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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文化与政治
序 言
我开始写作本书时，是把它作为一项从宽广的社会学视角对韩国发展进行的研究来着手的，集中关注的重点是快速工业化的社会文化维度。我对这一进程中的阶级动态，对社会各阶级塑造韩国工业化转型模式的方式尤其感兴趣。沿着这些思路，我写过几篇文章，但很快我就意识到，对于一本书而言，我探讨的现象过于庞大；我还发现了产业工人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在这方面文献中人们对他们的体验的关注是多么的稀少。更令人吃惊的是，我发现韩国工厂工人曾经遭受过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公正对待，并发现了他们对压制性权力表现出的惊人反抗精神。我意识到，他们为争取社会更公正的斗争值得大书特书，因为他们的经验和反应可以说是20世纪60~90年代韩国工业化转型的核心。
尽管我自己已经确信，写一本有关韩国工人阶级的书是非常值得一做的项目，但我还是有过相当多的犹豫，因为我曾感觉我不是最有资格写产业工人经历的人。韩国有很多人曾深入参与到劳工运动之中。他们对劳工解放运动事业有深入的了解而且深深卷入其中，并从这一角度写过很多关于劳工运动的书籍和文章。正如本书所谈到的，韩国劳工斗争最突出的方面之一，是大批学生和知识分子参与到劳工运动之中。这些知识界劳工活动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已经写过大量有关劳工运动的描述和分析材料。而且，很多工厂工人自己也以作文、诗歌、工会报告和罢工传单等形式写过他们的经验。我想，他们当中很多人比我更有资格就韩国发展进程中的劳工问题进行著述。但是，后来我也意识到，我有能够从远距离和用比较的视角观察韩国经验的优势，而且我能更好地向说英语的听众讲述韩国人的故事。
在我研究的最初阶段，我发现尽管有关韩国劳工运动的资料很充足（大部分是韩文的资料），但有关韩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却绝对十分稀少，从而使很多有趣的问题没有探讨和没有答案。韩国工人是怎样解释他们在工厂中的体验的？他们怎样意识到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是怎样形成工人这种集体认同的？他们怎样获得工人团结和能代表工人的工会很重要这种明确的意识的？在反对独裁主义国家机器的过程中，他们怎样形成高度的政治意识？如果我们想不仅把工人斗争作为一种工会运动来理解，而且作为造就一种有着鲜明阶级认同和意识的集体的过程来理解，那么这些问题就是要回答的关键问题。
在本书中，我展示了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开始到90年代末韩国劳工运动的发展情况，并从比较的观点分析韩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韩国劳工斗争和阶级形成的经验，是可供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极有吸引力的案例，能提供很多可以超越目前以欧洲为中心的阶级形成理论的东西。本书是开始这种比较的第一步。在进行有关韩国工人阶级斗争的叙述时，我特别关注文化和政治如何给第一代产业工人的体验带来冲击和塑造他们斗争的模式。正如目前有关阶级形成的学术研究普遍接受的那样，社会阶级最终是在工人亲身经历过的体验基础上形成的。但是，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体验并不仅仅是由生产关系形成的，而且还是由文化和政治权力从外部以及通过内部劳动关系而形成的。在韩国的背景下，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工人亲身经历过的体验是由儒家文化传统和家长制意识形态以及独裁主义国家权力形成的，文化和政治权力曾一起发生作用，压制着韩国产业工人形成新的阶级认同和意识；但与此同时，文化与政治权力协同资本一起压制工人的方式，也导致工人产生强烈的愤恨，导致他们激烈的反抗。韩国工人阶级斗争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文化和权力的双重和矛盾作用，即同时既压制也促进了工人的认同和意识。
本书用了近十年时间才完成。一路走来，我欠了许许多多的人情。对于在我研究过程中与我分享他们的体验和高见的很多工人和工会活动家，我要致以最深切的感谢，其中包括：石正南、金志宣、方墉锡、金俊龙、韩明姬、梁盛华（音）、查银年（音）、金淑子（音）、白多礼、朴在九（音）、金虎圭、朴俊锡、李相道、金海允、金炯光、金康熙、许东煜，还有几位很遗憾我没有记录下来他们的名字。他们帮助我从人的方面深入了解劳工斗争，教我如何阅读和更好地理解政府、媒体、劳工研究专家和工会方面记下的大量材料。通过几年与他们的交谈，我忍不住在想：他们是多么聪明、诚实和值得尊重的人啊！韩国产业体系以及整个韩国社会对这些值得尊重的人是多么的不公平和不公正！我真诚地希望这些工人从本书中找到某种慰藉。这将是我对他们教给我很多东西的部分报偿。
