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十九章 古巴导弹危机
美国 U-2 间谍飞机的侦察飞行，瓦解了赫鲁晓夫的庞大阴谋。美国的先进技术再次导致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失败。1962年10月初罗伯特·肯尼迪会见博利沙科夫一周后，麦乔治·邦迪告诉了肯尼迪一个坏消息。9月，和其他人一样，他曾向肯尼迪建议，赫鲁晓夫不可能在古巴部署战略武器。而现在—— 10月16日，他却带着这些照片——中情局的照片分析专家相信，上面有古巴的中程弹道导弹发射场。中情局安插在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格鲁乌的间谍奥利格·潘科夫斯基——一年前的柏林危机他曾大显身手，曾转交过有关 R-12 导弹手册，这对情报分析专家判断照片内容颇有帮助。他们对这些照片确认无疑。邦迪向总统表明，对此他也深信不疑。
肯尼迪立即断定，美国不能接受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事实。虽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他保证过，这些导弹将不会打破美国在战略力量均势中的优势地位。但总统还是认为，导弹可能会让心理的天平倾向赫鲁晓夫一边。一个月前，美国才刚刚发出过警告，不可能接受苏联向古巴部署导弹的任何事实，而且特别强调导弹是进攻性武器。克里姆林宫随后公开作出承诺并通过秘密渠道称，苏联向古巴提供的武器不包括导弹。如果他突然改变说法而接受这个既成事实，那么美国的盟国，更不用说美国人民，就会怀疑美国总统的话是否可信。
其后的 6 天里，肯尼迪秘密会见了他的古巴问题团队——一个以罗伯特·肯尼迪为中心的小组，副总统、麦克纳马拉、邦迪、中情局的约翰·麦科恩、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副国务卿 U. 亚历克西斯·约翰逊[1]、财政部长 C. 道格拉斯·狄龙、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肯尼迪的撰稿人西奥多·索伦森，以及苏联问题首席专家卢埃林·汤普森。最后，召集了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会议，这个小组讨论了如何撤走导弹的问题，讨论中偶尔还有辩论。
肯尼迪的首选是发动突然空袭，在导弹威胁美国之前就把它们完全炸毁。美国情报部门相信导弹还未投入使用。当讨论深入后，这种选择的弱点也暴露无遗。“打击能有多大效果？” 10月16日肯尼迪问道。“总统先生，我们知道，空袭从来都不能保证会取得百分之百的成功。”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答道，“我们希望在第一波空袭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没有一个军方指挥官能向肯尼迪保证，所有被发现的导弹阵地都能被一次性摧毁，而且也没有人敢说已经发现了所有的苏军导弹阵地。其他军事选择，如以地面部队向古巴发动大规模戟，并无吸引力。五角大楼估计，要把进攻所需的地面部队集结起来就要一周时间，而且也只能在空袭摧毁导弹后，他们才愿意出动地面部队。而部队的任何调动都将影响到袭击的突然性。
也有人反对发动突然袭击。罗伯特·肯尼迪提醒他的哥哥，对他们这一代来说，任何背信弃义的行为都比不上日本对珍珠港发动的突然袭击。确信只发动一次空袭的肯尼迪总统开始同意，向莫斯科发出某种形式的警告。
因为每一种进攻方式都有很大风险，肯尼迪也开始考虑以外交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10月18日，他让自己最喜欢的撰稿人西奥多·索伦森草拟一封给赫鲁晓夫的信，提议举行谈判。但在最后，索伦森，更重要的是肯尼迪，发现了一种既能启动外交程序，而又不会示弱的方式。肯尼迪逐渐倾向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的建议，以海上封锁或隔离古巴的方式来向苏联人施加压力，同时也让赫鲁晓夫考虑，他是否要把世界拖入一场战争之中。起初，大家认为海上封锁可能不会对已经部署在古巴的导弹起作用，肯尼迪认为，倘若一定要袭击导弹阵地，那么，美国还要继续作好军事打击的准备。与此同时，美国将寻求西半球盟国以及北约的支持，以形成一条对抗赫鲁晓夫的统一阵线。
直到 10月22日，对白宫激烈的政策之辩，克里姆林宫毫不知情。那天下午，莫斯科同时收到克格勃和格鲁乌驻美情报站的情报，情报称，那天上午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行为异常。几小时后，美国东部时间下午一点半，皮埃尔·塞林杰向新闻界发表声明，总统将于晚上七时就“国家大事”向全国发表讲话。苏联情报部门还猜不出肯尼迪的讲话将涉及哪些外交问题。“新闻界强调，”潜伏在华盛顿的格鲁乌间谍写道，“官方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仍然保密。据说可能涉及对古巴或柏林采取的新措施。”
对于来自华盛顿的这条消息，赫鲁晓夫反应极快，他马上得出结论，无论美国总统发表何种言论，都将会影响 11月的宏伟计划。他也怀疑肯尼迪要对古巴问题发表讲话。几天前，赫鲁晓夫刚刚看过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肯尼迪、腊斯克近期会谈的报告。会谈是 10月18日葛罗米柯结束联合国大会回国途中进行的。从这些报告中赫鲁晓夫感觉到，美国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立场很强硬。
赫鲁晓夫要求主席团成员弗洛尔·科兹洛夫在晚上召集主席团特别会议。科兹洛夫和赫鲁晓夫都认为，克里姆林宫将面临一次古巴危机。当米高扬问及为何要召开临时会议时，科兹洛夫答道：“我们要听听肯尼迪对古巴问题发表的重要讲话。”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苏军总参谋部的负责人伊万诺夫上将也被邀请与会。为了与赫鲁晓夫的想法保持一致，马利诺夫斯基收集了有关加勒比海地区美国军事现状的所有资料，而伊万诺夫刚准备了一份有苏联在古巴军事现状的简要报告。
尽管部分克里姆林宫高层人士对会议深信不疑，但会议的议程——“讨论对古巴和柏林的进一步行动”，却透露出克里姆林宫对即将到来的危机的不安心理。一个月前，赫鲁晓夫曾自信地告诉西德驻苏大使汉斯·克罗尔，他将会决定美苏关系何时再次发生危机。肯尼迪即将发表讲话，赫鲁晓夫不得不承认他已失去对事态的控制。
1962年10月22日（星期一）莫斯科当地时间晚上 10 点，主席团会议召开，这可能是赫鲁晓夫一生中最紧张的时刻。“现在已经知道，”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首先发言，主席团 12 位委员全部与会，“肯尼迪要发表某种形式的讲话。”他说，他认为即将到来的危机会涉及古巴。苏联塔斯社已经报道——事实证明这一报道并不准确，“载有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美国海军舰船已经开始集结”。此时为华盛顿时间下午 1 ： 30 分，离肯尼迪发表讲话还有 4个小时。
赫鲁晓夫把发言权给了马利诺夫斯基，后者向与会委员们保证，美国不会发动任何形式的先发制人的攻击，不可能发动“闪电行动”，他说道。“如果肯尼迪要宣布发动进攻，”他要克里姆林宫相信，“我们将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作准备。”古巴的格鲁乌小组负责监视佛罗里达地区。那天上午，他们再次加强了长期以来对美国军事通信的监听工作。他们截获了一条美军在佛罗里达集结的新情报，但是，还没有证据表明，近期将会对古巴发动进攻。因此，马利诺夫斯基报告，他完全相信主席团将有时间来考虑肯尼迪的讲话。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这位国防部长似乎颇有些自信，“肯尼迪的广播讲话将会是大选前玩弄的某种形式的诡计”。马利诺夫斯基认为，目前还没有必要让 9月底就已运抵古巴的苏联 R-12 导弹进入战斗状态。
随后，总参谋部伊万诺夫将军报告了古巴岛及其周围苏军的情况。根据赫鲁晓夫在皮聪达发布的指示，伊万诺夫已经为古巴的苏军制定了作战程序。9月，他命令 R-12 和 R-14 导弹部队的指挥官，在发射导弹前应等候莫斯科的命令。伊万诺夫向主席解释道，古巴的一部分 R-12 导弹已可以投入战斗。危机开始前，所有这类导弹的核弹头已经装上“因迪吉尔卡”号货船。然而，因为阿纳德尔计划在 9月有所变化。因此，射程更长的 R-14 导弹及其核弹头，尚在航行途中，还未运抵古巴。而且部署这些导弹还需要一些时间。运载 R-14 导弹的卡西莫夫号和克拉斯诺达尔号货船航程尚未过半。
