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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战的种种烟幕
南冠〔彭述之〕
（1939年10月16日）
这次世界大战究竟为了什么？我们在本志前一期中已经指出：在本质上还是同上次世界大战一样，不过是帝国主义为了重新分割世界，为了抢劫对方领土，为了宰制弱小国家，总之，为了重新分割赃物——这本来有如青天白日一样明显的事实。
可是，帝国主义者及其佣仆们，对于这样的事实，无论如何是不肯坦白地承认的。他们不但不肯承认，而旦还要编造种种言，放出种种烟幕，来掩盖、歪曲、粉饰这一事实。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骗取人民大众驯伏地替他们的利益去牺牲；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防止民众不致很快地走向反战的道路，走向国内战争的前途。
但站在民众的利益上，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首要的任务却是要尽量揭露这些人们的种种谎言，种种烟幕，把战争的真实性质，把各强国争夺赃物的事实，赤裸裸地放在每一个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面前，让他们有充分的机会去认识事实，从认识中作出自己的结论，最后让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去结束战争，去消灭战争。
希特勒侵波与英法参战的借口
这次战争的爆发，直接是由希特勒对波兰的进攻所引起的。但希特勒进攻的理由是什么呢？据他说是由于“波兰在政治经济海关各方面继续压迫日耳曼人”。因此他战争的目的是：“在要求三种问题之解决：（一）但泽问题；（二）走廊问题；（三）德波永久和平问题”（见希特勒九月一日在德国“议会”上发表的宣言）。但实际上这只是希特勒企图征服波兰，并进而劫夺东欧南欧各小国以及英法等的殖民地之一种借口而已。而且现在的事实已经证明：希特勒并不以“拯救”波兰境内的日耳曼人为限，不以“收回”但泽与走廊为限，而且把整个的波兰推毁了，把波兰来同史大林瓜分了！希特勒这种无耻的强盗行为，还不十分明显吗？这与弗利茨约瑟和威廉第二之借口奥皇储斐狄南被刺而进攻塞尔维亚，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在英法方面，对参加这次战争最直接的口实是“反对侵略波兰”，“履行保证波兰独立的约言”。说这是出于“正义”。我们姑且不追溯印度、埃及、安南和摩洛哥的独立如何，但只问：为什么英法对于莫索里尼之侵略阿比西尼亚，日本之侵略中国，以及最近希特勒之占领捷克，莫索里尼之吞并阿尔巴尼亚，不采取同样的“反对”行动呢？何以它们的“正义”只限于对待波兰，而不能广施于其他被侵略的弱小民族呢？事情十分明显：英法，特别是英国这次之毅然起而作战，仅仅是看到希特勒的德国又恢复到了一九一四年以前威廉第二德国的那种地位和倾向了，它们为了保卫它们在欧洲的霸权，为了保卫它们的殖民地，便不能不与这个凶猛的竞争者决一死战。在这一点上，同它们在一九一四年之借口援助塞尔维亚，反对侵犯比利时的中立起而作战，不是前后如出一辙吗？
不错，英法对德战争还提出了更远大的更堂皇的理由，如说：“为保卫文明与自由而战”，“保持世界秩序与和平”（英皇九月三日告民众书），“保卫祖国与自由”，“保卫文明及正义”等等（达拉第九月三日向全法人民广播演说）。然而这也不过是上次大战中的陈腔烂调。在上次大战中，“保卫祖国”，尤其是“保卫文明与自由”是叫得最响的，这在表面上自然是冠冕堂皇之至的。因为有了这些冠冕堂皇的口号作糖衣，于是极残酷极凶猛极卑劣的战争实质，得以有所掩蔽了，于是千百万的人民大众驯顺地走向战场了。但实际上，这些口号经过了无数的历史事实，尤其是上次大战的史实之证明，早已原形毕露了：所谓祖国者，不但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借以剥削和压迫其他弱小民族，抢劫他人殖民地的工具，而且是剥削和压迫本国劳苦大众的工具。如果当这一工具变成不适合于资产阶级的目的时，他们就立刻可以走到完全相反的方面，走到与敌人联合起来攻打“祖国”的一方面，普法战争中的第尔们是如此，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米留哥夫及克伦斯基们也是如此。