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二十三章 起死回生(5月30日)



  5月30日11时5分,将军乘直升飞机去科隆贝,12时25分又飞回爱丽舍宫,他说:“我需要新鲜空气。这样,我睡得好,休息得好。”他召见心腹、非洲和马尔加什事务司秘书长雅克·福卡尔,告诉他自己准备好要讲话。根据将军的暗示,福卡尔在会议上发表意见,并号召戴高乐派在18时举行游行示威。将军趁热打铁:“好吧,会议后16时30分,我将发表讲话。”
  一切都改变了。将军这次突然向前。因为国家一直在等着他,即使他不失踪(昨晚已宣布他返回),也多少象征政权走投无路了,上午的报纸对他做了如此的夸张评论。昨天已经进一步恶化,解体在目前好像已成不可抗拒之势。傍晚出版的《法兰西晚报》载让·费尔尼奥的文章如是说:“公民投票是不可能的。工会组织不再寄希望于戴高乐。在将军转向戴高乐派求救的时候,他一点也没感到他现在的孤立。我们常说戴高乐将军的民意测验,那么,这些被拴着的60%的法国人现在到哪儿去了?……老君主手中的剑正在落下,这就是由他编造的符合宪法的剑……戴高乐是孤立的。”
  新闻并不能洞察一切。

解散议会


  由于罢工,政府部门面临全线瘫痪的局面,警察局与内政部的联系中断,政府部门之外的人们则一致地在罢工。面对骚乱,警察人数显得不足。在格勒诺布尔,省政府已没有预备力量了。这种情况自农泰尔骚乱以来就长期存在着。在图尔和鲁昂,示威群众将不会再碰上警察。在好几个部里,已有人在清洗或焚烧档案。巴黎的某个议员与警察分局联系,索取关于他的有关问题的档案材料。一些政府高官甚至在编写准备供孟戴斯的政府班子用的分析报告。反对党人士到处寻求靠近孟戴斯的机会,共产党人同样在觑觎反对党认为越来越靠近的政权。30日上午,前国民议会议长孟戴斯再一次会见法国民主工人工会主席德尚,向德尚介绍他准备实施的重大措施。德尚再次强调戴高乐的失踪可能只是出于自尊心。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十分担忧蓬皮杜利用将军的失踪控制一切权力。蓬皮杜在接见了他的传统政敌戴高乐左派人士们之后,于11时发表了一个声明:将军应该继续履行他的职责;他应该任命一个由扩大的多数党所支持的政府。普利文[1]和杜阿梅尔[2]都曾有过加入缺少人员的、他们经常往来的戴高乐主义多数派的念头,现在都打消了。总之,一切阴谋诡计、秘密会议到处膨胀,从昨天下午起谣言漫天飞:戴高乐死了,戴高乐跑了或准备逃跑等等。一切都涌出来,一切在重新组合,一切在改变。
  这个时候,蓬皮杜在反复斟酌辩论的言辞。14时30分,即部长会议开始前半小时,他获得将军的许可被接见。他当然不是没有苦恼,他已拟定辞职信[3],准备递给将军,将军使他打消了此念头:“您留下吧,我们的命运是相关的。”将军对他的总理说着早已准备好的话。一切只能如此,蓬皮杜心里想,除了一件事需要立即落实:解散议会。于是他重申昨天和前天已经发挥了的理由:征询公民意见昨天已经开始。您的失踪引起了不安,一些名字已被说成是您的继承人;任何人不希望如此。大家现在都渴望秩序,这代表您。我们还有惟一的机会赢得胜利,即以广泛的多数派取代这个靠不住的议会。
  戴高乐不愿被说服,他想独自赢得胜利,即以他单独的语言力量保住政府,以简单的讲话战胜危机。他认为这是可能的。人们因而猜测他不想再用蓬皮杜,因为蓬皮杜将是选举中强有力的优胜者。老君主都不喜欢迫不及待的王储们。戴高乐说:
  “总之,如果说公民投票不能举行,同样的道理,选举也不能举行。”
  “不,公民投票是难以理解的。任何人都不会觉得妨碍公民投票的组织工作会有过错,这与选举完全不同。任何人都不敢妨碍选举。解散议会,可以促使罢工结束,至少在公共事业机构里。”
  戴高乐没有表示支持。蓬皮杜只有打出他的最后一张牌:
  “您要求我收回我的辞职,我请求您解散议会。”
  这是关键的原因。戴高乐仍然需要蓬皮杜。如果总理辞职,他的讲话效果就大打折扣。只能与这个人一起说服全国人民,而最有力地应付了风暴的这个人却要辞职!当蓬皮杜要继续说时,将军立即缓和话语,然后在一张白纸条上写了一小段话递给蓬皮杜:这是给参议院议长的信,根据宪法第12条[4],解散议会必须遵循的程序。参议院议长加斯通·莫内维尔不一会就会接到这封信,是在他刚刚打电话给他的一个做巴黎行政长官的朋友说这句话时:“我将掌权。”

