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1987～1994年韩国现代集团的工人斗争 二、突然袭击 蔚山有一种原始的特性。市中心街道两旁到处是家具、服装和日用品商店，人群络绎不绝。这些都被看作是工业社会的象征。在过去的10年里蔚山的人口增长超过62万人，并且仍在增长。大华河两岸，环市中心，孩子们在玩耍，情侣们在漫步，工人们正忙碌于美化广场的工程。早晚上下班高峰期，市中心交通阻塞。酒吧、饭馆、迪斯科舞厅、“室内沙龙”及昏暗的咖啡厅里，充满了使用公款尽兴的公司职员们的嘈杂声，菲律宾歌手正起劲地演唱着排行榜前40首歌曲，来自远方不同大陆的水手、商人与酒吧女郎在调情，年青人惬意的闲谈和笑声一直持续到凌晨。 一缕轻烟在空中飘荡，在把市中心与现代集团的工厂隔开的低矮山丘上空留下一道道痕迹。横跨大华河，该国主要油料公司的提炼厂把废料倾入海中。“这是全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和甲钟，一位独立经营的年轻商人说，“海滩那儿禁止游泳已好几年了。可最严重的还是大气污染。政府似乎并没有真正关心居民的健康问题。”来自一座提炼厂附近垂钓社区的呼声更是迫切——工人与经理和业主之间长期的矛盾，几乎已被淡忘。正如钻石大酒店酒吧里外国商人所抱怨的，蔚山是一座“洞穴”。但这座城市对那些自从把农田变为工厂后从中获利的企业机构来说，却仍是一座金矿。 1978年法国《快报》周刊杂志在一份有关南韩的特别报道中把蔚山称为“现代市”——就现代集团在该地区的地位而言，这样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现代市”是众多蔚山人对蔚山的称呼，这不足为奇。从现代集团在西边拥有的蔚山大学，到半岛东部现代重工业公司对面的现代百货公司和“万套公寓大楼”来看，现实一目了然：现代集团就是蔚山。稻田和菜地的那边，现代集团生产着汽车、铁路集装箱、钢管、高钢索铁塔、机器人、发动机和重工业机械设备、深海钻塔、钻井平台及其上面的框架，加上把所有这些硬件和更多的东西运往世界各地任何港口的轮船。 从蔚山的东端到另一端，从现代汽车公司又矮又长的厂房到现代重工业公司上空高耸的烟囱和起重机，东蔚山是“南韩奇迹”。在朝鲜半岛所有其他地方，不论是南部还是北部，没人能找到一处拥有如此众多大企业的地方，而且它们同属一家所有。大约80000人在蔚山的一家或另一家现代集团的公司工作。他们还负担着另外200000名家庭成员的生活。还有服务于现代集团社区的商人、供应商、饭店老板和酒吧老板及其他人。亳无疑问：现代集团是蔚山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依赖。 除了典型的“企业城市”的形象外，蔚山还充满了奇怪的不满现象。“这是一座消费城市，”和甲钟说，“店主不愿意失去他们的既有权利。他们因劳工局势而担忧。”传闻到处都是警察。国家安全企划部密切监视来自釜山和汉城的闹事者。从釜山到蔚山驾车只需一个小时，而从汉城到蔚山坐火车或汽车需半天，坐飞机则只要45分钟。电话被窃听，嫌疑人员被跟踪，持不同政见的工会领导人和激进分子的办公室被监视，有时还被骚扰。蔚山／现代集团帝国应有的优先权放在了“财阀”的安全上。 “这是现代的王国，郑周永则是国王。”李哲洙说，他在1988年4月和1992年3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以较少票数失败。在这两次选举中，郑（周永）的儿子郑梦准都取得了胜利，并从覆盖现代集团工厂和工人家庭住宅区的蔚山东区保留了他的席位。梦准是郑（周永）的第六个儿子，受过美国教育，是现代重工业公司董事长。