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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与史实
江涛声
《中流》第一卷第三期登载有振麐君的《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一文，其主要目的似在宣扬所谓新启蒙运动。但其中最大部份是叙述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启蒙运动的史实和批评。但异常不幸，振麐君所叙述的“史实”完全不是客观的历史事实，而是单凭脑子里编造出来或幻想出来的。虽然每个人都有宣传自己及其所属派别的理想，发表自己及其所属派别的主张之自由，但对于既成的历史事实之叙述或引证，则都不能不受客观历史事实的限制，随便编造或瞎扯是不可以的。单只振麐君一人犯这种毛病固无足轻重，但事实上振麐君不过是许多人中或一大群人中的一个代表。因此我们为了拥护真理，保存历史的真实，对于振麐君的伪造便不得不起而加以指正。
振麐君说：
“……在民国四五年时，中国近代史上最优秀最前进的份子李守常、鲁迅等曾向中国青年作广大的号召，要求中国的再生。所以他们第一是公开地向着旧的礼教挑战，第二是公开地宣告‘古文’为死文字，而提倡白话文学。这种活泼新颖的气象，便是中国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诞生。”
从这一段的叙述看来，似乎在民国四五年时开始提倡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是李守常和鲁迅——这真是一个大胆的伪造！大家都知道，在民国四五年时“向中国青年作广大的号召，要求中国的再生”的，是新青年军（该志创刊号出版于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但《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及其思想言论的代表者为陈独秀。不但那时的鲁迅毫未与闻，就是李守常也仅仅是个偶然的投稿者。这是有《新青年》的汇刊为凭的。在民国四五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第一卷一号至第二卷四号），我们不但看不到鲁迅或周树人的影子，就是李守常（即李大钊）的名字也只出现过一次（见二卷一号，论题为《青春》）。在这时期内《新青年》的主要撰稿者是陈独秀、高一涵等。从思想的激进及其对于青年的鼓动说来，特别是陈独秀最为杰出。陈独秀在那时所发表的敬告青年、抵抗力及反对孔教的几篇文字，在当时的思想界都起了巨大的影响，后来的五四运动的思潮即导源于此。振麐君所说“在民国四五年时中国近代史上最优秀最前进的代表李守常、鲁迅等曾向中国青年作广大的号召，要求中国的再生”，未知根据何种文献和事实？如果振麐君举不出任何文献与事实出来，那就显然是用了“偷天换日”的手段，企图以李守常、鲁迅等代替陈独秀等，而有意伪造历史了。
至于说到“公开地向旧礼教挑战……公开地宣告‘古文’为死文字，提倡白话文学”的人，也不是李守常和鲁迅，至少在最初不是如此。“公开地向旧礼教挑战”最激烈的是吴虞，而“公开地宣告‘古文’为死文字，提倡白话文学”最坚决的是胡适。这是我们从《新青年》第三第四第五等卷中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的。
固然，我们不能否认李守常，甚至鲁迅，在五四运动中有过若干作用，但绝不能说五四运动主要是由他们领导起来的。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无论在思想上、言论和行动上，都是陈独秀。《新青年》不但是陈独秀一手所创办的，而且自始至终是由他所主编的（除了他被监禁的短时期外）。《新青年》中最基本的论文，也就是造成五四运动思潮，代表当时启蒙思想倾向的论文，多半出诸陈独秀之手。并且陈独秀不但主编了《新青年》，而且还创办了一个著名的周刊——《每周评论》。如果《新青年》是五四运动的宣传刊物，则《每周评论》便是五四运动的鼓动刊物。这个鼓动刊物，在当时的青年学生及一般智识份子中曾发生了绝大的影响。我们可以说，五四运动的直接鼓动者就是每周评论。正因为如此，陈独秀无论在思想的宣传上和行动的鼓动上，都成了五四运动的中心，成了当时大多数青年学生和前进智识份子的偶像，也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当时一切反动势力所攻击的箭靶，成了安福系的囚犯。
人们如果不谈五四运动或启蒙运动则已，若一定要谈五四运动或启蒙运动，陈独秀的名字是绝对撇不开的。陈独秀的名字之对于五四运动，恰等于康有为和梁启超之对于戊戍变法运动，孙中山之对于辛亥革命运动。然而振麐君追述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五四运动的“功臣”时，竟然没有提到陈独秀的名字，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不但陈独秀的名字应当列在五四运动领导者的第一位，就是胡适之也是五四运动的主要角色。如果你不提到白话文学运动便罢，一提白话文学运动，胡适之的名字，不管高兴与否，你无论如何没有办法把他丢开的。因为他不但是“宣告古文为死文字”、“提倡白话文学”的第一人，而且是实行创作白话新文学的第一人（至于他本人创作的成功与否是另一问题）。但在振麐君看来，胡适之在五四运动中是不存在的。
说到李守常（当时的笔名为李大钊），无疑地他是中国近代的伟大革命家之一，尤其他那纯洁无我和坚决为革命牺牲而从容就义的人格，实是后起革命家的模范。但从五四运动的思想领导说来，他所占的位置是不甚重要的。他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所发表的文字很少，而且不甚重要，如《青春》、《今》、《新的旧的》、《Bolshevisn的胜利》等。自然这最后一篇文字，对于引导当时青年去注意俄国革命一点上很有意义，但对推动五四运动的本身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所以在五四运动爆发前，李守常并没有起过什么决定的作用。他在思想上所起的较大的作用，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比较有根据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并比较有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学说的人（见其所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六卷四号—五号）。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成了第二次革命的领导人物之一。
