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在郑老身边 贴身秘书改革开放初期，我在广播上听到刘少奇平反的消息中，有郑超麟的证词，用事实证明刘不是工人阶级的“叛徒”、“内奸”、“工贼”，郑超麟的名字上面是“上海市政协委员”的衔头，不禁使我吃惊，那时候我还在劳改厂“就业”，马上写信到政协，问郑是否已经平反了？郑回信说，1952年托派反革命案尚未平反。 1983年我回到上海后常去看望郑老。这位世纪老人一生坐牢35年（在国民党监狱8年，共产党监狱27年），已被折磨得半盲、半聋、半跛的，腰已直不起来，竟成了90度的残疾人了，但老人身残志坚，终生坚持自己的信念，坚持不懈为托派平反，在最后的岁月，克服万般困难，为恢复历史的真面目坚持写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使人万分敬佩！ 李培与郑老一起恢复公民权，他对老人十分敬重，他住在附近，每天一下班就主动去帮郑老念文章，读书信，誊正文稿，假日跑书店，找资料，买新书，还给老人买吃的用的，替老人洗澡刷背，用轮椅推他上街逛公园等等，大家都赞他是郑老的“贴身秘书”。郑老出狱后十多年的全部著作，无一不经过李培之手整理誊写出来的。他全心全意、热情洋溢地帮老人做事，往往抄写到半夜，就好比继续革命似的，十几年如一日，无私奉献，完全是义务的，不要任何报酬，这种精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李培不幸于1993年病逝，噩耗传来，老人悲痛不已，随口说出“李培死了，我也完了”！认为自己不能看书，不能写字，不能走路，不能同社会联系得好，失去李培，自己就活不下去，活着也没有意义了。当然，李培去世后，替老人做事的自有后来人，在老人生前的最后几年，周履锵和我就轮流主动前去顶替李培的工作，替老人找资料、念文章、整理誊写文稿，买买东西等等，老周做得更好更贴心，老人高兴时，他就买点小菜与老人对饮两盅，情趣盎然。 “天书”郑老恢复公民权时配给他夫妇两室间，几个月后爱妻刘静贞不幸早逝，福建的侄孙女小芳前来照顾老人，为了办户口，郑老曾写信给邓颖超，才报上了小芳的上海户口。如今老人与小芳各住一室。郑老的住房不足14平方米，四个书柜都塞满了书，连顶上也是书，快到天花板，往来的信件和资料，装在几个纸箱里放在床底下。这里既是郑老的卧室、书房、写作室、会客室也是餐室和休息室，简直连走动的地方也没有。 老人的眼睛高度白内障，视力几乎等于零，看书得在太阳光下，眼贴近书页并用高倍放大镜才能模糊地看到一点，我起初把老人要看的文章除了念给他听外，还录了音，以为可以让他慢慢收听了。可是不行，老人耳朵聋，还是听不清楚；于是只好把老人要看的重要资料放大复印，让他用放大镜慢慢地阅读参考。 郑老每天收到许多信件，老同志中如英国的王凡西和香港的楼子春的信件最多，也有许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专家学者来信，问及一些早期党史等问题，老人无不认真作答。王凡西的手发抖，写出来的字自认为是“蝌蚪文”，郑老则说自己写的是“甲骨文”。郑老手头僵硬，眼睛看不见，写出来的字，歪歪斜斜，有时重叠在一起，有时写不出墨水，几行空白，写出来的文章、书信，大家戏称它为“天书”，许多人都看不懂，有的信寄出去却退了回来，说是看不懂，也得重新誊正后再寄出去。郑老的“天书”，老周比我看得懂，理解力强，因为他曾当了多年教师，所以大部分文章是他整理誊正的。交我誊正的文章，我先拿回家细看，看不懂的字和句用红笔勾出，再去问清楚，初稿誊正后还得念给老人听，经老人细细核对和删改后，最后才抄正。我记得整理誊正的那篇《我在法国的勤工生活》，里面有《四川小孩子》一段，讲的是与当年的邓小平在一起劳动的情景，有好些字重叠在一起，就得仔细去弄清楚才好誊正。最后老人还要校对一遍，那怕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的，足见老人为文的严谨、认真，值得人们学习。后来我有了电脑，就把誊正的文章输入电脑，打印出来才寄出去，在郑老晚年出版的三大卷文集中，有不少都经过打印出来的。 《本事》的由来我很爱读郑老的诗词，古人说：“诗言志”，正是这样，郑老的诗词所表达的，正是一个坚持理念，坚韧不拔，不为任何威逼利诱所能动摇的人！郑老曾送我《玉尹残集》诗词集，并签名盖章，时为1995年5 月26日。原以为“玉尹”是老人的别名，原来是狱中吟咏之意。郑老是政治家、翻译家，又是诗人，他在狱中写了几百万字的著作，包括《干部主义论》、《列宁主义问题》等文章外，还写写诗文，据说每年约成诗词百首，编成《玉尹集》五卷，无奈“文革”时被全部抄走，付之一炬了！这部《玉尹残集》，还是出狱后追忆记下，再加上出狱后写的几首，编印而成的。 我对郑老说，我最喜欢《丁字碑》那一首，因为它有个说明，主题明确，再欣赏句子，就更有滋味了，否则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哩。其余的诗词，有好些还未看懂，我希望老人每首有个简短的说明或注释才好，不然的话，这些古诗词，年青人就更难欣赏了。 