他在第一次选举中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蠃得的票数，甚至比第二次选举中作为其父亲的统一人民党候选人身份所得票数还多。这一次，他有了邻区的两个联盟，把蔚山四个席位中的三个给了该党。现代集团的花费保证了梦九的选票。他能使用的人力和资金给现代集团在商界和政界的强人形象增添了光彩。 梦准在第一任期中途归附执政党，然后又背叛，转而帮助其父组建统一人民党或称统一国民党。这一转变增强了他作为权力经纪人的地位。李哲洙是金钟泌领导的保守集团成员。他曾是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现为执政党领导人之一。当他谈到统一人民党通过蔚山在政治上的不可阻挡之势时，听起来就像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正无所顾忌的抵毁与之对立者。“任何人只要属于郑周永的党，他便能当选。”他说，“所有现代公司的人都选他。”想到成千上万的人愤怒地砸毁现代集团的工厂，诋毁郑及其儿子时，这似乎很奇怪。“但谁给了工人们工资？”李问道，“谁给了他们吃的？很简单，这就是他们选他的理由。有很多买选票的方式。请客送礼，任何事情他们都能做。” 一些变得激进的工人代表认为梦九提供的还要多。“他们举行宴会，既给食物，又给钱。”现代集团工会联盟办公室的李善源说，“他们提供了价值70000韩元（约100美元）的食物，每人还拿约100000韩元的现金。”梦九不是个老实的家伙。办公室里的一名工人说：“他不是个勇敢的人。钱是他唯一的优势。他不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他曾逮捕过我们中的很多人”。因其他原因而对他们的雇主不满的工人解释了这一现象。“在国民议会选举前，人们认为政府会对现代集团采取行动。”在位于万套公寓中间的工会的中央办公室里，现代重工业公司的李东洙说，“如果现代集团破产，大多数店主都要失业，所以他们要挽救现代集团”。另一名名叫白雄录的工人引用郑的竞选口号，“我们必须挽救现代”。那时他说：“有关现代集团危机的谣传引起了大多数工人的注意。” 引起猜疑和恐惧在这里并不难。一位几乎从未蛊惑民心的失败政客李哲洙仍然符合偶尔被监视的条件。尽管他对梦准的敌意现在与汉城当局相巧合，但他曾反对已建立的地方秩序。1990年中期，在我预约到他办公室前十分钟左右，他接到警察的一个电话，问他有没有来访者。“他们连谁来这里都要过问。”李说。他是现代英语学校的所有者和校长。他坚持说，该校不是为现代集团建立的，尽管他的一些学生来自现代集团。几年前，便衣警察还“包围”过这幢建筑。这是一座四层楼房。它位于市中心，没有电梯设备，看上去有些破烂不堪了。他说：“我们把它称为‘蔚山民主楼’”。他曾把顶屋捐给为现代集团工人权利而斗争的蔚山社会行动委员会。 李注意到，当真有压力时，武装部队的情报机构便与警察及国家安全企划部的情报机构相合作，但时常负责日常普通工作的还是警察。在1992年上半年，他们的工作还比较简单。占据了李东洙顶楼的激进分子们走了。他们先搬到街上一家台球厅上面的总部；然后又移到现代汽车公司大院对面的一个有利位置。“现在他们消失了，”李说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在为郑周永卖命。一些归属了政府党派。他们要吃饭。”现代汽车公司大门外的工人们散发宣传手册，邀请忠实信徒们参加下一次组织集会，为一些失业的人员寻求帮助——他们是正在进行的对抗活动的牺牲品。 冲突已成为韩国“经济奇迹”中一个内在的成份。“现代市”集中体现了社会贫富分化的病瘤。