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七章 退缩（5月8日） 向星星广场的长征并没有感动戴高乐将军。在这个星期三的部长会议上，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一结束他关于大学危机的长长的报告，总统便斩钉截铁地要求恢复秩序及进行必要的调职。这天上午，3位诺贝尔获奖者传来电报，并由弗朗索瓦•莫尼亚克[1]署名，这也没动摇总统的决心。将军认为这次学生事件不难解决，仅此而已。他说，对大学要用有力的办法，大学的民主化也是必要的，也是他的计划之一。现在，选举的事是紧要的。那么，首先要保持正常秩序。大家议论一阵之后，总统做出结论：“一场暴乱，就像一场火灾，这就是第一刻的战斗。”[2] 在对部长会议公报作出反应的同时，全国学生联合会嚷叫煽动：政府对学生的三项要求没回答一个字，也没有开放巴黎大学的表示，反而重弹选择入大学的威胁老调。热斯马尔召开记者会宣布：“不管撤走警察与否，今晚，巴黎大学将是我们的。” 协调从表面上看，反动派的对抗是全面的。然而在幕后，一个秘密的不明确的大杂烩式的谈判在艰难地开辟道路。学生参谋部在对抗和妥协之间犹豫不决。“3月22日运动”，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和大学行动党一致认为像这么好的动员不会立即再到来，必须保持完全的不妥协以保存活力，充分发挥对抗和僭越的作用。当时，一次既定的力量关系已形成，并吸引了舆论，大家都能摘果子，大家甚至都清楚获得成功的突破口就是在大学之外争取到工会的支持。明摆着，不用说，他们都认为妥协将是最坏的事情[3]。 由于革命学生联合会的拖派分子更倾向于谈判，才涉及到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这两个组织的基本代表性问题，这个考虑是正常的。在大街上闹事并不是它们活动的主要目的，联合会的目标应该是使请援有所进展。如果能在三项基本要求上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它们既能保留特权又能胜利地结束运动并准备登上权力的舞台。热斯马尔和索瓦热奥更勤便地与已成体系的兄弟组织联系，尤其是与全国教育总工会（SGEN）。它们都自然推动妥协活动，以显示各自一方的理智态度。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希望取得传统工会力量的支持，并由此扩大它们的活动。各方面，包括全国教育总工会的领导人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律师弗朗索瓦•萨尔达都想使阿兰部长相信他们和一些学生领袖们就可能顺利解决问题。前天，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已向格里莫承诺他们是一支平和的队伍，他们是信守诺言的，警察局长也确实看到他们在5月7日深夜事件的末尾对学生纠察队所采取的反对行动。为了晚上的示威顺利些，热斯马尔和索瓦热奥争取到巴黎大学扎曼斯基院长的帮助，在巴黎中央酒市场的朱西厄大院举行传统的集会，远离警察的眼睛，因为警察已先于平和的集会队伍去了好出事的拉丁区。 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了解这些，他亦想打开一扇门，以回答在议会辩论上批评政府的反对党。他提出重新开放巴黎大学的可能性：“如果这些条件是汇集起来的，那么，巴黎大学的复课一经校长和有关院长认可就可以达成，也就是说，我希望在明天下午复课。”[4]《法兰西晚报》的一个记者获悉了这个消息，他认为这是解决危机的办法。该抱宣布重新复课就算最可靠的消息[5]。代总理若克斯一读到这个消息，就电话责备佩雷菲特并提醒他记住总统的命令[6]。教育部长解释自己没弄懂对方的话，然而第二天事实摆在那儿，《战斗报》发表以《戴高乐让步了》为题的文章。学生领袖们开始考虑政府屈服的可能。格里莫则大喜过望，因为西部发生了一系列的农民示威，共和国保安队和一部分警察已应召去了外省，他无力再面对拉丁区的新战火。 在这种暧昧的局势下，又下起了大雨，但巴黎中央酒市场的集会如期召开。领袖们仍然呼吁他们的要求，强功率的扩音设备高高地安装着，群众目瞪口呆地听着，人们照例要求政府坚定承诺。人群都淋湿了，疲惫不堪。一直缺席的法共，大概想找回自己的体面，这一天才与运动重新胶合，他们的候选人和活跃分子都到了场，他们机械地取消“鼓动”，并号召恢复了平静。 误入歧途的运动集会之后，队伍向拉丁区进发，还有一万多人[7]。“希特勒在镇压”，“戴高乐应负责”，“富歇发疯了”，人们温和地走着喊着，格里莫的警察们秘密地监视着。警察局要求群众不要参与学生纠察队的效能试验。在无事发生的行进之后，人群抵达卢森堡公园，苏夫洛街的入口。按照既定计划，头头们号召人群散去。索瓦热奥说服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人，希塞雷说服革命学生联合会的人，他们在爱德蒙-罗斯唐广场为解散人群大步走来走去。