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刊物《动向》（1939） -> 第四期
俄国革命轶史（续）
维多·绥奇著，林伊文﹝郑超麟﹞译
伟大的几年
伟大的几年便从此开始了。我这里且不描写胜败交替悲喜互变种种情形。我只限于列举重要的时日和显示全体的面貌就够了。夺取政权之翌日，政府各部都是阒然无人的；公务员、专家、企业经理、老板和资本家，发现了一种为自己利益的罢工——怠工。工人组成的赤卫队，拿着枪，到各部重要的公务员家里寻里人，把他们关了好几个，其余的也就情愿去办公了……这个斗争，最初几个月都没有甚么过火，也没有什么恐怖。彼得格勒及其近郊，酝酿一个反革命阴谋，但很容易就被托洛茨基破获了，上校穆拉维约夫帮助他，——穆拉维约夫后来也因叛变被杀了。差不多没有逮捕一个人，逮捕来的不久也放走了，譬如哥萨克骑兵队长克拉斯诺夫和反犹太人领袖普里斯克维奇，——克拉斯诺夫就利用这个机会到顿河区域去开始国内战争。列宁和他的政府同僚，并未准备将大生产全部收归国有，宁可说是要实行一种很切实的工人监督，和社会主义国家渐进的参加混合托辣斯，资本家在此托辣斯之内仍占有一个位置。
第一个待决的问题，就是战争问题。兵士是不要战争的。“他们举脚来表决，——他们走开了”。列宁开玩笑同那些要他继续战争的人说，——不错这次是革命的战争了。苏维埃提议全体和平，但惟有中欧帝国答应进行谈判。杜霍宁司令拒绝向敌国提议停战，就被水兵们所杀死了。（从此之后就成了一句俗语，叫做“送你到杜霍宁司令部去”，意思是说：送你到阴司去。）中欧诸国原则上答应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但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会中，泽尔宁伯爵、丰尔曼和霍夫曼将军，竟强迫托洛茨基和越飞答应割让广大的领土，美其名曰“解放”。这两人于是很粗暴地诉之于民众，甚至离开了会场。苏维埃停止战争，同时拒绝签字于一个屈辱的条约。托洛茨基就是主张这个解决方法，为的试探德国革命底可能性；他想，敌国从社会观点上看，再不能进攻俄国革命了。他想错了。奥地利确是如此，但威廉二世一味蛮斡。在德国进兵之下，列宁建议中央委员会签字于一个更苛刻的条约，因之牺牲了芬兰和乌克兰底革命。他：“让去一点地面，为的多赢一点时间。”索可勒索尔尼可夫，中央委员，连看都懒得看，就签了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
协约国认为这个单独媾和是“卖友”，虽然列宁和托洛茨基曾经表示接受英法底帮助以保卫这新兴的共和国。“接受帝国主义强盗的武器”，列宁在一张纸头上涂写过这几个字。在俄国内部，中等阶级强烈的民族感情也受了刺激，给国内战争以滋养料。国内战争爆发于南方，那里组织一些小规模的民族军，称为“白军”，在反革命旗帜之下；捷克斯洛伐克队伍经过伏尔加区域向西伯利亚撤退，这事也给协约国利用去，协同社会革命党来推翻苏维埃。诸大都会中军官们的阴谋接踵而起。某次白党暴动，曾有一个时候占据了雅洛斯拉夫。一九一八年夏季，是很可怕的。饥荒、彼得格勒虎列拉、阴谋、暗杀、参加政权的社会革命党人暴动。图拉·卡卜兰在某工厂会议散会出来时候，射了几弹在列宁胸膛内。（列宁坚持不要枪毙她；虽然对外宣布她已枪毙了，但我有妥实理由，相信她并未曾枪毙，以后好多年她还活着。）于是宣告实行红色恐怖了；这一部分也是人民委员会方面要借此来监督那各地自动开始的恐怖，并使之合法化的。反革命为质者，军官、资产阶级分子，杀死了好几百。俄罗斯革命也有它的“九月日子”，它的傅季叶·挺维尔，它的卡里叶，他的约翰·列邦，它的傅绥，——那些傅绥尤其有成功的希望[1]。相距一百二十五年，在不同的两个国家内，同样的历史状况发生同样的影响，并产生出同样的效果，这就是：将革命的一切精力集中在一条近于无望的出路上。