“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雇员与雇主彼此不信任。”李说，“雇主不想开诚布公地与雇员谈判。他们只想寻求公共力量［应为“公权力”之误——录入者注］的帮助。到公司来的警察使用武力控制了罢工。”最后，“公司按自己的方式方法控制了劳工组织，罢工过后工人得到的依然是低报酬和恶劣的工作条件”。 现代集团对劳工的态度有时如此严厉——对法律简直无所顾忌——以致检察官和警察都无法忽视一些放肆的老板们的罪行。另外，如众所周知的，工人暴动从在严格限定的区域里的严峻对峙转变为能使整个企业连续数月关闭的公开内部冲突。1989年初，政府不得不逮捕一名现代集团的高级经理及其雇佣的顾问，因为他们扮演了命令和策划战后南韩工业革命期间两起声名狼藉的暴力事件。 1989年1月8日下午5时，在万套公寓附近，现代集团被解雇工人协会总部外面的街道上，出现了40～50人。正如协会名称所示，该协会是不满者相当可怜的聚集，只有14名成员。然而，对现代集团而言，它却是一个十分障眼的现实威胁。 办公室不是一间宿舍，但从前的工人们因没有别处可去，或在深夜制定计划或举行社交聚会时就睡在那儿。14名工人中的6名正睡在地板的床垫上，这时一伙流氓手持棒球球棒和铁管破窗而入，大打出手。他们拿着一份名单，要那儿的人报明身份，将与名单符合的人拖出去用球棒和铁管猛打一气。另外一些人毁坏了这个团体的麦克风、扬声器和桌柜，并拿走了一部录音机、录音带及商业报告，以期找到能在法庭上用作证明协会成员恶行的证据。所有受害者都受到流氓们被授命给予的伤害——疼痛但不致残。 姜尚万受雇五年后，因劳工活动被现代重工业公司于1988年4月解雇。他的故事更具典型性。“他们用铁管打了我15分钟。”他说，“我去医院，但却不严重。我的名字不在他们的名单上。他们说：‘你是谁？’‘干什么的？’‘你在哪家公司上班？’”他们要找办公室领导的行踪，但他们都不在那儿。没得到回答，他们便打现代机械制造公司工会主席的右臂。现代机械制造公司是现代重工业公司厂区不满的温床。自从受害者失去工作和保护，不再有什么危险时，这种攻击愈发无遮无拦了。受害者聚会不但没有得到安慰，反而遭到了报复。尤为震惊的是，事件的发生离现代重工业公司院墙只有几个街道远，就在数以千计的现代集团工人公寓附近。 这次袭击发生前一个半小时左右还有另一起袭击发生。另一起袭击是针对现代电子工程公司工会的19名成员，当时他们正在蔚山以北25英里的一座山上的客栈里睡觉。几小时前，他们到达那里参加周末“培训”会议——一个社会性政治集会。现代集团经理们却视之为反对现代集团的煽动性会议。大约100名打手手持管子、棒子、棍子，把他们一顿猛打，并高喊：“我们要杀死你们。”不断地打，但却避免致命的打击。“袭击者可能是恐怖主义者”，几天后，全昌洙躺在蔚山医院病床上，满脸是伤，透过绷带说道，“有一些是警察。我们想，他们是受雇进行这次袭击的。他们是被钱收买的。”他认不出他们。“天黑了，我看不见。”金寿高也被打伤了，他认为：“他们是一伙特别的警察——两次袭击是同一伙人”。 警察不论由哪个当局控制，有时就像暴徒一样。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就在两天前，郑梦准破天荒去了他在现代重工业公司的办公室，但他和他父亲并不需要直接命令一场犯罪行动而脏了他们的手。更可能的是，他们只要其下属针对1988年12月12日在现代重工业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非法”罢工“找到一种解决方法”。或者，对老郑（周永）来说，他可能说他“希望”在他1月份从莫斯科开拓性访问回来之前所有问题得到解决。任何现代集团雇员都把郑周永的“希望”解释为命令，完成该命令可能会决定他整个未来的职业前途。 