“我是不会引退的”


  4时30分,部长内阁会议讨论了日常事务之后,戴高乐讲话。全法国人都在他们的接收机前面或收音机旁边。传奇般的声音响起,没有图像。将军选择了无线电传播,但他的声音仍由电视台转播,因为这样少些被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罢工者切断的危险,也可能是将军担心自己在镜头前显得衰老的缘故,或者如让·拉库蒂尔认为的最简单的原因,这个时间没有多少人看电视,而收音机的收听范围可达至任何地区。这种方式还有另外一个好处,使人们自然想起将军在伦敦发起自由法国运动的1940年,那时就是这种方式。
  收音机里的声音像鞭声一样砰砰作响,一切听过的人将永远不会忘记。讲话仅有4分半钟的时间,但字字千钧:
  “法国女公民、男公民们:作为国家和共和政权的合法监护人,24小时以来,我一直在考虑着可以使我维持共和国的种种可能性。我已做出了决定。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是不会引退的。我受人民的委托,我要履行我的职责。
  “我不准备更换总理,他的稳健作风和出色才干值得所有的人尊敬。他将就政府组成问题向我建议并做出他认为有益的更动。
  “今天,我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我向全国人民建议举行公民投票。这将使公民们有机会确定是否应对我国的经济和大学进行一次深刻的改革,并通过惟一可接受的途径,即民主的途径,表示他们是否依然信任我。
  “我注意到,在目前的形势下,实际上缺乏进行这一公民投票的具体条件。我推迟了举行公民投票的时间。至于议会选举,它将按照宪法规定的时间进行,除非有人企图压制全法国人民的言论自由,在妨碍人民生活的同时不让他们发表意见,同时有些人以同样的手段阻止学生学习,阻止教员教书,阻止劳动者劳动。这些手段就是恫吓、毒化宣传和暴力行动。一个蓄谋已久的集团和某个具有专政企图的党(尽管该党在这方面已有竞争对手)都采用了这样的手段。
  “如果这种暴力的行动继续下去,我将有责任支撑共和国,那我就得依照宪法,放弃在全国立即举行公民投票的计划,并采取其他做法。总之,应该立即在全国各地组织‘公民行动’,其目的首先是帮助政府,其次是帮助地方行政长官成为或再次成为共和国的特派员执行他们的任务,尽可能地保障人民生活,随时随地制止破坏活动。
  “法国确实面临专制统治的威胁。有人企图迫使法国接受一个在全国普遍感到失望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政权。这样的一个政权显然在本质上是战胜者的囊中物,即专制的共产主义政权。
  “开始时,这个政权当然会利用那些被弃之一旁的政客们的野心和仇恨,为自己涂上一层骗人的保护色。而在此之后,这些本来就无足轻重的人物就会变得一钱不值。
  “是的,共和国决不屈服。我们的人民会重新振作起来。进步、独立与和平将与自由一起取得胜利。
  “共和国万岁!”
  “法兰西万岁!”
  这是一篇政治杰作。句句谦恭、深邃,有针对性,充满箴言,抑扬顿挫,恰如其分,富有效力。使每个“我”老是在记忆中重现入伍之初在战场上排列战斗序列的一瞬间。接着根据人民的委托,立即下定维护总理,进行选举和继续干下去的决心。然后渐进地抨击法国共产党的“专制威胁”。这是他诡诈的部分,因为当前威胁政体的是孟戴斯而不是瓦尔德克·罗歇,几天来狂热的戴高乐派清楚这一点。但这没有什么关系,早已有人表明制造恐怖的是共产党。在法国,反共产主义思潮最能深深地打动人们的心弦。最后显出科恩-本迪之类人的轮廓,这更是令人恐怖的七头蛇。人们在熟人很多的地方会重新镇静下来。如果敌人就在那儿,并被摘掉了假面具,他就会可憎得令人跺脚。
  接着的威胁是,如果人们继续罢工,阻碍选举,总统将运用宪法赋予总统全权的第16条[5]。为了增加威胁的分量,在需要呼唤部队时,戴高乐换成号召公民行动,组织保卫委员会,这将成为一切非法企图的最大障碍。并隐约点明要打倒我戴高乐,就必须踩在戴高乐的身上过去,这将掀起内战。戴高乐的修辞,像所有精彩的修辞一样,夸张了现实的严重性。总之,他在向当前的敌人突然袭击,并把“被抛弃的政客们”置于一钱不值的境地,这些政客们被这样的话刺痛,像昆虫被针刺了一样。使密特朗和孟戴斯不得不安排时间清洗戴高乐所指的党派标记。接着鸣笛,帷幕落下,戏剧结束。1968年5月运动结束了。