赫鲁晓夫 9月要求部署的短程导弹已经运抵古巴。因迪吉尔卡号货船运来 12 枚“月神”导弹、 44 枚 FKR 巡航导弹及其核弹头。截至 10月22日主席团会议召开之时，”月神”导弹已经配置到苏军步兵部队，巡航导弹也已被部署到海岸阵地以及美国关塔那摩军事基地附近。这两类导弹主要用于保卫古巴岛，射程更远的导弹则用来防备美国及古巴流亡人士对古巴发动的进攻。莫斯科保留对“月神”导弹和 FKR 巡航导弹核弹头的控制权。核弹头被保存在一个特殊设施中，离导弹发射阵地仅有数英里远。
尽管苏联已经在古巴充分展示了军事力量，但是，赫鲁晓夫还是对肯尼迪即将发表的讲话感到不安。他已听说了传到克格勃总部的一则谣言，称“列宁的事业将被葬送”。1941年6月，纳粹德国入侵苏联的最初几个小时里，据说斯大林担心苏联会灭亡。这和那次的说法几乎一模一样。赫鲁晓夫意识到，他改变战略均势的努力实际上可能会导致一场核战争，而这正是他极力要避免的后果。赫鲁晓夫向与会委员们吐露了其内心的不安和混乱：“问题是我们不想发动一场战争，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威胁他们，不让他们对古巴采取行动。”美国在苏联周边地区建立的导弹基地，“一直遏制着我们”，他承认。为什么苏联不能拥有自己的导弹基地？
尽管他说自己“同意马利诺夫斯基的看法”，但这位苏联领导人并不像国防部长那样自信——肯尼迪不会对古巴发动侵略。猪湾事件以来，赫鲁晓夫已经愈发相信，约翰·肯尼迪不能完全控制美国政府。在赫鲁晓夫看来，很大程度上，活跃在白宫的军国主义分子和帝国主义分子影响着肯尼迪，这远甚于他们对艾森豪威尔海外行为的影响。赫鲁晓夫提醒与会委员注意肯尼迪 10月18日对葛罗米柯发表的看法。“肯尼迪提及古巴时，字斟句酌。”这是他读了俄文会谈记录后得出的结论。美国国务卿的讲话更令人忧虑。“在会谈中，”赫鲁晓夫说道，“（腊斯克）虽然谈论的是柏林问题，但实际上提及的却是古巴。”他有些不安地说道：“腊斯克告诉葛罗米柯，古巴和美国就像匈牙利和苏联的关系一样。”一年前，他的女婿阿朱别依就 1月30日和肯尼迪的谈话向他作了汇报，那时他首次产生忧虑感。和那次一样，这次谈话也让他感到忧虑。
赫鲁晓夫认为，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一直在寻找入侵古巴的借口，即将发表的讲话意味着美国人已经找到借口。“不幸的是，他们可能要发动进攻，而且我们将会回应。这可能会以一场战争而结束。”赫鲁晓夫的结论有些悲观：“问题是，我们没有部署我们想部署的所有武器，而且我们没有公布和平条约。”他没有在这次会议上解释其中的原因，而是认为，已经运抵古巴的 24 枚 R-12 核导弹还不足以起到威慑和保护古巴人的作用。赫鲁晓夫并未建议莫斯科立即宣布苏联已经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这个军事行为可能会遏制美国，不让它对古巴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而是搓着双手，因为他没有在 8月底采纳古巴人的建议，发表苏联和古巴的防卫协定。比起完成了一半的阿纳德尔计划来说，他认为防卫协定对肯尼迪的印象会更深。奇怪的是，那天晚上当赫鲁晓夫为自己辩解时，似乎从未考虑过利用苏联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力来阻止对古巴的入侵。比如，他就没有建议威胁北约位于西柏林的军事基地，那里是一个薄弱环节。
最新得到的会议记录澄清了那天夜里赫鲁晓夫作出抉择的过程。在表达了自己的忧虑之后，赫鲁晓夫很快提出一连串选择方案。“我可以通过电台来宣布，苏联和古巴有一个共同防卫协定，”他说道。然后，他自言自语道：“对此美国将如何回应？”赫鲁晓夫预计，可能会有三种结果：“他们可能会宣布封锁古巴，而不采取其他措施；他们可能会拦截我们那些正驶向古巴的船只；或者他们也可能会打消入侵古巴的想法。”
赫鲁晓夫感到，克里姆林宫自己要做好应对准备，以防肯尼迪对古巴发动进攻。他大声问道，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把核武器的控制权交给古巴人，不知道那样是否有用？“如果发动进攻，所有的武器都在古巴人手中，他们将宣布作出回应。”他告诉与会委员，否则，苏军将不得不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来保卫我们的阵地和卡斯特罗政权，尽管“眼下还不是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时机”。
提出这些选择方案后，赫鲁晓夫要求休会五到十分钟，“以便同志们考虑并发表自己的意见”。没有证据表明，此前克里姆林宫的决策层曾经通盘考虑过，到底如何使用这支被派到远离苏联一万两千英里远的古巴的部队。5月，委员会曾被要求同意出于政治目的而在古巴部署这支部队。苏联的军事条令认可在战场上使用战术武器，这也被北约的军事条令所认可，但是如何在古巴使用这些武器却没有明确计划。苏联国防部从未签署过一道命令，即在古巴的苏军司令被授权根据情况来决定是否使用战术武器。但直到那天—— 10月22日晚上 11 点，苏联的决策层似乎也从未考虑过使用另一种战术武器—— FKR 巡航导弹，那是 5月最早制定的那个计划中的一部分。
短暂休会后，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们收到了两份重要报告。来自外交部的报告称，美国国务院已经通知多勃雷宁大使，苏联大使馆将会在讲话开始前一个小时——莫斯科当地时间凌晨一点，收到一份肯尼迪的讲话稿。国防部补充道，从莫斯科情报机构收到报告称，北约和南美国家的大使们正在举行磋商会。
听到这些报告，米高扬和长期担任主席团委员、 59 岁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都表达了他们对加勒比地区局势恶化的忧虑，并认为美国进攻古巴迫在眉睫。赫鲁晓夫并不这样认为，这就是他为何曾要求委员们考虑采取极端措施的原因。赫鲁晓夫认为，现在应该考虑莫斯科向古巴苏军司令伊萨·普利耶夫[2]将军下达命令了。赫鲁晓夫已经想到一些事情。“要让部队进入战备状态，”他口授道，“暂时先不要把核武器配置给所有部队。”在他当时的思绪中，只下这样一道谨慎的命令还远远不够，“如果美国人登陆，”赫鲁晓夫继续说道，“（使用）战术核武器，但是只有在发出命令后才能使用战略核武器。”然后，他让国防部长向所有与会委员宣读了草拟的命令。
就像1958年以来那些关键时刻的表现一样，米高扬再次面对赫鲁晓夫站了起来，要求采取温和措施。米高扬并不喜欢听这些话。“难道不使用那些导弹就意味着会爆发一场核战争？”他质问马利诺夫斯基。国防部长回答得结结巴巴，并没有让米高扬感到他注意到了局势的严峻性。
米高扬也批评了在现在或以后的危机时期将导弹控制权交给古巴人的想法。“如果美国人知道我们控制着导弹，那么他们将会设想，我们不会冒某种形式的核风险，因为我们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如果华盛顿认为卡斯特罗控制着核武器，那么他们就不会这么想了。“如果他们发现导弹掌握在古巴人手中，他们就会将其视为某种形式的挑衅行为。”米高扬认为，华盛顿可能会认为，古巴人会发射这些导弹。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米高扬想要打消美国人的一切疑虑，即这些导弹现在、将来都要处于苏联人的控制下。
因为赫鲁晓夫的许多亲信在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都得到提拔，1958年11月，米高扬曾强迫他放弃了单方面终结美国对西柏林占领权的行为，与那时相比，现在的赫鲁晓夫拥有更大的权力。然而，米高扬在克里姆林宫有 40年的从政经历，为人极为圆滑，尤其在外交政策方面，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1961年，赫鲁晓夫想击落一架飞越东德的西方国家飞机，以显示他对柏林问题谈判进展缓慢的不满，而米高扬成功打消了赫鲁晓夫的这一想法。今天晚上米高扬的话也让赫鲁晓夫处于守势。
“导弹是苏联的财产，我们要让它处于我们的绝对控制之下。”赫鲁晓夫接受了米高扬的观点——不把导弹交给古巴人而挑衅美国。然而，在莫斯科的核武器究竟是否应该用于挽救古巴政权这样的大事上，他拒绝作出让步。“如果我们不使用核武器，”赫鲁晓夫说道，“那么，他们可能会占领古巴。”在这个关键时刻，如果说赫鲁晓夫曾经希望得到由他提拔的国防部长支持的话，那么，他并未达到目的。“美国在加勒比地区的军力还不足以占领古巴岛。”马利诺夫斯基说道。即使国防部长作出这个更为乐观的判断，但是，赫鲁晓夫依然不打算在使用战术核武器的看法上作出让步。“美国人可以从驱逐舰和佛罗里达的导弹阵地上发射火箭，而不用派出任何飞机。”他争辩道。
