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托派刊物《动向》（1939） -> 第四期 相关链接：王凡西
读者通讯
编者〔王凡西〕
编辑先生：
《动向》首三期一起在书店里看到，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在寂寞的香港，这个杂志不能不说是一个新奇的东西。有的朋友对这个杂志恭维，但也有些朋友大骂贵刊的言论是不正确的。但对于我个人，贵刊确乎是一个启示，因为很多过去疑惑的问题，现在似乎是明白了。
不过还有几个问题，希望先生给我解答。
（一）我看到一本名叫《新知》的杂志，关于苏联与德国订立同盟这事情，该刊说完全与苏联的基本政策相符，即是为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利益。同时该刊又说援助中国抗战是苏联与德国订立协定的“主要含义之一”，并且由是用以说明苏联现政府并未放弃世界革命，因为苏联可经过援助弱小民族的反帝斗争而推动世界革命云云。而莫洛托夫在外交报告中，也说“吾人对待非苏维埃国家之外交政策，随时均依照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并存之著名原则”。我真不明白这是什么回事。照理讲，世界大战发生，各国的劳动者必然互相残杀，德国的革命党人，必然会因为史大林与希特勒同盟而拥护后者，因为史大林说这同盟能够“保证和平”。而民主国的革命党人，因为过去苏联提倡人民阵线叫他们同资本家的政党同盟，现在他们当然也跟着资本家去同德国打仗，那末，这些不同国度的革命党人不是互相残杀同志吗？而另方面，苏联又与弱小民族的中国的斗争对象成立初步的妥协，即是说，连《新知》杂志的那位作者所说的用以推动世界革命的仅有的桥梁也不“经过”了，那还谈什么世界革命呢？先生，我太不明白了：苏联现政府与德国妥协而直接促成了世界大战是不是为着“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利益？那末“一国建设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是一个事情呢，还是两个矛盾的东西？《动向》第三期所说的“革命的不断论”是不是与托洛茨基主张的“不断革命论”是一个东西，而这东西与“世界革命”有什么不同呢？列宁为什么说出“与资本国家和平共存”的话来呢？既然这样又有什么“世界革命”可言？
（二）贵刊第三期的《世界动向》里面说苏联这次出兵波兰，为的是军事上的需要，即预防“纳粹党的雄师直逼边疆”，而“危及苏联的安全”，是以“史大林不得不以保护‘同胞’的名义，向波兰要求‘寸土’”。但另方面贵刊又说这次苏联进兵波兰是错误的，完全与一九二〇年时候的进攻不同，但是问题又来了：难道史大林应该让希特勒直迫边疆而危及苏联的安全吗？先生，假使你是苏维埃的领袖，你将怎样干呢？而一个爱护苏联井赞成马克斯主义的人，对这事变应取什么态度？
（三）有些朋友说，苏联进兵波兰可使波兰“赤化”，这对于革命是有利的。在报纸上，也看到波兰成立苏维埃的消息。这究境危模？を料又缺乏，先生能够对这问题作一理论上的推测吗？
（四）八月廿七日的路透社与哈瓦斯社的电讯，说驻中国的苏联大使要求中国当局停止在重庆公演苏联出品之反纳粹映片，又说莫斯科城中反法西斯视频书籍已完全绝迹。这是否可以容许的呢？这就是所谓“政治上的投降”吗？
※ ※ ※
矛盾斗争是社会进化的动力，我极相信这句话。但是近来中国文化界却不幸缺少了这种有生气的斗争现象。杂志图书虽多，但完全是“人云亦云”，即使这“人云亦云”的东西是真理，那也是寂然无味的。这种现象不但是中国文化退后之表征，而且是抗战中的中国文化界的耻辱。贵刊披着批评斗争的衣甲上场，这将在中国文化上留下一个可纪念的痕迹。我希望先生等加倍努力，以使《动向》成为新的《新青年》，成为进步的“新启蒙运动”的前锋。
写到这里，偶然想起一个问题，请先生解答。这就是：为什么现阶段的文化界缺乏应有的活泼的现象？社会的矛盾仍是存在着，但为什么反映这社会一切实质的文化只见到千篇一律的东西？
末了，谨致
民族解放的最敬礼。
读者陈子邦于香港
十月十二日
子邦先生：
你所提出的几个问题，兹择要解答于后：
（一）德苏协定成立后，为史大林政策作辩护的诡辩，是太多了，《新知》的论调就是这种诡辩的主要的一种。
