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刊物《动向》（1939） -> 第四期
日本社会运动之史的分析
梁石生〔刘家良〕
日本的启蒙运动发生于明治初期。因为日本“町人阶级”的过度卑贱和荏弱，故参加这一运动的人物没有一个是第三阶级出身的学者，而都是一批开明的贵族青年。这批青年贵胄一开始致力于介绍工作，输入所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如福泽谕吉输入美国的功利主义，中村正直介绍英国边沁、穆勒等人的学说，伊藤博文输入德国的凯萨主义，中江兆民提倡法兰西的民权思想等。在启蒙运动初期，日本对于先进国文明的吸收是杂乱的，多方面的，这也是一切后进国启蒙运动的特点。但日本资产阶级和开明的地主很快便标明一种最切合于“日本国情”的文化：德国的国家哲学。伊藤博文顿然成了明治皇朝的宠子。英美的功利主义只不过是天皇立法的陪衬物而已。但法兰西革命的民权思想却成了日本皇朝的大患。本来法兰西的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皇朝的最有力的武器，但日本资产阶级从始便依赖于皇朝的抚育，它绝不敢认真的玩弄这一武器，结果这一武器落在一批丧失了特权和地位的士族手里，这些分子或怀着绝望的复辟幻想，或怀着争权夺利的野心，或怀着模糊的憧憬，不约而同的站在“民权运动”的旗帜之下，攻击当权的藩阀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但他们却又不敢走向农民。这一运动的基础既那么脆弱，它不但不能长久支持，而且还必然成了资产阶级巩固政权的工具。资产阶级为了防止这一危险思想发展到广大人民中去，它立即拿出英国式的渐进主义来，组织了一个“改进党”，希望以开明的立宪来解决这种奇特的、“日本风”的民权要求。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也在“自由民权”运动中找到它的忠实的代理人，如板垣退助之流，准备使这个运动在最温和的条件之下，作喜剧的收束。一八九〇年的普鲁士宪法结果把一切“民主”的喧哗平复了：资产阶级便一次而又永久地埋葬了“自由主义”，再也不准人提起它。
但初期的“自由民权”运动的夭折并不能证明“自由主义”不适于日本国情，它只是特别不适于日本资产阶级的脾胃，同时也不适于没落士族的挣扎吧了。近代历史告诉我们：资产阶级愈是畏惧民主主义，则它愈要转成为反对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假如在日本没落和绝望的士族无法运用这一武器，则无产阶级是不惜双手来接受它的。
在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前后数十年间，日本的近代产业基础已迅速建立，无产阶级也已成长，它已在产业的行情变动中，一步一步的学习争取本阶级的利益，同时一步一步的提高它的觉悟力。极少数参加日本初期自由民权运动的自由党人现在发觉有一个坚实的（虽然是幼稚的）阶级来运用他们的武器——自由主义，于是他们抛弃了古典的法兰西革命的玄想，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在初期虽然非常幼稚，但它无论如何却显示了后进国革命底不断性：日本的革命必须从民主斗争不断发展到社会主义斗争，而这种不断发展的唯一担当者就是无产阶级。
日本初期的社会运动是美国式工会主义与基督教人道主义的混合物，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是感情的、道德的。从德富苏峰的《国民之友》到片山潜的《劳动世界》，从“民友社”到“社会问题研究会”，我们找不出一点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分。一八九八年片山潜还率领八百多工人向官城呼唱万岁。这件事最清楚的告诉我们：日本初期的社会运动家是多么软弱和落后，同时也证明，明治维新的渐进主义思想对工人觉醒的阻力多么大。但日本初期的社会主义运动即使十分温和，在资产阶级的眼里仍是非常难于容忍的，因为日本资产阶级对工人和农民的惊人的奴役与最微小的自由和改良也是不可调和的。一九〇〇年二月资产阶级皇朝第一次向工人宣战，发表了一道“治安警察法”。以后，所有社会主义者走向政党组织的企图都遭受横暴的压制。
一九〇〇年的镇压给了日本无产阶级一个初步的政治教育，使他们逐渐从感情的、渐进的、人道主义的基督教义转向科学的社会主义。（虽然这个过程不是一下子可以完成的。）在一九〇四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第一步分裂是在反战问题上。所有社会运动家都卷入反动的战争里去了。只有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保持反战的立场。于是在“非战”的旗帜之下，成立了有名的“平民社”，出版《平民新闻》。他们现在开始介绍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但他们中多数还抱着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观点来参加反战活动。“反战问题”只是日本社会运动分裂的开始，这个运动不久逐渐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人道主义，亦即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剧烈斗争。本来感情的、空想的基督教义的影响只是阶级斗争不发展的反映，等到无产阶级的觉悟力在实际经验中逐步提高时，它自然而然的摆脱那种不中用的教义而吸取更有效的斗争方法。日本“平民社”的分裂就是日本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一九〇六年“平民社”的人物分裂成为两派：以堺利彦和幸德秋水为代表的唯物派及以德富芦花为代表的唯心派。前者的机关报是《光》，后者的机关报是《新纪元》。后来，唯物派还组织了一个日本社会党。但当时的唯物派思想还是非常不发展和朴素的。日本社会党的第一条纲领就是：“本党在国法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这条纲领证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虽然摆脱了基督教的感情主义，却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国家至上主义。他们扬弃了道德律却没有触动法律。严格的说来，日本初期的所谓“马克思派”还距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很远。他们只是尽了一种启蒙的作用（主要的工作是翻译），在思想上和实际行动上，他们还没有从日本资产阶级的那种特别狭隘的国家观念——岛国的偏狭性——中解放出来。
