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二章 学生暴乱的双重原因 自发的行动，是5月3日的真谛，对“3月22日运动”和大学危机都可以如此肯定地解释。群众则只是弄不清其中的名堂而滞留街边。他们太不了解这一代人的组成，圣米歇尔大道上闹事者们闹事是有原因的。这是西欧国家历史中很奇特的一代，这次是这一类型的人首次登场。在讲述动乱中的学生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有关一些歌星的家系史。我们可以从有关姓氏和表面上看来无关紧要的一些小事中去寻找：比思莱家族，罗林·斯通斯家族，埃尔维丝，鲍勃·迪伦，让娜·贝兹，一个民族的合唱团，还有卡尔纳比·斯特雷特[1] 和“向同伴敬礼[2] ”等等。他们是五月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伦农[3] 在五月中将扮演比列宁还要重要的角色[4] 。 马克思主义手册里说：青年不是一个社会阶级[5] 。然而，在1968年5月，这个特别群体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在巴黎和外省形成大学生和中学生团体，不仅仅是在游行示威中，而是在运动中有团体出现的所有地方，大学里、中学里、咖啡馆里、街道上、广场上、一直到家庭中间。在工厂里，青年工人总是站在前列，热情洋溢，斗志昂扬，富有战斗效能。也许，青年不是一个阶级，但在1968年春天，青年是无可争议的先锋队，在学生运动需要迅速一致的社会响应时首先涌现出来，然后才是一般的社会接管。既然青年在这个把一切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年代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就应该是时代的。必须以缜密的理性分析，使它的作用明朗起来，不是一个阶级，而是整个一代青年[6] 。这就是回顾历史。 出生率激增的Saga[7]1942年，无疑是国际冲突空前频繁的年代。法国的人口统计学是明确的。在这个黑暗的年代里，出生曲线骤然上升，毫无疑问是有1940年的战俘从1942年开始遣返回国与家庭团聚的原因。这是一个长的生育期的开端。或许是被同盟国的胜利所鼓舞以及被大规模恢复建设的乐观所驱使，也许是出于对经受了最严峻的历史考验的制度及未来的信任，西欧民主国家的居民一下子敢于进行远远超过战前的生育。在1945年至1965年之间，生育的百分率大大超过了居民的生育界线。20年孕育了奇特的一代，也就是对80年代以及后来的30年负责任的一代。 由于历史的偶然性，战后的西欧一下子接受了出生率激增这个令人瞩目的事实。在西欧的三块大陆[8] 上，共有数百万激增的孩子。他们不了解发生在他们土地上的战争，更不了解发生在欧洲的、美国的、日本的战争，他们一般在迅速发展的环境里长大。他们将体验“富足社会”的一切成果——文化的、有益健康的或邪恶的。关于他们的简单统计数字就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们必须吃饭、穿衣、居住和受教育，因而直接地派生出消费品、不动产的飞速增长以及一个相当数目的学校设施的匆忙建设。一切就像突然向西欧所有的壁炉里全面投放无限的能源一样，只有生产生产再生产。这些在匮乏中出生的激增的一代，在社会刚开始充裕时就到了结婚或生育的年龄，到社会繁荣时都成人了。 尽管他们的父母努力地工作，但还是配给不平等的购买力，而且商品经常涨价。不管怎么说，这是他们的亲生父母所经历的。这些50年代的成年人——他们的父辈，不久就形成数不胜数的服从整个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的中产阶级。但是，他们的孩子们却不需要这些，他们与自人道主义产生以来的所有时代的人截然相反，不知不觉地就从孩提时代到了成年，15岁到25岁之间的青少年人数越来越多。父母出钱，他们读书。到了既独立又依赖父母的中间阶段的年龄，用功学习只是偶尔为之，剩下的时间里无所事事。他们已经到了能够读写、梦想、恋爱和娱乐的年龄。就在他们的青少年时期，新的意识在西欧产生。 在50年代，这种独特类型的青少年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到他们20岁时，就任凭所有的人高兴地夸他们是在一生中最美好的年龄。 西欧是商品世界，战后埋头苦干的青年人都有宽裕的零花钱，加之有清偿能力的市场已经形成，青少年一代马上有了他们的独特音乐、服装、电影和报纸，也有了他们的队伍特征和用语，总之，有了他们的世界。 在这一代既受约束又开放的青年眼里，旧世界的规则过时了，社会、科学、自然、工业托拉斯等，一切都要改变。宗教也被超前的伦理宣传削弱了。轻松、性欲、音乐和人造麻醉与已转向社会成果研究的传统学术一样具有魅力。 歌曲引起争议爵士音乐打开了个人自由的道路；摇摆舞——粗野和力量的衍生物，改变着一切事物的透视角度。开始，对这些东西并没有多少社会批评。埃尔维丝，巴迪·霍利，查克·贝里或是吉恩·文森特[9] 的崇拜者们只是向往在成年时能有他们那种生活方式——跳舞、调情、狂欢、过节。然而，在精密工业和宗教伦理的社会里，这些欲望是具有破坏性的。摇摆舞由于它的腔调肆无忌惮，服装奇特，手势下流而引起公愤。电影院也拉走和征服了部分青少年。詹姆士·迪安[10] 或是马龙·白兰度[11] 在大部分青少年眼里，简直像是半个上帝。 美国摇摆舞是在英国创立流派的，三四年后就成为搅动英国的“流行革命”，同时传遍全世界。那些“无产”青年被一个电池组和一些电吉他推到疯狂的颠峰[12] 。比思莱和罗林·斯通斯被推到庞大的西欧青少年军团面前而征服了全世界。法国“小阿飞”运动诞生就是起源于对英国青少年的模仿。约翰尼，西尔维，埃迪，迪克·里弗斯，里夏尔·安东尼，希拉，克洛德·弗郎索瓦和弗郎索瓦兹·阿迪[13] 在改革影剧业试图影响青少年的意识。工业界为这次文化转换奠定了物质基础，使半导体收音机和电唱机的价格极大地降低了。同样简单的节奏，同样幼稚的老调，同样疯狂的动作，竟使全世界的青少年相通。 他们的父母只相信工作和家庭，原因就不必说了，是他们使这一代人激增并发育成长的，也被孩子们如此肤浅搞得晕头转向。青少年一代的冲突就从这种“代沟”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这已是报刊和电影编剧们的口头禅了。人们试图抑制青年一代，使他们少异化一点儿。然而，在那些年里，即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青年们就与表达他们生活方式和价值的歌曲无形地连在一起，越来越明显地反对他们的父母亲。 大部分出身于工人阶级或纯小资产阶级的歌唱家们开始愈来愈对那些音乐产品持批评态度[14] ，而约翰·伦农、米克·贾格尔，鲍勃·迪伦，让娜·贝兹先等有超级天赋的思维型喜剧丑角名家却不想走正道。也有些工人出身（他们中的某些人）的名家，却嗜好煽动，与美国黑人音乐家经常往来，过度地嗜酒麻醉，不断地探索音乐和服装的怪奇，逐年越来越远离一般的规范。比思莱家族探索音乐的怪异与宗教静修，罗林·斯通斯家族复活没有装饰音的摇摆舞的原始活力，鲍勃·迪伦以卓越的天才埋头研究美国的“新教徒梦幻”的传统，培育拒绝越南战争的美国大学生和青年一代的复仇歌曲，这一切都具有敏感的节奏和口头的煽动力。在这些权威色彩的影响下，数十万青年彻夜学习杰克舞和吸大麻，长期旅行，满足性欲，做白日梦[15] 。70年代，一种新的伦理形成，容忍古怪、开放、金钱、嘲笑、和平主义、天生的幽默、拒绝权力等等。绝大部分人不赞成这些，远离并谨慎地看待这些，或者保持克制，总是尊重道德老人。