此时，主席团另一位委员、第一副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介入讨论。他对此的贡献似乎并不为人所知。这次会议并没有留下他的发言记录。然而，柯西金发言后，会议谈论的焦点完全改变了。不管他说了什么，都已经说服与会者不再考虑何时使用核武器，而开始考虑如何来控制局势，不使之升级为一场核战争。即使不使用战略核导弹，莫斯科若使用战术武器来对抗美国的登陆，依然可能会爆发核战争。驻古巴苏军配备的“月神”战术核导弹射程为 31 英里，装备有 2 千吨当量的核弹头，足以辐射距爆炸中心一千英尺的范围。而已经部署在岛上的 36 枚 FKR 巡航导弹，威力甚至更大。这些导弹都被设计用来摧毁入侵的舰队，射程为 100 英里，核弹头介于 5600 ～ 12000 吨当量。苏联人在古巴的战术核武器足以摧毁美国的一个航母战斗群。
面对主席团委员们的忧虑，赫鲁晓夫作出让步，声明不再提“为保护古巴而使用核武器”的说法后，他要求修改给驻古巴苏军司令的命令。命令被改为：为防备美国入侵，克里姆林宫授权普利耶夫可使用“各种武器，（火箭部队司令）伊戈尔· D. 斯塔岑科[3]少将所控制的武器和尼古拉· K. 别洛博罗多夫所控制的核弹头除外”。普利耶夫可以使用短程“月神”导弹和 FKR 巡航导弹，但是，这些武器只能装载常规弹头。莫斯科声明放弃在古巴可随意使用各种作战手段的命令。谨慎的米高扬再次帮助阻止了发动核战争的狂热情绪。
他们担心，如果美国情报机关截获这道命令，五角大楼可能会利用苏联的弱点。因此，马利诺夫斯基建议，或许要等到克里姆林宫看到肯尼迪讲话稿后，再发出这道命令。美国政府已经答应要在莫斯科时间凌晨一点送来讲话稿，他说道，“否则，会给他们一个使用核武器的借口”。
尽管马利诺夫斯基表达了不同意见，但是，赫鲁晓夫还是决定不必等待肯尼迪的讲话稿。午夜前 5 分钟，国防部把这道命令发往古巴。然后，凌晨一点一刻，外交部的库兹涅佐夫给克里姆林宫决策者带来了肯尼迪讲话的俄文译文。在讲话稿中，美国总统要求苏联从古巴撤出核导弹，并宣布对古巴实施封锁，但是，暂不采取军事行动。“从其语气来看，似乎这不是对古巴的宣战声明，而是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迅速扫了一眼讲话稿后，赫鲁晓夫说道。与会者松了一口气。赫鲁晓夫然后建议休会至早晨，以便他们都能睡一会。他决定留在克里姆林宫，在办公室的一张长沙发上休息，以便处理紧急情况。
当天夜里，对正在靠近美国海军的苏联军舰和潜艇作出决定之前，主席团休会了。肯尼迪在讲话中并未提及设定封锁区或封锁线，只是声明“所有前往古巴的船只，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或港口，若被发现载有进攻性武器，将会被要求返航”。公海上还有苏联的一些非常贵重的进攻性武器。载有 R-14 弹道导弹及弹头的货船还在北大西洋上向南行驶，而 10月1日离港的 4 艘 F 级潜艇正在靠近古巴。每一艘柴电动力 F 级潜艇都携带有一枚核鱼雷。
潜艇的航行计划稍晚了一些。所有的潜艇本应在 10月21日～ 10月23日之间抵达古巴马列尔港。离目标最近的一艘 F 级潜艇还在百慕大北部海域航行，再有两天才可抵达港口，它后来被北约辨认出是 C-23 号潜艇。其他几艘沿百慕大南部呈扇形分布。C-18 和 C-19 都在百慕大南部 300 多英里处，离古巴还有 3 天的航程。C-26 尾随在苏联“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货船后面，位于古巴东北 200 多英里处，靠近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C-26 保护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货船装载有核弹头。
肯尼迪对莫斯科的讨论一无所知。在发表讲话前，他一直在寻求政治上的支持，以便找到一个能让古巴撤出导弹的途径。在排除首先动武的措施后，肯尼迪还需要打消国内对他的种种忧虑——他还做得很不够，而他则向欧洲和加拿大盟友保证，不能做得太多。发表电视和广播讲话前，助手为他安排了一次和国会领袖的见面会。
这次会见对肯尼迪极为不利。令人生畏的国会军事委员会主席、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质疑政府拖延时间的做法。“我的立场是，应该警告这些人。”拉塞尔说道。他的话使这次与总统的交流显得极为紧张。“（等待时机发动进攻）你将只会证明，当发起攻击时，如果他们使用这些米格飞机来攻击我们的船只或轰炸迈阿密或其他地方，而且我们确实要在那儿集结，那我们的损失将会比现在发起攻击要大得多——”肯尼迪答道：“但是，参议员，我们不能入侵古巴……集结进入古巴的军队需要花一些时间。”参议员和与会的其他人都不再怀疑总统的决心了，肯尼迪补充道：“现在我们正在集结部队，但是，那不是在为 24 或 48 小时后进入古巴作准备。”现在，肯尼迪作出了一个不祥的预言：“到本周末，完全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讲话稿本来一天就可以准备好，但索伦森吸收了国务院以及罗伯特·肯尼迪的有关主张。肯尼迪的顾问们辩论不休，起草讲话稿费了近一周时间。
1962年10月22日，晚上 7 时，肯尼迪总统开始发表讲话，在其后整整一代人的记忆里，那个星期充满了忧虑和恐惧，讲话只是一个开始。“晚上好，我的同胞们。就如我们承诺的那样，本政府一直在密切监视着苏联在古巴集结军事力量的行为。”肯尼迪坚定地表示，不能在古巴部署导弹。他声称部署导弹“完全是挑衅行为，是对现状所做的一个不公正的改变”。肯尼迪引证历史事实来展示自己的决心，“1930年代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侵略行为如果得不到约束和挑战，最终会导致战争。”在宣布对所有运输“进攻性武器”的船只进行封锁的同时，肯尼迪警告道，危机可能会被延长，可能会变得更加残忍，而这只是这场危机的第一步。“没有人能准确预言危机的走向或者它将会造成的损失和伤亡……但是，最大的危险就是毫无作为。”
国家安全局的密码破译人员很快就开始扫描各类无线电波，以搜寻苏联对肯尼迪讲话的反应。他们并没有等太久。10月22日，华盛顿时间晚上 11:15 （莫斯科时间 10月23日早上 6:15 ），离肯尼迪发表讲话还不到 4个小时，航行在公海的苏联船只似乎就收到一道命令，要他们准备接收一道特别命令。这份电文是用密码发送的，国家安全局（ NSA ）未能破译。然而，因为电文的呼叫信号未使用密码，国家安全局据此判断，一份特殊的电文已被发出。到此时为止，所有发给驶向古巴船只的电文都来自南方的敖德萨港。但是，这次不同，来自莫斯科的信号取代了敖德萨的信号。密切监视这些信号的美国监听人员明白，某种重要电文将要发出。这道命令终于在 10月23日中午 12:05 发出（莫斯科时间早上 7:05 ）。它似乎发给了每艘船，第一批电文则发给了其中的 7 艘船。美国未能破译电文，但在不到两个小时内，通过分析呼号，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始一一查找复电的船只。
再过几分钟，这场国际危机就要进入第一天。天一亮，美国军舰和飞机就知道：密码破译人员还不能确定苏联船只会继续向前航行还是掉头。
电信监视和空中侦察是肯尼迪掌握危机发展动态最可靠的手段。危机发生前夕，中情局损失了安插在苏联国防部的唯一一个间谍。10月22日主席团开会之前，克格勃逮捕了奥利格·潘科夫斯基。被捕当天，潘科夫斯基就答应克格勃，要与之全面合作。他保证要提供和英国军情六处及中央情报局间谍会面的所有细节，并答应在诱捕行动中为克格勃工作，以一网打尽西方情报人员。
作为自由人的潘科夫斯基，在这场危机中将对美国人起到重要作用。如果肯尼迪政府知道赫鲁晓夫已经在寻求避免战争的途径，那么，之后那些日子里，华盛顿可能就不会那么紧张。
10月23日，莫斯科时间上午 10 点，主席团继续开会。气氛依然紧张，但苏联高层已经松了一口气，最可怕的结果——美国入侵古巴还未发生。整整一夜，苏联外交部都在仔细研究肯尼迪的讲话，然后，拟出三份文件供高层考虑。第一份文件是苏联政府就古巴局势发表的一个总体声明，第二份文件是向苏联驻联合国大使瓦列里安·佐林发出一系列指示，第三份文件则是一份提交给安理会、要求谴责美国行为的决议。苏联代表被指示要否认美国的指控——已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以此来争取第三世界国家。
主席团通过这些文件后，发出的第一道指示就是起草给肯尼迪的信。赫鲁晓夫第一个发言，建议要给肯尼迪一个机会来重新考虑其封锁行为，应该要求美国总统“显示出谨慎，并声明放弃你们采取的那些行为，它们可能会给世界和平带来灾难性后果”。赫鲁晓夫还决定，在和肯尼迪的交往中，他的立场将和苏联政府公开采取的立场略微不同。不否认古巴已有核导弹，他建议的说法是，要向肯尼迪保证，那些武器只用来防卫。“不管是哪个级别的武器，”赫鲁晓夫口授道，“它已经被运过去了，（而且）已经被用于防卫。” 7月，同样在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把这些导弹说成是进攻性武器。现在，他希望能说服肯尼迪和整个世界，他们在古巴唯一的目的就是保卫古巴革命。