不论上级传来的是什么话，负责这次行动的现代集团经理韩尉敦，也许出于畏惧和责任才行动的，却不是恶意，更不是盛怒。韩面相友善，在国外一次事故中断了几根手指而残废。他从负责整个现代集团培训工作的轻松岗位上升至现代工程公司的的高级副总裁，受委托解决“劳工问题”。他是汉城大学的法律系毕业生，现在却身陷囹圄。当他被捕后，盯着报纸的头版时，他似乎很忧郁迷惑。必须要由某人来当替罪羊，韩就是这个人。他知道，只要坐一年左右的牢之后，他就可以出来。现代集团会照顾他的——但他看起来却根本没被这遥远的希望所安慰。他犯了个错误，把事情搞得超出了常规范围，超出了总裁们的预期，因而被抓。 韩的错误是接受了一位热情顾问的意见。他名叫李润燮，是一名神秘的韩裔美国人，又叫“詹姆斯·李”。他是朝鲜战争后的一名孤儿。李于1978年移居美国，同一位韩国侨民结了婚，曾在美国陆军中服役。他是洛杉矶地区韩国人中的左翼联盟组织者，于1987年回到南韩办他自己的“劳工研究所”。回到自己的国土之后，李提出了一些右翼倾向很严重的主张，把他半信半疑的天才用到建议韩及其他人如何同顽抗的工厂工人打交道上。同时，他又讨好工会会员说他是在帮助他们，而不是帮助资方。 詹姆斯·李就劳工问题在工人面前夸夸其谈，——同时又在资方最喜欢的而大多数工人又憎恨的一些人面前灌输保守的观点。看到集会上红色的束发带和激进的标语牌时，他显然也变得忐忑不安。“詹姆斯·李说，因为我们游行示威反对现代集团，所以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失去了喷漆工工作的工人李元甲说，“我对他说：‘你是个骗子。’”詹姆斯·李的反驳是：“如果你与现代集团作斗争，那么你便是共产主义者。”李元甲是在袭击前被抓的。当时警察包围了一所工人宿舍，用催泪弹把他逼到街上。不久，他因煽动工人罪名而入狱3个月。 两次袭击现场，没看见詹姆斯·李的影子，但警察和工人们一样确信，是他说服了韩尉敦采纳了他聪明的计划——甚至他进行了具体策划。工人们相信李的打手们是干第二职业的警察，但这些挥舞棍棒的人谁也没被发现——想一想他们有那么多人，他们表现得那么凶残，但却没引起巡逻警察的注意，这的确令人吃惊。“无论何时，只要同警察打，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李元甲说，“我们能做什么呢？警察把我们当牲口，当野人。” 毫无疑问，韩授权李购买棍棒的，并且调查人员后来在韩的房间里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有他所依赖的两个人的姓名。一个是地方警察的头目，另一个是国家安全企划部的地方负责人。但袭击后的日子里，韩却成了事实上的被遗弃者。郑周永从莫斯科回来在汉城金浦机场告诉记者，他与袭击事件“无关”，“不明白”他的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在现代重工业公司总部，一名高级副总裁黄性赫说：“1月80的事件将被看作劳工历史上一件难以相信的事情，是一次荒唐的行动。”至于韩，则被描述成“一种牺牲品”——甚至詹姆斯·李也被称作“一种牺牲品”。 在韩和李被拘留期间，执法人员尽力表明在对待他们触犯法律一事上是多么的公正廉明。工人们控告他们与现代集团合谋，但他们却向国人显示，他们在指控一名现代集团的高级经理和他的雇佣人员。“我们的意见是，这种情况下，涉及好几个人。”蔚山大法官卞镇宇说。然而他却已经排除了一个关键因素——警察与现代集团的勾结。“不，我不认为警察就是现代集团。”他草率地说道，从而结束了他对我的问题的简短回答。而与此同时，一名助理法官却在大厅里审讯穿着带有现代集团标志的风衣的韩。 罢工随着两次夜袭反而升温了。