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五篇 骨牌的倒下


二十八、东德、捷克、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经济情况及经改历程


28.1 东德
28.2 捷克
28.3 保加利亚
28.4 罗马尼亚


东德


  东欧六国(不计南斯拉夫)当中,东德受到发展国民经济的挑战的压力最大。首先,共产党掌权之前,它已是发达地区。其次,除位于东南角的杜雷斯顿(DRESDEN)外,东德全国各地都可以接收到西德电视广播,东德的经济发展如何与西德作出比较,人民一目了然。再者,倘若政府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要求,人民有迁往西德的选择。
  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向西方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六个月内把西柏林变为“自由城市”,马上触发东德人西迁潮。1959年,共144,000人移民西德。1960年,东德完成农业集体化,使移民人数增至199,000人。1961年头七个月,离境人数已达155,000人。移民潮对劳动力短缺的东德经济构成沉重打击。1961年8月13日,东德政府终于把接壤西柏林的边界封锁。据统计,1949年至1969年,共290万东德人移民西德,大部份是年青人及技术工人(其中以1953年(该年柏林工人罢工被镇压)及1959-61年为高潮)。[1]
  东德工业底子厚,故粗放发展为期比其他东欧国家为短。加上1959-61的逃亡潮,集约发展在六十年代初已刻不容缓。1956-58三年间东德国民生产年均增长率为7.3%[2],比西德为优胜。德共充满信心,1958年7月10至16日党五大上宣布计划于1961年在主要消费品及食品,人均产量超越西德。根据当时两国经济发展走势,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目标。[3]可惜,劳动生产率呆滞不前(从1958年达到西德85%下降至1963年的75%),加上1959-61年的人力资源流失,使1959-63年的年均增长率猛挫至4.2%。[4]五大的目标顿成泡影。进行集约发展更形迫切。
  1962年9月9日,《真理报》发表经济学教授利别尔曼(EVGENI LIBERMAN)的《计划、利润、奖金》(“PLAN,PROFIT,BONUS”)论文。利建议在消费品行业以利润代替产值等指标作为考核企业及发放奖金的标准。利的建议为东德进行经改创造了政治形势。10月德共十七中全会上,第一书记丘别列(W.ULBRICHT)首肯对经改进行探讨。[5]1963年1月15日德共六大上,丘别列公布改革方案(名为“新经济计划及管理体制”);7月11日,部长会议正式通过。
  在未探讨东德经改历程前,我们先回顾东德立国以来的经济状况。
  1961、1962及1963年,国民收入増长率先后为1.6%、2.7%及3.5%。人民生活水平(以零售额量度,货币计)先后上升5.8%、下跌0.7%及上升0.3%。“新经济计划及管理体制”实施后,经济情况有所改善。1964年及1965年,国民收入增长率为4.9%及4.6%;人民生活水平(同上)上升3.3%及4.3%。[6]1966-70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更上升至5.3%。[7]
  “新经济体制”的实施带来企业投资过热。1966-70年,投资年均增长率近10%。[8]众所周知,在斯大林模式的框框下给企业放权让利,往往造成结构失衡。1969-70年,东德经济出现严重比例失调。原料、能源、燃料、建材等严重短缺。[9]1970年秋,经济出现普遍危机。[10]
  政府于是决定压缩投资,1971-75年五年计划预算把投资年均增长率大幅降至3%。[11]但消费增长率会有所提高。[12]1973年,总量平衡情况大为改善,经济趋于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下是1971-75年的情况(表28.1)。

表28.1:东德1971-75的经济表现(增长百分率)
 19711972 197319741975
国民生产4.55.7 5.56.44.9
消费(零售总额)3.96.0 5.86.13.5
纯货币收入3.46.1 5.64.84.0
资料来源:纳田及梅尔沙,同,页164。

  七十年代中叶的能源危机促使东德在制订1976-80年的五年计划时采取谨慎态度。(尽管苏联给予贸易津贴,原料入口价格仍然飞升,进出口比价大幅恶化,由1971年100.4(1970年=100)下挫至1976年85.5(对全世界)[13];及由1971年105.1(1970年=100)降至1976年93.8(对发达西方国家)[14]。)计划要求扩大本地原料供应基础,预算全部工业投资中原料占六成。[15]1976年国民生产增长率比计划(5.3%)为低,仅及3.7%。[16]1976-80年年均率从前五年的5.4%下降至4.1%。[17]消费基金增长率亦降至3.8%。[18]
  1961-70年,东德外贸收支情况平稳,对西方发达国家贸赤累计额仅4.9亿美元。1971-79年,贸易情况明显恶化。可兑换货币外债随之而标升。以下是详细数字(表28.2至表28.3)。

表28.2:东德贸易平衡,1971-79(百万美元)
 19711972 197319741975 197619771978 1979
对西方发达国家-296-340 -750-1028-1150 -1415-1326-1093 -1855
总数// /-898-1202 -1835-2310-1305 -1151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31及32。


表28.3:东德可兑换货币外债,1971-79(十亿美元)
 19711972 197319741975 197619771978 1979
毛额1.4/ /3.64.9 /7.59.0 10.1
净额1.21.2 1.92.62.6 5.06.27.6 8.4
偿债率(%)/18 /2125 /38/ 54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34、36及41。

  1979年的偿债率(54%)为当时东欧第二最高(首位为波兰)。政府的对策是猛压投资及进口。消费亦因此而受打击。以下是详细情况(表28.4)。

表28.4:东德投资及消费情况,1981-94(实质增长百分率)
 19811982 19831984
固定资产投资(毛额)2.8-3.0 4.0-0.2
净投资(积累基金)-3.4-19.9 11.9-0.6
消费基金2.71.2 0.84.2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70-71。

  贸易平衡情况改善(表28.5),除得力于削减进口外,也缘于出口取得大幅增长(其中1981-82年尤为显着)。以下是具体数字(表28.6)。

表28.5:东德对市场经济国家收支情况,1980-85(十亿美元)
 19801981 198219831984 1985
贸易平衡:        
总数-1.7/ 1.51.41.1 0.9
对西方发达国家-1.7-0.5 0.71.00.7 0.7
来往账户平衡-1.8-0.4 1.51.71.1 1.0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43。


表:28.6:东德可兑换货币进口,1981-85
  19811982 198319841985
出口(百万美元)总数6714 787585438717 9119
 对西方发达国家5446 629671027417 7732
增长率(%)总数27.217.3 8.52.04.6
 对西方发达国家30.5 15.612.84.4 4.2
进口(百万美元)总数6654 636672187659 8193
 对西方发达国家5952 550862186559 7047
增长率(%)总数-4.0-4.3 13.46.17.0
 对西方发达国家2.3-7.5 12.95.57.4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194-5。

  出口(尤其是对西方发达国家)能够出现高速增长有赖于国家改进了对企业的监管,从而令劳动生产率、资金使用率上升,以及使能源及原料耗用率下降。[19]
  进出口平衡的改善使可兑换货币外债担子迅速减轻。这可见于表28.7。

表28.7:东德硬货币外债情况,1980-85(十亿美元)
 19801981 198219831984 1985
毛额14.114.9 13.012.712.9 13.1
净额11.612.3 10.710.77.9 7.4
偿债率(%)5860 504036 26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50及64。

  由于债务危机的解决除了依靠紧缩,还有经济效益的改善为基础,所以,1981-85年的经济增长比估计强劲;而如前所述(表28.4),消费基金在1982-83年处于低増长水平之后,1984增长率上升至4.2%,比1976-80年的年均率3.8%为高。以下是1976-80年及1981-85年两个时期国民生产增长率的比较(表28.8)。

表28.8:东德国民生产增长率,1976-85(%)
1976-80(年均)19811982 198319841985 1981-85(年均)
4.14.82.5 4.45.54.8 4.4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69。

  1986-88年间,国民收入及人民生活水平持续上升(增幅虽有下降趋势)。这可见于以下数字(表28.9)。

表28.9:东德经济情况,1986-88(增长百分率)
 19861987 1988
国民收入4.33.6 2.7
纯货币收入4.54.7 3.9
零售总额4.13.6 3.9
投资5.38.0* 5.0
*投资过热带来局部失衡
资料来源:彼里逊及梅尔沙,同,页23及26。