但学生们不想离去，一部分还在狂热中，一部分则伤了心，他们攻击领袖们，大声责骂他们使人失望；他们眼见着好容易发动起来的群众力量如此受人控制，如此被萎靡不振的官僚主义者们引入歧途，感到十分愤慨。小团体的队伍围着卢森堡公园的铁栅栏顽强地排列着，使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失败主义者们当众出丑。热斯马尔上午还在吹牛，断言今晚就可以在巴黎大学宿夜，现在却听到这些指责。巴黎大学就在几步远的地方，仍然被警察牢牢地看守着。那里，警察们面对面地排列着，精神显得更抖擞起来，因为正好在游行队伍解散之前。骚乱的快感是根深蒂固的，今夜仍然如此。学生们想在一切政治手腕和一切小团体的阴谋之外衡量一下警察的能量。但学生头头们不理解这一点，他们更多地看到危险，这对政府来说是个出人预料的幸运。完全恢复了往日的秩序。为了半开的大门向着不再突然关闭的一边开着，需要转动学生“负责人”的钥匙。科恩-本迪到得很晚，他忙于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的采访。他同样被群众的苦涩情绪所感染，认为如此令人失望的解散是难以置信的，他理解地说：“这种情况终于到来，某些组织又一次出卖了我们。”通情达理的手段几乎危害了一切，在运动一点也未超出完全正当防卫的范围时，对偶发的妥协事件竟出现这么多的企求。必须坚决地振作起来。 热斯马尔的苦恼在这种受谴责的气氛里，阿兰•热斯马尔经受着精神上的危机[8]。当全国学生联合会和革命学生联合会宣布解散队伍时，没有任何组织居间调停。然而，群众的愿望是不可置疑的，当群众想对抗时，领导者能出面劝阻他们吗？收音机里说：人们对运动终于赋予如此受欢迎的像样的领袖感到满意，他们既能避免暴力也能避免妥协。政府说可以直接对真正的学生们表示一个姿态，将释放被捕的学生。政府信守诺言，释放了被捕的法国学生，受到一些舆论的欢迎，人们能区分良莠。热斯马尔对自己带来的妥协后悔莫及，痛哭流涕；他对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同志们说，他本来想把那次进军引向胜利，“你们不看着我们的行动与运动的逻辑性那么不一致……为了有利于工会之间的协调，我们不得不在框框里转圈，这将与发动群众完全背道而驰。在右派和左派的常规里，我们陷入了政治陷阱。结果，我们暂时放弃那些不是法国学生的部分，这正是运动开始脱离外籍学生、工人的标志。”[9] “3月22日运动”的成员们在巴黎的另一端召开会议。热斯马尔终于决定前往参加，因他们代表着运动。会议上的活动分子们正在盛怒中，科恩-本迪宣布取消以前与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协议。热斯马尔突然闯入，遭到怨恨他的活动分子的拒绝。他请求发言并做哀婉动人的自我批评，声调和脸上充满了痛苦。他解释教育工会组织如何把游行引向另一个方向并解散队伍，解释妥协的拥护者们如何涣散，经过三次梦幻般的游行才积聚起来的力量。“这使我感到倒胃口”，他说，“我将被谴责为叛卖的典型”[10]。大家怀疑地打量着他，小团体的紧张状态是很过分的。他继续说：“是的，现在警察局释放了法国学生，却仍然关押着其他外籍学生或劳动者。”一些年来，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人受到各种形式的歧视，这种歧视如同激流中旋涡的威胁，假若对他们的歧视存在最小的犹豫，这种歧视就算消除了。必须战斗到底，不能有任何的妥协。 第二天，大家重新联合起来，学生参谋部也在同样的震波里振作起来。必须进行反抗，要不马上屈服。为增加分量和避免来自佩雷菲特方面的一切让步诱惑，大家决定在三项公开要求里补上第四项[11]：政府不仅应该重新开放巴黎大学，撤走警察和释放被捕者，还应该促使巴黎警察局长辞职，为暴力行为负责。在等待中，大家终于通过了下一次示威的时间：5月10日（星期五）18时30分，从当费尔-罗施罗广场出发。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将不再单独地动员号召。大家在传单下面补充签上中学行动委员会（CAL）和科恩-本迪的“3月22日运动”委员会。因此才有5月10日的行动及巷战之夜，它来自犹豫和苦涩的5月8日。 [1] 法兰西文学院院士。——译者 [2] 关于这个时间的部长会议的报告（当然是机密），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3] 让•路易•佩尼努和阿兰•热斯马尔与作者的谈话。 [4] 星期三下午在国民议会上的部长舆论。 [5] 1968年5月8日（星期三）《法兰西晚报》。 [6]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7]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8] 与作者的谈话。 [9] 见勒内•巴克曼、吕西安•里乌：《五月事件的爆发》，巴黎•拉丰版，《那一天》丛书，1968年。 [10]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11] 作者与让-路易•佩尼努的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