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尾声 怎么可能呢？难道就这样算完了？这场造反何以难以置信地失败了？这些问题和另外好些问题，从将军5月30日讲话的最后一个词落地，法国人就开始把它们搁置起来，没想到他的讲话明显地竟使现实重新找到了一个秩序的外壳。 可以说人们都很自然地公开承认这个运动，知识分子们根本没有预测到这一点。只有一个例外，即《青年的攀升》这篇预言的作者阿尔弗雷德·萨维，早在十几年前就描述了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将不规则地在社会上开辟一条道路。 正因为事件之前缺乏理性的研究，分析家们必然要在事后弥补。20年以来，对五月的研究著述汗牛充栋，都把它说得一团漆黑。这里将提供一个简明的概要，可能会为研究这个错综复杂的事件增添一点线索。面对那些长期左右这个事件研究的评述，好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强调指出提供简明线索在今天尤为必要。事实上，1968年5月并不是暴力决裂的先兆，不是一个将来会成功而现在注定要“失败的革命”，也不是在技术官僚主义的制度里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这不是这个事件应该过重负担的任务。这是暴动缺乏连续性的缘故，尽管运动的魅力和创造力后来竟意想不到地消失了，这是暴动缺乏连续性的缘故，而社会民主化的连续性，却是两个世纪前就在争取的东西。1968年事件并没显示出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所显示的仍然是法国大革命的推广趋势。在这场运动中，集体主义的愿望显得小于个人主义的愿望。运动没有表明多元化的旧民主制度和混合经济已经衰竭，相反巩固了这种制度和经济[1]。 外国阴谋？《阴谋的理论》是极右派[2]的一些书所研究的对象，其中间或提供了当时一些多数党成员的谈话，有人援引这些谈话，毫无根据地说什么从中发现了以色列插手1968年5月运动，明确地致使亲阿拉伯的戴高乐主义的失败。另一些人认为莫斯科在以往的许多次动荡中插手，虽然这一次还没发现。法国共产党对准备和掀起这场运动什么也没做，相反以惊人的努力使运动限定在适当的范围内。因为戴高乐的外交政策太符合巴黎和莫斯科的共产党人的口味，以至于他们都不希望有另一个人来替代他。当五月运动降临的时候，要想使它变成真正的“巴黎的布拉格政变”，法共必须有具体力量的准备，然而法共根本没有这种打算，即使政府安排了警察和部队的介入。 还有人控告“小团体”或是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与国际保持联系。这无可辩驳。欧洲和世界的激进派大学生们鉴于多方面的急迫需求曾特别举行过多次会晤，如大学生代表大会，托派分子的第四国际例会等等。但这些活动总是停留在有分寸的范围内，而且这样的联络总是不可靠的，很难为某国某项请求有组织地特别协调好。任何国家，任何党派为了摆平一切此类的事，就必须提供资金、部队和进行秘密尝试。苏联像对待瘟疫一样地不相信这个运动；中国一直谨慎地对待欧洲国家，尤其是对戴高乐主义。惟有越南出于自身利益立即对骚乱抱有希望，但宣传对他们来说就足够了。极左派团体在运动中扮演了战略性的角色，可它们没有真正意识到，它们无意识地促使美国削弱了坚持越战的决心并准备后来的撤兵，因为美国亦害怕发生此类内乱。但是，越南人为什么要远距离地操纵法国这场靠不住的革命，法国的什么制度会对他们增添什么好处呢？ 事实终究使一切假设破灭。 造反是自发的，没有准备也没有命令的，没有计划也无法计划。 1968年的奥秘超越它所有的角色；今天任何人都不能虚构出它有一个策划者。 保守派的评论最著名的保守派的评论是雷蒙·阿龙的《无双的革命》[3]，严厉地批判这个运动。他认为这个运动基本上是消极的，是集体的心理剧、革命的梦幻，是一场大混乱、一场大规模的起哄，是来自大学的出自破坏目的的反民主运动，并使经济遭受严重的衰退。 雷蒙·阿龙长期指责这个运动，离奇地否认整个运动的前景，这种武断的顽固的态度，显然缺乏众所周知的清醒头脑。