所谓文明，也仅仅限于资产阶级所爱好的及所能利用的一点而言。如果文明超过了资本主义的范围时（如社会主义的文明），资产阶级是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来摧毁的。他们在上次大战末期及战后之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残酷压迫，就是显例。何况战争根本就是无限制地破坏现代文明及其基础（生产力）哩。所谓自由，更明显地只是资本帝国主义剥削和压迫本国民众的自由，侵略弱小民族的自由，劫夺别人领土的自由。在民众看来，战争首先就是把他们放在军法的统制下，把他们原有的一点自由去充当战神的牺牲。现在英法资本帝国主义的代表们，所宣扬的保卫祖国、文明与自由，除了重演上次大战中的欺骗作用外，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
至于英皇所特别着重的“保持世界秩序与和平”，其意义更属显然，不过是保持大英帝国统治及影响下的“秩序与和平”，换句话说，即保持大英帝国的世界霸权。关于这一点，张伯伦和邱吉尔在最近的演说中已完全招供了出来，说英国的作战不是单纯保卫波兰，而是反对希特勒的“武力称霸”。所谓正义，是达拉第所最爱宣扬的口头禅（达拉第在开战后的每一次演说都提出正义来作幌子），但我们只问一句：法帝国主义在摩洛哥、在安南以及在其他殖民地上所干的一切，究竟是否合乎“正义”呢？达拉第及其伙伴们能够解答这个问题吗？
现在一切事实都摆在我们面前：希特勒这次之所以冒险侵入波兰，发动战争，为的只是掠夺弱小民族及英法的殖民地；而英法之所以决然应战，也只在于保卫它们的卫星，保卫它们的殖民地，保卫它们的已获赃物和霸权——这便是这次战争爆发的真实理由，也就是这次大战的真实内容，其他一切冠冕堂皇的宣言和口号，都不过是掩蔽这种真实内容的烟幕而已。
和平的烟幕
当希特勒借着克里姆林主人的帮助，很迅速地摧毁了波兰，并攫取了波兰最好的工业地带，最肥沃的土地，最丰富的资源后，于是破题儿将“和平”问题提出来了。据希特勒本月六月在德国“议会”上所发表的“和平演说”看来，好像他这次之侵略波兰，摧毁波兰，与史大林瓜分波兰，都只是为了“铲除和平的障碍，建立永久的和平”。他甚至于说：“波兰怀抱占领德国疆土之野心……波兰取得英法两国的保证之后，虽未受任何威胁，犹悍然向德国挑衅，希冀实现其野心”等等。现在“怀抱侵略野心的波兰”，妨碍和平的波兰既然被他摧毁了，被他与史大林共同瓜分了，于是战争的目的达到了，战争就应该停止下来。于是他向英法伸手来要求“和平”。他并宣称：他对于欧洲任何国家。尤其是对于英法，再没有土地的要求。不过，附带一个条件，“德国的殖民地必得返还”。最后并且“郑重申明”：“余决采取和平谈判之途径，倘竟至失败，则其责任并不在我。”这不禁令我们又想起了上次大战中的故事来。
在一九一六年冬，正当德国在东西战线获得最大的胜利，差不多占领了整个的波兰，大部份的比利时以及法国许多土地，同时又感到继续战争要陷入最困难的境地时，于是代表德帝国主义的威廉第二政府便大声宣言，“战争已没有意义了”，“应当立刻重建和平”，并正式向协约国提出了和平照会。且希望中立国，尤其是美国起而促进和平运动。但如果协约国拒绝和平，继续战祸之责便应由协约国担负。现在希特勒的“和平运动”，不是上次大战中这一故事之再版吗！
实际上，一九一六年冬威廉第二所发动的和平运动，其目的是这样的：如果“和平”侥幸成功，他便可以由此获得最大的胜利，俟休息若干时再来战争；如果被协约国拒绝时，它就可以将继续战争的责任归之于协约国，借此重新激怒本国业已厌战的民众，再去继续最残酷的战争。但威廉第二的和平建议，结果是干脆地被协约国拒绝了，于是德国便进一步采取了最凶残的潜艇战争政策。现在希特勒所提出的“和平建议”，其作用也正是如此。如果英法接受他的“建议”，不但大半个波兰安稳地入了他的掌握，而且还可以“暂时休息一下”；如被拒绝呢？则“继续战争的责任不在我”，现时已经厌战的德国民众并可以因此谅解他，可以替他去继续牺牲。这真是“左右逢源”的如意算盘啊！不过希特勒这一如意算盘，不见得比威廉第二的有更多的成就吧！？