但日本无产阶级所处的半奴隶的生活状态与资产阶级的普鲁士法典是不兼容的，尤其是（在历史上和血缘上）与工人特别接近的农民，他们从明治维新中所得的是双重的铐镣，因此他们对“开明”的专制政府怀了双倍的憎恨。日本资本主义在本世纪初经过两度战争胜利之后，表现得特别繁荣，但它越是繁荣则日本工农的地位越是悲惨，而在周期恐慌中所受的磨折也越是大。日本工人对资产阶级及其警察法的仇恨混合着他们从农村中带来的对专制皇朝的传统的憎恨，便自然而然造成了无政府主义发展的条件。无政府主义滋生在日本天皇政制之下正如滋生在西班牙的阿尔芳梭皇朝之下一样，它同是“开明”君主专制的讽刺画。一九〇八年，“平民社”和《平民新闻》复活，许多著名的社会运动家，如幸德秋水、堺利彦、西川光次郎、片山潜等都聚合起来。但不久“平民社”又在新的基础上酝酿着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在一九〇八年的日本社会党第二次大会上正式爆发出来。幸德秋水成了无政府派的健将，主张直接行动，田添铁二等则主张维持原有的议会政策，日本社会党的内部斗争直接反映日本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已惊人的生长，他们已倾向于和整个资产阶级皇朝决裂。但日本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能给无产阶级指出一个明确的远景，他们没有勇气把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把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连系起来。结果只有助长日本无产阶级内部的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幸德秋水只是发展这种精神的最好的代表吧了。日本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这种危险的倾向非常警惕，它从社会党的内部争论立即嗅出未来的危机。它首先解散社会党和封闭《平民新闻》，并大批逮捕社会党人。后来又利用无政府派的盲动事件为借口，杀害了幸德秋水等一大批革命家。
一九一〇年日本资产阶级的恐怖政策，使许多社会运动家入狱、被害、消沉。但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同受迫害的反动局面之下，却生长了一种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出来，这种倾向以高畠素之为代表。日本的国家社会主义远在社会运动初期曾一度发现，但不久夭折。这就证明这种思想只有在阶级斗争不发展或极端反动的条件之下才能滋生。因为把国家界限来拘束社会主义根本就是一种反动的空想，这可以说是日本底普鲁士式军国民教育的副产品。高畠素之后来之崇拜莫索里尼和仇视苏联并不是偶然的。这与佐野学从史大林的“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走到以天皇为本位的日本帝国社会主义同一道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和日本经济的突然繁荣重新唤起无产阶级的斗争，尤其是因物价问题而暴发的粮食骚动，使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第一次走上街头与资产阶级皇朝的警察巷战。这次大斗争提高了工人不少自信力。但它到底是自发的、无领导的，它天然成了无政府主义的营养品。一九一九年是工人运动飞速生长的一年，同时也是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盛行的一年，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日本无产阶级刚从基督教的人道主义中解放出来，现在又受了新的空想的无政府教义来支配了。但一九一七年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不会在日本工人中空过，假如社会民主主义没有能力征服无政府主义和满足日本工人的政治欲望，布尔什维克主义却绝对胜任这一工作。一九二〇年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不但隐伏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过时的斗争，同时也隐伏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上述两种势力的斗争。正因为这样，日本资产阶级便又转过来对付这一新生的更可怕的敌人。它在解散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之后，立即检举所谓“晓民共产党”了。这是年青的日本布尔什维克党人所受的第一次打击。
日本无产阶级一方面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一方面受天皇政府的连续打击，它逐渐了解无政府派的无能。于是日本工人开始走向布尔什维克主义。日本的老社会运动家如片山潜、堺利彦、山川均都先后加入第三国际。无政府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的斗争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到处发生冲突。布尔什维克主义极力吸引工人注意政治的斗争和工会的民主集中制，结果它迅速的战胜了无政府主义的盲动和工团主义倾向。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扩大又引起日本资产阶级的新的惊慌，一九二二年五月五日又发生了第二次“共产党事件”，所有著名社会主义者都遭检举了。一九二三年九月的大地震，更加深了日本的反动局面，资产阶级害怕这次天灾引起社会的骚动，因此它立即找到朝鲜人和社会主义者做它的代罪羔羊，到处组织“自警团”，虐杀朝鲜人和左倾领袖及群众。结果发生了震骇一时的“龟户事件”和“甘粕事件”。著名的无政府派领袖大杉荣全家被杀。天皇政府这种残暴的手段，和沙皇政府之利用“黑色百人团”残杀犹太人和革命家，出于同样的社会意义。