尽管相信肯尼迪不会宣布进攻古巴，但是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将不得不修改阿纳德尔计划。基于两个原因，他不倾向于试探美国的封锁行为。除要避免可能升级的冲突外，他也不想让美国有机会来获取船上的那些导弹并得到任何战略导弹技术。装载着 R-14 导弹的两艘大型运输船——卡西莫夫号和克拉斯诺达尔号，离古巴还很遥远。
赫鲁晓夫大声问道：是否所有运输武器的船只都不应该被命令立即返航？最后，他决定，在局势明朗化之前，已经到大西洋的船只不应继续靠近古巴，那些还在地中海航行的船只则立即返回黑海港口。但是，“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货船还是个问题，它装载着 R-14 导弹以及一些 FKR 巡航导弹的核弹头，再有一天就可抵达古巴。主席团决定冒次险，让它尽快靠岸。
意识到这些变化可能会让古巴人感到不安，赫鲁晓夫建议告诉卡斯特罗，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他想让危机消失，然后说道：“如果有必要，有可能再次运送 R-14 导弹。”赫鲁晓夫想让哈瓦那明白，他首先要稳定那里的局势，并通过联合国来确认的古巴权利，即它有权利拥有它认为可用于防卫的任何武器。
赫鲁晓夫认为，用于护航的潜艇不同于水面舰只，他相信这些潜艇仍可以保卫古巴。他也相信，潜艇可以航行到古巴的马列尔港而不被发现。10月23日的会议记录并不完整。从这些片断记录和米高扬的回忆中可以看出，似乎苏联领导层还不了解美国的反潜能力。就像几乎每一个苏联潜艇长所知道的那样，与后来双方海军改进后的潜艇相比，在1962年，即使最安静的潜艇，都是名副其实的自动唱机——可以听到船舱里掉落的茶匙声和推进器的摩擦声，还有提供动力的电池发出的电脉冲。在任何约定的时间里，美国海军那些加载了特殊装备的猎户座飞机都在监视着大西洋和加勒比海。通过放入水中的传感器，它们监听着这些声音。无论何时，只要他们认为听到了声音，就会向一艘军舰报告，而这艘军舰就要开动声呐来搜索。声呐探测噪声较大的 F 级潜艇极为有效。
确实， 10月16日后，苏联潜艇开始向国内报告，他们能听到一些船舶在活动。尽管苏联人还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是， 10月14日 U-2 飞机发现导弹后，大批美国军舰已经出现在 F 级潜艇必经的水域。到 10月23日，一直活动于此的美国军舰已经至少迫使一艘 F 级潜艇长时间潜于水下，以致其电池几近耗竭。
马利诺夫斯基似乎并未向主席团报告这一消息。如果他事先告诉赫鲁晓夫这些情况，那么，这次会议中，这位苏联领导人就会选择忽略这个消息。然而，赫鲁晓夫外交政策的主要批评者米高扬则认为，让潜艇来试探美国的封锁行为将是一个失误，为此他深感忧虑。米高扬试图要让马利诺夫斯基难堪，但赫鲁晓夫并不表态，只是旁观。米高扬坚持认为，让潜艇进入封锁区是一种冒险行为，而国防部长却拒绝作出任何让步。米高扬确信，美国海军可以发现这些潜艇。他解释道，克里姆林宫还要做这样的设想，因为美国会探测出这 4 艘噪声很大的柴电潜艇，那么，他们将会把潜艇继续进入封锁区的行为视为一种敌对行为。
马利诺夫斯基拒不接受米高扬设定的这个前提。尽管一些 F 级潜艇可能曾被探测到，但是当着主席团委员的面，苏联国防部长仍然坚持认为，这些潜艇能抵达古巴海岸，而不会被看见或听见。米高扬告诉委员们——也是他对国防部长的答复：这么做只会给苏联制造一种新的危险。但是，他这次发言并没有附议者。赫鲁晓夫、科兹洛夫、勃列日涅夫，以及主席团其他委员，要么断定马利诺夫斯基清楚他所谈论的内容，要么选择保持沉默。米高扬提议主席团下令潜艇停止靠近古巴，但提议被否决。然后，主席团休会用午餐。
午餐时，米高扬靠近赫鲁晓夫，私下向他提出一个要求，请主席团下午再次讨论潜艇事宜。“我坚信这些忧虑是存在的，”他告诉赫鲁晓夫，“而且我认为我们必须要回到潜艇这个问题上来，因为我考虑拒绝我的提议是一个错误。”赫鲁晓夫答应下午再次提出这一问题。
两小时后，主席团再次开会，听取米高扬的辩护。他再次告诫委员，一旦这些老式苏联潜艇进入美国封锁区，他们将会被发现。马利诺夫斯基也再次坚持认为，这 4 艘潜艇可以“抵达古巴而不会被发现”。苏联国防部长再次占了上风。
米高扬不愿服输，他的选择是打出最后一张牌。当委员们准备离席吃晚餐时，他建议请潜艇专家、苏联海军总司令谢尔盖·戈尔什科夫[4]上将来讨论这个问题。米高扬非常狡猾，善于摆布人。他清楚，国防部和海军之间关系紧张，而他要给戈尔什科夫一次机会，让他当着主席团委员的面来揭发马利诺夫斯基。它意味着这位海军上将将不得不承认，美国海军能轻易探测出苏联的 F 级潜艇，但是，戈尔什科夫还要说明， F 级不是苏联最新式的潜艇。
10月23日晚，主席团召开第三次会议。戈尔什科夫的表现非常出色。会议室里挂了一幅古巴海域地图。戈尔什科夫仔细解释着，要让潜艇靠近古巴海岸异常困难。越靠近古巴，这片海域就越浅。潜艇将不得不绕过许多小岛。要想靠近古巴主岛，潜艇必须经过一个非常狭窄的水道，而它却处于（附近）美国海军基地的雷达监视之下……换句话说，经过这个水道肯定会被发现。正如米高扬所希望的那样，戈尔什科夫建议，让 F 级潜艇待在离古巴有两到三天航程的海域。
米高扬认为他取得了胜利。“因为马利诺夫斯基的无能被曝光，”米高扬后来回忆道，“他不可能反驳了。”赫鲁晓夫似乎同意了这一看法，而且支持向潜艇艇长们发出新指令，要他们停留在离古巴有两天航程的海域。
尼古拉·舒姆科夫[5]艇长对克里姆林宫有关这道命令而发生的争论一无所知。他的 F 级 C-19 潜艇有 75 人。潜艇长 300 英尺，宽仅 26 英尺，水面航行时速为 18 海里，潜航速度为 16 海里。潜艇是为冷水海域的航行设计的，既无空调也无电池冷却设施。电池如果过热，就要释放氢气。而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这是极其危险的。
除船员、食物、燃料外，每艘潜艇还配备了 22 颗鱼雷，其中一枚装有核弹头。艇长们被要求，只有在自卫时才能使用这些武器。就像舒姆科夫回忆的那样，“我们不能擅自开火。”但是，所有的潜艇艇长们都知道，战场上不可能与莫斯科保持一致。“我们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才和我们的司令部联系，”舒姆科夫回忆道，“美国人在海面，可以随时和其基地保持联系……因此，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事，美国人已被命令开火，而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那对我们极其不利。”
10月23日深夜，和其他苏联潜艇一样， C-19 号潜艇浮出水面接收当天的命令。C-19 号潜艇的无线电操作员说：“我们从司令部得知，美国在实施封锁。”舒姆科夫向艇员们宣布：“在我们的航道上有一支美国舰队，尤其还有一些反潜舰。但是，我们将要继续完成我们的任务——继续驶向古巴。”
尽管米高扬在克里姆林宫觉得自己赢得了胜利，然而，没有一艘潜艇收到取消航行的命令。要么是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决定不理睬戈尔什科夫和米高扬的主张，要么是苏联海军未能和潜艇取得联系。无论哪种情况，它都能说明，在这场危机中赫鲁晓夫为减少战争风险而做的努力也有失误。如果对美国有意要拦截潜艇有所怀疑，那么在 10月23日的会议上，这个疑问应该被打消了。当主席团还在争论向潜艇发出何种命令时，美国大使馆向苏联海军递交了一份来自美国国防部的照会，照会详细说明了辨认那些试图违犯封锁令的潜艇的程序。
10月24日，华盛顿时间上午 10 时，美国的封锁令开始生效。一支美国舰队沿西印度群岛外缘排成一列，而苏联潜艇仍在向他们驶来。
10月24日早晨，华盛顿得到消息，苏联水面船只停止前进。凌晨 2:30 ，美国国家安全局截获了另一道从敖德萨港发给所有苏联船只的紧急电报。还有一道命令指出，今后所有的电文都将来自莫斯科。7 小时后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议，肯尼迪得知，海军情报办公室已经查明，古巴水域的 6 艘苏联船只“要么停驶，要么掉头”。白宫一度还不能确定，这些离开古巴的船只，只是装载着古巴的货物，还是运载着苏联的武器。当这些问题被澄清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肯尼迪解释了美国海军拦截苏联潜艇应遵守的程序。海军已经探测出 3 艘苏联潜艇，并且认为已经发现第四艘潜艇。昨夜美国国务院向莫斯科发出电文后，麦克纳马拉已决定改变美国驱逐舰的战斗规则。“这里是准确的位置，”他说道，“我们有深水炸弹，它装载的炸药不多，可以被投放到海里。它们实际上可以击中潜艇，但不会炸毁它们。”当被问及是不是训练用的深水炸弹时，麦克纳马拉答道，因为估计苏联人将不能收到从声呐发出的警告信号，“这种深水炸弹就是一种警告信号，命令他们要浮出海面”。当肯尼迪总统听到，国防部长已经单方面下令美国海军违背国际标准做法，以便处置暴露的不明身份潜艇时，他经历了罗伯特·肯尼迪后来称之为“总统最担心的时刻”。他的弟弟后来描述道，那天，肯尼迪抬起手，“放在脸上，捂着嘴，捏紧了拳头。他的眼神很紧张，脸色阴沉。我们只是隔着桌子互相看着对方。”
