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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与思想
木君〔王凡西〕
（一）关于精神动员
自从抗战达到了“第二时期”，即放弃了武汉以后，中国抗战的领导者忽尔注意到精神和思想方面来了。第三届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并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运动。这种因军事顿挫而引起的精神与思想运动，当然是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
抗战不单是一个军事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思想和精神的问题，这意见当然是千真万确；尤其在弱小民族反抗强国侵略的战争中，精神和思想的因素，尤其显得重要，因为弱小民族既无优势的武器可恃，所恃者只有那较为前进的思想与较为坚决的精神罢了。为此，对于目前中国抗战领导者所提倡的精神运动，就它的注意的本身说来，那是无可非议的。
但问题决不限于注意的本身，而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们所注意的那种精神的实质，以及他们所提倡的那种思想的实质。正确和前进的思想可以导成军事的胜利；而反动或错误的精神却能使抗战败亡。
在这篇短文里，我就想大略研究一下此种思想与精神的实质。
根据“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说：
“……国民精神总动员之涵义应为集结全国国民之精神于简单共同之目标，使全国国民对自身皆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对国家皆坚定同一的建国信仰，而国民每一份子皆能根据同一道德观念为同一的信仰而奋斗牺牲是也……”
“救国之道德，实为我先民所固有，亦即总理所倡导之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中国民族之昔日绵延光大，实赖有此道德，今日之衰弱式微，实由丧此道德：故非要求吾国民一致确立此救国道德不可……”
由此看来，国民党所倡导的精神运动已经很明白了，它是要“恢复中国的固有道德”，尤其要恢复“忠”、“孝”这两大美德；因为据说“唯忠与孝，实为中华民族立国之大本”，倘国民人人能“对国家尽其至忠，对民族尽其大孝”，则“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了。
这段话如果照表面上的意义去加以接受，似乎是医治目前抗战危机的一贴万应良药，可是过细地加以研究，却又不得不令人怀疑的。
首先我们要问：我们抗战的领导者为什么要在军事顿挫，即所谓“后期抗战”的时候，特别提出“固有道德”来，要求国民尽其“至忠”与“大孝”呢？这当然是有它客观的背景与需要的。
在这次伟大的抗战中，兵士与民众蒙受了最大的牺牲，但是一般贪官污吏却仍旧在尽情搜括，富商巨贾则乘机渔利，再有一些达官显人则更从事黄金、外汇或食粮的投机，获利无算；迨自武汉及广州失陷以后，即走入了抗战的所谓“第二时期”，大多数的官僚、政客、财阀与失意军人，更是公然替敌人服务，助纣为虐起来，甚至追随国民党总理垂数十年的党国要人，也都做了日帝的公开代理人。这样一来，一切参加抗战的军民，以及为抗战受难的老百姓们，自然要怨望到抗战领导者的政策上去了。
国民党的领导者一方面为要“激励”那些不道德的官员、富商与显贵人等，即中国社会中的所谓士绅等级，使他们顾全抗战大局，不要为虎作伥；另方面要缓和与防范那些渐露不满的军民大众，使他们不致走入更激烈的行动起见，乃提出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这是此次精神运动的真正目的与意义。
不过吸吮民血的贪官污吏，乘机渔利的奸商诈贾，以及一切认贼作父的政客军阀，是否会因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八德之大昌而“悔过”，而停止作恶呢？这当然是一个莫大的幻想，聪明的抗战指导者大概也不会不懂得这点浅近的道理吧？
因此，我们便不得不说“精神纲领”的第一个目的，纵令不是伪善的，那亦必是幻想的。