大杉荣的被杀同时表示日本无政府主义派的完结。但在日本有长久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却保有很大的潜势力。当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斗争时，社会民主主义躲在前一阵营内。等到新的反动局面到来时，社会民主主义者便公然排斥一切革命的手段。这个时候，恰好是西欧社会民主党复兴的时代，一九二三年英国第一个工党内阁的成立更给了日本孟什维克及可能主义者一个很大的鼓励。于是在日本工人运动内部又爆发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孟什维克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在地震过后，工人运动重新抬头时转趋激烈。日本劳动总同盟之开除“关东地方评议会”派表示两派已正式决裂。天皇政府为抵制工人的革命思想，巧妙的利用了工人内部的分裂，它一方面颁布“过激运动取缔法”，打击“过激派”；一方面却通过了“普选法”，给了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极大的帮助。“普选法”颁布使所有的黄色工会领袖、孟什维克、自由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政客都向天皇讴歌了。他们极力向工人宣布天皇的恩德，仿佛他们一下子战胜了“过激派”。这是日本工会运动家和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堕落为最反动的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开始。因为，我们已经说过，日本资本主义本身的条件是绝不能容忍国内的“改良”和“民主”的，天皇政府的“普选法”只是缓和工人斗争的一种应急政策吧了，它始终还要诉诸它的传统办法：向外侵略的。假如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拜倒于资产阶级的应急政策之下，他们将来也必须拥护天皇的帝国主义侵略（他们的政纲完全排斥了“民族自决”的口号，这不是偶然的）。后者是前者的报酬。布尔什维克派怎样对抗这种可怕的堕落倾向呢？按照他们的传统政策，他们当然要利用议会的斗争来揭破资产阶级皇朝和孟什维克的欺骗。但不管在任何民主斗争的场合，布尔什维克要想彻底揭破敌人的欺骗，他们必须清楚的指出民主斗争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指出“普选运动”必须勇敢的越过资产阶级的财产界限才有出路。可惜日本的“布尔什维克”只是史大林主义的伪装。它不但没有认真把十月革命的教训告诉日本工人，而且还从头到尾执行孟什维克的机会主义政策。当一九二五——二六年日本的社会民主党人组织几个工农党来从事“普选”的投机时，日本的“布尔什维克派”并不根据独立的政纲公开争取群众，他们却和改良派政客竞赛，埋头于实现他们的“工农党”路线。他们的唯一口号是“建立包容广大工农群众的无产政党”。结果，他们整天和社会民主党人吵架，为的是互相指责：“破坏统一”。但他们从来没有从政治上揭破社会民主党人的欺骗，对四个工农党的大同小异的政纲（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们从没有公开批评过——为的是争取他们组织上的统一！日本共产党从始便放弃了独立的政治活动而变成社会民主党的附庸并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一贯就认为日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从“工农民主专政”的公式扩大为“人民阵线”的公式，从“第三时期”走到提倡与社会大众党及“自由主义者”的联盟，完全是绕着这个神圣的轴心走的。那末，它又怎样能够走出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比社会民主党人走远一步呢？
本来，自一九二〇年以来的长期的经济恐慌已造成了日本革命爆发的机运。尤其是一九二五——二七年，日本革命的危机已达顶点。这个时候日本只有两个前途，或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乘着民主斗争的浪潮走向政权之路，或者让资产阶级对外举行新的军事冒险来缓和或消灭革命。但我们上面已说过，日本没有一个党敢于触动资产阶级的法律和财产。结果一九二七年田中内阁出兵山东，利用对外的胜利来实行他的国内镇压政策，给日本工人第一步打击。一九二九年的世界范围的恐慌与日本多年来的经济危机配合起来推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东三省，并卷入长期的中日战争中。日本资产阶级一九三一年对外侵略的胜利最后的消灭了国内的革命运动，共产党整个被压毁，社会民主党人则急忙统一在社会大众党里，成立“大亚细亚主义”的合唱班。
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老一代已完结了。共产党总书记佐野学已宣布赞成国家社会主义。山川均和堺利彦已和草木同腐。片山潜在生前和死后都已成了克林灵宫的点缀品。河上肇已退休。高桥龟吉已做了日本军部的清客。安部矶雄、克松赤磨、麻久生、室伏高信之流则干脆成了天皇的走卒。这些人不管是“布尔什维克派”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都从没有勇敢的做过革命的结论，现在他们都倒到历史上该去的地方去了。也许今天在日本的牢狱中和地下室尚有不少怀着陈见解底贞洁的革命家，但我们却胆敢预言：日本下一代的革命家必然是第一批认真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他们将与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史大林主义）彻底决裂，他们将大胆的做出结论：只有日本无产阶级领导农民从民主斗争走上社会主义革命，亦即建立无产阶级狄克推多才能保证日本革命的胜利。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