每天工人们涌出万套公寓大厦，从各条小街向一起汇集，沿穿过现代重工业公司厂区院墙的主街道集会。郑周永不得不取消一年一度的现代集团宴会——一个在汉城的宾馆宴会厅精心筹备的仪式，由现代集团邀请本公司的高层经理及夫人和其他商人、政治家、外交人员及新闻记者一道参加。现代集团公关部经理们打电话取消邀请，礼貌地说名誉董事长“太忙了”。电视每天都连续出现工人们冲过现代重工业公司大门，扔燃烧弹的镜头。这些镜头让郑饱尝了丟脸的滋味。到三月的最后一周，激进的工人占领了现代重工业公司厂区大院，在主广场举行集会，向卢总统和郑写抗议信。 示威者从一个车间串到另一个车间，对还在工作的人们大声叫喊，催促他们参加罢工。生产急剧下降。罢工者并没有毁坏生产区域，但却冲入行政办公室，扔掉文件和器具，与几十名现代重工业公司的职员和保安人员打成一团。有谣言说，现代重工业公司的管理人员雇用200名警察装扮成工人，让他们偷偷潜入厂区寻找55名担当罢工罪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头目李元权是“重通缉犯”。他是现代重工业公司工会首任主席李宪尊的胞弟。李宪尊由于绑架他的继任者，一位反对罢工的温和派而入狱。李元权说，持不同政见者囤集了10000枚汽油燃烧瓶和数以千计的“金属器具”。罢工者守护着仓库，里面有防毒面具、安全帽、液化石油气容器，自制“民主导弹”的螺栓、蝶帽。这些导弹是用钢管和油漆稀释剂制作而成。更大的混乱一触即发。 3月30日黎明前，即罢工的第109天，李元权身着韩国国旗，发誓要“战斗到底”。当14000名防暴警察包围大院时，大约700名持不同政见者骨干还在院子里。凌晨5点，他们发起了两面进攻，爬过院墙，冲过道路，坐船跋涉上岸，并且直接从直升机上打催泪弹。35分钟之内，警察包围了仍在院区内的最后一批斗士。这些骨干身上没有任何武器，从秘密出口逃到附近的“单身工人公寓”。在逃走前，李元权告诉记者大卫·班克：“这不是一场阶级斗争。我们只想为工人争取好的工作条件和地位。我们在南韩长期受到歧视。” 警察清理了大院，但斗争依然无比激烈。第2天早上10点，我估计有3000名工人在大门外聚集，高喊口号，朝得到一辆装有催泪弹的黑色卡车支援的200名警察和旁边的青铜色警察标志投掷燃烧弹和石块。那些警察虎视眈眈地驻扎在钻石大酒店的一块空地上。那天下午，我随示威者穿过万套公寓区域。人群前面包括来自汉城和本地高校激进的大学生。气氛糟糕透了。偶而一位鲁莽的人会冲到前面用燃烧弹向近距离、身着盔甲的警察挑战，然后又退回来，消失在一片喊笑声中。 主要发言人李富荣是反政府“全民联”——全国民主联盟的副主席。他充满激情和号召力地高喊口号。十分钟的演讲刚结束，现代重工业公司的工人们便冲向挡住通往万套公寓道路的警察，又一轮投掷石块。那天晚上，当白天的冲突在几十人被捕之后而平息时，李在位于市中心弹子房下的蔚山社会行动委员会办公室里，平静地用学究式的口吻对我说：“我曾读过美国劳工运动史。”他把韩国蓝领工人的暴动比做美国世纪之交时的劳工运动。他说：“在匹兹堡和底特律有很多这样的小办公室。许多教会组织支持他们。相同的征兆在这里出现了。所以在工业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野蛮的非人现象。” 李毕业于汉城大学，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为激进学生的作用进行辩护：“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显示了他们的关心。政府把他们诋毁成左派或共产主义者。”李把警察比成“罗马宗教”，宣称他们的人数比工人还多。“发生了一些推拉的情况。”他说道，对工人的实际抵抗作了低调处理。“人群比正常情况下规模要大一些。”