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刊物《动向》（1939） -> 第四期
史大林为何胜利？
君衡
史大林与希特勒的携手，使向来同情苏联的人士，一下子失去了依据，而不得不怀疑着：“究竟苏联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如果史大林认为保障世界和平的条件，昨天还是集体安全与民主阵线，而今天则相反的是与法西斯勾结瓜分波兰，那么苏联这种翻云覆雨的外交政策，是不是代表由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则？这种问题是懒于思想的人们，所难以回答的，但一种现成的回答：不管苏联的外交政策怎样，它的目的在保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这一点它总是成功了的；另一种进一步的证明则代替了回答：不管反对史大林的人们怎样说，史大林在苏联统治的稳固，反证了他政策的正确，假如他是错的，他就不会保持他的胜利地位了。
拜倒于现实权力之前的人们，总爱用“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一个公式，以证明史大林胜利的确实，但史大林因何能胜利，在国内的以及国际范围内，这种胜利的前途怎样？这是有待于历史条件的具体分析的。
历史的综合发展律[1]，使俄国得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面，完成了最进步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能比欧洲各先进国家较早爆发，并不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薄弱的生产力上面，而只证明俄国晚起而幼稚的资本主义，在国内外的环境中，要解放其生产力，只能用社会主义的方法，才能前进一步。俄国的落后条件，对于此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依然还是巨大的障碍，这不是一个国家以内可以完全解决的，提高苏联的生产力到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水准，或超过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水准，这都有待于西方先进国家的帮助的，所以苏联社会主义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有不可分的连系。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财产关系的变革——土地及生产工具之国有，只是替社会主义建设安置下必需的先决条件，它国内的落后性，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所起的反作用与影响，时常是更大的，而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对于无产阶级国家的仇视，更从外部增加对它的压力，这两种矛盾：国内的落后性与国外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促使苏联的党、苏维埃政府走上了官僚主义堕落的历程。
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在饥荒、内战与协约国的军事干涉中奋斗了三年，生产力的破坏达于极点，为了恢复经济的活力，列宁便不得不向资本主义成份让步，在农民的俄国，小资产阶级的俄国，换句话说，生产落后的俄国，这种让步是提高生产力所必需的，军事共产主义取消了，市场关系恢复了，新的资本主义份子抬起头来了，新经济政策的成功，同时便增加了阶级的分化和矛盾，给苏维埃政制的官僚化造成了基础。
苏联的无产阶级，在连年不断的革命斗争当中，已经陷于疲惫，生活的困难，与起于工业破坏的失业，严重地压迫他们，更增进了他们在革命紧张后的意气消沉，另方面城乡小资产阶级则在恢复的市场关系下面，逐渐的发生了希望，和获得了自信，他们勇敢起来了，当初本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官僚层——苏维埃的公务人员、专家、技师、有权位的人——这时便自觉是各阶级的仲裁人而日益取得了独立，社会矛盾越增长，就需要有一个中间的独立的官僚阶层平衡于其间，苏联的官僚主义是城市与乡村间，无产阶级与农民间，农民与工人的各阶层间，消费者的各派之间，以及最后整个苏维埃国家与四周资本主义环境之间那种社会矛盾的产物。官僚阶层高踞在劳动群众之上，调整着这种矛盾，并借此种作用，加强他的统治，他成为社会的主人，至高无上的主人；它不受监督，不受统制，由此更使新的矛盾积垒起来，造成苏联内部更大的危机。