“我们要打他们的哪个部分？”片刻后肯尼迪问道，“我想今天我们应当等等看。我们不想首先打它的潜艇。我宁愿先打一艘商船。”麦克纳马拉并不同意：“总统先生，就我们所面临的局势而言，我认为若不及时打潜艇，那会极其危险。不打潜艇，那意味着我们很容易会损失一艘军舰。”面对麦克纳马拉的忧虑，肯尼迪决定不改变海军的命令。但是，如果苏联人损失一艘潜艇或商船后，赫鲁晓夫将会做何反应？对此，他颇为忧虑。他预料，苏联人将以其所占有的地理优势作出回应：“他们将会说，不能进出柏林——那也是一种封锁。”这个结果正在困扰着他，“然后我们会面临什么处境呢？那时我们要做什么？”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肯尼迪不止一次担心，在古巴危机中美国的武力行为可能会招致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报复。
正当肯尼迪抱怨中欧可能会发生冲突时，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带来了令人宽慰的消息，海军早先发现的那些苏联船只已经掉头，“这些船只都是向西航行驶向古巴的。”当肯尼迪问及详情时，麦科恩补充道，“不是让这些船只停下来，就是让它们掉头。”这些船只都位于大西洋中部、亚速尔群岛以西。并不是所有的苏联货船都掉头了，但掉头的全是那些舱口为 7 英尺的货船，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它们运载的是导弹。
这条消息让人得到一丝宽慰，迪安·腊斯克转向麦乔治·邦迪并说起悄悄话，“我们的目光遇到一起，我想其他人也是眼睛一亮”。肯尼迪提醒部下，美国不碰任何已经停驶或掉头的船只。然而，苏联潜艇还没有掉转航向。
外交方面也听到好消息。10月23日，“美洲国家组织”一致通过隔离古巴的决议。在联合国，克里姆林宫矢口否认在古巴部署导弹，这让瓦列里安·佐林极为尴尬。10月25日，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问佐林，莫斯科是否已在古巴部署了导弹。因此而上演了一场激烈的辩论——那是冷战时期最著名的辩论之一：
佐林：我不是在美国法庭上。因此，我不希望回答用原告口吻提出的问题。
史蒂文森：现在你就在世界舆论的法庭上，你可以回答是或不是。
佐林：你将会以适当方式得到答案。
史蒂文森：我准备等待这个答案，直到世界末日来临。
然后，史蒂文森展示了苏联导弹发射场的照片，美国电视正在直播这一场景。
10月25日，星期四，克里姆林宫的气氛很紧张。一天前，赫鲁晓夫已向肯尼迪发出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把美国海军的封锁行为称之为违法行为，并建议美国，避免军事冲突的唯一方式就是放弃封锁。他写道：“对于美国军舰在公海上的海盗行为，我们当然不会仅仅当一个旁观者。”然而今天，赫鲁晓夫对古巴局势却又有了不同看法。他开始相信，在局势失控之前，应该采取主动。当赫鲁晓夫再次召开主席团会议以提出危机解决办法时，佐林在联合国蒙羞的事件还没有发生。这位苏联领导人相信，灵活改变战术的时机已经来到，而且他建议直接进行一场交易。如果肯尼迪保证不入侵古巴，赫鲁晓夫将下令撤出弹道导弹。
赫鲁晓夫试图把退却解释成苏联取得的一次成功。“毫无疑问，美国人已经胆怯了，”他说道，用一句俄罗斯谚语来说，“显然，肯尼迪睡在了一把木刀上。”甚至连见多识广的米高扬都不清楚这条谚语的来历。“为什么是一把木刀？”米高扬问。“有人第一次猎熊时，”赫鲁晓夫解释道，“他带了一把木刀，以便更容易清理沾满泥巴的裤子。”对话打破了会议室的紧张气氛。
笑话实际上说的是赫鲁晓夫。危机的这一刻，他害怕了，需要一把假武器来护身，但其中也有真实的成分，那就是肯尼迪可能会做这个交易，他对此充满希望。当初赫鲁晓夫挑起危机还有更大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挽救卡斯特罗，尽管如此，如果肯尼迪愿意做这笔交易，那么至少可以说，导弹计划阻止了美国未来对古巴的入侵。赫鲁晓夫试图要说服与会的委员们，从古巴撤走 R-12 导弹也不会危害苏联的安全。“我们仍然能从苏联本土打败美国。”他并非完全肯定地说道。对梦寐以求的在秋季发动的柏林危机，他只是含糊其辞：“（我们）已在一些方面取得成功，在其他方面却并非如此。”之后，有关柏林问题的讨论马上成了禁忌。
赫鲁晓夫发现，不能总是虚张声势。继续发言时，他开始承认，自从肯尼迪 10月22日发表讲话以来，他和其他人都感到一种恐惧。“主动权在我们手里，不必害怕。我们动手了，然后我们害怕了。（但是）这不是胆怯，”赫鲁晓夫为所提议的交易辩护道，“那是一种谨慎行为。”对苏联来说，古巴还不足以成为我们和美国开战的原因，他争辩道，因为“未来不取决于古巴，而取决于我们”。然而，他并没有建议莫斯科应该放弃哈瓦那。他建议，作为对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的回应，苏联只是愿意撤出 R-12 弹道导弹，而 R-14 导弹还没有运抵古巴，但是，却留下了“其他导弹”——大概是指装备核弹头的“月神”导弹和巡航导弹——来保护古巴人。“这样，我们将会加强古巴的力量，而且保护他们两到三年。然后，几年后，（美国）处理这个问题将会更加棘手。”
那天夜里，主席团委员一致投票同意作出外交让步，包括米高扬在内，没有一个人迫使赫鲁晓夫个人来承担这场灾难的后果。赫鲁晓夫谨慎小心的提法对这些人来说大概显得很空洞，从维也纳峰会以来，他们目睹了赫鲁晓夫如何一再主张战争边缘政策——制造紧张局势，以实现苏联外交目的的整个过程。然而，在这个最困难的夜晚，主席团委员们把何时向肯尼迪提出交易方案的处置权交给了赫鲁晓夫。他们应该“慎重考虑”，他说道，找到合适的时机来提出交易方案。方案将在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信中提出来。与此同时，为了降低爆发战争的风险，他主张，运输“特殊货物”——对核弹头的一种比喻——的最后一艘船要从公海返回苏联海岸。
从赫鲁晓夫为1962年秋天制订的宏大计划看，阿纳德尔计划的失败就意味着他个人的重大失败。保卫古巴一直不是赫鲁晓夫唯一的忧虑，这肯定也不是赫鲁晓夫决定向古巴运送导弹的主要原因。然而，这却是赫鲁晓夫最好的一条退路，因为在整个世界和古巴盟友看来，这笔交易与其古巴政策所声称的目标相一致。“导弹服务于明确的目标，”他安慰委员们，“而且如果需要，导弹还可以再次出现在那里。”
那天夜里的会议结束后，赫鲁晓夫或许还要求在写信之前，先把这个风放给美国人。苏联情报部门一直在报告，肯尼迪想通过某种外交方式来解决问题。然而，所有这些报告都很含糊，而且到那时为止，肯尼迪政府已经回避了和格鲁乌军官博利沙科夫或多勃雷宁大使的直接对话。尽管克里姆林宫严格保密，但赫鲁晓夫对外交方式解决问题感兴趣的消息可能还是传到了克格勃总部。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谢米恰斯内[6]并没有被邀请参加 10月25日的主席团会议，但是，他的庇护人、前格克勃主席亚历山大·谢列平现在已是主席团委员，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临终前，谢米恰斯内否认那天夜里收到特别指示，要试探白宫以外交方式解决问题的兴趣。然而，次日上午，克格勃华盛顿情报站的确向一个美国记者提出一种解决办法，而这和数小时前克里姆林宫讨论的办法正好相同。
1962年初到华盛顿任现职以来，亚历山大·费克力索夫[7]一直把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斯卡利[8]视为一个有价值的联络对象。“他来自波士顿，而且我认为他了解肯尼迪家族。”费克力索夫后来回忆道。费克力索夫是苏联情报机构的传奇人物，曾和以搜集原子弹机密而闻名的间谍朱利叶斯·罗森堡[9]打过交道。那一代以报纸新闻起家的严肃记者中，斯卡利是一个代表人物，后来他又成为电视新闻的先驱。斯卡利更习惯于单枪匹马地收集信息，但是，联邦调查局建议他认识费克力索夫，称那对国家有利。之后，两个人开始经常见面。
10月26日，费克力索夫要求和斯卡利紧急会面。他们在威拉德酒店旁边的西方餐馆（ Occidental ）享用午餐。这不是一个秘密约会的好地方，许多华盛顿的政界名人，甚至那些不为报纸读者所熟悉的政治人物常来这儿。资深情报专家、未来的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10]选定了一张餐桌。
斯卡利和费克力索夫那天的对话引发一场争论。克里姆林宫的记录表明，斯卡利后来讲述的那个对话版本比较可信。费克力索夫问斯卡利，对结束这场危机的以下三个途径有何“想法”？
（一）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苏联撤除导弹基地；