最近，从保守派怀有敌意的武断分析中，一些读者从反面悟出了这个事件的积极意义，从而把1968年5月风暴重新放置于法国历史的连续性中去思考，并揭示出这个运动的特征：近乎全面地开放法国社会的深刻革命。在托克维尔[4]之流的资本主义的赞美家们看来，阿龙对五月的评论运用的可能是法国思想家的方式，因而使他的分析深奥莫测。他当然有他的道理，然而，后世却要批判和唾弃他的评说。 说到底，这种分析只是戴高乐派的现象，无论在事件中还是事件后，戴高乐派之中每个叙说五月运动的人一般都用这种方式，夏尔·戴高乐[5]和乔治·蓬皮杜[6]都有类似的表达。在30年代，戴高乐上校就预言过知识分子的骚动和必然将产生的“机械文明”的社会将割断知识分子个体传统的根基以及过去对他们的有价值的评价。不管怎样，知识分子总是要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万能，总是要揭示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的，并提出了改革的观点，力图参与调节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极不平等的利益分配。 从5月14日起，乔治·蓬皮杜就一直围绕他的“文明危机论”阐明使青年一代晕头转向，使国家混乱不堪的“文明危机”。他认为，过去的价值观已经落在了更加进步的技术和工业的后面，这就是危机的基础，这需要领导者们能广泛超越保守党派的传统纲领，并具有人文主义的和改革开放的意识。乔治·蓬皮杜几乎被迪斯累里[7]所俘虏，迪斯累里就是位明智的保守党，为避免应该遭受的混乱和受压制的状态，而实现反对党的某些改革意见。 两个伟大人物都在勾画危机的有形结果，并不是单纯的修辞手法的差别。戴高乐反对大多数参议员的意见实施公民投票，近乎固执地使自己认为必要的改革流产；乔治·蓬皮杜在1969年当选为总统，他召唤沙邦-戴尔马为总理，给他3年时间尝试建立“新社会”的改革经验，然而由于他的参议员皮埃尔·朱耶和玛丽-弗朗斯·加罗的强烈要求而终止，他们以极大的胆量说服蓬皮杜，说这样改革下去会使他本来拥有的多数派和社会失去稳定。1974年，吉斯卡尔当选为总统，差点不行了，才重新采用沙邦的部分改革纲领；组织解除政治生活中的“痉挛”，并实现“社会改革”。这些与1968年5月风暴的前后联系是不容置疑的。换句话说，右派在1968年5月中左右为难，摇摆不定，6月以后的镇压和报复，使他们更加明白：人们还是相信煽动造反的社会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评论阶级斗争的理论的确是数不胜数的深奥论断中的纲领性东西，其依托面极其广阔，在总体上揭示了一切错综复杂的潮流和宗派的本质。 从阶级斗争这个科学的角度来看[8]，五月是资本主义达到帝国主义垄断阶段（有人粗略地统计过，这些专用名词经常变换）的额外灾难。法国资产阶级应该面对工人阶级的暴动，因为超剥削联盟中的富有阶级的消费呈现过分奢华的景象，他们当然抵挡不住暴动浪潮的冲击。学生暴动是知识劳动者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和资产阶级的规范的决裂，资产阶级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为暴动所利用。 运动显然是复杂的，因为运动中相对激进的思潮是依靠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推论并用来摧毁对手的推论的。正统的共产党人、托派分子、主张工人自治者、甚至社会主义者都是依仗同样的方法论互相刻毒地攻击。以至相当数量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或接近马克思主义的人在五月以后都经历了这一天：徒劳地用相当的篇幅企图解释这个事件。 当然，在这些分析里，都有它的道理。法国是资本主义制度，其危机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一切如遇到经济难题的时候一样，应届政府的反对派在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为什么在经济繁荣、失业程度很低、人民购买力迅速提高的情况下，反而引发了社会危机？