然而，他们总还是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青年人第一次集体擅取他们长者的评判权力。但或多或少地，民主国家的青少年也有将在伦理的分裂中重新找到道路的。 当时，在“激增的一代人”看来，下一代人的历史就是在上一代人的历史边缘展开的，也是上一代人未经历的或被忽略的成年世界故事的续篇，或完全是上一代人逝去年代的真正故事情节的呈现。歌曲《被莱思玛丽娅》的涌现；比思莱家族和罗林·斯通斯家族的支持者掀起的一场可与世界性冲突相媲美的轻浮辩论；1962年，鲍勃·迪伦和约翰尼·哈里迪第一次在音乐会上运用单调的旋律和腐蚀性迭句；“向同伴敬礼”无线电传声的成功；加利福尼亚摇摆舞伴随着印度、北美大麻的时兴和平克·弗罗伊德的幻觉色彩的第一次混成而诞生；超短裙和卡尔纳比·斯特雷特的登场；罗林·斯通斯或是奥蒂斯·雷丁的吉他弹奏者布赖恩·琼斯的毁灭；1967年希伯莱教大祭师的“陶醉音乐”等等，成为10年来数不胜数的美学事件而存留下来。还有“尖刻的法律家和凄凉的爱情俱乐部乐队”的问世。最有创造性和吸引力的是画册《比莱思时代》，其编辑即使成年累月地在利物浦各地疲乏不堪地演唱也未放松对画册的精心修饰，它将改革世界的“流行音乐”。这些才是“激增的一代”的真正的历史事件，在他们的眼里，这些比1965年的法国总统选举，比英国劳动者的胜利，或比1964年的林登·B·约翰逊的美国总统竞选还要光辉得多。 面对这些令人困惑的奇特现象，成年人的反应是笨拙的，一些人持怀疑、嘲笑的态度，一些人忧虑传统的道德和政治的稳定。在当时，这是一支反对这一代人的象征性游击队，他们在完成两代人之间的鸿沟挖掘工作。有人曾阻止埃尔维丝·普雷莉音乐会的转播，接着要求“京族人[16] ”只拍摄她的上半身，以避免她那挑逗色情的大腿公开表演。人们抨击大中学校里的超短裙和长头发。罗林·斯通斯家族打算在美国的电视里亮相，把它的流行歌曲的说明文字“让我们一起耗尽夜晚吧”，改得缓和了一点：“让我们一块耗一会儿吧”。在法国的大中学校里，还保持着以前的纪律，在街道上，成行的学生队伍还带着被“管理”的气氛，只是小警察队伍[17] 仍然使整个一代人失望，直起鸡皮疙瘩。假若大学城里骚动的聚点围绕着男孩拜访女孩的问题，并成为重登部长会议桌上的国民事务讨论的主题，假若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为性教育问题与青年体育部部长第一次公开露面争吵的话，人们一点也不会感到震惊。这些小事情将是赢得青少年的大事，青年总想在改变世界之前改变他们的生活。 青少年的对抗是严峻的，戴高乐的法国充分体现着这一点，直到漫画夸张的程度。苏米兹[18] 面对日本的发展百分比，曾试图用外省天主教资产阶级的文化规范调整社会，但没有结果。森严的等级制度，落后的性道德，超越的美学标准，依靠权威普及基础知识的惯例，这一切使人窒息，因此，法国爆发了比其他国家更猛烈的暴乱。 越南和流行音乐在法国，1968年的“五月”将替代许多现代政治启蒙，尽管它是个没有明确的领袖和代言人，没有许多的活动分子，也没有事先准备的爆发。在这个60年代的第一场争斗中，“激增的一代”的团体就这样进入政治，这些来自社会边缘的小团体将按年龄不断地扩大运动同情者的队伍。在关于“流行音乐”以及审美和服装争议的腐殖土上，政治的花草将长成，并将开出耀眼的花朵。美国的所谓启蒙则早于法国，在战后就敞开了道路。在美国青年眼里，在舞星埃尔维丝·普雷莉之下，才是政治明星约翰·肯尼迪，根据公众舆论，他的青年时代具有神赐的力量，他的号召力富有公民责任感和正义，他的哥哥的斗争首先是反对种族隔离，然后是反对“黑豹党”[19] 对青年一代的迷惑。在他们弟兄为了日常的生活自由和美国社会的协调而提出的诉讼面前，摇摆舞的崇拜者们显得没有任何理性。美国青年很欢迎他们的这个最杰出的代表。肯尼迪的死亡，对千百万“激增的一代”来说，是第一次真正的政治休克，也改变了许多事情。一个公正而强有力的总统就如此了结了，不可能是无可指责的。他的继承者林登·约翰逊，虽然掀起了社会改革，但陷入错综复杂的越南战争的泥坑（熟悉其内情的是肯尼迪[20] ，由于他成了殉难的年轻总统，人们往往忘记了他）。美国社会的繁荣富足是从这位不再掩饰和不再进行空洞说教的总统开始的，他的死亡变成令人怀疑的事。但是，美国社会的繁荣富足单凭总统的神通还是不够的，除了向别人攫取，他们的父辈们怎么可能聚敛那么多的财富？富强而民主的社会拒绝殖民国家的独立要求，武力戴上了漂亮原则的光环，事情就变得使人难以接受了。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战争以后，越南战争就从那同样的伪善里显露出再爆发的迹象。在人们都用倾向批评的眼光看待越南革命以前，越南人的战斗就是正当的。出于北越的巧妙宣传，给人们的印象是：南方游击队并未得到如人们所过分强调的，可作战争典范的北方正规部队的支持，南越战争是善良在抗击邪恶，是生活俭朴而又热爱正义的大卫在抗击肥胖的无人性的戈里亚特[21] 。西欧有良心的舆论对共产党战士的野蛮和北越既定制度的“集中营性质”保持缄默，也不认为北越防卫部队的过度使用同样是战争的“帮凶”[22] ，同时更热衷于报道美国的勒索、狂轰滥炸、凝固汽油弹的使用和南方独裁者的真正卑鄙。首先是青年们的舆论，他们推断美国的干涉原则是无道义的，越南共产党的本体论有理。当越南北方的制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即十几年之后，同样的舆论就泄气了。在那段时间里，只有在美国部队攻击南方游击队的时候，才是黑暗反对光明的战争。 当美国在武元甲和胡志明的大量贫困兵团面前陷于泥潭的时候，美国尚无顾忌地向青年人求援以赢得这场战争。然而，“革命的别动队”突起，大批地拒绝征兵。数千美国青年拒绝入伍，宁愿穿越加拿大也不愿拿起枪为国服务。一部分青年还去了越南战场。在南越泥泞的稻田中和拥挤的城市里积累忍受创伤的经验，他们在那里只能透过多诺万[23] 和保尔·麦卡特尼[24] 的悦耳的旋律才能看到生活。动荡经常猖獗地降临到美国校园，反战的抗议活动就像美国青年的日常面包一样。知识分子、作家和电影艺术家们给拒绝赴越南运动不断提供文化的背景。苏联和古巴的猛烈抨击以及所有反对“美国冒险主义”的盟国找到了一个扩大反对美国的极好机会。在三四年内，肯尼迪的公民权利的、征服太空的、宽宏大度的、理想主义的美国和马丁·路德金[25] （与约翰·肯尼迪的哥哥罗贝尔·肯尼迪一样在1968年被刺）的美国，变成了与法西斯独裁者相似不远的约翰逊的美国，分裂的和束缚消费者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和投掷凝固汽油弹的美国，排斥黑人的种族主义的和三K党[26] 的美国。在美国，安杰拉·戴维斯[27] ，胡志明，切·格瓦拉[28] 的招贴画曾装饰着上十万青少年的房间，他们这种列宁方式虽然叫人神经失常，但是他们可以从这些形象里看见现代革命的浪漫主义英雄们。他们以享乐主义和和平主义来补充西欧被马列主义迅速同化的高尚而坚定的战斗阶层，这无异于宣布：有罪的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共产党人是当今世界的精华。 法国版本在法国，阿尔及利亚战争之后反对越南战争的运动，使五月运动的推动者们在造就他们的入伍者方面变成了可能。与美国不同的是，法国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然而，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还略占上风的塞纳河两岸的环境里，却从来看不到共产党人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来影响太平洋海岸。 一些二战的游击队员且放置一边不谈，“进步”的知识界也或近或远地重新成为这个“工人阶级政党”路线的伙伴。