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刊物《动向》（1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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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启蒙运动”的检讨
南冠〔彭述之〕
所谓新启蒙运动，自最近三年前被人提出后，曾有一个时期在某些刊物上颇出风头。即到最近，也还有人把它当作讨论或宣传的对象。可是结果怎样呢？结果似乎从今年来其他的许多运动（如普罗文学运动、大众运动等）一样，除了传播一些不高明的影响外，都成了无花果实，并且逐渐地逐渐地被人们淡忘了，就是提倡这些运动的人也销声匿迹了。
这里证明中国某些智识分子，对于任何思想运动都是不负责任的，他们不是根据于意识的投机冲动，就是盲从某方的命令等因奉此而行事，一等到个人的私图达到了，或某方的命令停止了，于是“运动”也就随之而置诸高阁，不管原来的目的达到与否。
我们为了彻底推进思想前进起见，对于过去的一切思想运动，尤其所谓左派或号称前进的思想运动，都不得不加以检讨，分析其社会根源，派系作用，以及对于群众的影响等等，以便借此得出今后思想及社会运动的指南。站在这个观点上，我们现在来把所谓新启蒙运动加一番检讨，大概不是多余的吧！
我们要想正确了解什么是新启蒙运动，必须把启蒙运动的历史来追溯一下。所谓启蒙运动也同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思想和社会运动一样，决不是偶然发生或人工造成的，而是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代表一种新兴势力或新兴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欧洲先进国家的启蒙运动时期，就是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其中以英法为代表。而这种运动的典型表现，也就是最彻底的表现，是法国。
这种运动的社会根源，乃是当时正在开始发展的资本主义要求摆托一切中世纪残余势力的束缚，而为其代表者即当时新兴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在经济上已逐渐取得优势，但在政治上和一般的文化上还是基于被压制的地位——这情形在法国表现得特别尖锐，正因为如此，启蒙运动也在法国表现得特别彻底。
启蒙运动的策源地是英国。但英国因为经过一六四〇——六〇年的大革命以及一六八八年的所谓“光荣革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取得了部分的权利，因而英国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彻头彻尾是调和主义的。他们以提倡自然神论去代替独断的基督教，提倡个人主义的伦理说去代替绝对服从的伦理，在哲学上起初是二元论（洛克）随后则转到纯粹的唯心论或唯我论（柏克莱与休谟），在政治上则以君主立宪制度为满足。但在法国的情形则相反。法国的政治是绝对的君主专制主义，而其支柱就是当时贵族和僧侣两个极端反动的阶级。这两个结局不断垄断了国家一切收入，一切政权，而且垄断了一切文化机关（如教会、学校及出版机关等），一切思想领域。凡是维护旧社会制度和反动阶级利益的宗教、法律、道德、哲学、艺术以及其他的思想风俗习惯等，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种情形下，负有发展法国资本主义历史使命并已在经济上取得相当优势的资产阶级，当然不能忍受，不能不根据自己的要求，自己的见解起而从事反抗。
这种反抗运动表现于思想上，就是法兰西十八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它的唯一的武器是“批评”。它确曾猛烈地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专制政治愚昧的宗教、不平等的法律、贵族的艺术、反动的唯心哲学、农奴制度的残渣以及一切束缚个人自由发展的思想风俗习惯等。它批评的标准是“理性”。不用说站在这个理性背后的，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但在这个长期批评奋斗的过程中，却展开了并完成了近代资产阶级最进步的世界观和政治理想。百科全书派的唯物论与无神论，卢梭的《民约论》以及孟德斯鸠的《法意》等，都是那时启蒙运动之最高的产品。而在一七八九——九三年的大革命，乃是这一运动的直接后果。如果我们可以说法兰西的大革命是“武器的批评”，那么，它的启蒙运动就是“批评的武器”。所以启蒙运动在法国来自资产阶级的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而后来的大革命正是完全由这种思想解放运动准备起来的。
中国启蒙运动的意义