而马克思原则上认为社会动乱一般发生在经济衰退时期。 其次，他们应该解释青年的作用问题，观察家埃特加·莫兰以他的天才阐明：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青年一代正在以近乎阶级的阵营阻碍统治阶级的传统方案和社会生活的决策。还必须注意运动角色们意识中的错误和因偶发事件所带来的自身混乱等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观点，这是“唯心主义”、“虚无观念”、“小资产阶级狂热”在作怪，尽管不涉及这些，对我们理解事件并不重要。马克思在他的历史性著作里，以浩如烟海的数字立住脚，以至使他没有必要赞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存在[9]。他的20世纪70年代的继承者们稀罕他的天才，却忽视了认识五月的独特性之一，即正值上升时期的中产阶级，将以他们在社会的中间地位，使两个最大对抗阶级之间不断扩大的纲领分歧点逐步消逝，而无产阶级一边和新生的中产阶级物业主为另一边的对比却渐渐明显起来。由于忽视中产阶级广泛存在的缘故，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在假设五月将表明的是另外一回事：终究有一天，先前的中坚力量——工人阶级和它的代表们将达到更高水平的觉悟和组织，并将直接提出它在社会中的权力问题。 然而对不幸的是，相反的进程产生了：混和性的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惯常承诺改革不断增加，工薪中产阶级的砝码一直在加重，而依靠马克思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建立起来的组织却迅速衰退。以致马克思主义者们逐渐向托克维尔的资本主义的观点转化来解释这场危机[10]。 莫兰、勒福尔、卡斯托里亚迪和图雷纳的评论应该在某个广场上特别地建一座纪念碑纪念这些同情五月运动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他们几乎是冒险趁热进行1968年的总研究。那时，他们的研究、假设很难找到材料印证，然而他们都以严谨的态度和理论上的想象力在研究五月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他们的研究比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研究还要细致入微和光彩夺目。 前三位作者的《缺口》[11]，虽然基调与马克思主义者们有差别，却揭示了五月所表明的技术官僚主义社会的脆弱和危机，青年和工人阶级正是以正义和人道的名义反对这种社会。五月造反在这种社会和政治监督的体制里打开了一个“缺口”，同时开辟了一条走向更真实民主的、工人自治的，而不是代表制的可能道路，使社会的每一份子走进更适合的社会。 根据一切表象，这个缺口在制度里已合拢了；青年和工薪阶级似乎觉得处在技术官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改革中比他们处在不满的抗议中更满意一些。然而他们可曾知道，可能有一天，缺口会重新打开…… 阿兰·图雷纳[12]则从五月里发现了“社会运动”的新出路，即以民主和抗议的活动替代传统的对现状不满，借社会骚动的机会进行宣泄。根据图雷纳的观点，还允许今天在议论中最好相对地忘却“社会运动”这个概念。他的作品的关键点对70年代以来非常有用。这种奇特的历史性预断，的确大大超越了社会学家的论题范畴。 民主的假设为了弄清五月，必须从含糊不清的问题开始。这种研究已经常性地开展起来了，即从造反的两个面对开始，既面对古老的东西又面对现代的东西，既评述过去又预测未来。 1968年的法国，是人们从没见过的，可以说是一次来自古老的农业社会和传统的工业社会的强行军。古老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都混合在里面。那时，在工业中，最使人厌烦的雇主们主宰着大部分的经济，而大工业集团在蓬勃发展之中，但戴高乐主义已取得部分进展，某些工会和资方左派开始积极为社会关系的缓和辩护。