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回南方去 我们是乘轮船回广州的，那时候国民党已穷途末路，上海已临近解放，许多国民党的官僚政客和富商巨贾，纷纷向南方逃跑，轮船上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也只买到五等统仓票，铺两张草席睡在船板上。看得出来，许多有钱佬也只好坐统仓逃命了，因为那时铁路也很混乱，已没有去广州的直通车。轮船中途还在台湾基隆港仃靠好几个小时，那里只不过是个小渔港，两个码头，两条大街，我们还跑上岸去玩，那里的水果很便宜，我们买了许多西瓜。船行三天，到了黄浦港即下船转乘小轮渡到广州去。 回到广州那时的广州市，算是国民党南京的行都，原来国民党想凭长江天险，阻挡共军南下，那晓得腐烂透顶的国民党政权纵使有几百万武装部队，也不堪一击，反动派政权就好比一幅倾斜的墙，一推即倒，广州不过是它们撤退到台湾的跳板而已。 我们回到广州，跟父母和姊姊一起生活。姊夫准备不久到县里当税务局长，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去，我却无意去作官，危房能在广州找个工作算了，姊夫后来就介绍我到一间辗米厂去当会计，阿罗也进了广州毛麻厂做工，我们的生活一下就安定了下来。 阿罗从来未织过麻布，以为非得学习一下不可，那晓得织麻和织绸机结构完全一样，而且更比织绸粗糙得多，容易得多，所以一上机即能操作，这使她十分高兴。虽然她不懂广东话，言语欠通，但由于她对人的友好态度和朗爽的性格，很快就结识了好几位广州工友，有一位叫罗惠珍的，两人特别要好，因为都姓罗，人家就说她们是两姊妹。 我在米厂当会计，其实是外行，虽然在民校教过薄记，不过是纸上谈兵，全无实际经验。后来去找在航空公司工作的老友陈景光，他是大夏大学会计系毕业的，我们早在上海听彭述之讲哲学认识，他很热情，手把手教我如何建账，如何过账，如何核算成本等等，所以我就大着胆子去接受米厂这份会计工作了。这里原是一间米行，经营批发，后来老板发了，才加设这辗米厂原有几个账房先生，记的是旧式账，都很老道。老板是姊夫的同乡亲戚，名刘镇湖，对我很信任，要我建立一套西式账册，使得管理工作更加严谨，不出漏洞。 那时共军南下，势如破竹，内战形势，急剧变化，广州已大难临头，一些大官贵人和富商，纷纷转移财产，逃往香港，国民党的金元券、银元券大贬值，几成废纸，物价飞胀，民不聊生，人心徨徨，预示着国民党的末日将至。 罗在毛麻厂只做了几个月，官僚们已把资金抽走，逃之夭夭。工厂迅即倒闭，连工人的工资都没有发下，不顾工人死活，工人们莫不义愤填胸，大骂国民党反动派。 广州已临近解放，但我姊夫却正准备到增城县去当税务局长，我心里想，此行未免不适时宜了，我看到姊夫和那位准备去当县长的刘丽生细细计算：一年能收多少屠宰税、多少工商税等等……，可见国民党的官僚还未上任，首先就计算着如何搜刮民脂民膏，以饱私肥，真是腐败透顶啊！不久，姊夫一行人还是雄心勃勃地新官上任去了！那晓得形势突变，共军南下有如暴风骤雨，迅雷不及掩耳，席卷整个中南地区，广东解放了！刚上任个把月，屁股还未坐稳的新县官们，就如丧家犬般夹着尾巴逃回广州了。我的姊夫后来辗转从香港去了台湾，直到终年。 广州解放1949年冬，大军南下，反动派仓促逃离广州时，竟然把好好的珠江大桥炸了。那天深夜，听到隆隆巨响，把全市的人惊醒，知道国民党要逃跑了，大家紧闭门户，第二天一早，人们走出街头，但见一个个解放军睡在马路旁边，军纪严明，不进民宅。据说昨晚大军还在粤北，听到隆隆巨响，知敌人逃遁，便连夜跑步南下，不花一枪一弹，就解放了南方大城—广州市！解放军到达广州时，人人都已筋疲力尽，便就地睡下。有如神兵天将的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严明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秩序井然，给了全市人民第一个好印象！因为自古以来，兵马入境，老百姓沒有不遭殃的。