官。1951—1981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81年任苏联总检察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1年在莫斯科逝世。
[5] 小詹姆斯·莱恩·基利安（James Rhyne Killian Jr.，1904年7月24日——1988年1月29日），美国教育家。1926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1948—1959年任麻省理工学院院长。1956—1958年、1961—1963年任总统情报顾问委员会主席。1957—1959年任总统科学技术特别助理兼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1959—1971年任麻省理工学院董事会主席。
[6] 莫立斯—欧内斯特—拿破仑·德让（Maurice-Ernest-Napoléon Dejean，1899年9月30日——1982年1月14日），法国外交官。1930—1939年任驻德国大使馆新闻处处长。1939—1940年任外交部副国务秘书。1940年法国沦陷后，先后流亡摩洛哥和英国。1941年加入自由法国运动。1941—1942年任自由法国全国委员会全国外交事务专员。1945—1949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49—1950年任驻鲁尔国际管理局代表。1950—1953年任驻日本大使。1955—1964年任驻苏联大使。1964年被迫退休。1973—1982年任法国—苏联协会主席。1982年去世。
[7] 克拉伦斯·道格拉斯·狄龙（Clarence Douglas Dillon，1909年8月21日——2003年1月10日），美国外交官。出身于波兰犹太人移民家庭。二战期间服役于美国海军，曾参加关岛战役、塞班岛战役和菲律宾战役。1953—1958年任驻法国大使。1958—1961年任经济事务副国务卿。1961—1965年任财政部长。1970—1977年任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兼主席。1972—1975年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主席。
[8]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сыгин，1904年2月8日——1980年12月18日），1919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8—1939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1939—1940年任纺织工业人民委员。1939—198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3—1946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1946年3月15—23日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46—198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8年2—12月任财政部长。1948—195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8—1953年任轻工业部部长。1953年3—8月任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长。1953—1954年任消费品工业部长。1953—1956年、1957—1960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9—196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60—1964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4—1980年任部长会议主席。1966—198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8年起推行“改革”，在苏联国内推行资本主义。1980年逝世。
[9] 尼古拉·维克托洛维奇·波德戈尔内（Николай Викторович Подгорный，1903年2月5日——1983年1月11日），1917年加入共青团。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1944—1946年任乌克兰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40—1942年任苏联副食品工业人民委员。1942—1944年任莫斯科食品工业技术学院院长。1950—1953年任乌共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审计委员会委员。1953—1957年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54—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1963年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60—197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3—196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1965—1977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77年被迫退休。
[10] 德米特里·斯捷潘诺维奇·波利扬斯基（Дмитрий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олянский，1917年10月25日——2001年10月8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年加入红军。1949—1952年任苏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二书记。1949—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4年任克里米亚执行委员会主席。1954—1955年任苏共克里米亚省委第一书记。1955—1957年任苏共奥伦堡省委第一书记。1957—1958年任苏共克拉斯诺达尔省委第一书记。1957年积极支持赫鲁晓夫击败“反党集团”。1958—1960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8—1962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60—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62—1965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64年参加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65—1973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6—197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1976年任农业部长。1976—1982年任驻日本大使。1982—1987年任驻挪威大使。1987年退休。
[11] 雅可夫·亚历山德罗维奇·马立克（Я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алик，1906年11月23日——1980年2月11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7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39—1942年任驻日本全权代表。1942—1945年任驻日本特命全权大使。1946—1953年、1960—1967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8—1952年、1967—1976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60年任驻英国大使。1976年退休。
[12] 康斯坦丁·安德烈耶维奇·韦尔希宁（Константин Андреевич Вершинин，1900年6月3日——1973年12月30日），1919年加入红军和俄共（布）。1921年参与镇压了坦波夫叛乱。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南部战线空军司令、第4航空集团军司令、外高加索前线空军司令。1946—1949年、1957—1969年任空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46—1950年、1954—197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0年、1954—1956年任巴库防空部队司令。1950年2—9月任第57航空军司令。1950—1951年任驻德国部队第24航空军司令。1951—1953年任边境线防空部队司令。1951—1953年、1956—1957年任空军副总司令。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4年任苏军防空部队司令。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9—1973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1973年去世。
[13] 奥列格·亚历山德罗维奇·特罗扬诺夫斯基（Олег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Трояновский，1919年11月24日——2003年12月21日），1941年加入红军。1944—1947年任驻英国大使馆随员。1947—1951年任外交部秘书处雇员。1953—1958年任外交部长助理。1958—1967年任部长会议主席助理。1967—1976年任驻日本大使。1976—1986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86—1990年任驻华大使兼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90年退休。1996—2003年任联合国援助协会主席。2003年逝世。
[14] 阿尔韦托·列拉斯·卡马戈（Alberto Lleras Camargo，1906年7月3日——1990年1月4日），哥伦比亚政治家。早年参加了哥伦比亚自由党。1929—1931年任波哥大市议会议员。1931—1945年任国会议员。1935—1937年、1937—1938年、1943—1945年任政府部长。1937年任国民教育部长。1943年任驻美国大使。1945年任外交部长。1948—1954年任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1958—1962年任总统。
[15] 鲁道夫·伊万诺维奇·埃布尔（Рудо́льф Ива́нович А́бель，1903年7月11日——1971年11月15日），苏联情报官员。出身于一个英国政治移民家庭。1920年移居苏俄，曾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工作。1922年加入共青团。1925—1926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27年加入格别乌。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8年被开除出格别乌，在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会工作。1941年重新加入格别乌。1948年被派往美国从事情报工作。1957年被捕并被判处32年徒刑。1962年通过交换回国。1971年逝世。
[16] 约翰·亚历山大·麦科恩（John Alexander McCone，1902年1月4日——1991年2月14日），美国商人和共和党政客。1950—1951年任空军部副部长。1958—1961年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1961—1965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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