关于第二个目的，即欲缓和与防范那些不满的军民大众，使他们不致走入更激烈的行动，这倒是具有真实意义的。所以纲领上说：“八德之中，最根本者为忠孝”，因为忠孝本来是封建等级社会中的主要纽带，它们的特点，就是要下等人对上等人之绝对无条件的服从。君父要臣子去死，臣子不得不死，这就是忠孝的实质。忠孝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一种优越的权利，它们对统治者自身是并无半分约束力的。在上者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倒行逆施，可是为臣子者却只有绝对服从，如果稍有批评，或竟敢表示反对，那末忠孝这两种武器立刻就加在你的身上和心上了。所以忠孝是历来统治者的一个主要武器，同时却是真正民主政治的敌人。
这样讲来，那末在这必须集合全国民众的心力，充分检讨失败教训，借以谋取抗战胜利的时候，这种反民主的封建道德，似乎是应该反对而不应该提倡的；因为要想抗战胜利，必须得军民大众的热烈拥护，而欲得他们的拥护，那就必须让他们有充分发表意见，自由批判领导政策的权利；如果以不合时代的道德教条，以“至忠”“大孝”等片面要求来锁住他们的口，使他们只能做“不得不死的”“臣子”，那末这个政策即使成了功，也不过使民众都变成为消极服从的一群，不会有益于整个抗战的好转的。
不过说到这里，有人也许会出来反驳道：“依你之见，现在应该叫中国民众不忠不孝，叛国事仇吗？”对于这个问题，假使我的反驳者并不是一个冥顽不灵的道学家，而是一个暂时糊涂的青年，那我是很愿意答复的。一般人对于道德的了解，总把它当成一种超阶级与超时代的东西，并且只把它看成一种抽象的个人的为人态度，譬如说“忠”是诚实的意思，而“孝”则但指子女对父母的爱而言；如果仅仅这样，那末这样的“忠”“孝”自然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实际上，道德从来不曾，而且也不能限于个人的事情，道德之所以成为道德，即在于它是一种社会的关系，因而也是一个政治的力量。换句话说，道德始终不能不具有政治与社会的意义。
倘然我们把道德作一番历史研究，那末我们可以知道：无论什么道德（尤其是忠孝），都是某一特定时代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一个工具。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时代的统治者，都要倡导出一种道德来叫小民遵守。因为道德的拘束力，普通要比法律和武力的拘束力为强。好比“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的“忠”，比“绳之以法”的“诛”当然要有力得多。所以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真命天子”，每次实行了“大不忠”，即推翻了或篡夺了前朝的江山之后，第一件的大事，总是尊孔，就是要过去和他一起不忠过的民众对他尽起忠来。元清以外族入主中原，却也尊崇了这位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忠孝之道的“圣人”，结果到末帝“逊位”之时，也还有许多汉族人士来效忠于他们的社稷。
这样看来，中国的固有道德，（尤其忠孝），乃是一切统治者束缚奴隶的一种桎梏，甚至是一切侵略者奴役被侵略者的一个武器，难道还不明白吗？我们目前的侵略者也已明白了这个道理，他早已在努力尊孔，并且命令北平和南京的“统治者”在提倡我们的固有道德——忠孝了。这些事实是具有最重大的意义的，一切民族革命的战士们，决不可轻易放过了此种精神上的总攻！
然而我们抗战的领导者，竟也想以奴隶道德来做解放战争的“精神”，这是我们不得不万分引为遗憾的！这种道德非但不能阻止人们“叛国事仇”，而且正是叛国的人们，想用这些道德桎梏来强迫中国的大众事仇的呀！
中国民众如果真想谋得解放，那不仅要在军事上与其他行动上，予侵略者及其所有代理人以无情的打击，并且要在精神上弃绝一切压迫者用以奴役民众的旧道德与旧文化，他们应该激发起对压迫者的“大不忠孝”，发挥出对一切侵略者的“大不仁爱”，因为要使侵略者放下他们的屠刀，要使贪官污吏、奸商诈贾、政客官僚不再害民，不图私利，乃至不叛国事仇，那末唯一的办法，只有对他们进行“不道德”的严厉斗争！空洞的道德说教，那只有帮助敌人，反而麻木民众的战斗意识！
假使我们因这“精神纲领”的提倡，养成了一种对侵略者讲“和平”，对事仇者谈“仁爱”，对小民专责以“忠孝”的风气，那末容我说句放肆的话，这样的道德是于抗战有害的。
（二）评所谓“中国化”运动