戴高乐派的洪流


  波旁宫里,议员们分散在厅内和走廊上,分别围着半导体收音机。多数党则汇集在科尔贝尔大厅里,都微微颤抖地。当听到“我是不会引退的”,爆发出欢呼声,立即被“嘘”声制止。他们在大厅里游行,接着举行集会,最终是爆发、高喊、哭泣、互相拥抱,震动四壁,两次唱起《马赛曲》,如同运动场观赏台上在足球守门员鱼跃救球的一刹那。
  在巴黎大学和桑西耶中心,倾听讲话的场面转成集会。他们嘲骂讲话,叫嚷内战,揭露所谓的“保卫委员会”与新的盖世太保相似。在桑西耶中心,学生们甚至相信部队会立即介入,坦克和伞兵聚集巴黎,便衣士兵将进攻学院的谣言不胫而走[6]。全体会议指定了负责保卫大学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立即派出一些装备了步话机的侦察兵到邻近的大街上去巡逻,这些侦察兵一个多小时后返回,他们只是疲劳地注视了一番冷漠而安详的过路人。
  学生领袖们终于很快地明白,节日过完了。正如运动的角色之一雅克·贝纳克[7]所写的:戴高乐这下打断了运动脉络中象征性的一环。在他失踪的前一天,他让人们认为戴高乐主义大概要真正完蛋了。在宪法第16条和内战的幽灵产生威慑作用的同时,戴高乐消除了死人的阴影,迄今没有任何人希望死人;但戴高乐可以杀人,如果有必要的话。在法兰西这块土地上,人们都不希望再有杀戮。对任何人来说,1968年5月不是为死亡而斗争,只是一种言论的造反。戴高乐并未制止言论的造反,如同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话——用言论。总统以毫不掩饰的权威和简洁的技术性的说明了结了危机。人们将用他的讲话来反对象征性的暴力,即示威者和街垒的暴力,也反对他在恐吓中真正使用暴力。至于那些空名的战士们,正如皮埃尔·戈尔德曼所挖苦的,革命者们准备好了一切,除了真正的革命。那么,革命者们只有暗自卷起红旗,以准备在另一次革命中再展开,当运动准备好时,当群众跟随他们时,当工人阶级动员起来时,当革命的党建立起来时。总会有一天……
  共产党人没有犹豫多久,当天上午,他们还在要求得到政府里的部分权力,并声明他们号召人民的宿愿。法国总工会照样做,并要求尽快地谈判。弗朗索瓦·密特朗则抨击戴高乐的讲话只是“雾月18日[8]、12月2日[9]或5月13日[10]声音的老调。”但他显然将参加选举。戴高乐在4分半钟里,严守法规地赌博,重新抓住了他的权力。节日结束。
  这样结束似乎缺乏高潮,是否还会有高潮,有人在香榭丽舍大道上预测了好几天。在这个时间里,沙邦-戴尔马[11]主持了议会历史上最短的会议之一。他在感谢了议员们的完美工作之后,便宣读国家元首的一封短信:

  “议长先生:
  按照宪法第12条,并关于这一条咨询了预先规定的要人之后,我决定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多数党的议员们鼓掌拥护并开始离场。但他们看到左派议员们仍然留在座位上,又退回来,反对党议员们站起来唱起《马赛曲》,多数党议员们模仿他们也唱起《马赛曲》。两个营垒唱着同一歌曲。接着,戴高乐派走出去,并排队走向广场上那座古埃及方形纪念碑,完全占据了那里。从戴高乐的讲话结束的时刻起,恐慌的巴黎人不约而同地倾巢而出。有恐慌的资产者们、不安的商人们、受损的老板们,还有钟爱秩序的职员们、保守党的工人们、守规矩的年轻姑娘们、右派大学生们和极右派活动分子们,都奔向协和广场。保卫共和国委员会的组织者皮埃尔·克里、罗朗·布热塞和总理府负责与议会联系的联系部部长罗歇·弗雷简直不敢相信会有这么多人,简直可与工会的游行队伍相匹敌。右派一般是不喜欢到大街上示威的。几天来,他们一直在不安地与反戴高乐主义的极右派协商合作的问题,即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反戴高乐主义的极右派,他们提出了一个反对共产党和左派的暂行协约。这个协约反对关于已被判刑关押了10年的秘密军组织成员的大赦令。这个派别将在6月18日突如其来地出现在街头。在此期间,怀念“过去的阿尔及利亚”的光头小伙们与老布热德分子们,老贝当分子们以及形形色色的法西斯分子们汇同“阿尔及利亚的廉价出售者们”,即反贝当的支持者们暂且肩并肩地重新走在一条道上。
  情报局没有预测到当天会有5万人汇集。人们10多次越过杜伊勒利宫铁栅栏的范围,他们或开车或步行,通过塞纳河上的所有大桥,从四面八方奔赴同业工会的大约会。人群中布满了三色旗,胖乎乎的猪肉食品商和年轻的老板娘们还围着短围裙,退伍军人们在队伍里高举着镶金边的军旗,还有焦急的小市民们,他们厌倦了暴力,厌倦了焚烧小汽车,厌倦了停滞的法国和对“伟大的夏尔”的侮辱。
  狭长的小旗在五颜六色的人潮中摇晃:“戴高乐不孤立”,“共产主义行不通”。人们向一个标语鼓掌:“我是工人,我有7个孩子。反对无政府主义,戴高乐将军万岁!”人们喊着时代的口号:“前进,戴高乐!前进,戴高乐!前进!”“密特朗,江湖骗子!”“科恩-本迪回柏林去!”或是难听的:“科恩-本迪滚蛋!”
  一支队伍向星星广场进发,由部长们和斜挂着议员肩带的议员们打头。蓬皮杜拒绝前来;在拥挤的人群第一排,浮动着文化部长马尔罗和悲剧性的人物前总理德勃雷,他在罗贝尔·布热德的眼皮下扯着嗓子高唱着《马赛曲》。
  游行持续到21时,人群围绕着凯旋门下的无名烈士墓火焰散开,怀着对孟戴斯和密特朗,共产党和科恩-本迪的仇恨,他们确信自己的力量,确信未来。明显地,节日确实结束了。




[1] 普利文(RenéPleven),抗战民主联盟成员,1945年曾任殖民地部部长,1958年5月8日,戴高乐再次出山前夕,曾任一天的总理。——译者

[2] 在野中间组织现代民主党的领袖。——译者

[3] 见乔治·蓬皮杜:《恢复事实真相》,巴黎·弗拉马里翁版,1982年。

[4] 法国宪法第12条:共和国总统咨询内阁总理及国会两院议长后,得宣布解散国民议会。——译者

[5] 法国宪法第16条:在共和制度、国家独立、领土完整或国际义务之履行遭受严重且危急之威胁时,以及宪法上公权之正当行使受到阻碍时,共和国总统正式咨询内阁总理、国会两院长及宪法委员会之后,得采取应付情势所必须之措施。总统应以公文将此措施布告全国。——译者

[6] 见雅克·贝纳克的《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7] 见雅克·贝纳克的《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8] 指波拿巴1799年雾月18日政变。——译者

[9] 1851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仑发动政变。——译者

[10] 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利亚成立救国委员会。密特朗引用这三个日期,影射戴高乐的讲话具政变性质。——译者

[11] 国民议会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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