  但表面的稳定却蕴藏着危机。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整个东欧对西方国家比以前开放,东德对经互会的出口现在受到西方国家出口的严重威胁。1986年至1987年,东德出口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先后为-2.1%及-1.7%),1988年才微升0.1%。[20]政府因而削减进口及压缩投资(1987年进口下降4.2%,1988年才回升0.4%[21];如前所述(表28.9),1988年投资增长率下降3个百分点)。
  贸易情况转趋恶化使可兑换货币外债再次攀升,据估计,1989年企于189亿美元(毛额)的高水平。[22]这与匈牙利的数字相差不远,按人均计更高出波兰约两成。但应当留意,东德的可兑换货币出口总额先后为波兰及匈牙利两倍及倍半(对西方发达国家则为两倍半及两倍)[23],故东德的外债压力远较该两国为轻,绝不能同日而语。[24]
  1959年,农业合作社占耕地面积45%。I960年1月至3月,集体化完成,上述比率上升至84%。[25]1964年,国营企业占工业产值70%。[26]1972年春,全部私营及集体企业变为国营。[27]虽然直至1989年,东德一向容许私营手工业者存在,但七十年代开始,民营经济的力量已无足轻重。
  如前所述,东德1963年开始实行“新经济体制”经改方案(名称于1967年4月德共七大改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28]
  方案主要内容为:政府把国营企业联会(ASSOCIATION)(下简称作VVB,联会的德文简写)从行政机关变为经济上独立、财政上自负盈亏的法人团体。[29]产业主管部门把部份计划及物资调拨的职能下放给VVB。[30]企业在计划制订期间互相订立供销合同。1968年起,主管部门或VVB对企业进行干预而令致企业要毁约,须作出赔偿。[31]
  企业对投资基金用途有自主权,但主要项目及其他对国民经济重要的项目仍由主管部门批准或监管。[32]企业把部份纯利及折旧金拨入VVB的利润基金。利润基金部份上缴国家财政。企业纯利拨入利润基金的比率因企业及VVB而异,藉以调节各产业部门的发展比例。1969年,工业企业中超过四分三逾半纯利拨入利润基金。VVB把留成利润用于两方面:VVB投资或按需要拨入个别企业投资基金。[33]银行信贷以项目的盈利能力及项目是否与计划配套为标准。不符合标准的项目利息较高,或不获信贷。[34]
  企业指标数目较以前减少。但改革没有把利润列作首要考核标准。[35]计划以外的进出口需先得到国家批准。[36]
  1964年以前,所有价格为1944年订下的固定价格。[37]改革方案分三步进行价改。1964年,重要原料提价70%。1965年,其他原料提价40%。1967年,制成品(以资本货财为主,但亦包括一些消费品及食品)价格上调4%。[38]价改的一个重要原则为基本上维持消费品价格不变。[39]显而易见,价改的目标纯粹在于提高价格的时效性及把比价关系稍加理顺。这种不足的做法对拉近价值与价格的差距帮助不大。1964年以前,东德订价基础为成本价格(原料+工资+折旧),即以社会平均价值为准则。[40]改革引入资金占用费,但不计入成本,而自利润扣除。[41]在部份企业,订价基础改为“资金价格”(“CAPITAL-RELATED”PRICE)(大致相等于生产价格),即把资金占用费计人成本。[42]但至1970年末,“资金价格”覆盖面仅及工业生产约三分一。[43]显然,东德的价改与匈牙利1968年引入价格三级制及改以“双渠道价格”为订价标准相距甚远。
  综合而论,“新经济体制”仍然属于一个保守的方案。诚如纳田及梅尔沙所说,类似南斯拉夫及匈牙利所实行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不在东德的考虑范围之内。[44]应当留意,以上各项措施实行时间先后不一,整个方案全部一齐运行的时间仅限于1969及1970两年。[45]
  企业投资特权提升令部门发展比例偏离政府的计划。鉴于此,政府1968年4月作出决定加重国家投资比例。[46]同年开始,政府成立企业集团(COMBINES),由国家直接管理。以前,企业为独立法人,现在,集团属下企业不再拥有法人地位。[47]
  1970年9月8日,政治局决定对经济进行治理整顿(按:如前两述,1969年开始,经济因投资过热出现危机)。[48]12月,十四中全会通过政治局的决定。企业投资重新由国家批准。1971年起,企业纯利成为国家计划指标(这个措施把企业的自主性削弱);1973年开始,纯利不再为规定指标,换句话,企业重新完全受产值等强制性物质指标支配。[49]企业奖金基金不再与利润挂钩,改与两个由企业自行选择的物质指标挂钩。[50]1973年一项法令规定,主管机关更改企业计划指标无需作出补偿。[51]企业产品花色品种再次由国家规定。[52]
  一句话,虽然“新经济体制“其中一些措施保留下来,仅运行了数年的改革到1973年完全寿终正寝。
  经改开倒车使国家开支占净物质生产比率迅速回升,从1970年64.4%上升至1975年80.6%。以下是各年数字(表28.10)。

表28.10:国家开支占净物质生产比率
I96069.7%
196566.2%
197064.4%
197169.6%
197271.4%
197373.6%
197476.5%
197580.6%
资料来源:纳田及梅尔沙,同,页148。

  1979-83年,政府实行“计划改进”或“计划完善化”(“PLAN IMPROVING”、“PLAN PERFECTING”,)改革及企业集团改革。
  政府把部份权力下放给集团总主任(DIRECT ORGENERAL)。总主任对集团所属企业拥有广泛权力。他有权把企业生产能力进行调拨。企业纯利中拨入集团基金的比率由他视乎基金的需要而决定。[53]1984年,由中央机关制订的物资调拨安排共2,136项,占工业投入物资总额76%;由集团制订的共2,400项。1986年,由中央和集团制订的数目分别改为1,135及3,400项。[54]
  利润成为考核企业及集团的标准。但纯利属于规定计划指标。[55]中央把部份订价权限下放给集团。[56]新产品及国家评定「优质」产品获订价优惠;过时产品须减价(这些措施在“新经济体制”下已实行过)。[57]
  企业监管机关的权力得到加强。政府并成立一些新监管机关,如品质监察办公室。[58]
  显而易见,1979-83年的改革目标在于强化制订及执行计划的中层管理机关。企业没有得到更大的自主权。[59]如上文所述,这些措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86年,政府提出企业“创造内部资源”(“INTERNAL RESOURCE GENERATION”)原则。除特殊情况外,企业投资一律依靠自留资金及银行信贷,政府不再进行财政拨款。[60]集团总主任不得挪用企业投资基金中500万马克以下的款项,这些资金的用途由企业主管决定,但仍需先获总主任批准。总主任保留对超过五百万的企业资金进行调拨的权利。以上措施首先在部份企业进行试点。[61]
  1988年,政府在16个试点集团中再引入一些新措施。包括:增加企业留利;企业外汇留成可用于进口高科技设施及零配部件;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挂钩;企业投资项目不设价值上限;指标数目减少(按:1986年指标共172个,1987为214个[62]);企业可直接与经互会及西方国家的外商建立关系。[63]
  按原定计划,试点集团数目到1989年增加至52个[64]
  1991年推展至全部工业。但政府1989年6月宣布减慢步子,把1990年的试点集团数目降至40个。[65]