在农业中，地方小地产仍然占优势，但出口的、多产的、机械化的农业同样在兴起。在商业上，小店铺仍然充斥市区风景，归并的大商业只能占据市郊。在外贸方面，法国总是能从与海外领地的贸易中获取大量收益，而欧洲总在强制法国进入国际化的市场竞争。法国当时成为世界的第四大出口国。在政治上，那时还只能任凭法共的法国总工会照旧掌握着发起工人运动的主动权，但工联主义开始参与竞争并更富创新，尤其是法国民主工人工会；马克思主义者仅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是机会主义者；左派总是摇摆于共产党的国家干涉主义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即社会党）的模棱两可之间，但左派正在社会主义的表面上自我翻新，主要表现在居伊·摩勒的社会党或孟戴斯的激进党以及罗卡尔的小统一社会党内部；右派的表现方式也完全是一种大杂烩，戴高乐醉心于大改革计划的保守党状态。蓬皮杜，这个出生于蒙布蒂夫的工业主义者式的农民，则处于现代蓝图收集者的状态。宗教仍然左右着许多法国人的日常生活，然而梵蒂冈二世的风已刮起法国天主教教堂的灰尘，基督教左派开始指挥法国天主教的唱诗班。在舆论上，电视严格地服从政治权力，可电台已如愿实现自由，这是多亏周边国家的电台以及半导体收音机神奇地转移电波的缘故。让·诺安[13]和让-克里斯托夫·阿韦蒂在法国广播电视公司里完全像让·德拉努瓦[14]和让-吕克·戈达尔[15]在电影界里一样竭尽全力地争取自由。那时，在避孕药已经成批量生产的时候，在超短裙和家庭舞会耗费着青少年一代的聪明才智的时候，许多法国女青年还能在是处女的时候结婚。 有人说，全社会竟如此地混合新与旧。经济的迅速发展伴随着传统道德的沦丧，1968年的法国正紧张处在这种双重性里。那时，当80年代的道德和思想已经在流行的时候，30年代的家长制社会依旧存在。战前还能控制道德，战后就松弛了。 造反当然要借用途径反对传统。学生运动要求大学改革，但学生领袖们用的还是世纪初的革命语言。拉丁区的不满现状者们虽然要求教学法现代化，要求放松纪律，要求改革知识的传播，但又拒绝大学向经济或企业开放。工人阶级在运动中往往处于与最重要的工会组织对抗的状态，然而当劳动者的各种愿望在各个工厂里表现出来的时候，工人阶级紧接着提出的却只是纯粹的工资“数量”上的要求，而且，还有相当的工薪者不管工资“数量”如何低而无动于衷。工薪者们模糊而又强烈地要求采纳他们的意见，并要求赋予他的部分的责任，可是他们的代表又拒绝一切可能与工会的职能相仿的冒险管理活动，因此人们用一个侮辱性的词“阶级合作者[16]”谴责他们。大部分行业在骚乱中都争取更多地分割权力，这次运动双倍地证明行会主义斗争尖锐。但终究没有人想引起内战，也没有人想非法地夺取政权，虽然任何人都在运用革命的词藻。所有的主角们都在谨慎地避免走向极端并抑制他们的战士，因为不这样就可能导致伤亡。无论在革命的词藻激烈变换的时候，还是在残酷镇压的时候，主角们都随时一致保持这样。暴动的学生们完美地运用象征性行动，虽然有任性、嘲讽的举动和咄咄逼人的暴动设想，总之还是平和的。然而，他们还是抑制不住战斗的刚性，使五月运动仍然在强求一个迅速现代化的社会，同时将魔术般地绘出未来社会的轮廓，企业的、市场的、资方的以及资本主义竞争的蓝图，并将需要15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法国对左派的承认[17]，这在欧洲邻国好早就在实践了，即对社会民主党的折衷选择。 从那时候起，对五月的一切评论都是可能的，既然社会群起反对这个运动，正好发挥运动双重性的作用。狂热的评论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或列宁主义的一切变种以及结构主义[18]或尼采主义[19]的无数说法左右五月以后。这是可理解的事，当时人们可能为例如列宁也未曾想到过的这种全面罢工和推翻一切的大批街垒力量，以及一切权威的世界舆论对这一个月不顾社会监督的无尽的阴谋、造反的评论所慑服，未来得及思考许多。接着是反对资本主义的十年。自由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主张工人自治者和国家干涉主义者并存。这有利于一切社会“抉择”和一切社会边缘活动。