（二）菲德尔·卡斯特罗许诺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进攻性武器；
（三）作为上述条件的交换，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
这和前一天夜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向主席团委员提出的建议几乎一模一样。斯卡利马上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国务院的联系人。
不管克里姆林宫在试探白宫方面到底扮演了何种角色，赫鲁晓夫已经决定，在发出这封信之前，不再等待肯尼迪进一步的回复。何时为时机成熟，主席团委员们让赫鲁晓夫来决定。第二天，时机到来。10月26日，星期五早上，赫鲁晓夫收到的系列情报称，美国可能要在 10月27日发动进攻。这些消息没有一条可靠。其中最可靠的一条情报是来自酒吧间的闲话。一个酒吧侍者是俄国移民，他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听到了这番谈话。经过了一天的紧张工作，《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沃伦·罗杰斯[11]和他的报纸编辑罗伯特·多诺万[12]一起宣泄着紧张的情绪。罗杰斯刚刚被五角大楼选中，要让他参与入侵古巴的事宜，而且他认为次日可能被要求去佛罗里达。路透社驻华盛顿记者 P. 赫弗南——代号为“加姆”的特工，报告给格鲁乌和克格勃的消息也大体与此相同。最终，古巴总统多铁戈斯和苏联军事情报机构都感到忧心忡忡。这些有关白宫想法的片言只语让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他断定，寻求外交解决的时机已经来到。
10月26日，莫斯科时间下午 5 点前，美国大使馆收到赫鲁晓夫写给肯尼迪的一封长信。赫鲁晓夫提议，撤出导弹，作为交换，美国保证不入侵古巴。“就我方而言，我们将宣布，驶往古巴的船只不运输任何形式的武器。你们要宣布美国不派兵入侵古巴，不支持任何妄图入侵古巴的军队。那么，我们的军事专家也不需要留驻古巴。”为了确保肯尼迪理解他所说的撤出导弹的含义，赫鲁晓夫写道：“如果威胁不存在，那么，对每个人来说，武器都是一种负担。那么，毁灭性这个问题，不只是你所称的进攻性武器的毁灭性，还有其他所有武器的毁灭性，也将不同。”
装备着核鱼雷的潜艇噪声很大，这对赫鲁晓夫要平安地摆脱古巴困境是一种威胁。到 10月26日，尼古拉·舒姆科夫所在潜艇的电池电量越来越小。一艘潜艇只能在水下潜航三到四天，之后就要充电。舒姆科夫好几天都未能充电，因为缺电，潜艇的两个马达也不能运转。用柴油引擎来充电，要耗费整整一天时间。他清楚，他找不到一处 24 小时都平安无事的海域来浮出海面，但他又不得不充电。他准备利用夜色的掩护来充电。10月25日深夜，当看到一艘美国军舰时，他放弃了这个打算。东部时间 10月26日晚上 10 点（祖鲁时间凌晨 2 ： 25 ），他想再试一次。“我们上浮，想设法充两到三个小时的电。（那时）我被告知，美国反潜舰正从四个方向逼近我们。”潜艇和追逐他们的反潜舰都没有使用泛光灯，这有违于国际航海条例，但是，这不是商业航行，那一刻可能会发生战斗。
利用夜视镜和雷达，美国人发现了这艘浮出海面的潜艇。C-19 已经成了活靶子。“当听到他们已经发现我们时，”舒姆科夫回忆道，“我下令停止充电，潜艇下潜。”因为缺乏电力而动作缓慢的 C-19 号潜艇开始下潜，及时错过了一艘急速驶来的美国驱逐舰，后者正好从潜艇的指挥塔上方驶过。“对我们来说，那天夜里几乎是一场灾难。”为了提醒苏联潜艇，在这场赌博游戏中它已经被锁定了，美国军舰向 C-19 潜艇投放了三枚手雷。“当他们投放手雷时，”舒姆科夫说道，“我想他们在炸我们。”
舒姆科夫拒绝浮出海面，下令继续下潜，但是很快，再次出现险情。有人报告他，潜艇的一个舱已经发生泄漏。如果大量海水涌入，潜艇将会失控下沉。舒姆科夫明白，美国反潜舰就在上面四处搜索，不能浮出海面。幸运的是，那是个小故障，艇员可以修好。一天内，舒姆科夫几乎死了两次。克里姆林当时是否知道这次遭遇，还不清楚。
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谈时，约翰·肯尼迪曾取笑赫鲁晓夫有那么多时间来和美国专栏作者沃尔特·李普曼长谈。虽然从未学过英语——他的妻子和孩子们确实学过英语，但赫鲁晓夫还是常常挤时间来读这位知名美国记者报道他的译文。他不同意资产阶级的一切观点，但是欣赏李普曼的现实主义态度。李普曼曾在哈佛结识了美国最有名的布尔什维克约翰·里德[13]，似乎他很清楚，国际关系中哪些可能发生，哪些不可能发生。他的消息似乎常常暗示着一些内幕故事。
10月26日，星期五，或 10月27日星期六的某个时刻，有人给赫鲁晓夫送来了李普曼 10月25日的专栏文章。作者主张以外交方式来结束危机，其观点与赫鲁晓夫刚刚写给肯尼迪的信略有不同。李普曼把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与美国在土耳其的朱庇特导弹基地相提并论，并建议两个超级大国撤除这两个基地以结束危机。
正当赫鲁晓夫开始对肯尼迪下一步行动产生疑虑之时，李普曼的观点正中他的下怀。肯尼迪发表孤立古巴的讲话已经四天多了，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美国总统或许知道，一些苏联船只已经掉头，但是，赫鲁晓夫反对实施封锁，继续向古巴派出无关痛痒的货轮和油船，那些船即将靠岸。为什么白宫现在还不动武？那时，他已经收到许多有关入侵古巴的情报。根据罗杰斯和其他人的消息，应该已经发动了进攻。然而，这一切却并未发生。
这是不是肯尼迪通过李普曼向他提出的建议？对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个新想法。但是，即使李普曼的提议纯粹是他自己的想法，然而，肯尼迪政府的无所作为也意味着，赫鲁晓夫或许可以做一笔更划算的交易从而结束这场危机。从 10月22日那个可怕的夜晚以来，赫鲁晓夫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鼓舞，他决定赌一把。
主席团会议上，他主张还要给肯尼迪写一封信。这封信要求，除 10月26日那封信提出的条件外，肯尼迪还要答应撤走朱庇特导弹。这样，就有了导弹危机期间人人皆知的第二封信。“如果这么做，”赫鲁晓夫兴奋地说道，“我们就能赢。”
赫鲁晓夫对新建议的前景极为兴奋，他想立即发出这封信。肯尼迪还未对他 10月26日的提议作出回复，或许这能阻止他答应先前那个没有多少优势的提议。此前，赫鲁晓夫都通过秘密渠道来传送信件，他指示，这次不用秘密渠道，而要由莫斯科广播电台来宣读信件。这样，菲德尔·卡斯特罗才得以知道莫斯科正在谈判，要放弃古巴的核基地。
整个危机期间，肯尼迪的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一直都在开会。赫鲁晓夫的两封信让肯尼迪和其顾问们深感困惑。首先，赫鲁晓夫似乎准备撤出导弹，而只是要求作出不入侵古巴的保证。然后， 10月27日，星期六上午，执行委员会又听到赫鲁晓夫要求美国从土耳其撤出朱庇特导弹的公开信。为何会有变化，这个问题引起争议。有人认为，或许赫鲁晓夫身边的强硬派在迫使他要为从古巴撤出导弹提出更高的价码。但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至少要让核均势有些许变化，试图以此来极力挽回面子的正是赫鲁晓夫本人。
10月27日，鲁道夫·安德森[14]上校驾驶的 U-2 间谍飞机在古巴上空拍照而被击落的消息传出后，局势更趋紧张。对华盛顿的许多人来说，这似乎是莫斯科有意玩弄的阴谋，以此来向肯尼迪施加压力，因为肯尼迪要回复两封信。最后，肯尼迪选择只正式回复赫鲁晓夫的第一封信。赫鲁晓夫在第二封信中要求撤出朱庇特导弹，如何回复这个要求，肯尼迪和顾问们的看法不同。接受这个要求需要土耳其人的配合，而后者已经表态，他们不想拿朱庇特导弹来做交易。而且，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的许多成员也坚决反对向赫鲁晓夫让步。
然而，肯尼迪确信，朱庇特导弹的价值抵不上一场核战争的代价，他派罗伯特·肯尼迪向苏联人表明其个人意图。博利沙科夫已经被多勃雷宁架空多日，后者似乎是联系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更好的渠道。周六晚上，罗伯特·肯尼迪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肯尼迪声称，美国总统发现，赫鲁晓夫提出的撤出导弹以换取美国不入侵古巴的承诺的要求，并不违犯“整个古巴事务谈判的适用基础”。当被问及赫鲁晓夫的另一项要求，即从土耳其撤出朱庇特导弹时，罗伯特·肯尼迪答道：“如果这是达成我刚才提及的目标的唯一障碍，那么，总统不会把这个问题的解决视为不可克服的困难。”他答应将在“四到五个月内”撤出导弹，并要求苏联人理解，“对总统来说，最大的困难就是公开讨论从土耳其撤出导弹这件事”。莫斯科得到了这个口信，必须对撤出朱庇特导弹一事保密。