捷克


  捷克战后经济重建以高速度完成,1948年生产已恢复战前水平。[66]1948年2月共党独大至1952年底史兰斯基(RUDOLF SLANSKY)等人被处决这段期间,捷克经济发生两个重大变化。苏联及东欧于1947年先后占捷克贸易总额仅5%及不足7%。[67]原本,捷克无意削减它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及经济关系。1949年9月,讯息局(INFORMBUREAU)要求东欧各国减低与西方的贸易。1953年,捷克对经互会贸易占贸易总额比率上升至78%。[68]伴随着贸易方向的转变,贸易结构亦出现变化。1948年以前,捷克以输出消费品及原料(如煤)为主。现在,为了适应苏联及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的需要,出口转到以机械为主。[69]产业结构因适应不同出口需要发生转型对捷克经济1989年事变后的适应能力起着重大的制约。
  五十年代初,经济因产业结构转型出现局部困难,但总体而论,五十年代上半叶经济稳步增长。1952年到1956年各年国民收入指数如下:1952:100;1953:106.4;1954:110.2(农业失收使增长放缓);1955:121.5;1956:128.0。[70]人民生活水平不断上升:“根据公布数字,毋容置疑,生活水平明显地上升,工业品产量比以前高出很多。「消费者社会」的幼苗已开始萌出。”[71]
  1956-60年二五计划期间,经济表现比一五更胜一筹。国民生产年均增长率高达10.7%(1949-53为14.1%;1954-55为7.5%)。[72]实质工资上升17%:实质收入26%。部门发展比例互相配合,消费品市场达至总量平衡。[73]
  政府被五十年代的优越表现冲昏了头脑,宣布捷克已建成“成熟社会主义社会”,“正积聚力量过渡到共产主义”。国家新宪法因而在国名上加上“社会主义”一辞。[74]
  好景不常,六十年代初,中国减少捷克入口,从1959-60年占捷克贸易总额6%减至1962年的0.5%。捷克于是需要从可兑换货币市场增加肉类及原料进口,因而引致收支出现困难。政府被迫缩压投资以削减进口。其实,五十年代末叶及六十年代初已经出现投资过热。原因有二:1958年,捷克实行洛斯普尔(ROZSYPAL)改革方案,投资权限下放导致超额投资马上出现(总投资中企业投资占一半);五十年代的成功使国家制订不切实际的三五计划(1961-65),从而增加投资需求。超额投资在1958年及1961年达到高峰。祸不单行,农业生产连续两年失收,增加粮食进口的需要。[75]
  多个因素集中爆发令政府陷于恐慌而猛压投资。投资于1963年出现负增长。以下是I960年至1964年国民生产的增长指数:I960:100;1961:106.8;1962:108.3;1963;105.9;1964:106.6。[76]
  1962-63年的危机渡过后,四五计划(1966-70)期间,各项经济增长指标再次取得骄人成绩。以下是具体数字(表28.11)。 LINK Excel.SheetMacroEnabled.12 "https://d.docs.live.net/6b0fafcba39facb2/马克思主义/文档处理/校对专用文档.xlsm" "Sheet1!R1C1:R8C3" \a \f 4 \h

表28.11:捷克四五计划(1966-70)表现
 预算增幅(%)实际增幅(%)
国民生产22-2440
工业毛产值30-3236
农业毛产值2034
个人消费2028
积累20166
资料来源:梅恩,同,页130。

  但1966年1月推行的经济改革方案又一次带来投资过热。这可见于表28.12。

表28.12:捷克1965-70年的投资情况
 积累占国民生产比率(%)投资占最终产品
(FINAL PRODUCT)比率(%)
19659.13
196613.221.5
196722.626.6
196823.226.2
196924.926.9
197026.928.0
资料来源:梅恩,同,页157。

  此外,民间储蓄占货币收入比率从1953-63的平均数2.4%上升至1964-67年3.4%。[77]虽然一些经济学者认为这是收入上升的正常情况,但政府仍然非常担心这会带来通胀压力。
  1967年中,政府对工资实行管制。[78]5月中全会决定把投资降温。投资重新由中央统筹。所有新投资项目暂停,甚至一些已开工项目亦要下马。[79]
  踏入七十年代,经济继续活跃(上半叶情况尤佳)。但1979年开始,情况转趋恶化。以下是具体数字(表28.13)。

表:28.13:捷克七十年代经济表现(增长百分率)
 国民生产工业 农业实质收入投资
19705.78.7 1.12.85.8
19715.56.9 3.25.95.7
19725.76.0 3.96.38.9
19735.26.7 4.76.29.0
19745.96.3 2.24.29.1
19756.26.9 -1.13.18.3
19763.65.1 -2.43.94.4
19774.26.3 9.13.05.7
19784.34.9 1.52.14.1
19793.13.7 -0.040.71.8
19803.03.3 6.00.71.4
资料来源:梅恩,同,187。

  但繁荣的背后却潜伏着危机因素。七十年代初,捷克进出口比价保持相对稳定,但中叶开始因石油危机急剧恶化(按:倘若捷克没有得到苏联的贸易津贴,情况会更不堪设想)。详情如表28.14:

表28.14:捷克1971-76进出口比价(1970=100)
 19711972 197319741975 1976
对西方发达国家99.197.7 88.787.486.0 84.2
对全世界99.799.1 95.896.390.4 87.9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197-8。

  再者,捷克的机械产品在经互会市场的竞争力有所下降。例如,捷克1965年占苏联机械入口总额21%,1970年下降至16%,1975年再跌至11%。又如,1978年,捷克与波兰、匈牙利及保加利亚的机械贸易竟达至平衡(这表示捷克的技术水平已被该三国赶上)。唯幸捷克输往经互会国家的消费品有所上升(这方面的盈余从1970年25%升至1980年39%)。[80]
  以上因素令捷克的贸易平衡情况露出不妙的势头(表28.15至表28.16)。

表28.15:捷克贸易平衡,1973-79(百万美元)
 19731974 197519761977 197819791974-79
对西方发达国家-221-349 -396-740-707 -804-803-3799
总数/-471 -728-668-875 -825-1054-4621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31-32。


表28.16:捷克贸易平衡(百万克朗)
 对「社会主义」国家 其他
 1970-721973-79 1970-721973-79
总数+3433+9267 +168-16937
机械产品+15707+44696 +120-8135
燃料及矿产原料-9216-54891 +3589+6731
食品-6338-15652 -2099-8421
消费品+5896+22470 +3205+14010
其他原料-2616-5870 -4647-21122
资料来源:梅恩,同,页191。

  首次石油危机加深西方国家经济衰退。但如前所述,捷克却仍然维持经济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仅保持,还有所改善(食品贸赤因而上升近三倍)。投资亦保持强劲增长(令至对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机械贸易转盈为亏);占国民生产比率从1970-72年28.3%上升至1975-78年30.5%(对照下,个人消费由48%微升至48.3%)。[81]
  七十年代下半叶,西方融资没有出路,利率处于低水平,减弱了捷克对累积可兑换货币贸赤的警戒性(其他东欧国家及很多拉美国家亦然)。
  根据马里斯及云劳思计算,苏联1974-78年给予捷克的「隐藏」贸易津贴达80.35亿美元(1980年现时价值计)。[82]若非如此,捷克1974-78年对经互会的贸赤应比实际数字多出几倍以上。[83]
  总括而言,捷克七十年代下半叶的增长纯粹建基于苏联的津贴及平价西方融资。表28.17显示捷克硬货币外债情况。

表28.17:捷克可兑换货币外债,1971-79(十亿美元)
 19711972 197319741975 197619771978 1979
毛额0.5/ /1.11.5 3.0/3.5 4.0
净额0.20.2 0.30.60.6 1.42.12.5 3.0
偿债率(%)/10 /1515 /17/ 22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34、36及41。

  捷克政府对上述情况十分清楚,波兰1980年事件更令它提高警觉,故七五计划(1981-85)订下历来最低的目标。[84]七五计划的急切任务是恢复总量平衡及通过“集约化”(“IN-TENSIFICATION”)降低能源及原料耗用率,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为此,政府推行一些改革措施(见后)。
  1981年12月波兰实施军管后,西方国家终断所有对经互会的信贷。不到几个月,信贷便恢复。但此时,虽然捷克的偿债率不足20%(见后),政府已作出决定把可兑换货币外债清理。[85]这与匈牙利、波兰、东德及苏联继续借贷的政策迥然有别。
  清理的手段是压缩投资以削减进口。消费则尽量维持。详情见于表28.18:

表28.18:最终产品分配(开支计),1980-85
 最终产品个人消费 库存变化投资投资所占百分率
1980100.045.9 5.229.729.7
1981100.846.7 2.328.428.1
1982101.445.6 2.727.727.3
1983104.146.5 2.627.926.8
1984107.947.3 1.826.724.7
1985111.348.2 2.128.125.3
按:所有数字为按1980年最终产品计算的百分比(1977年价格计),“投资所占百分率”除外。
资料来源:梅恩,同,页194。

  加上出口有所增长,1980年开始,捷克贸易终于扭亏为盈(表28.19):

表28.19:捷克贸易平衡(百万克朗)及来往账户平衡(十亿美元),1979-85
 出口进口贸易平衡来往账户平衡
19791940921985-2576 /
198024364(26.0)24526(10.6) 38-0.4
198125328( 4.0)23436(-3.7) 1892-0.2
198224961(-1.4)22010(-6.1) 2951/
198326384( 8.0)21485(-2.4) 48990.5
198427411( 3.9)22127( 3.0) 52840.6
198527579( 0.6)23251( 5.1) 43280.5
括孤中数字为增长率(%)

