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二十一章 密特朗摊牌（5月28日） “我是候选人”有五百多名记者和官方左派的上层在一个大厅里，他们没有出现在沙莱蒂体育场，而是围着密特朗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关于危机的声明，这位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主席是尖锐的，以他一贯的风格演讲[1]： “在法国，自1968年5月13日以来，已经没有了国家，甚至没有一些表象的权力安排来替代它……对目前的情形，我对全法国人全神贯注进行的大辩论提供以下几点思考：
他明确临时政府的10名人选“没有专属的，没有比例分配。”它将具有以下天职：“使国家重新运转，同时应当在大庭广从之下成为与学生和劳动者的对话者；正确地答复社会职业组织的要求；创造总统选举的实际条件。”“若有必要，我将自觉地承担组成这个临时政府的责任。当然，与我持不同政见的人都可以合法地觊觎这里。我想首先是孟戴斯-弗朗斯先生。”最后，对于总统候选人问题，他宣布：“我是候选人。”“1．不言而喻的是，拥护共和政体者将对公民投票说不…… “2．在戴高乐将军6月16日[2]将离开的第二天，如果他不在这以前露面的话，将自然导致总理以及他的政府的消失。 “在这种假设里，我提议：应该立即组成一个临时的管理政府……” 当晚，由法国广播电视台的技术专家精心制作的仰视镜头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密特朗下巴前倾，声音果断，同时恶作剧地配以运动受难者的蒙太奇，一副十足的乱党分子的化身[3]。自这位左翼联盟的主席采取这一举动以来，就激起了某种非议，在风暴之中，他的申明犹如平地一声雷，随后将激起一百次一千次的非难。在密特朗——法兰克战斧[4]、密特朗——阿尔及利亚，密特朗——天文台事件的后面，这位左派的领袖额外地聚集了一连串的攻击。参议院议长，戴高乐的反对派加斯通·莫内维尔狂怒地对激进党领袖勒内·比耶尔说：“这下将使我们失去200万张选票。”[5]密特朗还是占据在一个候选人的位置，然而选举的战略家没有被召唤。人们议论纷纷：密特朗—政变，来自大街上的制造政府者。密特朗，由野心家变成了政变者。 对这位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主席认真宣读的讲话，也有另一种解释：当时总统已宣布进行公民投票，总理也及时明确地重申了密特朗所表达的内容，希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将如愿举行公民投票，议会也确实在相反意见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通过了，而且，将军在这种假设里已表示他将离开，这必须有一个使人放心的代理人。密特朗对这一点讲得很明确：在新总统选举期间，参议院议长加斯通·莫内维尔将赴爱丽舍宫主持国事[6]。作为左派领袖和1965年的总统候选人，这样做是很正常的事，在这种尝试中，没有一点政变之嫌。作为反对党阵线的领袖，分析国家的危机，提出选举纲领，是为了解决问题，他在他的角色之中，人们在他成为总统之前攻击他的确是错误的，因为将军离去的假设一点不是凭空捏造，甚至会比人们所预料的来得还要快。另一方面，众所周知，夏尔·戴高乐将军确实处在国内不幸事件的痛苦之中[7]。 问题在于密特朗呼唤一个“管理政府”的机构，使那里的一切都复杂化起来。他也没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在总统辞职的情况下，蓬皮杜政府保留下来。既或是参议院议长加斯通·莫内维尔也不能任命组成其他的政府，除非总理和他的一班人也辞职。涅夫勒省的议员的讲话因此招来批评，他认为蓬皮杜政府将随总统辞职“完全自然地消失”。这种消失和自然就成为难题。人们仅仅只能假设戴高乐的离去将促使总理同样离开，但没有一点必然性，乔治·蓬皮杜的政府仍然可以决定保留下来，因为这有好处，可以保障日常事务的进行，戴高乐派可能希望在最佳的条件下准备总统选举。假若一点不说政府的另一种“消失”，必然会导致另一种力量的产生，或者是特殊的情况，迫使政府消失。在记者招待会上，密特朗的讲话是坦白的，他的言下之意很明显，罢工和大街上的压力将迫使蓬皮杜离去。