10月28日中午，赫鲁晓夫召集顾问和主席团全体委员在其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开会。其时正值华盛顿早晨，离白宫知道赫鲁晓夫要求撤出朱庇特导弹一事尚不到 12个小时。然而，赫鲁晓夫认为不能再等待下去，他要结束这场危机，即使这意味着会错失让美国人从苏联的邻国土耳其撤出导弹的良机。如果说最近来自古巴的情报和他在 10月26日得到的入侵传言有何不同的话，那就是威胁性更大了。在未得到明确授权的情况下，一个苏军军官使用萨姆导弹击落一架美国间谍飞机。这也似乎表明，卡斯特罗越来越变得不理智起来。赫鲁晓夫知道， 26 ～ 27日夜间，古巴领导人花了一个晚上时间向苏联大使口授一封信。他在信中主张，如果需要，应该发动一场核战争，以保卫古巴的荣誉和社会主义事业。“如果他们真要实施入侵古巴的残酷行动，”他写道，“那时正好可以通过一场合法的保卫战争来永远消除这个危险，不管其结局多么可怕和多么残酷。”
克里姆林宫的档案开放之前，人们一直以为，肯尼迪对赫鲁晓夫最后提出的从土耳其撤出导弹的要求做了让步，这才最终促成古巴导弹危机的外交解决。然而，弗拉基米尔·马林参加主席团会议的笔记却肯定，在得到约翰·肯尼迪通过其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提出的从土耳其撤走朱庇特导弹的口信之前，赫鲁晓夫就已经决定同意先前提出的那个交易了。在得知肯尼迪作出让步之前，赫鲁晓夫实际上已经口授了自己的让步讲话，那就是写给肯尼迪的信。当罗伯特·肯尼迪和多勃雷宁的谈话内容传到会议室时，赫鲁晓夫极为兴奋，如释重负，因为他知道，撤走朱庇特导弹象征着满腹怨气的美国人接受了一个平局：这正是他试图要在古巴达到的目标，也是艾森豪威尔和其继任者要在苏联周边地区达到的目标。更令人兴奋的是，这个让步来得如此意外，也并非必要。对赫鲁晓夫来说，让步是为自己辩解的方式。
赫鲁晓夫并没有改变他口授的那封信。罗伯特·肯尼迪要求，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要对肯尼迪所做的让步保密，赫鲁晓夫同意了。他最关心的是要尽快让美国政府知道，这场危机已经过去，而用电台广播则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式。
古巴人并未参与赫鲁晓夫和肯尼迪的谈判。危机的最后几天，甚至在已经赢得的优势和对战争日益迫近的忧虑两者间举棋不定时，赫鲁晓夫也没有征求过卡斯特罗的意见。赫鲁晓夫不征求他的意见就匆忙决定撤出导弹，卡斯特罗后来将其形容为这是对古巴革命最大的背叛。卡斯特罗最讨厌赫鲁晓夫用古巴主权来做交易以保护其利益的行为。苏联人知道，卡斯特罗不会让检查人员进入古巴境内，然而，赫鲁晓夫 10月26日和 27日给肯尼迪的信中还是单方面提出，对古巴的一些导弹基地实施检查以让美国人放心，导弹已经撤出。10月28日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最后要以一揽子交易来解决这场危机。他讨论了让红十字会来参与检查的可能性问题，而全然不考虑这种检查是否会被古巴所接受。这是一种无视盟友利益的无耻行为，赫鲁晓夫曾经也批评过斯大林的这种行为，而现在，他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令人奇怪的是，危机期间赫鲁晓夫确实抽空安抚过一个最重要的盟友。瓦尔特·乌布利希显然没有参与那些为赫鲁晓夫 11月参加联合国大会所做的准备工作，而且，他很可能也不知道阿纳德尔计划。入秋以来，和东德的关系已经冷冻起来。东德人再次提出了被苏联人视为不负责任的五年经济发展计划。10月23日，在处理其他事情的同时，克里姆林宫还正式讨论了一份有关东德经济形势的报告，这并不为人所知。然而，乌布利希再次要求进口更多外国产品，而苏联人要卖黄金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赫鲁晓夫埋怨苏联驻东德大使，东德不愿看到经济上的原因。或许担心肯尼迪可能会勒索赫鲁晓夫，让后者在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以结束古巴危机，乌布利希要求在 10月27日访问莫斯科，会见赫鲁晓夫。
同意东德的要求后，赫鲁晓夫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一同会见了乌布利希率领的这支庞大的、高规格的东德代表团。还不知道两人的谈话内容，但乌布利希乘兴而归。和卡斯特罗不同，乌布利希能和赫鲁晓夫面对面地来解决他所关心的问题。随着赫鲁晓夫古巴计划的失利，经济改革是东德未来的重要保证。
赫鲁晓夫同意解决古巴危机的消息让华盛顿如释重负。消息是美国东部时间 10月28日中午传到白宫的。约翰·肯尼迪还以为正是从土耳其撤出导弹的提议才促成了危机的解决。肯尼迪兄弟俩不想泄露在最后一刻作出的让步，他们仅让一些顾问知悉这一秘密。
因为不知道导弹策略实际上是赫鲁晓夫宏大进攻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肯尼迪并不清楚，他在这场危机中取得了多大的胜利。赫鲁晓夫企图一招制胜从而改变战略均势的企图失败了。与他为保护卡斯卡罗所做的一切比起来，为了在中欧和东南亚取得更多利益，赫鲁晓夫已经多次冒过这样的风险。从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以来，赫鲁晓夫相信，只有投放核武器才能达成他在全世界所追求的那种政治解决办法。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的愿望：通过战争来让西方军队撤出西柏林，把约旦、伊拉克和叙利亚拉到苏联一边，或结束美国对富米·诺萨万的支持。每一次，他都希望以恐吓方式来让美国接受苏联的那种具有公正结果的观念。在经历了1962年1月的困惑之后，赫鲁晓夫断定，这一年将要展开他所称的最后一战。
10月28日协商解决危机的办法并不是他所期待的结果。一旦导弹撤出古巴，那么他从这项行动中得到了哪些利益？是不是更接近要和美国在战略上处于对等地位的目标？他达成了裁军协定或者得到了肯尼迪的默许，要让柏林变成一座自由城市吗？没有，他得到的是美国承诺——不入侵古巴。实际上至少到1964年，他都不认为美国会入侵古巴；美国还有一个秘密承诺：从土耳其撤出部分导弹。
事实上，赫鲁晓夫可以感到欣慰的是，约翰·肯尼迪似乎已经忧虑了好多天。但是，美国总统并未被吓倒。而正是赫鲁晓夫被迫向其同事们承认，他所倡议的外交政策已经变得极其危险。事实已经证明，米高扬 5月的担心和 10月发出的警告颇有先见之明。现在，赫鲁晓夫更为清楚，克里姆林宫对危机的控制能力极其有限。F 级潜艇和美国海军的一场极其危险的冲突只是勉强躲了过去。危机最紧张的那一天，正当莫斯科期盼以外交方式解决危机之时，苏军的基层指挥官却未经任何授权在古巴击落美国的 U-2 间谍飞机。
10月28日肯尼迪还在担心，一旦撤出朱庇特导弹的秘密承诺传出去，他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但是，尽管如此，真正有理由担心这场危机会影响其领导能力的将会是赫鲁晓夫。事实证明，古巴导弹危机是赫鲁晓夫处理苏联外交政策及冷战问题的一个转折点。
[1] 乌拉尔·亚历克西斯·约翰逊（Ural Alexis Johnson，1908年10月17日——1997年3月24日），美国外交官。193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45—1949年任驻横滨总领事。1949—1953年期间在国务院远东局工作。1953—1958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8—1961年任驻泰国大使。1961—1964年、1965—1966年、1969—1973年任政治事务副国务卿。1964—1965年任驻南越大使。1966—1969年任驻日本大使。1973—1977年任战略武器限制谈判美方首席代表。1977年退休。