现在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态度显然还是同当时路易乔治和白里安的没有什么两样。达拉第首先就凿穿了希特勒德国的和平建议“之唯一目的，仅在促使各国将该国侵略波兰之所为予以确认，俾可从容准备新的侵略行动”。随即便“郑重申明，吾人决定继续作战，直至获有最后的安全保障为止”（达氏本月十日广播演说）。张伯伦则更公开地说：“吾人所谋之和平，必须为真正安定之和平……目下为此种和平之障碍者，即为德国政府。”（本月十二日张氏在议会的演辞）这就是说，“只有打倒希特勒的政府才有议和的可能”。像张伯伦与达拉第这样答复希特勒的“和平建议”，站在英法帝国主义的利益上，自然是对的，但从英法及全世界民众的观点看来，这显然又是一种欺骗。因为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威廉第二政府确是被打倒了，但“真正安定的和平”在哪里呢？这次的大战就是最好的答复。要想获得“真正安定的和平”，在帝国主义继续存在的条件之下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不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是一种欺骗，就是张伯伦的所谓“真正安定的和平”也显然是借以骗取英法民众替帝国主义去作大量牺牲的一颗烟幕弹。
阵线论的阴影
多方掩饰着帝国主义从事战争准备工作的，如果在一九一四年前是海牙和平会议（俄皇尼古拉第二所发起的）及其围绕在四周的一群和平主义者，则在这次大战前扮演这种作用的便是几年来甚嚣尘上的“阵线论”，及其影响下的许多和平主义的集团与和平会议。凑巧这也是发源于尼古拉第二的故乡，不过不是冬宫，而是克里姆林宫。克里姆林宫的主人，自从一九三三年以其特有的孟塞维克主义葬送了德国的工人革命运动，把希特勒扶上了政权之后，即惊慌失措地从“第三时期”及“社会法西斯”的理论，转到“阵线论”，企图以此去挽救他那已经完全破产了的“权威”。
根据阵线论的新发明，仿佛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分成为本质上完全不同的两大阵营：法西斯主义的与民主主义的，或侵略的与和平的，并且把德意日派在前一阵营内，把英法美派在后一阵营内，而以新发明家自己所操纵的苏联为后一阵营的中心。由这样的阵线论出发，于是苏联加入了国际联盟（列宁曾称此联盟为帝国主义的分赃机关），向英法美要求组织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民主阵线或和平阵线，并下令各国共产党在本国内与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反法西斯”的集团或个人（连各宗教团体、贵族、牧师等都包括在内）组织“人民阵线”，以为国际间：“反侵略阵线的核心”。在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看来（甚至屡次宣称），这是制止凶残的万恶的法西斯主义侵略的唯一妙法，也就是消灭战争的唯一途径。如果有人敢于怀疑或甚而批评这种主张，那就是法西斯的走狗、希特勒的代理人。
其实，无论是德意日或英法美，都是属于同一范畴，是一样性质的国家。前者之所以特别表示要向外“侵略”，仅仅因为它们所占有的殖民地已被剥夺（如德）或是太少（如意日）。而后者之所以需要“和平”，只因为所占领的殖民地太多（如英法）或本国的富源与市场较大（如美），而且到了和平无法维持时，还是不惜决然采取战争手段的。至于所谓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仅仅是现代帝国主义这个徽章的两面花纹。自然，“法西斯主义”这一面，比起“民主主义”那一面来要狰狞凶恶得多，要残酷可怕得多，但这不过是帝国主义之一种最露骨的最痉挛的表现而已。把“法西斯”的帝国主义与“民主的”帝国主义绝对地对立起来，并领导民众无条件地去拥护后者，而反对前者，那就无异于替后者服务。至于说“和平阵线”可以制止“侵略阵线”，可以“消灭战争”，那更是在民众中散布幻想，让他们当战争真正到来时，张皇失措，听任帝国主义去驱使，去牺牲。可是克里姆林宫的党徒们几年来都诅咒此种见解为“离经叛道”，为污蔑他们所倡导的神圣的和平阵线或民主阵线，为替法西斯主义，替刽子手希特勒，莫索里尼及日帝作辩护。正因为如此，他们曾骂抱持此种见解的人们为“法西斯主义的急先锋”，为“汉奸”。