广州解放，没有断过水仃过电，人心安定，天下太平。到第二天，店铺陆续开门，照常营业。工厂照常开工。我们米厂老板也不惊恐，因为早已听说过中共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容许私营工商业存在。我们也照常开门营业，解放军还拿着他们的军票来买米哩。 人民解放，我们曾为之而奋斗，如今中共“枪杆子里出政权”，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解放全中国！我热烈欢呼人民的胜利，拥护解放！但是我知道，共产党是容不得不同政见者的，尤其是对托派有如洪水猛兽历尽污蔑杀尽之能事。所以广州解放，我真是亦喜亦忧啊！ 乃光夫妇从上海去了香港不久，就不幸被港英政府逮捕，驱逐出境，来到广州，便设法给他找工作，经米厂老板同意，就到米厂来当会计，作为我的助手，于是我们又在一起工作了。那年，香港托派组织曾多次被港英当局破坏，先后逮捕了十多人，以前在西流剧社后来搞印刷厂的陆绩也被驱逐出境，在广东参加土改。在上海彭述之哲学班认识的谢山，也因信箱收取托派信件而被驱逐出境，原来他还是个同情者，因此他毅然参加了托派，决心走革命之路。还有九龙纱厂罢工，工会主席小陈也被驱逐出境，回到广州。老战友乃光是个了不起的，非常机灵的人，深知留在广州在中共统治下有危险，趁那时香港还不用申请可以进出之际，便再次混回香港去，在那里安然隐藏居住几十年之久，直到香港回归祖国后，才办理居留证。 香港木屋1950年初，香港新开的一间东南纱厂招工，广州毛麻厂有位老工人应聘，约同阿罗和几个工人前去，包括她的小姊妹罗惠珍在内，因此罗真便去了香港工作，并要她当织机的领班，小姊妹教新工人织布，她们在港工作不错，叫我也到香港来。我在广州米厂搞会计虽然也很好，但解放后的日子，到底有点胆战心惊，怕被中共发现我这个参加过托派的人，打入黑牢去！我明知道我没有技术，在香港工作难找，经过反复考虑，为了安全，我还是辞掉米厂会计工作到香港去了。 日帝侵华，直到广州解放，香港一下子涌进近百万人，小小一个岛屿，人满为患！多多少少的人住到临时搭起来的木屋，吃的是发霉的赤米。阿罗在荃湾工作，我们就在那里租了一小间木屋居住。那时的荃湾还是个小镇，只有一条正街，一间电影院，两间纱厂和搪瓷厂，从九龙乘巴士到荃湾，要半个多钟头，如今那里却是个集装箱的大码头了。 阿罗厂里的几个工友知道我没有工作，就请我教他们国语，虽然收入无几，人家是一心帮补我们家用的。我哥哥抗战胜利后就回到香港，如今在英国海军医院做文职工作，一家人住在半山的博扶林道，当时有三女一男，一家人生活还可以过得去，但却无法介绍我工作。那时候我姊夫在香港与人合办一间纸盒厂，收入甚微，环境恶劣，与往日当官时相比，大有今非昔比之叹！姊姊拖儿带女也来到香港，住在深水埗木屋。几个月后，实在生活拖不下去，便带着儿女返回广州居住了。 纱厂罢工1950年秋，东南纱厂发生了一次罢工，事情是由于厂方无理开除工人引起的，我们家里竟成了秘密的罢工指挥部。工友们议论纷纷，认为资本家任意开除工人，大家的生活毫无保障。阿罗作为领班，也表示站在工人这一边，几个工人去跟老板讲理，就这样大家休止了工作，爆发了一场罢工，被开除的几个工人睡在厂门口。那几天，组织派小彭下来暗地领导罢工，阿罗由于她的领班地位，只负责联系职员方面的工作。当时的情况异常复杂，中共的政策是劳资合作，并不希望罢工影响香港社会的安定，所以罢工只坚持五天，资方不肯收回成命，只补偿了被开除工人的几个月工资，事情就这样协商解决了。这次事件又给阿罗很好的锻炼的机会，使她更懂得阶级斗争的复杂性。 上海解放后，托派刘毅、丁毅曾被逮捕过，要他们以后不再活动，两天后便把他们释放了，但他们为了安全还是逃到香港去了。后来大家注意到：中共在“镇反”、“肃反”运动中，对托派也没有怎么样，因而使得逃到香港去的人，逐渐丧失了警惕性，以为中共政策宽松了，天下太平无事，可以回国工作了。于是俞守一等人也先后回到武汉。在这样的错误估计下，我因在香港找不到工作，听说中大当历史系助教的林松棋说广州培道女中聘请教员，便决定再回到广州去。