本年二月间，国民党提出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接着，中国共产党也发起了一种运动，就是所谓“中国化”运动。这两种运动不仅在时间上是连续的，同时在精神上也是一贯的。据中共的外围理论家柳湜君在一卷三期的《读书月报》上说：“‘中国化’这一口号的提出，我们要从当前的政治实践所反映于文化的要求上……去找它的根据。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奠下了抗战建国的基础，树立了我们对于胜利前途的信心……同时也对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这意见和“国民精神纲领”上所说的“后期抗战，精神尤重于军事”，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既研究过“国民精神”的本质，请再检讨一下“中国化”的意义。
“中国化”的内容
究竟什么叫做“中国化”？我们在一切与中共有关的杂志上，很难找到一个明确与一致的意见。这里且把几种可作代表的意见录在下面：
（一）柳湜的：“它是综合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数千年历史和世界的历史，它是我们一切优良珍贵的传统以乃国际的一切优良的传统的一种交流，是代表今日人类最进步的立场，创造世界新文化一环的中国新文化为它的任务。这是它的内容。”——见《论中国化》。
（二）潘菽的：“归纳起来，所谓学术中国化的意义，就是要把一切学术加以吸收，加以消化，加以提练，加以改进，因以帮助解决新中国的建设中所有的种种问题，而同时也就使这种学术构成了新中国所将有的最进步、最高水准的生活和文化的有机部分而成为中国自己的，但因为如此，也必将对于世界学术开始有宝贵的贡献，而同样是属于世界的了。”——《学术中国化问题发端》。
（三）潘梓年的：“开展学术中国化运动……第一，要有科学化运动；第二，要接受我们自己优良的民族传统；第三，要阐发旧道德中好的部分；第四，要有中国的新文学与新艺术。”——见《新阶段学术运动的任务》。
（四）《理论与现实》创刊辞：“三民主义是……中国化原则之下理论研究的总准绳”。
（五）《读书月报》一卷五期短评：“孔夫子永远是我们的导师。”
其他关于“中国化”的名作虽然还有许多，不过在属性方面，大概是逃不出上述意见的，所以我们尽可以把它来做讨论的根据了。
旧事重提
在没有批判到“中国化”运动的本身意见之前，我先要回顾一下过去，自从清末帝国主义的大炮与商品，打开了几千年中国闭关的壁垒以后，中国知识者对于西洋文化的态度是经过了好几个阶段的。约略说来：
土地贵族阶级的：开始以腐败的自大态度，蔑视一切西洋文明，后来打了几次败仗，承认了西洋人的坚甲利兵，于是发生了张之洞等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企图采取西洋远较进步的技术文明；但是吸收一种文明是不能仅限于某一点的，所以逐渐地，君主立宪那种“危险”思想也跟着火车轮船到了中国，土地贵族着了慌，结果则产生了戊戍政变，再后则更产生了义和团的反动，终于排斥一切西洋文明。
布尔乔亚阶级的：康梁的维新，相当反映着中国新起而微弱的布尔乔亚阶级的利益，他们很懦怯地接受了德、日式的君主立宪的政治思想。后来梁启超更趋向于法国大革命时吉龙特派的温和共和思想，最后成为中国一部分金融资本家的政治代表。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革命运动，那是更多的受着西洋文化的影响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与社会改良政策，形成了他的三民主义；他自来就代表着较为激进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不过无论梁启超或孙中山，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都取自西洋，确切地说：即都取自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但他们这一辈的先进分子的整个人生观与宇宙观，却都还受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亦即封建文化的束缚。所以他们对于西洋的哲学思想，尤其是超过了资产阶级范畴的辩证唯物论，是采取排拒态度的。