“启蒙运动”既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解放运动，那末凡是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出现了资产阶级的国家，便或迟或早地要发生这一运动，因此不但欧洲一切先进的国家都经过这样的运动，就是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如埃及、印度和土耳其等，也都曾经有过它们自己的启蒙运动。而我们中国的启蒙运动，就是“五四运动”。
无疑地，五四运动的社会根源，在本质上是与法兰西的启蒙运动一致的。我国这样经过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的专制政治，但由中世纪残留下来的封建势力还是依旧保存着，并且加以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与一切腐旧势力的狼狈为奸，致使我国民族无法前进，因而激起了新兴阶级的反抗。五四的启蒙运动便是在这种情形之下爆发出来的。这个运动的主要“武器”也是“批评”。它曾大胆地批评了当时军阀制度的专横腐败，帝国主义的无理侵略；它批评一切迷信，一切传统，尤其对于旧礼教（以孔子为其代表，这略相当于欧洲的基督），施行了无情的攻击。它的口号是自由、解放、民主与科学（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并极力提倡文字改革（白话文）。这个运动在中国思想界却曾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一切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旧习惯、旧文学等等，都在“批评”面前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所谓新人生观，即现代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民族民主主义、新科学新文学等，都成了当时一般智识界，特别是学生青年中间的口头禅。尤其在文字改革方面获得了光辉的胜利。如果说法兰西的启蒙运动是西方先进国家中的典型的启蒙运动，那末我们的五四运动便可以说是东方落后国家中的典型的启蒙运动。自然，我们的运动比起法兰西的运动来要肤浅而狭隘得多，因为它还没有深入到各方面，没有形成自己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文化系统，就分裂了。就是说，其中的右派，因为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卑怯性和反动性，在短期内就停止，甚至往后退了；而其中最前进最激烈的一派，则因为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及本国兴起的工人解放运动的启示，很快地便转到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方面（《新青年》的转变，就带有象征的意义）。但正因为如此，也就表示了我们的启蒙运动的一个巨大特点：我们的民主主义思想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想运动中间的联系性与不断性，换句话说，即表示了中国的民主主义思想运动一达到某种程度时，即要产生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由此便预示了中国未来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一达到某种程度时。必然要直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五四启蒙运动中这种思想上的特征，到一九二五——二七的革命中即变成了行动上的特征。虽然这次革命是失败了（主要是由于国际领导的错误），但它所给予中国未来革命的教训是异常之伟大而极可宝贵的。
所谓新启蒙运动究竟干的是什么运动
如果“旧”启蒙运动是代表布尔乔亚的思想解放运动，那末所谓新启蒙运动究竟是代表一个什么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呢？提倡新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关于这一点，而且是最主要的一点，却没有明白地指示出来。在陈伯达、张申甫和艾思奇等所解释的新启蒙运动，不过是“团结救亡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或“爱国运动”及“民主运动”等（见陈伯达的《新启蒙运动杂谈》，张申甫的《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以及艾思奇的《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等文），这显然说的是一种超阶级的运动。但思想上的超阶级运动是没有的，凡表面上所说的“超阶级”，实际上往往是代表资产阶级。