但是结果呢？不但民主阵线或和平阵线是一阵幻想，是一个骗局，而且发明和力倡这种阵线的克里姆林宫主人首先就脱离了这个阵线，抛弃了这个阵线，而走到完全相反的方面，卽走到与法西斯阵线、侵略阵线的创始人，“刽子手”、“强盗”（这些字眼，都是克里姆林宫的徒党们以前所加于希特勒的）握手了，就是说完全滚到法西斯阵线、侵略阵线的泥坑中去了。“德苏协定”，就是铁一般的证据。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克里姆林宫这位新盟友的帮助，希特勒便乘机实行“侵略”了，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因此爆发了！
在另一方面，张伯伦和达拉第，这两个被克里姆林宫徒党们近年来诅咒为对侵略阵线的“屈服者”，民主阵线的“叛徒”，现在却“坚决地”站在“民主阵线”上实行反抗起希特勒的“侵略”来了！可是克里姆林宫的徒党，特别是法国的多莱士和英国的巴利特们怎么样了呢？他们除了在昏乱中（未得到莫斯科的命令）会一度表示拥护达拉第和张伯伦的“民主阵线”以反对希特勒的“侵略”外，随即便在莫斯科的指使之下一跳而转到同情希特勒（赞成希特勒的和平建议）一方面去了。这样，克里姆林宫几年来所倡导的所坚持的阵线论，现在所余下来的只有一个“阴影”，而且拖这个阴影走的还不是克里姆林的党徒，而是张伯伦、达拉第，特别是莱翁·卜伦和阿特里、格林武等所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徒。这些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叛卖社会主义一切原则，叛卖无产阶级全部利益，一直转到狭隘爱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徒。
这些在上次世界大战中及战后用尽全力以绞杀本国一切工人革命运动，替资产者维持和平秩序的社会民主党徒，现在在张伯伦和达拉第的指导下来拥护战争，来反对希特勒的“侵略”，来保卫他们的“祖国”，是无足深责的。因为他们不过是依照他们的历史传统，实行他们在思想上在政治上一贯的逻辑而已。不待说，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动，是极端卑鄙的罪恶的，是替帝国主义者们的污浊利益服务的，但他们比之克里姆林宫的徒党们还要言行一致得多，前后一贯得多。克里姆林宫的党徒们，曾经有一时期称他们为“社会法西斯特”，随后又拉他们建立反法西斯阵线，但还埋怨他们（特别对于阿特里、格林武等）的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态度尚不坚决，现在他们是“坚决”起来了，“行动”起来了（如格林武在议会上所表示的：“世人须知，英国工党此种反侵略之态度，实为不可动摇”），可是克里姆林宫的徒党们呢？他们一转移间却站到了法西斯方面，而替希特勒大作其义务律师！历史如果是公道的话，将来大概不致把社会民主党的评价放到克里姆林宫党之下吧？
希特勒的帮凶与律师
现在只要对于真理稍微具有一点良心和对于事实不闭着眠睛的人，都可以看出这次希特勒之所以敢于发动战争进攻波兰，主要是由于从“德苏协定”取得了莫斯科的援助；而希特勒之所以能于短期内摧毁了波兰的抵抗カ，得以占领波兰大部份的土地，主要也是由于苏联的出兵，与之东西夹攻。这一事实，这一真理，便证明了以前把希特勒当作死敌的人，现在竟成了希特勒的帮凶。
不错，希特勒对于助他支解波兰的帮手，也“慷慨”地酬谢了一部份土地，但这部份土地比起希特勒所攫取来的真是“不毛之地”，何况在希特勒的心中还不过是暂时让克里姆林宫保管一下而已。可是克里姆林宫的徒党们，都认此为苏联的伟大收获，无上胜利：“苏联的地位从此巩固起来了”，甚至于说：“战争的范围由此缩小了，和平有着保障了，苏联与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劳苦大众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取得联系了”（见《欧洲战争与中国》一书中的大意）。人们在这里所表现的荒谬与欺骗，比起以前的阵线论来，真是小巫见大巫！