  资料来源:贸易数字,梅恩,同,页193;来往账户数字,史洛基思蒂,同,页43。

  事实表明,政府的决定是明智的,因为1982年开始,苏联减低原油供应,而价格亦大幅提高(表28.20):

表28.20:苏联给予捷克的原油供应指数,1980-85
 19801981 198219831984 1985
数量10096 898987 88
价值100141 183216242 261
资料来源:梅恩,同,页203。

  对经互会的燃料及矿产原料贸易赤字因此而从1976-80年的548.85亿克朗升至1981-85的1439.39亿。[86]值得庆幸的是,经互会各国可兑换货币均短缺,因而捷克1981-85年对经互会的机械产品及消费品贸易先后录得1046.53亿及377.26亿克朗的盈余(1976-80年数字为419.1亿及202.65亿)。1985年,捷克占苏联机械产品输入总数比率回升至超过15%的水平。基于上述,捷克对经互会的贸赤仅从1976-80的135.17亿克朗微升至1981-85的159.63亿。[87]
  八十年代初的小危机得以顺利解决,七五计划亦因而表现平稳。以下是具体数字(表28.21):

表28.21:捷克七五计划(1981-85)的表现
 19811982 198319841985 85/8081-85比76-80
(1)国民生产99.399.2 101.2102.6 102.5104.8 109
(2)増长率// 2.2%2.8%3.1% //
(3)工业:         
毛额100.0100.4 102.3102.0 101.6106.3 109.1
净额99.398.5 100.8104.0 102.3104.8 108.0
(4)农业:         
毛额97.9106.1 105.5103.9 103.3117.7 117.7
净额85.5111.1 98.6107.698.2 99.097.6
按:除第二列数字,其他数字为比对上一年的指数(上一年=100)(1977年价格计)
资料来源:第一、三及四列,梅恩,同,页207;第二列,史洛基思蒂,同,页69。

  人民生活水平亦可以维持(虽然个别消费项目的增长出现大幅下跌情况,如私人汽车及房屋)。详情如表28.22:

表28.22:捷克七五计划(1981-85)人民生活水平
 19811982 198319841985
个人消费10199 101103104
消费基金増长率(%)2.6-1.1 2.42.6/
个人消费数字为按1978年计算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个人消费,梅恩,同,页214;消费基金増长率,史洛基思蒂,同,页71。

  从表28.22可见,1982年消费出现负增长。但总体来说,就人民生活水平而论,“捷克表现比其他国家为优胜。与西欧不同,捷克没有出现大量失业;别于波兰,捷克的生活水平没有出现急剧下降。”[88]
  1986年八五计划开始时,捷克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工业生产增长率比所有主要西欧国家都要高;通胀率为全欧洲最低(1981-85年累计为10%);包括食品在内的消费品市场达至总量平衡;可兑换货币贸易获得盈余;可兑换货币外债处于应付能力之内(表28.23)。[89]当然,中长线而言,捷克经济潜伏着不利因素。五十年代初建立的产业结构基本上一直维持到八十年代中叶。捷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因而受到严重掣肘。斯大林模式的体制性局限使生产效益没法翻身。[90]但这些都是较为长远的问题。短期而言,直到1989年事变前,捷克经济没有出现动荡。

表28.23:捷克可兑换货币外债,1980-85(十亿美元)
 19801981 198219831984 1985
毛额4.934.5 4.053.703.35 3.01
净额3.673.4 5.302.772.00 1.94
偿债率(%)2419 1822* 20*
*按史洛基思蒂,同,页64,1984及1985的偿债率为25%及31%。这些数字与本表其他数字矛盾,亦与史洛基思蒂,同,页65及表28.19的数字矛盾。笔者相信是印刷出误所致。
资料来源:1985年偿债率为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所提供的数字(《经济学人》,1991年3月2日号);其他数字,史洛基思蒂,同,页50及64。
注:根据多方面的消息来源(《经济学人》,1990年3月10日号号,页56;《时代杂志》,1990年1月15日号,页21;《明报》,1990年10月23日)。捷克1989年可兑换货币外债降至6.9至7亿美元之间。

  1948年2月前,国有化工业占工业就业人数61%。[91]2月后,比率迅速攀升至95%。[92]1948年,私营工场雇员人数接近50万。1952年底,仅余5万。[93]
  继波兰和匈牙利之后,捷克1948年秋接纳农业集体化政策。但初期以限制富农为主。1949年2月,政府强行收购所有私人拖拉机。同月23日,农业集体化法例获通过。[94]但直到1953年,农业合作社及国营农场分别只占耕地面积30.8%及13.9%。[95]1957年,集体化运动再次掀起。到I960年,八成农民已参加合作社。[96]
  1956年苏共廿大没有为捷克带来波期及匈牙利般的震荡,但仍引发一些人提出进行改革的要求。党领导把要求疏导到经改的探讨。讨论最后形成一个改革方案,建议以利润代替产值作为考核标准;奖惩与利润挂钓;成立企业联会以提高制订计划的效率;中央把部份投资权限下放;供销双方直接见面,订定长期合同。[97]由于五十年代上半叶经济表现良好,经济学家对斯大林模式的基本框架充满信心,方案因此否定以经济手段代替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亦坚持维持固定价格的需要性。[98]以上方案称作洛斯普尔改革方案,于1958年实行。
  如前分析,改革造成投资过热;加上上述其他因素,1962-63年经济出现危机。中央把投资权限收回,改革由此终结。[99]
  1963年,受到利别尔曼论义及东德进行改革的影响,政府成立特别委员会研究经改。委员会主任为新任中央委员兼社科院经济研究室主任奥·锡克(OTA SIK)。查实,锡克早年思想倾向十分保守,后来才变得开放。[100]1964年中,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关于经济制度的著作翻译成捷克文,触发有关市场及计划的热烈论战。[101]
  1965年1月中全会接纳对管理体制作出“基本改变”的经改方案。方案以“计划及商品关系的有机结合”为总目标,内容包括:中央功能限于订定基本比例、制订价格及工资政策和为企业创造划一的金融、财政环境;考核标准为毛收入(锁售收入减原料成本及上缴政府的支出);征收固定资产税;企业直接见面;价格三级制;企业联会进一步集约化(这是借鉴东德的方案,1965年间,联会数目从254个下降至90个)等。[102]显而易见,方案与匈牙利的NEM类似。1965年,452个企业进行试点。1966年1月,方案全面推行,价改以调整所有批发价开路。
  如前所述,改革导致投资过热,而民间储蓄上升令政府担忧消费品市场会出现失衡。1967年5月,中全会决定重新上收投资权限,理由是“经济手段仍然未能发挥作用”。[103]
  1968年1月,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上台,接替劳锅尼(NOVOTNY)出任捷共第一书记。3月,劳再辞去总统职位;新政府成立。4月,新领导层发表政策文件《行动纲领》(ACTION PROGRAMME)。《纲领》经济一节由新任主管经改的副总理锡克执笔。但在1968年的政治形势底下,经改没有被列入优先考虑范围。新领导层原定9月召开党特别大会讨论多党制选举,但华沙集团军队先发制人,于8月20日入侵捷克。杜布切克获准留任至翌年4月,后由胡萨克(HUSAK)接替。
  1969年5月,中全会决定一刀切压缩投资,严厉管制工资。1970年1月1日起,所有零售价格一律冻结。政府公布市场化改革需待恢复平衡后才继续。[104]1969年下半叶,市场平衡恢复。[105]但政府没有回到改革的道路上。社会现被称作“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REAL EXISTING SOCIALISM”);换句话,政府拒绝进行任何以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模式为目标的改革。经济研究室结束“修正主义”的研究计划。1970年底,锡克路线被批判,而锡克本人被扣上“右倾冒险主义者”的帽子。至此,1966年的改革宣告结束。[106]
  如前所述,为配合七五计划(1981-85),政府推行一些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为:①恢复近卅年前实行过的“计划反建议”(COUNTERPLANS);及②引入新奖励指标,工资总额与增值额挂勾,企业主管奖金与利润及出口表现挂钩。[107]“计划反建议”指在计划制订过程中,企业承诺超额完成由中央订定的指标。由于中央在订定原来指标时,需要依靠企业提供资讯,故这个制度对于挖掘企业潜能根本起不了作用。显而易见,1981年的措施无甚新意,亦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08]
  1987年1月中全会上,胡萨克表示接受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重整”的需要性。总理史特劳高(STROOGAL)对十三大通过的改革方案(即锡克方案)给予高度评价,但补充说它后来被“误用”。雅克什(他后来于12月出任总书记)承认现存制度有“不足之处”,但表示“它的潜能仍未完全发挥”。[109]
  7月,继苏联于一个月前通过《企业法》后,政府公布《企业法(草案)》。12月,中全会通过经改方案,内容以锡克方案为根据,但较为保守。跟六十年代的改革程序一样,今次改革以价改开始,计划于1989年1月1日实行。国家仍然保持对价格的控制权,改革仅在于计算成本和订价的方法。方案并建议容许个人及私人合作社承租经营食肆及店铺。[110]