以上就是苏联官僚阶层产生的社会背景。官僚阶层的本身是同样反映这种社会的矛盾的，于是就发生内部纪律的需要，产生了个人统治与永久领袖的习惯，这一官僚阶层的人的体现者，便是史大林，他有老布尔塞维克的声望，崛强的个性，狭隘的眼光，照列宁的批评，粗暴而不忠实，他的党书记的地位，又与政治的机关有密切联系（列宁在遗嘱上说：史大林作了总书记，把大权揽集在他的手里，但我不敢确信，他是否常常知道怎样审慎地行使那权力。）于是他便成为官僚阶层的化身，他是官僚阶层的神。
官僚阶层既然是平衡阶级矛盾的中间份子，他本身的领导便具备中派的特色，在新经济政策成功之后，官僚阶层取得了稳固的地位，于是便联合代表富农倾向的右派，摧毁了代表工人阶级革命传统的左派反对派，这种斗争使富农的势力大大地加强，这时的统治理论是“面向农村”，和“由富农生长到社会主义”，后来这种富农势力回过头来打击中派了，中派才慌忙拾起左派反对派的武器，向右派进攻，走上五年计划工业化的道路。凡是留心十余年来苏联政治斗争的人，都可以懂得史大林中派官僚主义的左右盘旋与领导无定。
官僚主义是民族自保的，他害怕有革命的震动，他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运动分开，国际无产阶级连续的失败（一九二六年的英国总罢工，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一九三三年的德国希特勒的胜利。不消说苏联的官僚应负这种失败的主要责任。）也使苏联的群众减低了对于世界革命的信心，埋头建设“一国的社会主义”，这是大大帮助了官僚阶层在苏联地位的稳固的。
但苏联官僚阶层所凭借的，还是十月革命所产出的社会变革，因此，他的存在意义，便带有二重性：他骑在无产阶级的身上，浪费国家财富，成为无产阶级社会的寄生赘瘤，同时又不得不依据无产阶级的胜利条件，替无产阶级保持革命的成果——土地、生产工具的国有。
苏联的官僚阶层是借国家经济力量之加强以吸取营养的。五年计划之成功，主要只是证明社会主义生产方法之优越性，即使在落后的苏联，有官僚阶层的堕落与浪费，计划经济还是能有最高度的完成，十月革命之成为人类历史的转变点，其意义便在这里。但这种经济上的成功，同时使无产阶级获得地位改善的自觉，同时也开始在政治上要求发言权了。向来它含默地顺从，受官僚主义的驱迫，不敢批评，给它什么便拿什么的，现在它有了新的自尊的感觉，一般的经济文化的提高，使它对官僚主义的腐化、颛顸、专横、无能，渐渐的不能容忍了。这是损害官僚特权的。官僚主义所害怕的是“批评”，来自下层的“批评”，史大林为保持他的特权，不得不用清党流血的手段，去消灭、遏绝这种随经济的成功以俱来的批评精神。
在苏联经济建设的过程当中，不得不借用资本主义的方法，以刺激生产力的提高，所谓史塔罕诺夫运动，便是用计件工资制（一种最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制度）刺激工人在工作上的竞赛，这种制度使苏联的工人阶级发生分化，增加相互间地位的不平等，形成一部份的劳动贵族。官僚阶层是想直接依靠这部份劳动贵族做它可靠的基础的，可是社会矛盾却因此越发增长了。
新的矛盾的积垒与经济上的成功正比例的发展，民众自觉的高涨与官僚阶层势力的削弱则反比例的发展，史大林专横的统治，是靠用邦拉巴特[2]的方法维持的，但这种统治既建筑在社会矛盾之上，它便会成为这种矛盾的牺牲。世界无产阶级的失败，新的世界大战之不可免，更增加了苏联的危机。史大林过去竭力用任何手段觅取国际的和平，以及此次勾结法西斯瓜分波兰，为的都要维持他的统治。史大林想避免牵涉在战争之中，要怕的是由战争引起的革命震动，同样能使苏联无产阶级挣脱官僚主义压迫的枷轭，有一天会对他加以“武器的批评”。而在某种条件之下，能不经大的战争以取得无产阶级对外的一致，这也是暂时缓和国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但苏联的参与瓜分波兰，已使它再没有可能避免牵入人类的厮杀，用输出苏维埃的方法兼并土地，又带来了一联串民族、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困难。史大林胜利的统治，已因这种彻底叛变革命的行为走入终结的阶段了，这一点，将来一定会违反盲目崇拜史大林者的心愿而到来。世界革命的成功与苏联的复兴，将开辟一个历史的新时代。
著者注：
[1] 这是社会科学中一个最重要的定律；是由产业发展落后的国家中求得的。简单的意思：生产比较落后的国家，因一开始就利用了先进国家技术上的最新成果，故发生许多与资本主义经常发展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反映到社会关系上，即使最前进的阶级与最落后的势力立于尖锐的对立地位，并使工人阶级代替布尔乔亚阶级完成它的历史任务。至于详尽意义，待下期专文解释。
[2] 指法国鲁易·邦拉巴特的制度。据马克思的定义：它“是在资产阶级已失去统治能力，工人阶级还不能获得这种能力时的一种唯一可能的政府形式”。但苏维埃的邦拿巴特主义却是倒过来的，即工人已不能保有，而资产阶级尚不能获得政权时的一种官僚专政。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