小资产阶级的：这阶段开始于五四运动，即以《新青年》杂志为代表的那种运动，它所倡导的思想，虽然反映着欧战期间中国新兴的进步的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明确而勇敢地把这些要求提出来的，却是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分子与学生群众。新青年派不仅竭力要把西方布尔乔亚的“德先生”（即民主）请到中国来，而且还拼命提倡着“赛先生”（即科学）。他们不仅像梁启超、孙中山那样地接受西方的政治学说，并且还吸收其他方面的文化，而更重要的，他们还以全力破坏中国旧有的文化与思想，拼命捣毁此种思想大本营——“孔家店”。
工农大众的：由小资产阶级知识者倡导的中国布尔乔亚的新文化运动，逐渐因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动而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完全投入布尔乔亚的营垒，思想上与梁启超等合流起来（如胡适之），另一部分（陈独秀、李守常）则转变到工农大众方面去了。随着五卅后工农大众的兴起，西洋劳工运动的先进学说，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与实际，立刻成为中国一切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食粮了。他们不仅在行动上打击中国一切旧的势力，并且在思想上反对中国一切固有的文化。他们认为中国事件是世界事件的一环，而中国的学术与文化，亦将成为世界文化的一环。
历史的逆转
上面所讲的四个阶段，可说是近数十年来中国思想界与西洋文化接触之后，所发生的一个前进的路程。如果历史发展是依照着一条直路走的，那末中国文化至少已经是世界文化中一个相当可观的部分了；可惜历史的步骤时常是盘旋曲折的。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实行了军政之后，中国的统治思想便退到了我们上述的第二阶段，甚至还退过了第二阶段！封建思想的典型大师孔老夫子又给请出来坐定了尊位。读经救国的四六电报，又在报章上时髦起来。等到训政确立，为了反对一切危害国家的异端起见，于是中国固有道德的提倡更见积极，终于在文化界产生了一种“本位”运动，其实这在本质上是回到了我们所说的第一阶段，亦即曾国藩、张之洞的时代去了。不过这种“本位”运动，非但没有为社会主义者所接受，甚且为一切进步的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结果那运动便只得以“十教授”的一纸宣言，以及几期“文化建设”而寂寞地告终。一般青年大众，也始终还是到什么“克思”“诺夫”或“斯基”的著作中去寻找学问，并不愿到“子曰”“诗云”里去建立“本位”，这倒是中国文化运动史上的一件喜事。
抗战发生，本该是思想运动转向前进的一个良机了；然而，也许只能说历史的不幸吧，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却于战争发动之初就自动放下了思想的旗帜。等到抗战转入“第二阶段”，当领导抗战的另一大党提出其本质反动的精神纲领时，中共非但不予以批评与纠正，竟至变本加厉，相应着提出了“中国化”的口号，并高呼着“孔夫子永远是我们的导师”！这可又不得不使一切热望思想进步的人士，表示痛心了！
“中国化”的反动性在哪里
但照我们上面摘录的“中国化”的属性看来，仿佛它并不含有多大反动性质。这是什么缘故呢？这里的原因很商单，即在于他们的理论，是用一些绝对正确的部分意见，狡猾地和一个完全反动的基本精神混合而成的。
绝对正确的部分意见，有如：“反对外国学术理论之公式主义与教条主义式的使用”，“要使世界学术理论的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各种现实问题之解决……”等等。——见《理论与现实》。至于完全反动的精神，则可分为下列诸点：
（一）否定了历史发展的一元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一的序文中说：“产业较发达的国家，不过对产业较不发达的国家，预示了它们将来的形相”。又说：“一个国家，应该从外国学，也能够从外国学”。这两句话的正确了解，即是：各国虽然有经济与文化的特点，但从历史发展之基本力量，即生产力的观点来看，各国却并没有特殊的“国情”，各国的“国情”不是本质上的不同，而是时间上不同的几个发展阶段。因此，落后的国家应该抛弃那些落后的经济方式与文化，“应该从先进的外国学，也能够从外国学”，但是我们的“中国化”论者是什么个意见呢？他们要把“我们一切优良珍贵的传统和国际的一切优良传统交流”起来（柳湜语），换句话说，就是要把我们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腐肉，和资本主义的宿菜，与社会主义的鲜果混和起来，这将是一味多么难吃与有害卫生的杂烩！