至于这些新启蒙运动家对于新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主张和口号，也是开倒车的反动的。他们口头上都说新启蒙运动是继续和加深五四运动，但实际上他们的主张和口号却比五四运动时代要倒退得多。例如陈伯达竟公开地说：“如果我们稍微涉猎一下过去一些启蒙思想家的著作，那末，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对于一些问题的提出，有时甚至比我们现在所提出的更为无顾忌地激烈。一般说来，我们对于许多问题的提出是很谨慎的”（见《读书》第三号）。所谓“谨慎”，就是对于现行的制度，现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主义，不宜多作批评，而应尽量与之妥协。甚至对于“国粹”，对于孔子的“旧爱国说”，对于礼记上及康有为和谭嗣同的“大同说”（见同上所引）都得加以“保存”，这就是说，即封建时代的“排外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也得继承下来。张申甫更说：“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见《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仿佛“孔夫子”的封建反动思想对于我们的时代还大有益处似的。艾思奇也跟着说：“国难的紧迫，不容许我们完全推翻什么或建立什么……就把孔家店去作例子吧……我们……不必要彻头彻尾把它打倒”（见《文化食粮》第一卷第一期）。够了，够了，原来这班新启蒙运动家所提倡的新启蒙运动，不但主张投降布尔乔亚的思想，甚至还企图与旧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五四运动所坚决反对的）妥协调和，然而这正是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布尔乔亚自己所努力干过的工作呢！由此可以充分地明了，所谓新启蒙运动也者，不过是向一切旧势力旧思想之屈服投降而已。
我们需要怎么样的新启蒙运动
我国经过了“五四”运动和一九二五——二七年的第二次革命运动后，一般的启蒙运动时期，即历史上所谓资本阶级的思想解放运动时期，早已过去了。换句话说，就启蒙运动这一次的严格意义或历史传统来说，这种运动在中国是再也不会有了。但如果我们不拘于启蒙运动的历史传统，而仅就启蒙运动是一个新兴阶级对一切反动思想的批评运动或思想解放运动来说，这样的运动还是十分需要的。尤其是现在，不但反动的统治阶级用尽一切权力和手段在压制和束缚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思想自由，就是以被剥削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自居的人物或派系，也是不顾一切地压迫和钳制劳苦大众及革命者的头脑。人们用诡辩代替了辩证法，用伪造代替了事实，用造谣代替了宣传，用诬陷代替了争论，用妥协代替了斗争，用投降代替了革命，用邦拉巴特主义代替了普罗列达利特的狄克推多，并且把任何革命的悲惨失败都说成为最高指导者的领导之绝对正确，把一切反动思想和反动政策的批评都指为奸细行为……总而言之，指鹿为马，颠倒黑白，成了我们这个世界最流行的技巧。这种思想界上的“中世纪主义”，这种被压迫阶级内部的“宗教法庭”，如果不用“批评的武器”以严厉的彻底的清算，则我们对于剥削阶级和压迫阶级之“武器的批判”将永无希望。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上，以真理为标准，以历史事实为根据，来一个大胆的绝决的深刻的批评运动，实在是绝对需要的——如果批评是任何启蒙运动的最高表现，那我们就叫这种批评运动为新启蒙运动亦无不可——但人们近年来所提倡的“新启蒙运动”，却恰恰与此背道而驰！
如果新启蒙运动就是站在普罗列达利特观点上的批评运动，则我们不但对于任何的封建残余势力，任何的封建思想，任何的侵略者的压迫与欺骗应予以严厉的抨击，就是对于一切布尔乔亚的反动制度和思想，也得采取不可调和的批评态度。最后，而且最重要的，是关于被压迫阶级内部的一切虚伪和毒害的思想，更应拿来放在“批评”的光线之下，予以彻底的揭露。
在目前的国际范围内，须要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横暴，反对侵略，这是毫无疑义的。但究竟谁是法西斯主义的真正帮凶，谁绞杀了德国的革命运动，帮助了希特勒走上政权；谁阉割了西班牙的革命势力？使弗兰哥获得了最后胜利……；这一切都应受“批评”的检查。至于在现时的我国，团结人民大众以反抗当前的死敌，把抗战支持到底，更是天经地义。但对于敌人侵略我们的历史根源，我国当局过去的现行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切设施，以及各种在野政派的主张和行动，也都得加以批评的揭发。
但为了有效地顺利地进行批评运动，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内，一个党派或集团内，争取民主自由是绝对必要的。
一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批评的武器”乃是保证“武器的批评”之胜利的前提。我们希望被压迫的人们起来大胆地忠实地运用“批评的武器”吧！
一九三九，七月十二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