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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致柯格尔曼的信

林超真﹝郑超麟﹞译



　　这次登载的两封信，是关于普法战争的。它的某几点意见，似乎也可以适用于目前的中日战争（自然这两次战争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编者


第四十三号信


伦敦，十二月十三日（一八七〇年）


亲爱的柯格尔曼：

　　你可以原谅我长久不写信，倘若你知道，这次战争把总理事会底大部分外国通信员都吸引到法国去了，差不多一切国际通信都要我写，——而这不是一件轻巧的事情。此外，在现时弥漫德国的“邮政自由”之下，尤其在“北德联邦”，更尤其在汉诺威，那是危险的，——不是对于我，而是对于德国朋友，他们收到我的信，里面写了我的对于战争的意见，在这个时候，除了关于战争的话，还能写些别的甚么呢？

　　譬如你问我要我们的关于战争的第一次宣言。我已经寄给你了，显然是被人没收去的。我今天再寄去我们的两篇宣言，订成一本小册子的，以及俾士莱教授的论文，登在两周杂志，还有今日的每日新闻。这日报有袒护普鲁士色彩，这些东西大概通得过的。俾士莱教授是“孔德主义者”，以此资格他必然看重一切种类的幻想；他究竟是个能干而有勇气的人。他是伦敦大学底历史教授。

　　人家把邦那巴，他的将军和他的军队，俘虏到德国去，似乎还不满足哩；人家还要把全部帝制连同它的劣迹移植到那橡树和菩提树之国去。[1]

　　至于德国资产阶级，则它的因获得胜利品而欢喜若狂，是绝不足使我惊异的。首先“独占”乃是一切资产阶级底生命原则，占取了外国省份总归是“占取了”的。其次，德国资产阶级忍辱负耻尝了不少他们的王公拳打脚踢的滋味，尤其是霍亨佐伦家的王公，——现在它看见外国人也尝了这个滋味了，它一定是很开心的。

　　无论如何，这次战争替我们肃清了“资产阶级共和派”。战争以其恐怖消灭了这个党派。而这是一个重要的结果。战争给了我们那些大学教授以最好的机会，来向全世界人眼前表示他们是一些奴颜婢膝的学究。战争造成的条件，将做最好的宣传，而利于我们的原则。

　　这里，在英国，战争初起时，人们是极端袒护普鲁士的。现在完全相反了。譬如，在咖啡馆中，德国人唱守卫莱茵时给人家喝倒采，法国人歌唱马赛歌时大家则和着唱。除了民众同情于共和国之外，那些“可尊敬的”绅士们也气愤于普鲁士和俄罗斯缔结同盟（今天是显然的）的消息，气愤于军事胜利后普鲁士外交的傲慢神气，气愤于作战行为：征发制度、焚烧乡村、枪毙游击队、绑票，以及“三十年战争”时其他种种暴行之再演，——这一切都激起了普遍的愤怒。自然，英国人在印度，在爪买等地，也是这样的；但法国人不是印度人，不是中国人，不是黑奴；而普鲁士人也不是。“具有天赋权利的”英吉利人。一个民族，常备军已经消灭了，还继续抗战，这在霍亨佐伦家的人自然认为是罪大恶极的。事实上，普鲁士民间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确是这个勇敢的弗德烈·威廉第三底真正“黑兽”。只要翻翻配志教授献给艾斯闹的历史书，就可以知道了，——艾斯闹在其颁发的“大动员”令中把游击战争立为一种制度。弗德烈·威廉第三，看见了人民没有上头命令，但凭自己力量作战，亦为之惨然的。

　　但“未曾作战之前不要唱凯歌”。战争还会转到很不利的方向去的。人家未曾把罗亚区底抵抗力算进去。德国军队之向左右分散，似乎是要恐吓人，但结果只有唤起各地方的防御力量而削弱进攻力量。人家用炮轰来恐吓巴黎，但这也是一个简单的玩艺儿，对于这大城本身多半是不会有甚么严重影响的。即使打毁了几个堡垒，即使轰破了几处城墙，但如果被围者人数多过于围城者人数，那有甚么用处呢？倘若被围者冲出城外来打，而围城者躲在障碍物后面自卫，形势倒转，那又将发生甚么事情呢？

　　断绝巴黎的食粮，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但若原定的期限延长下去，足够让军队组织起来，让各省实行游击战争，则不过是转移重心而已。巴黎即使投降了，也不肯让人家占领的，而且以若干人保持其身份，则侵略的军队要有一部分被固定着不能动弹。

