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坎坷》李永爵〔李平〕回忆录 青年诗人陈景光（篮天） 在那黑暗的岁月，人人自危，一天晚上，我和妻子“莫须有”地被捕了。 我被扣上脚镣手铐，单独囚禁在一间约两平方米的牢房，里面只有一张木床和一只马桶，墙壁高处有个窗，照进微弱的亮光。 监狱里不时传来脚镣和铁门的榔铛声，声声剌耳，令人心寒。突然远处一片嘈杂，有人在喊口号，有人在唱歌，之后是震耳的辱骂和砰砰的打踢，一声声的惨叫和呻吟，这里就是鬼门关啊！ 有一天晚上，我经历了十几小时连续审讯的折磨之后，躺卧在床上，在死一般的静寂中，忽然听到低沉的歌声： “唱吧唱吧尽情地唱吧，驱散那人间忧伤……”
这是《夜莺曲》，是我平时很喜欢唱的革命歌曲，这歌声，在斗争中是坚定，在欢乐中是抒情，在失败中是信心。我情不自禁地坐了起来，随着熟识的旋律也低声哼着。啊，这是同学篮天的歌声！是他，他也被捕了！篮天，是一位青年诗人，经常在校刊上发表他的诗歌。他的诗，热情奔放，热爱生活，向往真理。他是校刊的编委，曾多次约我写稿。给我留下最有趣的印象是那年黄君结婚，篮天的贺礼是一首诗，诗文我全忘记了，只记得这么一句：“从今后，袜子破了有人补……”，传到女同学手里，大家为之哗然，都说：“难道女子就该补袜子吗？”到头来他被扣上一个“大男子主义”，终于迫使他把这句诗改了。 在我被捕一年半之后，有一天突然被喊出去，我以为又要挨审了，但这次的情况不同，审判桌上铺上白布，后面并排地坐着三个军人，都异乎寻常地戴上眼镜，象个法庭。果然，当中一个宣读“判决书”：“反革命罪，判刑十五年，劳动改造”。我说：“我没有反对革命”。他们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可以上诉”。天下鸟鸦一样黑，到那里去上诉呢？我从此离开了单独囚禁的黑牢，转到一间较大的囚室去。 这里关押着七、八个犯人，我全不认识，大都宣判不久，有五年、十年或无期的。有的愁眉苦脸，认为这辈子完了；有的倒也乐观，依然谈笑风生。 没过几日，突然喊我收拾东西。我想，人大不了一死，没有什么可怕的！于是挺起胸膛，提着衣包，告别难友，跟着狱卒走出一道道的铁门。 忽然阳光灿烂，照得我睁不开眼，啊，多少日子没有晒过太阳了，多么的绚丽，多么的温暖！远远的一个女警带着我的妻子走过来，她眼睛里闪着欢乐的泪花，我们真是惊喜若狂！后面还押来一个人，正是我们的诗人；篮天。大家暗地点头微笑，相逢尽在不言中。 我们三人被带上一辆吉普车，由一男一女两个军人押着。汽车开往火车站，径直驶入月台，我们上了火车，我和妻坐在一起，用手铐一人扣着一只手，篮天则坐在我们对面，手铐扣在桌子下，押解的坐在后排，对我们约法三章：不许讲话。 在车行十几小时中，我和妻手握着手，依偎在一起，低声地交谈，有如初恋的日子。对面的诗人一人坐两个位置，乘客上车看见空位走过来坐时，他就把手铐往桌旁敲响，也就把人吓跑了，所以他坐得挺舒服，不时低声朗诵着王独清的诗篇： “破！破！破！快把那黑暗的旧世界冲破！……”
第二天，火车到达湖北，我们下了车。在市监狱停留了几日，一天，我们被带到一个大厅，那里有男女二十来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虽然不许讲话，看到认识的同学都眉开眼笑。我们被告知：男的到砖瓦厂去劳改，女的在织布厂劳改。从此我与妻分了手，跟篮天等二十来人乘车坐船，到郊区老远的一间砖瓦厂去，开始了我们的劳动改造生涯。这间砖瓦厂很大，有近两千个劳改犯。监狱是一幢幢很长的砖瓦平房，里面用竹子两边搭床，铺上稻草，犯人就一个挨一个睡在这里。我们这批人来自各大城市，九成是大学生，文质彬彬的，都蹲了一年多的牢，有的几乎路也走不动了，但在此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晒到和暖的阳光，到底比坐牢强多了，大家都感到高兴。 上面派来一个四十来岁穿旧军服的犯人作为管我们的分队长，他原是个解放军，入城后贪污犯了罪，此人姓包，没有文化，只会吱吱喳喳的，我们背地里喊他“草包”。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喊起床，吃完早饭立即集合，大队长给我们这批新犯训话： “你们从今天开始劳动改造，在劳动中改造剥削阶级世界观……” 我们白天劳动，疲劳已极，晚上还得学习两小时，叫做改造思想。从早到晚，几乎没有休息。我们每人挑一担畚箕，有的拿着铁锹、锄头，扭扭捏捏地走出了监狱大门，沿着一条轻轨，走了约半个时辰，来到一处小山头，“草包”就叫放下工具，在此劳动。但见远处有许多劳改犯在挑土、上车和推车，四面都有军队把守着。 我们大都是平生第一次挑东西，虽然初时只装一丁点土，有的人却怎样也挑不起来。