保加利亚


  共产党统治前,保加利亚是一个农业国家。1948年,劳动人口中82.1%从事农业,工业仅占7.9%。1948年开始,保加利亚采纳斯大林模式发展策略。1950-73年,国民生产年均增长率达7.2%,比同期欧洲平均数5.6%高出很多。[111]
  保加利亚的基本建设时期发生在试验性的两年计划(1947-48)、一五(1949-52)、二五(1953-57)及三五计划(1958-60)。两年计划期间,国家仿效苏联廿年代的策略大力发展电力,农业投资仅占总额6%。[112]1951-52年,积累率高达28%,为同期西欧平均数两倍。[113]二五期间,政府承诺改善人民生活,増加农业、轻工、房屋及教育各项投资。1960年农业投资占净投资总额28%,为历年高峰。1956年积累率下降至14%。[114]以下为一五至三五的经济表现(表28.24)。

表28.24:保加利亚一五计划至三五计划经济表现(年均增长百分率)
 一五(1949-52)二五(1953-57) 三五(1958-60)
净物质生产8.47.8 11.6
工业20.712.7 16.2
农业-0.94.9 6.6
建造业19.67.1 20.8
资料来源:林普,同,页144。

  原始积累把保加利亚的经济结构全面改变。I960年,重工业产值追上轻工业水平。[115]以下为详细情况(表28.25至表28.26)。

表28.25:保加利亚净物质生产构成(1959-80)
 19391948 19521956I960 19701980
人均净物质生产10089 121149226 440825
构成(%):         
工业1523 293748 5557
农业6559 403227 1711
建造业34 787 99
贸易及运输业1410 191715 1620
按:第一列数字为指数。
资料来源:林普,同,页144。


表28.26:劳动力分配(%),1948-83
 工业农业 建造业贸易及运输业服务业
19487.982.1 2.03.74.3
195612.970.5 3.36.07.2
196021.955.5 5.28.19.2
197030.335.7 8.412.513.1
197533.527.5 8.014.615.7
198336.121.9 8.215.717.2
资料来源:林普,同,页160。

  可见,工业产值于1956年超越农业。1983年,农业产值仅占总数11%。七十年代上半叶,工业劳动人数越过农业。1983年,农业占劳动人口比率仅高于两成。六十年代下半叶,城市人口越过农村人口。1970、1980及1983各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率先后为53%、62.5%及65%。[116]
  共党执政下,保加利亚的工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机械制造、电子、化工迅速増长,其中前两者占出口的份额越来越重。食品、访织的比重不断下滑。以下是详细情况(表28.27)。

表28.27:工业结构,1939-83(%)
 19391952 I96019701980 1983
电力1.82.1 2.02.52.4 3.9
燃料、热能4.63.2 2.84.63.7 1.4
冶金0.53.7 5.66.63.4 3.5
机械2.410 12.416.515.6 14.2
电子// //7.6 8.8
化工1.93.1 3.77.58.9 8.2
食品51.239.2 33.525.422.9 26.9
访织19.814.7 13.59.15.1 5.5
建造、木材加工1.82.2 3.13.74.9 4.5
其他16.021.8 23.424.122.5 28.1
 100.0100.0 100.0100.0 100.0100.0
资料来源:林普,同,页166。

  一五至三五的成功令劳动力短缺问题于六十年代初便出现。保加利亚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每1,000人计)从1950年15一直下滑:1960:9.7;1970:7.2;1980:3.4;1983:2.2。[117]1974年开始,保加利亚实行每周工作42.5小时制(以前为48小时)[118],比一些先进国家更优胜,更加加剧劳动力供应紧张情况。1981年,劳动人口中女性占49%,这表示女性的参与率已达极限。[119]
  五五计划(1966-70)开始,劳动生产率增长在国民收入增长中的作用越过劳动人口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却一直呈现负增长。这可见于表28.28。

表28.28:非农业増长来源,1961-74(%)
 1961-651966-70 1971-74
劳动人口增长4830 32
劳动生产率增长4371 62
资本值増长128100 133
资本生产率增长-84-16 -46
资料来源:林普,同,页163。

  积累率于二五期间下降后再次回升,1975年最高峰时达32.8%。1960、1965、1970、1975、1980、1981及1983各年积累率顺序为:27.5%、28.3%、30.8%、32.8%、25%、27%及22%。[120]以下是保加利亚1961年至1985年的经济表现(表28.29)。

表28.29:保加利亚经济表现,1961-85(年均及年增长百分率)
 61-6566-70 71-7576-8081-85 19841985
净物质生产6.78.8 7.86.14.1 4.60.7
投资7.912.5 8.64.06.8 //
实质工资2.05.3 3.00.52.6 //
消费基金// 7.04.04.3 3.2/
贸易总额14.611.3 12.08.56.9 //
工业10.0(61-64)  9(69-75)  6(76-83)//
农业(人均) 4.1(56-70)   0-5(不稳定)(71-83) //
资料来源:1961-83,林普,同,页162、164及169,消费基金增长率除外;1984-85,史洛基思蒂,同,页69;消费基金,史洛基思蒂,同,页71。

  可以看到,1985年以前,总体而论,虽然增长率有下降趋势,成绩是令人满意的。尽管农业生产欠稳定,保加利亚是匈牙利之外,东欧农业上唯一能达至自给自足的国家,更还有剩余以供出口。[121]罗马尼亚人,甚至南斯拉夫人经常进入保加利亚购买粮食。[122]1960-70年,农民实质收入增长高于工人,年均率达6.7%。不计农产品自我消费,农民1968年的收入达工人三分二。[123]1971-84年,消费基金年均增长率为5.1%,人民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以下是一些耐用消费品的普及率(表28.30)。

表28.30:耐用消费品普及率(每100户),1965-83
 19651970 1983
收音机5962 92
电视842 87
电动洗衣机2350 81
电冰箱529 88
私人汽车26 34
资料来源:林普,同,页194。

  城市的私人汽车普及率比农村高很多。首都索非亚130万人口中(约廿至卅万户),私人汽车达350,000辆,平均每户超过一辆。[124]人民居住问题是保加利亚发展最落后的一环。八十年代上半叶,城市居民轮候公屋平均需时几年(不比香港为差)。教育及医疗亦为急待改善的环节。[125]
  保加利亚贸易占国民收入比率为东欧诸国之冠,与西欧小国看齐(比利时除外)。I960年贸易占净物质生产比率为31%;1982年上升至96%。[126]同一时期,出口占净物质生产比率亦由15%升至50%。[127]保加利亚亦是东欧各国中贸易上最依赖苏联的国家(详后)。由于保加利亚农业相对发达,它农业占出口总额的比率亦为全东欧之冠。[128]跟其他东欧国家一样,保加利亚缺乏原油,但别于其他国家,它亦同时缺乏煤矿,所以,它比各国都更为依赖能源进口,主要供应来源为苏联(占需求七成)。[129]七十年代,保加利亚能源进口(主要为原油)占进口总值比率从13%升至25%;1981-83年,机械及能源进口共占总数三分二。[130]
  出口方面,机械及电子出口从1955-57年占总额8.2%升至1981-83年占53.8%;食品由1968-70占35.1%的高峰下滑至1981-83年占16.7%。[131]
  以下是保加利亚贸易方向的详情(表28.31)。

表28.31:保加利亚贸易方向,1950-83(%)
出口        
 19501955 I96019651970 197519801983
苏联54.450.5 53.852.153.8 54.649.958.5
其他经互会国家37.736.7 30.227.225.5 25.423.520.6
西方国家7.910.6 12.415.814.2 9.315.810.5
第三世界// 3.44.66.1 10.713.413.1
进口          
苏联50.247.5 52.650.052.2 50.757.358.5
其他经互会国家35.439.9 32.724.324.0 21.321.621.8
西方国家4.711.8 13.622.319.2 23.617.213.7
第三世界// 2.43.54.7 3.93.96.1
资料来源:林普,同,页152及188。