而政治和社会活动分子们在这30天的造反里都尽可能远距离地给予促进。少数学生先锋的激进言论表面看上去是合法的，因为他们用的是成千上万的示威者或上百万罢工者的名义，这需要他们以耐心和强有力的战斗来重新获得这种斗争的合法性，并用假设来表明这种战斗比选举的银样蜡枪头更具打破一切格局的代表性。 然而，大部分人对五月的现实有误解，没认识到五月在除了对人性的否定之外迸发出了个人的和集体的创造性，并在两天里就跑出了摆设性组织中的思想家们能构想出的所有图解。评论家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20]非常明智地提到一本小册子《1968年的思想》[21]的指导作用，根据这个著名的小册子的主题，1968年以后（和以前）的思想的指导作用在往后70年代的冷酷战斗里比在五月的民主沸腾里要成功得多。有人说在五月里，阿尔蒂塞[22]的东西没起到一点作用。当林哈特[23]的理论崩溃的时候，科恩-本迪自发地充分发挥。人们害怕五月被右派和改良者们复得，曾首先有过宁愿让左派及理论占领的思潮，只是没有实现而已。因此，五月以后的十年成为极端政治化时期，必然要引起论战和极左的迸发。 五月的政治活动分子们在前线的终点失败了。从1973年皮埃尔·奥弗尔内[24]在雷诺汽车制造厂大门口死于殴斗以来，左派主张曾一度超过了它的鼎盛时期。五年以后，左派将不容置疑地从它的衰落中突然一跳[25]。在五月风暴十周年的时候，人们发现革命的传统已散成丝缕，雷吉斯·德布雷[26]举行一个同时是墓志铭的小型纪念尝试，他认为与其说五月是社会主义革命开始高涨，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的狡猾更准确些。 直到20年以后，五月运动的内涵自然清晰起来，即五月在文化方面无声地取得了胜利。它在风尚方面的革命是完美的。多亏过去的时光，使人们才能在事件的纷繁中发现五月原来是未来的报喜人。五月运动之后，合法的国家再没濒临倾覆，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站得直，“制度”在它的基础上更巩固。相反地，只是日常生活变了。过去僵硬的社会关系消逝了，象征性的等级制度不明显了，取而代之的是工资的迅速提高而带来的收入等级。某些休闲方式悄悄地侵入工作交往（当然不是在工厂里）和家庭交往之中，纪律变得松弛起来，许多规则不再起作用。遗留下来的宗教的和小资产阶级的道德观的身体检查同时放宽，直到新的自由愿望产生。在大学城里，男生去女生住处的权力问题已全面掀起争取；五月加速了日常生活中的性感化，主要用图像和广告来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对某些人口范围如在少年中或都市中心同样不回避。五月以后，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也不再那么没有一点趣味。教士、显贵、医生、翻译、律师、法官等世俗权力同样出现在法国的例行公事中，人们对此不屈不挠地提出异议，直到他们自觉无趣逐渐消逝；但他们也在进行公开的耐心的持续的和符合法律的辩论，直到得到同样的重新评价。“对话”“商讨”等变成了一切权力尝试的代名词。法定的秩序，绝对的命令，神圣的指示都慢慢地被弃置到权力的博物馆里。从这以后，权力大概只是成了为自己辩护和说服、引诱别人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五月造反是文化的而不是政治的，这个定义有些模糊但是准确，这个定义所代表的意义比权力的意义好，所有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在他们各自的面貌里更加日常化。女权论，工人自治主张，地方主义，生态学，反传统精神病法[27]，同性恋的合法斗争，近赤化主张的夫妻共有财产制，麻醉探测嗜好，迷恋旅游，追求享乐的自恋癖，性自由，奇装异服，亲美和厌美的混合，团体狂热，主观主义偏向等等，不分昼夜地泛滥，这一切现象都是在五月里萌芽的。那时，人们在巴黎大学和奥戴翁剧院的墙上，在一些悬挂在工厂大门口的狭长的标语上初识了这些，从示威者的口号中，尤其是在无休止的战斗到处蔓延的那些日子里听到这些，同样可从拉丁区，从被占领的企业里，罢课的中学生那里，离婚的家庭中，停滞的行政机构中和拥挤的大街上接受这些。 