郑老认为他的《丁字碑》是个例外，不加说明别人便无从理解，其他的诗词可以含蓄一些，让人家去欣赏体会吧了。但我还是多次请教老人诗词中一些难懂的词句，如《木兰花慢》，我虽翻阅过歌德的《浮士德》原著，也难以完全理解词中的含义，后来一经郑老指点，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原来写的是老人初被捕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内心斗争：生与死，投降或者枪毙！开始审问后，威逼利诱双管齐下，有个走进他牢房的“糜郎”是个魔鬼，来劝他投降的。他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投降不一定不死，即使恢复了自由，但整个组织都破坏了，这自由有何意义？于是他决定宁死不降，从容去应付了。这真是一首堪称不朽之作啊！ 这以后，郑老在没有写其他文章或书信的空闲时间里，就断断续续地写起诗词的《本事》来，写完一篇，交我誊正一篇，从1996年2月到7月的半年间，共写成14篇，最后还写了一篇《自序》，取名为《玉尹残集本事》，序中说明是写给需要的朋友们看的，不要发表，所以没有选入他的晚年文集里，这就是《本事》的由来。 郑老在休闲的时候，还喜欢用福建小调配唱《木兰花慢》。我听了替他把简谱写出，小调开始非常柔和，“魔鬼”百般献媚劝他投降，后来音乐突然跳跃起来，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表达了宁死不降的决心。在这首曲谱上，标明“郑超麟作词并配福建小调，时年九十六岁”，真是世间罕有的绝唱！（可惜电脑未能把曲谱打出来） 鱼头煲郑老一生坎坷，竟然能活到望百之年，实在是世间奇迹！有位记者问他有何养生之道？老人的回答令人惊奇，原来他是不相信一切养生之道的，他一来几十年在监狱中，没有条件吃补药；二来身体已残废，不能搞什么运动，锻炼身体，既不能打太极拳，又无法做气功。只是整天专心致志地思考问题，坐着看书写文章而已，这也许就是他的养身的秘诀吧。每天早晨起来吃两片面包，穿好西装，系上领带，在那光光的大脑袋上戴上巴黎帽，别有一番情趣。老人还喜欢喝咖啡，亲手把咖啡豆在咖啡炉上煮得香浓浓的，然后就坐在椅子上品赏，开始他一天的工作：写文章、复信、接待来访者。午饭是小芳准备好的，到时老人拿到微波炉上一热，用开水冲点汤料就成了。 郑老虽然坐了35年牢狱，坐穿了牢底，被折磨成残废人，却不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恰恰相反，还是个热情洋溢的老人。朋友来访，总是热情接待。秀云、阿招去看望他，老人十分开心，特别对阿招非常客气，因为当年阿招与刘静贞同关在一个牢房里，阿招对她关怀备至，处处照顾；而同在一个牢里的梁廷，却认为刘不认罪，诸多折腾她，批斗她。老人爱憎分明，对阿招热情接待，而梁廷来访竟拒之门外，不予接见！老人见到阿招，竟然能把50多年前与她和刘毅在什么地点见过面的事，讲得清清楚楚，情谊深重，令人敬佩！ 我后来搬到附近，郑老就给我一把钥匙，除了约定的时间前去外，可以随时去看望老人。我有时路过，也去看看他信箱有无信件。老人近百高龄，还每天自己艰难地抓住扶梯下楼取信，每移一步需要几分钟。有一次他下楼取信，房门砰然关上，他身上没有钥匙，怎么办？打电话给侄女，要个把钟头才能回来，好在老人心中记住我的电话，立即摸到电话亭去打电话，我迅即跑来开门了。 秀云住在附近也时常去看望老人，给老人推轮椅到公园去游览，秀云问他最喜欢吃什么小菜？郑老想了一下，晓有风趣地说：“在广东吃过鱼头煲，味道鲜美。”后来秀云烧过鱼头煲和一些小菜带去给老人吃，老人高兴之余，赠给秀云一尊泥塑《老寿星》，以留纪念，并亲自题字：“敬祝秀云女士健康长寿！郑超麟 时九十六岁”，当时在场的王国龙和周仁生，也高兴地在题字上加上“王国龙时年八十三 周仁生时年七十五”字迹。这尊有趣的泥塑《老寿星》，后来在老人临终前，家人以老人的遗物收回去了。 民主橱窗1989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为了写好《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专程到上海来看望当年与邓在法国一起勤工的郑老。郑比邓大四岁，留法时是邓的学长，在法国、苏联一起生活工作过，故彼此十分熟悉。后来，毛毛在书中多次提及郑超麟，这本书出版后，使郑老一下子“红”了起来，国内外来访者纷至沓来。在《上海滩》、《炎黄春秋》等一些期刊中都有介绍郑老的文章。邓小平逝世后，1997年在千家万户收看的大型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郑老有三个镜头出现。第一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国留法学生”；第二次出现时，字幕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第三次出现时，字幕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刹时间，郑老成了民主橱窗里的风头人物，看啊，在中共的世界里，还有托派头子当上政协委员，公开活动哩！ 