[2] 伊萨·亚历山德罗维奇·普利耶夫（Исс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Пли́ев，1903年11月25日——1979年2月6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2年加入红军。1939年参加了西白俄罗斯战役。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北高加索军区第50骑兵师师长、第2近卫骑兵军司令、南线第5骑兵军司令、西南前线第3近卫骑兵军司令、第5近卫坦克军副司令、乌克兰第2方面军副司令、乌克兰第3方面军第4近卫骑兵军司令等。1946年2—7月任斯塔夫罗波尔军区司令。1946—197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7—1948年任喀尔巴阡军区第13军司令。1949—1955年任外高加索军区第4军司令。1955—1958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副司令。1958—1968年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在任期间于1962年指挥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罢工。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2—1963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在阿纳德尔行动中指挥驻古巴的苏军部队。1968—1979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军事督察顾问。1979年去世。
[3] 伊格尔·德米亚诺维奇·斯塔岑科（Игорь Демьянович Стаценко，1918年10月2日——1987年10月20日），1939年加入红军。1942—1945年期间参加了卫国战争。1961年进入战略导弹部队工作。1962年9—10月任第51导弹师师长，参加了阿纳德尔行动。1963—1967年任基洛夫第5独立导弹军副司令。1967—1971年任彼尔姆高等军事工程学院院长。1971—1976年任第153人造地球卫星和空间物体指挥和测量综合中心主任。1976年退休。
[4] 谢尔盖·格奥尔基耶维奇·戈尔什科夫（Сергей Георгиевич Горшков，1910年2月26日——1988年5月13日），1927年加入红军。1931年起在海军服役。1938年参加了哈桑湖战役。1942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历任亚速舰队司令、新罗西斯克海军陆战队防卫区副司令、多瑙河舰队司令等。1948—1951年任黑海舰队参谋长。1951—1955年任黑海舰队司令。1954—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56年任海军第一副总司令。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6—1985年任海军总司令兼国防部副部长。1961—1988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5—1988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1988年去世。
[5]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舒姆科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умков，1928—2008），苏联潜艇军官。1952年入伍。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曾驾驶潜艇与美军作战。
[6]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Владимир Ефимович Семичастный，1924年1月15日——2001年1月12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942年加入联共（布）。1943—1946年任共青团克拉斯诺阿尔梅斯克区委第一书记。1946—1950年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0—1958年任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1956—1964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8—1959年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59年3—8月任苏共中央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部部长。1959—1961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61—1967年任克格勃主席，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64—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7—1981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副主席。1981—1987年任全苏知识出版社社长。1987年退休。
[7]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费克力索夫（Александр Семенович Феклисов，1914年3月9日——2007年10月26日），化名亚历山大·福明（Александр Фомин）。1939年加入格别乌。1941—1947年期间在纽约工作，期间窃取了原子弹研发图纸。1947—1950年任技术情报局副局长。1950—1955年任克格勃第一外国总司美国部副部长，1955—1960年任美国部部长。1960—1964年任驻美国大使馆参赞。1962年参与解决古巴导弹危机。1964—1974年期间在克格勃红旗学院工作。1974年退休。
[8] 约翰·阿尔弗雷德·斯卡利（John Alfred Scali，1918年4月27日——1995年10月9日），美国记者。1961—1971年任美国广播公司（ABC）记者，期间参与调停了古巴导弹危机。1973—1975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75年回到美国广播公司工作。1993年退休。
[9] 朱利叶斯·罗森堡（Julius Rosenberg，1918年5月12日——1953年6月19日），美国籍苏联特工。出身于纽约一个俄国犹太人移民家庭。大萧条期间参加了美国共产党。1940—1945年期间在陆军通信兵工程实验室工作，1945年被解雇。1942年被格别乌招募。1944—1949年期间向苏联传递了有关核试验的情报。1950年被捕。1951年同妻子埃塞尔·罗森堡一道被判处死刑。1953年夫妻二人一道英勇就义。
[10] 理查德·麦加拉·赫尔姆斯（Richard McGarrah Helms，1913年3月30日——2002年10月23日），美国外交官。二战期间进入战略服务办公室工作。1947年进入中央情报局工作。1952—1958年任中央情报局计划局主管。1962—1966年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1966—1973年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73—1976年任驻伊朗大使。1977年起经营国际咨询公司。1983年任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2002年去世。
[11] 小沃伦·约瑟夫·罗杰斯（Warren Joseph Rogers Jr.，1922年5月6日——2003年8月31日），美国政治记者、作家。
[12] 罗伯特·约翰·多诺万（Robert John Donovan，1912年8月21日——2003年8月8日），美国记者、作家、历史学家。
[13] 约翰·里德（John Reed，1887年10月20日——1920年10月17日）早年在哈佛大学同几位进步学友组织“社会主义协会”，并出版小报《讽刺》。1911年与他人合办文学与政论性杂志《群众》。曾因支持工人罢工遭逮捕。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以《大都会杂志》特派记者身份去欧洲采访，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罪恶，因触怒反动当局而被纽约法庭以叛国罪起诉。1917年访问俄国，1919年出版报告文学集《震撼世界的十天》，并参与创建美国共产党。1920年逝世。
[14] 小鲁道夫·安德森（Rudolf Anderson Jr.，1927年9月15日——1962年10月27日），美国空军飞行员。1951年进入美国空军服役，并于1951—1955年期间参加了朝鲜战争。1962年10月27日驾驶U-2间谍飞机赴古巴上空侦察时，被苏军发射的导弹击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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