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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治结构的发展
梁石生〔刘家良〕
本文也要以上次分析日本经济那样的冷静态度，研究日本自明治至目前的政治结构的发展。
日本资本主义一出世，便得与一群强梁的先进国作殊死的竞争，因此，它必须采取综合的，带有热性的，飞跃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却与薄弱贫乏的原始积垒的基础形成一个不可解消的矛盾，它迫使日本资产阶级对农民和工人作极残酷的剥削。所以日本资产阶级自始便和工人阶级与农民处于紧张的对立状态中。再加以十九世纪之末，当日本资产阶级踏上政治舞台时，国际间的劳动者在政治上久已成熟了。一八四八年六月，法国工人们已表演了一次震动全世界的独立斗争，它首先教训了德国资产阶级，现在也来教训日本资产阶级，使它在新兴阶级行动的惊吓之下，迫得像德国资产阶级一样，“不论价格便把自己卖给同盟者”，这些同盟者就是封建贵族、地主和皇朝。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资产阶级便以全力拥护皇室的政治权力，极力依赖于皇室的扶植，并经过它与地主实行妥协和同化。此后工商业的发展愈迅速而愈趋集中，土地与银行资本的结合也愈厉害，则资产者与地主的结合也就愈加密切。日本的大资产阶级经过一群高利资、商人和富农三位一体的地主，榨取农民的最后一滴血。农村的封建剥削和城市银行资本已发生密切的有机的联系。现在在日本已没有独立的地主阶级，这个阶级最初孕育了它的崭新的同盟者——资产阶级，很快又寄托于后者的金融势力了。
但日本资本主义的过度集中，不反使地主迅速隶属于银行贵族之下，且使独立自由的中小工业家很快也受垄断业的兼并和消灭。中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迅速失去了独立或半独立的地位。阶级的分化达到异常紧张的程度。从这里，我们就可了解日本资产阶级何以那么早就惧怕了民主主义的武器。在明治初期，资产阶级与皇室虽然经过一度“民主”的纷争，但旋即在普鲁士式的反动宪法的基础上，言归于好。日本资产阶级之抄袭普鲁士宪法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是连结地主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契约，同时也是拿破仑主义与议会主义的混合物。资产阶级把这道宪法当做防止人民革命企图的重要武器。它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保存封建政治机构的神秘外衣，保存一切中世纪的习惯和仪式，来掩饰它从旧制度蜕变出来的社会变革，因此麻痹了人民的反抗意识。另一方面它把大多数人民排出政权之外，把统治立法的全权归之贵族地主和金融寡头的贵族院和皇室，而军人和内阁则对天皇负责，互相独立，互相调节。这种政制可以称之为凯撒或沙皇主义，是日本资产阶级懦怯和卑鄙的反映。一八八九年宪法完全满足了日本资产阶级的欲望，高唱民主主义的自由党人便转向着保守和妥协。此后日本资产阶级就完全和地主合作，共同成立两个统治的大党——政友会和民政党——共同拥护“万世一系”的天皇和它们的宪法。
日本军部和议会的关系不是日本“民族特性”——武士道的表现，而是日本帝国全部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反映。日本因为是后进的先天不足的资本主义国家，她和先进国争夺市场，必须与战争同时进行（一八七四年就发动侵略台湾的战争）因此她必须经常维持一种战争的机构，而且还要随着领土的开拓而扩大它；其次日本国内各阶级间及本国与殖民地间的矛盾，业已达到异常紧张的程度，故资产阶级必须依赖于完善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来维持整个帝国的秩序。而长期的对外侵略与对内镇压，结果则提高了日本军人的地位，使他们可以在和平时代作半吊子式的议会的保镖，平衡于议会与人民之间，在多事之秋则起来驾御议会，用刺刀来推动议会，这便是凯撒或沙皇主义的特质。
日本军部与高级将领是大资产阶级的直接代表，中下级军官多数是中小地主和资本家的儿子，在一般士兵中，农民占绝对多数。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在军队中以集中的形式表现出来。每一度社会的危机都必然反映到军队内部的危机。高级将领们因为必须顾全整个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每一次行动不能不计算到国内外的环境，因此他们客观上便表现为稳健派，事实上他们却是大资产阶级的最精明的代表，他们与元老重臣及政党领袖保持密切的联系。中下级军官就是所谓少壮派，他们多份反映破产和无出路的中小资本家地主的烦闷。他们每每以“反资本主义”、“昭和维新”、“清君侧”等混乱和矛盾的口号举行暴乱和暗杀，企图改变现状。但日本的土地问题太过严重，农民与资产阶级、地主的对立太过紧张，不仅大资产阶级，即中小资本家和地主也不能而且不敢去煽动农民起来，而且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工人阶级力量尚没有直接威胁到资产阶级的安全，因此，日本资产阶级解决国内（同时也是解决军部内）矛盾的唯一办法不是诉诸法西斯主义，而是直接诉诸对外战争。而主张对外侵略的急先锋就是少壮派，日本的少壮派是日本资产阶级的应急的工具。