实际上，苏联这次进兵波兰，与希特勒共同瓜分波兰，虽然分得了“一杯羹”，甚至因此而扩展了它在波罗的海沿岸小国中的势力范围，然而这却是以十月革命的全部精神遗产，以苏联在全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面前的整个信誉，特别是以红军的整个传统声望作代价的。以前，当苏联企图指导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以图改造资本主义世界时，人们称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自然是一种毫无根据的恶毒的污蔑；可是，自从史大林这次与希特勒携手共同瓜分波兰之后，帝国主义的头衔对于苏联就很难解脱了。虽然苏联的经济基础，主要的生产机关，还是社会主义的，但它的上层建筑，克里姆林宫的邦拉巴特主义，却已显然走到了帝国主义的边际，在对波兰的军事行动上已显然表现了帝国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与苏联的经济基础是绝对不可调和的。现时在克里姆林中久已形成的邦拉巴特主义头上冒出来的帝国主义倾向，对于邦拉巴特主义者的“权威”或者暂时有所增进，但对于整个苏联的内外矛盾，苏联的危机，将必然剧烈地发展起来。这次战争如果继续下去，苏联如果不在战争中获得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帮助，将来无论胜利属于何方，它将不可免地成为这次战争的牺牲品。正因为如此，克里姆林宫的徒党们又无条件地追随着希特勒的和平建议之后呼吁“和平”。
希特勒的“和平建议”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纯粹是一种烟幕。可是克里姆林宫的喉舌（《消息报》）却认为“该建议实为谈判和平之基础”。并且说：“任何人苟拒绝德国和平建议，即当担负战争延续，从而战争之巨大牺牲及毁灭之责任”（见本月九日美联社所传莫斯科消息报社论）。这种论调，与戈林的机关报所宣传的简直毫无二致。在克里姆林宫的徒党们看来，好像希特勒之进攻波兰，破坏和平，发动战争，对于此次战争都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只有拒绝希特勒的和平建议，才应负继续战争的责任。尤其荒谬的是，他们竟认希特勒的和平建议可以造成真正的和平。他们完全忘记了列宁在一九一六年末所说的话：“如果不用革命手段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府，那末，现在的和平只能是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帝国主义的和平”（这主要也是对考茨基等之响应威廉第二的和平建议所发之种种议论而言）。他们更加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以前所说“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是威胁现世界和平的主要障碍”（我们的国际通，克里姆林宫的拥护者胡愈之，甚至到最近还宣传：“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公论丛书第九集三三五页），“纳粹主义不打倒，真正和平便永无实现之可能”。尤其奇怪的是：《消息报》的记者竟至于站在与他们以前的立场完全相反的方面替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作辩护。我们且把该报记者的辩护妙文抄录一段下来看吧：
“据称英法目前作战之根本唯一目的为反抗希特勒的思想。因该思想为欧洲乃至全世界发生战争之唯一原因，此种论调当然系英法官方立场之反映（但实际是从莫斯科抄来的——南冠）。然吾人其能昧然加以接受，作为继续战争之理由乎？曰否。夫任何人对于任何思想，自有其拥护或反对之权利，但苟因某某人反对某种思想而即用为屠杀人类之理由，则其荒谬与无意识，与中世纪时代屠杀异端之宗教战争又何以异？对于希特勒主义或任何政治主张，世人自有尊重或憎恶之权，这是一个嗜好的问题；然进行消灭希特勒主义之战争，实为政治上的大错”（见上引美联社电讯）。
这一段话所包含的理论上的异常荒谬，姑且不论，即就其替希特勒主义辩护，算是无微不至，这是戈倍尔所万万办不到的。但只问一句：这段话与他们从一九三三年起直至最近大战为止，凡对于反法西斯主义所发表的一切理论一切宣言，一切论文与口号，怎能获得调和呢？“出尔反尔”，竟然发展到这样的高度？莫斯科真不愧为全世界诡辩的中心！