（二）国际主义之完全放弃 否定了历史的一元论，则必然要放弃国际主义，他们虽然竭力声明“中国文化将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但完全放弃国际主义这一个事实，却还是十分明显的。因为所有这些人的根本意见，是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利用世界学术最进步的成果，借以创造中国人自己的文化”。换句话说，就是要“中国为体，世界为用”，这个意见里至少包含有两个重要的错误：
第一，他们把“中国”了解成一个没有阶级的集团，把“中国人”了解做一个不曾分化的整体，因此所谓“中国文化”，也就了解成一种超阶级的“民族文化”了，其实这是不曾有，而且也不会有的。譬如拿孔子学说来讲，这是公认的“中国文化”，然而它也能成为入主中国的蒙古人与满洲人的君王的文化，且能成为侵略中国的日本统治者的文化；另一方面说，孔子这种“中国文化”却从来不曾真正成为中国贫苦农民的文化，因为这些“难养”的“小人”是不能“分沾化雨”的。再拿马克思的学说来讲，这该是“德国人的文化”了，然而希德勒先生却骂它是野蛮主义，把它“根绝”了，反而“中国的小人”倒接受了他的思想。这样看来，中共的理论家们要创造一种“全民族的各社会层精诚团结的……中国文化”（柳湜），那是办不到的，实质上不过去接受中国统治阶层的固有文化吧了。
第二，他们忘记了中国是世界财政资本统治下的一个半殖民地，所以忽视了中国民族的独立，乃是整个世界反对资本统治的一个部分斗争。中国解放战争的领导者，如果不从世界斗争的见地来观察中国事件，那末他便不能把这战争引导到胜利的道路，由此推广开去，则在学术文化方面也是如此，中国的知识者只能站在世界最前进的，即捐弃国界的那个阶级的文化观点上，来建立部分的中国文化；换句话说，只有“以世界解放为主体，以中国解放为手段”的立场，再换句话说，只有站在世界立场上来看中国，而不是坐在中国的井底来看世界，那才能创造出一种中国大众的文化来。
然而中共的理论家告诉我们道：“‘中国化’原则之下的理论研究，是以三民主义为总准绳的”。既然以民族主义为“总准绳”，那还谈什么要把“中国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环”？还不是与“本位文化”玩着同样的一套把戏吗？
（三）对国粹派的屈服 “中国化”运动的第三个反动精神，就是对于“国粹”的屈膝。这本是放弃了国际主义的必然结果。譬如潘梓年之所谓“开发旧道德中好的部分”以及《读书月报》上所说的“孔夫子永远是我们的导师”，都是最好表现。在这些理论家的意思，大概以为着重了那个“好”字，就不会有什么毛病了，他们又许会用一句西洋俗语来对你说：“倾倒浴水，不要连小孩都倒掉”。可是这些理论家的最大不幸，恰恰又忘记了道德是最具有阶级性与时代性的，你决不能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统治阶级所专利的孔家道德的脏水中，取出一个“好”的“小孩”来，使他从事于目前中国大众争取解放的斗争。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在论“精神动员”中分析过了，这里就此从略。
（四）混淆抗战现阶段的真正要求 抗战到了“第二阶段”，本来每一个不愿自欺的人，总得承认军事的顿挫，与国内外环境之愈加困难，这时一个真想谋取抗战胜利与真正代表民众利益的政党，在文化上自应愈求接受和消化西欧各国革命，尤其是俄国革命的理论与经验，借以彻底批判两年来抗战领导者的错误政策，实行革命的路线，以便大多数民众兴起，成为抗战的主力，并与各先进国的反战反资本斗争，以及其他殖民地的解放斗争联结起来。这就是说：抗战“第二阶段”所反映于文化的要求，应该是中国之拼命“世界化”，亦即应该拼命研究世界各先进国家与各先进阶级的斗争理论与经验，借以挽救月前抗战的危机，并争取它的最后胜利。
不过说到这里，“中国化”论者一定会回答道，“这正是我们的意思呀！”难道这正是你们的意思吗？请看你们的文化领袖潘梓年先生的话吧：为“要开展学术的中国化运动”，他叫中国的知识者“用科学方法去研究经、史、子、集”去“整理国故”，又叫人家去“阐发旧道德”，最后，他还叫人家“从《水浒》、《金瓶梅》里去学习中国的新文学与新艺术”！呜呼，这算是抗战“第二阶段”“反映于文化上的要求”！