这些梦想渐趋平静。但人们仍然在以不完整的方式稀释、重温或偶尔再接触这些梦幻。这些东西已辐射到一切社会关系中，改变了所有人的感觉，并在20年里改变了所有的常规和无数的规则。“激增的一代”是造反的主要角色，社会把他们输送到各处，随着几乎独揽了一切社会角色——青年工人或青年干部，教授或工程师，军人或公务员，然后成为丈夫或“伴侣”或家长，有的成为他们曾经不满过的那个社会之后的负责人，他们从容不迫地越过了那里的栅栏，但从没忘记过作为另外一方的滋味。尤其是现在占据社会金字塔中间的那些大腹便便的广泛的中产阶级，已被五月运动塑造成型了。他们在没精打采的和分散的形式下，不慌不忙地主宰着群众社会，1968年使他们遍地开花。 五月在是政治的以前已经是文化的，另外一种生活的要求比另外一种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要好得多。由于保守的恐惧感和担心引起论战的复杂因素，人们没能马上看到这一点，因为造反—镇压赌注的发生程序将仍然要在台前占据五六年的时间，同时报纸上仍有助长“骚动”的专栏文章，而且共和国警察的牙齿也在武装。正如亨利·韦贝尔[28]着重提出的“救世主降临说”所提供的启示：在暴动中政治上的收获只是通过政府的承诺使极左派领袖们的学生群众合法化了而已。 作家阿蒙和罗特曼[29]的热情而详尽的叙述使人们今天认识到这个战斗的北欧传说总之并没有思想和行动，没有个人一生和个人命运的慢慢转化那么重要。他们认为五月的遗产就是它的扩散性、混乱性以及逐渐消逝而又无所不在的真实性。即内在的革命性和实践中的混乱性，是一种个体的造反，而不是一种集体业绩的暴动，是个国民的大故事，是结构改革的希望，也是世纪上半叶历史倾覆的一次模拟。相反地，市场、社会竞争、自由主义的自治、国内和平、冲动的满足，成为五月以后最大的胜利果实。 那么应该把头从马克思那边转过来（当然不要忘记他），看看托克维尔[30]那一边。在那里有人将提出一个重要的假设：五月不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而是一场改良的大暴动，一场民主暴动。 因为20年以后，五月将持久地显示它不是一次失败的革命，而是一次成功的改良。 进一步地说，现代社会的特征，根据亚历克西的可贵概括，就是走向平等的不可抗拒的步伐，在这步伐里将慢慢地忘却社会差别并逐步把全体公民带向一种共同的命运。五月就是在这个方向里的一次大飞跃，一次为了平等的暴动。青少年们拒绝选择入大学，不服长官，嘲弄权威；人们要求各业最低增长工资限额为35%，而不是10%，以达到与以前大不一样的工资；他们在完全拥护第五共和国的民主方面的同时，要把戴高乐的专制送进历史博物馆，打破戴高乐派在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政治垄断，使所有同业工会的领导人失去合法性，抨击一切头面人物，行业保护人、行政长官、良师权威、思想家、知名人士、显贵等一切重要人物。他们希望在一切领域里制定标准，减少差别，遏制奢华。 一些作者在叙述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五月的复杂性在进一步肯定“五月是一场民主暴动”的结论。在第一个星期里，除了观念和革命方面的东西，具体要求都提出来了；暴力被用来作象征而不是用作改变力量关系的具体手段；在对抗中，人们不自觉地达成默契，寻找避免越过红线的一切办法，即伤亡的红线。在5月10日，街垒只是一种表示，而不是一种军事手段；在街垒旁边，政府也是本着有限打击的底线，等待着承担责任的最后时刻。巴黎大学的占领仅仅使空话的造反开始；为了不至于为此再诉诸武力，政府对占领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蓬皮杜没打算依靠警察力量或部队，当然主要是顾及舆论的倒转，也有保护民主的理由；工会罢工使经济停滞，但未曾超出暴动性罢工的界限；政府在社会妥协里寻找解决的办法，而不是在与工人阶级的对抗中寻找；戴高乐想以公民投票摆脱困境，蓬皮杜则想以立法议会选举来摆脱；大学生们曾想占领市政厅，后来意识到不妥而放弃了；革命共产主义者青年的纠察队制止示威群众冲进武器商店。