在公民投票之后，也可能在之前，因为在他的讲话里精心设置了这种假设。这种可能性从他的整个意图里流露出来：我们正处在黑色恐慌之下，密特朗的计划不单是从公民投票失败的政治前景出发。他的提议有即时提案的价值，即使这种提议在他讲话的正文中表达得不那么严谨。密特朗面对强大的法共和在左派中（甚至在右派中）意外得人心的孟戴斯，处于脆弱的地位，而且在战略上处于面临抉择的关口。至于汇集共产党人以及孟戴斯率领的传统非共产党左翼力量，没有任何比密特朗更合适的了。在1965年的总统竞选中，由于总统候选人德费尔的失败，给密特朗打开了一个有限的缺口，能使他竞选到最后。那时，共产党人和孟戴斯在既成事实面前，如果想保住他们的既得权力，就必须把他们的选票转给密特朗。由于大批选票的支持，取得了偶然的全面胜利，使密特朗幸存下来与戴高乐对抗竞选到底。如今，由法共掌握的权力反对“五月潮流”，由孟戴斯的名义号召欺骗学生们，这使法国民主工人工会满意，也使中间派放心。然而，以孟戴斯来号召，毕竟不能干大事。 在这种逻辑严密的操作里之所以使人感到烦恼，是因为政府的“消失”实际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不必具备任何条件。密特朗以合法的政治程序行使某些自由权，而且运用得那么简洁明快，就犯了大罪？就是反民主的阴谋？这是不公正的。再说远一点，在这位左派领袖的前面同样有一个最富争议的活榜样：10年前，戴高乐将军也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告，申明着手进行权力转移到他手中的“合法程序”，也是没有任何选举，没有任何合法的权力召唤，没有任何合法的名义允许他去做，惟一的“合法性”是他能够控制阿尔及利亚军事叛乱者的政变形势。比较之下，密特朗的“程序”则是一个死扣法律条文的典范。他只是在这方面犯了一个重大错误，那就是他有过失败。 法共理所当然地根本不欣赏密特朗的讲话。当密特朗委托沙托·希农转告法共要求会见时，法共特使兼律师博尔凯太太星期天拒绝了[8]。上周一，当巴黎郊区的代表们要求举行一个即时会议时，也是被法共冷冰冰地接待了一下。法共就这样从收音机里获悉它的联盟者密特朗的计划。这个计划勾画了一幅奇妙的前景，好像为大西洋主义者孟戴斯-弗郎斯还保留了一个候选人的位置，即使在党不提名的情况下。于是，在刚刚结束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共以政治局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尖酸刻薄的公报，其坦率令人瞠目结舌：“在法国，不存在左派政治，也不存在没有共产党积极参与竞争的社会进步；何况更不存在没有共产党而走向社会主义的严谨打算，而且像沙莱蒂体育场集会那样反对社会主义的努力太少了。我们不同意出现一个以超越为借口的不符合要求的权力取代现存的政权。我们不同意开辟听命于美国政治的政体道路。”人们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更清楚的表达：左派掌权，可以，孟戴斯不行。 17时，共产党在它的机关驻地利勒大街会见左翼联盟的战士们。法共总书记瓦尔德克虽然不高兴，但还是说：“如果你们能够自觉地接受临时政府的领导，那就没什么问题了。”[9]他们讨论着临时政府的组成。密特朗预计未来的临时政府里将有10名共产党的部长。瓦尔德克说：“这太少了。”但共产党对这种安排没作根本的反对。惟有孟戴斯不满。第二天，他将再发表一个公告，反对“另一个幸运者”。 事实上，共产党人并不真正相信这种掌权。法共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戴高乐派会重新控制政权。对法共同样重要的还有别的方面：在工厂里，在大街上。塞吉宣布他准备再谈判，但他设置的栏杆又太高了。下午，谈判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但没有结果。共产党人等待着。为了显示力量，总工会决定于第二天29日在巴黎举行一个庞大的示威活动。首先是现时的力量关系对比。 求助于军队？法国总工会的示威队伍经过15分钟的行进到达市政厅，然后转向爱丽舍总统府。共产党自己预料到这种突然的威力吗？在政府和富人区里，恐慌扩散了一个多小时。