在一些知识分子看来，政党虽然存在某些不足，但它可以在注定是金钱的世界里广泛地体现苦难的人类。法共可以凭借共产主义的整体形象团结人民，尽管斯大林被赫鲁晓夫所批判，尽管苏联的镇压真相被苏瓦林·克拉弗琴科和大卫·鲁塞[29] 及其他一些人所泄露，尽管这些将肯定地全部地长留在有灼见的正统舆论家的心中[30] ，但这毕竟只是偶然的差错所造成的。无论在斯大林主义的经典著作里，还是在阿尔蒂塞[31] 的所谓创新表象下的神学里，或是在“新左派”的理论家们所创立的异端稿本里，马克思主义总是控制着灵魂。换句话说，人们议论法共的论调，同样是为了斗争，法共僵硬的论调束缚着法国斯大林主义的合作者们，同样束缚着它的反对者们。党背负着巨大的选举重压，狭隘地控制着工会的主要事务，虚伪地装点着无数的民主门面；它配备有强大的舆论机构，控制着左派的头目和支持者们，在大学里也立住了脚。然而，法共只打算忠实地辅佐苏联，并不打算在欧洲这块地方搞什么革命，只满足于管理他们既得的权力阵地，同时尽可能地同样辅佐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政策，乐于在法苏两大块之间搞平衡。法共完全同意它的莫斯科主人的意见，比斯大林主义的继承者们更斯大林主义，它彻底反对赫鲁晓夫的报告和这个苏共总书记的改革，赫鲁晓夫的下台，使他们狂喜了一阵，然而法共在西欧共产主义运动中仍然扮演着徒劳的角色以及斯大林主义正统观念的圆滑看门人的角色，当莫斯科玩稳定牌的时候，它还是要忠实于莫斯科的。 法共内部斗争也是秘密的。极端的斗争仍然在“致力于现代化者”和“守旧者”之间展开。一些有所偏离的前沿战士，往往会迅速地遭到党内保守者的周期性清洗，人们总能惊愕地看到这些战士转身用沉默的方式反对上一代的法共革新者。法共预定的总书记瓦尔德克·罗歇，自穆里斯·多列士死后继任，他完全同意谨慎地进行改革，但他总是在内部派别和多少有一点的强大压力的苏共老大哥之间迂回曲折。在目前的情况下，法共还是走合法斗争的道路，力求在选举有进展，并努力联合左翼。1962年，罗歇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的总书记居伊·摩勒[32] 达成退出第二轮选举的协议。1965年，法共则支持足以唯一的候选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密特朗在德费尔[33] 或是孟戴斯[34] 的一个不那么大西洋主义[35] 的报告里已经比较好地突出起来，自这次艰难的报告之后，密特朗紧接着就在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里和激进社会党的脆弱联盟里竭力维护“非共产党左翼联盟”。 1967年，左翼选举联盟取得骄人的结果，因为戴高乐派险些失去议会多数，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主体部分，激进党，共和国民议会（CIR），各小党派都忠实地支持弗朗索瓦·密特朗，是他们使密特朗与强大的共产党代表在波旁宫[36] 的长椅上坐在一起。法共早在戴高乐的机构里安营扎寨了，并在市镇和商业繁荣的帝国里稳坐，满怀信心地向往未来。就是有一件事总使法共微微发痒：与青年的关系，尤其与大学生青年的关系。 根据法国共产党的反社会思想，“激增的一代”与他们父辈之间的冲突原因同样可归结为对社会的感受。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派别并不明显，最活跃的惟有共产党的青年。由于祖传意识，法共党员的后代一般参加共产主义学生联盟（UEC），共产党的接班人一般如此合成。但开始存在问题，他们的后代开始感到法共特别地遵循惯例和讨厌奢华的年轻女人。他们只有懒洋洋地遵守纪律和遵循无生气的惯例，完全失去想象力，绝对尊敬苏联，绝对蔑视内部民主，拒绝罗马意大利共产主义运动所鼓动的从古巴到北京的革命道路的讨论，僵硬地理解党的传统路线，绝对不参与现代生活，同时强加好斗的小资产阶级习气，这一切使法共迅速地脱离朝气蓬勃的青年并促使他们向别的思想极端危险地漂移。说到底，法共似乎在以它的方式加入专制而又陈旧过时的法国旧社会。如果还要补充的话，就是在许多活动分子看来，法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态度也是畏首畏尾的。同时，资产阶级的儿子仍然拒绝与养路工人的女儿联姻，他们都将离开法共这艘停在海上生了锈的大船。他们读鲍里斯·维安[37] 的小说，吸玉米纸的高卢牌香烟，或听比利·阿莱的歌曲。一些分离的共产党员的后代还读托洛茨基、阿尔蒂塞和马居斯[38] 的某些书，他们眼红意大利共产党，迷信毛泽东中国，恳求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内部的民主，过分地煽动改革，或去阿谢特酒吧间跳舞。可以说在法共帝国的边缘上，在杂乱的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心脏里，许多五月运动的未来领袖们在造就他们的活动分子[39] 。 大学危机第二个因素是大学。1938年，法国仅有5万名大学生，1960年超过了25万，1968年到了50万。这已达到民主化的数字要求，然而都缺乏适应现代世界的民主化方式，专制的教育机构似乎已无力背负这沉重的十字架了。威严的学校里始终保留着知识的权威性传授，让学生孤独地面对冷漠的叫不出名的规章。这些规章还能适应1960年以前公开招收的以国民中最有教养的阶层的子弟为主体的学生，传播的知识还能弥补教学法的不足。自从中产阶级和缺乏家族继承的孩子们成群地进入大学以来，就必须围绕最贴近大学生的问题组织更严密的教学，密切教师与教学的关系。总之，必须加强教师主体，某些顽固坚持官僚哲学的教师当然除外。 学生人数骤然膨胀，为了缓解完全可以预料的人口高潮，这个群体过早地分布在匆忙盖起的新楼房里。这种“人格解体”使大学生们产生了无言的失望，而且必须持久下去。斯特拉斯堡[40] 的境遇主义[41] 小团体就是受了居伊·德博尔的引人注意的悖论的影响，他曾发表预兆性的抨击时政的文章，尽管当时几乎未被注意，它的标题非常正确：《来自大学生内心的痛苦》，它将生动地宣布五月不满现状者的反权威倾向。 去女生房间的男生们整洁实用的大学城，粗糙难看，毫无特色，只有冷漠的氖气灯管和浅灰色水泥的装饰。大学城一般住的是家庭收入最微薄的大学生。因为地理的原因，他们与父母分开，因此，不在乎地不恰当地扩散感情，在大学城封闭的世界里越来越泛滥。根据严肃时代狭隘的性伦理（当时还没有避孕药），教育部制订了一个严禁晚上外出和禁止少男少女夜间互访的严格规章，抑制性倾向。在大学生眼里，男女互访完全是正当的。如今这些陈旧的使人恼火的纪律与时代相抵触，束缚个人自由，将是激起这场有力而持久对抗的重要因素，这在五月运动的系统里是不可忽视的。1965、1966和1967年，一些事故充满大学城，教育部不得不做出让步。1965年，克里斯蒂昂·富歇批准女生可以访问男生的法规。那年秋季，警察介入安东尼大学城，因为传言那里的学生房间里有流产的事发生，事情一直到骚乱之后的几个星期才平息。 1968年初，巴黎地区的学生反对陈旧规定的浪潮再次掀起[42] 。在已凝固的大学生的要求与坚持清教主义的大部分舆论之间，政府长时间地在寻找一个折衷的解决方案。新任国民教育部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在这方面贡献着他新任期的活力。1月26日，他向与会的大学校长宣布他的管理计划。大学同意成年学生完全自由，未成年的应补充以父母的权威（成年公民为21岁）。对未成年的学生，富歇的规定是不可更改的，只能是女孩去男孩家，而不是相反。这个方案以大学生的成年和未成年的分类为前提，并附加看门人的认定及保障看门人援用该法规的规定。