我感到很幸运，结识了在80年代推动民主工会运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几位学生出身工人，并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其中包括：朴东、李仙株、沈相奵、严仁熙（音）、郑光弼、鲁会灿、金虎圭、李秀卿和郑珠银等。作为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勇敢、最无私的人，他们放弃了较舒服的生活和能赚钱的事业，为的是献身平等、正义和民主的事业。我想向现任民主劳动党副主席的鲁会灿以特别的感谢，是他与我分享了自己直接知道的有关学生活动家组织所起作用的情况和见解。我还要特别感谢金虎圭和李秀卿，是他们邀请我住在他们位于蔚山现代公司公寓区的家中，使我能够接触到一个工人家庭生活的个人空间。他们还向我介绍了几位很不错的同事和朋友，他们诚恳地与我分享了他们的体验。
要是没有工会、教会组织和其他活动家团体编写的大量文献材料的话，也许我这个项目就无从下手了。我想谢谢所有那些参与编辑这些资料、使它们能够为感兴趣的人所利用的人士。对我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的还有韩国劳工研究专家写下的很多信息丰富的分析，他们曾密切关注劳工运动每一天的发展情况。其中有些是匿名作者写的，有些则用了假名字。在很多就韩国劳工运动写过很有价值著作的人当中，我要特地感谢几位通过提出个人建议、通过他们写的著作给我的研究带来巨大帮助的学者：崔章集评论了我最初写的几个部分，让我阅读他未发表的论文，并确认我的努力有其价值，给了我很大帮助；金东椿、林荣一、宋虎根、申光荣、朴睿植很友好地送给我他们新出版的书籍，使我能更好地把握1987年以后民主劳工运动的趋势；金炯基和林皓的著作也给了我同样的帮助。他们都是80年代活跃的政治活动产生的一批最有思想、最聪明和最投入的学者中的代表。
几位同事阅读了本书的各个部分并做了评论，他们是：拉维·帕拉特、阿里夫·迪尔里克、苏耀昌、约翰·莱、金银美（音）、张卿树（音）、乔纳桑·戈德伯格·希勒、弗雷德里克·迪约、杨国彬（音）、伊丽莎自·佩里、安德鲁·戈登、铃木昭、理查德·博伊德、郭德永（音）、南希·阿贝尔曼和伊丽莎自·拉莫吕克斯。我还很赞赏康奈尔大学出版社一位不具名的审读者提出的极好评价，并感谢另外两位匿名审读者在另一个场合提出的很有帮助的评论。我还非常赞赏我在夏威夷大学的两名研究生，特别是那些参加1999年春社会分层研讨班的研究生，他们阅读和批评了本书的初稿。我尤其感谢河希珍（音），她帮助我解决计算机方面的问题和本书中的图表、索引，并对有些章节提出了尖锐批评。高海进（音）、斯蒂拉·霍坎诺和珍尼·金阅读了手稿的各部分并给予了编辑上的帮助。
我要感谢为本人研究不同阶段提供过资金资助的机构：夏威夷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学术振兴财团、东西方中心和亚洲研究基金会。我非常感谢荷兰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所（NIAS），他们邀请我到该研究所担任了一年的客座研究人员，这一年非常愉快。1998~1999年间在NIAS度过的一年时光，使我能完成本书的第一稿并重组其理论框架。我在荷兰见到的最好的人是NIAS编辑安尼·辛普森。她很肯帮忙，打字录入我书稿的各章并做了编辑，我在那里的时候，她甚至乐意在我回美国后仍帮助我处理文字写作方面的事情。
另外几位对我这本书的主题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士也给了我这样那样的帮助。全京子（音）帮我把朴劳解的诗歌翻译成英文，珍尼弗·李应我的请求翻译了《工人之歌》。郑熙男（音）帮我画了工业地带地图。我还希望表达我对韩国《中央日报（新闻版）》的赞赏，在离开韩国到北美学习之前我在那里当过记者，他们允许我将几张照片用于本书。我也感谢东光出版社允许我使用他们图书中的几张照片，并感谢吴淑熙（音），她允许我使用她兄弟即后来的吴润的两张图画。
我要特别感谢康奈尔大学出版社负责编辑本书的罗杰·海顿，他长期以来对我有关韩国工人阶级的研究很感兴趣，并热情支持出版这本书。他可以说是人们可以与之共事的最好的编辑：干脆、高效、彬彬有礼、极富判断能力和幽默感。我还要感谢朱莉·尼默尔高超和严格认真的编辑工作，并感谢安格·罗密欧-霍尔对编辑流程反应最及时和审慎的管理。
最后，我感谢我妻子和两个女儿，感谢她们永远的爱和支持。我知道，当她们看到这个旷日持久的项目终于完成时会像我一样偷快。
此时此刻，我还要表达我对母亲和逝去的父亲的永恒感激，感谢他们对儿子无尽的爱和奉献。我要感谢我的姐姐，就像本书中描绘的大多数工厂女工为她们的弟弟妹妹所做的那样，她为我能受到教育而牺牲了她应得到的教育。我从父母那里——从他们的辛苦工作、自我牺牲、对人友善、复原能力、不断地为改善地位而奋斗，因没有受到多少正规教育而产生的“恨”，等等——得到了很多对这项研究的启示，这些是工厂工人生活中同样经历过的主题。我将本书献给我的母亲并纪念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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