初期的红色队伍时常遇敌即败，喀山失守了，那是伏尔加底锁钥。托洛茨基，伊凡·斯米诺夫，还有一队战士，正当这大失败之时专车赶到，这专车来的人单独在斯维亚斯克打了一仗，得到一个决定的胜利。第二天，托洛茨基自己到喀山码头一只炮船上，在那里把白军小舰队放火烧掉了。
命运转过来了，军心振奋起来了。托洛茨基签发这个命令：
“工农红军兵士并非流氓，也不是懦夫。他们要为劳动民众的自由和幸福而奋斗。倘若他们放弃阵地或战斗不力，那就是指挥部和政治部之过错。
我警告：如果一部队撤退了，就先枪毙政治部主任，后枪毙指挥军官。
勇敢的兵士，将论功行赏，而升为指挥军官。那些懦夫，那些叛徒，那些投机分子，是逃不了枪毙射击的。我对红军负责。”
好多战士反对用这种方式行事和说话，列宁却非常赞成的。确定的事实，就是失败狂潮停止了，喀山夺回来了；红军从一无所有中成立起来，一天更比一天强大，几乎是每战必胜，不管西方强国怎样技术上帮助白军。
旧时有产阶级，由于发动国内战争，而丧失一切：因为斗争自有其逻辑的。城市因为饥荒，不得不实行限制食粮，和向农村征发，因而激起农民反动。经济渐渐成为应付战争之需要了，大生产收归国有终于扩大为一切生产收归国有了。有些企业领袖自己要求收归国有，否则不能生活。一九一九年秋季，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底白军统治了西伯利亚；乌克兰成立“最高政府”，由邓尼金将军指挥着，准备进攻莫斯科；北方，由于英国军队维持，也成立一个略带社会党色彩的政府，以老柴可夫斯基为主席，他是最初反对帝制的老战士；尤登尼奇将军准备占领彼得格勒，那里人们饿死在街上，那里倒毙的马匹堆积在大歌舞剧院前面……苏维埃只剩有莫斯科区了，而那里又是很危险的。于是在一个月之内，成功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尤登尼奇就在彼得格勒城下战败了，那是托洛茨基自来防守的。邓尼金在奥勒尔北边吃了一个败仗，就完了；他的军队背后受窘于马赫诺和黑军，就瓦解了，在诺伏洛西斯克登船那次惨败就完全完结。伊凡·斯宾诺夫领导的一支红军，在乌拉山打退白军，同时红色游击队也在广大的西伯利亚举行无情的运动战。再过几个月，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也被顾全自己性命的同盟军官交出来，一天夜里，月光中，在伊尔库茨克郊外执行死刑，同死的还有他的一个泪流满面的总长。人们在安加拉河冰上戳一个洞，将他们的尸首丢下去。
一九二〇年，英国兵从阿汗格斯克撤退了，法国兵前一年也从敖德萨撤退了；一个革命委员会，以伊凡·斯米诺夫为主席，组织苏维埃的西伯利亚；“契卡”——即“非常委员会”，施行恐怖的机关——底首领捷尔任斯基提议废除死刑，已蒙通过，恰在此时，旧日波兰社会党的恐怖主义者约瑟·毕苏斯基，认为用他的军队去进攻基辅的机会到了。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将要开会时候，波兰人攻占了基辅。不过那时红军差不多有二百万人。俄国已经瞥见了一下和平了。在这侵略之前，民族精神如此表现出来，连旧时将军如波金万诺夫和布鲁西洛夫也号召旧时军官来同波兰人打仗。托洛茨基底火车在前方奔驰。波兰军被逐出基辅，退回本国了。列宁立刻定了一个进攻华沙的计划，使波兰苏维埃化，以此来破坏凡尔塞和约，他不久之前才攻击这和约要产生不祥效果的。一个波兰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有马哈列夫斯基和捷尔任斯基参加，图哈切夫斯基和斯米尔加带第六军向华沙突进，不管托洛茨基如何反对，——托洛茨基认为这个大规模的作战是太过冒险了。波兰底工人和农民没有起来，这又加一次证明：不能用刺刀送革命到外国去的。毕苏斯基得到外刚的赞助，在华沙打了一个胜仗。俄国失掉了一个与德国相共的疆界，德国也失掉了一个革命的机运。