经过讨论修改，直到2月7日，阿兰·佩雷菲特把他的计划提交部长会议讨论。这种程序在今天看来是不必要的，但这是第五共和国政府第一次直接抓性道德这个敏感问题，确实充满了改革。 惯于嘟哝的戴高乐将军在部长会议上含糊地嘟哝了几句，好象是“溴化物”，还自言自语地说：“他们只能在梯形教师里见面。”乔治·蓬皮杜相反，他用了一个含意深刻的箴言支持他的部长：“必须与时代生活在一起。”阿兰·佩雷菲特的计划得以通过。 选择入大学的方案这些难以应付的麻烦事同时也是大学生面前的严峻问题，例如选择入大学的问题。雅克·纳博纳[43] 既是军队选择的产品，又是具有现代性和富有条理的人物，他对享有盛名的现代主义的大学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向戴高乐将军呈递了一个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其中阐明了一个简单的原则：学校和大学体系应该在一个高水平的框架里适应国家的需要，在规范大学生人群的基础上选择他们进入学院，并在最有利于国家的一系列手续里选择领导人。这应以大学的计划性和大学生选择入学为前提。将军的面前有两种不同方式的例子，即美国的和苏联的[44] ，都符合它们的目的性，纳博纳不明白法国为什么跑出了这个简单的规则，好象是在以即兴的指点来进行工业化社会的改革似的。 蓬皮杜敦促他的部长们满足学生们的意愿，但他们一点也没抓紧做。实际上，在教师和大学生中间通常地流露着对那个苛刻的补救方案的反感，他们对战前朗之万·瓦隆的进步的教育大纲和拯救教育的愿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管理大学的一代人相信瓦隆的社会开放政策和面向全球的教育使命。而这个排除部分业士[45] 进入大学的选择方案却与民主化原则背道而驰。在专制之外的偶尔宽容下，某些戴高乐的部长，如克里斯蒂昂·富歇对取消专制的计划性规定，对自由选择进大学的原则抱有同情心。 对左派而言，对选择入大学方案的拒绝也是对学校和上层选择结果的批评。相当数量的老师和大学生认为，波尔迪厄[46] 和帕斯龙[47] 的作品给他们提供理论基础，大学也是一部再造社会阶级的机器，因为它是在运用教育模式调整对人有参考价值的文化评价和高层的语言规则，它自然有利于少数社会精华的后代，而不利于大众阶层的后代，这将更加残酷地淘汰贫困阶层的后代，社会将自然而然地弃置他们，而不管他们的工作及实际能力如何。统计学以它枯燥的数字证实了这些社会学的推论：大学使居民教养阶层（大部分与富有阶层交叉）后代的“代表名额大量超出”，与它相对的职员、工人、农民的后代的“代表名额不足”更加明显化。 1962年，克里斯蒂昂·富歇入主国民教育部。一个海军上校，表面上的自由主义者，与雅克·纳博纳的激烈的选择方针不一致，他谨慎地支持乔治·蓬皮杜，凭他的个人经验在教育方面实现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同样是自由主义的。他说：“我不想把法国青年关在兵营里。”为了制定学校和大学的方针，纳博纳预先考虑选择入大学的限制，表示他助长家庭出身论。出身低微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富歇，相信靠文凭晋升的共和国的效能。纳博纳大概不高兴有人考虑别的贫困生，因为他们都知道贫困的中学生比其他中学生更少成功，现在将看到一个没有号召力的决定关闭他们进入大学的通道。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起草、咨询，国民教育部终于实施一个经共和国总统签署的充分缓和的计划。纳博纳是那么的气馁，于1964年那么赌气地辞了职。1967年4月，议会选举之后，克里斯蒂昂·富歇被调到内政部。 佩雷菲特的计划一位精明的知识分子和政坛新星接下富歇手中的这些复杂档案，成为这位软心肠老兵的继任者。这就是阿兰·佩雷菲特，在1967年议会选举以后被任命为国民教育部部长。克里斯蒂昂·富歇交托他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由国民教育部的秘书长皮埃尔·洛朗准备的关于第三阶段[48] 学生的方针。在这个计划的措辞里，一个最高指示将决定学生的方向。优秀的学生将在长长的等级里等待，其他的将被驱向短促的培训。新部长维持选择的原则，但采用温和的方式。四个相继的条件将严格地审查学生的情况，他认为学生们可能不会太抱怨曾有过的随心所欲的裁判。 在几个月里，阿兰·佩雷菲特着重地准备了这个将改革大学结构的计划[49] 。法国的原则是希望中学毕业会考成为文凭的一个接合点，同时成为中学学习的必然结果和进入大学的“护照”。佩雷菲特不希望以双重特征为结果，这与将军和纳博纳的愿望相反，也与他的前任富歇的自由原则相反。他打算实施的计划是：中学毕业会考将不通向任何等级，国家保证为所有中学毕业会考及格者在高等教育里找到一个位置。重要的是大学或学校能给予他们最实用的训练，如同未来的“技术教育学院”。有趣的是，这种折衷方案成了1986年阿兰·达瓦凯设计教育改革计划的基础，阿兰·达瓦凯是后来希拉克政府的教育部长，他后来将成为另一个大学抗议运动的爆炸剂，那个运动也很猛烈。 阿兰·佩雷菲特于1968年初邀请教授研究和修改他的计划，然后于4月24日提交部长会议讨论，即拉丁区示威爆发的前一个星期。他坚持政府应有的一个声明，这将引起随后的5月14日的议会争论…… 国民教育部同时在进行另一项改革，即针对教育法，关于更多地突出文化基础知识教育，组织教师讨论教学，推行视听教学等等。他们都清楚当权者不宜在大学危机之前盲目地强加什么，因此他们对这些计划分析、讨论、掂量了好长时间而未敢实施。在他们看来这是医治社会病的改革。然而这种操心已经太晚了。大学法律系和文学系膨胀，大学为毕业生出路而忧虑是秘而不宣的。僵硬的学院束手无策，这一切在几年内越来越蔓延，离缓和的局面本来就遥遥无期，加上这些改革对随后将接受选择威胁的大中学生来说更是举足轻重。阿兰·佩雷菲特预计他的改革到1968年秋入学期间才能着手实施。但他已经没有了时间，烽火已经燃起，他的计划被一些难以察觉的煽风点火者一把火烧了。 3月22日运动几根铁杠下，玻璃橱窗碎片横飞。上百个大喊大叫者从富丽堂皇的歌剧院步行到斯克里布街和奥贝尔街的交汇处高喊“民族解放阵线碧胜！民族解放阵线必胜！”他们在惊恐的职员面前，焚烧一面美国国旗，然后迅速逃进歌剧院地铁里，而警察还没来得及动一动。大概美国快速部队都忙于越南战争去了，也没有力量追赶他们吧。不管怎样，这次来自巴黎分会的象征性抗议还是一个圆满的小成功[50] 。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这次的活动分子之一，农泰尔文学院的托派大学生格扎维埃·朗格拉德重返现场估计损失，然后迅速登上奥尔费弗尔地铁站的站台不见了。当夜，四个中学生——“越南委员会”的成员，在他们家里被捕；清晨，“全国越南委员会”的秘书尼古拉·布尔特也被警察从家中带走了。这是1968年3月22日。 当农泰尔文学院发生新轰动的时候，达尼埃尔·科恩-本迪马上感觉到机会来了[51] 。朗格拉德在大学里很有名，他是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纠察队的负责人，也是一个冷静的受青年尊重的青年人。小组织“疯人派[52] ”就像他所说的那样，抓住了一个极好的动员名词。于是，棕红色头发的头头后面，就跟随着这样一些活动分子，察看所有的梯形教室，动员反抗“警察的镇压”。下午5时，百来个大学生聚集在B2梯形教室里，议事日程是：反击。“疯人派”的一个先锋忽然想出一个很恰当的行动：象征性地占领学校的一座建筑。这样，权威将受到挑战。本来敏感的大学生们，加之告警的风声，这个提议在欢呼声中得以通过。