  直到七十年代初,保加利亚贸易大致平衡。六十年代下半叶开始,从西方国家进口急剧上升,但出口(以纺织品及食品为主,冶金产品及机械产品次之[132])亦大幅增加,故赤字有限。七十年代中叶开始,进出口比价直线下滑,从1975年96(1970=100)下降至1980年76及1982年65[133],贸易平衡情况由此转趋恶化。以下是详细数字(表28.32至表28.34)。

表28.32:保加利亚贸易平衡,1961-83(百万里华(保货币))
年均数1961-631968-70 1975-771981-83
苏联-4930 -175-503
其他经互会国家616 83-300
西方国家-16-57 -548-545
第三世界6-6 2891098
其他837 27167
总数-4520 -324-74
资料来源:林普,同,页182。


表28.33:保加利亚贸易平衡,1971-79(百万美元)
 19711972 197319741975 197619771978 1979
总数151(71-73)-490 -710-245-42 -170-351   
对发达西方国家-20-5 -21-409-700 -470-386-415 -43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31-32。


表28.34:保加利亚对市场经济国家贸易平衡,1980-85(十亿美元)
 19801981 198219831984 1985
贸易平衡:        
总数1.00.7 0.70.40.6 -0.3
对发达国家0.1-0.6 -0.5-0.3-0.6 -0.6
来往账户平衡1.00.7 0.60.4-0.5 -0.3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43。

  可以看到,七十年代中叶开始,保加利亚对苏联及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都连年出现巨额赤字。根据马里斯及云劳思计算,1974-78年间,苏联给予保加利亚的「隐藏」贸易津贴为69.2亿美元(1980年现时价值计)。[134]若没有这些津贴,保加利亚七十年代中叶肯定无法能够相对上安然渡过首次石油危机。虽然保加利亚对第三世界贸易出现庞大盈余,由于无法立刻收到现汇[135],这些盈余无助于保加利亚偿还欠下西方国家的债项。
  1975年,保加利亚的偿债率为53%,1977年更高达44%。政府于是在七五计划(1976-80)期间实行紧缩。表28.33显示,对西方发达国家贸赤从1975年7亿美元一直下降到1979年0.43亿。大幅削减从西方国家进口使七五计划净物质生产、投资、实质工资、消费基金及贸易额的年均增长率从六五计划的7.8%、8.6%、3.0%、7.0%及12%顺序下挫至6.1%、4.0%、0.5%、4.0%及8.5%(表28.29)。1980年至1984年连续五年,保加利亚对市场经济国家贸易都出现盈余(表28.34),可兑换货币外债及偿债率均持续下降。以下为具体数字(表28.35)。

表28.35:保加利亚可兑换货币外债情况,1975-85(10亿美元)
 19751977 197819791980 198119821983 19841985
毛额2.43.4 4.04.53.6 3.12.82.6 2.32.4
净额1.43.2 3.73.02.8 2.21.71.5 0.90.6
偿债率(%)3345 /3835 332429 1614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34、36、41、50及64。

  1985年,由于苏联减少对保加利亚的原油供应(这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已开始),保加利亚出现能源危机[136],被迫从世界市场增加原油进口。可兑换货币外债情况急转直下。偿债率于1989年竟然攀升至超过70%。[137]
  1949年,保农业合作社占总耕地面积仅11.3%。[138]1950-52,政府进行第三波集体化运动,把合作社占地比率增加至61%。1958年,比率达92%,全国共有3,200个合作社,82个国营农场。[139]1959年,私营农地仅占耕地面积2%;1972年再降至0.2%。[140]
  1947年12月23日,全国6,000个工业企业被国有化。这些企业中90%雇工少于50人,平均为23人。[141]1951年,3,300个私营工场被收归国有。至此,私营部门在工业中完全被取缔。[142]
  三五计划期间,所有农业合作社合并成957个大型组合。[143]六十年代末开始,政府把上述组合再合并成所谓农工复合体(保又简作APK)。APK属于横向合并体,旨在把农业生产“工业化“。[144]政府又成立一些属于垂直合并体的所调工农复合体(保文简作PAK),把个别合作社与食品加工企业联合。[145]1971年末,全国所有合作社及国营农场合并成161个APK及PAK(大多数为APK)。[146]
  1977年,过度的集约化产生反作用,政府于是把原有143个APK分解为296个。强制性规定指标减至四个:收购任务;上缴财政任务;外汇收入最低限额;投入物资最高限额。APK得到更大计划外订价及签订合同的自由。[147]
  跟匈牙利一样,合作社对社员经营自留地大力予以扶持。1957年,自留地占合作社耕地面积10%;1980年,增加至14%。1971年,自留畜数目上限解除。1974年,政府透过合作社进一步改善自留地的物资供应及锁售。一如匈牙利,自留地在蔬果、蛋类等物品的供应占有重要角色。[148]
  如前所述,集约发展在六十年代初已提上日程。事实上,净物质生产年均增长率从二五计划及三五计划的7.8%及11.6%下降至1961-65年的6.7%(表28.24及28.29)。1964年6月,保加利亚投入东欧、苏联的改革热潮。五十个纺织及消费品企业进行试点。改革名为“新管理体制”,内容包括:强制性规定指标减至四个:产值、投资上限、投入物资上限及外贸任务;增加企业留利,最高可达70%;工资、奖金及企业投资与利润挂钩;银行信贷代替财政拨款。[149]
  截止1965年12月,工业企业中43%实行了“新管理体制”措施。1967年,比重上升至三分二。
  “新管理体制”下,零售价格及批发价格引入价格三级制。但大部份价格仍为固定价格。
  1968年7月,政府宣布终止“新管理体制”(留意:这发生于布拉格之春被镇压之前)。这显然与投资过热及工资上涨过速有关(见表28.29)。一些企业主管利用改革发大财而爆出几宗丑闻更为剎车提供了借口。价改首先被取消。跟着,有关工资、企业投资、订定合同等权限纷纷受到限制。强制性规定指标数目重新上升。
  尽管如此,部份改革措施得到保留。1963年7月,政府把2,000个工业企业置于120个“国家经济联会”(保文简作DSO)之下。“新管理体制“结束后,企业订定合同及价格(指计划外)仍归DSO监督,主管部门不直接过问。
  如前所述,1947年国有化时,6,000个工业企业平均雇工人数仅23人。1960年,工业企业数目下降至1,650个。[150]1970年末,雇工超过1,000人的工业企业占全部企业数目47%。[151]
  1970年底,120个DSO减为64个。DSO对属下企业的投资、信贷、财政补贴有话事权。企业丧失法人地位,但大企业仍可保留银行户口及在DSO监督下签订合同。1975年,七个新成立的工业部门成立七个企业集团(COMBINES)归口管理七个产业部门,把DSO完全架空。[152]换句话,一度下放给中层架构的权力现又重新被上收。
  1978-79年开始,政府再次实行改革。1978年,政府把以前由计委规定的企业投资上限废除。企业实行财政独立。虽然新比例税制把企业纯收入八成抽去,企业投资占总投资比重明显上升。1975年,财政拨款、银行信贷(发放标准为项目是否符合计委决定)及企业资金占总投资的比率为16%、54%及25%。1981年,变为28%、28%及45%。[153]DSO及APK/NPK/NPO(改革同时在工农业实行)可与外商直接见面,签订合同。强制性规定指标回降至四至五个。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挂钩,上升率最高限于后者升幅一半。主管收入视乎企业表现(能否达到指标)。1980-81年间,一些企业主管因此而有部份收入被扣起。
  1980年4月,政府成立非官方的保加利亚工业经济联会。工经联主席地位在部级之上。会员占工业生产70%。自成立以来至1984年,工经联共开办200个小企业,以生产消费品为主。小企业属于国营,对于鞭挞其他国营企业有一定作用。
  1982至1983年间,政府再推行一系列政策。最低工资保障被废除。不称职的企业主管有被革职之虞。部长薪金与产业部门表现挂钩。财政补贴进一步下降。国家银行发放信贷以项目盈利能力为准则,利率由2.5%至8%不等。企业申请信贷要通过投标。价格实行两级制(固定价格及上限价格)。
  表面看来,上述措施颇为「进步」。但林普及另一名西方学者均认为,七十年代末各项措施中,以把企业主管收入扣起这一项为“最大的转变”。[154]其他措施的影响有多深远可想而知。
  八十年代初,保加利亚经济増长跌至历年来最低水平(见表28.29)。1982-83推行的措施,用意在于挖掘企业的潜力,而非向企业放权。[155]
  1986年12月,保共中全会通过进行进一步改革的方案。方案以减轻政府财政负担为前提(如前所述,1985年开始,保加利亚出现能源危机),重申企业财政独立的重要性。方案计划把国家银行变成中央银行及成立商业银行。1987年6月开始,退休人士、学生及主妇可承租餐馆及店铺经营;全职工人在不影响正职的条件下可享有同等权利。但一律禁止雇工;税率亦偏高;故反应并不理想。[156]