说德苏协定与列宁建立苏联的基本政策相符，那完全是说谎；但说与史大林的基本政策，即由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立场发出的政策相符，则是不错的。因为自一九二四年以来，史大林的苏联政策完全与列宁的苏联政策成了前后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向。《新知》的论调含糊其词，混同了这种不同。
列宁政策的基本立场是世界革命；世界革命的含义是不自限于一个国家，而要以苏联为大本营去发动、组织、指导别国的无产阶级，实行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因为他认为只有全世界的，至少是某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成功，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达到最后的成功，否则苏联要想保持其社会主义制度之存在都不可能。列宁的这样立场，就是经马克斯指明而由托洛茨基所发挥光大了的不断革命论的立场，这样立场在列宁的千百的文章与讲演词中都表现着。至于史大林政策的基本立场，则是在苏联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名词的含义是：即使世界工人阶级的革命不成功，只要资本国家不对苏联实行军事干涉，那末社会主义的社会即令在苏联一个国家之内也能建设成功。这思想是列宁死后，一九二四年才发生的。后因各国革命相继失败，更增强了史大林这一种自信，他要以任何代价来建设苏联的“一国社会主义”，甚至以各国革命来和各国的统治者做买卖，借以易取苏联国境的安全。过去的“人民阵线”，以及最近的德苏协定，都是史大林这种理论的表现。这样看来，史大林政策与列宁政策是根本违反的。
莫洛托夫说，德苏协定是“依照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与资本主义和平并存之著名原则”而成立的，这话根本就是一个弥天大谎。列宁从来没有定下过这样反动性的“著名原则”，反之，列宁曾千百遍指出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世界之不能两立性。至于说德苏协定的“主要含义之一乃是要援助中国抗战”，这更是胡说八道。如果史大林拉不住日本，而不得不仍旧援助中国抗战的话，那也只是它外交上的必要，并不是什么“经过援助弱小民族的反帝斗争来推动世界革命”，什么是世界革命？这对于史大林政策的决定，早已不起丝毫作用了，即使退一万步说，史大林还是想“推动世界革命”的，难道可以使英法的共产党全被摧毁，使德国的工人阶级拥护希特勒，而一方面却“经过”弱小民族来“打击帝国主义”的吗？如果史大林真像《新知》这位糊涂编辑那样想法，那简直该送进疯人院去了。
（二）本刊第三期《世界动向》里说，最近苏联出兵波兰是为了保护边境而不得不然云云，是就史大林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政策之后果而说的，史大林的倾向于闭关自守的驼鸟政策，已经把希特勒的军队引到苏联边境了，这时依照史大林的道路，他不出兵自保还有什么好办法呢？又说苏联进兵波兰是错误，是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立场说的，因为这进兵的作用只是史大林想鱼肉别的民族以图自保地位，而不是为了世界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这与一九二〇年苏联进兵波兰完全不同，那时进兵的主要目的在于响应那未被完全镇压的波兰革命，与促起德国的革命。讲到真正社会主义者，如处在苏联领袖地位，对于这一问题的态度应该怎样？对于这个问题简直是不能回答的，因为我们如果根据着列宁时代的历史及其所确定的原则来予以假想的回答，那必须以一个荒唐的假定来作前提，即苏联在过去二十年所实行的虽然是列宁的正确路线，但仍不免陷于目前的境地。其实这是必无其事的。目前史大林所处的困难境地，乃是他十余年来“一国社会主义”、“第三时期哲学”、“人民阵线”等破产政策的必然结果。谁如果在过去十余年间拥护史大林的这些政策，那他在目前便不得不走与史大林同样的道路。所以只问在这一个问题上，一个正确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怎样办，那是难于答复的。如果这位“正确的社会主义者”能够执掌苏联的政权，那首先必须完全抛弃史大林的政策，清算他过去的罪恶。一方面，设法以兵力保卫苏联的安全，以防御法西斯的侵略，不得已而须进兵波兰的话，那也必须向全世界尤其是苏联本国及波兰民众宣布进兵的意义，叫大家都明白进兵的限度与目的，不至于因此而紊乱了国际革命的阵容。