日本资产阶级既然一开始便充分表现它的帝国主义和民主的性质，民主主义的武器便自然而然的转到工农大众的手中了。远自一九〇〇年，当工人阶级刚刚开始团结时，就遭到治安警察法的打击，随后又忍受了长期的镇压。一直到大战之后，日本产业工人运动方才重新抬头，并逐渐发展到最高峰，结果促成了普选法，但工人的组织立即又遭到田中内阁的破坏和镇压。这些事实表明日本工人的民主斗争与推翻资产阶级、地主的反动统治是不可分离的。日本的封建式政治机构与金融寡头贵族的利益连结得愈是密切，则工人阶级的民主斗争就愈加要直接动摇资产阶级私有财产的原则。这一点在日本的土地问题上表现得更清楚。土地愈隶属于银行资本，则农民的土地斗争愈带反资产阶级的性质。总之，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愈带综合性和不平衡性，则工人阶级愈无法把民主任务与社会主义任务截然分开，而这两种任务的实现将愈取并行的与错综的形式。这表示日本未来的阶级斗争将较之任何先进国都来得激烈和复杂，因为一下子扫除中世纪的奴役和近代的工资奴隶制，必须要流双倍的血。
上述的分析可以测定日本工农中间的关系：日本农民必须在工人的领导之下，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日本农民在明治维新初期曾起来和地主斗争，结果都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联合镇压了。往后农民在按额地租、重利盘剥和独占价格的重压之下，过着一种难以忍受的非人生活。他们从资产阶级的“维新”中所得的只是在旧的锁链之上再加上一个新的镣铐。现在在日本有五百五十万农户，其中没有土地的占百分之七十五，（但全国一百多万个寄生的地主却握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土地。）贫农的数目是三百五十万至三百八十万，中农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富农二十万。而这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的中农在日本的过度恶劣的经济条件之下，已加速的没落。日本农村的阶级分化和斗争的发展是非常急激的，这可于农民的组织力量和“租佃争议”的数字中窥知。一九一八年，日本的农民协会只有三百七十六个，到一九二五年末，协会增至三千四百九十六个，会员三十万七千人，一九二二年以后并由地方的组织发展而为全国的组织，会员数增至五十万人。所谓“租佃争议”的次数也一年年增加了。一九三四年比之一九二九年增加两倍多。一九二九年是一·九四九次而一九三四年是四·五八四次。参加争议的人数也大大增加，一九三三年有三万七千佃农，一九三四年却在六万六千以上。农民斗争与城市工人斗争差不多采取同等速度的发展而且互相影响，互相推进。一九二二年以后，农民斗争与工人斗争一致向上发展，而恰好在这个时期，工农联盟的倾向非常浓厚。在一九二六年一年当中，成立了三个以联合农民和工人组织为目的的工农党（劳动农民党、社会民主党和日本劳农党）。日本农民与城市工人之间的这种密切联系不仅含有深刻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反映一种更亲切的血缘关系。据一个著作家的统计，在日本五百多万产业工人中，女工和童工占了多数，而“日本的女工，差不多全是乡村的女孩被父母卖给资本家做工厂中的奴隶”。但正因为农民与工人之间存有这种不可分离的关系，日本的农民斗争在政治上必然要受工人很大的影响。
但正因为这个密切的血缘关系，再加以日本工人阶级所生长着的腐臭与卑屈的政治气氛，所以它虽然比中国工人阶级年长，它的政治觉悟力和斗争经验却远落在后者的后面。日本工人阶级一直到了一九一二年才认真开始组织工会。而它的正式参加政治斗争还是一九二二年的事，自此以后，日本工人的工会组织才加速增长起来。但一直到最近，日本工人阶级在组织方面还表现得非常薄弱。日本九百五十个工会只有三十八万工人，即只占全产业工人的百分之七。政治觉醒的迟缓，斗争经验的缺乏，与组织力量的薄弱，是日本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最大障碍。同时也是它易于受敌人欺骗和出卖的基本原因。日本工人阶级长期陷于孤立和无领导的状态。它的队伍中侵入了许多明目张胆的社会帝国主义者和并不改良的改良派。在一九二八年的普选运动中，日本工人阶级自始至终受了三个改良派政党的玩弄，结果使这一运动停留在合法的圈子里，不敢彻底发展下去。日本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这种幼稚性不仅无法打破农民队伍内的改良的幻觉，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地主的欺骗中拉开，而且还无法抵抗农民的落后意识的侵蚀。这是日本工农解放运动的最大危机。不错，日本资本主义的过度集中化使日本工人阶级能够迅速集合和统一行动。其次，日本资本主义对工人的过度剥削，也不能给改良主义留下多大活动的余地。这是日本工人阶级的有利的一面。但要想有效的发挥它的长处和彻底克服上述的危机，日本工人阶级必须在国际劳动者的帮助之下，尽量吸收国际的宝贵的斗争经验。日本工人阶级之需要这种经验比之任何国家的同一阶级都来得迫切。本来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成功之后，日本工人阶级已有可能得到一个胜利的工人阶级的帮助，但不幸整个国际的新领导很快又转入新的堕落过程中。结果，日本工人阶级在“工农党”与“国民革命”的庸俗“路线”之下与社会帝国主义派社会大众党相竞赛，并终于向后者屈服。一九三一年的侵略战争就是这种屈服的后果。今后在帝国财政和军事危机的推动之下，日本工农的解放运动将必然采取更凶猛、更大规模的形式爆发趣来，但他们如果想顺利地走上胜利的大道，首先必须找寻新的正确的领导。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