计划马上付诸实施，控制校园，行政楼将成为突然攻击的要塞，情况是有利的；行政楼空着，门开着，只有两个负责传达联络的办事员在下面。捣乱分子们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咨询一个机智的无政府主义政党的成员让-皮埃尔·迪特伊，他登上阶梯审视一番。为了确定方案，随后他们去了会议厅——农泰尔文学院行使权力的地方，啤酒和三明治摆满了教授们通常辩论的椭圆形讲坛。大家提出方案，议论、推断、欢笑，直到深夜1点30分。他们决定在3月29日白天转变成全校性的关于工人斗争、东方国家和反帝斗争的研究和讨论。大家准备去好好地睡一觉。被捕的大学生于这天晚会开始时被警察局释放了。这太晚了，“疯人派”已取得了象征性的胜利[53] 。 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遭受1953年夏的蒙卡达[54] 惨重失败的打击后，把他的组织命名为“7月26日运动”。古巴革命的图片使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托洛茨基分子们入迷，他们向“切·格瓦拉”挑战。为了嘲弄这种浮华的崇拜[55]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的无政府主义战友们把自己的组织命名为“3月22日运动”。 这个出人意料的小团体将成为1968年5月的主要成分之一，就像容器里的一滴水、火药桶的引爆线。它的领袖就是好打趣、总是局促不安而又精明、激奋的达尼埃尔·科恩-本迪，他炽烈、凭直觉行事，具有天赋的鼓动才能，在极左派活动分子的生硬气派里，他的战术想象力、他的幽默、锐利和敏捷答辩的意识显得很突出。他是同类人中出类拔萃的犀利善辩的演说家，他的成功辩术在小团体中很难归类。他是边缘群体中的边缘典型，将成为学生运动这个经常卡住的机械中的一个机动部件。1968年他22岁，实际上，这个德国无政府主义者只是诞生在德国，他的父母在1933年为躲避希特勒而定居法国莫托邦，他13岁才返回德国。父母死后，他为了返回法国而在法国高等学校学习。他享受助学金，拮据的生活使他奔走在农泰尔学院和他的巴黎房间之间以及法德之间，因而受到德国大学生运动的影响，他手不释卷，为言论所麻醉，被无政府思想所吸引。他的哥哥卡布里尔在法国南特教授文学，是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他在弟弟小达尼的学生组织里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个红棕色头发的青年在农泰尔文学院注册了社会学，在这里作令人注目的法德相互居留，还算有点成功，尽管当时他还不知道如何做。他生动活泼，热情洋溢，没放弃过一门功课，没停止过提问题、提意见、辩论。“他从未放弃过我的学士学位课的时间，在1968年，他在课堂上的讲话从没少于10分钟。”社会学系主任阿兰·图雷纳后来叙述道[56] 。这个语言煽动的高手，“3月22日运动”的领袖，引起了一个决定性的改革——围绕直接行动团结起来，尤其在学生运动处于分裂和衰退的时候。 学生政治的衰落两三年来，学生政治默默无闻。它曾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扮演过重要角色。好几个五月的先锋就是出自“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者系统或出自“为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而动员起来的为极右派所反对的学生系统的战斗阶层。 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团结了10多万学生，它的驻地通常也是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根据地[57] 。阿尔及利亚人获得自由后，它们的辩论转向其他领域，学生的工联主义成为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思考的大课题，这是左派工会的世袭领地，批判党的路线有利于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活动。法共的这个学生分部变成了知识分子的火锅，沸腾着一切主义的异端和变种。派别的权威是一致确认的结果，这当然有损于党的领导。他们怀疑科苏特广场“44号”[58] 中枢的命令，嘲笑老斯大林主义者的死板作风，他们借助一些最异端作家的学术性论据反驳笨拙的后多列士[59] 辩术。 “共产主义学生联盟是一切对左派政治感兴趣的人的汇集之地，特别在群起反对斯大林主义者的情况下，可能更甚如此。”让-马塞尔·布格罗[60] 今天回忆说，他后来便是五月中一个小团体的推动发展人之一。 三个主要派别也摆脱了法国共产主义边缘的激烈斗争：享有盛名的贝尔纳·库什内或让·沙利的“意大利人”受意大利共产党改革的影响，成为反斯大林主义者、现代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们的主张与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左派工会”的推动发展人让-路易·佩尼努和马克·克拉苇茨的主张相差不远。托洛茨基分子阿兰·克里文和亨利·韦贝尔在崇拜列宁上相通，在法共过于谨慎的方针和在被法共所控制的改良主义者面前，他们难以压抑怒气，强烈要求恢复斯大林以前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有效的内部民主。 教条主义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青年学生们在路易·阿尔蒂塞的影响下，成了亲中国的马列主义者。阿尔蒂塞在他们中间不同于罗贝尔·林哈特[61] 的严肃面孔和教授式冰冷冷的纯理论语言，而是用他的细心照顾感动他们亲近中国。阿尔蒂塞[62] 向拉·加罗迪[63] 抨击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偏向”，被法共所接受，他为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严肃地辩护，即跨越“认识论的鸿沟”，建立科学社会主义，与整个人道主义决裂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位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法共党员兼哲学家影响了法国这个最高学府的一代学生中的一些人，他们赞同他以对党的过去理论的回顾和筛选来建立新的革命科学的思路[64] 。 在上述三种潮流中，一些游击队员参入争论、添砖加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重要的有皮埃尔·戈尔德曼，寻找战略前途如同寻找他的梦，还有让-路易·佩尼努[65] ，以他超天赋分析家的严峻如痴如迷。 自1965年以来，法共就决心整顿秩序，以使无政府主义处于从属的地位。罗朗·勒鲁瓦[66] 以居伊·埃尔米耶[67] 为助手，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耐心地在学生组织内部重组顺从的多数，以排除戏剧性的辞职，或以直接的审查方式使分裂分子们从共产党内部重新回到它外面的出发地，他们认为人在家中能当家做主，到外面就不行了。内部的对手们，变成了不能再称其为左派主张的外部派别的先头兵，从今以后成了战斗的敌人。这样做反而使派别活动越来越活跃。