至于鲁迅，在思想上对于五四运动的影响，可以说很是微弱。他不但不能与陈独秀相提并论，就是比之李守常亦相差甚远。鲁迅之加入《新青年》是完全被动的，而且加入得很晚。不但关于“向中国青年作广大的号召，要求中国的再生”，在“民国四五年时”他从未作过这样的工作，就是一直到五四运动的前夕，他也没有作过这样的工作。他在《新青年》所发表的文字仅仅三个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以及几个随感录而已。关于这一点鲁迅自己说得很清楚：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还在这前一年（指“五四”前一年），因为所评论多是小问题，所以无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却了。……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份；其他大事，则本志具在，无须我多言”（见《热风题记》）。
鲁迅在这里所说的话，是比较诚实的。事实正如他所说的一样，在五四运动中他“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份“，这就是说，他在五四运动的思想上只起了一些微小的作用而已。不用说，鲁迅当时用白话文所创作的几篇短篇小说，是相当成功的。若就后来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说来，他的影响和成绩都很有可观。但这是后来的事，不能因此就说是鲁迅的思想影响了五四运动，相反，倒是五四运动影响了鲁迅的思想和创作。如果以在思想上影响五四运动来说，鲁迅远不及他的兄弟周作人。
我们上面所指出的完全是有文献作见证的历史事实，是每个参加五四运动的人所亲眼见到或亲耳听到的事实。但振麐君何以偏要颠倒和掩藏这些铁一般的历史事实呢？惟一的解释是振麐君不高兴陈独秀，而特别爱好李守常和鲁迅，这是从他那篇文章中可以完全看得出来的。一个人根据他的特殊嗜好与思想或政治倾向，特别不高兴或仇视某些前辈，而特别爱好或崇拜某些前辈，本也是人们的“自由”。但从客观历史的观点，尤其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上说来，“历史应当还之历史”，就是说，我们应当从客观的历史事实过程中如实地去理解历史，批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从历史中获得真正的教训。如果根据一己的好恶或派别的利益，用特殊的主观去观察历史，修改历史，甚至伪造历史，也许能一时获得“好处”，但最后说来，只是在历史上尽一些可怜的反动作用而已。
如果站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上，我们对于历史上任何人物，都应从他在历史上所起过的客观作用（无论是进步的或反动的）去叙述他，评量他。就是一个人在前一时期所起的作用是进步的或革命的，而在后一时期退步了，或反动了，但我们还得以“进步”去评量他的“进步作用”，以“反动”去放在他的“反动作用”上。在这里我们所须特别留意的便是他的“进步”或“反动”所代表的社会背景而已。列宁之对于蒲列哈诺夫和考茨基就完全是如此。即以我国的康有为、梁启超而论，前者后来完全变成了极端的自动派，后者后来在思想上亦完全代表布尔乔亚的反动意识。但在戊戌政变时期他们还是起了相当的进步作用的——不管戊戌运动在本质上是改良主义的，甚至反动的。尤其是梁启超在中国文化运动上，在中国初期的启蒙运动上，都曾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梁启超在《时务报》及以后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的那些对于西欧民族民主运动及其他学术思想之初步的介绍，后来的五四运动未必能达到那样的程度。作者以为对于陈独秀，也应当用历史的观点去评判他。他现在的主张究竟怎样，他将来究竟往哪一方向走，我们姑且不说，但就他过去在历史上，尤其在五四运动上所起的作用，无疑地是进步的，伟大的。他在五四运动前及在这运动的过程中（在《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所表现的）那种对反动势力的不妥协精神，那种对旧思想、旧传统的大胆批评精神，不但不应该抹杀，而且是值得我们后一代人效法的。
振麐君于叙述五四运动时作了一番伪造之后，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事实也差不多是“如法泡制”的。这里限于篇幅，我们不欲多加指责。但关于新启蒙运动，还得说几句。振麐君是一个“启蒙运动”的宣扬者，但究竟什么叫做新启蒙运动，以及它与旧启蒙运动有什么区别，他都未曾明白地告诉我们，好像是故意含糊其辞似的。最有趣的是他说：“我们的先进份子毛泽东、鲁迅、瞿秋白等，在最近数年中都是百折不挠地为着倡导新启蒙运动而努力”。在这里是把毛泽东当做新启蒙运动的第一个领导者。但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在最近数年来所干的不是什么启蒙运动，而是农民的武装暴动或“苏维埃运动”，这种运动的历史价值我们姑且不谈，但这很难扯得上是什么新启蒙运动。启豪运动，按照历史上传统的意义说来，乃是新兴的布尔乔亚的民主思想解放运动，这是与布尔乔亚的民主革命运动大有区别的。例如法国十八世纪从福尔特、卢骚到百科全书派所领导的民主思想解放运动是启蒙运动，但法兰西的大革命却不能称之为启蒙运动。同样，中国的五四运动可以说启蒙运动，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运动，却不能再称之为启蒙运动了。用马克思的话说来，前者是“批评的武器”运动，而后者则是“武器的批评”运动，虽然两者中间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并且后者多半是由前者准备起来的，但无论如何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而振麐君把毛泽东数年来所领导的农民暴动也算做新启蒙运动，这证明我们的新启蒙运动的提倡者或宣传家，对于什么是启蒙运动的意义也是茫然的。但“茫然”或无知，还是有可以原谅处，而伪造历史事实就应放在“口诛笔伐”之列了。
一九三九，七月廿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