为什么要提倡“中国化”？
“最前进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要提倡这种本质反动的“中国化”运动呢？我现在就要来试行解答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既是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那末它的全部政策与主张，就都与第三国际的态度有关，而第三国际的态度，则谁都知道是苏联官僚态度的反映，自从史大林一九二四年开始采取“一国社会主义”之后，便逐渐放弃了国际主义的精神，再因一九二六年后世界各重要国家革命运动之相继失败，他就趁势逐尽与杀绝了整代革命的老布尔雪维克，使苏联更加转入国家主义的轨道上去。至于其他国家中第三国际的支部，则因实行“人民阵线”政策，即受命拥护本国统治阶级的结果，也都堕落到国家主义的泥淖中去。现在史大林从“人民阵线”跳进了“法西斯阵线”，乃最后完成了分裂第三国际为各个国家主义政党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提倡“中国化”运动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反映着这一共产国际的瓦解过程的。
第二个原因得在中共的本身中寻找。史大林的路线断送了上次中国革命，结果使中共一方面丧失了全数优秀的领导者（一部分被杀，一部分转入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另方面失去了整个产业工人的基础，以致一九二八年以后的所谓“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完全建立在农民的基地上的，至于最上层新起的领袖们，则大多是莫斯科官僚训练所中造就的一些“职业应声家”，其中固不乏真正革命的干部分子，但他们处在“铁一般”的党制之下，终于是无能为力的。小资产阶级的群众基础和“一国社会主义”的官僚领导联在一起，就推“中共”堕落于“国家主义”的陷井。
抗战后中共之公开宣布改信三民主义，乃是此种堕落的彻底完成，以后一切在“中国化”名义之下提出来的反动思想，不过是这一政治总转向的具体表现吧了。
然则，他们为什么要在抗战的“第二阶段”才提出这个运动来呢？这是还有一个原因的：中共是此次领导抗战的两大政党之一，为要掩护自己两年来的错误与失败，为要将民众的不满与批评导入泄气管中，他们便不得不和一切其他的统治者一样，叫青年人和抗战的大众，钻进孔夫子的道德魔囊里去了。
结论
话已经说得太多，虽然我还没有把“中国化”的谬误充分批判，也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完全说明；不过为顾到《动向》的篇幅起见，只得将未尽之意留待以后有机会时再说了。现在且把上面的大意作一个概括：
“中国化”运动的本质是否定历史发展的一元论的，是民族主义的，阶级调和的，对封建道德屈膝的，因而是反动的；不过它很狡猾地附丽着许多完全正确的部分意见，例如“不可生吞活剥地接受西方先进的思想”、“要应用西洋学术最新的成果来研究中国具体问题”等等。但是正因为有这些绝对正确的枝节意见作掩饰，它反动的本质将更加有害于中国的青年。
我们认为：中国是在世界财政资本统治之下的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民众为要从国际帝国主义，尤其是从东邻帝国其中国的代理人的束缚之下解放出来，并且想建立一个进步意义的国家，那末首先得从世界先进国家中的先进阶级去学习他们的“文化”，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抗战必胜”，才能“建国必成”，才能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进步文化的一环”；不过为要彻底学习先进阶级的先进文化，首先必须根本破坏中国落后统治阶级的，如今已成为帝国主义代办们的“固有文化”，要破坏这种文化，则首先得打倒此种文化的中心代表——孔夫子！谁如果想和侵略者、压迫者以及一切反动势力去“争夺”孔夫子这倘“永远的导师”，那他自己就是这些反动势力的拥护者！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