　　但不管战争结果如何，法国无产阶级总因之而学会了使用武器，而这正是未来之最好的保证。

　　俄罗斯和普鲁士对于英国的傲慢神气，足以引起完全料想不到的而且很不愉快的后果。问题底关键就在这里：由于一八五六年巴黎条约，英国自己解除武装了。这是一个海上强国，它在大陆上大强国之前，只有以海上战争的手段才能举足轻重。它所能使用的有效手段，就是一时断绝大陆国底海上商业。这手段主要地是依靠那条原则之应用，即：中立国船只装载的敌国商品，可以没收之。由于巴黎条约附件底声明，英国人已经放弃这个“海权”了（如同放弃其他类似的权利）。克拉楞顿奉了俄罗斯人巴默士顿底秘密命令，做这声明。但这声明并不构成条约底不可分离部分，也从未曾在英国合法批准过。那些俄罗斯先生们和那些普鲁士先生们是想错了，倘若他们以为英国王后（她与普鲁士有亲戚关系）和格拉斯东（资产阶级底愚蠢）将于紧急时候阻止约翰牛摆脱其自己造成的枷轭。约翰牛始终能够于几个星期之久麻烦一下俄普二国底海上商业。那时我们就有机会看见彼得堡和柏林那些外交家拉长面孔了，以及我们那些爱国派底拉得更长的面孔了。冷眼看看罢。

　　敬向伯爵夫人和小弗兰慈问好。

你的卡·马


　　再者：你能寄我温托斯特[2]在国会的各种演说稿么？


第四十四号信


伦敦，一八七一年二月十四日


亲爱的柯格尔曼：

　　从你最近的信，知道你的身体又不好了，我的心里很难过。至于我，则秋天和冬天那几个月中，我的身体是相当好的，虽然上次在汉诺威作客时感染的咳嗽至今还在作祟。

　　我曾寄给你，登了我的信的那一期每日新闻[3]。大约被扣了，同以前寄的东西一样。这回我剪下来寄给你，此外还有总理事会底第一次宣言。说实在话，我那封信除了事实以外不含别的甚么，但因此力量更大些。

　　你知道，我对于那些资产阶级英雄的认识。但朱尔·法佛一伙人（自从临时政府和加外雅克时代以来就著名的）却超过了我的意料。他们一开始就允许那个“正统的佩刀”那个“愚蠢军人”，——布朗起很正确地称那个特罗秋，——得以实行他的“计划”。这计划就是在于把巴黎底消极抵抗极端延长一直到没有饭吃的时候，同时又限制反攻于“佯战”范围之内，于“柏拉图式的突围”。这并非我的简单的估计。我见到了朱尔·法佛自己写给刚必大的信，信内，他诉苦说：他以及被围在巴黎的其他政府大员，都不能推动特罗秋认真采取攻略。特罗秋始终回答说：那时，巴黎那些“煽乱分子”就要占据上风了。刚必大回答他说：“你自己宣布自己的罪状了”。特罗秋倚仗他的布列坛卫队——他们服侍他，正如科西嘉人服侍路易·邦那巴——不去打普鲁士人，宁愿来镇压巴黎红党。这便是战败又战败之真正秘密，——不仅巴黎如此，法国各地都是这样，各地资产阶级都是遵照同样的原则行动，与地方政权的多数派联同一致。

　　特罗秋的计划实行到了顶点之后，巴黎被迫非投降即饿死，此时朱尔·法佛一伙人应当干脆地追随土尔要塞司令官的榜样了。他不投降。他只限于向普鲁士人宣布：粮食缺乏，迫得他不能防守，只好打开城门，让他们为所欲为。

　　但朱尔·法佛正式签了投降书还不满意。他宣布了，他自己，政府同僚以及巴黎，都是普鲁士国王底俘虏之后，他还那样荒唐，出来代表整个的法国。他知道，巴黎以外的法国是怎样呢？绝对一点也不知道，除非是俾士麦施恩通知他的。

　　不止此哩。“普鲁士国王这些俘虏先生”，还进一步，声明说：法国政府逃往波尔多而至今尚自由的那一部分人，已经失去全权了，须得与他们一致才能行动，即须得与“普鲁士国王这些俘虏”一致。既然是战争俘虏，他们只能依战胜者意旨行动了；那么事实上他们就是宣布普鲁士国王为法国底最高权威。

　　路易·邦那巴自己，在绥丹投降之后，还比较知耻一些。他回答俾士麦底提议道：他不能参加任何谈判，因为做了普鲁士俘虏，他在法国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

　　朱尔·法佛至多可以有条件地接受法国全境的停战，即以波尔多政府[4]批准这协定为条件？——惟有波尔多政府有资格和权力，同普鲁士签订这休战条款。如此，就不会容许普鲁士人将东战场屏于停战之外，而且如此有利地扩大他们的占领线了。