当戴高乐摇动真正内战的魔瓶时，每个公民都自觉地放弃权力更替的要求并顺从地走向投票箱以渡过危机，这是事实。总之，尽管有言语的狂热和街头对抗，但人人始终都心照不宣地保持民主的默契，以避免流血的对抗。人人所关心的最重要的东西并不是权力归谁持有，而是社会的实际改变，正如科恩-本迪在形势转折关头接受《观察家新闻》[31]的采访所明确解释的：尽管一切有些过分，但毕竟还是恪守在民主的范畴内。 6月以后的对抗的确使一切再度停滞并退到社会的深处进行。然而为时已太晚，因为民主的默契已形成，流血的警告已发出，而且社会基础也再不会与以前完全一样了。各团体的头头们知道一点，也考虑到这种情况。兰佩迪西安的谚语说：为了什么都不改变，就必须改变一切。而这一切仍然只是某一件事。 个人，不是阶级或团体，经过五月得到强化。个人不是孤立的或是无足轻重的，而是有关社会命运的每个不安的个人，希望相通和参与的个人。这是重要的一课。个人的欲望和意愿将更好一些地负有社会责任。为社会所排斥的阶层非常小（还必须注意造反的危险，但五月以后的保守的政府仍然没有停止社会让步），上升的中产阶级中的初步当选者越来越多，他们为销售世界所倚重，也为政界所爱护，同时形成群众文化，群众休闲，群众交往，群众自治，这一切现象无不带有五月的印记，当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标签。博德里亚[32]在五月的幽灵[33]里看到整个历史的末日，利波苇茨基[34]在克里斯托夫·拉施[35]之后看到的是民众的无意义的自我陶醉的喝彩[36]，费里[37]和雷诺[38]则看到的是公民个人主义的发展[39]，然而是负有责任的和希望参与的个人主义。人们会无尽地议论这些，于是将可能发现丰富事件的另一种双重性：在革命者们的救世主式的移植术后面，人们在后退的个人主义和公民参与的个人主义之间摇摆不定，除非倾向之一明显地占上风。 有人可能遗憾在五月中打开历史缺口的狂热在如此民主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单调乏味中骤落，而动情地反对一切理智和谨慎。有不成熟是正常的，甚至两天里犯同样的错误都是可能的。人们都将有理智。而且同样应该负有责任，如果此外的真正理智是冒犯的爆发，然而只要有益于走向更加民主化，那么，战斗将有所值，此外，辛劳将是白费。 [1] 这一点，并不只是作者自己的看法。1986年由《权威》杂志组织的关于评注68年5月的讨论会使这种新看法形成。吕克·弗雷、亨利·韦贝尔和吉尔·利波韦茨基（《权威》第39期）发挥了这一观点（当然还有其它重要的不同观点）。在这个讨论会中，作者冒昧地派送了一本献给1968年学生运动的小册子，题名为《青年的突变》，以陈述在相同范畴内的分析。 [2] 见林朗索瓦·迪普拉和穆里斯·巴代什《革命周刊》，巴黎·保卫西欧版，1968年。 [3] 雷蒙·阿龙：《无双的革命》，巴黎·法亚尔版，1968年。 [4] 托克维尔（Tocqueville），法国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巴黎有条街以他命名。他虽然把阶级斗争的观点运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但并不彻底，他承认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进步性、合理性，却否认资产阶级统治下阶级斗争的必然性。——译者 [5] 戴高乐将军在几本著作里阐明了他的观点，如《剑刃》和二战期间在牛津大学发表的讲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68年5月24日的讲话。 [6] 乔治·蓬皮杜在他的回忆录《恢复事实真相》里已有解释，同时在1968年5月14日的议会讲话里也解释了。 [7] 迪斯累里（DisraeliBenjamin，1804—1881），英国政治家、小说家、首相。在他任首相期间曾实现反对党的某些改革意见。——译者 [8] 见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品所作的书目摘要概览，即法国共产党和极左派关于1968年五月的作品。 [9] 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曾对自己在法国的虚伪的追随们说：“有一点很明显，我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见《恩格斯给伯恩斯坦的信》（1882年11月2—3日）。——译者 [10] 西方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阶级斗争理论同样混合着资产阶级的唯心的阶级斗争理论。——译者 [11] 埃德加·莫兰、克洛德·勒福尔、让-马克·库德雷（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的化名）：《缺口》，巴黎·法亚尔版，1968年。 [12] 阿兰·图雷纳：《空想共产主义》，巴黎·瑟伊版，1968年；1972年有缩印版。 [13] 法国广播电视公司的左派人士。——译者 [14] 法国电影界的左派人士。——译者 [15] 法国电影界的左派人士。——译者 [16] 合作者（Collaboration），在法语里有专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奸与敌人合作的意思。——译者 [17] 法国到1981年才选举左派领袖，社会党党魁密特朗为总统。——译者 [18] 结构主义：现代西方唯心主义思潮。认为一切人类行为构成的社会现象都内蕴着一定的结构，这种结构支配并决定着一切社会现象的性质和变化。——译者 [19] 尼采主义：尼采的哲学就是“唯意志论”，“权力意志”，“权力斗争”等等。是极端反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公开为资产阶级剥削和侵略辩护，是“法西斯思想”的先驱。——译者 [20] 他参加了《权威》讨论会，《权威》第39期。 [21] 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1968年的思想》，巴黎·加利马尔版，1985年。 [22] 法共党员，亲华理论家。 [23] 亲华团体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领袖。——译者 [24] 左派战士，在1973年的一次冲突中死于雷诺汽车制造厂大门口。——译者 [25] 指1978年3月议会选举结果，密特朗的社会党得票上升至22.8%，首次超过法共，成为左翼第一大党。三年后，密特朗终于当选为法国总统。——译者 [26] 游弋于马列主义和密特朗派之间的作家。——译者 [27] 对精神病人反对用粗暴的治疗方法，主张对病人以同情和安慰。——译者 [28] 托派倾向的学生组织革命共产主义青年（所谓“第四国际”）的负责人之一。——译者 [29]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30] 指托克维尔的唯心的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历史观。——译者 [31] 1968年5月9日《观察家新闻》。 [32] 法国当代作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33] 《神化的戴高乐》一书尤值得注意，巴黎·格拉塞版，1983年。 [34] 法国当代历史作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35] 法国当代历史作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36] 吉尔·利波苇茨基：《空洞的时代》，巴黎·加利马尔版，1983年。 [37] 法国当代历史作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38] 法国当代历史作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39] 吕克·费里和阿兰·雷诺：《1968—1986，个人主义的道路》，巴黎·加利马尔版，198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