党实际上脱离了教育界。 小派别于是，小派别的小Saga便开始了。克里文和他的朋友们创建了革命共产主义青年，一个训练革命骚动的组织，配备了新闻机构和有效的纠察队，那里成了理论讨论的场所和训练一代活动分子的学校。 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引起了其他托派小团体如痴如醉的注意。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CLER）是个小党派式的学生组织，10年来一直进展不顺利，默默无闻，在1968年4月，改头换面成革命学生联合会（FER），它的战斗精神是最好斗最宗派主义的。国际共产主义者联盟（OCI）是由工人力量总工会（FO）的一个会员皮埃尔·朗贝尔创建和领导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理论家和精神之父是皮埃尔·弗朗克。在“弗朗克派”和“朗贝尔派”之间，理论辩论同样抽象而又尖锐，根据他们的惯例，都已预先确定了继承人。 一些上了年纪的“意大利人”大多数马上就要离开教育界，但没有失去联系。5月3日他们未到场，自5月4日起，他们将补上，带来运动所需要的经验以及他们的独立思考。统一社会党学生（ESU），因为一个5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的年青老队员显得特别活跃，他叫米歇尔·罗卡尔，掌握了这个组织，竟然能在这种怪异的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艰难地扮演着一个传统左派的角色。 亲华派在难以理解的宗派主义里迅速建立起来，钢铁般的语言，工运中心主义，狂妄自大的要求。组织命名为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UJCMI），很快被活动分子们的一个小中心起了一个外号——“青年列宁联盟”（I’ UJ）。亲华派因遭赫鲁晓夫派“修正主义”的尖锐攻击而出名，他们着迷地想一下插入工人阶级之中。他们以中国为榜样，认为苏共总书记的改革是可耻的，甚至习惯于面对“赫鲁晓夫派的诽谤”，马列主义发展的保卫者们同时在斯大林主义的发展[68] 中寻找他们的位置。 热忱驱使亲华派比其他的个人战斗走得更远，某些人甚至在工厂里扎了根，其他的在重复着修辞的练习和训练活动。“青年列宁联盟”掌握了一支守纪律的纠察队，令人吃惊地精通短粗木棍和铁杠的使用技术。所有的小党派在亲华的领域里相聚。雅克·儒尔盖的法国马列共产党（PCMLF）更加正统，如果可能的话，还会更加宗派，他们在GCD里重新找到排除法共[69] 的官方斯大林主义的继续，它有从人民中国的大使馆里得到官方优惠的优势[70] ，但这并不能弥补它所缺乏的影响。 战斗中心小派别的膨胀支持了拉丁区的零星骚乱，尤其使一个战斗中心更精悍更有力更具体化起来。所有小派别的领袖们都有共通的历史，他们体验一切，在相互诋毁中重视自己。尽管如此，当激烈的争论摆在他们面前时，最起码的团结需要还是可以使他们重归于好的。他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拉丁区小世界里展开，那时，院校分离后的大学生活动中心还没产生。在圣米歇尔广场和皇家港之间，以及在酒市场和医学院之间的一个政治沙龙里，活跃着他们的流行旋律、规则惯例、选举情况以及他们的观点。他们就这样步行进行一切活动，因为这里离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处所巴黎大学很近，离朱西厄·迪尚波和学校街的一些酒吧间以及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处所——位于保尔-潘勒韦广场的法国大学生互助会会部不远，“青年列宁”们的约会地比奇咖啡厅，可以翻书为乐事的弗朗索瓦·马斯佩罗书店也在附近。时间在阅读、聚会、秘密会议、编辑报纸和传单、学术活动和不尽的理论争论中度过。他们不工作，广泛地学习，总是在寻找论据，寻找历史范例以及光辉的先贤们败在对手之下的由来，思索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国内斗争的原因。这个“战斗中心”超越了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和其他众多小派别的争吵习惯，沉浸在理性的状态中。人们将看到这个“战斗中心”将部分地领导暴乱（同样为了人们能行动起来）。达尼埃尔·林登贝格注意到这个中心，很正确地在1988年3月的《心灵报》专号上评论它。萨特，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行动“赎罪”的说教者，突出于这个成长的年代之上。尼赞，浪漫派，革命者，以历史及对当代问题的表态和行动向这些狂热的学生们展示英雄形象。批判马克思主义和更自由的共产主义研究吸引着活动分子们。他们贪婪地读罗莎·卢森堡[71] ，卡尔·柯尔施[72] ，葛兰西[73] 和青年卢卡奇[74] ，也回忆二战时期法国的抵抗运动。马斯佩罗是个官方出版发行人，也可以说是官方同样活跃在其中。还有克里斯蒂昂·布尔儒瓦，一个蕴藏着争议的折衷人物。大家依然沉浸于鼓动世界共产主义的复杂争论中，从哈瓦那到北京，寻找着新的革命道路，思考着对最刻板的马列主义进行安德烈·戈尔兹[75]式的现代主义改革。总之，他们意识活跃并执著地思考生活。但在1968年，这个中心倒比三四年前缺少了活力，它不再进行学生群众的工作，过高地估计自己，只剩下令人生畏的活鱼仓式的政治框架以及梯形教室里的几个领袖、大会发言人和示威的组织者。现在在这个中心面前摆着一个需要研究解决的难题，也就是对他们部分掌握的学生骚动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异议，主要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大学骚动和一些罢工为什么会反对这样或那样的改革计划。 两个决斗场隐藏着周期性的对抗。首先是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守着伟大过去的某些威信，在既定框框里矫柔造作地辩论，这并不能挽救自己的迅速衰落。不管怎么说，这在巴黎只能算是一个战斗机构在下苦胆碱式的赌注。在五月的前夜，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为统一社会党的学生们所操纵，只能争取相对的多数和等待对手分裂的好处，主要是托派分子的和共产主义学生联盟的分裂。雅克·索瓦热奥操纵着少数工会，这个来自迪戎的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用了10年时间组织工会运动，但说穿了还是带点国家性质的手段。索瓦热奥刚加入了统一社会党，对越南共产党的支持活动是他顽强和巧妙斗争的第二时机。两个组织网络在一个行动领域里竞争：“全国越南委员会”（CVN）特别想从共产主义青年（及其他组织）里找回活动分子，并接受一些左派权威人士的领导，如让-保尔·萨特和教授罗朗·施瓦茨；“基层越南委员会”（CVB）主要来自“群众组织”和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基层”，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由此获得现场活动的特权，他们模仿越南共产党的宣传方式，从而采用更好斗更狭隘的宣传术语。 [1] 均为六七十年代在美国、英国和西欧流行的家族摇摆音乐团体。——译者 [2] 原是一首著名的摇摆乐歌曲，后成为一摇摆乐团的名称。