但史大林这次之向波兰进兵，完全用了帝国主义者的办法，与希特勒并无二致，这是克兰林宫官僚们欺骗了苏联与世界民众而蹂躏了波兰民众，其结果各国共产党当然只有莫知所措了。另方面，立即抛弃对法西斯投降的政策，恢复苏联的世界革命传统，立刻发动德法英的革命号召，以图根本解除这些国家对于苏联的威胁；同时彻底解放史大林对苏联民众的压迫，叫他们知道苏联的危机而群起合力自卫。第三国际及苏联已被史大林政策腐败了摧残了十多年，这样态度的根本转变，在国际当然难收一时之效，但在苏联国内是可以发动民众的伟大自卫力量的。处在目前的状态下，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三）说苏联进兵波兰于革命有利，是很错误的意见之一。一国的革命应该由本国的民众自发，决不能从上面或从外面来“实行”的，当然国际主义的红军可以越过国界去帮助别一国民众的自发革命，但必须当该国发生革命的时候，否则，邻国的进攻，反而有益于资本家爱国主义的宣传。波兰境内的乌克兰区的“苏维埃”之详情我们虽然不清楚，但可断定那不过是苏联官僚层联合波兰的一部分社会上层分子在波兰民众头上所玩的一种把戏，这对于波兰的全部民众有利益当然是谈不上的，你在哪国历史上曾见过民众不用自己力量去斗争而就能被统治者抬到天堂上去的？如果说苏联进兵波兰“于革命有利”的话，说的是可以促进波兰的经济与政治进步，那或许可能，但这也不过与帝国主义侵入一个殖民地以后的好一方面的结果一样，你能因此而就赞成帝国主义的侵略殖民地吗？
（四）这当然是政治上的投降。这投降的意义是：史大林为了与希特勒勾结，而不惜把全世界的反纳粹运动摧毁，不惜在各国的反纳粹思想上“焚书坑儒”，世界革命云乎哉！你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我不想再事回答，因为在本期中有两篇文章：《抗战与思想》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浮沉》，已经部分答复了你的问题了。
编者
编辑先生：
在《动向》第三期里我得知史大林治下的苏联变化无常的前因与后果，这是我素来急欲知道的问题。我一向对于人家叫得天花乱坠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一国内已完全胜利了，和一大堆“阵线”的言词都起了疑心，因为我不相信苏联所有的创造者（除列宁自行早死外）都成了破坏苏联的法西斯的走狗，而革命的只剩下史大林一个人。也不相信“和平阵线”这个虚伪的集团能够产生真正的和平。但我只是怀疑而已，因为在发霉的氛围里我没有得到一个清醒的人帮助我理解，也没得到任何一本真正马克思主义的报章或杂志的指导，使我往往在事情过后，才稍稍明白过去的事情。
大战发生后，情势的演变推使我由满腹怀疑而走向傍徨无主，由傍徨无主而逐渐觉悟起来，现在根本唾弃了那些卑劣可恶的人，即当我说西班牙革命的失败也许是人民阵线政策所招来时对我刻薄仇视的那些人。
读了《动向》后，我完全倾向于《动向》的观点，我简直融化在《动向》的言论里。但可惜《动向》出版的日期相离太远了，我主张尽可能的缩短出版日期，不然至少每期要多多增加篇幅，我觉得我们现在极需要吸收新的认识和得到新的指导。
末了我有两件不大了解的问题，请问：
（一）苏联进攻波兰是一种罪恶，而这种罪恶的负责者我认为不是苏联的民众，而是史大林。假使我是一个苏联的人民，那么我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和采取什么方法加以挽救？
（二）波兰已被德苏瓜分了，我们对波兰国应采取什么态度？
这两件问题，最好请在第四期上对我们解释。
读者潘广勋上 十月十六日
广勋先生：
读了你的信，很使我们感动，因为在这个年头，我们这刊物竟能有你这样一个读者，简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动向》出版的日期诚然太长，但你要知道，替我们这刊物撰稿的人是很少的，这几位撰稿人同时又得自己去找饭吃。所以一月一期，已经累得这几个人满头大汗了。不过既然我们的呼声不是落空，我们也深信不会落空，那我们总要尽力来副《动向》爱护者的期望。
你的第一个意见很对，这次苏联在波兰所执行的罪恶政策自然是史大林所代表的官僚层的，而不是苏联民众的罪恶。假使你是一个苏联的人民，无疑地应该反对这种政策，最主要的，应该反对目前史大林所进行的绝对秘密的外交方式，要求在全体劳动人民的监督之下进行一切外交谈判。此外当然要清算史大林执政以来的一切罪恶政策，并主张以真正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官僚专政，借以采取紧急办法来发展国际革命，来保卫苏联。