罗马尼亚


  罗马尼亚1950-1977年工业生产、工业投资、工业劳动力及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先后为12.9%、13%、5%及8%。一五计划(1951-55)、五五计划(1971-75)及六五计划(1976-80)期间,投资占国民生产比率顺序为17.6%、34.1%及36.3%。1951-80年期间,实质工资年均上升率为4.9%;加上社会工资(SOCIAL WAGE),人均实质收入年均增长率为5.3%。[157]
  虽然农业被忽视,它的增长亦不差。一五计划及二五计划(1951-60)年均增长为5.5%;三五(61-65)及四五(66-70)下降至2.2%;五五为4.7%;六五为4.9%。1950年工业及农业劳动人口占总数比率先后为12%及74.1%。七十年代下半叶,工业劳动人口超越农业。1980年,上述两个比率先后为35.5%及29.4%。1981年开始,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半数。[158]
  基于政治原因,罗马尼亚于1972年成为首个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东欧国家。此前,罗已于早一年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76年,罗又成为「七十七国组合」(GROUP OF 77)成员,使它的出口在西方国家市场获得优惠待遇。[159]基于上述,罗马尼亚的出口方向与其他经互会国家不同:1975年,罗对西方先进国家贸易占总数比率比对经互会贸易为高。以下是详细数字(表28.36)。

表:28.36:罗马尼亚贸易情况,1960-80(百万里(LEI))
 19601965 197019751980
对经互会:      
占总贸易额比率66.860.4 49.037.833.7
盈余/赤字192.9490.1 -97.4420.9 1444.2
对西方先进国家:      
占总贸易额比率22.128.9 35.638.132.8
盈余/赤字3.4-515.4 -1117-2124.2 556.7
对发展中国家:      
占总贸易额比率4.66.0 8.215.825.2
盈余/赤字175.272.0 332.11571.9 -7091
17里=1美元     
按:上述比率总和不等于100,因为还有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未计算在内。
资料来源:沙菲亚,同,页49。

  六五计划开始,国民生产增长率呈现下降趋势,年均率从五五计划的11.3%跌至7.3%。[160]跟其他东欧及很多拉美国家一样,罗国趁当时西方融资没有出路,以借贷来增加进口(见表28.36)。罗马尼亚1971-79年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累计贸赤达284亿美元。[161]
  直到1975年,罗马尼亚仍能输出少量原油。但1976年开始,原油输入直线上升(表28.37):

表28.37:罗马尼亚原油进口,1975-81(百万吨)
197519761977 197819791980 1981
5.08.4 8.812.914.2 15.912.9
资料来源:沙菲亚,同,页111。

  如前分析(第廿四章),苏联拒绝供应原油给罗马尼亚,故罗唯有自世界市场输入。出于这个因素,罗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便由出超发展到入超(表28.36)。
  从西方国家大量入超加上石油危机的影响令罗马尼亚可兑换货币外债急剧攀升(表28.38)

表28.38:罗马尼亚硬货币外债,1971-80(10亿美元)
 19711972 197319741975 197619771978 197919801981
毛额1.2/ /2.42.8 /3.24.4 7.09.610.2
净额1.21.2 1.52.52.5 2.55.44.9 6.88.38.8
偿债率(%)/27 /2223 /19/ 222738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34、36、41、50及64。

  罗马尼亚1981年偿债率当时在东欧各国排行第四位(各国偿债率为:波兰:87%;东德:60%;匈牙利:40%;罗马尼亚:38%;保加利亚:33%;捷克:19%[162])。但别于其他国家,罗马尼亚不能依靠苏联的扶持以减轻石油涨价的打击。根据齐奥塞斯库1981年底中全会上透露,罗马尼亚八成原油进口来自第三世界,尤其是中东国家。[163]祸不单行,恶劣天气令罗马尼亚1980-81连续两年农业失收。[164]罗马尼亚于是于1981年成为继波兰之后第二个要求延期还贷的东欧国家。这个决定非常及时,因为苏联自1979年首次供应石油给罗马尼亚后,1980及1981两年的供应量先后从1979年40万吨增加到150万吨及270万吨,但1982年竟缩减至23万吨。[165]
  国际货币基金会的救援方案规定罗马尼亚大幅削减进口。[166]1981至85年,罗马尼亚硬货币进口增长率为:1981:-12.7%;1982:-33.3%;1983:-3.2%;1984:1.3%;1985:4%。与此同时,出口增长率为:1981:10.8%;1982:-14.4%;1983:0.2%;1984:10.4%;1985:-0.7%。[167]这期间,罗马尼亚对市场经济国家的贸易平衡连续五年获得盈余:1981:2亿美元;1982:14亿;1983:16亿;1984:22亿;1985:20亿。[168]硬货币外债的情况终于明显好转(表28.39):

表28.39:罗马尼亚硬货币外债,1981-85(10亿美元)
 19811982 198319841985
毛额10.29.8 8.97.56.0
净额8.88.1 8.66.65.5
偿债率(%)3841 421526
资料来源:史洛基思蒂,同,页5。及64。

  但以上好转是以厉行紧缩政策为代价的。人民这几年间过着困苦的生活(尤以1982-83两年)。1981年,罗国廿七年来首次实行面包配给。1982年2月,220种食物平均提价35%,人民购买能力下滑8.8%。该年,电费加价三成,家用燃料三倍。1月,民用电力及燃料供应受限制;翌年11月,再削减一半。电冰箱、吸尘器等家庭电器的使用被禁。农村地区街灯电源切断;城市亦只有主要通道有街灯照明。[169]
  虽然1981-83年间,国民生产先后增长2.2%、2.6%、及3.4%,但扣除净出口,国民收入先后下滑5.7%、2.6%及0.3%。[170]1982年消费基金下挫1.5%,1983仅微升0.4%。[171]1984年情况有所改善,国民生产、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扣除净出口)及消费基金先后上升7.7%、3.4%及3.8%。[172]但1985年偿债率马上回升至26%。紧缩政策于是恢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173]1989年,偿债率终于下降至10%。[174]
  1967年12月,罗马尼亚成为东欧之中最后一个同意进行经改的国家。改革内容包括:在主管部门及企业之间成立一些名为“中央”(“CENTRALS”)的中层行政架构。部份“中央”属于横向合并体,其余为垂直合并体。国家向“中央”下达计划指令。“中央”的功能与东德的VVB、保加利亚的DSO大同小异。企业留利可用作投资及奖励。价格制度维持不变。[175]
  1969年,政府成立200个“中央”,正式把改革付诸实践。但在执行时,主管部门经常更改“中央”订立的计划。改革在从未正式实施过的情况下便不了了之。[176]
  七十年代中叶,政府把经济管理权力进一步集中。1973年,政府收回一些企业的独立外贸权,企业归还外贸部直接管辖。1974年,“中央”的数目减至104个。由政府直接进行调拨的产品数目从1974年180种上升至1975年720种。企业及“中央”的投资权限重新被上收。全部进口由专业外贸公司专营。[177]
  1978年3月,政府宣布翌年开始同时在工农业两个部门逐步实行名为“新经济及财政机制”的改革。[178]改革以三个原则为基础:财政独立、自管及工人自管;焦点在第一个。内容为:增值额代替产值为主要指标;企业硬货币进口以本身创汇额为上限;国家财政把“社会工资”(兴建住房等)的负担转嫁到企业身上;划分计划内及计划外利润。计划内利润用于上缴国家财政、还贷及成立六个企业基金(“经济发展”、“流动资金”、“房屋建设”、“社会投资”、“社会行动”及“分红”)。企业可把部分计划外利润注入“分红基金”;其余上缴国家。企业投资及各项指标的决定权保留给国家(换句话,“中央”形同虚设)。若企业收入不足以完成上缴国家及还贷任务,可向银行申请高息贷款。三个月内仍未能扭亏为赢,企业由主管部门接管。企业在完成上述两项任务后,方能把余下收入注入各个企业基金。若企业未能完成规定指标,国家可扣起“分红”、“房屋建设”等基金部份款项(以总数四分一为限)。
  根据政府公布,“新经济及财政机制”实施后,企业补贴从1980年占财政收入20%下降至1982年6%。[179]
  一名西方专家认为,罗马尼亚的管理体制是东欧“最集中、最缺乏弹性的制度”。[180]