最有趣的是，莫斯科的诡辩很快就影响到了法国的多莱士党。这个党的领袖们昨天还宣称愿保卫祖国，愿拥护政府对德宣战，愿站在前线反对希特勒的侵略到底，而今天却突然向国会议长赫里欧请求讨论希特勒的和平提议，主张立刻停止战争。无怪乎达拉第“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各领袖曩日对于希特勒及德国军队诅咒不已，固矣。但自布尔塞维克主义与国社主义携手合作之后，此辈即转变态度，而对彼‘背弃和平者’表示赞助，此实难予容忍”（见达氏答复希特勒宣言）。达拉第在这样的理由下，于是把法国共产党实行解散了，并逮捕了其领袖四十余人我们。但“罪名”却是“希特勒的代理人”，不知多莱士们对于此种罪名将何以自解！？但无论如何，这里已表明作莫斯科应声虫的黄金时代是已经过去了。
国际党的解体及其原因
“战争虽然要引起各种的凄惨和灾难，但它也给予多少巨大的利益：它无情地揭破、暴露和破坏人类的组织中许多腐败的、陈旧的、死烂的东西。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的欧战也开始给了人类一种确实的利益：它指给了文明各国的先进阶级看，在他的党内已成熟了一种可恶的腐烂的毒疮，而且发着难堪的死尸的臭气”。这是列宁论“第二国际的破产”时所指出的真理。这个真理，在这次方才开始的大战中更迅速地获得了充分的证明。但异常不幸，这里所证明的已不是第二国际，而正是列宁自己所手创的这个国际——第三国际。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第二国际内部，特别是其领导层，虽然充满了机会主义的倾向，但表面上，尤其在斯都加特决议案和巴塞尔宣言的表现上，还有坚持国际主义，坚持以社会主义革命来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主张。所谓它的破产，正在于当帝国主义战争真正到来时，它的绝大多数的领袖们完全放弃了以前决议案和宣言上的主张，而干脆地投到资产阶级的怀里去了。他们以狭隘的爱国主义代替了国际主义；以阶级合作，服从资产阶级的合法性，代替了阶级斗争，代替了向资产阶级的革命进攻；以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充当欺骗工人的工具，代替了毁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关，建立无产阶级的狄克推多；总而言之，是以国内和平代替了国内战争。
至于第三国际的破产，却远在这次大战发生之前，远在一九三三年初叛卖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自从那时起，就指导世界各国革命的意义说来，第三国际不但精神上已不复存在，就是形式上也失掉了其独立存在的作用，它不过是克里姆林宫独裁者的外交政策之一个传声机关而已。因而这个国际的各国支部，也就降落为同一外交政策的啦啦队、叫好团。至于克里姆林宫的独裁者，自其发明“一国社会主义”的高明学说之后，即逐渐地将列宁领导世界革命的一切原理、一切政策视为毒物，惟恐除之不尽，洗之不清。所以他在国内的主要工作是以希特勒与日本奸细的名义铲除了所有创造十月革命的一代老布尔塞维克；而对外的工作则用尽种种方法与社会民主党领袖们分工合作绞杀一切革命运动；随后又发明阵线论替民主的帝国主义大肆吹嘘；最后则干脆地投降了希特勒，帮助他掀起了大战，且以帝国主义的手段同他瓜分了波兰，并进而命令各国的党徒替希特勒主义作辩护。在这种情形底下，于是久已破产的第三国际，久已死亡的第三国际各国支部，便一下解体了，连死尸也不复存在了。
现在法国的多莱士党就是一个最最标准的例子。其上层的一部份领袖（也许加香就是主要领袖之一）与绝大多数群众已自动脱离该党而变成了“保卫祖国派”。另一部份领袖，如多莱士等，则因为其生活一向受克里姆林的支持，不得不仍旧跟随他们的主人。而其少数的左倾份子则正在寻找新的出路，向革命的国际新党方面走。此种同样的情形，在欧洲其他各国内部或速或缓地在进行中。不过在美国的是一个例外。就是在那里的勃罗达党，于接到德苏协定，特别是苏军攻波的消息之后，立刻发生了左倾分化的巨潮。从这些不很详细的事实表现看来，第三国际的解体已是毫无疑义的了，往后发展的事实更将要替这个判断作证明的。