格里莫和蓬皮杜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人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蓬皮杜在5月16日已经进行了部署，在必要的情况下，允许动员预备役军人。上午，照例举行治安内阁会议，研究军队部署。正如爱德华·巴拉迪尔[10]不久前叙述的那种假设的方式[11]，下达萨托里基地宪兵部队处于戒备状态的命令——1000名训练有素并配备有轻型坦克的士兵，还有好几支外省的部队，加斯特尔和卡尔卡松的伞兵部队，土伦的海员射手们以及驻扎在蒙莱里和迈松拉菲特的摩托部队。前不久，一些部队穿过弗雷纳和伊西·莱穆利诺向朗布伊埃的第二装甲旅聚集，因为罢工的原因，他们演习步行归营。在这个白天，坦克在郊区的大路上转移不会不被人注意。这助长了军队处于戒备状态的传闻[12]。然而，无论是巴黎警察局长格里莫和他的助手们，还是内政部长富歇，国防部长梅斯梅尔，或是参谋部都还没有意图在他们维持秩序的行动里安排部队，因为他们根本未作这样的准备，充其量不过是分派部队保卫官方的一些重要的建筑而已。况且，宪兵部队的轻型坦克对镇压骚乱并不适用，它们在街头战中特别易受攻击。在让·拉库蒂尔[13]的著作《戴高乐》第三卷里叙述了这些天的情况，在其中的一封信中，富尔将军表明了当时军队中这样的精神状态： “军队首先是惊讶地目睹着这一切骚乱，然后在不安中对骚乱搀和着一点反感。不可否认的是，军队有担心、烦恼和困惑，正是这些情绪促使部队介入。因为部队从没任何介入政治领域事务的愿望，国家几近内战的边缘（1961年4月阿尔及利亚危机令人记忆犹新），另一方面，军队完全意识到人们20年来总是面对孩子们的示威，有神经衰弱的可能并有引起灾难的危险（阿尔及利亚危机中的排射场景同样令人记忆犹新），面对示威，军队太痛苦，太痛苦了……
由此可以说，尽管法国军队历来反感承担警察任务，尽管他们心碎，尽管阿尔及利亚危机的创口还没愈合，还是准备过“履行它的义务”。但没有人要求它这样做。然而人们总是相信军队的协助，不管怎样。“既然如此，我们有责任考虑到更坏的情况，我于是来到弗里勒斯军营，那里仅有一些复合部队的现役人员（隶属于海军陆战特遣队），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大概能够承担接济机动保安队的重大任务。但他们没有诉诸武力的要求，尽管某些政府内阁阁员由于惊慌失措产生过要求部队介入的念头。”[14] 调动坦克部队的谣传在巴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并不是空穴来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会有他们的道理：当关系政权存亡时，国家机器会自动地转而使用镇压手段，历来是这样的，在最后的办法里，叛乱分子将倒在血泊中。 戴高乐派的示威计划乔治·蓬皮杜还是持怀疑态度地同意了戴高乐派预计在5月30日下午举行示威的计划[15]。这是保卫共和国委员会（CDR）的组织者，忠实的老战士皮埃尔·克里格的意见。自5月13日的大示威以来，好几个不同组织的发起人试图组织起来抵制“颠覆”活动。保卫共和国委员会于5月11日由两个通常担负棘手任务的，包括选举行动的传统戴高乐派组织，即国民行动处（SAC）及其联合会为了支持戴高乐将军而创建的，由居住在索尔费里诺街5号[16]的皮埃尔·勒弗朗和伊夫·朗西安发起。将军的前秘书，保卫新共和联盟的要人，上塞纳省保卫新共和联盟的议员雅克·博梅尔在他的家中特别聚集了各种倾向的秘使，这在右派中很带有特征性。5月14日（星期二），虽然大量减员但仍然很精悍的“西方运动”组织，由年青的阿兰·马德兰特别率领在星星广场游行。这个右翼小组织，虽然疯狂地反对戴高乐派，但这次自巴黎大学和农泰尔文学院骚动的几个月以来，却致力于“粉碎布尔什维克”，并准备与政府进行短暂的合作以阻击“红色”计划。雅克·福卡尔[17]在他的爱丽舍宫的小办公室里，从他那一方使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的忠实网络重新活跃起来；政府与议会联系部部长罗歇·弗雷[18]同样与他往昔反对秘密军斗争的老战士们进行联系，由安托万·桑吉内蒂代替他四处活动。这样，1961年的政变[19]和反政变者们为了“阻止科恩-本迪及其一伙”，在7年后重逢并携起手来。自保卫共和国委员会开始活动以来，并未引起实际反响，该委员会5月20日发布的示威请愿书仅获35个要人的签名，仍然报送到马蒂尼翁总理府。