——译者 [3] 约翰·伦农（John Lennon）：美国著名的摇摆舞歌唱家和喜剧丑角。——译者 [4] 青年文化现象的重要性随后经常被赋予了极左影响的关于1968年5月的马克思主义的无数解释所掩盖。虽然那个时代有叙述这个内容的大量文献出现，但被阶级斗争的理论家们同样打入冷宫。而埃德加·莫兰仅仅为了举个例子，自60年代初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用了“小阿飞”这个词，却一直风行并流传至今。 [5] 阿尔蒂塞仅仅为了引用马克思的这个论断，使竭尽与之相似的概念大肆攻击“青年”整体。他认为，人们不能用任何方式来混合出身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工人或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此处应指教条应用的马克思主义。——译者）往往有碍理解现实现象。 [6] 已成为新闻工作者的口头禅。自社会学者和统计学者在他们的分析里有了青年一代的重要位置以来，青年一代的分析就有了它庄严的学科。实际上，从1958年，阿尔弗雷德·萨维在《青年的攀升》一书就开辟了分析青年一代的道路，巴黎·卡尔曼-莱维版，1958年。他说：“当然，青年将以冲破反对接纳他们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老顽固们的老思想而告终，也将以进入职业和要求他们的权力而完毕。但那将是一个好闹事的和政治混乱的年代。”另参见德里·凯斯莱尔的著作《生活的周期和青年一代》，巴黎·埃科诺末卡版，1985年。 [7] Saga（萨加）：在冰岛语中是故事或传说的意思，原在民间口头流传，到十二三世纪，被整理成文字，用散文叙述，中间插入古代诗歌。大致分历史记载和传记、神话和英雄传说、骑士爱情故事三类。欧洲人常用该词指令人瞩目的事实。——译者 [8] 指法兰西大陆、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译者 [9] [10] 均为五六十年代美国和西欧的摇摆舞明星和喜剧丑角。——译者 [11] 马龙·白兰度（Marlan Brando），美国电影演员，曾两次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译者 [12] 见比思莱的两部引人入胜的传记，与菲力普·诺曼的《呐喊！比思莱在他们的一代里》，伦敦·沃纳·布克斯版，1982年；与雷·科尔曼的《约翰·温斯顿·伦农》，伦敦·西奇威克和杰克逊版，1984年。 [13] 均为五六十年代西欧著名的影剧业人士。——译者 [14] 见贝特朗·勒莫尼埃：《60年代的流行革命》，巴黎·拉·达布尔·龙德版，1986年。 [15] 见蒂莫蒂·维特的一部极好的书，即一部毫不掩饰的传记：《罗克·斯塔尔》，巴黎·埃尔舍版，1984年。 [16] 指在美国从事摄影工作的华裔。——译者 [17] 使人容易想起二战期间维希伪政权搞的“法兰西伙伴”（Compagnons de France），参加者为15—20岁的男孩，着蓝制服，其宗旨为“熏陶个性，培养忠于贝当的感情”。——译者 [18] 法国研究天主教的学者。——译者 [19] 1966年休·牛顿在奥克兰成立的为争取黑人平等权利的党派，在黑人武装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是进步的。——译者 [20] 实际上真告诉肯尼迪任总统时向南越派出的特种部队。这里对他过于溢美了。——译者 [21] 大卫和戈里亚特（David,Goliath），（公元前11世纪）歌利亚《圣经》中记载的：戈里亚特是被大卫杀死的非力士巨人。——译者 [22] 对北越正义的自卫战的谴责显然是错误的，可能是历史的原因在影响作者的视野，因法国人被越南共产党赶走了。——译者 [23] 还有其他好多歌曲，如多诺万的《和平主义歌曲》和《全球团结》，约翰·伦农的《带来和平希望的一支歌》等。 [24] 六七十年代美国的著名歌星。——译者 [25]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1929—1968），60年代美国著名黑人运动领袖，1968年4月4日被暗杀。——译者 [26] 美国的一个反动恐怖组织，提倡种族歧视，迫害黑人及一切进步人士，并从事其他破坏活动，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三K（K.K.K.）是Ku - Klux Klan的缩写。——译者 [27] 美国六七十年代著名的女歌星、演员。——译者 [28] 切·格瓦拉（Che Guevara），古巴革命领袖之一。生于阿根廷，古巴革命胜利后被宣布为古巴公民，并任工业部长等职。1966年在玻利维亚进行革命斗争，1967年10月8日在战斗中受伤被俘，旋被政府军杀害。著有《游击战》一书。 [29] 均为前苏联著名作家。——译者 [30] 菲力普·罗布里厄在他的《我们的共产主义时代》里对这种文化和情感霸权做了全面的叙述。巴黎·拉封版，1977年。 [31] 阿尔蒂塞（Louis Althuser），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共产党员，亲华的理论家。——译者 [32] 居伊·摩勒（Guy Mollet），即法国社会党总书记。曾任第四共和国总理（1956年2月1日——1957年5月21日）。——译者 [33] 德费尔（Defferre），法国社会党人，马赛市市长。1965年以中左派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后退出竞选。——译者 [34] 孟戴斯（Pierre Mendes - France），法国激进党领袖，曾任第四共和国总理（1954年6月27日——1955年2月5日）。——译者 [35] 大西洋主义，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其宗旨是“亲美”，主张并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与其相对。——译者 [36] 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译者 [37] 法国著名作家。——译者 [38] 马居斯（Macuse），德国左派理论家，避居于美国。——译者 [39] 阿蒙和罗特曼《青年一代》第一卷《梦的年代》是叙述该问题的关键作品，这是共产主义联盟的两个老成员，在30年代就贡献出了他们的智慧。 [40] 法国的另一个大学区。——译者 [41] 境遇主义，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法国学生中间的以反对现存社会结构为目的的运动。——译者 [42] 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43] 雅克·纳博纳（Jacques Norbonne），当时为戴高乐的技术顾问。让 - 雷蒙·图尔努在《将军在五月》这本书中十分详细地叙述了雅克·纳博纳的计划。 [44] 美国基本上是高中毕业生自由选择入大学，苏联是国家有条件选择高中生入大学。——译者 [45] 合格的高中毕业生称业士。——充译者 [46] 法国当代哲学家。——译者 [47] 法国当代哲学家。——译者 [48] 法国大学分学士、硕士、博士三个阶段。——译者 [49] 阿兰·佩雷菲特今天还在为制定1968年5月的这个计划的真实动机之一激动地辩护，他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50] 贝纳克、阿蒙、罗特曼和其他人都详细地叙述过美国快速部队在越南的进攻情况。 [51] 与作者的谈话。 [52]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忿激派（又译“疯人派”）。——译者 [53] “3月22日运动”的发起者们都对该组织的创立进行了详细的叙述。 [54] 蒙卡达（Moncoda），位于古巴圣地亚哥的亲美巴蒂斯塔政权的兵营。1953年7月26日，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青年攻打蒙卡达兵营，发动了反巴蒂斯塔的武装起义，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卡斯特罗被捕，被判刑15年，1955年因大赦获释。——译者 [55] 与作者的谈话。 [56] 见让·贝尔托利诺：《捣乱鬼们》，巴黎·斯托克版，1969年。 [57] 阿蒙和罗特曼已出版关于这个问题的参考书，也可参见贝尔托诺的前书和尼科尔·德莫普-阿布德的《外籍大学区的开放》，巴黎·国家科研中心——安特罗波版，1974年，以及阿兰·蒙卡布隆的《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历史》。 [58] 法共中央所在地。——译者 [59] 指多列士的继承人，当时的法共总书记瓦尔德克·罗歇等人。——译者 [60] 五月中活跃的团体之一“大学行动党”的头头之一。——译者 [61] 罗贝尔·林哈特（Robert Linhart），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亲华派组织，“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负责人。——译者 [62] 见马克思的《资本论》（巴黎·马斯佩罗版，1965年）以及路易·阿尔蒂塞的其他一些作品。 [63] 拉·加罗迪（La Garaudy），法共的新闻检查官。——译者 [64] 《马克思列宁主义手册》，由位于于尔姆街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1964年编辑出版。 [65] 让-路易·佩尼努（Jeau-Louis Péninou），法国全国学生的国际联络人。——译者 [66] [67] 均为法共干部。——译者 [68] 当时西方认为毛泽东也是斯大林主义的捍卫者。——译者 [69] 当时西方一些人认为GCD对法共不感兴趣。——译者 [70] 此属西方一些人的猜测。——译者 [71]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1871——1919），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左派的领袖，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她不盲从考茨基的权威，以“怀疑一切”为座右铭，在革命问题上留下了许多理论上的贡献。列宁曾对她的民族问题、资本蓄积论、党组织论、农民问题做过评判。她在德国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同时在理论上不间断地指导祖国波兰的社会主义政党的革命。1919年1月15日，她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起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国际部长诺斯凯部下士兵杀害。终其一生，不愧为革命的斗士和伟大的女革命家。——译者 [72] 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现代哲学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参加过1918年德国革命，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因撰写《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文，既批评了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修正主义，又不点名地批评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遭到两方面的批判，1926年被开除出党。以后专事著述。曾提出建立“工人委员会”的思想。——译者 [73] 葛兰西（Gramsci，1891——1937），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21年领导创立意共，为中央委员，曾出席共产国际第四第五次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和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3年为意共最高领导人。当选为国会议员。1926年被法西斯匪徒逮捕，在狱中折磨而死。著有《新秩序》《历史唯物主义和克罗齐的唯心主义哲学》《狱中札记》等。——译者 [74] 卢卡奇（Lukacs，1935—— ），1935年1月29日出生于工人家庭，前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从1964年起任巴兰尼亚的共青团委第一书记。在60年代初才20多岁，西方称之为“青年卢卡奇”。——译者 （录入者注：译者此注失实，卢卡奇年谱应为1885——1971。以下为天益马克思主义版的“后新左派”网友提供的卢卡奇简介： 1885年出生，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09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11年发表《心灵与形式》，1916年发表《小说理论》，1918年12月加入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并参加匈牙利革命，革命失败后（1919年秋）流亡维也纳，1923年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1928年发表《勃鲁姆提纲》，1930年被奥地利政府驱逐出境，去莫斯科，1931-1933年移居柏林，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再次移居苏联直至1944年返回匈牙利（期间写作《青年黑格尔》、《理性的毁灭》），1949年匈牙利出现所谓“卢卡奇辩论”迫使他辞去党内职务，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恢复名誉，1956年10月参加纳吉政府（文化部长），匈牙利事件后被流放到罗马尼亚，1957年春天重返匈牙利，1961-1971年写作《社会存在本体论》，1963年发表《美学》，1967年重新入党，1968年写作《民主化的过程》（1985年出版），1971年6月5日去世。） [75] 安德烈·戈尔兹（André Gorz，1923—— ），法国当代思想家，主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现代主义的改革。——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