现代汽车公司7000名工人声援现代重工业公司进行了罢工，这使他受到了鼓舞。“也许他们下周就会在自己的工厂进行战斗。”他很有希望地说，或者“也许只有长期不断的痛苦挣扎，却看不见明朗的局势出现”。 对李而言，痛苦才刚刚开始。回到汉城，他便被指控违反劳工法，在争端中阻碍第三方调停；违反国家安全法，支持亲共运动，通过他的“全民联”——全国民主联盟煽动暴乱，进行激进宣传。他在狱中呆了一年——这场磨难使他在1992年3月作为金大中民主党的候选人选入国民议会。逮捕李和其他“鼓动者”表明政府拒绝查明原因。但政府同时又承认，殴打闹事者有损现代集团和政府的形象。郑周永却没有为此而做道歉。他说：“无论何时，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政府动用警察力量是自然的。一旦恢复了安全和秩序，国家权力便会收回。” 沈永秀是现代重工业公司主管计划和协调的高级副总裁。他也是现代重工业公司谈判小组成员之一。他试图用高层管理的方式将大事化小。“我们正在进行许多讨价还价的谈判。”他失意地轻声说道，“6个多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谈136项条件。”到1988年12月8日，当罢工开始时，“我们已经在134条上达成一致意见。”据他分析，症结在于工会要求在年终有额外奖金，每周工作时间从48小时减到44小时（不含加班），增加退休金和生产奖金。然而，众所周知，争论远超出这些问题，工会领导人的失误才是最重要的。大多数现代重工业公司工会成员认为，资方买通了工会主席的支持。他们拒绝承认工会主席的领导，转而支持最激进的罢工领导人李元权。 现代重工业公司的官员找到了论据。这些论据在他们看来是无懈可击的：韩国法律禁止军工企业的劳工运动，而现代重工业公司为韩国海军生产舰只。“激进的工会与政治社会活动联系密切。”现代重工业公司谈判代表沈永秀指责说，“他们煽动劳动者攻击政府。他们还反对美国。”现代重工业公司的选择是，“局势早已不是劳工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样“我们才求助于警察的干预，以便在解决这场旷日持久的劳工动乱时有转机，有一个转折点”。 沈用一连串数字证明大多数工人都复工了：截止最近一个工作日，14198人或74％的工人复工了，“比前一天有所上升”。不久，在名单上“我们打算把比率增加到80％”。这种说法既正确又含有明显的错误。工人回去了，但只是在许多斗争之后。罢工直到4月18日才真正结束，是开始罢工后的第128天。几天后，李元权被捕。在几百名工人签署声明保证回去上班后，警察才把他释放了，但其他50人却被判刑入狱。李被现代重工业公司工会委员会亲资方的成员开除。他被指控对更温和的工会领导发动了一场政变，企图攫取工会权力，发动非法罢工。 这场罢工也使现代集团损失巨大——现代重工业公司已有的1亿多美元的三艘船只订单取消了，公司预计将挣得4亿美元的另外12艘船只的谈判中止了。这些损失还不包括船厂停工、延误工期而造成每天100万美元的损失。接着是工人的损失。4个月近2000万美元的工资从未支付，还有更多中小企业业主和工人蒙受的损失。加上地方经济难以计算的连锁反应，蔚山商会估计：“包括对二次承包商的打击和其他费用，全部损失达12亿美元”。 公司坚持原则。工人们也不会在自己的工业革命中投降。现在如果现代重工业公司要恢复赚钱，与工人共享财富，那么双方都必须妥协。就李元权而言，当工人们正——朝着灾难，或妥协，或兼而有之——继续斗争时，他却要在狱中服刑一年半，失去行动自由。他只能等待消息，等待另一次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