这几次大规模的努力，使得国内紧张到最高的程度。整个制度都建立在党底纪律，城市有组织的俭约和农村底征发之上。一九二〇年底和一九二一年初，农民底暴动使人觉得征发的恶影响。最严重的，是扬波夫区农民暴动，农民军达到八万人，受旧日小学教员名叫安东诺夫的指挥。在乌克兰，马赫诺围着古莱波烈设立一个无政府主义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对的倾向长大起来，不满意于党底中央集权制。喀琅施塔得底水兵们起来暴动了。
以上种种事变，我是很接近地经历着的。我认为无疑容易时采取一些办法来补救许多的恶现象。喀琅施塔得事件也比较容易调解，容易免除革命内部无必要的屠杀。当前的危险使得中央委员会铁面无情，而这危险，老实说，是足以致死命的。俄国精疲力竭了，若是失败，将没有力量再起革命。人们看得很清楚，接着喀琅施塔得水兵们走来的，是一些完全不同的人物，是农民反动的一些领导者。一九二一年三月用大炮解决了喀琅施塔得事件之后，列宁明白了应当改变道路，就提议实行新经济政策。征发停止了，谷物可以自由买卖，外国资本家得到让与权，小商业、手工业，甚至私人小企业也容许存在。
不到一年之后。国家没有战事，脱离了饥荒，里好了疮痍，又以信任的眼光望着未来了。
第三国际
共产国际早在一九一九年成立于莫斯科。两个法国人参加它的第一次会议，一个以通敌罪被判了死刑的，另一个正待被判死刑：亨利·季尔波和杰克·沙都。德国人厄柏来邱，奉斯巴达克党命令来此要求延期成立国际，因为罗莎·卢森堡和他的朋友们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此时罗莎刚在柏林与卡尔·李卜克内西同时被谋杀了。）一个土耳其人苏卜喜代表他的国家，——不久之后，基玛耳派就把他谋杀了……
……今天，我是初成立的共产国际指导部做事诸人中，唯一幸存的。季诺维埃夫从彼得格勒第二区调我来国际办事，我本在第二区担任几种职务。那晚上，听过我教课的那些民兵护送我穿过那漆黑的街道，为的免得人家抢去我身上带的一磅黑面包。我在斯摩尔尼学院一间空阔的居室内，遇见一个清瘦的大孩子，看不出有多少年纪，身上穿一件褪色的兵士短衫；——我则偶然穿一套很漂亮的奥地利军官制服：那时衣服是很不易得的。他有一个高额头，戴一付眼镜，有点苦行人的情态，极端严肃之中又含有点笑意。他自己介绍说：
“佛拉底弥·马真（李希田斯塔德），以前是麦克西马尔派，在斯柳塞堡牢内坐了十年。你呢？”
“在三个国家过了十三年战士生活，五年徒刑，十九个月禁闭，等等……”。
人们可以工作。我们是当权的；而最近一场雨后产生的那些革命家，已经填满了办公室，他们准备下次大雨时转回来反对我们，他们每人都要求一小份政权，一份特别的粮食、鲞鱼和烟草，一有机会便坐汽车。我们的交换履历，可见并不是没有作用的。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此时不过名义上存在罢了。季诺维埃夫包办一切，有时请教列宁，但较常请教拉狄克和布哈林，他们二人常常在我们中间作短暂的出现。我和马真两人，是顾问，是差遣，是秘书，是编辑，是印刷人，是组织者，是指导者，又是其他许多职衔。发生了些悲喜剧，譬如有一次季诺维埃夫叫我到他家去（我们的家相离很近，是一架机关枪所防卫的），很迅速地对我说：