[1] 以上见葛·纳田(GERT LEPTIN)及万·梅尔沙(MANFRED MELZER),《东德工业改革》(ECONOMIC REFORM IN EAST EAST GERMAN INDUST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78),页XV-XVI及页4。

[2] 同上书,页7。

[3] 同注1,页6。

[4] 同上注。

[5] 同注1,页9。

[6] 同注1,页11。

[7] 同注1,页163。

[8] 同注1,页164。

[9] 同注1,页75-77。

[10] 同注1,页78。

[11] 同注1,页164。

[12] 同注1,页161。

[13] 史洛基思蒂,同,页197。

[14] 同上注,页198。

[15] 同注1,页175-6。

[16] 同上注。

[17] 同注13,页69。

[18] 同注13,页71。

[19] 菲·彼里逊(PHILLIP J.BRYSON)及梅尔沙,《东德经济的结束》(THE END OF THE EAST GERMAN ECONOMY)(伦敦,1991),页32。

[20] 同上注,页26。

[21] 同上注。

[22] 同注19,页89。据一般报刊报导,数字为210亿美元(例如,《明报》,1990年10月23日)。

[23] 这些比例根据1985年的数字计算(见史洛基思蒂,同,页194)。

[24] 笔者手头资料没有东德1989年的偿债率。笔者亦没有信贷还款期结构等数据以供进行准确的计算。根据上文有关资料,笔者粗略估计上述比率不会超过40%,比波兰及匈牙利的情况松动得多。

[25] 同注1,页XV及页5。

[26] 同注1,页32。

[27] 同注1,页150。

[28] 同注1,页98。

[29] 同注1,页41。

[30] 同注1,页17。

[31] 同注1,页53及64。

[32] 同注1,页54及55。

[33] 同注1,页45-47及126。

[34] 同注1,页41及45。

[35] 同注1,页20。

[36] 同注1,页55。

[37] 同注1,页36。

[38] 同注1,页38。

[39] 同上注。

[40] 同注1,页49-50。

[41] 同注1,页42。

[42] 同上注。

[43] 同注1,页84。

[44] 同注1,页13。

[45] 同注1,页47。

[46] 同注1,页68。

[47] 以上见同注1,页68-69及117。

[48] 同注1,页101。

[49] 同注1,页78及121。

[50] 同注1,页118。

[51] 同上注。

[52] 同注1,页109。

[53] 同注19,页6。

[54] 同注19,页31-2。

[55] 同注19,页31。

[56] 同注19,页5。

[57] 同注19,页32。

[58] 同上注。

[59] 同注19,页6-7。

[60] 同注19,页41。

[61] 同注19,页42-3。

[62] 同注19,页38。

[63] 同注19,页44-45及69。

[64] 同注19,页69。

[65] 同注19,页47。

[66] 梅恩,同,页,7。

[67] 同上注,页8。

[68] 同注66,页17。

[69] 同注66,页18。

[70] 同注66,页69。

[71] 同注66,页75。

[72] 同注66,页86。

[73] 同注66,页88-89。

[74] 同注66,页91。

[75] 同注66,页97-103。

[76] 同注66,页98。

[77] 同注66,页147。

[78] 同注66,页164。

[79] 同注66,页152。

[80] 同注66,页189。

[81] 同上注。

[82] 马里斯及云劳思,同,页50。

[83] 根据表28.15的数字作出的粗略估计。由于:(1)表28.15第一列与第二列的差额不限于对经互会贸易;及(2)表28.15的数字为当时价格,而80.35亿这个数为1980年现时价值,故无法计算出准确数字。

[84] 同注66,页191。

[85] 同注66,页192。

[86] 同注66,页204。

[87] 以见同上注。

[88] 同注66,页213。

[89] 同注66,页219。

[90] 同注66,页220-247。

[91] 同注66,页4。

[92] 同注66,页8。

[93] 同注66,页42。

[94] 同注66,页44-6。

[95] 同注66,页53。

[96] 同注66,页93。

[97] 同注66,页81-83。

[98] 同注66,页80。

[99] 同注66,页102。

[100] 同注66,页110-111。

[101] 同注66,页113。

[102] 同注66,页120-22。

[103] 转引自同注66,页152。

[104] 同注66,页179。

[105] 同注66,页181。

[106] 同注66,页182-4。

[107] 同注66,页209-211。

[108] 同注66,页211-13。

[109] 同注66,页249。

[110] 以上见同注66,页250-1及261。

[111] 林普,同,页14。

[112] 同上注,页142。

[113] 同注111,页143。

[114] 同注111,页144及169。

[115] 同注111,页144。

[116] 同注111,页159。

[117] 同上注。

[118] 同注111,页160。

[119] 同上注。

[120] 同注111,页165。

[121] 同注111,页177。

[122] 同注111,页192。

[123] 同注111,页191。

[124] 同注111,页193-5。

[125] 同上注。

[126] 同注111,页182。

[127] 同注111,页178。

[128] 同注111,页177-8。

[129] 同注111,页16及180。

[130] 同注111,页179。

[131] 同注111,页180。

[132] 同注111,页188。

[133] 同注111,页182。

[134] 马里斯及云劳斯,同,页50。

[135] 同注111,页187-88。

[136] 亚·彼达西奥(ARMANDO PITASSIO),《保加利亚的改革政治》(“REFORM POLITICS IN BULGARIA”),载《戴罗斯》,1989年春季号,页204。

[137] 《经济学人》,1991年3月2日号。

[138] 同注111,页124。

[139] 同注111,页148-9。

[140] 同注111,页210。

[141] 同注111,页135。

[142] 同注111,页150。

[143] 同注111,页149。

[144] 同注111,页206。

[145] 同注111,页207。PAK后来易名为NPK或NPO,分别在于NPK/NPO加入了一些科研、技术单位。(同注111,页209)

[146] 同上注。

[147] 以上见同注111,页208。

[148] 以上见同注111,页210-12。

[149] 以上及下文关于1963-68年实行的“新管理体制”,见同注111,页200-204。

[150] 同注111,页146。

[151] 同注111,页213。

[152] 同上注。

[153] 以上及下文关于1978-83年的情况。见同注111,页215-219O

[154] 同注111,页221,附注34。

[155] 关于企业如何保留在严格监督之下的情况,见彼达西奥,同,页211-13。

[156] 以上见彼达西奥,同,页209-211。

[157] 以上见沙菲亚,同,页107-8。

[158] 以上见同上注,页47及109。

[159] 以上见同注157,页112。

[160] 同注157,页110。

[161] 根据史洛基思蒂,同,页31-32数据计算。

[162] 史洛基思蒂,同。页64。

[163] 同注157,页115。

[164] 同注157,页107。

[165] 同注157,页116。

[166] 同注157,页119。

[167] 史洛基思蒂,同,页194-5。

[168] 同上注,页44。

[169] 同注157,页117-8。

[170] 史洛基思蒂,同,页69。

[171] 同上注,页71。

[172] 史洛基思蒂,同,页69及71。

[173] 史·森逊(STEVEN L.SAMPSON),《罗马尼亚:纸牌房子》(“ROMANIA : A HOUSE OF CARDS”),载《戴罗斯》,1989年春季号,页217-224。

[174] 《经济学人》,1991年3月2日号。

[175] 以上见同注157,页120-1。

[176] 同上注。

[177] 同注157,页121。

[178] 以下关于“新经济及财政机制”的资料。见同注157,页123-6。

[179] 同上注。

[180] 安德逊(E. E.ANDERSON),《东欧中央计划及生产的不稳定性》(“CENTRAL PLANNING AND PRODDCTION INSTAB-ILITIES IN EASTERN EUROPE”),载《斯拉夫评论》(SLAVIC REVIEW)第二期,转引自同注157,页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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