殊不知中共之所以把刘毅等人被捕后又放出来，只不过是因为当时还未掌握托派的全部情况，怕打草惊蛇而已，直到两年后时机成熟，就实行“一网打尽”！所以我到港后又决定回国工作是极其错误的！是自投罗网，掉进深沟，从此半生陷下囹圄之中！ 自投罗网这是座落在广州东山的一所女儿中学，原是教会办的贵族学校，在这里毳的大楼都是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有的汽车接送，学校的建筑很漂亮，大楼有四层，单人的琴室就有六间之多，是给学生练习钢琴之用，下面还有个很大的操场。解放后一些牧师和外籍教师跑了，所以重新聘请了一些教师，学校也逐渐平民化了。我在这里教初中地理课，呼说过去的老师都是西装毕挺的，解放后却认为越穷越光荣，老师都爱穿旧军服，学生就以为你是老革命。我没有旧军服，也新做了一套解放装。 地理课是个很有趣的课程，我因为未教过地理，参考了苏联一些政治经济地理的教科书，备课很认真，着重讲地理环境和需要开发的经济资源，也结合同学们的兴趣，讲些地方的壮丽景点，就好比讲一处旅游的故事，有声有色，虽然地理课不比数理化的重要，同学们却听得津津有味，喜欢上我的课。 我回广州工作不久，广州毛麻厂复工，随后阿罗也从香港回到广州来了。一家团圆，父母亲当然是高兴的。毛麻厂在河南，父亲往往一早就送媳妇坐艇过河上班。解放后的毛麻厂，不时开展劳动竞赛，搞得热火朝天的，但劳动条件很差，工资待遇并没有改善。 解放初期，当局对干部的历史进行严格的审查，对中学学教师也不例外。女中教师要轮流到“南方大学”轮训三个月，除了上政治课之外，重点是审查历史。听一些南方大学轮训回来的教师讲，要每人详细地交待历史，逐年逐月的，在那里工作？有谁可以证明？参加过什么社团？有什么亲戚朋友？……等等。我知道后，不禁骇然！因为自己曾参加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虽然与共产党一样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内的陈独秀派，可是胜利了的毛泽东派视之如仇敌，早在抗战之初，就大肆污蔑托派是汉奸走狗！考虑到共产党是容不得不同政见者的，我一旦被审查出来，绝对没有好结果。因此便借生病为由，毅然辞退了女中的教席。我看到一些女生含着热泪舍不得我这个好老师离去。 后来，我无可奈何地再回到原来的米厂做会计，以为躲在这里每天只与算盘打交道，不为人知，可以平安无事了。那晓得，执政的共产党从苏联学来的格柏乌（秘密警察）那一套，早已派人打入托派组织，对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早把我这样的人盯上了！ 我在广州时参加托派市委工作，负责联系几个外省人。约于1952年初，刘潮回乡后寄来一信，说有个要好朋友一直送他回乡去，后来再没有消息，我们就知道他已被捕！过后不久，我也发现被跟踪，从此就仃止了联系工作。 不久，我在回家途中，听到后面有人大喊一声“老李”，我很自然地回头一看，但见那个人狠狠地看我一眼就转身走了。几天后又发现有人盯梢，于是我在马路上兜了几个圈子，才回到家里，心里还在卜卜跳。事隔一个月后，又发生一椿更离奇的事：在我们的辗米厂门口，来了一个装扮得十分古怪的疯子，好些人哈哈大笑在围观，引得我也放下算盘前去看热闹，但见那个“疯子”发现我后神秘地走开了！于是我突然猛醒：这显然是装疯子来侦察我的，不由得引起了我的高度警惕！但香港早已不能随便出入，如今已成了瓮中之鳖，唯有束手待捕，早已无路可逃了！罗真知道情况后，并不惊惶失措，她认为我们没有做过坏事，没有反对革命，没有犯罪，即使蹲监狱或劳改，也要坚强起来 ，理在我们手中！于是我们又低声地在国民党监狱时学来的那首歌曲：
为了准备万一被捕，我把2000元钱放在父亲的柜子里，我们被捕后好让老人生活下去，然后又准备一些在狱中洗换的衣物，反正作好最坏的打算，也就临危不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