“英国兵大概明天要登陆，我们也许会打败了，但仍须做点工作。你懂得英文，请你给我草几张传单……”
“但是，格里哥里·叶夫谢也维奇，我的英文并不好……”
“啊？不幸得很，——但是没有关系。就你所晓得的写去就好。有个英国人关在‘契卡’牢内，我为了他麻烦得要死，我们可以叫他来起草的……。”
马真是一个具有希有的精神品格和罕见的聪明的人，我一生遇见的最完美的人中之一。一九〇六年炸毁斯徒柳宾别墅那批恐怖分子中，他是最后的幸存者；革命从斯柳塞堡苦役监中救他出来，他在那里与鄂终尼基宰同室居住。他今天睡在列宁格勒演武场大花岗石之下；他是在保卫本城时候战死的。他对我说过：“我们操有他人生死之权，这是应该的，因此我们应该做榜样给别人看。”他做了榜样。在牢内，他关于哥德写了一本大书。
共产国际初期充满了勇敢的亲爱的精神。人们在无限制的希望中过生活。革命在全欧洲怒吼着。马奴耶斯基从法国回来，不明白他在那里所见的，他对我们说：复员就是表示革命开始了，——他拿某次示威运动做证据，这次运动确是他在法国所见的最盛大的。里德尔（他已经死了，我可以说出他的名字），从意大利来，则没有那般乐观；他说：在意大利，革命弥漫于灵和物中，但没有找到人。惟有一个人敢断定革命是可能的，就是无政府主义者马拉志斯塔。社会主义者害怕革命。莫索里尼和他的一伙，愿为革命服务，可以接受他们么？夏布尔——后来在保加利亚被谋杀了——很有把握地说：“我们甚么时候愿意，就甚么时候拿到政权！”在莫尼黑，在布达佩斯特，苏维埃取得了政权。柏特尔海因博士想在维也纳做一个冒险，但人们赶紧拦阻他。
死人也和活人夹杂在一处的。列维纳在摩尼黑被杀了。提波·詹穆利，我们刚在莫斯科听他的演说，也在逃出匈牙利时候自杀了；红色的匈牙利，不仅是失败，而且受了老克列蒙梭所欺骗，他叫柏拉坤停止一个有胜利把握的总攻击……哥尔文被绞死在布达佩斯特。穆那从捷克斯洛伐克来；说那里一切都要爆炸了。柏拉坤从维也纳来，为的到克里米去主持一场大屠杀，这是俄国革命中最残酷的和最无谓的屠杀；他给列宁在一次会议中连骂了二十声“蠢才”，因为他在柏林鼓励了一个不合时机的暴力企图……芬兰人纳希亚秘密地越过国境来来往往，不久之后他就给自己党内同志枪毙了。美国人约翰·里德，体育家，从芬兰监狱放出来……他一九二一年死在莫斯科。
以后胜利了，跟着就大大地发展，我的意思是说：共产国际大走红运了。好多的人奔赴于它，觉得它成了一种势力。俄国人于是当心防止政客，投机家和行险侥幸份子混进来，遂有加入国际二十一条件之规定；为此条件，法国统一社会党在都尔大会上分裂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哈尔大会上分裂了，意大利社会党在里文大会分裂了。人们看见，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革命者之中杂有政治家政客。马塞尔·嘉爽不久之前还是爱国主义者——根底上他始终是爱国主义者——如今差不多改信战斗的国际主义了。佛洛沙陪伴他，带着极优雅的态度。波尔底加有着眩惑人的聪明，一有机会便要指斥列宁的机会主义，但晚上，他领着一队人唱着歌，在各代表旅馆游来串去。印度人罗易来寻找理论和军火，以为在印度鼓动之用，他似乎在一位墨西哥女子怀抱里找到了幸福，那女子同他一样细长，同他一样美丽，但有一头光亮的金黄色头发。美国人弗莱那似乎是一个密探。匈牙利人卢德梁斯基不久就背叛了（人家告诉我说：他现在在索洛维埃斯基岛上）。一些意大利人，其中有老拉查理，塞拉啻·安格里佳，巴拉班诺瓦，代表意大利社会主义传统；有青年拉西尼，代表新制度报。一些英国人，西尔维亚·邦古斯特，卡拉采，以后纽波德。一些荷兰人，温古卜，斯尼夫立特。