篮天是个体质很弱的人，入狱时由于喊口号遭到毒打，下腿被踢伤肿痛了几个月，至今走路还是一拐一拐的。有的人用双手抵住肩膀来挑担子，显得十分狼狈，老犯人看到我们就指手划脚，有的摇头，有的哈哈大笑，说我们在跳秧歌舞哩！ 草包作为分队长可以不参加劳动，对我们却也宽容，让我们在劳动中歇息的时间比别的队长些。劳动一旦停下来，大家已是精疲力尽，有的就地躺下，仰天吸大气。有一天，篮天和我靠在树干上，不约而同地从鼻孔里吭出歌声，刹时间，一个传一个，哼的人更多了，人们顿时精神振奋起来，鼻声逐渐变成了沉重的歌声──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歌声如怨如诉，深沉悲愤，借着风力，竟传到了另一个山头。那里的矮胖子大队长越听越不是味道，赶忙往这边跑来，大声喝道： “不准唱歌！都劳动去！” 靠在大树下闭目养神的草包，这时候也慌了手脚，腾地站了起来，趁大队长未跑到之前，赶着我们去劳动。我们面面相觑，露出胜利的微笑，篮天扎扎眼晴说：“唱国际歌也犯法么？”大伙无可奈何地挑起担子往前走。 篮天名陈景光，广东潮汕人，篮天是他的笔名。陈景光是彭述之在大夏大学的学生，彭教中国历史，他虽然避免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可是，他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历史的发展规律，当时大学里有些进步的学生，对这位教授很信仰，觉得他的知识广博。每当下课，学生就包围了他，其中有一位就是陈景光。在陈碧兰的《我的回忆》中也讲到他：在一次悼念托洛茨基被斯大林特务暗杀的大会上，“自由上台演说的第一位，便是述之的学生，是在敌伪时代述之和我争取过来的陈景光。他说：当我在共产党时，听说托洛茨基被暗杀，全党都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只是没有公开举行联欢会吧了。今天我的心情完全不同，我是以沉重悲伤的心情来悼念这位伟大的牺牲者。” 我和篮天同在一个小组，在一起劳动和学习，他睡在我的旁边，有时我们同盖一床被子。我们什么都谈，他最喜欢诗词，但他在劳改中没有写过一首诗。 他受的打击太大了，到此劳改不久，就传来了女儿夭折的噩耗，使他伤心不已！后来妻子又提出离婚，更使他痛不欲生！他本来体质就弱，强迫劳动的折磨，又加上惨遭家破人亡的不幸，精神和肉体都难于承受，人显得更加面黄肌瘦，六魂无主，在劳改的几年中，多次住入“病号室 ”。 篮天被判刑五年，刑期比我短，刑满释放那年还可以回到大城市去，可是他回到广州，原来他是航空公司会计，如今单位说已开除了他，不让他复职；而离了婚的妻子虽然见过几次面，依然情深切切，但现实生活如此残酷，也不愿与他复婚。他走投无路，只好回到湖北，找到一个劳改释放的熟人，在一间小厂做杂工，勉强维持生活。我妻也判五年刑，与篮天差不多同时释放，后来一直与他通信，还介绍过一位在织布厂劳改出来的小张给他谈朋友。 但是，“好”景不常，文化大革命发生了，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篮天作为“牛鬼蛇神”，又被揪了出来，挨批受斗后，送到农场管制劳动。有一次，小张带了一些衣物专程去农场看望他，那天下着阴雨，寒风剌骨，泥泞路滑，路途又远，到傍晚才寻到那个农场。可是那里的头头坚决不准她接见，并对小张恶言讥讽：“你们都是什么东西！”当时天色已晚，回城的路已不好走，人也饥寒交迫，小张忍气吞声，请求暂住一夜，也遭到无情的拒绝，硬是把她在雨夜中赶走！后来有一个同情的暗地把事情告诉篮天，他二话没说，连鞋子也没有穿上，不顾一切地冲出农场，冲往黑夜，狂呼：“小张！小张！……”声声凄厉，如泣如诉。第二天，人们在田头里发现一个混身泥水，冻僵了的男人。人们把他拖回农场，又是一顿批斗。这之后，篮天要拿拐杖走路了，后来又不幸摔了一跤，双脚残废，才被遣送回原籍！ 那时我已刑满，但不准回大城市，要留在劳改工厂就业，继续改造。从此，我便与篮天直接通信，当时他已不能生活自理，全靠弟弟和弟媳的照顾。他原是起义人员，每月领到20元的生活费，有位老朋友也支持他一点，希望他把能把疾病医好，可是已经太晚了，医药已无法治好他沉重的创伤！他已不能坐立，信是卧在床上写的，歪歪扭扭，三言两语，寄给他的书报也不能看了。我还接到他最后一封来信，那时他已觉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在一页孩子用的描红纸上，颤颤抖抖地写着几个字： “我不行了。祝你长寿，真理永存！”
这就是诗人篮天的绝笔！在那黑暗的岁月，他被残酷地折腾了一辈子，死时才43岁！他直到临终时还在呐喊：“真理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