但在星期一和星期二，电话蜂拥打到该委员会，该会的示威公告在戴高乐派要人中遭到怀疑。“你们可能有10000人，但这是微不足道的。”一个议员对该会说，另一些要人则建议该会不要安排在协和广场中心示威，以免广场太大使他们的参加者显得太可怜，建议他们安排在广场的旁边集会。但是，戴派示威的组织者们都充满信心，良好的愿望蜂拥而来，使他们更坚定，行动更有底。 恐慌与分裂尽管有这些治安和策略上的安排，政府的斗志还是随意低落。布里夫的戴派议员让·沙博内尔说：“我们真像石头一样地坠落。”前一天，将军迫使内阁会议采纳了公民投票的计划，将在6月16日举行公民投票。对于大学、企业和地方的改革，计划文本给予了很广泛的公共权力。将军认为这个办法能够稳定人民对他个人的直接信任，并使人民委托他进行他认为是必然的社会转变。由此，戴高乐主义的杰作将日臻完美。在非殖民化之后，由于新宪法和独立的外交政策的实行，将军给予他的国家以特有的社会制度，回应了时代的挑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使法国走在独创道路的前列。在将军看来，公民投票这个赌注是决定性的，而且将大大超越它即时的偶然性。 乔治·蓬皮杜的看法相反，这取决于他的角色，因为他被“形势”缠住了。他认为公民投票实际上在罢工的国度里是不可能组织的，国家处于爱挑剔的反对党的威胁之下，虽然同时赋予国家元首以更广泛的权力，可到处与宣布废除公民投票近似。蓬皮杜认为国家行政法院将同样反对公民投票。他不相信公民投票，只是不得已接受他上周五排除的假设：公民投票是传统的选举方式，很容易进行，因为在危机中任何人都将容易接受一条天赋的出路。法国人不理解罢工如何妨碍蓬皮杜的管理，舆论也因为学生暴力和罢工的延长而转了向，开始谴责骚乱。这将是摆脱1967年议会阴影[20]的机会，对多数党来说，如此有限而已。 戴高乐对这些反对派是恼火的。他嘲笑地注意着，这是左派要求的合乎法律的投票。在公民投票按区域分散进行的情况下，他掌握着公民投票的主要程序，即他与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他认为人民至少会首先假定他，选举也可能是乔治·蓬皮杜的胜利，而不是他的胜利，即便如此，乔治·蓬皮杜将同样偏离胜利者。那么，他将使他的总理为五月初的错误负责，堤坝已经决开，而且不久前他已看到蓬皮杜在格勒内尔谈判中的失败。两个决斗者悄悄地对抗着。 最上层的这种分裂加速了政体的全面解体。星期二整整一天，总统府秘书长特里科都在向各个政府部门打电话以稳定它们采取各自的措施组织公民投票。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不可能。再没有别的回答。在邮电部（PTT）出现了一个情况，说起来好长：在警察镇压的威胁下，罢工者们没有中断与政府的内部联系，于是有了这样一个行动，邮电部长伊夫·盖纳做出规定[21]请工作人员注意划分普通罢工与暴动性罢工之间的界限，不要随意中断它们与政府的联系，如果工会组织力图使国家瘫痪，这就是对抗的信号。一个“暂时解决办法”就这样确定下来，这样，罢工者们的通讯权力一点没受到侵害。28日（星期二），在与内政部相邻的一个公共机构里，邮电传播机构的工作人员在确保各部与各省下属机构的联系，但有些机构罢了工[22]，必须用一些干部和无关紧要的人员建立一个另外的小型机构以保证通讯，这个解决办法暗含着工会与政府之间的联系将开始断裂。 恐慌同样蔓延到政治阶层。一些要人重新秘密聚集到弗朗索瓦·密特朗家中，更重要的要人则聚集到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家中[23]反对党里的中间分子都准备与孟戴斯结合，甚至打算与密特朗结合。戴派处境艰难。只是公民投票不再引起嘲笑而已。蓬皮杜的情况最坏，他看上去很镇定，实际上他好像看到地面在他脚下下沉似的。他本来准备向法国总工会完全让步，但比扬古工人的拒绝破灭了他的希望，战后最大的社会协调让步毫无作用。由于工会的不妥协，下午在领导层面间所进行的第一轮谈判毫无进展。对总统和总理的许多忠实者来说，十年的统治在完结。 一个附带事件的发生更证实政府处于无策之中。这天晚上，被占领的巴黎大学像往常一样举行集会。形势的变幻莫测和日趋紧张使与会者困惑不堪，辩论的局面有些散乱。突然，在校医务室里演出一幕：一个医生单独地被一个有点胖乎乎的小个头抓住，这家伙戴着蹩脚的黑色假发，他说：“我是科恩-本迪[24]。”