一些法国人，莱芒·列费夫勒，思想家和诗人，冥想着“革命或死”；无政府主义者勒普啻，一个强壮的小伙子；凡尔热，五金工人；罗斯麦，不作声，爱工作，人们一开始便觉得他有一种绝对的忠诚和正直；费兰·罗利奥，四十八岁的胡子，大战时的革命战士；波里士·苏瓦林，尖利的，苛刻的，带着命令的态度，不断地提出些为难的问题。一些德国人，保罗·列维，样子像一个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安格尔·佩斯檀那代表西班牙“全国劳工总会”来加入。稍后，有一天，加泰隆一个小学教员，带着严肃的面孔（乔干·穆棱）和另一个眼睛带金圈的爱笑的小伙子（安德列·宁），来到莫斯科。伏牙·伏尤维趣才二十五岁，已经是个老“革命职业家”了，勇敢而伶俐，很轻松地跨越全欧一切国境。
在国际主席台上的俄国人，有简单朴素的列宁，有身体挺得很直；穿一套白制服的托洛茨基，他四处奔波偶然于此出现；有狡猾的伶俐的猴子相的拉狄克，这是最能使人颠倒的论辩家；有柔软头发的主席季诺维埃夫；有布哈林，在他身上科学成了有趣而青春的。
初期的第三国际得到人们拥戴，人们为了它而斗争，而坐牢，而死；它事实上成了一种精神的和政治的伟大的力量，不仅因为战后全欧工人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几乎在好多个国家得到胜利，而且因为它集合了热忱、诚实和忠贞，集合一群人，愿与共产主义同生死。在这群人中，那些窃贼，那些投机份子，是没有地位的。这群人今天哪里去了呢？
拉查理、塞拉啻、罗利奥，是死了。保罗·列维被开除了，而且在害脑膜炎时自杀了。列费夫勒、勒普啻和凡尔热，溺海死了[2]。拉西尼关在意大利牢内多年了。罗易已被开除，现关在印度牢内。巴拉班诺瓦已被开除，现在国际社会主义队伍中奋斗。波尔底加已被开除，在意大利享受一种极端受限制的自由。始终忠实于自己信念的，有苏瓦林、罗斯麦（同他们一起，还有彼得·孟纳特和杰克·默尼，都是法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伏牙·伏尤维趣，现关在俄国维尔赫内乌拉斯克监狱中。俄国同志别处再说。西班牙“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底创立者华金·毛林，为正式共产党所开除和诬蔑，业已被杀了；安德列·宁，当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司法顾问，被开除并逐出苏联，天天受西班牙斯大林派报纸所攻击，指为“国际法西斯底密探”[3]。西尔维亚·邦古斯特、纽波德，都被开除了；永不倦怠的斯内夫利特也被开除了。
共产国际浪费了力量，轻视了自己能力，拆散了，驱逐了，迫害了那些诚意的人，他们从世界四面八方奔赴而来，为它服务……
新经济政策与反对派
不到几年，新经济政策就给俄国一种繁荣的景象，但这景象有时是人所厌见的而且使人忧虑的。社会主义政权保持着所有的发号施令的杠杆，而且以革命的工人和智识份子组成的人才很灵巧地运用这些杠杆。至少八分之七的工业生产是收归国有了。全国喘一下气；人们开始生活得稍微舒适些，自由主义的气息在统治份子当中吹嘘着。著作家们享受的自由，在现在看来，是要被人诧为奇闻的，所以当时产生一些真正的杰作。加米涅夫，当时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又兼劳动和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曾经说起要容许一个无党派的日报出版……普通工资水平稍微超过战前，普通消费水平则稍微不及战前。