但代第二国际而起的第三国际，何以竟然走到这样破产和解体的地步呢？为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必得把第二国际的破产根源来回忆一下。据列宁说，第二国际的破产，是由于它从国际革命主义走上了社会狭隘爱国主义。而“社会狭隘爱国主义乃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至于机会主义的根源，也就是社会狭隘爱国主义的根源，乃是帝国主义在和平发展时期中用殖民地得来的“超额利润”贿买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和工人贵族。正因为如此，他们便“变成为资本主义的警犬，变成工人运动的破坏者”（列宁）。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帝国主义的战争中，在资产阶级的危急关头，不能不采用社会狭隘爱国主义去笼络工人，去欺骗工人替资产阶级的利益作牺牲。如果第二国际破产的根源是当时的机会主义（以倍因斯坦主义为代表），则第三国际的破产根源便是“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这一主义乃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之变种。但其经济基础不在于帝国主义的“超额利润”，而在于苏联官僚层对其本国工农阶级的“超额榨取”。至于官僚层之所以能够形成及其所以无忌惮地榨取工农者，又是由于苏联工农大众的消沉——而这种消沉状态乃是由于俄国工农经过长期战争及内战的痛苦和对于战后世界革命不断失败的失望所造成的。
“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国外革命的胜利来加以改变，在本国内不可免地要发展成为邦拉巴特主义。邦拉巴特主义达到顶点，就必然在一定的条件下就有可能要冒出帝国主义的倾向来；在国外，它又不可免地要与社会狭隘爱国主义合流。因此它无论对于民主的帝国主义或法西斯的帝国主义，都是可以在一条战线上合作的。合作的结果，特别是与法西斯帝国主义合作的结果，第三国际当然只有最后走上解体之一途。在这一点上，它同第二国际因其机会主义的领袖们与其各自的帝国主义者合作而破产，而分解，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反战的工具
当一九一四年八月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在议会上投票赞成威廉第二政府的战争预算时，卢森堡即宣称：“第二国际已经变成死尸了！”当列宁听到并已证实上述消息为真确时，也不约而同地喊出：“第二国际死亡了”！他并且由此得结论说：“现在的问题是在创造新的国际党”，真正的革命领导。但要创造新国际，便必须与资产阶级的欺骗，特别是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们的欺骗作不可调和的斗争。列宁在上次大战的整个时期中，尤其是初期，即以全力进行了这种斗争。正因为如此，俄国的工人阶级得以逐渐地从帝国主义者及其佣仆第二国际影响下脱离出来，而走上了十月革命。
早在一九三四年三月，十月革命的领导者和第三国际的创立者之一，叙述到第二次大战的迫近时，即曾经着重地指出：“反对战争的斗争，首先需要有一个斗争的工具——党。现在无论在各国内和国际上，一个党还没有。一个革命的党必须在整个过去的经验——包括第二和第三国际的经验——上创造出来”。在一九三四年时，世界上确还没有一个革命的党，可是现在这样的党已经成立起来了，那就是去年九月在瑞士召集的大会上成立的。他的名字叫做“社会主义革命国际党”。它在成立的那天即发表了一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言。这宣言早已指出了关于战争的各种欺骗，揭露了各种烟幕。它的结论是：
“在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义大战的不懈的阶级斗争中联合起来！
“为争取殖民地人民的自由，以及反对帝国主义的暴君政治中联合起来！
“在唯一正义的和神圣的——在反对压迫者、剥削者，反对他们在工人阶级里面的无耻的代理人的战争中联合起来！”
以上的结论对于我们现在还是极生动的。因为这正是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提出之那个著名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通俗解释。这是揭穿对于目前大战的各种烟幕之最有效的武器。
一九三九年十月十六日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