由于访问的记者和学者多了，电视台来录像的多了，显然觉得郑老的居室太狭小，太不配称，录起像来非常尴尬，往往要把郑老的写字台搬到他侄女的房间去，当作郑老的书房来拍摄。后来连政协也看不过去，便出面给郑老申请，调换一处较大的住房，几经交涉，听说还是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亲自批下来的。1998年郑老从石泉路搬到赤峰路一幢高楼第十楼的两房一厅的套间去。晚年搬家，对老人来说，习惯了的环境一下子要改变，是很难适应的。由于路远，朋友们去的次数也减少了，那时候，郑老正在着手写一篇重要的“最后论文”，在年纪大、又缺乏资料的异常困难情况下，企图总结20世纪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由于老人的坚强决心，在98岁高龄时竟然完成了这篇近八万字的论文，题目定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收入在《史事与回忆──郑超麟晚年文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年出版）第三卷内。 《最后论文》的风波由于这位世纪老人一下子“红”了起来，从狭小的住房，让他搬到高楼大厦去，有个别人就异想天开，错误地以为中共对托派的政策改变了，52年的托案就将平反了，郑老将来去世后也要安葬到烈士陵园去的，因此，要郑老千万不可胡乱写什么文章、书信寄出去，以免闯祸！首先就怕老人这篇《最后论文》会闯大祸，本来这篇文章由周履锵一手整理誊正，我曾将部分输入电脑。有一天，这几个人到我家里，把已经输入电脑的《最后论文》的前几章全部抽出，一字不留！生怕这篇文章泄漏漏出去，这真是荒唐事！后来郑老把这篇《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完成后，特别在文章的《后记》后面再加几句话：“此文，十八章中，十六章是我的朋友周履锵抄录的，另两章是我的孙女郑晓芳抄录的，特在《后记》之后，作此说明，以表示谢意。” 中共对托派的政策并没有改变，1952年的托案并未得到平反。郑老常对人说：“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争取全案的平反，我们也不消极等待，一有机会就要积极争取。”他就是这样做的，在最后的十几年中，一直为托案平反奔走呼号，曾多次上书中共中央，据理力陈1952年托派反革命案的虚假性，正如同30年代莫斯科审判案的虚假性一样，但多少年过去了，他的申诉都石沉大海，毫无消息。他反对有些人的消极态度，认为罗马教皇360年后也要给伽里略的日圆说平反。更反对有些人认为一万年也不会平反的说法。在郑老临终之前，还恳请上海政协将他去年写给中共十五大的信转给中共中央，最后一次提请中共中央为托案平反。在老人的《百年预寿》中，认为“那怕半盲兼半聋，此身犹在战未休。但愿我——伴随坎坷登百岁，直至此身也不留。” 永垂不朽1998年中央电视台又将播出纪录片《共产党宣言》，里面有郑老的镜头，在播出那一天，7月20日，正惦记着晚上看这电视片，却不慎在中午跌了一跤，昏迷过去，急送医院，从此在昏迷中度过最后的十一天，1998年8月1日含冤病逝，与世长辞，享年98岁！ 告别会原定在八月七日举行，纪念八七会议，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离世的“八七会议”出席者，但是有关部门突然要求提前举行，改为八月五日上午，地点在龙华殡仪馆，由市政协主持。大厅内摆放着许多花圈、花篮和极少的挽联。但见郑老穿着西装、戴着心爱的巴黎帽，安详地躺在透明的棺木上，到处都是鲜花。由于郑老是个特殊人物，告别会上很有点神秘色彩，但见有许多摄影记者，也有些神秘人物，所以这告别会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没有人演讲，评论功过，只是在挂着的挽联中，有周永祥的一幅，道出了正直的人们的心声： “光明正大，德高望重，革命功绩，赫赫有名，是非曲直，历史裁定，虽死犹生，名垂千古。”
后来，收到许多唁电。沈寂的唁电是： “惊悉郑老遽返道山，不胜悲痛。世纪同龄，人道坎坷，命途多舛。特立独行，为人所珍，坚贞信仰，堪为楷模。十七年师友之情，风范长存。”
台湾胡秋原也发来《悼超麟》唁电： “超公学术贯中外，译笔信、达、雅。近年通信，喜结文字因缘。今闻辞世，既伤国家耆旧之凋零，亦痛知己之难再也。”
郑老的一生历尽艰辛，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对自己选择的共产主义人生道路是无憾无悔的。他的崇高的政治品格必定成为后来革命者学习的榜样。他的名字与陈独秀一起，载入现代思想史、革命史的史册，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