我们共产主义者中间发生了一种难以排解的忧虑。我们忍受革命带来的必然事件，连最残暴的和最可痛心的在内；我们自寻烦恼，自加种种最苦痛的限制，因为我们期待能够提高收获。以后，喀琅施塔得屠杀——我们的最悲惨的回忆——之翌日，列宁发出了退兵信号，说：“我们要进资产阶级学校！我们要学习商业，我们甚么东西都要卖，除了酒和神像！”[4]此时，我们差不多全体都同意于他，因为原来的办法，如农村征发，如分配全部由国家办理（这是战争所产生的，而非出于预定计划），显然是行不下去的。于是乎，我们当权的城市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景象；于是乎，我们觉得渐渐被掩覆了，被包围了，被麻痹了，被腐化了……金钱生油腻了，使得一切轮机都生了锈，如资本主义的旧机器一般。有一百五十万失业工人被救济，在诸大城市中而且救济得很不好。赌场直开到半夜后三点钟，还在两首都底中心区哩；赌场里，赌钱，吃喝，做着种种陈腐的龌龊事情。我们知道，在那里耗费的金钱，大部分是从我们偷去的，这样方法或那样方法偷去的；是那些中介人或腐败官僚侵吞的国家公款。涂脂抹粉的女人在浴堂和旅馆附近徘徊，同伦敦、巴黎的妓女没有两样。阶级在我们眼前再生起来了：最低层是每月领二十四卢布的失业者，最高层是每月领八百卢布的工程师，二者中间有每月领二百二十二卢布的党内办事人，但后者有好多东西可以免费使用的。某些人舒服和某些人贫困之间，划了一条鸿沟，自杀者的遗骸就是抛弃在这鸿沟里面，有人提出扩大遗产权问题，斯大林提议，以差不多没有遮掩的形式，为富农利益恢复土地私有制。“贫困”是愁苦的和难龊的，现出在我们的新社会上，仿佛人身上的疥疮；“舒服”则是傲慢的和满足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民兵将卖苹果的穷苦女人拖到局所来，因为她忽略了纳税；那个肥胖的店主则站在旁边很高兴地看着，觉得事情终于是上了旧轨道了，他是以投机价格贩卖社会主义工业制造品而致富的！……青年人喝酒，老年人喝酒，醉酒成了一种社会病症。最坏的，是我们已经认不得旧日的革命党了。往时的战士，有坐牢经验和尊重思想观念的，一千个党员中只有几个罢了？他们而且占据些足使他们与底层隔离的位置。国内战争时的战士在后来的人群当中，也有沧海一粟之感，在那些要津的人当中，在那些新的附和主义者当中；——工人革命底未来如何，根本上是他们所最不关心的。他们只要求不须历史而舒舒服服地生活着；他们本是近亲的，而又愚蠢的，同所有小钻营获利者一样，他们不明白这就要引到最坏的历史。
我们的忧虑是由国家底这种污垢和苏维埃社会资产阶级代表这些最初征兆所引起的；这个忧虑？不用说，并不是感情用事，而是经过深深思考，而且有经济统计来证明的。列宁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死了，死前就抱有这个忧虑，表示于他的最后著作和最后演说里面。他自问道：“国政之舵？是否脱离了我们的手呢？”在病中，脑受了伤，他还使用他的所有的最后的力量来找寻武器以攻击最不好的和最直接的弊病：即党内的官僚主义污垢那时官衔已经代替了党；工人、战士，已经没有一点说话权利了。人们觉得官吏无上威权底来临。有些人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让位于书记处专政了。（苏瓦林底话）死前不久，列宁曾向仇视官僚制度的托洛茨基提议，共同为党的民主化而行动。在总书记处里，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利用他的技术地位遍植私人，因而渐渐得势起来，——在内战时他是不甚知名的。就是他做了衰病的列宁的障碍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临终时口述的一封信，就是与斯大林绝交书。