关于第二个问题，真正社会主义者当然不必关心于希特勒或史大林所设的傀儡国，也无须注意巴黎成立的“波兰政府”，他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波兰民族与乌克兰民族的自决，应该让这些民族的劳动大众决定自己的命运，建立自己的苏维埃共和国，社会主义者不仅反对德国，或英法吞并这些苏维埃共和国，同时也反对史大林官僚将它们强奸。
编者
编辑先生：
大战爆发后，国际情势演变的迅速和复杂，确曾一时使人难以捉摸、混乱；惊讶与无知的空气，也一时紧张起来。在这个时候，《动向》的大战专号，如一颗流星出现了，划破了黑夜的长空，多么使人庆幸！
照本人看来，几篇论战争文章，都有其独特之处，尤以南冠君一文，以唯物史观的眼光，从经济的状况去分析与预测这次大战的现状及前途，其稳健，确彻与勇敢的态度，委实“为一般杂志报章中所不能找到”，令人读之仿佛如重见天日！其他如别开生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文学的预测》，意味深浓而有趣的《德苏协定的东鳞西爪》等，在在都足使人愈读愈有味焉。
《动向》无疑是充分反映了人群的要求，其存在将必为多人所拥护，但另一方面也免不了要为一部分人所仇视。我敢相信，当《动向》的生命还握在这部分人的手中时，将很有可能而且不难为之断送，先生不可不预为计也。专此敬祝
撰安
读者刘世铨上
十月九日
世铨先生：
谢谢你对我们所表示的关切之情。《动向》诚如你所云：是“免不了要为一部分人所仇视的”，而且早已见之事实了。我们在上海遭遇到的困难，说起来真叫人切齿，从中国的公共敌人那里来的威吓与压迫，那是无足怪的，因为，希望敌人仁慈的只有那最没出息的奴仆。可是一部分自命“前进”的文化人，却也在替中国的公敌服务了，这是令人痛心的。《动向》问世以来，这班所谓“文化人”也者从没有和我们做过一次公开的论辩，而只是鬼鬼祟祟地，躲在阴暗里，用许多卑劣手段，想叫本刊不能与读者见面。这还罢了，最可恨的是香港的一件把戏。本来香港的《动向》，是托某书店独家代售的，发售以来，颇为香港的读者所欢迎，但这却使一部分以愚弄青年为专业的“文化人”恐慌了，据说有一位“最有地位的文化人”，跑去“善意”劝告那家书店的老板，请他不卖《动向》，结果压力奏了效，香港的读者就买不到《动向》了。
我们是没有“地位”的，自然不能和这班大人先生抗衡，不过我们相信真理，更相信大众会认识真理，所以我们要向你，同时也向所有的读者控诉，试问《动向》对于中国民众的解放事业是否有害？如果你们认为有害，那我们愿意自动停刊。如果说是有益的，那末为什么这班“文化人”不拿他们的“地位”来向那些主张屈服的大批刊物施行压力呢？我们希望读者们能主持公道。
编者
编辑先生：
昨天我们刚进课堂，一位同学便拿着两本《动向》告诉我们说：“第三期《动向》出版了”。先生，我们引领以待为时久矣！当时我们比得了什么都还要欢喜。
再三翻读后，关于战争的问题，我们得到了很深刻的印象；今特书此数行，表示我们完全同情并拥护贵刊对于战争所持的态度。
在不久以前，有人曾告诉我们史丹林是怎样一个了不得的革命家，他怎样配称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十月革命的老元勋，除史丹林之外又怎样的都走向了反革命的道路……等诸如此类的论调，我们会一时被蒙蔽了而有几分相信了的。但当人家还真真实实不屈不挠的在奋斗时，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却彻头彻尾的投入了希特拉的怀抱，以帝国主义的手段与希特拉将波兰“平分春色”了！
这些向群众眼中撤沙的论调，现在都在事实面前迎刃而解，这是很明白的，但这只能使我们知其然，及贵刊第三期问世，我们才找出其所以然来。既知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了，以后怎么办呢？这一点《动向》还未能使我们满足。……
……现在我们再提三个问题请先生解释：
（一）怎样才能实现一个“永无战争”的社会？
（二）“第三国际已死亡了”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怎样走向新的领导？
（三）怎样才能使民众奋起参战，挽救抗战的危机？
这三点请先生予以答复，以示迷津。末了，我们向先生致三个挚诚的敬礼！
读者陈伟坚、陈邦耀、张秉诚上
十月七日午
伟坚、邦耀、秉诚三位先生：