医生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他。那人摘下假发，掏出护照，正是科恩-本迪。医生把他带到会场上，科恩-本迪要求讲话，会议主席拒绝了，然后再次辨认他，会议主席才兴奋地宣布：“这里有个人可能能使辩论解冻。”红色达尼拿起麦克风开始讲话，全厅的人呆了一会，没有反应。科恩-本迪摘下黑眼镜，科恩—本迪！全厅的人全站起来，欢呼声震动四壁，持续了5分钟。红色达尼热泪盈眶：“边境线，我不在乎呢！边境线，我才不在乎呢！”他迅速恢复镇定，接着发表火热的讲话：号召到处建立行动委员会；必须以暴力回答暴力，进而打倒政府。电台终止正常广播，报道了这个新闻。 接着，由全国学联的国际联络员佩尼努和几个行李搬运工在两天内替科恩-本迪办理了一系列遣返回国的手续。政府在这件事上失策，现在成了笑柄。那天晚上，许多戴高乐分子入睡时还在想，他们能活到第二天——最后一天的掌权吗？ [1]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讲话全文在当时的报纸和好几部记述五月的作品中都有转载。 [2] 6月16日是戴高乐将军宣布的公民投票日。——译者 [3] 作者可以验证这些“镜头”是操纵的结果。 [4] 法国古代战斧，1940—1944年的法国维希傀儡政府曾以此战斧为标志，密特朗曾涉嫌为该政府服务，并传言曾获该政府颁发的“法兰克战斧”勋章。参见第十三章第二节译者注。——译者 [5] 见让-雷蒙·图尔农：《将军的五月》，巴黎·普隆版，1969年。 [6] 这种语句形象地出现在密特朗的记者招待会的讲话全文里，戴高乐派急忙否认了。 [7] 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回忆录《我的历史真相》（巴黎·法亚尔版，1970年）里逐条回答了他的指控人，在他给阿德里安·当塞特的信中也讲得很清楚，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8]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9]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10] 爱德华·巴拉迪尔（EdouardBalladur），五月的重要角色之一，蓬皮杜的社会顾问和亲信，著有《五月的树》。——译者 [11] 爱德华·巴拉迪尔：《五月的树》，巴黎·马赛尔·朱利昂作坊版，1979年。 [12] 让·拉库蒂尔：《戴高乐》，第三卷《君主》，巴黎·瑟伊版，1986年。 [13] 法国著名传记作家。 [14] 让·拉库蒂尔：《戴高乐》，第三卷《君主》，巴黎·瑟伊版，1986年。 [15] 当塞特、图尔农、拉库蒂尔共同写了这个示威计划的梗概说明，见他们的书《1968年5月》《将军的五月》等。 [16] 戴高乐派的总部所在地。——译者 [17] 二人都是戴高乐的心腹，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都很活跃，忠实于戴高乐。雅克·福卡尔时任“非洲和马尔加什事务司”秘书长。——译者 [18] 同上。 [19] 指“西方运动”组织，由一些好战的赞成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的分子领导。此处以“西方”代指1961年的政变者。反政变者是指戴高乐派。——译者 [20] 1967年议会选举中，左翼联盟获46.4%的选票，议席比上届增加63席，共121席，成为仅次于戴高乐派的第二大党，加上法共的73席，戴高乐派失去了在议会的绝对多数。——译者 [21] 与作者的谈话。 [22] 塞弗丽娜·勒格丽与米歇尔·布吕吉埃的谈话。根据这位马蒂尼翁府顾问（后者）的说法，克里斯蒂昂·富歇当时有过向罢工者进行威胁性开枪的计划，想以这种方式强迫复工。 [23] 见让·拉库蒂尔：《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巴黎·瑟伊版，1981年。 [24] 作者与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的谈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