用经济学上的话说来，问题是由工业和农业间的关系来表示的。农业恢复得比工业更快；农民储藏了好多麦子，因为麦价太低不肯出卖；而麦价之低是因为工业制品供不应求因而抬高价格。人们是走向一个没有救药的经济危机，这危机将激起一万二千万农民反对社会主义政权，迫得社会主义政权去大量输入——是赊欠么？甚么条件呢？——外国工业制品，因而受外国资本的支配。应当有先见之明，而且及时补救。那时还是可以补救的时候。
有三个解决方法：
第一，党底民主化，为的使工人和革命者底真实影响能在党内表现出来，并洗清国家机关；这是一切经济设施能有成效的明显条件。
第二，采用一种工业化计划，使得几年之内显见工业发达起来。
第三，为寻求工业化的必需的资源，强迫富农交付麦子于国家。
一般是：限制发财，限制享特权的人，攻击投机，缩小官吏的权力。
以上总括起来，应该是党内反对派底纲领。由此生出它的口号：“打倒市侩，打倒富农和打倒官僚！”
自从一九二三年，反对派就找到一个领袖——托洛茨基；官僚派也开始化身为斯大林了。
自从一九二三年，就有一种无限强暴的鼓动，反对托洛茨基，随时随地宣布托洛茨基是反对列宁，是党的恶鬼，是布尔什维克传统底对头，是农民的仇敌。他旧时，从一九〇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间同列宁不协，遂被那些无所不为的论战家利用来制造一个“托洛茨基主义”，一种莫明其妙的思想系统，把来当做最有毒害的邪教异端。他虽然以光耀的文笔，深刻的思想，写成了一些东西，但是没有用，官方底动辄印行几百万份的出版物，三番四覆以自造的理由来攻击，遮掩了他的声音。这回攻击的内幕，我们以后知道了，而且明白：无论拿一时误解或感情激昂，都不足以解释那经过商量和上头命令的伪造事实和思想之实际情况。关于伪造“托洛茨基主义”之事，已有好多签名负责的证明文件（不错，签名的人有好多个，最近已被枪毙了。）
红军底创立者，几个月之前尚被《真理报》誉为“胜利的组织者”，当攻击开始时还是最高军事会议主席，在军队中和全国人民中都受拥戴的，他本可以来一个武力政变而必得成功。但如此，则是以军人政制代替官僚政制，而使社会主义革命走上以前资产阶级屡次革命所有的轨道。问题不是在玩拿破仑把戏，即使是出于好意。反是应当阻止拿破仑主义。反对派之施行其内部改革政策，并非依靠武力政变，而是按照常用的社会主义方法，即诉之于劳动者群众。托洛茨基离开了军队司令地位，毫不抵抗让人免职，而以党员资格继续奋斗。一切是最后依赖于国际形势的。一九二三年德国革命失败之后（欣尼茨会议，汉堡暴动，撤克斯工人政府被武力解散，冯塞克特将军专政），一种退潮漂过俄国，于是官僚政治得意了三个年头。
[1] 译者按：这些都是法兰西大革命底故事。
[2] 这里我再驳斥一次那种可恶的传说，意在关于这三个人之死加上一种猜测。我是很知道他们动身时的情形的。我是他们的伴侣，当他们在俄国最后逗留时候。我知道他们的死只因为他们自己的急躁造成的意外事件。（译者按：这三人从法国偷往俄国，经过黑海回来，在海中失踪了。）
[3] 译者按：毛林被佛朗哥所枪决；宁则被西班牙斯大林党捕去杀了。（录入者注：此处误，毛林于1936年被捕，1944年获释，1973年去世。）
[4] 这里，他料想错了。他死后不久，政治局除了他的寡妻克鲁普斯卡娅和托洛茨基二人反对以外，都决定恢复那大战初起时尼古拉二世所废除的酒税。伏尔加酒之售卖给苏联预算以一笔可观的进款，但国家因而受了很大的损失。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