你们的来信给我们以甚大的鼓励。由此我们更相信左拉的名言：“真理在前进中”！我们的《动向》纵然处在逆流之中，也还不是孤独的！
来信所说的第一个问题，实在范围太大，这是要拿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来答复的。在这里我只能介绍几本最重要的书给你们：《论世界大战》（列宁著，亚东书局）《从二月到十月》（列宁著，生活书店），《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托洛茨基著，先锋书店）。
以上三本当然不过是全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一个极小部分。如果你们有志于斯，不妨继续研究马、恩、列等人的基本著作。
第二个问题，可参看本刊本期南冠君的论文。
第三个问题，倘编者站在中国人民一份子的立场上说，那我认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应该是充实并改正抗战的领导机关，即召集普选平等全权的国民会议，借以实行革命性的抗战纲领，其中应以土地问题之解决为重要内容；因为不彻底解决土地问题，那末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大众是不能积极参加抗战的；其次，就要彻底改善工人与一切劳苦群众的生活，要根本取缔奸商、地主以及不良官吏的欺诈与压迫。这一切，我当然不能详答，我希望本刊的撰稿人中，能为这问题写出一篇专论来。
编者
编辑先生：
在瞬息万变的时局中，《动向》每期对其变化之逻辑进程之预言，都具有先见之明；德苏关系问题是一个显明的例证。德苏协定前贵刊的创刊号对该问题的估计，至今更表现它的全部真确性。我们已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相信，真理是属于《动向》这方面的。
《动向》属性的丰富，已为读者所周知，鄙人不欲也无需逗留在这一点上。今有两点问题。这些问题我个人认为在《动向》里是有加以明白向我们指出之必要。
一，“《动向》的基本态度”，既“偏重于思想学术的批判”，而“彻底批判”的结果，又得出在史大林官僚把持下的苏联，已日渐堕落；大战的发展，很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成为“反共的十字军”，共同进攻苏联……等的结论。那末，我们应该怎样将苏联从史大林官僚的统治下挽救出来？又怎样去保卫这个工人国家——苏联呢？
二，德苏协定助成了这次大战，并促进第三国际各国组织的分崩离析。而苏联国内将会因之引起若何变化没有？有则其影响于各方面又若何？
以上两点愿能予以指示！
敬礼！
宇渊上 十月十四日
宇渊先生：
对于你的两个问题解答如下：
（一）如就“我们”，即中国的劳苦大众的立场来说，挽救苏联的方法，只有凭我们本身的力量，假使借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靠我们“本位努力”，这话怎么讲？即是努力促成我们抗战的胜利，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因为中国的劳苦大众，只能以自己的解放，来帮助苏联工农之觉醒。不过为要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首先又必须尽量暴露史大林的党羽在中国实行的反动路线。
（二）史大林这一次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在苏联民众中的反应如何，是可想而知的。这儿我只想告诉你一件事实，此次德军进攻波兰的时候，莫斯科广播电台用两种语言来报告消息，德语的报告完全帮希特勒说话，而俄语报告则显然偏袒民主国家。由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看出苏联民众对这转变所能表示的态度了，不过它究竟能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还不能加以推测。现在所能预断的，只有：苏联拥护革命传统的工人大众与史大林官僚间的冲突将更加尖锐，自发的左派（即史大林之所谓“托派”）势力将迅速抬头；但另一方面，具有法西斯倾向的右派官僚也将从事进攻，企图彻底完成资本主义的反动。在最近将来，莫斯科恐怕又要导演“张伯伦或达拉第间谍的审判案”了吧？这将是彻底反动的警号。
编者
感谢 先知在1917 录入及校对