　　他的那些俘虏盗窃了权力，以俘虏资格仍旧冒充法国政府，以此俾士麦就趾气高扬起来了，他毫无拘束地干涉法国内政。这个贵族，他抗议刚必大颁发的关于国民会议选举的命令，借口说这命令妨害了选举自由。事实上刚必大也可以回敬他一个抗议，反对戒严法以及取消德国国会选举自由的一切。

　　我愿意俾士麦坚持他的议和条件！赔偿军费四万万镑，有英国债务底半数了！资产阶级自己将明白这个！他们也许终能明白：继续抗战下去，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形下，他们也有所得的。

　　民众，知名的或不知名的，只能照外表，照皮面，照眼面前的成败来判断。在二十年之中，民众奉路易·邦那巴为人世间至高无上的尊神。在他的最荣显时期，我也就揭破他的假面，显示他是个“凡庸的流氓”了。对于俾士麦，我也有同样的认识。然而我以为俾士麦若是在外交上不受他人拘束的话，决不至如他表现的那样愚蠢的。这个人给俄罗斯政府罗在网里了，惟有狮子能扯破这网，而他不是狮子。

　　譬如俾士麦向法国索取二十只最好的战列舰，以及在印度的碰狄舍里殖民地。这种念头不会出于一个真正普鲁士外交家的。他一定明白，碰狄舍里割归普鲁士之后，不过是英国的东西暂寄在普鲁士罢了；英国也随时可以捕获这二十只战列舰（普鲁士的），在它们开入波罗的海以前。这类的需索，从普鲁士观点看来，只能有一种不合理的目的，即在普鲁士人未出“法国森林”以前就惹起约翰牛底猜忌。但俄国正有利益造成这个效果，为得更加固结普鲁士底附庸地位。在英国资产阶级底和平观念之中，这类需索确定激起了完全的改变。所有的人都大呼主战。这个对英挑衅，威吓它的利益，甚至使资产阶级疯狂起来。为了普鲁士这种“明智”，格拉斯东一伙人多半会被踢出政府门外，而代之以对普鲁士宣战的内阁的。

　　他方面，在俄国，前途是不甚令人放心的。自从威廉摇身一变，做了皇帝之后，旧莫斯科党，反对德国的，以皇太子为首，完全重占上风了。这党有兴论做后盾。她不赞成戈恰可夫底机敏的政策。所以俄国皇帝也许要完全改变他的外交政策底方向，或者也要像他的前代亚历山大第一和保罗彼得第三那样被人篡弑了。

　　倘若在英俄两国同时发生那样的政治变化，那时普鲁士怎么办呢？那时它的东北和东南边疆都没有防备，而德国底武力也竭尽了。不应当忘记了，普鲁士属下的德国，从战争初发时起，就送了一百五十万人到法国来，现在只剩下七万人调动了。

　　表面上虽然相反的，法国情形却很可乐观。但愿法国坚持着，但愿它利用停战机会来改组它的军队，最后给予这个战争以一种真正革命的性质。——这个狡猾的俾士麦尽他的能力向这方向做去，而新生的“普鲁士日耳曼帝国”一定要出乎意外受人一阵鞭打而代替洗礼的。

　　敬向伯爵夫人和小弗兰慈问好。

　　再者：有一次你信上说起哈士克陶生底一本书，关于魏士发里地方地产繁荣条件的（我想是这样）。你将这书寄给我一定使我喜欢的。请你将附寄之件寄给雅可比博士（昆尼斯堡），但为避免麻烦起见，须将邮资付清。

　　请你的夫人将雅可比博士底地址写在附寄之信上。

　　小燕妮求我代问格特柳德、弗兰慈和温色斯拉士问好，我就代她问了。


译注：

[1] 橡树和菩提树之国，按：指德国。

[2] 温托斯特，Ludwig Windthorst（1812-1891）德国工会反对俾斯麦派之领袖。

[3] 每日新闻登载的马克思底信。按：一八七一年一月六日马克思致伦敦每日新闻一信，该报加以“德国之言论出版自由”之标题登载出来。信内，马克思借俾斯麦抗议法国压迫言论和选举一事，而列举普鲁士种种压迫自由的事实，如：逮捕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控告布伦斯威克社会民主党委员会，解散工人同情于法国的集会，颁布全国戒严令，干涉他国报纸言论等。

[4] 波尔多政府。按：普法战争，法国战败，即迁政府往波尔多，政府领袖刚必大也在波尔多，而留一部分人在巴黎；巴黎留守政府首脑就是朱尔·法佛，特罗秋则为城防司令。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